【編者按】王維玲（中國傳記文學會會長、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群山》還記述了陜北特委遭破壞，6位委員被捕后怒斥敵人，受盡酷刑，始終堅貞不屈，犧牲時高呼口號。寫烈士們被槍殺后，農民群眾不顧生死，奮勇涌向烈士就義的地方，和敵人展開了一場可歌可泣的爭奪烈士遺體的搏斗。最后終于搶回三位烈士的遺體，把他們裝殮安葬。感人地寫出了我黨干群之間的生死情誼。《群山》不僅寫了我黨我軍的許多成功的、感人的經驗，也寫了令人痛心的教訓。這就是1935年王明搞的黨內肅反運動，給陜甘蘇區和西北紅軍帶來深重災難。這場來自黨內的肅反運動比國民黨軍隊的反革命圍剿還兇狠可怕，幾乎把西北革命領導層一網打盡，使西北革命幾乎被夭折、被斷送。在嚴重的生死關頭，多虧了毛主席、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給就要被殺害、被活埋的一大批西北黨、政、軍領導干部帶來生機。如果不是毛主席發出“刀下留人”的召喚，如果不是及時派出王首道、李濤等人先行趕到瓦窯堡處理此事，劉志丹、馬文瑞等黨、政、軍領導干部一百多人早就被活埋了。嚴重的失誤，嚴重的教訓，所造成的不該發生、不可挽回的嚴重損失，叫人痛心，叫人悲憤。作品里寫得深刻，寫得沉重，讓人深思，讓人感嘆，叫人無比痛恨“左”的路線。馬老經歷中的這些驚心動魄的重大事件和生活經歷，以及他的個性特征、鮮明性格、精神氣概和凜然正氣，可以讓我們感觸到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的時代精神，在革命者身上閃現出來的燦爛火花。無論環境多么兇險殘暴，道路多么曲折坎坷，馬老和他的戰友們都經受了考驗，最終勝利地走過來了。讀完《群山》，讓我在無比激動之中，首先想到，這是一部動人心弦的傳記文學作品。這里面描寫的許多人和事，我們也曾聽說過，或從其它書刊中看到過，但看這部作品時，卻給我們帶來了意外的深刻印象和嶄新而難以泯滅的新的感受。我們熟悉的身影，變得更鮮明，更強烈；我們熟悉的身影，變得更深刻，更發人深思。看得出《群山》的作者在撰寫的過程中，是下了功夫的。經過直接采訪、收集和大量的調查研究，作者掌握了許多第一手材料，長期的積累、收集、消化、構思，使作者動筆寫作的時候，視野已經比較開闊；又由于材料無比豐富和充分，寫時就比較從容、舒展、流暢。那些比較復雜的事件，條分縷析地寫得鮮明、清晰、生動、準確，這是很不容易的，是十分可喜的，應該向作者表示熱烈的祝賀。《群山》的創作還啟示我們，生活和戰斗，建設和發展，為我們提供了豐富、厚實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素材。《群山》開了一個好頭，希望作者繼《群山》之后，寫出內容更加豐富的高水準的傳記文學作品，為中國的傳記文學事業作更大的貢獻。原載于《群山》評論集——《群山回響》喜讀《群山》之第三部分第47章:“我提議甘泉這一塊，叫‘紅泉縣’，宜川那一塊叫‘赤川縣’。紅和赤，都是象征革命的意思” 馬文瑞的武裝工作隊和楊森的騎兵團在臨鎮相遇。不久，騎兵團奉命離開東地區，工作隊獨立開展工作。依照陜甘邊特委確定的工作范圍，整整一個春季，馬文瑞率領工作隊足跡踏遍了甘泉、宜川和洛川北部一帶山川林壑。他們跑了數百上千個村莊。白天在山場、村莊里活動，夜里在莊戶人的熱炕頭上，把心里話掏給受苦人，像在解凍的土地上，撒下革命的種子。淳樸的農民把他們的開辟工作也親切地稱之為“鬧紅”，把他們的個別串聯和宣傳工作稱之為“下毛毛雨”。許多莊稼漢成了老馬的好朋友，幾天不見面，就要念叨個不停。 “咱老馬這些天怎沒見來?”一個年近半百的敦敦實實農民說。他坐在點著一盞麻油燈的炕桌旁，手里握著煙袋鍋。昏黃的燈光，照著他那生著黑胡碴子的臉。他周圍坐著的，全是像他一樣，頭上挽著白羊肚子毛巾的受苦人。他們的臉色，都是一樣的黑紅，像用山野里的紅膠泥雕塑的。“劉大哥，我前個到臨鎮趕集，聽說老馬他們近來在云巖、北池子那邊鬧騰哩。地主鄉紳們都怕得跑到宜川城里去了。”一個年輕精瘦的農民說。那被稱做“劉大哥”的人嗯了一聲，一個勁兒地吧嗒吧嗒抽煙。人們看出來，方才的消息，使這個農民信服的領袖式的人物——劉大才心中很不平靜。他正想象著宜川那邊“鬧紅”的陣勢，尋思著咱甘泉這邊該怎么辦?老馬平素對他說過的每一句話，這陣兒都一齊涌到耳邊來。“你劉大才可不能落后，老馬可對你抱著大希望哩。”他暗自對自己說。這一夜，金盆灣劉大才窯里的燈光一直閃到天明。 許多農民都認識帶頭“鬧紅”的老馬。鄉村的識字先生們稱他為救苦救難的“及時雨”宋江。他們的印象中，老馬歲數不大，和和氣氣，滿口的陜北腔，平時總是抿著嘴“笑笑的”，可是一說起話來，就像鐵匠打鐵、石匠開山，句句丁當不離砧子錘背。人們看出來了，老馬他們這些人，厲害就厲害在人家說出來的正是老百姓想說又沒說出來的話。譬如開首那一段日子，馬文瑞經常對貧苦農民們講:窮人要翻身，非先搗爛“保甲制”不可。農民們覺得這話說到點子上了。他們平素受夠了反動保長甚至甲長的欺壓，卻是敢怒而不敢言。原因很簡單，甲長有保長撐腰，保長又有聯保主任、區長、縣長壯膽，而聯保主任、區長們的屁股后面又都跟著背“七斤半”（步槍）的團丁。老馬對此說得很簡明也很形象。他說:“國民黨的反動政權及其走狗，就像一條專咬窮人敲骨吸髓的惡狼，這‘保甲制’就如同是四只狼爪子，惡狼干的每一件壞事情，都離不開它們幫兇。” 經過整整一個春季的秘密串聯、深入宣傳，到桃杏花漫山開放的四五月間，正是莊稼人整地春種時節，東地區普降一場透雨，解除了春旱，這是十年不遇的喜事。老百姓中就傳出話來說:“老馬他們把雨水給咱帶來啦，聽老馬的話沒錯。”他們幾十天的宣傳鼓動工作也像那一場解除了旱情的透雨，終于結出果來了。就在這時候，馬文瑞說:“該動手鏟除‘保甲制’了。”他先派人捉拿懲辦了幾個罪大惡極的反動保長，把他們捆起來，拉到大村、鎮街上游斗，有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干脆下令當眾公審處決。至此，祖祖輩輩埋藏在人們心中的反抗剝削壓迫的仇恨之火，終于聚集起來，沖破嚴冬厚厚的冰凍層，形成了階級斗爭的熾烈怒潮。革命的火焰，席卷著每一個村子，像摧枯拉朽一般焚毀了國民黨反動派“保甲制”的封建統治。 “把農民群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武裝起來。”這是馬文瑞給這一時期的工作提出的行動口號，也是建立紅色革命政權必不可缺的奠基工作。這一系列重要的工作幾乎是在鏟除“保甲制”的同時全面展開的。劉大才他們，立即帶頭在金盆灣附近各村展開斗爭。各村紛紛召開會議，宣布“保甲制”解散。隨即破舊立新，在廣大農村普遍組織農會，建立赤衛軍、游擊小組和游擊隊。平時被人瞧不起、只解開埋頭死受的佃農和長工，成立了農會。他們在地主鄉紳面前說起話來腰板開始挺得板直，口氣也硬起來。地主鄉紳們背后偷著議論他們是“一吹胡子二瞪眼”。馬文瑞鼓勵他們說:“不要怕，說話辦事情，就要像個當家做主的樣兒!”往日只知扛镢頭提鐮刀的莊稼漢，背上居然插著一把吊紅布綹子的“鬼頭刀”，也有肩上扛著纏紅麻纓子梭標的。這類從前對付狼蟲虎豹的家伙，如今專門打擊反動勢力。北池子農民為了發展自己的武裝，和一些“紅槍會”合作，組織了新“紅槍會”。馬文瑞說:“可別小看咱游擊小組這些刀子矛子，反動勢力就怕革命人民手中有武器。我們東地區的老百姓全武裝起來，就是一支幾萬人的隊伍，每人喊一聲，也夠反動勢力受。”他的這些簡短而有力的話，像陣雨前的雷聲，喚醒著山川大地；像斗爭的號角，在群眾中廣為傳播。革命的紅色政權，在這疾風暴雨中迅速地醞釀著，像農民春播的種子，開始生根發芽。馬文瑞決定，抓住時機，盡快成立東地區和縣鄉革命委員會。這在老百姓眼里，可是翻天覆地的大事變!反動勢力也紅了眼，反撲很厲害。一些土豪劣紳抱成團，躲進土寨子里負隅頑抗，縣城里的白軍也時常伙同反動民團出來偷襲工作隊和革命群眾，斗爭因此而變得更加復雜而激烈。在此期間，劉志丹率領紅軍主力，在保安、安定、清澗一帶連連打擊敵人，對東地區的開辟工作是一種有力支援。楊森率領紅26軍騎兵團積極配合，不時出擊周圍幾個縣鎮，使敵人不敢輕易出動。但這些都只是外部的因素。“必須武裝奪取政權!”馬文瑞時常這樣強調。 隨著斗爭的深入，當各鄉開始紛紛成立鄉革命委員會時，馬文瑞感到，僅僅依靠各種農民武裝和警衛隊，已經遠遠不能適應斗爭需要，便著手將在紅槍會基礎上組織的義勇軍，擴編為工農革命游擊隊，任命宜川的老共產黨員黑志德擔任總指揮，趙子明任政治委員。之后又改編為獨立營，有三百多人槍，成為當地一支強有力的武裝。 同時，工作隊分為工作小組下到各村與當地積極分子配合工作。甘泉、宜川兩縣農村各鄉紛紛成立鄉革命委員會，民主選舉革命委員會主席。許多過去的農會主席，在斗爭中顯示了能力和才干，被群眾選為鄉革命委員會主席。隨即又相繼成立兩個縣革命委員會。在縣革委會成立時縣名定不下來，馬文瑞說:“紅色政權的縣名，不要照搬舊縣名了，為了使新開辟的蘇區區別于原先的游擊區，突出紅色政權，我提議甘泉這一塊，叫‘紅泉縣’吧，宜川那一塊叫“赤川縣'吧。紅色赤色，都是象征革命的意思。今后我們的工作重點要放在擴大蘇區上。在宜川與洛川之間，可以再搞一個縣，宜川南塬靠韓城一帶再搞一個縣。這樣，我們就可以開辟一片有數十萬人口的新區，然后再把各級革命委員會轉變為蘇維埃政府。”聽了馬文瑞的話，那個農民朋友劉大才帶頭鼓起掌來，群眾的斗志空前高漲。于是成立了紅泉、赤川兩個縣革命委員會，劉大才當選紅泉縣革命委員會主席，黑志德當選赤川縣革命委員會主席。馬文瑞覺得經過半年多的努力，開辟新區工作的局面已經打開，下一步應當著手成立陜甘邊東地區革命委員會。參加完紅泉縣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后，馬文瑞很高興。當天晚上，當他坐在劉大才家炕上面對著新當選的老百姓自己的“縣官”，會場上的情景又浮現在眼前——全縣各區鄉和一些村子都派代表參加，縣革委會所在的金盆灣周圍各村的農民也都聞訊趕來開會。劉大才親自帶人在村外一座土臺上搭起棚子，像農村有錢人家過大事一樣隆重。各區鄉來的游擊小組和赤衛軍，都背著大刀，扛著紅纓槍，耀眼的紅穗穗在太陽光下像一團團燃燒著的火。即將開會時，馬文瑞坐在臺上，激動地望著那熱烈地涌動著的人群。他還從未見過那被苦光景折磨了一輩又一輩、永遠凝結著愁苦的莊稼人的臉，會像眼下這樣，如山野里怒放的桃杏花似的興高采烈，如藍天里高飛著的木鴿子一般揚眉吐氣。唯有翻身解放才能創造如此驚人的奇跡!連七八十歲老漢、老婆婆的皺紋密布的臉，也都笑得像四月里的梨花一樣舒展。當剛剛當選的縣革命委員會主席劉大才宣布請中共陜甘邊特委代表講話時，馬文瑞興奮地站起來，就聽臺下響起了潮水一般的掌聲和歡呼聲。這聲音，使他想起了那年冒著雷雨立在大理河邊看山洪暴發，想起了那回在黃河畔上觀潮，只是這陣勢、這力量，比那大自然的偉力更加激動人心。他看到許多人臉上掛著眼淚，實在叫人說不清究竟這眼淚是酸、是甜、是苦、是辣，他自己的眼睛也模糊起來…… 眼下，兩個朋友——馬文瑞和劉大才，又像以往那樣，盤腿坐在那張白木炕桌旁邊。一盞昏黃的油燈，把溫暖柔和的光暈一圈圈地擴散開來，直到兩個人親熱地拉著話的身影都被清晰地映照到黃褐色的窯墻上。窯外的世界是靜謐而安寧的。遠處河溝里的流水淙淙有聲，伴隨著山風隱約送來的陣陣林濤，更使梢區農村的夏夜顯得清爽宜人。大約后半夜了吧，院子里的牛羊牲畜已經聽不到反芻嚼料的聲音。兩個朋友仍然很親熱地拉著話，由窯窗外面看得清楚，那一桿小煙袋鍋不時地在油燈上點著了由這邊遞到那邊，又由那邊遞到這邊。這煙袋鍋也就像農家土織布機上的梭子，帶著一根感情的線穿梭往來，在共產黨和老百姓之間，織著一張密不可破的網。“大才，從今往后，紅泉縣這幾萬老百姓，靠你帶頭了。” “嗯，自從你那天提出要我當縣主席，我就覺得擔子不輕。黑夜躺在炕上，心里盤算過來盤算過去睡不著。咱劉家人老幾輩子除了種地戳牛屁股，沒出過識文斷字的，更沒當‘官’理事的。你說要我預備當縣主席，咱心里不安穩。這‘主席’就是從前的‘縣長’嘛，老百姓的父母官呀，可不是鬧著耍笑兒的。弄得不好，丟共產黨的臉面不算，叫刮民黨笑話那可不得了。再說……咱如今還不在黨……老馬兄弟……” “老劉，我說過，老百姓舉手選你，你就當，放心大膽地當。你精明能干，又有群眾擁護，黨隨時都會給你撐腰。” “老馬同志，你說，我……我劉大才咋還不在黨呢?” 馬文瑞笑著說:“按黨章規定，你申請，等條件成熟，組織批準后，就是共產黨員了。” 劉大才聽了，顯得既羞怯又有些焦急，想說什么，口張了幾張，又用煙鍋嘴子把話堵了回去，低下頭，瞅著微微跳動著的燈焰，吧嗒吧嗒一個勁兒吸煙。馬文瑞看得出，這個精明強干的農民兄弟，這個剛剛當選的縣革命委員會主席，又給自己確定著更高的革命目標。這個在共產黨的感召鼓動下，帶領團結在他周圍的貧苦農民兄弟不顧一切地造舊制度反的農民，他在斗爭的實踐中，在黨代表馬文瑞及其他工作隊員們身上，看到了共產黨員的崇高和英明，進而意識到了鬧革命不加入共產黨不行。這使得馬文瑞心中欣慰，也更加看重這個直爽而淳樸的劉大才，心中叮囑自己，要盡快培養劉大才入黨，把開辟新區的工作和黨組織的發展工作緊密地結合起來。他再次告誡自己，咱這可不同于李自成、張獻忠帶領農民造反，而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革命。咱要建立的是工農民主政權，而不是封建王朝的改朝換代。像劉大才這樣的新政權領導人，包括那些區、鄉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必須具有無產階級革命覺悟，必須盡快培養他們成為堅定不移的無產階級先鋒戰士。 就這樣，面對一個極為莊嚴的問題，兩個朋友同時陷入了沉思。他們在沉思中迎來了村子里第一聲雞叫，迎來了東方的曙色。 紅泉、赤川兩縣革命委員會的成立，標志著東地區的紅色政權已經公開宣告誕生，標志著廣大的農村已經由白變紅。共產黨領導農民揮舞刀槍在鄉村“造反”，反動勢力聞風喪膽，但反動本性又決定著他們對革命的抵制和反撲也是愈演愈烈。地主鄉紳們在革命的浪潮中無法度日，大些的帶著金銀細軟，連夜逃到延安或甘泉、宜川縣城里躲起來；中等的便秘密串聯結伙，帶著武裝民團溜上就近的土寨子負隅頑抗；唯有小地主鄉紳在村里磕頭作揖向革命群眾禱告求饒。他們從此賬也不敢再放，地租也不敢再收，整天提心吊膽，瞅著貧雇農的臉色過日子。村鄉革命委員會掌握一切大權，處理一切事務。馬文瑞帶人在兩縣各村巡視工作，看到這種狀況，心中很受鼓舞。 這天，他帶著警衛隊來到赤川縣北池子村開展工作。這里的革命形勢發展很快。縣革命委員會主席黑志德正在匯報情況，突然村子四周傳來一陣槍聲。哨兵回來報告說:“村里有一戶地主，父子倆表面上擁護革命，實際上是敵人安插在村里的暗探，你們一來，他們立即給敵人報了信。”當下，宜川城里的白軍和反動民團一齊出動包圍了村子。當時槍聲大作，情況十分緊張。平素沉穩文靜的馬文瑞突然變成一個果敢的軍人。他伸手由腰間拔出手槍厲聲命令警衛隊集中力量迎擊敵人，乘敵人立腳不穩，情況不明，打他個措手不及，朝北沖開一條血路。恰好迎頭遭遇的敵人是一支民團，毫無戰斗力，經警衛隊猛烈一沖，頓時潰不成軍。馬文瑞他們乘機沖出敵人的包圍圈，又掉轉槍口，同由東邊進入村子的白軍一個排接火，經過激戰，敵人丟下十幾具尸首，狼狽退回宜川城去了。趕走了前來偷襲的敵人后，馬文瑞親自帶著警衛隊直奔那戶地主家里找那父子二人算賬。出來開門的是地主的老婆，一個穿著綢襖綢褲、打扮得妖里妖氣的女人。 “人呢?”黑志德走上前厲聲喝問。這個很能帶兵打仗的漢子顯然已經怒不可遏。他覺得這狗地主父子簡直是在上級面前給自己臉上抹黑，丟的是赤川縣紅色政權的臉! 那妖女人原本打算把“農會”的人應付走，不料一開門卻見領頭鬧紅的老馬和黑志德帶領一群端槍的紅軍怒氣沖沖堵在套門口，早嚇得渾身抖糠一樣站立不穩，又見縣主席的黑臉上雙眉如劍、目如銅鈴，哪里還敢撒謊，忙說:“他……他父子，在……在……后院里。” “走，帶路尋人!”警衛隊長拖著那女人的胳膊便往后院走。眾人隨之穿過一道腰門，蜂擁而入。到了后院，地主的老婆抬手顫抖著往柴火房里一指，幾個警衛戰士立即端槍沖了進去，但搜遍了角角落落也不見個人影兒。黑志德目光在院子里一掃便用下頜朝紅薯窖一努，幾個戰士立即掀起窖口蓋著的石板，朝著黑咕隆咚的窖下面喊道:“出來!不然老子就甩手榴彈!”里面到底沒有回音。兩個戰士便提了手槍飛快地踩著窖壁上的腳窩下到窖底，搜查的結果，竟然沒人!“嘿，日怪，這甕里還把鱉走了?”警衛隊長搔著頭皮，直瞅黨代表。馬文瑞自踏進地主家的院子，緊繃著嘴唇，一句話也沒說，眼睛卻異常機警地在四處搜索。地主父子的罪惡勾當，使警衛隊犧牲了兩名戰士。這使馬文瑞大為惱火。“這些反動分子，不殺不足以震懾敵人，平息民憤!”當他帶著警衛隊往地主家里走來時，一路上頭腦中反復出現著這個念頭。說實話，他是歷來主張做反動派內部的瓦解、教育和爭取工作的。他經常對同志們講，不到非殺不可的地步，最好不要殺人，不要把能教育爭取的人趕到絕路上，逼到敵人那邊去。可這一回，看來是非動刀不行了。最近，宜川城里的白軍和躲進土寨子里的土豪劣紳經常出來搗亂騷擾。看來，今天要再不動手，不給敵人一點顏色看就是軟弱，敵人必定會得寸進尺。另外聽說宜川南塬有個土寨子，上面住了許多土豪劣紳，有民團把守著，經常出來禍害老百姓。周圍的老百姓都希望除掉它……再說警衛隊在地主家的后院里搜了個底朝天，也沒有找到地主父子的影子。無奈，只得審問地主的老婆。那女人一見紅軍和赤衛軍的大刀和槍口，明晃晃黑糊糊沖著自己的腦門子，早嚇得魂不附體，跪在地上就尿了一褲襠，嘴里連連說:“不知道，真……真不知道，不知道，真不知道。”馬文瑞見狀，上前制止說:“不要逼問了，她很可能不知道。人是長腿的，可能我們進門時溜到什么地方了。”嘴里這么講，心里卻想，后背墻和兩鄰家都安排有人，能溜到哪里?他仔細地把后院瞅了一遍，只見豬圈那邊，老母豬剛下了一窩豬娃，不停傳來小豬驚恐的叫聲。他手按著腰間的手槍，慢慢走過去，發現母豬頭對著豬窩口子，驚恐地直哼哼，便小聲問黑志德：“豬窩里查看了沒?”“查過了，再說那么小，也藏不下兩個人。”馬文瑞圍著豬圈走了一圈，又發現圈里的豬窩，有一半伸到圈墻外面，因上面垛著柴草，看不清晰。馬文瑞派兩個戰士下到豬圈里用柴棍朝窩口里一捅，便聽里面“哎喲!”一聲呻吟。“出來！不出來放火燒!”“別，別燒，別燒!”地主父子連聲求饒，頂著滿頭柴草狼狽不堪地由臭氣熏天的豬窩里爬出來，立即被五花大綁著帶到村中廣場早已布置好的公審會場上。面對黑壓壓的憤怒的人群，黑志德主持大會，馬文瑞親自宣判。沒用一時三刻，就把那給敵人當暗探的地主父子拉到村外處決了。消息傳到各村，那些留在村里卻賊心不死的小地主，再也不敢給白軍和反動民團通風報信了。殺了北池子的地主父子，馬文瑞立即召集南塬、北塬各鄉革委會和赤衛隊負責人，謀劃攻打寨子。馬文瑞說:“反動派這東西最是欺軟怕硬，我們不能老等著敵人出來騷擾搗亂時才動手。往后咱們要帶領民眾，主動出擊，把敵人在各區鄉把守的反動‘土圍子’統統給他敲掉，把縣城孤立起來，把敵人困死在城圈圈里面。”第二天夜里，乘著天黑，馬文瑞親自率領赤衛隊和附近各村農民群眾兩千多人，去打南塬土寨子。他事先要大家每人準備兩件東西:一件是武器，再一件是檸條火把。那一夜天陰著，塬上風很大，露水也重。五黃六月天，人穿著單衣還有些冷，但人們的心是熱火的。馬文瑞、黑志德和警衛隊的戰士們走在前面，赤衛隊緊隨其后。許多農民和赤衛隊員沒有槍，就扛著大刀、紅纓槍，更多的人扛著老镢、鋤頭。人們乘著天黑，悄悄摸到寨墻四周，埋伏下來。這時已近拂曉，天空的烏云被風吹開一條縫兒，露出幾顆星星，像有幾只眼睛在窺視人間這一場即將爆發的正義與邪惡的生死搏斗。透過微弱的星光，人們隱約看見寨墻上有背槍的團丁瑟縮著身子抱著手臂走來走去。有兩個團丁走到一起，便停下來，點一鍋旱煙，嘴里罵罵咧咧著又連連打著呵欠，無精打采地躲進碉樓里去了。馬文瑞看看天色，覺得時機已到，立即命令各段點燃火把。暗夜里，幾千支火把突然燃燒起來，火借風勢，越燒越旺。轉眼之間，仿佛一條火龍，從天而降，把個土寨子團團圍住。火光里，千百個憤怒的聲音一齊大喊:“寨子里的人，我們是紅軍，你們被包圍了，快出來投降!”一時間真正是火光沖天，喊聲震地。兩個站崗的團丁鉆出碉樓一看，慌忙胡亂放了幾槍。早被警衛隊的神槍手兩槍結果了性命。此時，天已微亮。寨子里的民團聞聲，慌慌張張提槍登上寨墻，一看黑壓壓來了那么多“隊伍”，嚇得抱頭鼠竄。馬文瑞高喊一聲:“刨寨墻!”帶農具的農民便一擁而上，沖到寨墻根，揮舞镢頭、鋤頭刨了起來。土豪劣紳從夢中驚醒，有的提著褲子、光著身子在寨院里亂叫。攻寨的隊伍刨開寨墻，沖進去，民團團丁們早丟了武器從一條地下通道逃之夭夭。土豪劣紳只好跪在地上向“紅軍老爺”求饒。攻下了土寨子，人們的熱情依然很高漲，馬文瑞當即帶領大家用老镢頭把土寨子刨平，把寨土推到河溝里去，一鼓作氣，徹底消滅了這個危害一方的反動“土圍子”，解放了大片土地。經過苦斗，整個赤川縣、紅泉縣除宜川、甘泉兩座孤城外，大部分成了革命委員會的天下。忽培元，祖籍陜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傳記文學創作與研究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散文學會理事、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書畫院副院長。現任國務院參事。 主要作品有文學傳記：《蒼生三部曲——群山、長河、浩海》《耕耘者——修軍評傳》《百年糊涂——鄭板橋傳》《難忘的歷程——延安歲月回訪》《劉志丹將軍》《謝子長評傳》《閻紅彥將軍傳》等；長篇小說《雪祭》《神湖》《老村》《鄉村第一書記》；中篇小說集《青春記事》《家風》，中短篇小說集《土炕情話》；散文集《延安記憶》《人生感悟》《毛頭柳記》《大慶賦·鐵人銘》《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記》《秦柏風骨》《山秀珍》《義耕堂筆記》；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和詩集《北斗》《開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軍評傳》分獲第一屆、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長篇）；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獲中華鐵人文學獎。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在國外出版。反映當代生活的長篇小說力作《鄉村第一書記》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編成同名電視劇。
【編者按】王維玲（中國傳記文學會會長、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群山——馬文瑞和西北革命》的意義正如它的書名《群山》一樣，山巒疊嶂，巍巍深遠，是一部內容豐富、史料翔實、以史鑒今、以史育人的有價值、有意義的傳記文學作品。《群山》從20年代馬老14歲入團參加革命寫起，一直寫到40年代末全國解放為止。寫了馬老在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不同歲月、不同年代、不同內容的革命經歷和革命活動，真實地、歷史地、生動地展示了一個老共產黨員、一個老革命家對革命事業的自覺貢獻和不朽功勛。 西北地區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發生了許多威武雄壯、可歌可泣的重大歷史事件，涌現了許多扣人心弦、為世人永難忘懷的英雄人物。無論是這些英雄人物，還是那些重大的歷史事件，都在有力地推動中國革命事業前進，推動歷史發展，都應該青史留名，光照后世。《群山》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我們這個愿望，它通過馬老的革命經歷和革命活動，讓我們真實而生動地看到了西北革命根據地、陜北游擊隊、陜北紅軍的建立、發展、壯大、勝利的艱苦行程，生動感人地展示了劉志丹、謝子長和西北地區眾多的黨、政、軍領導人的事跡和貢獻，犧牲和奮斗，品質和作風，精神和風貌，及中國革命領導中心奠基陜北后，馬老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任弼時、彭德懷、董必武、賀龍、王震等領導人的直接接觸和親身經歷的一些感人的事跡。所有這些，從史料價值上來說，是非常珍貴的；從藝術價值上來說，具有獨特的角度，獨有的內容，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所以我說，《群山》為我們提供的不僅僅是馬老的生活道路、革命經歷、思想發展、個性特征、成就業績，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我國革命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一個重要地區的革命的誕生、發展、壯大、勝利的歷史進程，這是這本書的價值所在。 讀過《群山》，我感到在《群山》記述的眾多人物之中，謝子長、劉志丹、任志貞是最突出、最感人的。雖然都是從馬老的角度展開，雖然寫的都是一些片斷，但卻有許多寫人敘事的情節段落，描繪得有聲有色，頗為生動，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陜北特委成立時，馬文瑞第一次和謝子長見面，從此二人相識相交，親如兄弟。作品里寫謝子長要馬文瑞幫忙寫戀愛信，馬不給寫。謝子長伏在炕桌上專心致志地給史秀云寫信的場面，是那么喜人有趣，那么輕松自然。當時敵人正到處通緝捉拿“共匪頭目”謝子長，可謝子長此刻卻在這兒從容不迫地給自己心愛的人寫戀愛信，巧妙的構思，一下子就把在白色恐怖環境中，謝子長的熱愛生活、樂觀精神、大無畏的英雄氣概通通地表現出來了。在作者的筆下，30歲的謝子長和20歲的馬文瑞，一個是搞武裝斗爭的軍事領導人，一個是從事地方黨和群眾工作的領導干部，一個性情豪爽，心直口快，一個沉靜溫和，不茍言笑，兩個人是那么知心融洽、和諧一致。作品里有一個細節十分感人，謝子長與馬文瑞分手時，依依不舍，謝子長把他自制的、心愛的、一直帶在身上的椿木小煙鍋送給馬文瑞留念。那情那景太動人、太深刻了。這個小小細節一直埋伏到謝子長犧牲。馬老每每看到小煙鍋，就無比懷念親密的戰友和兄長謝子長。一個小小的細節，表現了一對知心的生死戰友之間的深厚情誼，這感人的細節，把馬老與謝子長之間的那種戰友的親情、深情、友情生動而深刻地表現出來了。 還有劉志丹，在《群山》里也寫得很出色。劉志丹待人和藹、謙和、坦率、親切，讓人很難相信他是陜北特委軍委書記，是西北紅軍的統帥。慢慢地從作品中就感覺到，他不僅有軍事指揮將領的胸懷和才智，而且有堅定的黨性和極強的原則性。他的這些特征，他的氣概、風范和形象，會讓你猛然醒悟到，為什么貧苦的農民情愿拿出身家性命，冒犯官府王法，也要跟著劉志丹鬧革命的原因和道理。劉志丹是在親臨戰斗的第一線，觀察敵人陣地時，被敵人的冷槍擊中而犧牲的。作品寫馬老懷著難忍的悲痛，在為劉志丹寫簡傳時，從檔案中發現對劉志丹的錯誤記載。這件事在馬老的心中埋藏了幾十年，讓馬老對劉志丹受到的不公正的政治境遇而不平，對這位對革命無比忠誠、對西北革命有重大貢獻、為革命而壯烈犧牲的戰友懷有強烈的思念之情。一直到1982年中央對劉志丹和西北革命歷史問題終于作出了公正、正確的結論之后，馬老心中的這塊石頭才放下。《群山》無比感人地反映了一個老革命家對戰友的深厚情誼和堅持真理、實事求是的革命品格和革命風范。 在《群山》里，任志貞這個女紅軍形象，是寫得最感人的，這是一個永遠值得紀念的女英雄。這個16歲的農村女子，活潑開朗，利索大方，追求革命，好學進取。她不像同齡女性，裹了一雙小腳。她有一雙大腳，有一股男子的英武壯美的氣質。自從和年輕的區委書記馬文瑞接觸后，她暗暗地喜歡上了他。作品里有不少細致的描寫，都非常生動。寫馬文瑞下地割谷子，任志貞在后邊捆扎，兩個人一邊勞動，一邊拉話，一個有心，一個無意，有聲有色，有趣有味；寫組織上派任志貞去辦冬學，去當教員，她一面興奮不已，一面又產生遠離馬文瑞依依不舍的矛盾心情，這些展示得細致入微；寫任志貞入黨時的激動心情和感人場面；寫任志貞終于向馬文瑞表白了愛情，兩個人書信不斷，互相勉勵鞭策……。什么叫崇高而樸素、堅貞而純潔的愛情，在這里找到了答案。后來任志貞參加了紅軍游擊隊，是西北革命歷史上的第一位女紅軍戰士，她與男戰士一道并肩戰斗，在一次戰斗中不幸被捕，受盡酷刑折磨，始終堅貞不屈，最后在敵人的鍘刀下壯烈犧牲，年僅18歲。全國解放后，有人說:“任志貞是劉胡蘭式的英雄。”馬老糾正道:“這話不對，應當說劉胡蘭是任志貞式的人物。”時間和歲月雖然過去了60年，但馬老對任志貞一直懷念在心中。在《群山》里這是一個非常動人的革命故事。原載于《群山》評論集——《群山回響》喜讀《群山》之第二部分第46章：馬文瑞看看劉志丹和習仲勛，見他們正用期待的眼光望著自己，便問：“什么工作?”劉志丹說：“開辟新區” 春天悄然地降臨南梁山區。1935年二三月間，舊歷年過后，漫山遍野的冰雪無聲地消融成千百條涓涓細流。豹子河的流水，開始漂泛著黑糊糊的柴草末子和淡黃色的旋浪，淹沒了岸邊的殘冰。向陽的山坡上，隱約泛著草青，黑白兩色的羊群像云朵一樣飄游在其間。不知什么時候開始，遍野的白楊和黑樺枝梢上，凝結出暗褐色的并不引人注目的芽苞。小風輕掃山野，春潮悄然萌動。攔牛放羊的老漢和后生們，在暖堂堂的陽光下，敞開襖襟，吼喊著酸不溜溜的信天游。“三十三顆蕎麥，九十九道塄，二妹子雖好是人家人……”那撩人的歌聲像在起伏延綿的林梢上打著“水漂”，驚飛起一群一群山雞和木鴿，引逗皂鷹久久地在碧空里盤旋。 然而這一切春天的信息，并沒有引起軍政干校師生們的注意。操練、聽課、討論、吃飯、睡覺，他們的生活依舊按照同一個節奏緊張地進行著。總不斷地有新鮮的知識和新鮮的革命道理吸引著他們，總不斷地有學習中的“攔路虎”需要他們去努力克服。他們只覺得每天早上到河灣里去洗臉，水變得既冰又渾。他們只感到晌午坐在院子里聽課，捂著老棉襖的脊背熱得有些發癢。只是粗略望去，原野上并沒有改變冬日的色調，也就沒有人注意到春天來了。這天，馬文瑞正上著課，見河川下的大路上過來幾個騎馬的人。走近了才看出是老劉帶著幾個紅軍戰士。馬隊沿著斜坡，一直走到學員正在上課的院子里。志丹前兩天剛走，該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任務?馬文瑞有一種預感，覺得他們的到來，似乎與自己有關。 果然，劉志丹牽著馬從坡里走上來了，同來的還有習仲勛。劉志丹見到馬文瑞，第一句話就說:“老馬，快下課了嗎?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咱們商量一下。” 當下，馬文瑞給學員們布置兩道討論題，便隨劉志丹他們走進時常備課的那孔窯洞。一進門，劉志丹顯得有些興奮，開門見山說:“老馬，這期學員眼看要畢業了，有一項重要的工作，想派你帶人去做。” 馬文瑞聽了，看看劉志丹，又看看習仲勛，見他們正用期待的眼光望著自己，便問:“什么工作?”劉志丹說:“開辟新區。”說著由桌前站起來，從懷里掏出一封信，交給馬文瑞，掏出煙卷，點燃一支吸著，很快地在地上踱來踱去。馬文瑞已經習慣了特委軍委主席的這一舉動，當他對一個重要問題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即將做出決斷的那一刻，總是這樣。馬文瑞迅速展開信來讀，原來是紅42師師長楊森寫給志丹和仲勛的。信中寫道:“……近日我團在甘泉、南泥灣、金盆灣、麻洞川、臨鎮和宜川云巖、北池鎮等地打土豪，給群眾分物分糧，并打算在此休整半月。這回東進，我騎兵團連日奔襲沿途民團、保甲武裝，使反動政權受到重挫，當地人民革命熱情很高。請求特委、軍委速派文武雙全的得力干部來領導群眾，建黨建政，開辟新區……” 馬文瑞看完信，劉志丹突然停下來，面對著馬文瑞，十分慎重地說:“昨天夜里，我反復想過了，這個任務，只有老馬你合適。”“開辟新區?”外表看著依然平靜如故的馬文瑞，腦子里飛快地思索著。他很快便想到了東部的延安、甘泉、宜川一帶。因為他知道，蘇區眼下除了南梁（含東華池，合水山區、慶北、赤安一帶）大本營外，在南地區一帶（栒邑、淳化、寧縣等山區）成立了南區革命委員會，張邦英擔任主席。但實際情況是，北區（即南梁一帶）山大林密，地處偏遠，雖便于紅軍隱蔽，但人口稀少，物產欠豐，不利于籌集糧食，補充兵員，也不利于開展群眾工作；南區又距西安和關中平原地區太近，雖建立了紅色政權，敵人說到就到，拉鋸作戰，局面較難控制；而人口稠密、自然條件較好的東部地區，尚未建立紅色政權。他知道，在那一帶開辟新區，就意味著在陜甘邊與陜北之間架設一座橋梁，使之連接起來，便抬頭瞪圓眼睛，等待劉志丹下達具體任務。習仲勛不慌不忙地端起桌上的碗喝了一口水，以他特有的簡潔、準確的語氣介紹道:“從地理位置來看，甘泉、宜川、韓城是關中、陜北邊境地帶，地形較復雜，進可以出擊延安、宜川、甘泉縣城以及韓城等東府渭北諸縣，退能夠入南泥灣、金盆灣一帶梢區。加之又有臨鎮、云巖、北池幾個鎮以及洛河川、陽灣川、麻洞川等幾條大川，人口稠密，物產也較豐富，如果開辟出來，不光具有重要的軍事戰略意義和政治意義，對于解決目前蘇區經濟困難都大有好處。特委決定派你以陜甘邊特委黨代表和東區工委書記的身分率領一支武裝工作隊開赴這一地區，楊森同志將率騎兵配合你們工作。” 馬文瑞的臉上依然是那么平靜。他望著窗外的遠山沉吟了片刻，又扭頭看了看劉志丹，異常果斷地說:“好吧，什么時候出發?”劉志丹緊緊握著馬文瑞的手說:“不急，等隊伍組織起來再說，你先提個設想。不過，這可是一次既重要又很艱巨的任務。那一帶遠離南梁，楊森率領的騎兵團也不過僅有百八十人馬，而你們的周圍，西南是甘泉、洛川守敵；東南是宜川、韓城守敵；西北又是延安守敵，可以說是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孤軍活動。敵人隨時都可能出動圍剿，你們隨時都處在腹背受敵的情況下。” 馬文瑞說:“不怕，只要有老百姓的擁護，就什么也不怕。我們過去后可以深入發動群眾，等到時機成熟，再建立紅色政權。”劉志丹聽得，緊緊握著馬文瑞的手說:“相信你能完成任務。” 派馬文瑞去開辟新區，是陜甘邊特委研究決定的。劉志丹提議，這項工作事關重大，必須派最得力的人去。這個人既要政治上可靠，還要有做地方群眾工作的豐富經驗；既要有組織領導能力，又要善于集思廣益、團結同志。他說這些條件，唯有馬文瑞具備。 一支短小精干的武裝工作隊，很快組建起來了。三天之后，一身戎裝、腰間掛著短槍、背著習仲勛送給他的皮公文包的馬文瑞，帶領胡自祿(原陜甘邊蘇維埃政府經濟部長)、張彥福(原華池縣赤衛隊隊長)、許克昌等，外加軍政干校幾名干部，并有三十多人的一支警衛隊，按照陜甘邊特委指示，赴南梁地區以東開辟新區。 一整天，他們都在荒無人煙的梢林地帶翻山越嶺。天拂曉時，他們來到延安城西南的三十里鋪村。延安是敵人在陜北盤踞的一個重要城鎮，僅次于榆林、綏德。高雙成的師部駐在城內。各縣城都派駐一個連的兵力，加之三十里鋪又是西安至延安公路的咽喉，交通便利，敵人說到就到。馬文瑞率隊到達三十里鋪，進入南面的仁臺溝，再翻過一架山就進入南泥灣梢區了。就在他們越過三十里鋪公路后，有個衣衫破爛、蓬頭垢面的乞丐在后面不緊不慢地尾隨著他們。馬文瑞早就注意到了這個人，便對張彥福說:“后面這個叫花子有點不對勁兒，他怎么老跟著我們?”張彥福立即派人把“叫花子”帶了過來，問道:“你是干什么的?” 那人不說話，但眼睛里流露出驚慌失措的神色。馬文瑞親自審問:“你家是哪里人?” “當……當地人。”那人指著不遠處的三十里鋪村說。 “胡說，當地人怎么說的外路話。” “說——不老實小心狗頭!” 張彥福從背上“嗖”的一聲拔出明晃晃的大刀，按在“叫花子”的后脖頸上。 馬文瑞說:“老實說，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我……紅軍老爺，我……” “快說!” “唉呀，我……說，我是延安城里派出來的探子。” 那家伙說著，就要伸手去懷里掏槍，被兩個戰士把雙手扭到了背上。張彥福上去繳了他的槍。 馬文瑞一看，此處不可久留，便下命令說:“殺!” 話音剛落，張彥福手起刀落，探子的腦袋早“嗵”的一聲掉在地上。這是工作隊進入東地區開辟工作的“第一刀”，也是馬文瑞第一次下令殺人。自從那天接受了任務，他就明白，這次東進，不同于在陜北搞秘密工作，這是武裝開辟新區，是要把政權從敵人手里強行奪過來。因此，既要深入發動群眾，又要同敵人展開你死我活的斗爭。而群眾能否真正發動起來，很大程度上又取決于能不能把敵人(包括當地各種反動勢力)的囂張氣焰鎮住。因此，他在三十里鋪下令開的這第一刀，雖是無聲無息，但是震動很大。身邊的干部戰士們發現，看起來文質彬彬的黨代表，倒是一位敢作敢為的痛快人! 殺了敵人的暗探，本來連續行軍已經有些疲倦的工作隊員們，士氣頓然高漲。還不到吃早飯的時候，已經行進三十多里，來到山根下一個叫驢糞坡的小村莊。莊里只住七八戶人，多數是由綏德、米脂一帶逃荒下來倒山種地的饑民。他們早就聽說劉志丹的隊伍過來了，眼見一支紅軍隊伍從天而降，真是又驚又喜。為首的這位慈眉善眼說話和氣的老馬，一拉話竟是上頭老鄉(延安一帶俗稱綏德米脂諸縣人)，備感親切。雖是青黃不接的春荒時節，仍然幾家湊著給他們壓著吃蕎面饸饹。吃飯時，馬文瑞坐在熱炕上端起一老碗調了腌韭花、芝麻鹽的香噴噴的饸饹，卻感動得難以下咽。因為他留意到，老鄉的幾個嘴唇上拖著鼻涕的猴娃娃像一窩小燕子一樣，挨著個兒站在炕棱下面，仰起頭，張大口，巴望著他那一碗冒著香氣兒的饸饹。他便用筷子敲著碗沿兒說:“我吃不了這么多，給娃娃們撥些。”不料，做飯的大嫂一聽急了，慌忙解下腰裙，像趕麻雀一樣，把猴娃娃們趕到窯外面去了。馬文瑞看著，心里很不是滋味，挑在筷子上的長長的饸饹面，怎么也不忍心往嘴里送。房東老鄉說:“快直勁吃，咱莊戶人再沒好的，蕎面有哩。”他吃著飯，心里熱乎乎的。多么好的老百姓，他們沒有多少歡迎你的言詞，他們對于共產黨和紅軍的情意，是通過這一碗熱飯食，送到你的心窩里去的。這樣好的民眾，只要組織起來，必然形成不可估量的革命力量。在這種力量面前，任何兇惡的敵人都將潰退滅亡。馬文瑞一邊吃著飯，一邊很動情地想，隨即同地上站著的農民拉起話來:“老鄉，家里幾口人?”一個老漢說:“唉，七口人，只一個吃閑飯的，還沒吃的。”“種多少畝地?”“種兩架梁，四顆屹，一年有三季兩頭不見太陽，秋里打的糧食全讓延安城的‘刮民黨’摟走啦。”另一個接過說:“你們這一來，我們可盼到頭來了。‘刮民黨’半月二十天就要來擄一回糧草，保長、甲長像催命鬼，三天兩頭踢踏門檻。”“麻洞川那邊情況怎樣?”“唉，一個樣!人家實行的是鄉村保甲，像給咱老百姓脖頸上套了鐵鏈子，遠遠近近，誰想逃也逃不脫。” 就這樣，馬文瑞他們進入東地區一路走，一路搞調查，宣傳共產黨和紅軍的主張，考慮著如何著手開辟工作。在敵人神不知鬼不覺中，他們就像一陣春風，悄無聲息地刮到了陜甘邊東部地區的梢林、原野和溝壑，呼喚著刮進一個個村莊、一孔孔窯洞，喚醒著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民眾。忽培元，祖籍陜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傳記文學創作與研究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散文學會理事、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書畫院副院長。現任國務院參事。 主要作品有文學傳記：《蒼生三部曲——群山、長河、浩海》《耕耘者——修軍評傳》《百年糊涂——鄭板橋傳》《難忘的歷程——延安歲月回訪》《劉志丹將軍》《謝子長評傳》《閻紅彥將軍傳》等；長篇小說《雪祭》《神湖》《老村》《鄉村第一書記》；中篇小說集《青春記事》《家風》，中短篇小說集《土炕情話》；散文集《延安記憶》《人生感悟》《毛頭柳記》《大慶賦·鐵人銘》《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記》《秦柏風骨》《山秀珍》《義耕堂筆記》；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和詩集《北斗》《開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軍評傳》分獲第一屆、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長篇）；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獲中華鐵人文學獎。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在國外出版。反映當代生活的長篇小說力作《鄉村第一書記》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編成同名電視劇。
【編者按】王維玲（中國傳記文學會會長、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長時期以來，傳記文學作品，一直在我國擁有大量的讀者，這是因為傳記文學凝聚著一個時代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乃至精神和道德的歷史的社會的廣闊內容，為我們提供了感性的豐富的知識。同時，從作品中所記述的人物的身上，還能汲取到智慧、力量、經驗，受到感染和啟迪，給人有益的營養。 在今天，傳記文學已成了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少年讀者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侶、導師和朋友。回想50年代初，當時中國傳記文學為數甚少，而外國傳記文學作品，在我國贏得了大量的讀者，如《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奧斯特洛夫斯基傳》《普通一兵—馬特洛索夫傳》《古麗雅的道路》《真正的人》等等。但不久就被中國青年英雄傳記文學作品所代替，這就是《劉胡蘭》《董存瑞》《黃繼光》《邱少云》《丁佐君》《向秀麗》《把一切獻給黨》《我的一家》《在烈火中永生》等等，以及60年代初出現的《雷鋒》《焦裕祿》《歐陽海》《麥賢德》等。這些傳記作品流傳甚廣，鼓舞了千千萬萬青少年，對塑造新一代的人生觀、道德觀、價值觀，培育他們為祖國、為人民、為現代化建設作出貢獻，起了重要作用。 “文革”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傳記文學的領域一下子拓寬了。首先大量涌現出來的是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領袖人物的傳記，還有將帥和老同志的傳記作品。這些作品不僅反映了波瀾壯闊的革命歷史歲月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豐功偉績，而且在幫助人們認識黨所領導的革命斗爭歷史和對青少年進行革命傳統教育過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使傳記文學既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又有廣大的社會影響；既有深刻的教育功能，又有特殊的文學地位。 現在傳記文學作品，從革命領袖到老革命家，從革命英雄到革命烈士，從科學家到軍事家，從理論家到外交家，從文藝家到教育家，從企業家到發明家，從民主人士到僑胞華人，方方面面不斷擴大，過去從未觸及到的人物，包括有爭議的人物，而今也有人寫了。過去“知名”人物不敢寫，“無名”人物不想寫的現象和顧慮，已經不存在了。現在寫的傳記文學作品，不僅有知名度很高的名人大家，也寫了一批各條戰線上的先進模范人物。所以從我們的傳記文學作品中，讀者不僅可以了解黨和軍隊的光榮戰斗歷史，了解中華民族的偉大人物、杰出人物的事跡，而且還可以了解當今時代的有突出貢獻和重大貢獻的各行各界先進人物的事跡。榜樣的作用是無窮的，不少青少年讀者就是在讀了這樣的傳記文學作品之后，從傳主的思想情操、精神風貌、品質作風、光輝業績、突出成就、重要貢獻上受到感染、受到激勵、受到熏陶、受到啟示之后，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態度、人生道路，軟弱者變得堅強向上，悲觀者變得樂觀奮發，失足者、后進者變得自強自信。我覺得特別喜人的是，這些年來，在眾多的傳記文學作品中，有相當一批傳記文學作品的藝術質量是很不錯的。這就是從過去以寫事為主，轉到了以寫人為主，寫人的性格、特征，突出傳主的人物形象，大至重大的歷史事件，小至生活細節，都與對人物的描寫刻畫相結合，寫得形象具體，寫得生動準確，這樣就使傳主在作品中變得有血有肉，有聲有色，有情有味，就好讀了。《群山——馬文瑞和西北革命》就是這樣的傳記文學作品。作者把馬老的風度與氣質、品格與作風、舉止與言談、趣味與情操、嚴肅與靈活、多思與好學、堅韌與寬容，寫得形象、寫得逼真、寫得生動、寫得深刻，所以讀起來就好讀，就放不下。 傳記文學作品重在寫人，而且是運用文學手段描述傳主的精神風貌、思想性格、生平事跡的一種體裁，具有紀實性的特點，所反映的內容，既要生動準確，有史料價值，又要抓住主要情節和重要細節展開描寫，把歷史的真實性和描寫的文學性和諧地融化在一起。所以高爾基說過這樣一段話:“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藝術家們創作出的傳記文學，那聰明的、善良的、強有力的人，那大寫的人，比過去任何演義、傳奇小說的主人翁要高得多、大得多。”這是對社會主義傳記文學的價值、特點、意義，比較準確、比較全面的概括和評價。原載于《群山》評論集——《群山回響》喜讀《群山》之第一部分第45章：馬文瑞和吳岱峰深受感動，劉志丹備課，為了弄清一個實戰問題，竟下這么大的工夫 劉志丹也經常來豹子川給軍政干校的學員們講課。他一來，馬文瑞他們的窯里就格外地熱鬧。這位年長馬文瑞9歲的紅軍將領足智多謀，很有號召力，在紅26軍和南梁蘇區威信很高。然而他仍然保持著謙虛謹慎、平等待人的本色。馬文瑞感到，志丹和自己在一起時，總像是親兄弟一樣親熱。志丹走南闖北，見的世面大，馬文瑞很愛聽他山南海北地拉談。當他望著那鼻梁高高、目光聰慧明亮、仿佛永遠都在和善地微笑著的臉，聽劉志丹用地道的保安話講述著什么時，很自然地就要把他同謝子長加以對比。這兩位在西北紅軍中很有影響的同志，都是他所熟悉的，也是他所欽佩的。他們具有不同的個性特征。謝子長比劉志丹年長幾歲，外貌氣質倒更像一個愛憎分明、富有正義感和幽默性情的農民。他的精神世界和感情，完全同貧苦農民相交織著。因此，當他同農民群眾在一起，就顯得特別富有魅力。在任家砭時，馬文瑞親眼看到：那個身材瘦削、背還略微顯駝、說話好掂本腔、留著長頭發的老謝，當他盤著腿往農民的土窯熱炕上一坐，就像一塊磁鐵，緊緊地吸引住了那些挽著羊肚子手巾的、剃著光頭的窮苦農民。只要老謝在，那孔原本很普通的土窯，就變得異常溫暖甚至有些神圣起來。“老謝回來了!”消息很快傳開。遠遠近近的農民，奔走相告，像趕集上會一樣，從四鄉八村聚來，探望他們的老謝。炕上坐滿了，地上站滿了，連窯洞外面也聚集著許多人。“唉呀，老謝，你可回來了!”許多人拉著老謝的手，滿臉的笑紋里溢著淚水。老謝見了人們，也是親熱得不得了。他不停地伸手在衣兜里抓幾顆炒豆豆，像抓著什么寶貝一樣，放到那一只只布滿硬繭的顫抖的手中，農民們欣喜地嚼著老謝招待他們的炒豆豆，就像獲得了天底下最好吃的東西。馬文瑞感到奇怪的是，老謝衣兜里的炒豆豆，怎么總是掏不盡呢?“給，吃炒豆豆!”總見他笑嘻嘻地從衣兜里抓出一把，又抓出一把，遞給這個，又遞給那個。于是在充滿旱煙氣和汗腥味兒的熱烈而親切的氛圍中，人們嘴里嚼著炒豆豆，幾十雙熱情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瞅著朝思暮想的老謝。 這時候的老謝，手里端著身邊一位衣衫破爛的老漢遞給他的旱煙鍋。大家用農民的語言親切地拉家常。然而就在這拉家常的過程中，老謝機智而巧妙地把人們的思想從狹窄的“溝底”里引到了豁亮的“山峁”上，使大家看到了許多先前看不到的地方，明白了許多從前不大明白的道理。也不知從哪一刻開始，苦難的農民兄弟反叛舊世界的熱情被他鼓動起來了，終于像烈火一樣燃燒起來了。每一張黑黃的臉，都開始泛著紅光，像一塊塊被點燃的煤炭，仿佛只要再吹一口氣兒，火焰就要燃成燎原之勢。馬文瑞親眼見得，隨著拉話的深入，每個人的眼睛里都開始跳動著憤怒的火苗。這種情形，使馬文瑞深受鼓舞。他從農民的情緒里，看到了一個共產黨人的魅力。老謝做群眾工作的本領，使他贊嘆不已。他知道，老謝神奇的號召力，來自他對農民生存狀況的真切了解和對他們困苦境況的深切同情。只有把自己的一切，包括家庭和生命都奉獻給人民解放事業的人，只有把自己的意志融入人民大眾的靈魂之中的人，才會在人民心目中如此神圣。有一次，也是在任家砭的時候，農民們聽著老謝的話，都興奮地說：“老謝這次回來，咱陜北革命大有指望啦!”這句話，他永遠記在心頭。他明白這是人民的期望和囑托。也看得出，身材并不高大的老謝，就像一棵參天大樹，在貧苦農民心中威武不屈地聳立著。眼下，當他有機會同劉志丹一道工作時，他隱約地感到，又是一棵枝葉繁茂的大樹，聳立在自己面前。而這種感覺，又不使你產生絲毫的壓抑，只是感到親近，感到有一種神秘的力量，帶動著自己的思想在升華。也許這種感覺早在1929年米脂城郊那次令人難忘的漫步交談時，他就朦朧地意識到了，只是那時候，還沒有眼下這么明顯，這么強烈。于是他像第一次見面一樣，仔細打量這個面目清秀、鼻梁挺直、棱角分明的嘴上總是掛著誠懇的微笑的瘦高個子，覺得同這樣一個人在一起干革命，心中很坦然。“老馬”，除了給別人介紹時偶爾也稱“馬文瑞同志”外，多數情況下，劉志丹總這么親切地稱呼年齡比自己小的馬文瑞。正像周圍的人們都稱他“老劉”一樣，“老某某”在南梁是一種戰友之間親切的稱呼。馬文瑞很快便習慣用這個稱呼來同劉志丹拉話。 “老馬，你們能在慶陽城敵人的眼皮底下偷出一排人，十多枝好槍，可不簡單。” 馬文瑞說：“老劉你不要夸，這是敵人逼出來的，沒辦法的辦法嘛。” 劉志丹說：“當然，如果采取公開起義的方式打出紅旗，宣布起義，拉出的人槍會更多，震動會更大，可情況不允許呀。” 馬文瑞說：“在三邊時，我們原本打算工作成熟了就公開起義，不料敵人突然要把隊伍調往西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半路上才決定秘密起義。” 老劉很認真地聽馬文瑞談著當時的情況，最后懇切地點了點頭。開展兵運工作，劉志丹有豐富的經驗。他是一個很注重實際的人。實際情況是千變萬化的，多數情況下，需要針對具體情況，采取相應的辦法。那些日子里，他們只要有機會在一起，總覺有拉不完的話。談話中馬文瑞感到志丹很虛心，聯想到他的足智多謀，其實也正是善于集思廣益的結果。 老劉每次來給學員上軍事課，并不是上去便講，也要認真備課。這就使馬文瑞有更多的時間同劉志丹在一起。有時一整天，他倆都在那孔小土窯里研究探討問題。說來也怪，有時候，內行提出的問題，倒被外行講清了。他們一文一武，在那小土窯里“坐而論道”，都感到自得其樂、獲益匪淺。有時候談著話，他們便有意無意地走出窯洞，到豹子河畔散步。那往往是在爭論問題的時候，他們都覺得需要換一種環境。他們都相互感覺到了，對方雖然穿著樸素，甚至是破爛土氣，又處在偏遠閉塞的小梢溝里，但精神上卻十分充實富有。因為他們都讀了不少馬列主義的書，又經歷過出生入死的革命斗爭考驗。交談中，馬文瑞進一步認識到，劉志丹不光懂得軍事，政治理論水平也高，稱得上是西北地區黨內、軍內不可多得的文武全才。如果說，他對老謝的感情，是發自內心深處的深深的信任和愛戴，那么，他對老劉，也是心悅誠服地敬佩。 有時，小窯里也會出現長時間的沉默。兩人面對面在兩張并起來的白木書桌上埋頭備課。即使這種情況下，他們各自的個性也體現得十分鮮明。有一次，吳岱峰收操回來，見窯院里靜悄悄的，以為老劉和文瑞又到河灣里散步去了。他走到拐窯門前，見門開著，兩人都在，卻不說話。文瑞端端正正坐在桌前，右手握筆，左手抬起來摸著腦門。志丹則嘴里噙著紙煙，背抄著手不停地走來走去。吳岱峰怕打斷他倆的思路，剛打算走開，不料劉志丹一抬頭，看見了他，便走出窯門小聲問：“老吳，你知道我們兵工廠自己造的子彈，能連續發射多少發不銹膛?”這個聽起來似乎很簡單的問題，一下子把老吳問住了。他撓撓頭皮，沒有把握地說：“大概能打六七顆吧。”劉志丹說：“‘大概’可不行。這個問題很當緊，不給軍事干部們講清，打起仗戰士就要吃虧。” 他倆正說著，馬文瑞從窯里出來了。政治教官顯然也對他們討論的軍事問題很感興趣。 劉志丹說：“咱干脆找兵工廠的工人們拉一拉，把這個問題徹底調查清楚。”那時，紅軍的子彈很缺，原先主要依靠在戰場上繳獲敵人的。劉志丹主張蘇區的兵工廠自己造子彈。三個人來到兵工廠。保安支隊的王四海和劉寶珠帶著一批舊槍來修，修好了正要試槍。劉志丹問修槍的工人，工人說：“我看打三五發就擦膛，沒問題。”劉志丹說：“你說了不算，打一打再看。”說著拿起一枝德式七九套槍，很麻利地把一夾土造子彈壓入彈槽，又拉著槍栓一顆一顆退出來，這才重新壓進去，對保安支隊的兩個戰士說：“你們每人打十發。”并指定劉寶珠在二百米處打，王四海在一百五十米處打。十發子彈打完后，劉志丹親自去看彈著點，回來說：“我們的戰士不簡單，用土造子彈打得這么好，說明我們的子彈也過了關。”隨即接過槍看看槍膛，說：“打了十發，膛才有些發暗。那么，打四五發，當然沒有一點問題。” 這一切，使馬文瑞和吳岱峰深受感動。志丹備課，為了弄清一個實戰問題，竟下這么大的工夫。馬文瑞暗下決心，自己備課，也要進一步將紅軍和蘇區的實際情況，同每個學員的思想實際聯系起來。回到學校吃飯時，馬文瑞心里還很不平靜，覺得志丹許多地方值得自己學習。飯菜照例是黃米干飯、清水煮野芹菜。他們和學員們一樣，每人到灶房窯打一碗，下面是飯，上面是菜，蹲在窯腳地上吃。快吃完飯的時候，炊事員端來一大碗山木耳燴蘑菇湯，劉志丹忙說：“這種東西我吃夠了，老馬你多喝一點，看你最近熬得瘦多了。”三人你推我讓了好一陣兒，還是沒人喝那碗炊事員特殊照顧他們的“山珍”湯。結果由吳岱峰代表他們三人把湯熱了，送給一個生病的學員。 接連兩三個月的緊張工作和過度疲勞，使馬文瑞生了眼疾，雙眼紅腫。他開始對此并沒重視，夜間還是堅持熬夜備課。學校沒有臉盆，幾個人才能均到一條洗臉毛巾。早晚到河邊去洗臉，他和吳岱峰伙用一條毛巾，不幸把眼疾傳染給了老吳。兩個人的眼睛都紅腫起來，互相一看，都苦笑著直搖頭。吳岱峰打趣地說：“這回咱們可真正成‘紅軍’了。”馬文瑞被逗得嘿嘿直笑，也打趣說：“國民黨反動派說我們紅軍是‘青面獠牙，紅眼睛’，看來也還不完全是造謠。”吳岱峰聽得從不逗趣兒的馬文瑞的這句笑話，直把眼淚笑得流出來。 眼睛生了病，沒有眼藥治療，只得咬牙硬扛。病情最嚴重的時候，白天眼睛疼得睜不開，夜里難受得睡不著覺。他們白天忍受著病痛忙完工作，夜里睡不著覺，就躺在草鋪上唱歌。吳岱峰的肚子里，好像裝著唱不完的歌謠。這個忠誠堅定的紅軍指揮員，他說話時聲音低沉甚至略微嘶啞，但他唱起歌來，卻格外高亢動人，婉轉而富有感情，又充滿了陜北農民式的哀婉幽默，使人百聽不厭。“再給咱唱一段，老吳!”馬文瑞總是這么鼓勵他。老吳像許多學員一樣，很喜歡這個比自己年輕但又沉穩老練的“老革命”。有時候文瑞在他眼里像知書達禮的先生，有時候又像兄弟一樣和藹可親。因此，文瑞遲早一說唱，老吳總是二話不說，清一清嗓子就輕聲唱起來。這一回，他唱的是一首淳樸歡快的革命民歌： 1932年， 紅軍起首蟠克塬。 謝浩如，劉志丹， 領導人民把身翻。 打開倉，把糧放， 車子推，口袋掂， 家家戶戶吃白面。 常開會，常宣傳， 打碎舊天換新天。 唱到興奮時，原先躺在草鋪上的吳岱峰坐起來，懷里緊緊抱著槍，黑瘦的臉膛被木炭火盆映照得發紅。馬文瑞顯然被戰友的歌聲感動著，也坐起來，輕聲跟著老吳唱。就這樣，忘記了冬夜的嚴寒，忘記了眼疾的疼痛。兩人的心，正如那熾熱的盆火一樣燃燒著，眼前的世界，也就成了一片火紅，火紅一片。忽培元，祖籍陜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傳記文學創作與研究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散文學會理事、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書畫院副院長。現任國務院參事。 主要作品有文學傳記：《蒼生三部曲——群山、長河、浩海》《耕耘者——修軍評傳》《百年糊涂——鄭板橋傳》《難忘的歷程——延安歲月回訪》《劉志丹將軍》《謝子長評傳》《閻紅彥將軍傳》等；長篇小說《雪祭》《神湖》《老村》《鄉村第一書記》；中篇小說集《青春記事》《家風》，中短篇小說集《土炕情話》；散文集《延安記憶》《人生感悟》《毛頭柳記》《大慶賦·鐵人銘》《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記》《秦柏風骨》《山秀珍》《義耕堂筆記》；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和詩集《北斗》《開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軍評傳》分獲第一屆、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長篇）；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獲中華鐵人文學獎。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在國外出版。反映當代生活的長篇小說力作《鄉村第一書記》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編成同名電視劇。
【編者按】馬瑩伯（江蘇省文化廳原廳長、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傳記文學《群山》除了著重記述馬文瑞同志的革命生涯外，還刻畫了許多西北老同志和革命英烈的崇高形象。白樂亭、崔文運、任志貞等烈士的英勇犧牲，足以感天地、泣鬼神。當然，給人印象最深的還是群眾領袖、人民英雄劉志丹、謝子長的形象。這些西北同志和革命英烈，他們和馬文瑞同志一樣，都具有上述的革命傳統。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應當珍視這筆財富，在新時期恢復和發揚我們黨的革命傳統。值得注意的是，現在有人熱衷于鄙薄革命傳統。例如，自稱“中國文藝界的一位重要作家”就說什么:“江山依舊，風物長新，人生苦短，管他中國人外國人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都老了。天若有情天亦老。”他贊賞的只是香港電視一兩分鐘節目中出現的一條美麗圍巾，他說，只有“以這圍巾為代表的美好事物永存不移!……讓我們相信這個不移，依戀這個不移吧。如果不相信，又能相信什么呢?”(《美麗圍巾的啟示》，《讀書》雜志1996年第8期)好一個“都老了”，好一個“又能相信什么呢”，這充分說明了他對革命傳統、對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所持的是什么態度!這里，我想特別指出，馬文瑞同志在密切關心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的同時，對文藝界的狀況一直十分關注。在這幾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甚囂塵上，而批評文章在報刊上幾乎絕跡之時，他于1993年4月14日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我對文藝工作的一些意見》，尖銳指出:“有這樣一些文藝家，由于放松了政治理論的學習和自身的思想改造，在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影響下，追求所謂‘個性解放’和‘人性復活’，不負責任地編造了一些思想格調不高的作品。這一類作品，它們也反映生活，但反映的不是人民群眾火熱的斗爭生活，而往往是某些個人小圈子里的遺聞軼事；它們也抒發感情，但抒發的不是工人、農民、戰士和廣大知識分子勞動創造、無私奉獻的高尚情懷，而往往是某些有閑者或小知識分子個人主義的小情小調；它們也刻畫心理、塑造典型，但總是喜好刻畫、塑造一些利己主義者、財迷、色情女性、墮落者，且對于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往往又態度曖昧，甚至還暗示著某種同情。更為嚴重的是，創作這一類‘遠離政治’、‘力求寫真’的灰色作品，似乎成了一種‘時尚’，成為某些人衡量一個文藝家是否跳出‘清規戒律’的標尺，這樣的創作風氣，其危害萬萬不可輕視。”“我們還有一些文藝家，他們沒有能夠經受住改革開放與商品經濟大潮的考驗，在金錢及財物的誘惑下，亂了方寸，結果陷入了‘拜金主義’的泥坑。他們寫書、拍電影、拍電視，目的僅僅是為了賺錢。只要有錢可賺，什么虧心的事也愿意干。不該寫的他寫，不該拍的他拍，不該歌頌的他歌頌，不該暴露的他歪曲事實也要去暴露。一句話，只要有錢，不惜降低品格、出賣靈魂。于是魚目混珠，泥沙泛起，污七八糟的所謂文藝作品充斥文化市場，粗俗之作、趣味低下之作隨處可見。這樣下去，怎么得了!”“我們還有這樣一些文藝家，他們也想為人民服務，也情愿為社會主義服務，但是他們又整天把自己關在大都市的單元樓里，冬天圍著暖氣，夏天開著冷氣，搜腸刮肚，閉門造車。由于脫離了生活實際，也就中斷了創作的源泉。既不熟悉工農，也不了解戰士，偏又要去寫他們，結果只能是畫虎不似反成犬。”針對這種情況，馬文瑞同志大聲疾呼:要“使我們新時期文藝的主旋律回歸到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指引的正確方向上來”。這些話今天讀來是多么親切啊!馬文瑞同志指出的這三種現象，同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中指出的文藝界要反對的三種錯誤傾向是完全一致的，只不過現在問題的嚴重程度又大大超過了1993年。由此可見馬文瑞同志的遠見卓識和敢于直言。他老當益壯，年屆耄耋，那顆心仍然像參加革命時那么年輕。我衷心祝愿他健康長壽，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健康發展，貢獻他的極為寶貴的智慧和力量。原載于《群山》評論集——《群山回響》《革命傳統的頌歌》之第二部分第44章：劉志丹只要往戰士面前一站，就有一種巨大的凝聚力，像磁石一樣吸引著每個人的心 新創辦的中國西北工農紅軍軍事政治干部學校，設在離南梁寨子灣二十多里路的豹子川。校舍是向陽的山灣里一排土窯洞。漫山遍野的梢林中，有彎彎曲曲的小河，靜靜悄悄地由林壑中流淌出來。東西兩條小河交匯處有一大片山洪淤積起來的灘地，如今就成了軍政干校的操場。太陽剛剛由前川的山峁背后伸出半個頭，金色的光芒照耀著山林河流和河灣操場上操練的紅軍干部們。乳白色的晨霧沿著河川升騰起來，為濕漉漉的林莽披上一層朦朧的輕紗，使深秋的山野更加顯得景色迷人。 這時候，有幾個人由窯院走下山坡，朝河灣的操場上走來，為首的是軍政干校校長劉志丹。他一邊走，一邊給身邊的馬文瑞介紹著這所學校的情況。這是近代西北革命歷史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創辦的第一所培養紅軍干部的軍事政治學校。馬文瑞穿著一套草木灰染的淺灰色紅軍軍服，雖然肩頭和膝蓋上打著補丁，卻洗得干干凈凈，紅色的帽徽、領章在陽光下顯得格外引人注目。這還是他第一次穿紅軍制服。戴上八角帽扎起腰帶打上裹腿，年輕的馬文瑞顯得格外英武。 吳岱峰正在帶隊操練。一百八十多名精神抖擻的學員，穿著各色衣服，但頭上統一戴綴有紅五星的八角帽，下身打著一色的綁腿，加上整齊的步伐，隊伍顯得格外整齊有力。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操練的口號聲，震撼著山岳林壑，豪邁地顯示出紅軍的威武雄壯的戰斗力和團結一致的決心。多少年了，多少人艱苦努力、流血犧牲，為的就是要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裝。面對操練的隊伍，心中興奮不已的馬文瑞暗暗對自己說：“這些可是紅軍中的精英呀!”他突然發現自己熟悉的楊佰倫、康天民、賀北平也精神昂奮地走在隊列中，心中別提有多高興。 恰在這時，學員們唱起歌來： 黃河兩岸， 長城內外， 炎黃子孫再不能等待。 挽弓持槍， 馳騁疆場， 快! 內懲國賊， 外抗強權， 救我中華萬萬年…… 歌聲鼓舞著士氣，也感動了所有的人。 馬文瑞感嘆道：“這支歌真有力量。” 習仲勛介紹說：“這是《愛國歌》，紅軍戰士們最愛唱。歌詞是志丹親自編的。” 馬文瑞扭回頭，見劉志丹也被戰士們的歌聲感動著，心想志丹可真是個能文能武的紅軍首領，今后能同他一道工作，正好向他學習。這么想著，卻聽劉志丹問：“文瑞同志，你看咱們的學員怎么樣?” “不錯，很不錯!憑這精神面貌，一定能學習好，將來也能把兵帶好。” 劉志丹點點頭，隨即又說：“這些學員，多數是紅26軍的連排長，還有地方赤衛隊隊長，基本全是共產黨員，經過培訓個個都能成為呱呱叫的軍事指揮員。” 此刻，吳岱峰把隊伍集合起來。四路橫隊，面對著劉志丹、習仲勛和馬文瑞這邊。“報告!中國西北工農紅軍南梁軍政干校第二期全體學員集合完畢，請校長講話。”劉志丹舉手還禮后，嚴肅地掃視了前排每一個學員，聲音洪亮地喊道：“同志們！”“刷！”隊伍回之以立正。學員們見到劉志丹，個個抬頭挺胸，顯得格外精神。“稍息——”劉志丹親切地說。大家又齊刷刷地把左腳側前伸出半步。僅僅這兩下，就使人感到，這位著名的紅軍將領不光是帶兵有方，而且是人心所向的紅軍的靈魂。看得出，他只要往戰士面前一站，就有一種巨大的凝聚力，像磁石一樣吸引著每個人的心。這種難以言狀的魅力，使馬文瑞對劉志丹更加欽佩。不料劉志丹一開口，就手指著馬文瑞對學員們介紹道：“這位是新到任的政治教員馬文瑞同志。你們別看老馬年輕，他可是個老革命。來南梁之前是中共陜北特委委員、共青團陜北特委書記，政治理論水平高，也搞過兵運工作，師發直那個排，就是在他領導下秘密起義過來的。文瑞同志教政治課，大家歡迎不歡迎？”“歡迎！”隊列響起一片掌聲。馬文瑞臉呼地一下紅了。吳岱峰突然宣布：“請政治教員馬文瑞講話。”隊列中再次響起了掌聲。馬文瑞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看劉志丹，發現志丹正微笑著同大家一齊鼓掌，望著自己的目光和藹地透著期望和鼓勵。馬文瑞朝前邁出一步，講道：“同志們，首先感謝大家的信任。我剛到南梁，沒有多少話說，只講一點感受，也就是剛才看大家操練想到的。多少年了，為建立一支紅軍武裝，我們許多同志艱苦奮斗，還有許多人流血犧牲了，我們活著的人絕不能忘記他們。我們今天有機會在自己的軍政干校里深造提高，機會來之不易。我為自己能在這里工作而自豪。希望同志們支持配合我完成教學任務。”馬文瑞剛一講完，劉志丹帶頭鼓起掌來。就在這一刻，馬文瑞意識到一種全新的斗爭生活開始了，有許多艱苦的工作等待自己去做，更有許多困難要努力克服。 處在革命時期的南梁西北工農紅軍軍事政治干部學校，工作和生活是緊張而艱苦的。除了住人的窯洞外，沒有專門的教室，多數情況下學員們都是在院子里露天上課。沒有桌凳，學員們就盤腿坐在地上，把本子襯在膝蓋上做筆記，多數情況下是把院子掃凈，用柴棍在地上寫字。學校的設施雖然如此簡陋，但課程設置和教學要求卻很正規。每天食宿操練上課，完全按照軍事化要求。劉志丹平時住在二十里路外的寨子灣，主持陜甘邊特委軍委工作。學校日常工作主要由馬文瑞，吳岱峰負責。軍委參謀長吳岱峰，每天都親自帶隊出操。每天清晨，操練的隊伍步伐整齊，口號山響，威震豹子川。馬文瑞擔任政治理論課教學，由于沒有教材，更沒有參考書籍，開始他只能憑記憶的知識備課。他同吳岱峰住在一孔窯洞里，沒有炕，也沒有床，他們打著草鋪睡在地上。那是一種梢山里隨處可見的白草，打回來晾干，人睡在上面倒也還暖和。沒有被子蓋，馬文瑞夜里就裹著自己帶來的一件長袍子睡。梢區早晚溫差大，深秋的夜晚，陰濕的冷風在山野里肆虐，窯里就冷得躺不住，得生起木炭火盆。每天晚上，他倆忙完了工作，就圍著火盆拉話、唱歌。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要為真理而斗爭! 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 奴隸們起來，起來! 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 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土窯中，炭火旁，一曲悲壯的《國際歌》常常使他們熱血沸騰，激奮不已。馬文瑞感到，這首歌實在太好了，真正唱出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心聲。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只要一唱起這首歌，周身就充滿斗爭的勇氣和戰勝任何敵人的力量。吳岱峰說：“這首歌，最早是從南方紅軍傳到晉西游擊隊，又由山西帶到陜北。這首歌實在太好了!我們那時候是走到哪里唱到哪里。只要歌聲不斷，咱們的隊伍就不會垮!” 第二天，馬文瑞把《國際歌》教給軍政干校的學員們唱。這是他給大家上的一堂別開生面的政治課，多么生動而深刻的一課!當他把歌詞寫到小黑板上，又聯系大伙苦難的身世，逐字逐句講解給大家，每個人都被那歌詞感動了，都覺得那是自己早就想唱又唱不出來的歌子，是自己早就想吼又不曾吼出的聲音。從此《國際歌》歌聲在豹子川里回蕩著。馬文瑞渴望著學員們把這無產階級戰斗的號角傳遍蘇區，傳遍西北大地，召喚起更多的“奴隸”，砸爛舊世界。 政治課教學起初是很困難的。他記得上第一堂課那天，窯院里黑壓壓坐滿了人。人們聚精會神地瞅著政治教員在黑板上寫字，小黑板掛在當院那棵老槐樹上。馬文瑞工工整整寫道：“中國工農紅軍”。他寫好了，回過頭來，見每個學員都瞪圓眼睛看，便就近叫起一位，請他念一遍。那位同志站起來，臉漲得通紅，憋了老半天，也沒念出來，只好搖頭說：“解不開。”他又一連叫起幾位，都說“解不開”。他問大伙：“哪位會念?”沒有人應聲。問了好幾遍，才有人結結巴巴地念了一遍，總算是發現有識字的人了。他明白了，這個軍政干校的學員絕大多數是祖祖輩輩受苦受難的工農分子。他們沒文化，這給他的政治課帶來了很大困難。他意識到，政治課必須同掃盲識字課結合起來。 “中國工農紅軍”。 “總司令朱德”。 “政治委員毛澤東”。 “打倒帝國主義列強，建立蘇維埃工農民主政權”! “中國共產黨萬歲”! “中國工農紅軍萬歲”! 這些標語口號式的最基本的政治常識，經他反復領念，又像講故事一樣地加以解釋，如鹵水點豆腐，漸漸把學員們的政治覺悟提高著。“……井岡山根據地有個哨口叫‘黃洋界’，是進入井岡山的要道口，地勢十分險要。1928年8月30日，比咱們今天還要早上兩個月，國民黨湘軍吳尚和贛軍王均的隊伍，共四個團，乘紅軍大部分往湘南未歸之際，會合猛攻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情況十分危急。當時留守井岡山的紅軍不足一個營。結果，他們在赤衛隊和廣大老百姓的支援下，憑借黃洋界天險頑強抗擊敵人。激戰一天一夜，敵人傷亡很大，丟下一大片尸體，連夜夾著尾巴偷跑了……” 馬文瑞用講故事的方式，把許多中央紅軍的情況、全國各個蘇區的情況和革命道理講述給大家聽，既新鮮又生動。開始大家覺得深奧難懂的政治課，很快成了一門很受大家歡迎的課程。 當時，紅軍在劉志丹指揮下，時常分別在南梁地區周圍的隴東、陜北三邊和關中一帶活動。紅軍打了勝仗，就把各種各樣的戰利品帶回蘇區。馬文瑞最感興趣的，是那些國民黨辦的舊報紙。劉志丹聽說后，就時常派人把報紙給馬文瑞送來。他就根據那些報紙上的“消息”經過一番仔細的分析研究，把有用的東西去偽存真加上自己平時由書本和黨內文件中所獲得的理論和情況，編成系統的教材，講給學員們聽。馬文瑞喜歡在夜深人靜時思考問題，翻閱資料。他倆住的窯洞旁邊，有一孔小拐窯，夜里怕影響岱峰休息，馬文瑞就點著小油燈在拐窯里備課。夜深了，窗外冷風颼颼，寒氣逼人。小窯里沒有生火，寒風不斷由門縫鉆進來，馬文瑞披著一件夾袍子的身體因受寒而不住地顫抖。他拼命咬著牙關，不叫牙齒打出聲響來。他伏在那張白木桌上寫呀寫呀。寫上一陣兒，便停一下，翻上一陣報紙，又在地上踱著腳步思考一陣兒。豹子川的夜，靜極了。西北風在山野中肆虐，餓狼在梢林中哀嚎，豹子河湍急的流水聲越發顯得急切。然而這窯洞外面的一切，他仿佛根本聽不見。 1994年冬季，年已九旬的吳岱峰將軍回憶說：“馬文瑞備課，那可叫認真，常常是晚上人睡靜以后。有一回大約到了后半夜，我被凍醒了，一看拐窯里的燈還亮著，心想他一定凍壞了，就披上衣服，把火盆給他端過去。走到窗前，從門縫里瞅見他正用毛筆在土造的馬藺紙上寫，寫上幾行，就停下來，皺著眉頭，用左手摸著腦門兒想。我很感動，心想他真是鬧革命頂真的人，志丹把他留下來，可是留對了。”老人講到這里，顯得有些激動，沉吟片刻后說：“我真佩服文瑞同志的記性。許多中央文件上的話，他能整段整段地背寫出來。許多情況，如江西蘇區、湘鄂西蘇區、鄂豫皖蘇區、閩浙贛蘇區、川陜蘇區和各路紅軍的情況，他都清清楚楚。我時常說，‘文瑞呀，你可是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他只是嘿嘿一笑。” 入冬以后，大雪封山了。整整一個漫長的冬季，馬文瑞都是這樣夜以繼日地熱情地工作著。他似乎不知疲倦，好像總有一種興奮的烈焰在胸中燃燒騰躍，有一種崇高而強烈的愿望催促著他忘我奮進，有一種無形的壓力鞭策著他爭分奪秒地工作著。他強烈地意識到，自己正肩負著一個極為重要的使命——為發展中的西北蘇區和紅軍，為中國的革命事業鍛造棟梁。他常常想：軍政干校就像一座革命的熔爐，一塊尚有雜質且缺韌性的生鐵投進來，經過加溫供氧，才能鍛煉成剛強鐵漢。他深知，一個革命戰士，假若沒有清醒的無產階級政治覺悟，沒有用革命理論武裝頭腦，就很難堅強不屈，很難肩負起充滿艱難險阻的革命重任。于是，他從掃盲識字和最簡明的革命口號講起，繼而從階級、階級壓迫和剝削，講到推翻地主階級封建統治，砸爛舊世界，建立新世界；從無產階級、共產黨，講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共產主義理想；從清澗起義、渭華暴動，講到廣州起義、南昌起義、朱毛紅軍和井岡山的斗爭……總之，他努力把自己所了解的一切，都傳授給年輕的紅軍干部們。 一天清晨，當吳岱峰照例早早起來準備集合隊伍時，卻發現身邊的草鋪空著。他感到奇怪，難道馬文瑞已經起床了嗎?他記得昨夜自己躺下時，他還在小窯里備課哩。吳岱峰一邊穿起衣服，一邊走出門，卻見小窯窗上的燈光還亮著。推門一看，馬文瑞伏在桌上睡著了，半個臉壓在墨盒上。他心里一陣感動，才意識到馬文瑞熬了一夜。他正尋思著，馬文瑞醒來了，一揚頭，半個臉全被墨汁染黑了。那樣子一下把吳岱峰逗樂了，他指著馬文瑞，哈哈大笑，說他一夜之間變成了“黑包公”。馬文瑞起初莫名其妙，等到瞅見面前的墨盒，才知發生了什么事，也禁不住笑著，忙用一只手捂著臉，朝時常洗臉的河灣里跑去，老遠遠還聽見吳岱峰在笑。忽培元，祖籍陜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傳記文學創作與研究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散文學會理事、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書畫院副院長。現任國務院參事。 主要作品有文學傳記：《蒼生三部曲——群山、長河、浩海》《耕耘者——修軍評傳》《百年糊涂——鄭板橋傳》《難忘的歷程——延安歲月回訪》《劉志丹將軍》《謝子長評傳》《閻紅彥將軍傳》等；長篇小說《雪祭》《神湖》《老村》《鄉村第一書記》；中篇小說集《青春記事》《家風》，中短篇小說集《土炕情話》；散文集《延安記憶》《人生感悟》《毛頭柳記》《大慶賦·鐵人銘》《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記》《秦柏風骨》《山秀珍》《義耕堂筆記》；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和詩集《北斗》《開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軍評傳》分獲第一屆、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長篇）；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獲中華鐵人文學獎。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在國外出版。反映當代生活的長篇小說力作《鄉村第一書記》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編成同名電視劇。
【編者按】馬瑩伯（江蘇省文化廳原廳長、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傳記文學《群山——馬文瑞與西北革命》以細膩、生動的描繪，富于詩意的筆調，流暢優美的文字，通過對一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馬文瑞同志革命生涯的記述，譜寫了一曲響遏行云的革命傳統的頌歌。 這種革命傳統表現在: 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一個人的奮斗方向、奮斗目標，對他的生活道路產生著重大影響。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有什么樣的理想信念，就有什么樣的行為表現。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是無產階級世界觀的核心。馬文瑞同志從接受馬克思主義、參加革命起，就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這不僅表現在革命高潮時，尤其表現在革命低潮時。有一段時間，陜北地下工作沒有活動經費，沒有交通工具，沒有掩護工作的公開身份，甚至連個棲身之地都沒有，他始終奮斗不懈。在陜北地下黨受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下，他處境極其危險，但他說，“開弓沒有回頭箭!就是粉身碎骨，也只能奮力前進。”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還突出地表現在他遭到不公正待遇的時候；在西北地區錯誤肅反中，他和西北一批黨的負責人被逮捕，險些被活埋。那時他想的不是自己，想的是:蘇區和紅軍眼下不知成了什么局面?白軍、地主豪紳和反動民團會不會趁機反攻倒算，把老百姓再度推入水深火熱之中?經過千辛萬苦從敵人那里爭取過來的武裝會不會調頭反回，或淪為土匪?他考慮著把僅剩的一塊錢交最后一次黨費。后來，到達陜北的黨中央解救了他們。周恩來同志找他談話，他不訴冤情，只說:“周副主席，工作由組織確定吧!”這真是:危難時刻方顯出英雄本色。 大無畏的革命氣魄。馬文瑞同志在還是一個中學生時，就曾在白色恐怖下進米脂城取出陜北特委的重要文件，敢在老虎下巴上捉狗蠅。他曾作為中共陜北特委的負責人，只身到監獄里探望戰友。為了搞兵運，他曾徒步從三邊走到慶陽。為了做爭取東北軍、西北軍的工作，他曾親自帶著人，頂著烈日，冒著危險，在紅白邊境地帶一座山頭、一個哨所地走訪東北軍的士兵，還曾闖進延長，教訓西北軍的一個連長……這充分表現了他無私無畏的勇氣和膽略。 密切聯系群眾的工作作風。他在革命生涯中善于和群眾打成一片，虛心聽取群眾的意見，無微不至地關心群眾的疾苦。正是來自人民的熱量和營養，支持著他永不疲憊地奔走在革命征途上。在1942年11月召開的陜甘寧邊區勞模表彰大會上，毛澤東同志親自為他題寫了“密切聯系群眾”6個大字，以資獎勵，他是當之無愧的。 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他在工作中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反對違背黨的正確路線的錯誤做法和主張。有一段時間，在搞過了土改的老區又重新搞土改，把新富裕的農民評為富農，把被沒收土地而勞動多年的地主富農又定為地富再去斗爭。在土改中，亂斗、亂打、亂沒收財物、亂掃地出門的現象屢見不鮮。對于這種“左”傾錯誤，他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和習仲勛同志的一番談話是十分感人的。后來，毛澤東同志采納了習仲勛向中央報告中提出的正確建議，使錯誤得到了糾正。這就是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的科學態度。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刻苦精神。傳記文學記述了馬文瑞同志無論斗爭環境多么惡劣，工作任務多么繁重，都堅持不懈地讀書，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除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的12本干部必讀書外，他還把毛澤東同志的《辯證唯物論講授提綱》一直帶在身邊反復閱讀。從根本上說，他的理想信念和其他思想素質都來自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掌握。原載于《群山》評論集——《群山回響》《革命傳統的頌歌》之第一部分第43章：王世泰派人把馬文瑞送到梨園堡，見到了習仲勛。兩人是第一次見面，但彼此又像老熟人一樣親近南梁山區，在西北革命斗爭中是至關重要的。像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一樣，這片地處喬山山脈西段的偏遠梢山地帶，橫跨陜、甘、寧三省邊境，也較接近內蒙古，實為西北紅軍一個理想的活動區域。劉志丹、謝子長、閻紅彥等人長期率領紅軍隊伍轉戰于這一帶山區，逐漸建立了較為鞏固的革命根據地。1934年，蘇區剛剛創建，馬文瑞來到南梁山區。當時正值林木蔥蘢的深秋季節。他由寧縣出發，帶路的是回家探親的紅軍戰士常冠英。在進入蘇區之前，敵人封鎖很嚴，大路口上都設有哨卡，嚴格盤查來往行人。為了安全，他們避開大路，一直在草莽密林中的羊腸小道上穿行。晌午，行走在遮天蔽日的叢林中，覺得很悶熱。清早穿在身上還有些涼意的夾衣，也穿不住，只得脫了提在手里，穿一件汗褂子走路。馬文瑞還是頭一次走進這樣大、這樣茂密的梢林，感到周圍的一切都很新奇，心想紅軍躲進這梢林里，好像魚歸大海，敵人來犯，那簡直是大海撈針，一點辦法也沒有，而躲在暗處的紅軍，倒可以收拾敵人。劉志丹他們瞅下的這塊地方真不錯。常冠英是個老實巴交的人，一路上只顧領路，也不說話，偶爾回過頭對馬文瑞圪瞇一笑，就算是打了一聲招呼。年輕的紅軍戰士顯然已經習慣了在梢林里長途跋涉。他左手伸出一根棍子探路，右手不停地撥開橫在路上的荊條藤蔓。馬文瑞便學著他的樣子緊隨后面。正午的山林中，顯得格外寧靜。各種蟲子和不知名的小鳥歡快地鳴叫著。頭頂的樹杈上或腳邊草叢中，不時會猛地躥出一只松鼠或野兔。羽毛鮮艷的錦雞，也會在距人很近的地方，突然咯咯叫著驚飛起來，嚇人一跳。隨后，一切又恢復如舊。熟透的杜梨，因無人采摘而黃澄澄落了一地。一路上沒有水喝，常冠英不時地由路邊摘一串紅得可愛的蛇麥或黑亮圓潤的野葡萄放進嘴里嚼。馬文瑞便學著他也摘著吃，頓時感到清涼甘甜，十分解渴。過去長年累月在陜北光禿禿的梁峁上奔波，特別在三邊一帶及黃河畔，有時走一天也見不上一戶人家，更找不到一口水喝，渴得嗓子直冒煙，也只能干瞅著遠處隱約可見的長城和黃河，咽一口苦澀的唾沫。相比之下，這梢林倒顯得格外豐饒富有。小路躍上一座山梁，面前出現一片林中空地，遍地盛開著金黃淡紫的野菊花。有涼爽的清風由山后的陡坡吹上來，飄散著花香的空氣變得濕潤新鮮了許多。常冠英又一次扭回頭，圪瞇一笑說：“咱們在這搭歇陣兒吧?”馬文瑞說：“好吧。”隨即坐在山坡上，望著山下的林莽問道：“離南梁堡還遠嗎?”“遠哩，下了這道梁，翻過前面那架屹，才是東華池，南梁堡離東華池還有幾十里路。”馬文瑞用手里的夾衣擦擦臉上的汗，點點頭沒有再說什么。他們已經在梢林中鉆了整整兩天，夜晚在山窯子里過夜。帶的干糧已經不多了。也就是說，還得堅持一天，才可以到達南梁堡——南梁根據地的中心和陜甘邊軍委所在地。想到明天晚上就要與劉志丹和紅26軍的同志們見面，馬文瑞心中感到一陣激動，感到剛才還疲乏不堪的雙腿有了力氣。他有些興奮地走到山畔上，透過山楊樹的枝梢，回望走過來的地方，見那里只是一片茫茫林海，根本看不到有什么路。他簡直有點不相信自己就是從那林海中鉆過來的。他轉回頭，眺望前去的方向，眼前依然是無盡的梢林，山巒，在陽光下展現出一片蒼茫。他想到，革命前進的道路正如這林海中的跋涉，完全是在沒有路徑的地方摸索前行。幾十年后，當他面對北戴河漲潮的大海，總要想起南梁山的茫茫林海來。那奇偉的景象，給他的印象實在太深刻了，每每回憶起來，就有一種激情涌起在心頭。黃昏時分，當最后一抹晚霞把林梢染成一片金紅時，馬文瑞終于看到前面山坡下有紅旗、窯洞和晃動的人影。常冠英扭回頭，圪瞇一笑說：“東華池快到了，王世泰團長帶著紅三團駐守這一帶。”馬文瑞一聽，自然很高興。過去沒同王世泰見過面，但常聽紅26軍回到陜北的同志提起他。天擦黑時，他們到了紅三團團部。王世泰聽說陜北特委的馬文瑞來了，別提有多高興。這位攬工漢出身的紅軍將領，仍然保持著農民的淳樸，一見馬文瑞，便上前親熱地握著手說：“文瑞同志，路上辛苦。感謝陜北特委這些年對咱軍隊的支持，常聽陜北來的戰士談起你哩。”說著便叫人給他們打水洗臉，搞飯。吃飯中間，王世泰說：“往前去，快到梨園堡了。剛剛成立的陜甘邊蘇維埃政府駐在那里。”馬文瑞問：“蘇維埃主席是誰?”王世泰說：“主席是習仲勛。”“習仲勛同志?”馬文瑞原先聽到過這個名字，那還是在綏德工作時聽李樹春講的。李樹春在大革命失敗后，曾同習仲勛一起在西安坐過牢。“志丹和軍委駐在南梁堡的寨子灣，離梨園堡還有幾十里路。”熱心的王世泰不停地介紹著蘇區的情況。第二天一早，王世泰派人把馬文瑞送到梨園堡，見到了習仲勛。兩人是第一次見面，但彼此又像老熟人一樣感到親近。仲勛和文瑞年齡相仿，文化相當，又都是1926年入團、1928年轉黨的。當兩位年輕的職業革命者緊緊握手問好的一瞬間，他們彼此也許都意識到了“同志”這個詞的深刻的含義。他們過去是素不相識的，今后卻要成為并肩戰斗、生死相依的同志和戰友。習仲勛的關中口音和馬文瑞的陜北方言聽起來差異很大，慷慨激昂與沉穩持重的性情也似乎很不相同，但在一面火紅的黨旗下，在一曲雄壯有力的國際歌的旋律中，兩個人緊緊地握著手，用真誠熱烈的目光，傳遞著戰友情誼。年僅22歲的習仲勛個子較高，目光炯炯，時常憨厚地笑著，顯得很活躍、很有朝氣，處處展示著革命年代里有為青年的熱情和青春活力。相比之下，年歲僅大他三四個月的馬文瑞顯得性格內向、穩練沉著。見面之后，大家坐下來拉話，習仲勛接過一個小同志送來的茶杯給馬文瑞遞到手里，親熱地說：“早就聽志丹談起你，說你十六七歲就發起領導過綏德饑民斗爭。你前些日子寫信給志丹的事，我也知道……”年輕的蘇維埃主席提起劉志丹時，語氣中明顯地流露出非同一般的敬重，這使馬文瑞感覺到了他的坦誠。當時見面談過的許多話都記不清了，唯有那誠摯的熱情還記得真切。習仲勛以當時所能辦到的最隆重的方式，歡迎陜北特委負責人馬文瑞的到來。這種歡迎，在隨后于南梁堡寨子灣見到劉志丹時，達到了高潮。“歡迎，歡迎!”劉志丹一見馬文瑞，喜出望外地一下由炕上跳下來，兩人緊緊地擁抱著，那種親熱的舉止，完全超越了一般的同志。唯有志丹心里深知，陜北特委與紅26軍其實是唇齒相依、密不可分的。他深知，當初這支紅軍創立的時候，陜北特委是給予過巨大支持的，而這種支持，又是由文瑞來具體實施的。當初晉西游擊隊撤過黃河到達陜北，處境困難，是文瑞代表中共陜北特委在白色恐怖極其嚴酷的情況下，支持游擊隊站穩腳跟，迅速發展壯大。這支實力較強的紅軍游擊隊，不久之后與自己領導的武裝會合，形成了紅26軍的基礎力量。劉志丹自從1929年認識馬文瑞，就很喜歡這個堅定且有較高覺悟的同志，覺得他很可靠，黨分配什么任務，都會千方百計去完成。革命事業，特別是艱苦復雜的斗爭環境下，太需要這樣的同志了。加之前不久，他又九死一生地為陜北紅軍拉過來一個排的兵力。因此，他一見到馬文瑞，心中便閃出一個念頭：“這回說什么，也得把文瑞留下來。在目前的情況下，南梁蘇區很需要他。”在寨子灣馬文瑞見到劉志丹時，吳岱峰也在場。意外地見馬文瑞出現在南梁堡，岱峰心中的高興簡直沒法說。他見志丹同文瑞親熱地拉著話，便出門找來管理伙食的同志，安排給文瑞做飯。窯里拉話的志丹聽見忙說：“不要做了，一會兒叫貞娃媽給咱剁蕎面。”走了大半天路，文瑞肚子早餓了，聽說有剁蕎面吃，便說：“那好，我還沒見過貞娃和她媽，她們母女可好?”劉志丹說：“唉，前不久敵人抄了我的家，連祖墳也挖了。我的老父親和妻兒被趕到山里藏身。仲勛剛剛派人把她們接到南梁。”馬文瑞說：“接來好，不然無家可歸，叫她們怎么生活呢?”“接來好是好，可紅軍中今后這種情況還會有，如果都把家屬接到蘇區，會加重他們的負擔。”正說著，習仲勛從門里進來了，他顯然聽見了劉志丹的話，說：“這件事，老劉你放心，紅軍中只有一個劉志丹，敵人抄家也是有重點的嘛。”大家都笑了。劉志丹也無可奈何地笑著搖頭說：“眼下也只好如此。沒事干，我讓桂榮給戰士們做鞋襪、補衣服、洗衣服。文瑞，你這身衣服也該換洗了，等會兒，讓你嫂子給你找一套干凈軍衣，把這身便服換下來洗洗。”馬文瑞忙擺手說：“不用換，我來看看你們，過兩天就要回陜北去，洗了也沒用，穿臟點路上好走。”劉志丹和習仲勛一聽，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顯然他們已經都有了把文瑞留下來工作的意思。劉志丹說：“文瑞同志，這次來就不要走了，這里很需要你。”馬文瑞忙說：“我還得很快回陜北去，特委派我到三邊搞兵運，工作還沒交代。”習仲勛說：“馬文瑞同志，你就留下來吧，我們一起干。”馬文瑞看出兩位是真心動員自己留下來，只是覺得沒通過陜北特委不大合適。他正猶豫著，劉志丹又說：“紅26軍要重整旗鼓，營、連、排指揮人員很缺，許多同志軍事上還多少懂一點，但沒有文化，政治理論就更談不上，咱們剛剛辦起一所軍政干校，沒有政治教官，你留下來教政治課吧。這所學校，主要培養軍事干部，也有少數地方黨政干部。咱們的蘇區要鞏固發展，地方干部的素質也得加緊提高呀。”馬文瑞聽得動了心，又見劉志丹、習仲勛如此熱情挽留，便說：“那好，我留下。只是得給陜北特委寫封信說明一下情況。”習仲勛忙說：“那好，高崗被撤了職，正好要回陜北去，信就叫他捎去吧。”一件具有重要意義的事情，就這樣確定下來。此刻，天色已晚，劉志丹說：“走，到我窯里吃飯去。”說著便領文瑞幾個出門朝山溝對面坡上的小窯洞走去。剛上畔，就聽窯里有小娃娃哭。劉志丹很動情地說：“你們聽，我那個嬌女子又哭了。”果然大家一進門，就見穿著一身改小了的紅軍軍服、頭戴紅五星八角帽的劉力貞站著哭哩。“死貓子，誰叫你抓我貞娃!”劉嫂子正訓斥一只花貓哄貞娃不哭，一時竟沒看見志丹他們回來。貞娃眼尖，見爸爸領著幾位叔叔進來，便住了哭，指著地上的貓子說：“爸爸，貓子抓我手來。”劉志丹一下被逗樂了，跺腳笑著說：“是嗎?唉呀，都流紅血了。小紅軍要堅強，是你先捉它來?”“這就對了，你捉人家，它捉你，還哭什么?”小貞娃被問得無話可說，嘿嘿一笑，抖掉了臉上掛著的淚珠。劉志丹疼愛地蹲下身子，用那雙握慣了槍柄的大手給貞娃擦了擦眼淚說：“貞娃，你再也不要抱貓子了，它喜好自由，你抓它，人家就不高興。”“嗯。”小紅軍點頭答應著，顯出很懂事的樣子。父女倆沉浸在幸福中。那情形，使馬文瑞很感動。他想象不來，整天握槍打仗的劉志丹，眼下竟是這樣一個兒女情長的和藹的好父親。劉嫂子站在一旁看著，顯然也很感動。在這個不識字的淳樸的農村婦女看來，“老紅軍”對“小紅軍”的親情，也就是對自己的愛情，心中這些天來聚積下的委屈，早化作幾滴淚水，奪眶而出。說真的，這些日子劉志丹實在是太忙了。自從她們母女來到南梁堡，他還一直沒時間同她娘倆好好拉過話哩。劉志丹抱起貞娃，才發現馬文瑞、習仲勛還立在地上，忙對同桂榮說：“貞娃媽，你怎搞的，來了客人也不讓上炕，也不倒茶做飯。”“唉呀，真個，你看我!趕緊上炕歇著，‘老紅軍’批評得對。”劉嫂子風趣地說著，忙把客人讓上炕，很麻利地倒了茶水。這茶水其實是山里挖的甘草根泡的水，甜絲絲的，很解渴。她還端上一老碗杏干讓客人吃，嘴里一個勁兒道歉說：“你看我，光顧了哄貞娃，把上門客都冷落了。你們先拉話，喝茶吃杏干，叫我給咱剁蕎面。”馬文瑞這才注意起熱情好客的劉嫂子來。她梳著陜北年輕媳婦一樣的纂兒頭，腦后的發髻上別著一根銀釵，右耳側垂下一縷長發，穿著新婚時的紅襖綠褲，彎腰和面時，身子有節奏地閃動著，顯得又精干又麻利。這使他記起了自己的大嫂，心想，劉志丹同志的妻子，像千千萬萬個陜北農村婦女，是一位典型的賢妻良母。聽說她對志丹鬧革命很支持，馬文瑞心中便對劉嫂子多了幾分敬意。他由劉志丹懷里接過貞娃說：“來，叫叔叔抱。”貞娃睜大一雙既像她媽又像“老紅軍”的眼睛，望著這個從未見過面的叔叔，好奇地問：“叔叔，你怎么不當紅軍?”“貞娃，不敢胡說!”劉嫂子忙說。“我這回就是來當紅軍的。”“那，那你為啥不穿紅軍衣服?”劉志丹說：“叔叔一會兒就要換衣服，他是爸爸請來的先生，給紅軍叔叔們上課哩。”貞娃聽了爸爸的話，目光變得很驚奇，顯然開始敬佩起這位不穿紅軍衣裳倒能給紅軍叔叔們上課的“先生”來。在小孩子的心目中，能給紅軍叔叔當先生的人，一定是天底下最有本事的人啦。炕上的人閑談著，地上的劉嫂子和好一塊蕎面，就開始摟柴燒火。灶口紅艷艷的火舌卷出來，映照得窯里通明。貞娃從叔叔懷里掙脫，自告奮勇要幫媽媽燒火。劉嫂子調好湯，開始剁面。咚咚咚咚，極有節奏的剁面聲就像陜北正月鬧秧歌的鑼鼓聲。馬文瑞情不自禁地說：“劉嫂子，早就聽說你們保安婆姨蕎面剁得好，果然名不虛傳呀。”劉嫂子說：“唉，這刀案都不行，要在我們盧子溝家里，那才叫你見世面。”說著咚、咚、咚、咚剁得更帶勁兒了。劉志丹笑著說：“人家夸你，也不謙虛，二百五勁兒倒上來了。”大家正說著話，門開了，人沒進來，倒見一只手提了只新打的野兔伸進來。隨后才看清進來的人是吳岱峰。一進門他就說：“馬文瑞，看來你是個有福的，這一陣兒梢大兔子最難打，我一進溝，倒碰上一只。”說著便從腰里拔下刺刀，蹲在地上剝皮開膛。劉志丹見狀，自然很高興，說：“加上岱峰的兔肉臊子，咱這頓飯可就吃美咧。”吳岱峰把兔肉洗凈下了鍋，便上炕親近地坐在馬文瑞身邊吸旱煙。劉嫂子故意說：“老吳，兔肉下鍋，沒你的事了，還坐著等啥?”吳岱峰說：“等著吃你的剁蕎面嘛——咋，不歡迎?”同桂榮說：“歡迎是歡迎，你得給咱唱一段紅軍調兒。”吳岱峰說：“那好辦，就怕‘老紅軍’不愛聽。”同桂榮說：“快唱，快唱。他不愛聽，我愛聽。”于是吳岱峰壓低嗓門唱道： 半夜里來叫門，問你是哪部分，只要說是老劉的人，趕快迎進門。請吃豬羊肉，請吃熱蒸饃，老劉喜歡吃蕎面，趕快壓饸饹…… 歌聲還沒落地，習仲勛和馬文瑞就鼓起掌來。劉嫂子高興得紅了臉，嘴也抿不嚴。劉志丹只是微笑著不說話。等到歌聲停了，瞪圓一雙美麗的大眼睛聽出了神的小貞娃才鬧著說：“叔叔再唱!叔叔再唱!”小小窯洞里充滿了飯菜的香味兒和歡樂的笑聲。這一頓香噴噴的野兔肉臊子剁蕎面，馬文瑞在幾十年后仍然記得真切。1993年初夏，他應邀回陜北參加照金革命根據地創建60周年紀念活動時，與年已90多歲的同桂榮老人相逢，兩人回憶起當時的情形，許多細節都還記得。馬文瑞說：“劉嫂子，你那天做的剁蕎面真香，至今記起還想吃哩。”劉嫂子說：“就那——‘老紅軍’還批評我沒把客人待好。”馬文瑞說：“你幾時再給咱剁一回蕎面呀?”“唉，剁蕎面硬，怕吃了你胃受不了。”兩個老人都笑了，一邊站著的年已60多歲的劉力貞也笑了。隨后大家都變得嚴肅起來，在沉默的氣氛中，人們懷念著已犧牲半個多世紀的“老紅軍”——劉志丹。回想起來，那同志、親人團聚的日子，該是多么寶貴而又令人難忘!忽培元，祖籍陜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傳記文學創作與研究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散文學會理事、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書畫院副院長。現任國務院參事。 主要作品有文學傳記：《蒼生三部曲——群山、長河、浩海》《耕耘者——修軍評傳》《百年糊涂——鄭板橋傳》《難忘的歷程——延安歲月回訪》《劉志丹將軍》《謝子長評傳》《閻紅彥將軍傳》等；長篇小說《雪祭》《神湖》《老村》《鄉村第一書記》；中篇小說集《青春記事》《家風》，中短篇小說集《土炕情話》；散文集《延安記憶》《人生感悟》《毛頭柳記》《大慶賦·鐵人銘》《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記》《秦柏風骨》《山秀珍》《義耕堂筆記》；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和詩集《北斗》《開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軍評傳》分獲第一屆、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長篇）；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獲中華鐵人文學獎。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在國外出版。反映當代生活的長篇小說力作《鄉村第一書記》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編成同名電視劇。
【編者按】劉白羽（中國作協名譽主席，著名作家）我因病住院，不能參加會議，首先向馬文瑞馬老表示衷心的祝賀。看到長篇傳記文學《群山——馬文瑞與西北革命》出版了，非常高興。這是一部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的好書，恰恰又是在貫徹“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的時候出版，是一件喜人的事，必定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發揮作用。我還要向作者、出版者表示深切的感謝，感謝你們為社會主義文化事業作出了這一卓越貢獻。原載于《群山》評論集——《群山回響》《一部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的好書》第42章：馬文瑞同師發直帶著準備投奔紅軍的二十多人，背著十多枝好槍，避開敵人崗哨偷偷摸上城墻 谷連舫騎兵旅在慶陽短期整訓，馬文瑞認為時機不可錯過。為了借機行事，他冒著被敵人發現的危險，化裝打入敵軍，住進薛毓瑞連。他情知此處南距西安只有四五百里，北距紅26軍所在的南梁地區僅有二三百里，如果隊伍再一開拔，整個努力就前功盡棄。但眼下公開起義，條件并不成熟，弄得不好，會全體暴露。能不能采取“偷兵”的辦法，把工作已經成熟的部隊秘密拉出，送往南梁?馬文瑞找來師發直，把這個想法告訴他。師發直一聽，完全贊同。兩人隨即商定，打算先拉出一個排。情況緊急，事不宜遲，各種準備工作立即動手緊張地進行。 如何拉出去呢?這是一個難題。慶陽是座古城。城池筑在三面環水的一座小山包上。谷連舫旅駐扎在城里。一到晚上，四門緊閉，且有重兵把守，插翅難飛。大家商量結果，認為城門出不去，就設法從警戒相對松懈的城墻上過。當下，馬文瑞帶領師發直、王治岐、薛毓瑞以散步為名，登上城墻，觀察地形，選擇東門附近作為行動位置，制定了周密的行動計劃，并暗中預備幾條粗繩。 這天夜里，四周一片漆黑。時刻一到，馬文瑞親自同師發直帶著準備投奔紅軍的二十多人，背著十多枝好槍，避開敵人崗哨，偷偷摸上城墻。借著星空的微光，看得見敵人的哨兵在不遠處的崗樓周圍抱著槍轉游，連咳嗽吐痰聲都聽得清晰。哨兵的警惕性并不高，不停地就有人縮著脖子點火抽煙，煙火一閃一閃，像天邊的一顆顆賊星。起義的戰士們挨個兒伏在城墻垛口后邊。茫茫四野，一片寂靜。馬文瑞透過垛口，望著西北的方向。那里黑糊糊一片是連綿的山嶺。他知道劉志丹、吳岱峰等人在那里，紅26軍的主力在那里，紅軍武裝開辟的紅色根據地在那里。他也深知，南下失敗后，正在恢復元氣亟待發展的紅軍，多么需要補充兵員和槍支呀。這二十多個精壯小伙子和十多枝好槍到了南梁，志丹他們一定很高興。所有參與這次行動的士兵全部集結完畢，馬文瑞便命令師發直按計劃開始行動。于是二十多名戰士，被挨個從幾丈高的城墻上神不知鬼不覺地用預備的幾條粗繩放了下去。戰士們到了城外，就近隱蔽在城墻根的蒿草叢中。城墻上只剩下馬文瑞、薛毓瑞和師發直三人。腳下這道在黑暗中越發顯得古老神秘的高高的城墻，就像是天地混沌時光明與黑暗的分水嶺。離開這座城，便意味著投奔光明，留下來的人就得在黑暗中繼續同魔鬼搏斗。此刻，平時性情剛強的師發直，突然握住馬文瑞的手，很動情地說：“老馬同志，我看咱們還是一齊走吧。你留在這里實在太危險，弄不好，敵人會捉住你。” 薛毓瑞也說：“對，你們還是一齊走吧。爾格這種情況下，能拉出一個排，也就很不容易。剩下的事情，由我伺機處理吧。” “不，我們的任務還沒完成，師發直同志。”馬文瑞的語氣變得嚴肅起來，“還是按照預定計劃，你先走。一定要把隊伍拉上南梁，親自交給劉志丹同志，代我問他好。” 師發直見馬文瑞態度堅決，也不好再說什么，只得點頭同意。臨分手，三人都有些生死別離的感覺。師發直最后一個握著繩子滑下城墻，耳邊還響著文瑞最后的叮嚀：“路上操心，不能停，要日夜兼程趕到南梁。”三天以后，這一排戰士在師發直帶領下，成功到達南梁根據地，見到了劉志丹，隨即編為合水游擊隊。從此，這支起義的隊伍同主力紅軍一道，英勇戰斗在陜甘邊地區。師發直后來調任安塞游擊隊隊長。他勇猛善戰，身先士卒，在一次戰斗中英勇犧牲。 再說師發直帶著隊伍走后，馬文瑞考慮是否把薛毓瑞這個連二十來個人也拉出去，便同薛毓瑞商討此事。而正在這時，敵營長突然派人來到薛毓瑞連，把薛毓瑞找去問：“聽說你們連里最近住著個姓馬的，他是個什么人?” 薛毓瑞說：“他是教書的，我的熟人，到西安去，想隨隊伍走。” 營長說：“你要注意此人，他是否要搞什么名堂？” 薛毓瑞急忙回來轉告馬文瑞，要他提高警惕，以防出事。 原來師發直所率的一排人兵變出走后，敵人注意到馬文瑞了。薛毓瑞感到情況緊急，焦慮不安地對馬文瑞說：“我看來者不善，這該怎么辦呢?” 馬文瑞想了想，用商量的口氣問：“毓瑞同志，你考慮你連能否舉事?” 薛毓瑞說：“本連只有二十來人，現在還沒有什么槍支武器，拉出去也作用不大。加之敵人也許已有防備，弄得不好，很可能被包了餃子。” 馬文瑞聽了，覺得他講的倒也是實情，便說：“那好吧，就暫且按兵不動。” 薛毓瑞一聽，有些發急：“好老馬，敵人注意你了，你得趕快離開，不然很危險。” 馬文瑞想了想說：“也好，我先離開此地，到寧縣隱蔽。那里有我兩個熟人，咱們到西安再見。” 馬文瑞當下做了一套新衣服，戴了個當地人慣戴的硬草帽，連夜化裝離開慶陽到了寧縣，住在熟人張遜謙、曹鴻賓處，每天都暗中打探慶陽谷連舫部的情況。 張遜謙和曹鴻賓原先都是共產黨員，參加過晉西游擊隊，眼下在寧縣縣政府任職員。寧縣的縣長是米脂人賀連城。他倆當時雖已脫離黨和紅軍，但仍然同情革命，在食宿上給馬文瑞提供了方便。 幾天后，谷連舫部開拔，沿涇川、長武、彬縣、永壽、乾縣，一路開往西安。因段佑庵帶著他那個團從三邊出動時即叛變出走，開拔的是張廷芝、張廷祥兩個團和旅部。馬文瑞聞知谷連舫部開拔，立即買了車票，乘汽車趕往西安，同行的張遜謙在寧縣發了點財，手提個漂亮皮箱，里面裝滿了衣物和貴重東西。馬文瑞是兩手空空，一無所有。這個人有些勢利，對馬文瑞甘愿清貧、堅持革命有些瞧不大起。雖是同車同路，并非志同道合。恰巧同車還有一位在西安上中學的富小姐，涂著口紅，描著眉毛。張遜謙對她大獻殷勤，一路上說著自己此次去西安闖世界的宏偉計劃，不時地將目光在那個女學生的臉上掃來掃去。馬文瑞并不留心他的高談闊論，只是操心谷連舫部到了西安，那些黨員同志的處境會十分困難，只考慮如何設法同西安地下黨取得聯系，把敵軍中黨員同志的活動安排好。張遜謙見他沉思不語，便說：“老弟，咱到了西安，就不要再回陜北了。憑你的國文程度，不怕找不到個好職業。咱在西安成個家，強比回咱那窮山溝里受洋罪。” 馬文瑞有意無意地抬起眼皮瞅他一眼，沒說什么。他明白，這小子的話，表面是給自己講，實際上是給那個涂口紅的女學生聽的，便覺有些好笑。兩人到了西安，一同住進榆林會館。碰巧馬云程、馬建翎、朱俠夫、常應晨等也都住在那里。馬云程當時有病，睡到半夜就喊革命口號，張遜謙對此很生氣，說他“遲早要連累眾人”。 馬文瑞一到西安，立即同谷連舫部的黨員取得聯系，同志們也時常換上便衣到會館里來找他。一天上午，張遜謙出去了，谷連舫部的王治岐來找馬文瑞，一見面就小聲說：“老馬，軍隊里有位姓劉的同志，偷出來一枝手槍。”說著由懷里掏出一枝很漂亮的小手槍。 馬文瑞接過槍看了看說：“這是一枝好槍，你們打算怎么處理?” 王治岐說：“這槍就上交給組織吧。” 馬文瑞聽得既高興，又很為難。槍該藏在哪里呢?他一眼就看到了張遜謙的皮箱，心想把槍暫時藏在這個皮箱里倒很安全。于是等王治岐一走，就打開皮箱，把槍藏了進去。 段佑庵團半路上跑了，楊虎城一氣之下，將谷連舫部縮編成一個小團，把共產黨員大部分編出去了，情況變得很糟。馬文瑞召集軍中的黨員開會商量對策，會議在西安城東門外的八仙庵秘密召開。參加會議的黨員同志情緒不高，也都說不清下一步該怎么辦。馬文瑞看了看這些被編出的同志，大部分是安定人，便說：“眼下，咱陜北已建立了好幾支紅軍游擊隊，國民黨軍隊編出我們，咱就統統回陜北，參加自己的軍隊。” “這個主張好。” “對，咱就回陜北，參加咱的隊伍。” 于是決定分批離開西安。 會后，馬文瑞返回住地，快走到榆林會館門口時，就見朱俠夫、常應晨急忙走過來小聲對他說：“文瑞，你不能回去了，敵人把你的槍搜出來了，還埋伏下人等著抓你哩!” 馬文瑞一聽，知道壞了事。此刻，又見會館照門老太太的兒媳瑪瑙也站在門外直向他揮手，示意他快快離開。馬文瑞意識到危險，轉身就跑，一口氣跑到杜斌丞先生家里。杜斌丞是有名的愛國民主人士，當時任楊虎城省政府參議。他的兒子杜鴻范是共產黨員，同馬文瑞很熟，便掩護他住了下來。躲了幾天，才聽說給他送槍的王治岐被捕。原來，偷槍的那個姓劉的被敵人抓了，他知道王治岐把槍交給了馬文瑞，就供出了他。敵人帶著王治岐到會館把槍搜走了。埋伏下來的敵人沒抓到馬文瑞，就把張遜謙的皮箱扣了。張遜謙大為生氣，后來一見馬文瑞，就說“曹操倒霉遇蔣干!”他托人請上層人物呼延立人作保，把箱子要了回來。以后兩人再沒相見。顯然，那個曾經加入過共產黨，當過紅軍游擊隊員的人，按照他自己的人生觀，選擇了另一條人生道路。 等風頭過去，馬文瑞離開杜斌丞家。這時，谷連舫部的黨員已統統回了陜北。為了安全，他也決定繞道長武、寧縣返回陜北。到了寧縣，他想上南梁看望劉志丹和紅26軍的同志們。曹鴻賓就在當地找了個可靠的人給他帶路，直奔南梁山區。從此，在陜甘邊地區，馬文瑞的革命生涯開始了新的歷程。忽培元，祖籍陜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傳記文學創作與研究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散文學會理事、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書畫院副院長。現任國務院參事。 主要作品有文學傳記：《蒼生三部曲——群山、長河、浩海》《耕耘者——修軍評傳》《百年糊涂——鄭板橋傳》《難忘的歷程——延安歲月回訪》《劉志丹將軍》《謝子長評傳》《閻紅彥將軍傳》等；長篇小說《雪祭》《神湖》《老村》《鄉村第一書記》；中篇小說集《青春記事》《家風》，中短篇小說集《土炕情話》；散文集《延安記憶》《人生感悟》《毛頭柳記》《大慶賦·鐵人銘》《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記》《秦柏風骨》《山秀珍》《義耕堂筆記》；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和詩集《北斗》《開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軍評傳》分獲第一屆、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長篇）；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獲中華鐵人文學獎。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在國外出版。反映當代生活的長篇小說力作《鄉村第一書記》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編成同名電視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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