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李一鳴（作家、文學評論家，現任中國作協辦公廳主任、中國作協魯迅文學院常務副院長、教授）：這部傳記是大體量的、高質量的大作品。首先是一種歷史的發現。歷史是民族的腳步、國家的記憶、人類處境的見證。文學，特別傳記文學，是記憶的產品，是歷史的復活與再現。忽培元的作品是把人放到歷史中去描寫的，人的歷史、國家的歷史、黨的歷史是疊合的，歷史是背景、是事件、是進程也是內容，在這里他著重描繪了一個人、一類人、一群人，他們的思想、精神、人格、情感，他的最大特點是描寫了人的心底世界。第二是一種歷史觀的呈現。歷史觀就是對歷史現象、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根本看法，我感覺在他的作品中對社會歷史是全面的認知，對歷史現象是辯證的分析，對歷史事件是發展的認識，對歷史人物是深入的洞察，正確處理了表象與本質、歷史與邏輯、宏觀與具體、個體與群體的關系。第三是一種寫作態度的體現。三部巨著都有他的照片，看到這三張照片我想到了歲月流失、長河奔流，寫作確實是定力的較量、體力的跋涉、智力的遠行。150萬字，30年的寫作，沒有對道路和文學的信仰、信心和信任是不可能的，非常值得我們尊重。——《從個人敘事到國家敘事的成功實踐》原載于2015年6月19日《文藝報》第29章：“像她這樣一位農家婦女，真誠地支持革命，西北革命中不知有多少這樣默默無聞的英雄”安定楊家園子脫險后，馬文瑞來到清澗縣城。清澗是當時陜北的富庶之地。陜北人自古引為自豪的是：“米脂婆姨，綏德漢，清澗石板，瓦窯堡的炭。”清澗縣城地處黃河西岸，是由延安去綏德、榆林的交通要沖。不僅盛產光滑平整的石板，還是陜北有名的紅棗之鄉。初夏四五月間，正是棗葉吐翠、棗花飄香的時節。清澗的山川、村落到處是一派翠色，花香四溢。清澗縣城，是一座名副其實的石板城。城池坐落在秀延河與南河二水相匯處的筆架山下。城墻是石板壘的，城街是石板鋪的，街道兩邊的石窯椽廊和房屋頂上，全蓋著平展展的石板。這石板組合的世界，使這座三山屏圍，二水繞流的小城，顯得頗具特色。馬文瑞由南門進城。南街很短，走出不到半里，就到了城內熱鬧繁華的小十字街口。十字街口南角，有一個“馬記飯館”，賣燒肉粉湯、豆腐燴菜，還有鹵豬肉外帶餅子蒸饃。掌柜的姓馬，又兼著大師傅，在爐前掌勺，人很和氣。馬文瑞每次到清澗，都要到這馬記館子坐下來，吃一碗豆腐燴菜。他總是背靠南墻，面沖門坐著。由那里望出去，街上的行人動靜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還能看到半山坡上敵人駐軍的院門。門兩邊扛槍站崗的衛兵的面孔和出來進去穿黃皮八大塊的官兵高矮胖痩都能看個清楚。到館子里吃飯的人很雜，有進城趕集的當地老實巴交的農民，外地來做買賣的點頭哈腰的客商，縣政府穿制服留洋樓拼命掩蓋著寒酸而做作出一副傲慢相的小官僚和黑衣服上滿是油污煙塵的目光狡黠的小市民。馬文瑞混在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中間，很不引人注目，只是那人緣很好的馬掌柜認識他。他剛一進門，掌柜的便親熱地招呼道：“來了?吃碗什么?”馬文瑞說：“燴菜、餅子。”機靈的小伙計不大一會兒就把一碗澆了油辣子的熱氣騰騰的燴菜擺在他面前。馬文瑞坐下慢慢地吃。近旁是兩個農民在吃飯，一個壓低嗓門說：“老哥，你聽說了嗎?延川出了幾個強人，有一個叫高朗亭，還有一個叫劉善忠。這兩人乘咱清澗淮寧灣民團頭子邱樹凱不在山寨，就化裝成團丁混進去，空手繳了人家六枝快槍。”另一個年紀稍大的說：“這話你聽誰說?”“剛才在驢市上聽王牙子說的。那驢兒喝多了酒，就滿世界吼喊，還說那些人里有共產黨分子。”“這話可不敢亂傳，叫縣衙的人或官兵聽見可不得了。”兩人不再說話，只是埋頭吃飯。兩個農民的對話，馬文瑞聽得真切。恰在這時，門里走進來一個人，同樣是一身商人打扮，只是頭上不戴瓜皮小帽，而像山西人一樣朝后挽著一塊白毛巾。這個人嘴很大，眼睛較小，瞪圓了，卻顯得很有神。馬文瑞一眼便認出他是延長縣的一位黨員叫譚生彬。譚生彬進得門，很快地掃視著吃飯的人。當他看到馬文瑞時，突然目光一亮，隨即又冷靜下來，沖著掌柜的說：“燴菜、餅子。”便若無其事地坐在文瑞對面的座位上，輕聲說：“你也吃飯?”馬文瑞點點頭。兩人匆匆吃罷飯，由“馬記飯館”出來，到了東城門外，在河畔上一片棗樹林中坐下來拉話。譚生彬說：“自從‘立三路線’到來之后，延長不光黨團組織暴露了，建立的幾個秘密聯絡點也遭到敵人的破壞。我們同陜北特委失去了聯絡，也不知道往后如何開展工作?”馬文瑞見到譚生彬自然很高興，對這位在白色恐怖下不退縮、不動搖，還積極尋找組織，請求分配工作任務的同志很賞識。他親切地望著譚生彬說：“我到延長一帶跑了幾天，發現農民們痛恨白軍，痛恨官府衙門，對橫征暴斂十分不滿，這里面蘊藏著極寶貴的革命熱情。當前這種情況下，可以秘密發動群眾，同敵人展開斗爭。在群眾斗爭中，注意培養積極分子，物色發展黨團員。”從此，譚生彬按照中共陜北特委的指示精神，同共產黨員李春光等人一道在延長縣堅持活動。1932年5月17日，他們鼓動數千名農民攜帶農具、灶具，包圍縣城，進行抗糧抗稅斗爭，歷時十多天，直至縣長答應農民提出的條件，方才罷休。這次大規模的群眾斗爭，打破了黨團組織遭受破壞后延長縣革命斗爭的沉悶局面。再說那天，馬文瑞告別了譚生彬，天色已近黃昏。城里城外的居民，家家戶戶的煙筒都冒起濃濃的炊煙，三山屏圍的清澗城一下便被鎖在煙霧中了。唯有西南面的筆架山在飄散著晚霞的天空映襯下，顯出清晰可辨的輪廓。馬文瑞沿著河灘朝東走去。前面不遠處，那個很大的村子叫石臺寺。村前路邊上有一座魁星樓，在暮色里高高地矗立著，長長的影子倒映在河面上，朱砂紅的墻壁和青黑色的瓦，在晚霞里顯出幾分古色古香的神秘。據說這樓上原先是一個書院。清澗雖是山區，但歷來就有讀書習武的傳統，不光縣城里有書院，鄉間富足些兒的大村鎮上也都立有書院，只是多數已經毀于兵災。馬文瑞聽說晚清年間，石臺寺的書院曾經出過好幾名文秀才，便在村民心目中，頗有幾分功德記著。加之它建在村口一座獨立的石臺上，面村背河，形勢頗有幾分峻拔高古，這才不斷得以修繕，保留下來。馬文瑞走到魁星樓下，天就完全黑了下來。于是他在夜幕掩護下，快步朝村子后面的小環溝走去。中共清澗區委書記劉耀三家，就在這偏僻隱蔽的小環溝。劉耀三弟兄五個，個個精明強干，在村里又好主持公道，專門帶領窮人和地主老財作對。因此，五條漢子，人稱“五虎”。他們居住的小環溝，也被稱作“五虎溝”。這小環溝，雖離石臺寺很近，離清澗城也不過七八里路，但是僅有一條路與外界相通，周圍四山環繞，翻過后山，便是“赤色村莊”——小岔子和大岔子，實為既隱蔽又便于走脫的開展地下工作的理想地理環境。劉耀三家原本是石臺寺的老戶，只是為了鬧革命，才舉家遷來獨居小環溝。石臺寺數百戶人家，幾乎全都姓劉。像綏德縣的鐵茄坪一樣窮富差別懸殊，把同宗共祖的一姓人分為兩大階級。大革命時期，劉耀三首先起來鬧革命。他把村里的貧雇農組織起來，在魁星樓上堂而皇之地懸掛起“石臺寺農民協會”的招牌。見天夜晚在樓里敬奉著孔夫子的圣人堂上開會、上課，宣傳農民翻身和社會革命的主張，把全村窮人心上的燈盞都撥亮了。此后，村里秘密建立了黨團組織，劉耀三成了清澗當時很有名氣的革命者。像劉治祥那類祖輩攬工、窮得娶不上媳婦的人，都在他的帶動下，加入了共產黨。馬文瑞當晚來到那早已熟悉了的一排十三孔石窯的院子。狗剛一叫，機敏的主人便出門來，也不搭聲，只將手按著見了生人有些躁動不安的狗，注視著坡里上來的人。這就是劉耀三本人。等來人走近了，他才輕聲問：“是誰個?”“我，安定來的老馬。”劉耀三一聽，興奮地丟開狗，上前接住馬文瑞肩頭的褡褳，說：“今兒哪里起身?”馬文瑞說：“瓦窯堡起身。”“怎這會兒才到?”“楊家園子遇了點麻煩事。”兩人說著話來到靠東頭的那孔窯里。馬文瑞每回來小環溝，都住在這孔窯里。窯側是個豬圈，靠院外的圍墻上留了個洞兒，明里看著，是出豬糞的通道，平時用石板蓋著，不留心很難發現。如遇緊急情況，譬如敵人由街門那邊來，就可以由此出去上后山。窯里好些日子不住人了，有些森涼。劉耀三的婆姨對男人鬧革命很支持，見來了熟客，就知道是干什么的，不用男人吩咐，就去摟柴燒炕，隨后端來一碗紅豆悶玉米飯和一碟子酸菜放到客人面前的炕桌上。她悄無聲息地干著這一切，好像這一切都是她理所應當干的。“歷史不應當忘記他們。”一次，馬文瑞回憶起劉耀三婆姨時，很有感慨地說。“像她這樣一位農家婦女，是真誠而有力地支持過革命的無名英雄。在西北革命中，不知有多少這樣默默無聞的英雄。她們沒有文化，不是黨員，也不參加黨的會議，但實際上卻經常參與著革命活動。她們對于‘革命’這兩個字，并沒有多少深刻的理解和認識。但由于她們的親人、丈夫、父親或兒女參加了革命，她們也就很自然地成了革命的同情者和擁護者。她們長年累月心甘情愿地替革命者燒炕煮飯，端茶遞水。革命順利時，她們興高采烈；革命失敗時，她們愁眉不展。這些與革命事業息息相關的人，其實是革命事業中不可缺少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革命成功后，功臣的名單中，沒有她們的名字。她們中間幸存下來的人，至今許多仍然住在當年接待過革命者的窯洞里，吃著粗茶淡飯，穿著補丁衣衫，過著普通農民一樣的艱苦的勞動生活。我們的社會，不應該忘記這樣一批為革命做過好事的人們。”那一晚，飯擺好了，劉耀三說：“你先吃飯，咱有話慢慢拉。”馬文瑞也不客氣，端起飯碗呼哧呼哧吃起來。吃罷飯，炕也燒熱了。火口上坐著的水壺咝咝響著直翻水花兒。劉耀三婆姨收拾了碗筷，又像每回一樣夾著被褥過來，把被窩兒焐在緊靠灶火的炕頭。兩人開始守著炕桌上的油燈，喝茶拉話。這對于在外面奔波了一天的馬文瑞，是最快慰、最舒心的時刻。窯洞的空間雖小，燈光也很暗，但對于像他這樣的職業革命者來講，卻是最安適、最溫暖的一方天地。與別的他所熟悉的同志相比，劉耀三是一個介乎知識分子和農民之間的那一類型的革命者。他有一定的文化，卻更了解農民的心理，是一個很有經驗也較有頭腦的務實型的黨的基層工作者。一年前，在綏德合龍山特委擴大會上，他曾經單槍匹馬對“立三路線”提出異議。實踐已經證明，他當初的意見是正確的。對那種“左”傾盲動主義的做法，他同馬文瑞一樣，是在工作實踐中加以抵制的。清澗黨組織之所以沒有完全破壞，與區委對“立三路線”的消極抵制有關。劉耀三在同馬文瑞的多次接觸中，發現這位年輕的特委負責人看問題既客觀又深刻，對許多問題有自己的獨特見解。兩個人常常是一拍即合，很能談得來。在那個棗花飄香的五月沉靜的夜晚，他們一直拉談到啟明星升起。第二天，窯窗剛透亮，馬文瑞就起身告辭。他要趕天亮之前，翻過后山到小岔子村，然后還要去幾十里路外的大馬家山村、解家溝、袁家溝和王家洼。這幾個村的黨支部，都同他是單線聯系。這回他改扮成一個小學教員的模樣，因為這幾個村的黨支部書記，如唐洪澄(時名賀生春)、白如冰等，公開身分都是小學教員。他在小岔子村吃過早飯，一路朝東，翻過一道山梁，就到了青龍河川。遠遠望去，蜿蜒的青龍河臥在深深的石槽里面。河水碧澄清澈。河畔山石裸露著，表明這是一條古老而落差很大、流水湍急的河流。河對岸的山岔口上，有一座青龍廟，也說不清河與廟是誰借誰而得名。馬文瑞坐在廟對岸的石畔上休息，眼瞅著匆匆流逝的河水，難免產生一些不由自主的遐想：“……秘密工作的艱難，在于它必須將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化作一種無聲無息的行動。渴望叱咤風云的革命者，必須銷聲匿跡，耐得精神上的壓抑和孤寂。而誰又曉得，在貧窮偏僻的陜北山區，其境況有多艱難?不像在大都市搞地下工作，這里沒有高樓洋房，沒有公路汽車，更沒有燈紅酒綠，甚至沒有活動經費，也沒有一個掩護身分的公開職業。一個革命者，你所要具備的就是一顆忠誠的心靈和兩條永不知疲倦的腿。正是在這樣艱難困苦的情況下，你得千方百計努力培養發展黨團員，擴大黨團組織，組織貧農團，建立黨的秘密聯絡站，創建一個個‘赤色村莊’……這一切，又都是赤手空拳在全副武裝的敵人眼皮底下進行……黨團組織得由你去領導和指揮，廣大群眾得由你去組織和發動。‘鬧紅’的人，你們肩負著多么重要的歷史使命呀!由于長期搞地方黨的工作，你的工作性質決定著你的身分，不能像志丹、子長他們這些搞武裝斗爭的同志那樣名揚四方，威震敵膽。在殘酷無情、充滿危難的斗爭實踐中，你必須千方百計隱姓埋名。許多搞秘密工作的同志都有幾個化名，以蒙蔽敵人。令你痛苦的是，你深深地熱愛著群眾，卻往往又不能公開到群眾中去露面，不能經常在群眾集會上出現，更不能當眾講話。秘密工作的組織原則和活動紀律幾乎使你成為孤獨神秘的人物。眼前永遠是翻不完的山峁，走不完的山路。當你長年累月行走在這寂寞曲折的羊腸小道上，眼前并望不見革命成功的陽關大道，像眼下這條細細的青龍河，它作為無定河上的一條小小的支流，并不曾見過黃河，見過大海，但它仍然信心百倍、毫不停息地奔流著……”想到這里，他頓覺身上恢復了氣力，站起來，伸伸疲憊的雙腿，又大步朝前趕路。一邊走，一邊尋思著，對自己方才的思想閃念感到有些愧疚。傍晚時分，馬文瑞來到大馬家山村。這是一個靠近無定河畔、距離黃河也不遠的村子。在村里小學校，黨支部書記唐洪澄喜出望外地握著特委特派員的手，高興得老半天不知該說什么。“走，到我窯里吃飯去。”洪澄說著就拉著文瑞的手往外走。夜幕中，兩個人默默地行走在崎嶇的村道上，一前一后，相互看不清臉，卻能由彼此的身影和腳步聲里，感覺出同志相逢的激動心情來。走在后邊的馬文瑞，望著唐洪澄的背影，心中感到格外親切、靠實。他心里暗暗對自己說：“這個同志，不單是文化高，性情也溫和，像個農民同志一樣持重、忠厚，但對敵斗爭卻十分堅定頑強。”最使他難忘的是1929年時，唐洪澄主動配合綏德地區的饑民斗爭，在清澗農村秘密活動，提出“不納糧，不交稅，反對成立民團”的口號，鼓動起上萬農民群眾參加抗糧斗爭。前一時期，敵人白色恐怖加劇，清澗黨組織一度同陜北特委失掉聯系，許多基層干部和黨員動搖了，有的逃離，有的甚至向敵人自首了。唐洪澄卻毫不膽怯消沉，他冒著被捕坐牢的危險，與鄰近的中共綏德南區區委接上關系，主動接受領導，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下，積蓄發展革命力量，奮力堅持斗爭……眼下，見到特委來了人，他怎能不高興呢?“文瑞，不管他敵人在別處怎么猖狂，咱大馬家山是紅的!”走在前面的唐洪澄突然扭回頭小聲說，語氣中充滿了自信和自豪。這種樂觀堅定的情緒，一下子把奔波了一天的馬文瑞滿身的疲勞都趕跑了。當下，洪澄把文瑞引進自家窯里，立即叫家里人燒火做飯。吃罷飯，兩個革命者便在小學校里，守著一盞小油燈，興致勃勃，徹夜暢談……最艱難的日子，馬文瑞除了在安定、延川、清澗、延長一帶奔走，還到葭縣、吳堡、榆林、橫山等縣巡視工作，在白色恐怖里艱難前行。經過大家的艱苦努力，陜北地區革命力量迅速得到恢復發展，二十三個縣中，二十一個縣有了黨團組織，貧雇農黨員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使革命的影響在廣大農村深入下去了。許多村莊，很快開辟為“赤色村莊”。有些地方的黨組織，像安定任家砭、綏德鐵茄坪、米脂姜興莊、清澗小岔子、神木賈家溝、葭縣南、吳堡樊家圪坨等，在陜北游擊戰爭尚未開展之前，實際上已經公開，成為紅色堡壘和中心區域。陜北革命的道路，其實從那時起已經不自覺地實行著“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直至使敵人固守的縣城和重鎮，變成了一座座孤立無援的“土圍子”。忽培元，祖籍陜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傳記文學創作與研究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現任國務院參事。 主要作品有文學傳記：《蒼生三部曲——群山、長河、浩海》《耕耘者——修軍評傳》《百年糊涂——鄭板橋傳》《難忘的歷程——延安歲月回訪》《劉志丹將軍》《謝子長評傳》《閻紅彥將軍傳》等；長篇小說《雪祭》；中篇小說集《青春記事》《家風》，中短篇小說集《土炕情話》；散文集《延安記憶》《人生感悟》《大慶賦·鐵人銘》《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記》《秦柏風骨》《山秀珍》《義耕堂筆記》；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和詩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軍評傳》分獲第一屆、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長篇）；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獲中華鐵人文學獎。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在國外出版。 反映當代生活的長篇小說力作《鄉村第一書記》，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發行。
【編者按】何向陽（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中國作協創作研究部主任，茅盾文學獎評委）：這是一部大書，大不是指體積、重量或者是它的字數的龐大和宏大，是指它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家馬文瑞同志的一生來記述了20世紀中國革命、建設和中國改革的完整里程。20世紀的風云際會在這部書里有非常重要的完整體現。這部書還完整地通過一個人來言說了中國革命的產生源起，探討和張揚了老一輩革命家的出身和信仰。作家通過馬文瑞同志寫出了中國共產黨員的信念和品格，這是這部大書誕生的一個重要意義。當然對于20世紀的記述我們有很多種方法，也有很多種文學。該書構成一種獨特的敘事文本。對于中國革命，這20世紀中國最大的事件，我們文學也有很多探索，但是這部書提供了一種不同凡響的文本。作者很好地實現了寫作的既定目標，完成了他在前言當中所說的群山一般的黨群關系，長河一般的新中國建設歷史和浩海一般的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畫卷。所以我覺得這個“大”是在這方面，他全景式地展示了中國革命、中國建設和改革的歷程。作者作為傳主的秘書，多年跟隨，對于他的經歷、信念和品格十分熟悉，所以書寫就非常親切、細膩。馬文瑞的一生也是非常有典型性的。書中關于改革開放的細節披露也非常好，如果不讀這部書，不了解這段歷史，我們可能不知道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這個對于理論界非常重要的節點，掀起了改革開放和解放思想的大幕的那些重要史實。馬文瑞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即最先發現并支持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迎來了我們思想解放的春天。這三部書是個人敘事和國家敘事、個人命運和民族命運的結合，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讀一讀這部長卷，牢記和重溫我們民族的歷史、我們國家走過的歷程，記住我們的黨、我們的老一代革命家為國家、為民族所做的犧牲和奉獻，會對我們今后的發展、對我們文化的建設、對我們文學的建設、對我們人格的錘煉都是大有益處的。古人說立德、立功、立言，其實我覺得立言也包括對于功和德的建立。植根于當代這樣一個社會生活非常豐富的現實當中，傳記文學、報告文學其實是通過立言的方式把德和功保存了下來。——《從個人敘事到國家敘事的成功實踐》原載于2015年6月19日《文藝報》第28章：馬文瑞在延安、延長兩縣苦苦尋找黨組織未果，只得返回瓦窯堡街上的特委秘密聯絡點 早春的日子，一個人坐在高山峁上，注視著眼前的溝壑梁峁。起初，他還覺得枯黃的顏色，即那種冬季的嚴寒造成的色調，依然主宰著一切。他仔細觀察腳下的土地和遠處向陽的山坡，這才發現白蒿、薺菜、蒲公英和苦菜已經悄悄地吐露出翠綠色的芽兒。山桃樹和野杏樹泛著青綠的枝頭上，也都結了許多紅茸茸的花苞，只是人們還不易留心它們的出現。用不了幾天，花兒就要開了。到那時，在柔和的春風里、和暖的陽光下，漫山二坬，到處都將呈現出一團一片的殷紅、粉白。那時候，春天才算真正來了。山間耕地攔羊的農民心情會格外快活。平日沉默不語的人們，會高唱起令老年人狂氣的“信天游”，吼著令年輕的女子聽了臉紅心跳的山曲兒，忘記窮光景的磨難和苦愁，也吐出了一冬天蜷縮在窯洞里的霉氣、朽氣。但眼下，坐在山峁上的這個人，眼望著預示著美好未來的一切，并不感到輕松愉快。他顯然像行了遠路的人，兩腿的后褲腳凈是塵土，汗珠掛在臉頰上，嘴唇干裂著，顯出很疲勞的神情。偶爾在山路上碰見人，人家一眼便能認出他是這一帶城鎮上大商號下鄉討賬的伙計。頭戴黑緞子瓜皮小帽，穿著黑棉襖褲，腳登黑牛鼻梁圓口布鞋，褲腳上扎著腿帶。左肩膀上搭著的褡褳，靠前一面用毛筆寫著“白記”二字，表明是白姓人家開的字號里的伙計。鄉間人見多了這樣的討賬伙計，因而也不稀罕。走到村門哨卡，團丁、官兵也不過于刁難。眼下坐在山峁上的這個“討賬伙計”模樣的人，顯然是剛由下面的延河川里爬上山來的。他背靠一株孤立山峁的杜梨樹干，茫然若失地回望著自己剛才走過的方向。他剛剛攀援過來的那條黃土小路，像一條細細的麻繩，彎彎曲曲地一直垂到山下邊去了。延河川對面的溝岔上，有一個小小的村子，僅有幾戶人家。每孔土窯的院子里，垛碼著黑壓壓的梢柴，這標志著主人的勤勞。眼下已近晌午，村里并不見一個人走動，唯見窯煙筒里開始飄出淡青色的炊煙，說明窯里有人。那是他剛剛經過的一個村子。他已經一個人在這一帶山中轉悠了十幾天，記不清經過了多少這樣的村莊。他也到較大的村子和城鎮里去過，想了許多辦法，也沒有找到他急于要找的人。“他們躲到哪里去了?”一路上，他心中總是念叨著這么一句話。漸漸地，他感到有些失望，看來這些日子的辛苦是白下了。他把雙手由膝蓋上放下來，活動了一下有些發酸的脖頸，隨即把鞋脫下來，磕打著里面的泥土，這才發現，鞋底兒上磨出了窟窿。他覺得很可惜。這雙鞋，還是離開任家砭時，任志貞的母親做好了給他穿上的。這么結實的鞋，沒穿到一個月，就磨穿了底，可想這些日子跑了多遠的路。常常是太陽落山了，他還一個人餓著肚子在山路上匆匆穿行。他不知道晚飯在哪里吃，黑里覺在哪里睡，更不知道今天能否安全地躲過敵人的搜捕。他盡量繞開敵人的哨卡，在山間的羊腸小路上奔波。往往順大路走幾里就可以到的一個村子，他繞道翻山越嶺得走大半天。好在敵人做夢也不會想到這個外表看著老實本分的“白記”商號的討賬伙計，竟是中共陜北特委委員、共青團特委書記兼黨的南路特派員馬文瑞。這些日子，他不停地奔波于延安、延長一帶山區，千方百計尋找這一帶地下黨縣、區委負責人，目的是恢復這一帶被敵人破壞了的黨團組織。 這是1932年年初。馬文瑞奉調離開安定縣，回到陜北特委。作為黨的南路特派員，他負責清澗、延川、安定、延長、延安等地黨的工作。由于“立三路線”的危害，延長、延安兩縣黨組織遭到敵人的破壞，同特委失去了聯系。馬文瑞下決心重新恢復兩縣黨組織。他跑了不知多少路，想了好多辦法，仍然找不到線索。只聽說這里縣委和區委遭到破壞后，黨的負責人都隱蔽起來了，有些人跑到了外地，也有的人從此永遠脫離了革命隊伍。一連許多日子，他默默地苦苦尋找著。 山下那條河，有一個形象而簡樸的名字叫延河。延河的“年輪”，在延長這一段看得最為直觀而真切。于高高的山峁上俯視，河水像一條黃褐色的繩索，深深地勒進青灰色的層積巖中。凹形的河岸兩邊，裸露著千層萬層“年輪”似的沖刷帶。這條古老的河，是由西邊的安塞川蜿蜒而來。一路上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不知經歷了多少反復和磨難，只是奔流不息。冬季冰封雪蓋了，水在堅冰下仍然默默地流著。炎夏酷暑季節，水源涸竭了，哪怕只有一線的細水，依然不息地淌著。溯流上行不足百里，就是僅次于榆林和綏德的陜北重鎮延安(膚施)，高雙成的隊伍盤踞在那里。大革命失敗后，這一帶的反動勢力很囂張，革命者的處境特別艱難。此刻，馬文瑞坐在高高的山峁上，望著這條仿佛暗示著某種社會哲理的河陷入沉思。這一時期，由于“圍剿”晉西游擊隊連連失利，敵人的反撲十分猖獗，槍殺蒲子華不久，又喪心病狂地絞殺了白樂亭。革命與反革命展開了殊死的較量。這種情況下，敵人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共產黨人的畏懼和屈服。從慕嘉績的英勇就義起，三位烈士的壯烈犧牲，是對敵人的一次次有力回答：共產黨人毫不畏懼，視死如歸!白樂亭，這位馬文瑞熟悉而又欽佩的戰友和同志，在獄中同敵人的斗爭，堪稱共產黨人的光輝楷模。白樂亭因病在清澗縣城親戚家調養時不幸被捕后，黨組織派人到獄中看望他。身陷囹圄的白樂亭向黨表示：“決不向敵人屈服，決不暴露一個同志，決不出賣黨的機密，死活也由我一個人頂著。”敵人誘降未果，開始用酷刑逼供，用板子打手，往鼻孔中灌辣椒水，將尖利的竹簽釘入指甲縫中……酷刑用遍，他一直咬牙不吐一字。直至押上絞刑架，他才說：“殺我白樂亭不算什么，共產黨人是殺不完的!”想到此，文瑞又記起了那次同樂亭交談時他講過的那段豪言壯語：“老實說，陜北共產黨，丟下我一個，我還是同樣地干，革命是我今生選定的唯一的事業。獻身革命，我要做到視死如歸……”親愛的同志，用英勇獻身的壯舉，實踐了自己的諾言。這在活著的人們心中，燃起了復仇的烈火。“一個人倒下去，更多的人跟上來!”馬文瑞突然意識到，陜北革命斗爭，正如眼下這條奔騰不息的延河。前進的道路雖然艱難曲折，有時甚至令人感到已是山窮水盡，但終究是任何阻力也無法遏止地向前奔流著，直至匯入黃河。中國革命亦然如此。敵人的白色恐怖，猶如肆虐一時的嚴冬，抵擋不住革命的春潮洪流奔騰向前。 馬文瑞在延安、延長兩縣苦苦尋找黨的組織未果，只得暫時返回安定瓦窯堡街上的特委秘密聯絡點——營爾雄，師尊賢小商店里。師尊賢是共產黨員(后叛變)，營爾雄原先也是共產黨員，大革命失敗后脫黨，但他同情革命，也樂意承擔掩護工作。這個小商店，較為安全。馬文瑞來到商店，同安定縣委的同志們交換了意見，決定暫時將主要精力放在安定、延川、清澗等縣開展工作。 那些寂寞的日子里，他經常孤身一人穿行于三縣之間，風里雨里，白天夜晚，在人跡罕至的群山荒野中，艱難而執著地行進著。這時候的革命重擔，仿佛統統都壓在了他的兩條腿上。在寂寞的行走中苦苦思索，在孤獨的行走中保存革命的火種，成了他的使命。嚴寒的冬季，拖著冰冷的身子不知道熱炕在何處，漫長的夏日，忍著饑腸轆轆不知道午餐在哪里。好在一個身無分文的革命者，又是精神上的大富翁。像一個上蒼派遣來呼喚民眾起來反抗、掙脫苦難的天使，他周身沸騰著一腔熱血，心中懷著堅定不移的信念，帶著燃燒著的火炬和萌發了的種子，把每一顆心中反抗的激情點燃起來，在每一個居住著窮人的小山村里播下斗爭的種子。當他走在那崎嶇不平的路上，心中也明白，征途上充滿風險，隨時都可能遇上惡狼一樣兇殘的敵人，隨時都可能被捕殺頭。然而他依然鎮定自若，從容不迫。瞧他走起路來那種堅定沉穩，似乎永遠也不知疲倦的步伐，讓人覺得只有朝著真理和光明邁進的人，才能夠那么勇往直前。 “站住!干什么的?” “串鄉收賬的。” “褡褳里裝的是什么?” “流水賬本子。” 同兇神一樣的官兵、團丁一次又一次地對答著這幾句話。狡猾的敵人，常常用狐疑的目光上下打量他。敵人所看到的這個“串鄉收賬”的商號伙計，衣著打扮、面貌神態，連同目光都是無可挑剔，總是瞅不出半絲破綻。 可是每到了一個村子，便有人驚喜地拉住他的手，親親熱熱地喊他老馬。人們知道他和劉志丹、謝子長一樣，也是革命的引路人。許多人跟著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常常是，當夜幕降臨的時候，在山道上耐著饑渴辛苦奔波了一天的老馬就被人們親切地招呼到熱炕頭上，坐下來喝一碗滾滾的黃米酒，吃一碗甜甜的南瓜飯。這一家，也許是一個堡壘戶，是一個黨員或就是黨支部書記的家。面對著那一張張親熱的笑臉，吃著那熱燙燙的飯菜，文瑞心中感到溫暖異常。無比的信任和無微不至的關懷，這是人民給予革命者的最高回報。每當這時，他就強烈地意識到，革命在尚未公開的早期，就像孕育于母腹之中的胎兒。胎兒一刻也離不開母體的養育和守護。正是這些勤勞質樸的人民，時刻供養著革命者，掩護著革命者。而這種建立在養育之恩基礎上的母子親情，又是終生難分難舍，難以忘懷的。每當想到此，他就覺得自己手里端著的，不再是一碗滾米酒、一碗熱瓜飯，而是捧著火熱的心靈。他自己，包括所有的革命者正是由這心靈中獲取著前進的熱量和斗爭的營養。正是這敵人永遠不可思議的來自人民母親的奇特的熱量和營養，支持著他永不疲憊地奔走在革命的征途上。這天，1932年初夏一個晴朗的日子，是陜北山間那最為晴明祥和的季節里的一天。川野里陽光很溫暖，小風吹拂著翠楊綠柳，把楊毛兒、柳絮無聲無息地飄進秀延河清泠泠的流水中，把藍茵茵的天空吹得像一匹新漂染的海昌藍布一樣純凈。幾個女人亮著一冬天未經風吹日曬的粉白的手臂在河灣里洗衣服，無拘無束的說笑聲隨著流水漂得很遠。農民們吆著牛犋在川野山上播種玉米、黑豆。人們并沒留意到河北邊的官道上走過來一個人，盡管那黑襖褲、白褡褳在陽光下格外耀眼。突然，種地人的鞭聲、吆喝聲和洗衣女人們的說笑聲戛然而止。開始有些奇怪的行路人走過山灣，才發現迎面走過來一隊扛槍的官兵。他想躲避已經來不及，便硬著頭皮朝前走去，同迎面而來的官兵擦肩而過。 這個人就是馬文瑞。昨晚在安定完成工作任務，今天要去清澗。他是一大早離開瓦窯堡的，一直順著秀延河向東走。這一帶的地形他已經相當熟悉，路邊的每一條溝，進去是什么村，每一道山梁翻過是哪兒，他都清楚。晌午時分，他來到安定東區一個村子，區委書記楊樹生就住在該村。在楊樹生家里吃罷飯，臨起身他問：“這幾天路上是否平安?”楊樹生說：“好多天沒見敵人出來了，大概不要緊。”他便順著川道大路一直走，照例化裝成下鄉討賬的伙計模樣。走到楊家園子村，一眼就見土城門洞邊站著兩個扛槍的白匪軍。原來是井岳秀的一個排出來“剿匪”，駐在村里。等他看見敵人，對方顯然也看見了他，只好硬著頭皮走過去。沒等到跟前，黑糊糊兩枝槍口已經對著他了。他心想，幸虧這回褡褳里沒裝文件，不然可就麻搭了。離城門洞還老遠，站崗的突然把槍栓一拉，大聲喝問：“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個商人，到清澗城里去要賬。” “要賬?哼，我看你不像個要賬的!” “不像要賬的，你說我像干啥的?” “我看你像共產黨!” “共產黨?我解不開，咱只解開記賬、要賬。” “別裝洋蒜，跟我們走!” 敵人兇狠狠地把馬文瑞帶進村去見當官的。楊家園子是個大村，居住二三百戶人家。村子一面靠山，三面臨川。川水地最多，但多半是財主楊四娃的。村中大多數農民都是他的佃戶。財主楊四娃是個干巴老頭，每天只干兩件事：一是抽大煙，二是耍女人。他家里有兩個專門給他燒煙泡泡的丫鬟，見天伺候他抽大煙。他有大小老婆四房，還有上炕丫鬟若干，自稱是楊家園子的土皇上。他的兒子楊如彬當了國民黨政府的區長。區里的武裝團丁，就自然成了他家守門護院的狗腿子。楊四娃的氣焰也就更加囂張。只是近來得知閻紅彥、吳岱峰帶著晉西游擊隊到了安定，到處打富濟貧，鎮壓惡霸，他嚇得急忙給安定城里駐的官兵送禮求情。官兵就強迫百姓在村子四周修筑了土城墻，把這個地處大川道上的村子變成了一座反動“土圍子”，平日有民團把守。敵人的隊伍出來“剿匪”，也多駐扎在里面。 此刻，馬文瑞被領到一座大磚窯院。那個哨兵說：“你在這里給我老實等著，要敢跑，我就槍崩你!”說著便進窯去給排長匯報。敵排長是個大煙鬼，正和楊四娃面對面躺在窯里炕上抽大煙。兩個丫鬟跪在枕邊伺候著，背后還有兩個捶背的。匪兵開門時，馬文瑞掃見這情形，心中暗暗罵道：“這些寄生蟲，總有一天要收拾你們。” 那個白匪軍報告完，退出來說：“你老實待在這里，一會兒，我們排長要親自審問。”馬文瑞只得坐在院里的碾盤上等。等了好半天，那家伙才過足了煙癮，趿拉著兩只鞋，打著哈欠走到院子，惡狠狠地盤問道：“剛才說的可疑分子就是你?” “我是個過路的。”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個商人。” “到哪去?” “到清澗城里去要賬。” “你知道不知道這一帶有共匪游擊隊?” “聽說有，咱沒見過。” 那個大煙鬼，突然伸手從腰間拔出手槍，頂著馬文瑞的胸口，大聲喝道：“別裝蒜了，你是共匪的密探!” 馬文瑞瞟了一眼他手中的槍，說：“我是個收賬的商人，誰說我是密探?” 敵人見他不慌不忙，對答自如，把他渾身上下搜了一遍，問：“你真不是密探?” “不是。” “那好吧，你走。” 馬文瑞離開楊家園子，頭也不回地走了老遠，才感覺自己背上濕乎乎冒出了冷汗。忽培元，祖籍陜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傳記文學創作與研究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現任國務院參事。 主要作品有文學傳記：《蒼生三部曲——群山、長河、浩海》《耕耘者——修軍評傳》《百年糊涂——鄭板橋傳》《難忘的歷程——延安歲月回訪》《劉志丹將軍》《謝子長評傳》《閻紅彥將軍傳》等；長篇小說《雪祭》；中篇小說集《青春記事》《家風》，中短篇小說集《土炕情話》；散文集《延安記憶》《人生感悟》《大慶賦·鐵人銘》《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記》《秦柏風骨》《山秀珍》《義耕堂筆記》；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和詩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軍評傳》分獲第一屆、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長篇）；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獲中華鐵人文學獎。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在國外出版。 反映當代生活的長篇小說力作《鄉村第一書記》，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發行。
【編者按】葉梅（著名作家，曾任茅獎、魯獎評委，現任中國國際筆會中心副會長）：文學作品必須既是生活的，又是審美的；既是思想的，又是情感的；既是記錄的，又是記憶的。我看了“三部曲”以后，深深地感覺到這個作品是有思想高度的、有情感深度的、有鮮明價值的，是一個引領公共精神的宏大篇章，也體現了一個作家正直的思想品格。《蒼生三部曲》給我們這樣一個啟迪，就是在非常復雜的形勢中能夠作出正確的判斷，從雜亂現象中能夠有選擇有價值的識別能力，通過選擇作出正確的判斷，然后給予正確的行動。當前我們的生活中，經常出現極左的思潮和極右的思潮。我們看馬文瑞同志在當時社會條件下對社會的態度和冷靜思考，看他當時做出的選擇，結合我們當下社會的亂象，值得我們深思。其實不管是極左的還是極右的思潮，都是非常丑陋的，都是對公共價值的一個消解，都是出于非常個人的目的，影響了整個公共生活的建構。公共價值的建構和社會的健康整體的推進非常重要，這一點深深地打動了我，也啟示了我。我想對作品提點不足，作品有時五六頁就稱為一章，從結構上需要調整一下。另外標題太長。文學必須給心靈一個說話的機會，從我們平時的交談感覺，實際上忽培元思路是很活躍的，人生姿態是很積極的，感覺這里面一些記錄的東西和書寫的概念壓抑了作者活躍的情感，作者可以讓自己的心靈多說一些話。——《從個人敘事到國家敘事的成功實踐》原載于2015年6月19日《文藝報》第27章：晉西游擊隊的英勇戰斗，使敵人嚇破了膽。軍閥井岳秀立即命令高雙成糾集重兵圍剿 歷史永遠不會忘記那個日子，那個黑沉沉的陜北八月天的濕霧迷漫的夜晚。一個意義深遠、極為重要的決策在安定縣任家砭小學校那孔普通的土窯洞里形成了。一項并非石破天驚、卻從根本上影響了西北革命斗爭形勢的工作默默地展開了。從此，結束了陜北沒有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革命武裝的歷史。那一夜，照例披著老羊皮襖坐在磨盤上抽旱煙的任豐盛老漢，望著那窯窗上的燈光，心中感到像過去的每一次一樣的愜意。只是，他并不曉得，這次會議非同尋常，也非同小可。令人意想不到的，使革命大顯其威，令敵人聞風喪膽的一系列重要的變更，不久將要發生。 幾天之后，各區預備參加紅軍的青年隊員確定下來。游擊隊派來接收新戰士的人也要到了。新兵集結的地點，選定在任家砭對面溝里地形十分隱蔽的任家灣。這天黃昏，馬文瑞和縣委幾個同志早早來到任家小院。任志貞的母親，給大家端茶遞水，很是熱情。 天剛擦黑，游擊隊副大隊長吳岱峰帶領兩名戰士來了。這個三十出頭的漢子，中等個，寬肩膀，走路腰板挺得筆直，手腳格外麻利，話語簡短果斷，一副耿介剛強的軍人氣派。 他一進門，也不說笑寒暄，沖著炕桌邊圍坐的幾個人問：“哪一位是馬文瑞同志?” 馬文瑞欠起身，問：“你是吳岱峰吧?” “嗯。”他答應著，敏捷地伸出雙手，緊緊握住馬文瑞的手，因激動而聲音顫抖著說：“我代表晉西游擊隊，感謝陜北特委和安定縣地方黨組織的有力支持!”這位游擊隊的副大隊長，家鄉就在距任家砭不遠的吳家岔。他上過中學，1925年入黨，先后被派往馮玉祥、高桂滋部搞兵運。他性情倔強，疾惡如仇，是一位堅定而勇敢的游擊隊指揮員。 幾個人圍坐在炕桌上親熱地拉著話。各地前來入伍的青年陸續到來，他們由各區區委書記親自帶領著。另外還有一個馬云澤，這個綏德漢子，他參加游擊隊，是馬文瑞親自提議的。他原本是特委指派專門負責同劉志丹、謝子長等開展兵運工作的同志聯絡的。文瑞覺得游擊隊剛到陜北，情況不明，很需要這樣一位既可靠又熟悉情況的同志參加，負責同劉志丹、謝子長及各地黨組織的聯絡。馬云澤一進門，馬文瑞便指著他，給吳岱峰風趣地介紹道：“這個馬云澤，你可別小看他，是咱陜北、陜甘邊的活地圖。有了他，你們不要愁迷路，更不愁找不到老謝、老劉了。” “那太好啦，爾格(現在)情況緊急，茶(咱)得趕緊找到老劉和老謝!茶(咱)如今這么多的人，沒有劉志丹、謝子長率領茶(咱)不行呀!” 性情活潑的馬云澤故意學著岱峰的安定話說：“能行，我明兒個就給茶們出發。” 兩人的對話，把一窯人都逗樂了。任家小院里充滿了歡樂的笑聲。 夜靜時分，各區前來入伍的三十多個青年全部到齊。炕上，腳地下，黑糊糊地聚滿了人。 馬文瑞激動地挨個兒看著這一個個即將參加紅軍游擊隊的青年們，其中有不少是他認識的黨團員。他們顯然比平時穿得整潔，許多人頭上攏著新羊肚子毛巾，臉也是剛洗過的，個個神情嚴肅，興奮得臉上泛看紅光，就像相親或娶親的新郎一樣，興奮之余，又有點兒隱約流露出的羞澀。參加紅軍游擊隊，這對于他們來講是神圣而夢寐以求的。此刻，他們的眼光都羨慕地直朝吳岱峰帶來的那兩個游擊隊員手里瞅。那兩個戰士手里握著的鋼槍擦得很亮，烏黑的槍管，在油燈下閃著幽暗的藍光。 強龍光、強世清、侯奉孝、侯奉來、侯奉高、郭立本、惠懷玉，李維俊、惠澤仁、閻寶忠、路文昌、陳志剛、姬升元、郭萬芝、王得民…… 馬文瑞挨個兒看著這些即將前往部隊的年輕的黨團員，一個個精神飽滿的樣子，十分高興。他想，這些經過黨團組織培養的有覺悟的青年農民，手中一旦掌握了武器，就像猛虎添翼，必定能成為令敵人聞風喪膽的勇士。中國工農紅軍晉西游擊隊，有了這批新生力量，就能恢復元氣，迅速發展壯大起來，成為威震西北的一支勁旅。這時，入伍的新戰士在院子里排好了隊。慕嘉績宣布由馬文瑞代表特委和縣委講話。馬文瑞壓低嗓門說：“同志們，你們就要離開家鄉和親人，到紅軍游擊隊去了。我們陜北自古以來吃糧當兵的人不少，但是參加共產黨領導的窮人自己的隊伍，你們這還是開天辟地頭一回。你們參加的是紅軍游擊隊，從今往后你們就是扛槍鬧革命的紅軍戰士。你們手里握著鋼槍，要時刻不忘自己是革命戰士，是替勞苦大眾打天下的隊伍，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要替人民著想……” 縣委書記簡短的講話，聽得大家都很感動。臨出發時，吳岱峰又一次緊緊握住馬文瑞的手，深情地說：“我們走了”，便一轉身，帶領著新戰士的隊伍，大步朝山溝里走去。不一會兒，長長的隊伍就消失在夜霧籠罩的群山中。 參軍的隊伍早已看不見了，送行的人們仍然默立在那里不動，人們興奮的心仍然狂跳不已。夜風吹來，馬文瑞突然感到身上有些冷，覺得有些疲倦。為了晉西游擊隊的到來，他已經許多天沒有寬衣睡覺了。那天，他布置完全縣的工作，就連夜到各區去檢查落實。晉西游擊隊來到安定，敵人已經有所風聞，因此各哨卡、路口把守很嚴，許多交通要道完全被封鎖了。他就整天翻山越嶺在荒無人跡的山間攀登穿行。晉西游擊隊的到來，使他欣喜若狂。當他獨自行走在山間，周圍是一片靜寂，他的耳畔就會響起老謝臨走那天夜里講的一句話：“有了牢靠的中心區域，我們建立起自己的武裝，也就有了立足之地，兵員、給養也才有保證。”如今，我們自己的武裝已經來到面前，安定縣能成為游擊隊可靠的立足之地嗎?他心里明白，這支三十人的小小的武裝，就像一團被狂風惡浪由晉西吹過黃河的革命武裝斗爭的火種。搞好了，它可能很快燃成燎原之勢；搞得不好，也可能頃刻熄滅，他感到自己肩頭的擔子很重很重。作為中共陜北特委負責人之一，作為安定縣地方黨的主要負責人，他覺得自己必須盡最大的努力支援游擊隊，使這只在敵人重兵“圍剿”下，像一只帶著創傷奮力飛過黃河的雄鷹，迅速恢復元氣，在陜北高原上振翅高飛。他不光要求各區都送最好的黨團員、青年參加游擊隊，連縣委委員中，也確定趙福祥去游擊隊，以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同時，他已經派人把晉西游擊隊過河的消息報告了中共陜北特委書記趙伯平，希望特委派更多的同志參加游擊隊。他想，以往派那么多的好同志到敵人部隊中去搞兵運，失敗了再派，暴露了再設法打進去，犧牲了許多人，目的還不是想拉起一支武裝。平時總是穩健從事的馬文瑞，這一回卻表現得格外急迫。他認為這是關鍵時刻，就像運動場上的百米沖刺，任何一點遲疑，都可能帶來追悔莫及的損失和失敗。 懷著這樣的心情，他和同志們一連好些天奔波在安定山中，直至把這第一批入伍的青年送走。 那一陣令人發顫的寒冷的夜風，倒啟發他想到了游擊隊的給養問題。眼看著天涼了，馬上就得考慮部隊換季。這一帶群眾生活都很困難，也不知紅彥他們有什么考慮。 在地方黨組織的支持和幫助下，晉西游擊隊由過河時的三十人，迅速發展到一百多人，像一只勇猛矯健的雄鷹，頂風冒雨，翱翔在陜北高原上。部隊擴充了兵員，一路行軍，東打西進，轉戰在安定、安塞、延川、保安、橫山及三邊諸縣約數萬平方公里的廣闊區域內。所到之處，襲擊民團，打富濟貧，鎮壓惡霸，宣傳革命。一連數月，力克敵軍。安塞平橋遭遇戰，擊斃敵軍數人，余敵潰逃；保安安條嶺戰斗，奉命前來圍剿的敵軍三百余人被徹底擊潰；營盤山戰斗，擊潰敵萬寶山營及橫山民團，繳槍五六十枝，俘敵三四十人；安定玉家灣戰斗，全殲敵王牌騎兵排；瓦窯堡戰斗，游擊隊主動出擊，圍城強攻，敵憑險拼命固守，雖未攻下，使敵大為震驚；雁門關戰斗，游擊隊幾乎活捉去榆林給井岳秀賀壽的敵旅長高雙成。閻紅彥、吳岱峰很能指揮打仗。他們一路帶領部隊，神出鬼沒，日夜穿行于陜北山間，越戰越勇，威震陜北，搞得井岳秀、高雙成坐臥不安。游擊隊轉戰中，派人轉告安定縣委，急需食鹽和一些宣傳用的紙張、粉筆和軍號嘴兒之類的軍需品。縣委研究決定派慕嘉績到瓦窯堡鎮上買了送往部隊。當時，剛剛打完玉家灣一仗，敵人派重兵來“圍剿”。慕嘉績置辦好物品，走在路上遇到了敵人，被抓住搜出了紙張、粉筆和號嘴兒。敵人嚴刑拷打，要他供出游擊隊去向，慕嘉績寧死不招。敵人無奈，將他押到瓦窯堡槍殺，并將首級割下，懸于城門示眾。文瑞得知慕嘉績英勇就義的噩耗，悲痛萬分。那大約是大革命失敗后，敵人在陜北槍殺的第一個共產黨員。慕嘉績是吳堡人，對黨的事業忠誠積極，做農運工作很有經驗。他來安定之前，在吳堡縣曾參與領導岔鎮及附近數十村四五百農民群眾，向貪贓枉法的縣財政局長兼岔鎮區區長薛有年和劣紳蔣時先進行斗爭。來安定以后，他又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馬文瑞對這位兢兢業業、埋頭苦干的同志很賞識。為了支持紅軍游擊隊，安定縣委失去了一位好同志，文瑞傷心地流了眼淚。多么忠誠積極的一個同志，從此便永遠地失去了。當他活的時候，他面對強敵，始終高揚著自己的頭。當他犧牲后，他的頭顱被高高地懸掛在城門上。愚蠢的敵人，以為懸頭示眾可以鎮壓人民，但卻不懂得，這一顆沾滿鮮血的共產黨員的頭，像一團燃燒著的憤怒的烈火，進出城門的群眾望著它，激發起的不是恐怖而是憤怒和仇恨，喚起的是人民反抗意識的覺醒!一個人倒下去，千百個人站起來了。游擊隊以更猛烈的戰斗，打擊著敵人。 晉西游擊隊的英勇戰斗，使敵人嚇破了膽。軍閥井岳秀立即命令高雙成糾集重兵圍剿，妄圖一舉殲滅紅軍游擊隊。這時，游擊隊仍然鏖戰于延川清平川一帶。敵步騎六七百人，荷槍實彈，以包圍之勢突襲而來。在萬分緊急的情況下，游擊隊利用夜間霧大，由陡坡滑下突圍，巧妙擺脫了敵人。敵人增兵，窮追不舍，游擊隊處境十分危險。為了避開敵人主力，游擊隊轉戰到陜甘邊境開展游擊戰爭。同時陜北特委設法報告中共陜西省委，晉西游擊隊已向陜甘邊境轉移，請求火速派人接應。 此處值得記述一筆的是，就在晉西游擊隊依靠陜北地方黨組織和人民群眾的支持，在黃土高原的丘陵溝壑間大顯身手，不斷發展壯大的同時，另一支黨領導的由高桂滋部起義部隊組成的紅24軍近千名官兵在參謀長蒲子華(共產黨員)等率領下，先在山西、內蒙古一帶英勇轉戰一月有余，行軍兩千余里，沿途打了大小十多仗，擊敗了晉軍、綏軍的堵擊和圍追，一路發動群眾，打土豪斗地主，摧毀了不少反動的地方政權和武裝。爾后部隊由山西河曲強渡黃河進入府谷十里長灘，殲敵兩個連，遂設法尋找地方黨組織，未獲。部隊軍心不穩，在府谷黃甫、清水、木瓜村一帶與井岳秀部86師和傅作義部騎兵激戰，終因孤軍作戰，寡不敵眾，蒲子華被捕。紅24軍全軍覆沒，起義失敗。蒲子華(綏德人)，這位優秀的共產黨員、青年將領，被敵人押解到榆林第三監獄，井岳秀親自審訊。井岳秀說：“蒲將軍，你年輕，很有軍事才干，只要你不當紅軍，我先給你一個團長干干。”子華說：“把你們這些反動軍閥統統消滅，我就不當紅軍了。”井岳秀說：“你硬，我就把你在綏德的母親、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全抓來殺了!”子華說：“你欠人民的血債越多，完蛋得就越快!”過后，井岳秀又打發一綏德人來勸降，子華痛斥了那個家伙。井岳秀即令動刑。子華被打得遍體鱗傷，終不投降。1931年10月下旬的一天，蒲子華高喊：“共產黨萬歲!”“紅軍萬歲!”英勇就義，年僅24歲。 晉西游擊隊轉移到延安蟠龍附近貫家屯稍加休整后，經十里長嶺南下到金堂，渡過洛河，穿過白沙川、瓦子川、平正川，抵達葫蘆河川，再西進到保安順寧川與張廷芝部在野雞岔、紅柳溝連打兩仗，擊潰敵人。于舊歷九月下旬，到達甘肅合水、華池、南梁一帶。這一帶山高林密，道路崎嶇，是縱貫陜甘交界的大山脈，敵人統治力量薄弱，便于游擊隊隱蔽活動。中國工農紅軍晉西游擊隊進入南梁一帶，當地反動民團聞風而逃。游擊隊發動群眾，斗地主分財產，深受群眾擁護，終于站穩了腳跟。游擊隊在深山密林中，開辟了陜甘邊地區紅色游擊區。11月上旬，中國工農紅軍晉西游擊隊步騎三百余人，南下南梁堡，和劉志丹相遇。戰友相逢，喜不自禁，大隊長閻紅彥將自己心愛的駁殼槍送給劉志丹。這支革命武裝，后來和劉志丹聯絡的民間武裝會合，組成西北抗日反帝同盟軍，后又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在謝子長、劉志丹和閻紅彥率領下，馳騁陜甘邊，威震西北諸省。在此基礎上，于1932年冬季創建中國工農紅軍第26軍。從此，西北地區產生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主力部隊。忽培元，祖籍陜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傳記文學創作與研究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現任國務院參事。 主要作品有文學傳記：《蒼生三部曲——群山、長河、浩海》《耕耘者——修軍評傳》《百年糊涂——鄭板橋傳》《難忘的歷程——延安歲月回訪》《劉志丹將軍》《謝子長評傳》《閻紅彥將軍傳》等；長篇小說《雪祭》；中篇小說集《青春記事》《家風》，中短篇小說集《土炕情話》；散文集《延安記憶》《人生感悟》《大慶賦·鐵人銘》《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記》《秦柏風骨》《山秀珍》《義耕堂筆記》；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和詩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軍評傳》分獲第一屆、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長篇）；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獲中華鐵人文學獎。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在國外出版。 反映當代生活的長篇小說力作《鄉村第一書記》，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發行。
【編者按】鄭伯農（原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文藝報》主編，著名文藝評論家）：讀忽培元的書、認識忽培元大概也將近20年了。我第一次讀忽培元的作品是《群山》，是上個世紀90年代末，全國第一次傳記文學評獎，當時除了這部《群山》獲獎以外，還有王樹增的《李大釗》。沒想到，他幾十年如一日地完成了這部泱泱大作。書中有一些章節令人難忘。比如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馬老對思想解放、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態度，他是沖破思想禁區，積極倡導思想解放的。其中有一個細節，就是馬文瑞和劉賓雁的對話。劉賓雁寫的幾篇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批評陜西的工作。馬文瑞起初很虛心地接受批評，但是經了解事實不僅是有巨大的出入，而且基本是失實的。馬老很慎重，就讓下面再調查，幾個組上面下面地一起調查，調查結果證明是失實的。于是劉賓雁要求和馬老對話，馬老還是平等對待作家，也很重視作家，他很客氣地接待劉賓雁。劉賓雁開始還是說他寫的都是符合事實，后來又說不是他采訪的，是委托什么人采訪的，但是那個被委托的人是非常值得信賴的。馬老雖然很客氣地對待劉賓雁，但是在原則問題上他是一點都不含糊的，他列舉事實證明劉賓雁的采訪違反事實；劉賓雁說作家有創作自由，馬老就說創作自由也不能自由到任意編造吧！馬老態度和藹但話卻是毫不含糊、針鋒相對。這樣的領導人，既是堅持思想解放，又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什么叫實事求是，歪曲事實那能叫實事求是嗎？由此我就想起上世紀80年代初期報告文學界有一場很重要的討論，在《文匯月刊》上展開的，討論問題的焦點就是報告文學可不可以虛構，劉賓雁是主張可以虛構的，但是另外有些同志認為報告文學是不能虛構的。顯然，忽培元同志這部書不是虛構的。作為馬文瑞這樣一位老革命、老領導，他跟作家平等談話，這樣重要的歷史事件，以前沒有什么地方披露出來。今天忽培元把這個寫出來，是很值得文藝界注意的事情。——《從個人敘事到國家敘事的成功實踐》原載于2015年6月19日《文藝報》第26章：謝德惠指著他對閻紅彥介紹說：“紅彥，這位就是咱安定縣地下黨的縣委書記馬文瑞 1931年8月的一天晚上，馬文瑞正同慕嘉績、景悅禮、趙福祥幾個人在任家砭研究秋季斗爭，卻見四區區委書記謝德惠領著一個人進了窯門。這人大約20多歲，長得高大英武，滿臉毛森森的絡腮胡子好久沒刮了，猛一看像40多歲的人一樣老面。他穿著安定農民秋季習慣穿的那種黑褲褂，上衣咧著懷，露著腰間的牛皮腰帶上別著的兩枝駁殼槍。他進了門，目光炯炯地立在那里像一尊挺脫的鐵塔一般結實有力。 謝德惠正要開口介紹，景悅禮和趙福祥已經認出他來，不約而同地起身喊道：“閻紅彥!” 馬文瑞這才知道，面前這位英武的漢子，就是謝子長時常提到的那個同他一道參加過清澗暴動的閻紅彥。 閻紅彥同跳下炕去的景悅禮、趙福祥見過面，謝德惠就指著馬文瑞對他說：“紅彥，這位就是安定縣地下黨的縣委書記馬文瑞，也是中共陜北特委委員兼共青團特委書記。” 閻紅彥一聽，朝前邁出一步，熱烈地握住馬文瑞的手說：“文瑞同志，總算是找到你們啦!”說著低下頭去，顯然是因激動而有些難過。 “紅彥同志，”馬文瑞問道。“聽老謝講，組織上不是派你和白錫林到山西組建晉西游擊隊去了嗎?” 閻紅彥抬起頭來，眼圈有些發紅，揚起眉毛警覺地瞅了一眼一旁站著的慕嘉績。 馬文瑞忙說：“噢，這位是陜北特委派來的慕嘉績同志。他眼下也參加縣委的工作。” 紅彥同慕嘉績見過面，馬文瑞說：“你快上炕歇著，咱坐下來慢慢拉談。” 幾個人都上了炕。謝德惠拿了幾只瓷碗，挨個兒倒上了開水。 閻紅彥送過水碗，也不怕水燙，端起咕嘟咕嘟喝了兩大口，放下碗，眼望著馬文瑞，用地道的安定話說：“我先把晉西游擊隊的情況給特委和縣委匯報一下。去年冬天，特委派我和白錫林過河到山西。當時山西的形勢對我們還是很有利的。大家知道，蔣、馮、閻中原大戰，馮閻戰敗。馮玉祥、高桂滋、孫殿英及閻錫山舊部紛紛潰退到山西境內。一時間，大小軍閥，各人略地自保，你爭我搶，勾心斗角，矛盾十分尖銳。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在山西省委領導下，以當地工廠、農村和軍閥部隊中的地下黨員作為骨干，再加上爭取改造‘土客’部隊，組建了一支一百多人的武裝，取名‘中國工農紅軍晉西游擊隊’。紅軍游擊隊成立后，在呂梁山區宣傳革命，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組織農會，建立蘇維埃政權，開展游擊戰爭，形成了以汾陽、中陽、孝義等縣的鄔家莊、西宋莊一帶為中心的游擊區。我們先后在附近的留譽鎮、鋤家沿、水頭鎮、老鴉掌等地連打勝仗，威震晉西。呂梁山區各縣反動政府紛紛向省里告急。不久徐永昌派出一個師、一個炮兵團和地方反動武裝計萬余人，氣勢洶洶地來‘圍剿’我們。敵人仗著人多，推進到呂梁山邊沿，在高山路口遍設哨卡，步步進逼，重重封鎖，妄圖消滅我們。” 大家都聽得入迷，閻紅彥停下來，咕嘟咕嘟喝完了一大碗水，接著講道：“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按照山西省委指示，一邊運用迂回戰術同敵人周旋，一邊決定突圍到河西陜北活動。當我們拼死突圍到黃河岸邊，只剩下三四十個人。當時情況十分緊急，背后是敵人大軍壓來，面前是奔騰咆哮的黃河，幾乎是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因此有些人思想動搖了。我們就在黃河岸邊召開了緊急會議，明確指出，愿意繼續鬧革命的，就強渡過河，不想冒險的就留下來。結果共產黨員異口同聲地表示要同敵人血戰到底，連夜突圍過河。當下沒有渡船，大家就將衣褲脫下來，灌上氣，浮水渡河。在運送彈藥時，吳岱峰幾乎被浪濤卷走，整整拼搏一夜，部隊終于平安過了黃河。但是剛剛登上西岸，新的困難便接踵而來。部隊本來連日轉戰，已是疲憊不堪，加之情況不明，缺乏給養，整天在敵人空子里鉆，軍心不穩，行動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危險性。于是我們就到處尋找地方黨組織。轉來轉去，撲了幾回空，好容易找到謝德惠，這才見到你們。”閻紅彥說著，由懷里摸出一個油布小包，打開來，是一份人名單。他把那個名單展開來，慎重地交給馬文瑞，說：“這是我們過河人員的名單。我們過來的雖然只有三十個人，但都是共產黨員。其中有十多個人是在臨過黃河時，面對咆哮的河水，集體入黨的。我們的武器也很好，每人一長一短兩枝槍，子彈也充足。”馬文瑞聽得顯然也很激動。他接過那份人名單仔細看著：拓克寬、閻紅彥、楊重遠、黃子文、白錫林、黨永亮、李成蘭、馬佩勛、周維仁、胡廷俊、田有華、符友堅、陳玉清、吳岱峰、師俊才、張免芝、白樹梅、李發榮、張應琪、劉昌漢、郝金標、王俊杰、馮金福、黃金芝、胡廷壁、戴炳章、李炳云、杜鴻亮、李素云、寇世仁。 馬文瑞挨個兒認真地看著這些名字，其中有認識的，也有不認識的，但卻覺得每一個名字都是那樣的親切。讀著這些名字，他就意識到，這可不是一些普通的人，而是一個個由死亡線上掙扎過來的真正的勇士。他默看了一遍，仍然愛不釋手，又情不自禁地從頭至尾輕聲念著那些名字，像呼喚著這些剛剛在呂梁山中同上百倍的敵人英勇搏斗過來的勇士們。身邊的人們都凝神傾聽著。每念過一個人名，人們的眼前便會有一個手握鋼槍、滿身披著硝煙的英武的身影閃現出來。 馬文瑞用了好一陣時間，才讀完這份沉甸甸的人名單，然后抬起頭，望著閻紅彥。兩個人激動而充滿熱情的目光相遇在一起，終于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他們又一次緊緊地握著手，老半天，馬文瑞說：“閻紅彥同志，我代表陜北黨組織歡迎你們。你們過來的三十個人，是革命的無價之寶。此前，咱們陜北還沒有一支由我們黨組建領導的紅軍部隊。你們三十個經歷過艱苦錘煉的紅軍戰士到咱陜北，咱陜北的武裝斗爭從此有希望了。” 隊長閻紅彥激動得不知該說什么好。他緊緊地握著馬文瑞的手說：“找到黨組織，這下我們心里踏實了。” 晉西游擊隊的到來，使大家喜出望外，都認為這是一件頭等重要的大事。馬文瑞立即主持召開了中共安定縣縣委會議，研究如何支持部隊站穩腳跟、發展壯大。同時決定派縣委委員慕嘉績和特委派來巡視工作的張資平前去棗樹坪代表陜北特委和安定縣委看望部隊。 慕嘉績、張資平返回任家砭匯報說：“游擊隊剛過河，遇到的困難不少，內部也有些矛盾。” 馬文瑞很注意了解游擊隊的領導人和黨組織的情況，他覺得這是這支部隊能否健康發展的關鍵。原來，部隊剛過河時，拓克寬任隊長，黃子文任政委。一個大霧迷漫的早晨，隊伍行進在安定南溝岔附近的溝道上，突然與敵軍六七人遭遇，機警的游擊隊員們迅速拉動槍栓包圍了敵人。敵人一見這么多紅軍從天而降，早嚇得魂飛魄散，紛紛舉槍跪在地上。這種情況下，拓克寬、黃子文二人卻怕打仗暴露目標，下令放走了敵人(又說其中有他們的熟人)。隊員們意見很大，認為是嚴重失職。此后，過了南溝岔約七八里處有個河灣柳樹灘，部隊休息，大家七嘴八舌議論開來，強烈要求召開民主會議，改選隊領導。會上撤了拓克寬、黃子文的職，一致推選閻紅彥為大隊長，楊重遠為政委、吳岱峰為副大隊長，下轄李成蘭、胡廷俊、馬佩勛、周維仁四個班。對于這次改選，拓克寬、黃子文兩人有思想情緒，新當選的領導人也多少有些顧慮。馬文瑞得知這個情況，就和大家商量，一致認為新選的隊領導，是根據多數游擊隊員的意見和民主選舉的結果，應當維護。閻紅彥、楊重遠、吳岱峰三位，都是堅強可靠的共產黨員。就說閻紅彥吧，雖然文化程度不高(只讀過三年小學)，但人特別精明強干，1924年年僅13歲，就在家鄉瓦窯堡參加了共產黨員李象九的學兵連。1925年入黨，參加過清澗起義，又在后九天寨子山的土匪中做過兵運工作。游擊隊在晉西轉戰中，也一直擔任副大隊長兼中隊長，有膽有識，作戰異常勇猛，軍事指揮上也有一套。這三位同志，他們在游擊隊的組建和發展過程中，實際上已經起到了骨干領導作用。因此，應當支持他們大膽做好工作。另外，還有個問題是如何對待“土客”武裝。原來，有三股在黃河岸邊專門保護大煙販子的武裝，幾乎與游擊隊一同被閻錫山的部隊趕過了黃河。為首的是師儲杰、楊琦、楊鼎、肖永勝等。他們到了陜北，也有許多困難，就找晉西游擊隊聯絡，想合伙行動。游擊隊提出一個初步意見，報請特委和縣委決定。游擊隊認為聯合行動可以，但得有條件：一是接受游擊隊統一指揮；二是不準搶人；三是不準強奸婦女；四是不準吸大煙。游擊隊還建議：將這三股武裝合為一隊，名為”陜北支隊”。 在討論這個意見時，馬文瑞說：“我看游擊隊同志們提出的這些意見很不錯。據了解，這三股武裝，成分很復雜。其中有窮困潦倒、被迫鋌而走險的農民，更多的則是兵痞游民，奸淫擄掠、吸食大煙，相當于土匪武裝。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談到了對待此類武裝的原則。他指出：‘紅軍成分，一部是工人、農民，一部是游民無產者。游民成分太多，當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戰斗，傷亡又大，游民分子卻有戰斗力，能找到游民補充已屬不易。在此種情形下，只有加緊政治訓練的一法。’”當他一字不漏地背出這段話來，特委派來巡視工作的張資平顯出很吃驚的樣子。這位巡視員，他顯然很欽佩這位特委最年輕的委員和安定縣委書記的驚人記憶力。其他同志雖也心悅誠服，但并不顯出異樣，因為對此已經習以為常。大家知道，馬文瑞記性好，更重要的是對上級的文件，他總是認真反復地閱讀。重要的話，用筆畫出來，他在會上討論工作時，便能一字不漏地復述或背誦，就像是那些下面畫上波浪線的句子，已經刻到了他的腦子里，再也不會忘記。這種一絲不茍的嚴謹作風，他一直由戰爭年月保持到和平建設時期。張資平的心理反應，馬文瑞本人并沒有覺察，他還是全神貫注地談著自己的意見。 “晉西游擊隊，目前最大的困難是兵力不足。這三股‘游民’武裝在有條件的制約下聯合行動，是可行的。在聯合行動的過程中，應加強政治教育，同時用我們紅軍游擊隊的紀律和作風影響感化他們，逐步把他們改造成真正的紅軍武裝。只是其中‘不準抽大煙’這一條，我看暫時可以不提，等條件成熟再說，因為保煙隊中煙鬼很多，你提這一條，他們中間大多數人一時很難接受，反倒不利于團結改造他們。當務之急是，我們要立即著手動員一大批黨團員和優秀農村青年參加游擊隊。” 馬文瑞的意見，大家都表示贊同。會議一直開到深夜。人們像操辦一樁大喜事一樣，興奮不已，毫無倦意，當下決定派慕嘉績前去部隊傳達貫徹。其他人立即分頭到各區，會同當地區委一道，秘密動員黨團員和優秀青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晉西游擊隊。忽培元，祖籍陜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傳記文學創作與研究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現任國務院參事。 主要作品有文學傳記：《蒼生三部曲——群山、長河、浩海》《耕耘者——修軍評傳》《百年糊涂——鄭板橋傳》《難忘的歷程——延安歲月回訪》《劉志丹將軍》《謝子長評傳》《閻紅彥將軍傳》等；長篇小說《雪祭》；中篇小說集《青春記事》《家風》，中短篇小說集《土炕情話》；散文集《延安記憶》《人生感悟》《大慶賦·鐵人銘》《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記》《秦柏風骨》《山秀珍》《義耕堂筆記》；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和詩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軍評傳》分獲第一屆、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長篇）；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獲中華鐵人文學獎。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在國外出版。 反映當代生活的長篇小說力作《鄉村第一書記》，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發行。
【編者按】劉潤為（著名文藝理論家，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會長）：這三部曲值得贊揚的主要是作者正確的、科學的歷史觀。從革命一直到改革開放都貫穿了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精神。所以作者能夠準確地把握革命、建設和改革這三段歷史的本質方面，也正是因為他能夠把握這三個歷史階段的本質方面，所以他才能夠對傳主作出準確的描繪和評價。作者之所以能夠成功地創作這樣的三部曲，我想主要原因有四個。一個是有比較深厚的文學素養。二是共同的文化熏陶。馬老和忽培元同志都是陜北人，有著共同的文化土壤，受著共同的文化熏陶。三是更重要的，是他在價值取向、思想感情上，甚至在情緒上，跟馬老有著深刻的相同之處，也就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四就是熟悉人物及其生活。不熟悉馬老也不可能作出這么準確的描述，我可以舉一個例子說明問題，大家過去對作品里面關于馬老當時的心理描寫提出異議，說在革命年代，你怎么能知道當時馬老想什么，就是因為他走進了馬老的內心，對他有著深刻的理解，才能夠準確地把握當馬老面臨每個重大歷史事件的時候心里會想什么，可以說他的心理描寫是成功的，因為這個得到了馬老本人的認可。馬老生前我跟他有過不少的接觸，通過讀三部曲，我對馬老的精神境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認為忽培元的這三部曲最大的價值就是準確地傳達了馬老及老一輩革命家群體獨特的精神境界。其中許多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內心世界非常深邃、非常博大，如果把它概括為最本質的方面，我認為就是“為了人民的利益而敢于擔當”。這是核心，其他的一切精神世界的元素都是圍繞著這個來展開的。這種深厚的群眾觀念，這種一切為了人民群眾的利益，從群眾路線、群眾觀點來講，是一個方法論的范疇，又是一個價值論范疇，我認為忽培元的傳記把馬老及老一輩革命家的這種精神品質寫得非常深入透徹。所以我認為忽培元的這部書具有重要的文學價值，更重要的是長久的歷史價值。——《從個人敘事到國家敘事的成功實踐》原載于2015年6月19日《文藝報》第25章：文瑞吃驚地發現，任志貞眼睛里閃著淚花。他理解她的意思，突然慌窘得不知如何是好 陜北山間的月色格外皎美，特別是天氣晴明的冬春季節。當西邊的太陽尚未落山時，東邊的月亮，已經冒出圓圓的山峁。那時候的月亮，像一片殘云，懸在天邊，稀薄而透明。月宮里的玉兔環山，隱約若霧靄氤氳，乍有乍無。夜幕降臨后，天空立時由淡青變為湛藍。月亮銀白的輪廓格外清晰起來。原本枯黃憔悴、毫無生機的山川河流、草木村舍，全都披上一層銀白的輕紗，開始煥發著生命的靈氣了。在皎美的月色里，夜的氛圍是清靜溫柔的。青年馬文瑞很喜歡在這樣的時候，披著月輝在院子里散步。在走動中，又不時地停下來凝望天空遠山，似乎能獲得一種靈感。腦海中思考著的種種紛繁復雜的問題，都突然變得簡明清晰起來。許多工作中的難題，在這時候很容易解開疙瘩，得到明確的答案。這種獨自于月色中散步的習慣，一直保持了許多年。然而到了晚年，這種月下散步又成了他回憶往事的最佳氛圍。常常是，月色朦朧，往事歷歷。眼下這一幕，是與女英雄任志貞有關的一些情形。 謝子長離開任家砭后，過了幾天，馬文瑞告訴任志貞：“楊蘇家溝準備辦‘冬學’，派你去當教員。校董是楊國棟，他也同意你去。” 任志貞一聽，臉上顯出興奮的神色，說：“我……能當了教員?” “能，怎不能。你讀了那么多的進步書籍，又能唱歌，會叫操，還會做群眾工作。” 任志貞不好意思地紅著臉說：“馬先生，你盡鼓勵我哩。” “再說，工作實踐中，也能鍛煉人嘛。” 任志貞點頭同意了，隨即雙手撫弄著衣角，低頭瞅著自己的腳尖，像是有什么心事，卻又難以啟齒。馬文瑞坐在她面前不遠的炕棱上。亮紅晌午，窯里靜悄悄的。院子里有一只母雞領著一群剛孵出的小雞在柴草堆下輕輕呼應著覓食。窯里的人，互相幾乎聽得見呼吸喘息的聲音。文瑞開始覺得心中有些慌亂不安。淳樸老實的黨縣委書記并不懂得這是青年男女單獨在一起時很容易出現的情形。對于長年累月在鄉間做黨的地方群眾工作的馬文瑞來講，他同群眾接觸的一言一行，都恪守著規規矩矩的準則，見了婦女，從不多看一眼。農村中的大多數姑娘和媳婦，也都守著封建老規矩，見了男客人，總是要低眉順眼。但當他一到任家砭，就發現任志貞在村里的女子中，顯得很是與眾不同。她不光時常在稠人廣眾中高聲談笑，還邁著一雙大腳時常到他窯里借書，請教問題，顯得落落大方，以致使文瑞幾乎忘記了她還是個女子，同她在一起談論問題，或多或少地改變了性格內向的自己在女子面前的拘謹。但是，自從那天老謝提出那件事后，他也覺察任志貞變得有些反常。她很少一個人來他窯里借書，即使來了，也不像以前那樣問這問那，舉止也顯得不那么隨便了，有時一開口說話，臉就紅了。此刻，兩人沉默了一會兒，任志貞突然抬起頭，漲紅著臉說：“楊蘇家溝我愿意去，就是……不想離開任家砭……” 文瑞吃驚地發現，她說這句話時，眼睛里閃爍著淚花。他理解她的意思了，內心突然慌窘得不知如何是好。他生怕自己的神情變化被她覺察，忙說：“你這么大了，還丟不下家?楊蘇家溝離得也不遠，過些日子，就可以回來看看你的母親嘛。” 志貞聽了，不知怎么，眼淚花突然滾出了眼眶，一副很傷心很委屈的樣子，隨即轉過身，很快用衣袖抹去淚水，背朝著他說：“我服從組織分配。” 文瑞見她做出要走的樣子，忙跳下炕說：“你申請入黨的事，我同北區區委的同志已經談過了。他們最近可能要找你談話。” 任志貞聽得，突然轉回身，瞪起一雙淚水盈盈的丹鳳眼，感激而又興奮地望著馬文瑞，很動情地說：“謝謝你，馬先生。”幾天之后，一個月色皎潔的夜晚，在學校對面馬王廟山下的任家灣任家小院志貞家一孔小窯里，舉行了轉黨儀式。縣委書記馬文瑞參加了北區區委舉行的這次小小的儀式。窯掌炕上放著小炕桌，桌上點著一盞油燈。窯掌墻的木楔子上掛著一塊小黑板，上面用紅、黃兩色粉筆畫了一面莊嚴的中國共產黨黨旗。窯門緊閉著，窗戶上蒙了被單。金黃的燈光里，馬文瑞看見任志貞年輕而容光煥發的臉上，流露出難以掩飾的興奮。女兒家剛剛梳過的烏黑的頭發上，別了一根新發卡，顯得很俊俏。加之那新花布夾襖，在燈光里罩著一圈金色的光焰，更顯得英氣勃勃，光彩耀人。 莊嚴的時刻來到了。任志貞面對小黑板上的黨旗，高舉起右拳。那拳頭結實而有力，象征著宣誓人的一顆心，向黨表示著自己的忠誠。那緊攥的拳頭又仿佛是一把鐵錘，高舉起來，向萬惡的舊世界宣戰。當千百萬這樣忠實的拳頭聚合起來，那將是多么堅強的一個戰斗堡壘；當千百萬這樣有力的鐵拳一齊砸下去，一切惡魔都將粉身碎骨。在這一刻，一個熱情純真的農家女子，成為了一名天不怕地不怕的共產黨員。從此，我們的黨又增添一名忠誠積極的女黨員，我們的革命隊伍又增加一名英姿颯爽的女戰士！ “……永遠忠于人民，誓死不叛黨。” 馬文瑞一邊傾聽著她宣誓，一邊激動地回憶起自己當初入團時的心情，心想志貞此刻該是多么幸福呀。 入黨儀式舉行完畢，大家激動的心情依舊難以平復，圍坐在炕桌旁拉話。 文瑞說：“任志貞同志，從此后，你就是光榮的共產黨員了。” 任志貞認真地點點頭。 文瑞由懷里掏出一個布包，放在炕桌上，慢慢解開來，原來是一本《共產黨宣言》。 “《共產黨宣言》！”志貞驚喜地念道。 文瑞鄭重地雙手捧著書，送到志貞面前，說：“這本書，我帶在身邊好幾年了，看了不知多少遍。明天你就要去楊蘇家溝工作，我把它送給你。希望你保存好。” 志貞激動地接過書，緊緊貼在胸前，口張了幾次，終于說：“我一定操心念這本書。” 馬文瑞說：“你這回要去的楊蘇家溝，反動勢力很猖獗，眼下還沒有建立黨團組織。你去了，在搞好教學工作的同時，還要注意在村里開展婦女工作，等條件成熟了，可以逐漸培養發展黨團員，然后建立黨團小組或支部。” 任志貞認真地聽著，把每一句話都牢牢記在心中。此刻，捧著馬先生送給自己的《共產黨宣言》，心想：從現在起，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屬于黨。 值得一提的是，任志貞的名字，在此之前叫“任志珍”，也就在這天晚上，她當著縣委書記和區委書記說：“在我新的生命開始的時刻，為了表示我對黨的篤志堅貞，為了表示我對革命的堅定信念，我決定從此改名為‘志貞’！”在以后的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中，任志貞用自己的革命實踐，證明了自己的誓言，直至面對敵人的槍口，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依然高呼“共產黨萬歲”。開完會，幾個人走出院子。沉沉靜夜里，外面月色正好。山溝里的水氣在夜風里凝結成白白的霜花，無聲無息地降落在大地草木上，使月光顯得更加皎潔迷人。馬文瑞告別了任志貞，同區委的同志們踏著山灣的羊腸小道朝村里的學校走去。任志貞一直立在院子里目送著他們。此時，這個17歲的山村少女的心情，該是多么不平靜呀。月光下，她手里依然小心翼翼地捧著那本書，那份黨送給她的珍貴禮品。送書的人已經轉過山嘴不見了，她仍然凝望著那個路口，腦海里展開了一個有覺悟、有文化的姑娘遐想的翅膀。她感到自己那由于父親的突然離去，曾一度變得空空蕩蕩的心里，開始充實起來。她親眼看到了，敵人的瘋狂沒有把革命者嚇住。任家砭不光有黨的區委，還有黨的縣委。縣委書記馬文瑞，又是這樣的年輕有為、英俊可愛。有時候，她見他碰到村里的婆姨女子，還沒說話，臉倒先紅了，靦腆規矩得像個大姑娘。更多的時候，又見他面對學生和那些念冬學的貧雇農，面對各區前來參加會議的人，他又滔滔不絕，有說不完的話。他旁征博引，談笑風生，循循善誘地講出許多深刻而又樸素的道理，穩練得像個40多歲的人，令人信服。細心的姑娘早已注意到了，這個“馬先生”還是一個生活上十分喜愛整潔的人。他身上的衣服，無論新舊，總是洗得干干凈凈，穿得整整齊齊。坐立行走，他也總是挺直腰板，一舉一動都顯出莊重自律的神情。開始她感到他有些過于嚴肅，熟悉了又覺得他性情很溫和。她喜歡到他窯里借書求教，覺得每次見到他，都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愉悅。后來這種情形發生了變化。漸漸地，她自己也不知為什么，見到他開始有些緊張，有些慌亂。可是幾天不見，又很想見他。于是在靜夜中，她常常獨自登上馬王廟山，站在廟前那棵老榆樹下朝學校那邊張望。她每次都看見他窯里的燈光亮著，很希望他能走出窯門到院子里來散步，卻又怕被他看見。在這種矛盾心情下，她聽到自己的心跳得厲害。這種情形使她很苦惱，黑夜里常常失眠。性情開朗的女子，突然變得沉默寡言起來，村里人許多日子聽不到她的歌聲了。情竇初萌的姑娘，她還不大懂得這是初戀在折磨著自己，更沒有勇氣向自己傾心的人傾訴衷腸。此刻她想到，明天就要離開任家砭，今后將一天又一天見不上他，聽不到他拉話的聲音，看不見他在學校院子里散步……姑娘想得傷心起來，不知幾時，冰涼冰涼的淚水，像小蟲子一樣由臉頰上慢慢爬下來。 “海棠——”是母親呼喚著她的小名。 她急忙抹去淚水，轉身走回院中。 “天不早了，你還不睡?” “媽，往后再不要叫人小名。” “那，叫什么?” “叫任志貞嘛。” 母親親昵地看著女兒，心疼地說：“噢，就叫你任志貞。” 母女倆這才手拉著手，朝窯里走去。身后是月色皎潔的靜靜的夜。靜夜中將孕育一個姑娘家美麗羞澀而又令人煩惱不安的夢。忽培元，祖籍陜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傳記文學創作與研究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現任國務院參事。 主要作品有文學傳記：《蒼生三部曲——群山、長河、浩海》《耕耘者——修軍評傳》《百年糊涂——鄭板橋傳》《難忘的歷程——延安歲月回訪》《劉志丹將軍》《謝子長評傳》《閻紅彥將軍傳》等；長篇小說《雪祭》；中篇小說集《青春記事》《家風》，中短篇小說集《土炕情話》；散文集《延安記憶》《人生感悟》《大慶賦·鐵人銘》《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記》《秦柏風骨》《山秀珍》《義耕堂筆記》；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和詩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軍評傳》分獲第一屆、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長篇）；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獲中華鐵人文學獎。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在國外出版。 反映當代生活的長篇小說力作《鄉村第一書記》，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發行。
【編者按】閻晶明（現任中國作協副主席，著名文藝評論家）：忽培元找到了非常好的一個寫作對象——馬文瑞。首先馬老經歷的歷史長，革命時期、建設時期、改革開放時期，他都是參與者，很多時候也是決策者，可謂是中國現當代歷史全程見證者。馬文瑞長期在部門和地方做主要領導工作，他對高層的決策、頂層的設計有所了解，對下他又是執行者、體察者。所以忽培元選擇這么一個人作為自己寫作的對象是很難得的，是值得去寫三部曲的。通過這樣的人物，對中國近百年的歷史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描述，是非常好的藝術構思和典型再現。從作品本身結構來說，作者就是實實在在地從馬文瑞同志出生寫到他去世，這種寫法好像沒有技巧上、形式上的變化，但是這也是一種誠實，而且增加了紀實作品的可信度。在這部作品里，既寫了馬文瑞的個人，更寫了中國將近100年的歷史，在小和大之間結合得很好，給人一種很震撼的感覺。說到底，機會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的，如果沒有他這30年長期的積累資料、走訪、采訪，沒有這種深入地了解，光靠做幾年秘書工作，是寫不出這么好的作品的。這三部曲都在弘揚一種精神，就是延安精神。但作者沒有把它放大成一個很空泛的概念，而是滲透在情節與人物里面。作品里面的紅線是延安精神，所以書名用“我想延安”，包括《群山》《長河》《浩海》，都是有深刻用意的。延安精神的弘揚在這三部作品里面都是高度自覺，應該說這是作家有想法、有堅持，耐心地孕育出來的一個結果。——《從個人敘事到國家敘事的成功實踐》原載于2015年6月19日《文藝報》第24章：聽說老謝來了，老鄉都紛紛來看。人們進了窯喊一聲“老謝”，便拉著他的手，親熱得不知該說什么 1930年6月，“立三路線”傳到陜西。7月，中共陜西省委擴大會議提出“爭取全省總暴動勝利”的行動口號，把陜北劃為重點游擊區域，并發出《陜北秋收斗爭的策略路線》決議案，派趙伯平接任陜北特委書記。 8月，趙伯平攜帶省委文件及《斗爭》黨刊由西安來到陜北。其時，北方局也派孔祥禎、高維翰由北平到陜北傳達“立三路線”。10月初，中共陜北特委在綏德合龍山古廟召開第五次擴大會議，傳達中共中央《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案精神，決定合并黨團特委與群眾組織，成立“陜北行動委員會”。趙伯平任書記，孔祥禎任軍委書記，謝子長、劉志丹分別擔任正副總指揮。會議還提出在陜北通過暴動，“擴大十萬紅軍、創造西北蘇區”的任務。說此即是向社會主義轉變的開始，要求每個同志要有犧牲精神。會上絕大多數代表對這個指示表示擁護，只有清澗的劉耀三發表了不同意見，引起高維翰嚴厲批評，認為劉耀三在革命性質問題上混淆了界限，發動大家對其進行批判。正在這時，國民黨軍隊上山搜查。多數代表由背涯撤出轉移到義合鎮繼續開會，劉瀾濤和另一名同志被捕。會議代表們的心情都很沉重。 馮文江參加完會議，趕回瓦窯堡立即召集有各區區委書記參加的縣委擴大會議，原原本本傳達會議精神，并按照會議要求，布置了全縣的“秋收暴動斗爭”，要求各級黨團組織一律合并成立“行動委員會”，提出“搞地方暴動”、“武裝起義”。馬文瑞聽了傳達，感到這個會議精神同毛澤東《井岡山的斗爭》中談的調子很不一致，覺得在陜北，真正的革命高潮并沒有到來，盲目提出“地方暴動”、“武裝起義”條件并不成熟。于是，他回到北區，并不積極行動，除了派人夜間出動在大路口的樹干上貼幾條標語外，黨團組織仍然按照原先的部署，開展秘密活動，并不按照“秋收暴動”的指示，鋒芒畢露，盲目行事。 其他各區和安定、瓦窯堡等地，搞得聲勢很大。黨團員大白天出動，四處張貼標語，散發傳單。一夜工夫，在安定至瓦窯保的三十里路上貼滿標語。還動員成百名黨團員分成小組，同時出動，在瓦窯堡城內敵人軍隊住的營盤里去張貼標語。光天化日之下，組織群眾集會示威，公開高喊“打倒國民黨”、“實行地方暴動”、“創造蘇區”等口號。這樣一搞，虛張聲勢，毫無所得，卻把黨團組織完全暴露了，把尚且弱小的革命力量，幾乎完全亮給敵人。敵人便動手抓人。首先是縣委所在的第二高小被解散查封，縣委書記馮文江身分暴露，只得離開安定。縣委其他兩名委員跑掉了。各區黨團組織的活動處于停頓狀態。但北區黨團組織和各外圍群眾組織完好無損。實踐證明，北區消極抵制“左”傾盲動路線是完全正確的。1931年1月，中共陜北特委決定，由馬文瑞負責安定全縣黨的工作，并委派慕嘉績和本地的景悅禮、趙福祥等組成新的縣委。 馬文瑞受命于危難之時，面對的斗爭形勢十分嚴峻。在有各區代表參加的縣委會議上，這位新任縣委書記客觀中肯地分析了當前陜北的斗爭形勢，他說：“由于過早暴露，盲目行動，我們陜北革命遭受到了井岳秀‘清黨’以來的又一次沉重打擊。各縣黨團組織，包括綏德、米脂、清澗這些黨的長期重要工作地區，黨團組織普遍遭到損失，許多縣的縣委都不存在了。神木高志清騎兵師手槍連，奉命倉促舉行起義，結果慘敗，損失了黨在井岳秀部精心經營的一支地下武裝力量。綏師學生游行示威，張貼標語，散發傳單，國民黨駐軍團長姜梅生派兵又一次查封綏師，學校黨團活動再次被迫停止……” 錯誤路線的貫徹，使得白色恐怖就像早春的寒流，又一次襲裹了陜北大地。 一方面，敵人白色恐怖下，許多同志思想動搖；另一方面，敵人加強了警戒，開展革命活動十分困難。馬文瑞清醒地意識到，目前最重要的是千方百計保存革命力量。為了在困難形勢下保存實力，堅持斗爭，他在縣委會議上果斷提出：“全縣各級黨團組織應當以秘密活動為主。”并決定允許黨的基層干部以公民身分擔任國民黨地方行政負責人。為了防止出現叛徒，必須純潔組織，會議遂決定對全縣黨團員和黨團組織進行清理整頓。當時，全縣黨團員合起來三百多人，根據地下斗爭的需要，堅決清洗了一些政治上不堅定、甚至是冒牌的黨團員。同時提出黨團組織仍然按照黨的六大精神，秘密發展組織，爭取群眾。為了使這個任務落實，縣委要求每個黨團員都要在自己周圍團結幾名群眾，和他們交成知心朋友，依靠農民群眾的力量，孤立國民黨的地方政權，孤立地主老財和土豪劣紳，努力控制農村形勢。 這種嚴酷斗爭環境硬逼出來的秘密活動方式，雖然不動聲色，但卻有效地發展和壯大了黨團組織，增強了活動能力，實際上占領了農村陣地。經過努力，許多農戶成了可靠的堡壘戶，特別是縣委所在的北區一帶，許多村莊成了絕大多數群眾同情擁護革命的村莊。黨團組織的活動天地越來越大，政治影響也越來越深入。馬文瑞在這段艱苦而復雜的工作實踐中經受了鍛煉和考驗。 不久，中共中央北方局來了指示，清理糾正李立三“左”傾盲動主義路線的錯誤影響。特委派人來到安定巡視工作，批判了“立三路線”，宣布取消“行動委員會”。當時安定實際上已經完全改變了斗爭方針，不僅有效地保存了革命力量，還使全縣北區、東區、西區、中區二十多個黨支部的工作有了新的發展。接著，上級決定由馬文瑞擔任共青團陜北特委書記兼中共陜北特委委員。由于斗爭需要，他暫時仍留安定工作。 1931年冬季，陜北的氣候似乎特別冷，元旦過后，時令進入隆冬，千山萬壑被嚴寒統治著。背坡洼里和滴水崖上出現了積雪和冰瀑。大小河流僵硬地躺在溝壑間。早晨起來，總見窯腦畔上的酸棗樹和黃蒿枝梢掛滿了霜花。煙筒周圍也被白花花的霜芽圍著。早起拾糞擔水的農民，眉毛胡子上也都白乎乎價，嘴鼻里呼出的熱氣，像煙霧一樣繚繞在頭頂上。年關將近，山村里開始出現迎年的氣氛。天不明，就可以聽到軋糕面的碾子吱扭轉動的聲音，就像黎明時的公雞啼叫。這是迎接年節的第一聲信息。這吱吱扭扭的聲音，響徹在靜謐的小山村里，又像喜鵲的叫聲，快活而熱烈。它是農民心中最溫馨動聽的音樂。軋糕面的碾子聲暗示著勤勞的農民一年辛苦將得到甜蜜的回報。在這生活本身沉重呆滯，又如碾磨一般單調枯燥、周而復始、旋轉不息的偏僻山村，大年是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的開端。整整一年了，人們頂風冒雨，經歷過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辛苦的忙碌，經受了干旱、雨澇、雹災、霜凍的交替磨難，終于從土地上得到有限的收獲。人們疲憊不堪，實在需要歇一歇手腳，喘一喘氣了，就像翻完了麥地、蕎麥地的耕牛，該到停鞭卸套了，需要有一段不被節氣相催的時間，安安穩穩蜷縮在熱炕頭上，痛痛快快睡覺，嘮嘮叨叨拉話，熱熱火火吃呀喝呀，享受兒女親情、天倫之樂，結結實實對“趙公元帥”孝敬一番，以求來年的五谷豐登、槽頭興旺，以便把新的希望，寄托于新的一歲。這就是陜北農民一年一度最隆重而神圣不過的節日——“過年”。人們所熟悉的老謝，也就在年關臨近的這個時候回到了安定。消息像長了翅膀，很快傳遍四區八鄉。 謝子長于中共中央北方局受訓結業后，在中共陜西省委領導下搞軍事工作，回到安定一帶活動，第一個落腳點就是中共安定縣委所在的北區任家砭。馬文瑞見老謝穿著一件粗布面子的皮襖，腰里系根帶子，完全像一個趕集上會的小商販。老謝見了馬文瑞，親熱得不得了，拉著他的手說：“馬文瑞同志，想不到咱們在安定又見面了。聽說那個‘立三路線’把咱陜北害得不輕，安定縣委能保住，多虧你們了。” 馬文瑞說：“主要還是因為北區的工作基礎好。” 聽說老謝來了，任家砭和附近的景家坪、井家溝、大王廟的老鄉都紛紛來看望。人們進了窯，嘴里喊一聲“老謝”，便拉著他的手，不曉得再該說什么話了。老謝脫了老羊皮襖坐在炕上，他的身邊就圍著一圈又一圈的群眾。他親熱地看看這個，又瞅瞅那個，問罷收成，又打問光景，那神情就像和自己久別的親人在拉家常。他的樸素而真誠的話語，像山間的涓涓細流，悄悄地淌進莊稼地里，默然地浸潤著每一棵受旱的莊稼，使擰起葉片的枯黃的禾苗立即蓬勃地舒展開來。馬文瑞坐在老謝的身邊，久久地注視著，注視著這個黨內有名的同志，注視著這個可親可敬的兄長般的戰友，注視著他同人們說笑著，不時地從衣兜里掏出一把炒豆子，分給身邊的人們，一同吃著拉著。他發現這個老謝，的確有一種神奇的魅力。他的一句很平常的話，便使這些平日看著有些呆滯的農民開懷大笑，心花怒放。他的另一句很平常的話，又能使大伙突然收斂笑容，變得怒氣沖沖。他實在是太熟悉太了解他身邊的這些光頭黑臉的農民。他的身上，每根神經都好像同這些受苦漢們牽連在一起。因此，他和他們的喜怒哀樂才能這樣地一致起來，才能心心相印，息息相關。這就是馬文瑞眼里的老謝，就是那個時時刻刻被安定老鄉掛在嘴上的名副其實的群眾領袖呀！馬文瑞看見老謝同農民在一起的情形，情不自禁地聯想到一滴水同大海的關系，一掬黃土與陜北高原的關系。一滴水融入大海，才能獲得永恒的生命力；一掬黃土投入高原，才能化作不朽的存在。 “共產黨員，就應當像謝子長這樣，同人民群眾建立起血肉聯系。”馬文瑞心中這樣想。從此，老謝實際上也就成了他的榜樣。老謝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無形中影響著他，在革命斗爭的風雨中成長前進。直至1942年，毛澤東親筆為他題寫獎狀：“密切聯系群眾”；直到他擔任國家領導人以后，仍然保持著這種作風。 夜深了，人們才戀戀不舍地散去。老謝和馬文瑞一起躺在炕上，卻怎么也不能入睡。兩人談工作、談斗爭、談現實、談理想、談蘇聯、談中國，談東談西，一直到窯窗上透出亮色，一直到黎明的曙光照到炕上。通過一次次的長談，馬文瑞感到謝子長并不高大的身軀里，卻有一個特別寬闊的胸襟，覺得身邊這個充滿激情和活力的人，不光是一位黨內很有威信的同志，還是一位為人寬厚的兄長，跟他在一起，覺得很舒心。這個擺弄槍桿子的軍人，毫不粗暴簡單。他講起話來，謙虛坦誠，風趣幽默，善于運用平淡樸素的言辭，于輕松愉快中評說極重要嚴肅的話題，時不時地還要帶出一兩句農諺和土得掉渣兒的陜北歇后語，引人發笑，令人深思。交談之中，他也發現，這個老百姓心目中吃鋼咬鐵、叱咤風云的人物，內心深處也有自己難以啟齒的苦悶和煩惱。為革命長年累月東奔西顛，東躲西藏，連家也顧不得回。早年家庭包辦的婆姨離婚后，30多歲尚未成家。在同馬文瑞開懷暢談中，老謝毫不掩飾地第一次袒露了自己的苦悶和煩惱。 一連好幾天，馬文瑞和老謝在一起，彼此更加熟悉，幾乎無話不談。這天，任志貞到馬文瑞窯里來借書。老謝見任志貞同馬文瑞說話時那樣親熱，便看出了少女的心思。一天晚上，他倆照例又在一起拉話。老謝突然問：”馬文瑞，有個秘密，你不知看出來沒有?”文瑞說：“什么秘密，我怎么沒看出來?”老謝神秘地笑著說：“我們志貞對你可是蠻親熱的。”文瑞聽得，臉呼地紅了，說：“老謝，你不要開我的玩笑。”老謝說：“說真的，你看我們志貞怎么樣?” 馬文瑞急忙擺手說：“現在斗爭形勢很緊張，顧不上考慮個人的事情，以后情況好轉了再說。” 老謝風趣地說：“年輕人不要不好意思。我的觀點是，談戀愛不誤鬧革命，更不能因為白色恐怖，我們革命者就都打光棍。敵人才盼咱們一輩子不結婚，希望我們斷子絕后，我們偏要爭口氣，戀一個好婆姨，生一個胖小子，氣死反動派。”馬文瑞無可奈何，只得靦腆一笑。老謝還不罷休，說：“真的，我還有個忙要你馬先生幫哩。” “幫什么忙?”馬文瑞認真地問。 “這，你可要暫時保密。我看下安定城里一個女學生，人家是共青團員。對了，還是你的兵，不光思想進步，人也漂亮。” 馬文瑞聽得很認真，老謝卻不說了。 “叫什么名字?” “叫史秀云，你的字寫得好，就幫我寫封戀愛信吧。” 馬文瑞知道老謝這是有意開導自己，便說：“那號信，我可不會寫。你自己看下了，就自己寫。” 老謝說：“不寫也罷，那我只好自己動手了。”那天晚上，馬文瑞果真看見謝子長伏在炕桌上，攤開紙，給史秀云寫了一封長信。那一陣兒，敵人正到處通緝捉拿他。他們萬萬想不到，那個“共匪頭目”謝子長會從容不迫地坐在這里，給自己心愛的人寫戀愛信。他那種大無畏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使馬文瑞深受感動，心目中更加欽佩這位從烈火與風雨中沖殺過來的革命戰士。此后不久，老謝和史秀云果然沖破重重阻力，結為革命夫妻。只可惜他們沒有條件到照相館穿著禮服、披著婚紗照一張結婚相，也不能請親朋好友來祝賀，甚至連一個居住的地方也沒有。新娘、新郎只能在空無人跡的山間，采些越冬的野果和早春的野花，默默地跪拜天地。他們也只能在背山的避雨窯里鋪上枯草，蓋著老謝破舊的棉被相伴度過寒冷而漫長的新婚之夜。然而，他們又是幸福的伴侶，因為他們的精神世界是充實的，他們共同懷有一個遠大的革命理想。他們的婚禮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當他們緊緊地依偎在一起，傾聽著對方那顆火熱的心臟的跳動，一切的艱難和困苦都拋到了腦后。在老謝身上，馬文瑞看到了一個堅定而樂觀的革命者的風采。一個具正的革命者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不會氣餒懊喪、怯步退縮。崇高的信念在他胸中燃著一團火。這團火，越是在寒冷的暗夜里，就燃燒得越旺。 謝子長在任家砭的窯洞里住了一些日子。將要離別的時候，他和馬文瑞都有些戀戀不舍。從外表看，這兩個人似乎并無多少共同之處。一個三十出頭了，一個年方二十；一個性情豪放，心直口快，一個沉靜溫和，不茍言笑；一個是搞武裝斗爭的軍事領導人，一個是搞地方黨和群眾工作的領導干部。但兩人在一起，卻有拉不完的話。這也難怪，在那風雨如磐的年代，兩個堅定的革命者，兩個下決心把一切，包括青春和生命，奉獻給人民解放事業的共產黨員，兩個在不同的戰線上，舍生忘死地攜手戰斗著的生死戰友，在剛有機會重逢，卻又不得不分別的時刻，他們的心情是難以平靜的。心潮翻滾著，就有許多話題涌出來。 老謝說：“我們這些年搞武裝，費了好大的勁兒，幾乎都失敗了。敵人強大，固然是一個原因，我們自己沒有立足之地，是更重要的原因。清澗起義，我們拉出部隊后，由于沒有根據地，只能流動作戰，讓敵人圍追堵截，結果吃了大虧。渭華暴動，倒是注意了建立地方政權，但是倉促行事，很不鞏固，又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結果也歸于失敗。其他各地的小規模斗爭也吃了大致相同的虧。這個教訓應當記取了。” 馬文瑞說：“我覺得，拉武裝，搞兵運固然重要，但是我們不能單純依靠從敵人的部隊里搞武裝。我看最根本的，還是把我們自己的工農勞苦大眾武裝起來。這些人手里有了槍桿子，才是真正可靠的革命武裝。這樣的隊伍，本身同群眾就有血肉聯系，很容易得到人民的擁護和支持，也容易站住腳。朱、毛領導的江西紅軍，其中多數就是武裝起來的工農分子。” “這個問題上，咱們的看法是一致的。以往我們心太急了，總想就鍋做飯，從敵人那里拉起一支現成的隊伍。結果是力氣花得不少，收效甚微呀！”老謝說著，興奮地由炕上仄起身，摸著黑裝起一袋煙點著了，狠狠吸了幾口。文瑞聞到了煙草的香氣兒，也就閃出想抽煙的念頭來。老謝像是猜出了他的心思，把點著抽了幾口的煙鍋遞到他手里。文瑞毫不客氣地接過來抽著。有一小會兒，誰也不說話。窗外是靜謐的陜北早春的夜。遠處山村里的狗咬聲，像銀河系外的無名小星一樣模糊得只是隱約可辨。河溝里的堅冰下，汩汩的流水聲像母女夜話一般，顯得很溫柔，也很親切。窯里黑糊糊的，兩個人都裹著被子雙手抱膝坐著。他們的話題，又轉到了武裝斗爭與地方黨的工作如何緊密配合的問題上。 “咱們陜北地方黨的工作，以往力量有些分散，沒有形成鞏固的中心區域，還有些喜歡虛張聲勢的毛病，要都像安定眼下這么扎扎實實地搞，會很快出現一個好的局面。有了牢靠的中心區域，我們建立起自己的武裝，也就有了立足之地，兵源、給養才有保證。” 馬文瑞說：“我們目前主要還是貫徹黨的六大精神，也就是特委在張家岔會議上提出的任務：秘密發展黨團組織，積蓄力量，爭取群眾。為了掩護工作，我們還安排一些同志擔任國民黨的區鄉長。你的大哥謝德惠，就擔任著西區區長。這樣對我們開展工作很有利。敵人占著城鎮，我們就在鄉里暗中鬧事。表面上是敵人的政權，實際上各村都聽我們的。我看在目前情況下，陜北應當著重建立這一類‘白皮紅瓤子’的中心區域，為進一步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做準備。” “這個想法是正確的。你是特委委員，又是團特委書記，可以在特委會議上把這個意見講出來。” 馬文瑞表示同意。 老謝又說：“哎，還有個事差點忘了。你是否能給任志貞安排個工作?這女子有文化，思想也求進步，是個好苗苗。” 馬文瑞想了想說：“我們最近打算在楊蘇家溝辦個掃盲識字班，實際上是對貧農團的骨干分子進行培訓。任志貞可以到那里去擔任教員，還可以在那一帶開展婦女工作。”“可她眼下還不在黨呀?” “這個問題我已經想過。她是共青團員，我們黨內婦女同志很缺，根據她的思想覺悟和一貫表現，可以考慮盡快讓她轉為黨員。” 說著話，天已快明。兩人起來草草吃罷早飯，老謝就要急著上路。他不敢聲張，怕驚動了老鄉們，又要挽留，又要為他送行。他穿好了衣服，和馬文瑞緊緊地握了握手，便轉身出門去。老謝走了幾步，又突然回轉身，由衣兜里掏出那個自制的椿木煙鍋，遞給馬文瑞說：“這個小東西隨我好幾年了，給你留做紀念吧。”說完，朝村里望了一眼，轉身大步朝溝里走去。老謝就這樣走了……馬文瑞一直站在院子里，手里緊緊握著那留著老謝體溫的小煙鍋，瞅著老謝的身影消失在霧氣里。他盼望老謝搞武裝成功，盼望能再次相逢，通宵暢談。他萬萬沒想到這次分別，竟是永訣。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們分別戰斗在文武兩條戰線，嘔心瀝血地為革命舍生忘死，艱苦奮斗，雖然不能相見，相互心中惦念著，彼此關注著對方的消息。許多年后，當馬文瑞回憶同謝子長朝夕相處的那一段往事，還真后悔當初沒聽老謝的話，替他寫那封戀愛信。“這個老謝，看著平平常常，身上卻有一種令人無法抗拒的感染人的力量。”馬文瑞深情地說，淚水模糊了眼睛。忽培元，祖籍陜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傳記文學創作與研究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現任國務院參事。 主要作品有文學傳記：《蒼生三部曲——群山、長河、浩海》《耕耘者——修軍評傳》《百年糊涂——鄭板橋傳》《難忘的歷程——延安歲月回訪》《劉志丹將軍》《謝子長評傳》《閻紅彥將軍傳》等；長篇小說《雪祭》；中篇小說集《青春記事》《家風》，中短篇小說集《土炕情話》；散文集《延安記憶》《人生感悟》《大慶賦·鐵人銘》《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記》《秦柏風骨》《山秀珍》《義耕堂筆記》；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和詩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軍評傳》分獲第一屆、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長篇）；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獲中華鐵人文學獎。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在國外出版。 反映當代生活的長篇小說力作《鄉村第一書記》，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發行。
長篇·連載·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