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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涂武生（《文藝理論與批評》雜志原主編、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原所長、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群山——馬文瑞與西北革命》只描繪了馬文瑞的前半生的事跡，只寫到1949年5月23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成立的前夕馬文瑞離開了延安。從那時起到今天，又經過了幾乎半個世紀。由于我長期工作和生活在首都，有幸能在許多重大的社會活動中，或者在電視里還常常看到這位老黨員、老干部、老革命的高大身影。雖然已是85歲的高齡，他依然還是那么精神抖擻、容光煥發、生氣勃勃、神采奕奕；當我與他握手時，那只伸過來的大手竟是那么有力。他仍然像以往那樣，熱心關注和積極參加國內外的許多重大活動，不辭辛苦，廢寢忘食。忽培元在書的《后記》中，簡略地介紹了馬文瑞建國后、特別是新時期以來的一些活動，如要求和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中共中央黨校《理論動態》上發表；給黨中央上送《關于加強黨風、廉政建設的意見書》；4次批示、寫信并多次督促政協有關部門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人到天津大邱莊了解情況、查處禹作敏案件；以及向江澤民同志親自提出對黨中央今后工作的建議等等，等等，雖然極不完整，但已足夠感人。這后半生的事跡，看似普普通通、平平常常，不像前半生那般轟轟烈烈、驚心動魄，可平凡中寓意著偉大，普通中蘊含著崇高，對新一代同樣具有深遠的教育意義。從我個人的心情來說，是希望能早日讀到《群山》的續篇的。 不過，我同時也感到這部續篇的撰寫不是那么容易，可能在某些方面比《群山》還要難。因為描寫的對象生活和工作的環境與過去大大不同了，職務與地位有了很多的變化，和平建設時期表面上看不像戰爭巨變中那樣有傳奇性；這樣，就更需要從平淡中去發現和采掘閃光的寶礦，就更需要運用為新時代讀者易于和樂于接受的藝術手法，也就向作者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還有，既然是上、下篇，也就存在著作品風格、結構和品性的連貫和統一問題，兩者的反差不能太大。這些，都需要作者有足夠的各方面的準備。應當說，積累了多部各種形式的文學作品，包括《群山》這部近40萬字長篇著作的寫作經驗，以及長期豐富的基層工作生活經驗的忽培元同志，在已有的基礎上再向前跨越一大步，飛躍到一個新的高峰，盡管不是輕而易舉，一蹴而就，可完全是可以做到的。我相信，經過作者的不懈努力和細磨細琢，《群山》的續篇一定會更加光彩奪目，耳目一新，熠熠生輝，引人入勝！我期待著她的早日問世！原載于《群山》評論集——《群山回響》《群山》——不朽的雕像之第四部分第59章：馬文瑞認真地聽著，努力把周恩來講的每一句話都牢牢記在心里。他感覺到了肩頭擔子的分量 中共東北軍工委駐扎在黨中央、毛主席所在的保安縣城。周副主席時常來安塞指導工作。馬文瑞在安塞上川一個叫白家坪的村子里見到了周恩來。中共東北軍工委書記周恩來一見馬文瑞，顯出很高興的樣子握著他的手直截了當地說：“文瑞同志，你對開展東北軍的爭取工作有什么想法?” 馬文瑞說：“我打算邊學邊干，請周副主席布置任務吧。” 周恩來說：“這個態度就很好。我們干革命，本身就是一件新事情嘛。你們的任務，主要是負責安塞、延安這一帶的工作。這一帶是王以哲部的防線，大約有兩個團，團部設在延安城里。可別小看這兩個團，這就好比在我們的大門口設了崗哨，限制了我們的自由。做好了這兩個團的工作，我們的事情就好辦多了。你們的任務：第一，想辦法讓他們停火，不要再打我們；第二就是要宣傳抗日統一戰線的主張，激發廣大官兵的愛國熱情，揭露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乘機還可以在士兵和下級軍官中培養發展黨員。” 周恩來最后說：“總之我們要清醒地看到，由于東北軍現在所處的特殊的政治地位——流亡者的地位，由于紅軍對于東北軍的革命影響，東北軍有極大可能變為抗日的軍隊。因此，爭取東北軍走上抗日道路的基本方針，黨在東北軍中的工作目標，不是瓦解東北軍、分裂東北軍，也不是要把東北軍變為紅軍，而是要爭取東北軍成為堅強的抗日武裝力量，由紅軍的對手變為友軍。” 馬文瑞認真地聽著，努力把周恩來講的每一句話，都牢牢記在心里。他知道，中共東北軍工委書記周恩來親臨這里主持工作，說明這一帶的爭取工作很重要，他由此感覺到了肩頭擔子的分量。 談完了工作，也就到了吃晌午飯的時候。馬文瑞告辭要走，周恩來說：“在我這里吃飯吧，吃完飯再走也不遲嘛。” 馬文瑞便留下來與周恩來同桌用餐。 一會兒，勤務員端來了飯菜。很簡單，一碗小米干飯，一碟炒土豆絲外加一盆綠豆南瓜湯。馬文瑞也不客氣，端起碗就吃。陜北人的生活習慣，吃米飯總喜歡把菜舀到碗里和著米飯一道吃，這和南方人的習慣很不相同。因此，一開始吃飯，周恩來便端起菜碟，不由分說給馬文瑞碗里撥了一多半，說：“我知道你們陜北人只有把菜撥到米飯里才吃著香。”馬文瑞說：“那是勞動時在山里吃飯養成的習慣。”周恩來不再說什么，一邊吃著飯，一邊開始認真地批閱文件，嘴里嚼著飯，眼睛瞅著文件，手里還不停地從菜碟中準確迅速地夾著菜，你說不清他是附帶著處理文件還是附帶著吃飯。他不停地放下筷子，用一枝鉛筆在一份電報或文件的上方，迅速地批上幾個字或一兩句話，隨即又抓起筷子吃起來。顯然，他已經習慣了在吃飯的時候處理一些緊急公務，那個封皮上注明“急件”的夾子，總是在吃飯時擺在他的面前，忙而不亂，反倒顯得格外敏捷。看到這種情形，馬文瑞再也不能安心吃飯。他注視著周恩來那留著長胡子的瘦削的面孔和那雙因長期睡眠不足、布滿血絲顯得有些混濁的眼睛。他簡直不敢相信，這個已經有些蒼老的人，實際上年僅三十八九歲。他肩負的擔子實在太重，工作的頭緒也太多，繁忙的事務致使他沒有時間休息，只能夜以繼日地工作、工作，像一部機器，幾乎不停息地運轉著。難怪上次交談時，正說著話，他就睡著了。此刻，馬文瑞真有些后悔那次把周副主席驚醒了，應該讓他多休息一會兒，他過度疲勞的身體，太需要休息啦。可他看見那撐著蚊帳的炕上，被褥疊得整整齊齊，像是好久沒有人動過一樣，只是那件舊棉大衣丟在炕邊上，也許是用來和衣蓋著睡覺的。 “哎，你怎么不吃飯?快吃吧，你們陜北的小米飯，可是要趁熱吃的。對，吃完米飯，喝一碗綠豆南瓜湯，這是最好的消暑食品。”周恩來說著自己帶頭大口地吃起飯來，一邊吃，一邊還說：“別看這飯簡單，可都是好東西，營養價值很高。”馬文瑞不知該說什么好了。 吃完飯，他要走了，周恩來派警衛人員一直把他送到村外大路上。臨分手時，馬文瑞問警衛：“周副主席每晚幾點鐘休息?”“有時通宵工作，有時是天快亮了，才蓋著大衣打個盹兒。”“這樣下去怎么行呢?”返回的路上，他的心很不平靜，有幾分亢奮，也有幾分沉重。他想，周恩來同志的忘我工作精神，為共產黨人樹立了一根很高的標桿。中國革命的偉大，不僅僅在于它的目標的遠大，更在于艱苦卓絕的斗爭，磨煉造就了一大批這樣無私奉獻著的偉大的革命者。“干革命就應該像周副主席那樣地工作!”這是拉著騾子行走在崎嶇山路上的馬文瑞不斷對自己講的一句話。在槍林彈雨中沖鋒陷陣的英雄，那富于傳奇色彩的事跡，總是充滿了迷人的魅力，令人感到可歌可泣。而那些在革命這部大機器上，充當著某種不引人注目、實際上卻十分重要的角色的人們，往往鮮為人知。看起來，他們沒有直接創造輝煌的奇跡，他們沒有親自率領千軍萬馬沖鋒陷陣，他們甚至沒有親自舉槍射擊過，更沒有端著刺刀同敵人展開過你死我活的白刃血戰，但是他們在另一條戰線上，于無聲的戰斗中，卻為革命的發展和勝利，甚至為創造某種關鍵性的轉機，默默無聞地付出了艱苦的努力。而這種推動革命前進的轉機，又常常是千軍萬馬也無能為力的。他們自己覺得自己的工作是普通而尋常的，別人也許更是這樣認為。因此，那些轟轟烈烈的場面掩蓋著的另一種輝煌和奇跡卻至今鮮為人知。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中有許許多多這樣的英雄，他們的事跡雖不驚天動地，卻是感人至深的。 紅軍主力開始西征以后，陜北地區暫時出現一片空寂。張學良的軍隊，被迫放棄被日寇鐵蹄踐踏著的東北地區，離鄉背井來到西北“剿共”，本身缺乏士氣，又同紅軍交手幾仗，被打得焦頭爛額，只好畫界防守，再也不敢輕舉妄動。不料紅軍主力西進以后，地方游擊隊卻異常活躍起來，他們來去迅速，出沒無常，搞得東北軍日夜不安。邊界地帶小的戰斗時有發生。東北軍對紅軍有些害怕，對游擊隊感到頭疼。于是東北軍在邊界地區修筑了許多碉堡和哨所，企圖把蘇區封鎖起來。 這天上午，山野里的太陽很毒，曬得地里的糜谷卷起了葉子。山峁上，安塞與延安交界的一座哨所里，有三個東北軍的士兵還穿著棉衣抱著槍擠在一個小草棚下面執勤。陜北的山，在山峁上看就像許多擺在鍋里的包米窩頭，如今被烈日一蒸烤，熱烘烘的更像剛揭鍋的包米窩頭了。一眼望去，周圍除了這模樣相同的“窩頭”，再連一棵樹、一只小鳥也看不見，更不要說有什么人。一個垂頭喪氣、瘦骨嶙峋的士兵口唇干裂著幾道口子。他把腰間的水壺舉起來搖了搖，發現里面沒水了，但他還是擰開了蓋子，把壺嘴顛倒過來對著口，老半晌兒才控出來幾點水。他生氣地把水壺摔到地上，聲音嘶啞地罵道：“他娘的，蔣介石這個老不死的，這不是存心要把老子放在火鏊上烤嘛!‘剿共’、‘剿共’，剿他娘個屌，連個人毛也不見，剿他娘什么‘共’哩!”另一個干脆背靠在棚柱上歪戴著帽子，呼嚕呼嚕地打瞌睡。突然，先前罵娘的那一個瘦子說：“唉，老李頭，你看，那邊山梁子上有人來了!”翻起褲腰捉虱子的老士兵連頭也不抬地說：“哪有什么人，一連五六天了，連游擊隊也不見搗亂了。”“快看，真有人!大驢子。”他搖著打瞌睡的那位喊道：“紅軍來了，快，紅軍來了!”那一個聽得，呼地由地上跳起來，迷迷糊糊抓起槍。“孫猴子，在哪里，紅軍在哪里?”“那不是，順山梁那邊走過來了。”三個人這回都看見了。果然有三四個穿著紅軍軍服的人，大著膽子從山梁那邊走過來了。走在前面的是一個腰板挺直的高個子，他穿著軍衣卻沒有戴軍帽，身后有人手里牽著一匹馬。老李頭急忙系著褲腰帶，瞇著眼睛望著山梁那邊說：“奇怪，他們好像沒帶槍。”大驢子說：“該不是腰里別著燒雞腿兒!”說著嘩啦一聲，把子彈推上膛，趴在地上就瞄準山梁上的人要打。孫猴子也立即趴下來，拉響了槍栓。老李頭忙說：“哎，我說大驢子，你別他娘給我冒冒失失就開火，情況搞清楚再打也不遲。”于是，三個人都趴下來，子彈推上膛，對著那幾個越走越近的人。大驢子說：“這回看清了吧，地地道道是他娘紅軍。看那樣子，還有個當官的。”“哎，你沒看見有一個還挑著一擔水。”孫猴子的聲音充滿了興奮。“去去去，難道說紅軍給你送水來了不成?”大驢子說著，又開始歪著頭閉上一只眼睛瞄起準來。這一回，他把那個走在前面像是當官的那個放在準星里面。他的槍法準，那是全團有名的。他心里劃算著這距離最多一百五十多碼，只要老子的手指一扳，碰上天王老子也沒命了。 這時，卻聽山梁上的人把手張在口上對著哨棚這邊喊道：“東北軍兄弟們，我們是紅軍，是來給你們送水的。” 大驢子一聽，火了，嘴里道：“送水的，說得好聽，一定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我叫你給我再說假話。”說著就要扣動扳機。孫猴子從旁邊把他一推說：“先別開槍!”這時，槍響了，幸虧孫猴子那一推，沒打著人。 對面山梁上的人聽到槍聲，站下來。這回喊話的是為首那個當官模樣的人。他的聲音很洪亮，是他們已經聽慣了的陜北口音。“東北軍兄弟們，不要開槍。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手里的槍，應該對著日本人。我們的每一顆子彈，都應該射向日本侵略者。”這一回，哨棚里的三個士兵一下松了勁兒。他們的眼睛，雖然還看著山梁上立著的人，但心卻早飛回東北老家那邊去了。山梁上的人喊過來的話，像用一只手輕輕地揭起了他們心里頭的傷疤，他們立即感到了疼痛難忍。他們是豪爽的東北人，又一個個是背著槍桿子的五尺男兒，卻眼看著日本人來了，倒丟下父母兄妹妻子兒女，退到關內來“剿共”。日本人眼下正在他們的故鄉燒殺搶掠，強奸婦女，無惡不作。這使他們感到日夜不安，羞愧難言。三個人默不作聲地想著心事，漸漸像是霜打了的莊稼，低下了頭，槍桿子也歪躺下，顯得無精打采。 這時候，對面的喊話聲又傳過來，仍然是方才那個洪亮的陜北口音：“東北軍兄弟們，蔣介石不顧東三省人民的死活，不叫咱們打日本，硬要叫咱中國人互相殘殺，給日本鬼子笑話，我們難道能聽他的話嗎?” 聽到此，那個先前捉虱子的老李頭早已是淚流滿面。前些日子有消息傳來說，他的老父親被日本人用刺刀捅死了，妻子和大女兒被輪奸后活埋了……他聽著紅軍的宣傳，覺得句句在理，他恨死了日本鬼子，恨死了蔣介石這個大賣國賊。當他聽到對面傳過來的話，多少日子積在心頭的冤屈和愧疚，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丟下手里的槍，站起來，解開衣扣，亮出瘦骨如柴的胸脯說：“紅軍只要不打我們，咱東北軍不跟紅軍較勁兒。有種的，咱聯合起來打日本。” 那邊說：“這位老兄講得好，真正愛國的中國人，應該聯合起來打擊日本侵略者，這就是我們共產黨和紅軍的主張，是我們的毛主席親自提出來的。” 大驢子和孫猴子聽得也丟了槍站起來，異口同聲說：“只要聯合打日本，誰他娘再‘剿共’，誰不是娘生爹造的!” 山梁上的人聽了，又開始走過來，他們果真為東北軍兄弟們送來了泡了甘草根的綠豆水。為首的那個人，便是馬文瑞。三個兵士見了他們，就像是鬧了一場誤會的老朋友一樣，很親熱，也很有些不好意思。過去聽當官的說，紅軍都是紅胡子綠眼睛的怪物。今天見了面，覺得人家個個長得年輕又英俊，便知平日上了當。那個外號孫猴子的瘦兵士，一氣兒喝了兩大碗綠豆水，這才緩過勁兒來說：“我真不明白，你們紅軍整天躲在這窮山溝溝里，這么苦，為什么還鬧革命？” 馬文瑞說：“為了砸碎人吃人的舊社會，為了讓全中國的窮苦人都能過上好日子。” 那個老李頭聽了，抬起衣袖抹了抹有點發紅的眼睛說：“天底下果真有這樣的好人嗎?” 跟隨馬文瑞一道來的秘書張耀宇說：“咋沒有，我們共產黨人和紅軍戰士，個個都是這樣的人。” 那個性情暴躁的大驢子（本來姓呂），這時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心中暗暗叫險，要不是孫猴子推他那一把，面前這個好人，早就……他不忍心往下想，一時激動，握著馬文瑞的手，半天說不出一句話。平日刀架在脖子上也不眨眼的東北硬漢，眼睛里卻聚了兩汪淚水。 于是他們幾個人，紅軍和東北軍，像親兄弟一樣地坐在原本是一家用來對付另一家的哨棚下用一只黑粗瓷大碗，喝著清涼的甘草綠豆水，拉著掏心窩子話。 一連十多天，馬文瑞就這樣親自帶著人，頂著烈日，在紅白邊境地帶一座山頭一個哨所地走訪東北軍的士兵弟兄們。他把個人的安危完全丟在了腦后，就像戰場上沖鋒陷陣的戰士，奮不顧身地工作著。他和他所領導的安塞東北軍工委的同志們用真誠的態度和明白的事理感動著、啟發著那些東北軍士兵兄弟們。有些人，還成了他們的好朋友、這些兵士，回到兵營里，沒有不講共產黨和紅軍好話的，他們無形中成了紅軍的義務宣傳員。同樣一個道理，被他們接受了，再由他們說出來，東北軍的弟兄們更容易信服。很快地，一傳十，十傳百，包括那些下級軍官在內，沒有人再仇恨共產黨和紅軍了。大家的心目中，漸漸地只剩下兩個可恨的壞蛋：一個是日本鬼子，另一個就是不讓他們打日本人的蔣介石。這一帶邊界上，再沒有人愿意向蘇區開槍了。他們果真把子彈留下來要打日本鬼子。他們每天在哨所里，剩下的事情只有一件了，那就是變著法兒罵著蔣介石那個烏龜王八蛋。忽培元，祖籍陜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傳記文學創作與研究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散文學會理事、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書畫院副院長。現任國務院參事。 主要作品有文學傳記：《蒼生三部曲——群山、長河、浩海》《耕耘者——修軍評傳》《百年糊涂——鄭板橋傳》《難忘的歷程——延安歲月回訪》《劉志丹將軍》《謝子長評傳》《閻紅彥將軍傳》等；長篇小說《雪祭》《神湖》《老村》《鄉村第一書記》；中篇小說集《青春記事》《家風》，中短篇小說集《土炕情話》；散文集《延安記憶》《人生感悟》《毛頭柳記》《大慶賦·鐵人銘》《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記》《秦柏風骨》《山秀珍》《義耕堂筆記》；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和詩集《北斗》《開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軍評傳》分獲第一屆、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長篇）；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獲中華鐵人文學獎。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在國外出版。反映當代生活的長篇小說力作《鄉村第一書記》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編成同名電視劇。
【編者按】涂武生（《文藝理論與批評》雜志原主編、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原所長、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其次，《群山》運用了由小見大、寓大于小的藝術手法，將馬文瑞個人的經歷和活動作為線索，勾畫了從本世紀初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幾十年間整個西北的重大革命事件。讀者跟隨著馬文瑞的成長、成熟、成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經歷了國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等歷史時期中幾乎所有的巨變。例如，年僅14歲的馬文瑞是在北伐戰爭勝利和工農運動高漲的1926年秘密入團的。可是，不久就出現了“四·一二”的反革命政變和大革命的失敗，于是，他像陜北黨團委的許多干部一樣，便默默無聞地行進在“鬧紅”（地下革命工作）者的行列中。在參加米脂三民二中學生罷課上街游行示威后，16歲的馬文瑞又只身一人喬裝啞巴趕著一頭毛驢混入戒備森嚴的米脂縣城，取出了中共陜北特委的秘密文件。這里描寫的似乎都是馬文瑞個人經歷的小事，但在當時的革命環境中卻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許多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我們黨建立的初期都有過類似的經歷。馬文瑞參加西北革命的時期，正是整個中國革命從轟轟烈烈、熱熱鬧鬧的高潮階段猛然轉入殺氣騰騰、一片白色恐怖的低谷中。因此，他在當時感受的“一次次投入斗爭，一次次遭受失敗和挫折；一次次重新激發起革命的熱情，一次次再度陷入苦悶彷徨”，就是帶有普遍性的，反映了革命運動的風云變幻、曲折復雜。再如，在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影響下，以劉志丹為首的陜甘蘇區和西北紅軍中的一大批領導干部都被錯誤地劃定為“肅反”對象，有的倍受折磨，有的遭到殺害，給中國革命帶來了極為慘痛的損失。對于這一段歷史，我們以往所知甚少。《群山》并沒有回避陜北革命中的這一段“肅反”擴大化的災難，用了三章的篇幅描寫了馬文瑞如何蒙冤遭受迫害，戴上了十多斤重的土制腳鐐，關入到陰暗潮濕的窯洞里，前后20多天。直到毛澤東、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才把他們解救出來。這是馬文瑞的個人史，又是活生生、沉重重的黨史。還有，像延安的整風運動，毛澤東、黨中央轉戰陜北，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都是通過馬文瑞的親身經歷、所見所聞反映出來的。作者在書中并不是簡單地、枯燥地記錄和復述這些歷史事實，而是形象地、藝術地描繪馬文瑞作為一名黨的高級干部，在這些重要歷史事件中采取的態度、思考的問題和起到的作用。并且，還透過馬文瑞的眼睛和所思所想，向我們揭示了這些歷史事件的內在本質和應有的地位。最后，我覺得《群山》這部作品還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特色，那就是把人和景結合得很好，溶為一體，情景交融。這里所說的“景”，不單單指自然地域景色，還包括歷史背景和社會環境。書中著重對傳主性格進行了多方面的、細膩生動的刻畫，同時又濃墨重彩地描畫了陜北高原的群山峻嶺、黃土高坡、“山舞銀蛇，原馳蠟像”。從書的“序曲”到“尾聲”、“后記”，都有不少西北獨特景色的描寫。作者不僅時時用那支優美多彩的筆，散文式地盡情贊美著陜北的山山水水，還常常不忘描寫的對象所處的地域環境和氣候變化。這樣，就讓我們看到了土生土長的馬文瑞，為什么能始終保持著與這片黃土山巒的血肉聯系，也讓我們看到一個“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這是第二次來到延安和陜北了，可能正是受到《群山》中描寫的感染和影響，從西安驅車一直到延安，又從延安乘車到榆林，沿途的景色對我來說比以往感到格外的熟悉和親切。坐在車里向窗外觀望著不斷流動的巍巍群山、片片黃土、層層溝壑、潺潺小河，總是情不自禁地聯想到馬文瑞和一大批曾經在這塊土地上生活過、勞動過、戰斗過的前輩們。每一座高高聳入云霄的山峰，都是一尊永垂不朽的雕塑，這是自然界的天地造化、鬼斧神工；然而，長眠于這片窮山惡水之中和走過了千山萬水仍然還在奮斗著的數不清的老黨員、老革命、老干部，應當說也是一座座經過時代風雨精雕細刻的永具魅力的塑像，他們需要、也應當再現于社會主義的文學藝術作品中。正如作者所說的那樣，這兩組群雕都具有“堅定不移、堅韌不拔、豁達大度、含蓄謙和，質樸雄渾、一往情深”的偉岸風范和高尚品性。也許，只有閱讀過《群山——馬文瑞與西北革命》這部作品的人，才會這樣觸景生情、浮想聯翩；而從未到過陜北這片黃土高原的讀者，就恐怕難以如此真切深刻動情地領悟這部著作蘊藏的涵義吧！作者在記敘馬文瑞的革命生涯時，每個時代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環境都交待得相當清楚明白，使讀者似乎也處在當時的氣候條件和政治氛圍之中；歷史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相結合和統一，紀實性與抒情性相結合和統一，這是一部個人歷史的真實記錄，又是一幅藝術地再現革命歷史的畫卷。原載于《群山》評論集——《群山回響》《群山》——不朽的雕像之第三部分第58章：“紅大”成立集會上，毛澤東登臺演講。他顯得很興奮，雙手側后叉在腰間，很有氣勢地面對大家 瓦窯堡初夏的黃昏是絢麗多彩的。夕陽紅紅的枕著西川盡頭隱約可辨的山梁，把滿溝川滿山坡的莊稼苗兒染成紫藍的顏色。天空中的幾團云彩，像幾塊燒紅了的炭，暗紅色透著青紫，涌動在天邊，不斷地變幻著形態，時而像幾只爬出海岸的大海龜，時而又像幾匹由沙漠瀚海中走來的駱駝什么的。天空中沒有一絲風。城門外河灘上，有許多人在散步。留剪發頭、腰間扎著皮帶的年輕的女同志們，則干脆脫了鞋，在清清的秀延河水中洗頭洗臉。她們深深地彎著腰，水波不動的河面，像明亮的鏡子，映照出她們美麗的笑臉。晚霞使得她們的臉色有些羞紅，顯得更加嫵媚動人。她們秀發烏黑，身材苗條，吸引了許多岸上散步的男同志。他們也是一些尚未婚配的年輕人，處在那種對異性的存在特別敏感的年華里。他們三五成群地說笑著，還不時有意無意地踢踢腳下渾圓的鵝卵石。“秀延河在它不發洪水也不干旱的季節里，是一條安詳而迷人的河。”他們中間有一個人說，仿佛是找到了一個理由，便大膽地把頭扭向河水那邊望去。然而他的眼睛并沒有落在河水中，而是盡在梳洗頭發的女同志身上瞅。另一位說：“河水再迷人，也沒有河里的姑娘可愛。”大家聽得小聲哧哧地笑，先前那一位卻紅了臉。河里的姑娘們很敏感，聽到岸上的人在笑，就覺得是與自己有關，不禁羞紅了臉，扭過身子，把扎著皮帶的背朝著岸上的人。不料這么一來又引發了一陣哄笑。她們的胸口便隨之跳得像裝了一只小兔子。 岸上的那一伙散步的男青年，正覺得有趣，有人卻說：“你們別調皮了，秘書長和新上任的宣傳部長來了。”大家抬頭看時，果然見馬文瑞和另一個個子較小的同志并肩走過來。他們顯然也是來散步的。他倆的年齡，其實同那一伙青年差不多，不過也二十四五歲，但卻顯得老練成熟得多。他倆走過來，低頭談著話，并沒有注意到晚霞里秀延河畔的美景和男女青年的羞慕之情。他們正在討論根據地土地改革中的政策問題。他們對于在“左”的錯誤思潮影響下，把許多中農和富裕中農也硬性劃為富農、地主很有看法。認為即使對待富農、地主（除過那些罪大惡極者），也要給飯吃，給出路，教育爭取他們，使之不投向敵人。也許是他們討論的問題太嚴肅了，也許是他們分別所講的陜北和閩北的經驗和教訓，都使對方覺得新鮮，都受到了某種啟發吧，他們誰也沒有注意到有許多人，包括河里洗衣、洗臉的人們正在用一種敬仰的目光留意著他們。 戰爭年月，革命的形勢每天都在發生變化。馬文瑞到陜北省委工作不久，賈拓夫調任關中特委書記，省委決定由他兼任宣傳部長。兩個月后，中央委派郭滴人擔任宣傳部長。郭滴人是福建人，是閩北地區早期革命領導人之一，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過，在閩北地區群眾中很有影響。郭滴人來省委工作，和馬文瑞住在一孔窯洞里。他們年齡相當，又有大致相同的革命經歷，很能談得來。每天黃昏，當緊張地工作了一天之后，他們喜歡利用晚飯后那一小會兒時間到秀延河畔散步，這是他們感覺最為愜意愉快的事情。他們的兩條腿，也許是日夜奔波慣了，只有在行走著的時候，才覺得周身舒服。他們在散步中總是伴隨著親切的交談。兩個人的性情都是謙虛溫和而不乏主見，屬于柔中有剛的一類。因此他們交談時，很少像同齡的年輕人那樣如入無人之境高談闊論，更少有爭論得面紅耳赤的時候。他們的談話總像平靜的秀延河水，娓娓道來，波瀾不驚。他們各自同中有異的革命經歷，正好造成了一種互補的機遇。他們的交談，也就往往成為一種交流和借鑒的過程。當夕陽沉落到西邊山梁背后的時候，暮色開始從原野的千溝萬壑之中涌起，聚合成越來越濃的夜幕掩蓋了山川、樹木、河流和莊稼，卻無法影響到他們熱烈的談興。這時候，他們便回到共同居住的那孔窯洞里，繼續著剛才的話題。那一段日子，除了緊張的工作，這種交談，使他們各自都感到獲益匪淺，也使過去相隔萬里之遙的革命者成為情同手足的革命同志。那時候，一些人的觀念中，還存在著狹隘的山頭主義思想，馬文瑞覺得這個山頭主義絲毫要不得。他很贊成毛澤東時常在演說里講到的“五湖四海”這個詞語。革命就是要搞五湖四海，不能搞孤家寡人。這種認識使他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能和同志（包括那些整過自己的人）搞好團結。后來，郭滴人不幸病故。馬文瑞很悲痛，心中時常惦記著他。1992年他到福建閩北視察工作，還特意拜謁了郭滴人的陵園。他對同志和戰友的深情至誠，由此可見。在瓦窯堡工作的日子里，最難忘的還是聆聽毛澤東演講。紅軍東征歸來后，為了培養軍隊干部，中央決定在瓦窯堡創辦“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抗日紅軍大學”，不久改名為“中國抗日紅軍軍政大學”（簡稱“紅大”），林彪任校長，羅瑞卿任教育長，莫文驊任政治部主任。1936年6月1日，“紅大”成立集會上，毛澤東登臺演講。這一次，他顯得很興奮，雙手側后叉在腰間，很有氣勢地面對著大家，親切地環視著人們，聲音很洪亮：“同志們，當年，國共合作期間，廣州辦過一所軍校，叫做‘黃埔軍校’。恩來同志、劍英同志都曾經受黨的委派在這所學校工作。這所學校，培養了大批軍事人才，在北伐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我們紅軍中的一些高級將領，也是黃埔的學生。今天，我們創辦‘紅大’，也是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我們這所學校，在抗日戰爭中，要培養更多的人才，發揮更大的作用。” 臺下響起了熱烈的掌聲。馬文瑞覺得毛澤東的話，很能抓住要領，很有號召力，很能鼓舞士氣。他的講話，一下子就把“紅大”在人們心中的地位確立起來了。“紅軍大學”這個名稱，立刻變得比黃埔軍校還要響亮。 接下來是新任的“紅大”校長林彪講話。那時候的林彪在大家心目中還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物。可惜他滿嘴湖北口音，許多人聽不懂，只覺得他年輕，人也精干，清瘦的面部，那兩道與眾不同的濃眉，倒是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馬文瑞后來回憶道：“在那個時候，林彪肯定也沒有想到要篡黨奪權。當他作為毛澤東信任的紅大校長，站在那里講話的時候，一定也是真誠的，胸中也涌動著革命的激情，他所講的話，也是出于真誠的吧。那時誰會想到他以后變得那樣壞。”他不止一次地感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確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世間任何事物都是要發展和變化的。總的趨勢是前進的，向上的，但在一定時間內，也會倒退，好人也可能變壞。社會發展是這樣，人的一生也是這樣。 6月初，中共陜北省委召開省委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除了省委的各部負責人，還有各地的負責同志計三十多人。郭洪濤主持會議，周恩來到會講話。周副主席簡要概括地分析了當前形勢。當時，為了擴大蘇區和紅軍，中央確定西征。彭德懷率部開始西進，紅軍主力已經離開安定一帶，毛澤東主席留在后方。周恩來最后講道：“中央提出三大任務：一是紅軍西征，創造新的陜甘寧蘇區，打隴東、三邊、寧夏，部隊將分兩路由陜北出發，在彭德懷指揮下，徐海東率十五軍團為右路軍，左權率一軍團為左路軍；二是堅持陜北游擊戰爭，保住現有的這塊根據地。這就要發揮我們地方黨和游擊隊、赤衛軍的作用；三是爭取東北軍，聯合抗日，逐步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方面，我們地方黨和政府要做的工作很多。這是一項極為重要的工作。” 會后不久，中央成立了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由周恩來擔任書記。陜北省委成立了安塞東北軍工作委員會，選定馬文瑞負責，主要擔負做安塞、延安等地東北軍工作。陜甘工委、陜甘寧省委也成立了相應的組織機構。 此后不久，1936年6月21日，井岳秀一個營（營長張云衢）進攻瓦窯堡，中央決定我軍主動退出。 撤退的時間是在上午。敵人是由東邊攻城的，我們的人由西邊撤退。陜北省委接到撤退的命令，東邊雙方已經接火，槍聲大作，形勢看起來十分緊急。馬文瑞所在的省委機關匆忙出了城堡。他看見周副主席也帶著警衛人員騎馬退了出來。這使他十分吃驚，怎么，中央軍委機關還沒有撤走?!東邊的槍聲越來越激烈了。這時，周恩來騎在馬上，很焦急地用目光在人群中尋找，突然問：“主席哪里去了?”警衛人員說：“主席還沒有出來。”周恩來一聽，急了，厲聲批評道：“知道主席還沒走，為什么不及時報告我?!”周圍的人一聽說毛主席還沒有撤出來，心情都非常緊張，這該怎么辦呢?周恩來立刻掉轉馬頭，策馬就要往城里沖。就在這時候，毛澤東卻不慌不忙地騎著馬由城門洞里走出來了，見大家都顯出很緊張的樣子，說：“莫慌，莫慌，敵人從東邊來，我們由西邊走，他來他的，我走我的，井水不犯河水嘛。”一席話，逗得大家都樂了。馬文瑞還是第一次看到毛澤東這么樂觀而幽默。見了毛澤東，大家虛驚一場，隨即都很高興。一路上受毛澤東的影響，有說有笑沿著山路朝安塞方向走，漸漸地把槍聲丟得聽不見了。 上山的時候，軍委后方機關參謀長張云逸騎個毛驢子。也許是他的廣西話陜北的毛驢子聽不懂，他說走東，毛驢子偏走西，他說走快，毛驢子偏走慢，再不然干脆停下來原地轉圈圈，稍不留意，它還轉身往回跑哩，整得參謀長滿頭大汗，嘴里不停地罵那頭沒收地主家的毛驢子是“反動派”。毛澤東看見了說：“我的參謀長喲，你連個四條腿的反動派都沒辦法，怎么制服兩條腿的反動派哩?”張云逸說：“兩條腿的反動派我可以和他講道理，四條腿的反動派耳朵長得不小，就是聽不進道理去嘛。”他倆的對話，逗得大家哄笑不止。馬文瑞見張云逸把那頭倔強的毛驢實在沒辦法，便策馬過去對他說：“張參謀長，我看咱們還是換著騎吧。我是陜北人，毛驢子能聽懂我的話。”張云逸忙說：“唉呀，馬文瑞同志，謝天謝地。”說著跳下毛驢子，擦著滿頭滿臉的汗，接過馬文瑞遞過來的馬韁。馬文瑞拉過那頭毛驢子，用手拍拍它的屁股，輕輕叫了一聲，那驢子便乖乖地立定了等人來騎。小時候，他時常趕著毛驢子送大嫂回娘家，懂得怎么吆喝毛驢子。他騎上毛驢，嘴里“嘚秋，嘚秋”地輕輕一吆喝，驢子便往前走起來。毛澤東見了風趣地說：“看起來，當地的反動派，還是要當地的革命者來制服它。”大家一路說笑著，向安塞方向前進。翻過幾架山，當天傍晚到達安塞縣城附近的一個村子。由于村子太小，陜北省委只能駐扎到另外一個村子里，中央機關與省委機關相距有十多里路。人們習慣上把中央暫時駐扎的那個村子稱為“安塞”。7月初，中央轉移到保安縣城，陜北省委仍留駐安塞，此為后話。撤出瓦窯堡不久，馬文瑞按照組織安排，離開陜北省委，專門從事爭取東北軍的工作。這里應當特別指出的是，如今的關于“西安事變”的記載和研究中，似乎較多注意到了促成這場事變的直接原因，即張學良、楊虎城與蔣介石之間的矛盾，而較少注意中共方面的一切積極努力。其實，如果說張、楊與蔣之間的矛盾對于西安事變的爆發具有某種偶然性的話，那么中共方面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方針和艱苦細致的積極爭取工作，則對于事變的發生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這個問題，當然還有待于歷史學家和中共黨史研究工作者們去進一步地研究探討。筆者的目的，只是向讀者展現歷史的真實情景。在“西安事變”發生前的一個時期里，毛澤東清醒而理智地運籌帷幄，周恩來創造性地貫徹執行著中央“爭取東北軍，聯合抗日”的正確方針。“西安事變”之所以發生，其中重要的一條，是我黨卓有成效工作的結果。 讓我們再回到1936年6月。 這天，中共陜北省委白軍工作部部長兼安塞東北軍工委書記馬文瑞離開省委，到安塞縣城附近去見周副主席接受任務。他像每次接受一項新任務一樣，心情很不平靜。因為他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不光是服從組織安排，還要出色地完成黨交給的每一項工作任務。他的最基本的經驗和體會是兩條：一是發動依靠干部和群眾；二是不斷地學習和總結經驗，提高工作的自覺性。這兩條，看起來是極普通的，其實又是頂重要、頂不容易做好的。作為一個獨當一面的黨的領導者，他工作中的一切努力，都不外乎圍繞著這兩件事情。他是很善于思索的人，考慮一個問題總要順藤摸瓜，細致入微。他知道，這回省委之所以決定自己去搞東北軍爭取工作，是因為過去自己曾從事過兵運工作，對國民黨軍隊內部的一些情況比較了解。但是，同是國民黨的軍隊，西北軍和東北軍的情況和處境又有許多不同。要做好東北軍的爭取工作，首先還是要深入地了解東北軍內部的情況，了解一般士兵的心態和長官有什么共同和不同；了解下級軍官與中高級軍官的心態又有什么共同和不同；士兵之中，也會因為出身和文化等差別而表現出不同的政治態度。這些都需要仔細了解清楚，然后才能對癥下藥…… 那天，他騎著一匹騾子，一邊趕路一邊思考著。不料，轉過一道山彎，卻見路上走過來幾個人，其中一個走在前面，后面跟著幾個背槍的警衛人員。“那不是毛主席嗎?”馬文瑞心里這么想著，便遠遠地下了騾子，緊走幾步來到毛澤東面前，問候道：“主席你好。”毛澤東說：“你怎么在這里?”馬文瑞說：“省委確定我搞東北軍的爭取工作，我這就去向周副主席報到。”毛澤東說：“噢，是恩來同志點的將吧。我告訴過他，要調有經驗、熟悉情況的同志來搞這項工作，你顯然是他看中的一個嘍。”馬文瑞不好意思地問道：“主席，周副主席的住地不遠了吧?”毛澤東說：“不遠，前面馬上就要到了。噢，你知道去保安的路怎么走?”馬文瑞說：“沿著這道溝一直往西走，翻過那架山，就到周河川了。”毛澤東說：“那好吧，趁著天色尚早，我們各自趕路吧。”馬文瑞一直站著，把毛澤東他們目送了好遠。他看見毛澤東有馬不騎，身上穿著和自己一樣的粗布軍裝，腳下穿著一雙草鞋，大步走在黃土山路上，猶如閑庭信步一樣自在逍遙。通過聽毛澤東講演和幾次短暫的接觸，使他感覺到，這個人的身上，有一種不可戰勝的力量。領袖的風采，使他很受感動，心想有毛澤東掌舵，中國革命一定能夠成功。忽培元，祖籍陜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傳記文學創作與研究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散文學會理事、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書畫院副院長。現任國務院參事。 主要作品有文學傳記：《蒼生三部曲——群山、長河、浩海》《耕耘者——修軍評傳》《百年糊涂——鄭板橋傳》《難忘的歷程——延安歲月回訪》《劉志丹將軍》《謝子長評傳》《閻紅彥將軍傳》等；長篇小說《雪祭》《神湖》《老村》《鄉村第一書記》；中篇小說集《青春記事》《家風》，中短篇小說集《土炕情話》；散文集《延安記憶》《人生感悟》《毛頭柳記》《大慶賦·鐵人銘》《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記》《秦柏風骨》《山秀珍》《義耕堂筆記》；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和詩集《北斗》《開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軍評傳》分獲第一屆、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長篇）；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獲中華鐵人文學獎。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在國外出版。反映當代生活的長篇小說力作《鄉村第一書記》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編成同名電視劇。
【編者按】涂武生（《文藝理論與批評》雜志原主編、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原所長、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與當前同類的一些作品相比較，我覺得《群山——馬文瑞與西北革命》至少有如下幾個顯著的個性特色，也就是我認為的應該肯定的成功的特點: 首先，這部作品的特點是將個體與群體結合在一起，而且結合得合情合理、自然而然。在我閱讀過的不少傳記文學作品中，尤其是寫一些名人偉人的著作，程度不同地存在著這樣一種現象，就是有意無意地拔高、美化描寫的對象，把傳主寫得十全十美、天生超常、完好無缺、清白無瑕。這樣弄得不好就會給讀者帶來個人崇拜、個人迷信、個人神化的印象。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個人在社會和歷史發展的地位和作用是不能抹煞的；英雄豪杰和領袖偉人以及某一領域中的天才奇才，都能給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帶來一定的非常人可比的推動作用。但是，人類一進入文明社會，個體與群體便是不可分割的。群體是由單個的個體聯合組成的，可這并不是簡單的數學上的相加和組合，而是在社會生產中結合成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相互制約的關系。因此，社會的個體無論如何是離不開群體的。“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語）個體只有與群體相結合，存在于群體的關系之中，才是現實的、具體的、活生生的人，才能顯示出自己的本質和個性。《群山——馬文瑞與西北革命》正如書名所告訴給讀者的那樣，它記述的雖然是馬文瑞個人前半生的經歷，但又是不脫離社會群體而孤立地去強調個人的貢獻、地位和作用。通過對馬文瑞半個多世紀革命生涯的描繪，作者藝術地再現了整個西北地區的革命斗爭史，相當成功地塑造了一批馬文瑞的領導、戰友、同志、親友的生動形象；特別是像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閻紅彥、馬明方、劉瀾濤、白明善、崔田民、崔田夫、張達志、張秀山、賀晉年、吳岱峰、李合邦、唐洪澄、畢維周、任志貞、崔文遠等數十位功勛卓著的西北老同志和革命先烈，在書中都占據了相當突出的地位，給讀者留下難以磨滅的深刻印象，樹立了一組令人久久難忘的西北革命領導人群體的崇高的藝術形象。同時，作品還多方面地通過馬文瑞的活動、接觸和交往，真實地描繪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彭德懷、賀龍、林伯渠、王震等一大批叱咤風云、戎馬倥傯的人物在西北地區領導中國革命的偉岸風范，展示了這一重要時期洶涌澎湃、驚天動地的歷史巨變。可以說，這些偉人在書中雖然著墨不多，但淡淡幾筆便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如同綿綿群山中屹立的一組高大巍峨、頂天立地的群雕。馬文瑞只不過是這黃土峰巒中的一名“馬前卒”，是這群雕中富有獨特個性的老黨員、老革命之一。原載于《群山》評論集——《群山回響》《群山》——不朽的雕像之第二部分第57章：毛澤東低下頭，心情沉重地說：“劉志丹同志犧牲得真可惜呀!我們應該很好地紀念他” 1936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和陜北省委在瓦窯堡舉行隆重的劉志丹同志追悼大會。會前油印散發了馬文瑞受組織委托撰寫的劉志丹簡傳。會場設在瓦窯堡南門外的廣場上。廣場西邊靠山根有一座戲臺。戲臺上扯起的白布上醒目地書寫著:“劉志丹烈士追悼大會”的橫幅會標。巨大的黑色帷幕上懸掛著劉志丹的遺像。戲臺下面，黑壓壓聚集著人群，卻像一湖靜水，無聲無息。人們的臉色，仿佛都是鐵青色的。每一雙痛苦的眼睛，都望著遠處戲臺上面的那一張微笑著的遺像。那時候的陜北，照像尚且是一件神秘的事情。許多老百姓瞅著老劉的照片，夢想那就是老劉本人。人們盼望那笑格嘻嘻的老劉能再開口說話，能從戲臺上走下來，像以往每次開大會那樣，走到老鄉們中間，同每一個人握手拉話，親親熱熱地像回到家里一樣。人們盼望著有人能站出來說，咱們的老劉并沒有犧牲。說他中了槍，那是敵人胡說，咱老劉正率領紅軍攻進太原城里去了。數以千計的人們沒有人說一句話，所有的話都聚集在心里，所有的想法都凝結在眼神中。人群越聚越多，開始有些擁擠。但人們并不覺得除了自己還有別人存在。這里聚集著的人們，也有的并沒有見過老劉，可這個老劉，在他們的心目中早已是一個了不起的英雄。更多的人，同老劉是熟人，老劉和他們多多少少都有些交往。那些難忘的往事，此刻都涌起在心頭。祖祖輩輩沒有念過書的老百姓，不懂得這就叫“哀思”。陜北的方言中，把這叫“想念”。地方上有德行的人死后，才能留下“想念”。這個老劉呀，他和前二年歿了的老謝一樣，給人們留下的想念最多、最深。連那些未曾見過他們的人，也從人們平素口頭流傳著的傳奇故事里，聽出了，這老謝和老劉在西北可是閃亮的星星。有人說他們是北斗星下凡來救苦救難，除惡揚善，拯救祖祖輩輩受苦受難的黎民百姓。眼下迎來了毛主席和中央紅軍，太陽升起來了，北斗星就先后隕落。這個顯然是毫無根據的神話傳說，卻在這一刻顯得十分悲壯而動人。這時候，湖水起了一陣小小的波瀾。有人小聲說：“周副主席來了！”“湖”面上起了一陣風，涌起了一層高過一層的細浪，戲臺上的條凳上坐滿了中央和陜北省委的負責人。一個衣著整齊、瘦高個子的人，起身走到臺前的桌子旁，低沉地宣布:“劉志丹烈士追悼大會開始。”此后，是一陣痛苦的沉默。主持大會的同志宣布：“首先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同志講話。”留著長胡子的周恩來低著頭，慢慢走到臺前，站下來，轉身對著劉志丹的遺像脫下頭上的軍帽。臺上的人也都站起來，脫帽志哀。臺子下面，所有戴帽子的人，都摘下了帽子，有攏白羊肚手巾的，也抹了下來。人們都學著周副主席的樣子，向老劉志哀。全場一片寂靜。仿佛每個人都屏住了呼吸。唯有山風飄來遠處河灣的流水聲，仿佛是痛苦的溪流在人們心中悄然地漫溢著。過了幾分鐘，周恩來轉過身用手絹擦了擦眼睛，開始講話。“同志們，鄉親們：劉志丹同志在東征前線作戰中光榮犧牲了。這是我們黨、我們紅軍和我們中國革命的一個無法彌補的巨大損失。西北人民失去了這樣一位杰出的革命領袖，我們感到萬分悲痛……”周副主席講著，有些語塞。他停下來，再次由衣兜中掏出手絹，擦了擦眼睛。這個舉動，像是打開了痛苦的閘門，臺子下面的哭泣聲頓然而起，像一陣風暴襲來，在會場上掀起了悲痛的浪潮。下面他講的話，許多人再也聽不清了。每個人都處在失去理智的痛苦之中，無論多么富于感情的語句，都無法表現出人們那一刻的心情。周副主席的悼詞用一首詩結尾: 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志丹! 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對劉志丹如此高的評價，使會場上的每一個人的心靈得到了極大的鼓舞。人們的情緒由悲痛變得高昂起來。追悼會之后是遺體安葬。幾個戎裝整齊的戰士抬著挽著黑布花子的靈柩走在前面。周恩來親自扶櫬，悲痛已極。數千人自動列隊隨后，送葬的人們蜿蜒數里。劉嫂子被人攙扶著，跟隨在志丹的靈柩后面哭得死去活來。她一邊哭，一邊還念叨著“老紅軍”往日鬧紅的事跡。她用一個不識字的陜北農家婦女的語言和方式，寄托對敬愛的丈夫不盡的哀思和想念。她的女兒貞娃也跟在后面嗚嗚地哭。孤兒寡母的哭聲令人心碎，感染了整個送葬的隊伍。幾乎所有的人臉上都掛著淚水。送葬的隊伍跨過小河，拐進另一條小溝。溝里有個村子叫劉家渠。劉志丹生前曾多次率領紅軍從這里經過。沿劉家渠村邊的小路走進溝翻過山就是安塞地界了。紅軍由安定開拔打安塞曾經由這里經過。劉家渠許多群眾曾在路邊提著煮雞蛋送過老劉的隊伍出征。眼下，劉家渠的男女老少，又像送老劉的隊伍出征一樣，提著雞蛋籃子，端著紅棗笸籮，來送老劉。有一個老漢，把老伴喂的一只大紅公雞捉住殺了，放在老劉的靈柩上。這是按照當地習俗獻給老劉的祭品。送葬的隊伍爬上劉家渠對面的山坡。那里有個天然的石窟，在這里可以每天迎接太陽升起，也可以望得見瓦窯堡的街道。這便是志丹烈士的安身之地。靈柩落地后，人們開始動手把洞口用黃土和石塊封起來。這時，誰也沒注意到，劉嫂子沖上去，用瘦羸的身子護著洞口，說什么也不讓人們掩埋她心中永遠活著的“老紅軍”。誰勸說她也不聽，只是高聲哭喊著：“你們不能埋‘老紅軍’，你們不能埋‘老紅軍’”……經過周恩來副主席和眾人一再勸說，劉嫂子才停止阻攔，讓到一旁小聲地嗚咽起來。馬文瑞再也忍不住傷心的眼淚，忙低下頭，用衣袖反復地擦著被淚水模糊了的眼睛。他痛苦地意識到，這一回算是真正要和志丹同志訣別了。1936年5月21日，毛澤東率部東征回到瓦窯堡，周恩來帶各級領導和各界軍民熱烈歡迎。紅軍東征，取得了輝煌的戰果。自2月20日至5月5日，紅軍以一萬四千多兵力，轉戰七十五天，殲敵一萬七千多人，擴充紅軍七千余人，籌款四十多萬元，同時，鞏固和擴大了西北根據地，迫使閻錫山抽回派到陜北的兵力，吳堡蘇區擴大了，神府蘇區也由過去的六七個區，發展到二十八個區，并與葭吳蘇區連通。還有一個重要的收獲是，紅軍在沿途三十二個縣開展群眾工作，撥亮了地方黨撒下的革命的火種，并建立和加強了一些游擊隊和游擊區。同時也擴大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推動了華北以至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馬文瑞這一次見到的毛澤東，充滿了凱旋的自豪。他容光煥發地大步走在紅軍隊伍前面，同近前的人們親切地握手，向遠處的群眾頻頻招手致意。這時候的他顯得很溫和，甚至使人們想象不來，這樣文雅的一個人，竟然能帶兵打仗，而且神機妙算，使敵人聞風喪膽。毛澤東來到周恩來面前，兩個人相視會心地一笑。周副主席很敬重地給毛主席行一個軍禮，說：“歡迎主席凱旋。”毛澤東說：“感謝后方的支援嘛。”說著同周恩來身邊的每一位領導人握手，也同馬文瑞握手。這時，毛澤東抬頭望著遠處的山川，突然低下頭，心情沉重地說：“劉志丹同志犧牲得真可惜呀!我們應該很好地紀念他。”當天晚上，毛澤東深夜難眠，不時走到窯院里，抬頭望著天空的星辰。終于像每次打仗之前經過深思熟慮作出最后的決斷一樣，他突然大步返回窯里，把肩頭披著的棉大衣往炕上一丟，便坐在桌前，提起早已預備好的毛筆，在墨盒中蘸一蘸，揮筆寫道：“群眾領袖，民族英雄。”兩年以后，為了永遠紀念人民英雄劉志丹，黨中央批準邊區黨委的提議，決定將劉志丹的故鄉保安縣改名為志丹縣。忽培元，祖籍陜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傳記文學創作與研究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散文學會理事、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書畫院副院長。現任國務院參事。 主要作品有文學傳記：《蒼生三部曲——群山、長河、浩海》《耕耘者——修軍評傳》《百年糊涂——鄭板橋傳》《難忘的歷程——延安歲月回訪》《劉志丹將軍》《謝子長評傳》《閻紅彥將軍傳》等；長篇小說《雪祭》《神湖》《老村》《鄉村第一書記》；中篇小說集《青春記事》《家風》，中短篇小說集《土炕情話》；散文集《延安記憶》《人生感悟》《毛頭柳記》《大慶賦·鐵人銘》《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記》《秦柏風骨》《山秀珍》《義耕堂筆記》；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和詩集《北斗》《開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軍評傳》分獲第一屆、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長篇）；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獲中華鐵人文學獎。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在國外出版。反映當代生活的長篇小說力作《鄉村第一書記》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編成同名電視劇。
【編者按】涂武生（《文藝理論與批評》雜志原主編、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原所長、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去年年底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陜西廳舉行的《群山——馬文瑞與西北革命》出版座談會，我曾經前去聆聽和祝賀；現在，請允許我再一次在這里以一個讀者的身份，并且代表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和《文藝理論與批評》雜志向這次研討會表示熱烈的祝賀，向出席會議的全體同行們致以崇高的敬禮！ 我有幸在《群山——馬文瑞與西北革命》一書剛剛問世時，就從中國青年出版社直接得到了這部著作。一邊愉悅地聞著作品中油墨的清香，一邊便情不自禁地拋開了身邊所有的工作，專心而又愜意地慢慢咀嚼著字里行間的意蘊。我仿佛跟隨著作者又行進在陜北、陜甘邊一帶的綿綿群山之中，而且在這片熱騰騰的西北黃土大地之上，逐漸地了解、熟識和貼近著早已崇敬的一批革命前輩們。用了一個星期的全部時間讀完全書，抑制不住內心翻滾的激動和興奮，立即動筆搶著記下了所思所想。這篇讀后感先后以《黃土峰巒“馬前卒”——初讀<群山——馬文瑞與西北革命>的印象》和《前輩偉業啟后人——評<群山——馬文瑞與西北革命>》發表于1996年11月29日的《文藝報》和1996年12月21日的《中國教育報》上，基本內容相同，只是各自稍有補充。這大約是關于這部著作公開發表的最早的兩篇評論吧！但是最早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據我所知，在北京的報刊上，隨后就陸續發表過許多篇推薦和肯定這本書的文章，它們都比我的文章更充實、更豐富、更有感情色彩和理論深度，使我加深了對這部沉甸甸、厚墩墩的革命紀實文學作品的理解。 對于文學藝術品的評價，我一向認為還是魯迅先生說的最為直白簡明:“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才于作者有益。”這是唯物辯證法的實事求是的批評原則，也是真正實實在在對作者的支持、幫助和愛護。我不主張當某一作品剛剛問世，就迫不及待地過分地廉價地奉送一大堆甜美和贊美之辭，更不同意輕率地獻媚似地斷言作者一夜之間便成了“大家”、“巨匠”，“名垂宇宙”、“永載史冊”。這些話說出來容易、聽起來舒服，但于作者、特別是青年作者不僅無益，實乃大害。忽培元同志的《群山——馬文瑞與西北革命》，還要經受長期的時間檢驗，還要聽取更多更廣泛的讀者的反響，現在就急于要給它一個完整的歷史定論，可能還為時過早。至少，照我看來，作者完全有可能將這本書中的某些部分寫得比目前的更耐讀、更有韻味、更震撼人心。然而，當我將這部作品與以往讀過的許許多多當代文學著作、其中包括一些傳記讀物相比較時，我仍然出自內心地要說:這確實是難得的一部成功之作、優秀之作。原載于《群山》評論集——《群山回響》《群山》——不朽的雕像之第一部分第56章：由不遠處山渠對面暗堡中射出一串子彈打中了劉志丹的左胸。警衛員賈老虎緊挨劉志丹站著 那些日子里，最令人牽腸掛肚的，還是東征前線的戰況。馬文瑞知道直羅鎮戰役的勝利，宣告了國民黨對西北革命根據地第三次反動“圍剿”徹底破產。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在陜北立住了腳，但局勢仍比較嚴峻。張學良的東北軍，駐守在延安、甘泉、富縣、洛川、中部等地。在河南省洛陽及其以西，有蔣介石嫡系陳誠的三個軍，并于1936年2月前后，將李仙洲部21師，李得聯部49師調入陜西。楊虎城的西北軍駐守宜川、韓城、合陽、澄城、白水地區。井岳秀第86師駐守榆林、靖邊、安邊、定邊一線。高桂滋第84師駐守綏德、米脂、清澗地區。孫楚指揮晉軍四個旅布防于吳堡地區。敵情相當嚴重，而西北根據地的人口稀少，土地瘠薄，經濟落后，紅軍的給養無法解決。根據地與紅軍急需擴大發展。根據毛澤東的建議，黨中央決定紅軍東征。1月15日，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發布《關于紅軍東進抗日及討伐賣國賊閻錫山的命令》。 2月17日，中華蘇維埃政府和工農紅軍聯合發表《東征宣言》，組成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2月20日東征開始。中央紅軍在毛澤東親自率領下，從延川、清澗一帶突擊渡河。劉志丹率紅28軍作為左翼突擊隊由上游的葭吳、神府一帶過河。紅軍過河后，迅速向縱深推進。1936年4月14日，劉志丹、宋任窮率領紅28軍進入山西中陽縣境內，隨即從黑峪口、興縣城、康寧鎮橫掃過去，連戰獲勝。當部隊進至臨縣白文鎮時，接軍委急電：“為了配合南線紅軍進逼汾陽，威脅太原，并打通前方與陜北聯系，保證紅軍背靠老蘇區，28軍即向離石以南之黃河沿岸地區進擊，并可相機攻占三交鎮，牽制和調動敵人。”三交鎮是山西中陽縣一個重要的黃河渡口，河西就是陜北的綏德、清澗。該鎮駐有守敵一個團，工事堅固。劉志丹接到命令，即率部出發，一路激戰，進到三交鎮附近，攻占了河東山頭，準備一鼓作氣，拿下中陽重鎮三交鎮。當時劉志丹剛由獄中放出，身體很虛弱，但他還是老習慣，作戰時務必親自到前沿偵察地形，了解敵人的兵力部署情況。部隊攻下山頭，隱蔽在山后。山頂上有一座小廟，為了便于指揮，劉志丹把軍部設在廟里。山下三交鎮彌漫在一片硝煙霧氣中。據偵察員報告，這里敵人有重兵防守，是由中陽進入晉西北的重要門戶。為了看得更清，劉志丹只率領幾名警衛員，下到半山用望遠鏡觀察山下地形。望遠鏡的視野中，連街上的敵軍眉臉都看得一清二楚了。他仔細地觀察著，由城墻、街巷，一直看到每一座高房和院落。他考慮著部隊攻入后巷戰從哪里入手最有利。他尋找著敵指揮所的位置，設想著派一支機動靈活的小部隊直搗敵心臟，使之變成一群沒王的蜂。他想到把攻擊的時間安排在黎明時分，把夜戰攻堅和白晝巷戰結合起來，就可以避免因地形不熟給進攻帶來的困難。他發現敵人幾乎把所有的兵力都布置在臨山這一面，而東邊的河灘開闊地上幾乎看不到一兵一卒。他想避實就虛，派一支部隊迂回過去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正在這時，由不遠處一個山渠對面的暗堡中射出一串罪惡的子彈，打中了劉志丹的左胸。神木籍警衛戰士賈老虎緊挨劉志丹身邊站著，只見軍衣外面套著那件山羊皮襖的劉軍長猛然身子一歪，慢慢地倒在了山坡上。“軍長，你怎么啦?”賈老虎驚呼著伏下身去。見劉軍長臉色蒼白，雙目緊閉，痛苦地咬著牙關，右手緊緊地捂在胸口上，殷紅的血很快便順著手指縫漫了出來。“軍長受傷了!”警衛員驚呼著跪下身去，把軍長緊緊地抱在懷里。這時，劉志丹拼力睜開眼睛，用那只緊緊地握著望遠鏡的左手，朝對面那個小山渠指一指，十分吃力地說：“快……報告宋政委，派……派人打掉對面的暗堡……我……我不行了!”說完頭一歪，手中的望遠鏡掉在了地上。這時，對面的暗堡又射過來一串冷槍。好在沒有傷人。警衛員立即背起軍長，一口氣兒沖到山頂的破廟里。劉志丹犧牲了。噩耗很快通過無線電波傳到后方，傳到瓦窯堡。馬文瑞得知，如同晴天霹靂。他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就像當初聽說謝子長逝世的消息一樣。他很希望這是敵人制造的謠言。希望過些日子，能夠看到劉志丹率領紅28軍凱旋。渴望能再同他像在南梁和臨鎮的日子一樣，在一起研究工作，促膝談心……希望再同他一道，親熱地坐在一起吃一碗劉嫂子親手做的剁蕎面……可這一切，都成了絕不可能再實現的事情。他一個人呆呆地坐在辦公桌前，望著窯窗外面，卻什么也沒有看見。他感到眼前是一片漆黑，感到周身出奇的寒冷。過了吃飯的時間，炊事員把飯送到窯里來了，他卻一口也吃不下。一端起飯碗，就想起在南梁同老劉一起吃劉嫂子做的剁蕎面，想起在臨鎮同老劉在一起吃煮雞蛋的情形……那談笑風生、和藹可親的音容笑貌總在眼前出現。回想起8年前米脂河畔那次不尋常的散步……想到這樣一位好兄長、好戰友、好同志卻永遠、永遠地失去了。他不敢想象劉志丹的犧牲給前線將士們心理上造成的痛苦有多么巨大，他不敢想象南梁和陜甘以至全西北根據地的老百姓聽到這個消息有多么痛苦，他不敢想象劉嫂子和年幼的貞娃聽到這個消息會怎么樣……他心里千頭萬緒亂極了。一貫都很能克制自己的他，這一回變得完全失常。他像一葉小舟，被無情地投入了洶涌澎湃的感情的大海，完全失去了自制。痛苦的感情，終于釀成了一場空前的風暴。他情不自禁地淚流滿面，隨即丟下飯碗，伏到炕上蒙頭痛哭。這的確是前所未有的，他曾經不止一次地失去過親人和同志，他曾經承受過無定河畔六烈士遇難的痛苦。當初接到親愛的祖母逝世的訃告，他也十分痛苦，也有些愧疚的感覺，也一連好些日子回想著兒時祖母對自己千般的疼愛。但那種痛苦的感情，他控制住了。而這一回的沖擊是颶風中的暴雨，是伴隨著電閃雷鳴傾盆而下，他心中的一株大樹倒了，他胸中的一座高山垮了。對于一位行為嚴謹、意志堅定而感情專注的人而言，那平素敬仰的大樹和高山，往往就是他自己心目中的精神支柱，這是比自己的生命還要重要的，是比親情和友情更為金貴的。 整整經歷了一夜磨難，痛苦的風暴漸漸平息下來。馬文瑞的理智恢復了。他意識到，再嚴酷的現實，你也得冷靜地面對它。他首先想到，應該去看望一下劉嫂子和貞娃她們。 其后不久，陜北干旱的四月天下了一場連陰雨。幾天之內，小河漲水，大河暴滿。疾風苦雨中，劉志丹烈士的遺體由山西前線運回瓦窯堡。各級黨政軍領導人和自愿趕來的成千上萬的群眾夾道迎靈。人們毫無顧忌地站在大雨中，許多人泣不成聲。馬文瑞此刻望著靈柩前劉志丹的遺像，卻顯得十分冷靜。這些日子他已經從痛苦的深淵中解脫出來。作為省委秘書長和劉志丹的部下、戰友，他得為料理劉志丹的后事投入緊張的工作。他身邊是陜北省委和周恩來等中央留在后方的領導同志們。大家的心情，就像頭頂上的陰云密布的天空。人們的目光，望著大路上過來的靈柩，心頭的哀思像天空中的雨絲一般綿綿無盡。 那些日子里，整個瓦窯堡都沉浸在悲哀之中。米糧山靜穆，秀延河嗚咽。“咱們的老劉歿了!”“劉志丹同志犧牲了!”人們心中，像堵塞著一座垮下的大山，一棵倒下的大樹。連許多賣吃食的小攤販，都低著頭，不像平日那樣高聲地吆喝。拉駱駝的由蒙地沙漠遠道而來，臨進城門時，就有人提醒他：“把駝鈴摘下來吧，老劉剛歿哩，丁零當啷個啥!”戲班子來了，干脆被人們擋在城外，不得進去。這是人民的哀思和悼念。這樣的情況，從“老劉犧牲了”的消息傳來那一天就開始了，一直持續了許多日子。 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一個隆重的追悼會。會前，決定由馬文瑞執筆撰寫劉志丹的簡傳。劉志丹的革命經歷，馬文瑞本來是了解的，為了寫得準確無誤，他便到中央組織部去翻閱劉志丹的檔案。看了檔案，他才發現，在檔案中，有一張劉志丹不久前親自填寫的干部履歷表。其中“革命簡歷”一欄內，簡明地概括了劉志丹艱苦戰斗的經歷。馬文瑞拿起這張履歷表一眼就看見靠左上角的空白處，用毛筆寫著：此同志曾犯有嚴重的右傾錯誤。這個完全出乎意料的眉批，使馬文瑞大吃一驚。好長一段時間，他失神地捧著那張表格，不知所措。他萬萬沒想到，“肅反”問題解決之后，劉志丹的履歷表中竟然還留下這么一條不大不小的尾巴。看來，當初有關部門對于陜北“肅反”中的實際情況還不很清楚，對劉志丹等人的革命實踐也不十分了解。他很想給有關的負責同志面談這件事，可又一想，檔案材料，特別是黨內高級負責同志的個人檔案，屬于絕密文件，自己因要寫劉志丹的簡傳，才得以翻閱。既然是“絕密”，也就是黨的紀律，決不能把這個情況透露出去，影響團結和西北多數干部的情緒。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關系大局的事情，甚至關系到黨中央在西北廣大干部心目中的威信。不過他又覺得，這個不適當的結論，毛澤東、周恩來不一定知道。從時間上推斷，作這個結論時，毛澤東一直在前線指揮作戰，周恩來日理萬機，有時也在前線。這個結論，只是有關部門的一個考查結論。但無論怎么說，當劉志丹犧牲以后，親眼看到這個不符合歷史事實的錯誤結論，馬文瑞心里很難過。覺得劉志丹為革命忠心耿耿、艱苦奮斗一生，至死卻還背著一口“犯有嚴重右傾錯誤”的黑鍋，而自己知道了，卻又不能公開替他申冤，這猶如雪上加霜，更加重了他心靈上的痛苦。 當晚，馬文瑞心情沉重地著手起草劉志丹的簡傳。他坐在辦公桌前，攤開幾頁紙，提筆在手，卻遲遲難以下筆。 他的面前，放著一個沾著血跡的小布包。這是劉志丹的遺物，是這位身經百戰的紅軍將領，在戰場上倒下后，人們從他的衣袋里發現的。 馬文瑞雙手顫抖著，慢慢地打開來，發現是半截鉛筆和兩個煙頭。這就是那個當軍長的老劉留給這個世界的遺物。這兩樣東西，對于率領千軍萬馬同敵人浴血奮戰的老劉卻是十分重要的。這就是一個革命者，一個共產黨人的所有財產。馬文瑞捧著那兩件遺物，感動不已。劉志丹一生轟轟烈烈的戰斗經歷，像夢幻一樣在腦海中交替浮現出來……這使他更加強烈地意識到，那是一個真正的英雄，一個把一切都交給黨，奉獻給人民的無私無畏的革命者。這使他產生一種崇敬的情緒和戰友的強烈責任感。這從內心深處迸發的激情，終于涌流到筆端，他開始飛快地書寫著。 當他寫到“肅反”開始前，即謝子長逝世之后，陜甘邊和陜北紅軍主力統一由劉志丹指揮以后的斗爭情況時，不得不收筆。他開始拿不定主意，這一時期到底應該怎么寫呢?如果按照那個“結論”所定的調子，許多東西就都不能按照歷史的真實情況來寫。他所知道的歷史情況是：兩支紅軍主力在劉志丹統一指揮下，運用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反“圍剿”的戰略戰術，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譬如安定馬家坪一戰，劉志丹率部隊與當地游擊隊、赤衛軍配合，將敵84師五OO團第三營殲滅，共斃、俘敵人五百多，繳獲大量武器。特別是他把反“圍剿”的戰斗和擴大根據地的斗爭結合起來。當時，蔣介石調集陜甘寧晉四省軍閥部隊約五六萬兵力，向陜甘邊和陜北根據地發動第二次“圍剿”。擔任西北軍委主席和前敵總指揮的劉志丹，親自起草粉碎敵人“圍剿”的動員令，隨即率領紅軍主力向南出擊，在運動中殲滅敵人，一鼓作氣，打下六座縣城，解放大片地區，從而把陜甘邊和陜北根據地連成一片，使陜北根據地一下子擴大到二十多個縣。這一時期，劉志丹運籌帷幄，身先士卒，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是有大功勞的。對此，西北人民群眾有口皆碑。在劉志丹簡傳最后馬文瑞寫道：“志丹同志犧牲時，年僅34歲。在他的衣袋里，只有半截鉛筆和兩個煙頭，其生活作風之簡樸，感人至深。” 將近半個世紀以后的1982年，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李維漢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召開西北歷史問題座談會。這次會議，馬文瑞沒有參加。參加會議的有李維漢、王首道、馮文彬、榮高棠、郭洪濤、賀晉年、崔田民、李鐵倫、劉景范、張秀山、張邦英、張策、何載等。這次會議終于把問題搞清楚了，說了公道話，黨中央重新作了結論。歷史終于證明，馬文瑞那樣寫是正確的。忽培元，祖籍陜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傳記文學創作與研究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散文學會理事、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書畫院副院長。現任國務院參事。 主要作品有文學傳記：《蒼生三部曲——群山、長河、浩海》《耕耘者——修軍評傳》《百年糊涂——鄭板橋傳》《難忘的歷程——延安歲月回訪》《劉志丹將軍》《謝子長評傳》《閻紅彥將軍傳》等；長篇小說《雪祭》《神湖》《老村》《鄉村第一書記》；中篇小說集《青春記事》《家風》，中短篇小說集《土炕情話》；散文集《延安記憶》《人生感悟》《毛頭柳記》《大慶賦·鐵人銘》《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記》《秦柏風骨》《山秀珍》《義耕堂筆記》；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和詩集《北斗》《開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軍評傳》分獲第一屆、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長篇）；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獲中華鐵人文學獎。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在國外出版。反映當代生活的長篇小說力作《鄉村第一書記》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編成同名電視劇。
【編者按】劉潤為（《求是》雜志文教部原副主任、編審，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進行民族精神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保衛我們民族的優秀人物。同志們知道，自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文化界刮起了一股翻案的歪風。凡是對中華民族的發展進步有過重大貢獻的人物，凡是在億萬人民中樹有豐碑的人物，都在他們掀翻、打倒之列。魯迅不是偉大么？他偏說沒有那么偉大，那是“魯禍”，中華民族的禍害；屈原不是高尚么？他偏說沒有那么高尚，他經常搞女人，他的死也沒有那么壯烈，根本不是為愛國而死，而是因為搞到楚懷王的宏妃頭上而被楚懷王派人殺死的……至于對中國的發展進步產生過劃時代影響的老一輩革命家，則更是首當其沖。中國窮人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在他們的筆下，簡直成了惡魔；中國窮人敬愛的好總理周恩來，也被潑上很多污水……那么，這股風是從哪里刮來的呢？是從西邊刮來的，風源就是西方的文化霸權主義。眾所周知，西方的那些大亨寡頭們是一批霸權主義者。他們不但要在經濟上、政治上謀求霸權，而且要在文化上謀求霸權。謀求文化霸權的手段主要有兩個：一個是以花樣繁多的形式向第三世界滲透他們的文化，用他們的那一套價值觀念來給第三世界人民換腦：一個是無所不用其極地消解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化，其核心是摧毀支撐第三世界人民獨立、主權的那一套價值觀念。而要消解第三世界的文化，首先就要搞臭這個文化的象征——為本民族發展進步做出過杰出貢獻的優秀人物。這就是說，搞臭第三世界的優秀人物，是西方推行文化霸權主義的既定政策。既然洋大人們有這個導向，就有第三世界的民族敗類趨之若鶩。小題大作呀，無中生有呀，歪曲丑化呀，深文周納呀，什么手段都用上了。他們為什么要干這個呢？因為這里邊有不小的實惠。可以出國風光，可以獲大獎，如果干得再“好”，則可以在西方撈到一個終身的什么職位……當然，不是說所有反傳統的人都是甘當大亨寡頭的幫兇或者幫兇的奴才，其中有很多人是為了趕時髦，尤其是一些小青年，學歷淺薄又急于成名，于是就玩起了邪門歪道。這就更加令人痛心。有人或許會說，毛澤東、周恩來這些人物確有缺點呀。有缺點就應當糟踏么？在這一點上，我看我們到應當學一學西方的資產階級。這個階級對于自己的代表人物，從來就沒有糟踏過。豈但沒有糟踏，簡直是百般呵護的。拿破侖有沒有毛病呢？不但有，而且大得很。他干了多少沒德行的事？殺了多少無辜？侵略了多少國家？除了這些之外，還干了當皇帝那樣倒退的事。但是西方資產階級從來不因為這些而否定他對發展資本主義的偉大貢獻，一直對他的錯誤采取寬容的態度。那么，我們為什么就一定要把我們的優秀人物搞臭、打倒呢？毋庸說寬容，不再無中生有、造謠栽贓好不好呢？從這個角度看，《群山》是一本反潮流的書。它以對馬文瑞、謝子長、劉志丹至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歌頌，駁斥了群小的無恥讕言，回答了西方文化霸權主義的挑戰。這對于我們民族的現在和未來，都是很有意義的。我希望有更多的文藝家覺醒過來，振作起來，投入捍衛民族文化的戰斗！原載于《群山》評論集——《群山回響》《陜人的光榮》之第四部分第55章：董老穿著很不講究，一件米黃色長袍，好像是寺廟里出家人的衣服，穿著很寬大顯得臃腫 許多日子，馬文瑞的心情不能平靜。回到瓦窯堡，他還沉浸在東地區人民的深情厚誼之中。作為一名堅定不移的職業革命者，他從人民的火辣辣的情緒中，感覺到反動派的末日不遠了，也預想到了革命事業的輝煌前景。這是一種來自人民的特殊力量，對于他那顆剛剛受過創傷的心靈，是莫大的慰藉。老百姓的信任和擁戴又像一陣強勁的風，吹散了錯誤肅反留在他心頭的最后幾絲陰影。繩索和鐐銬留下來的傷疤尚未痊愈，他似乎已經完全忘記了個人的冤屈。此刻，毛澤東親率紅軍主力揮師東征，后方諸機關的工作也是非常的熱烈而緊張。他焦急地等待組織分配工作。從14歲投身革命開始，他幾乎每天都是在緊張的工作中度過的，從臨鎮被抓至今已經近兩個月沒有工作了，他感到了一種新的痛苦。這種閑散的日子，甚至比囚禁的日子還要難熬。這天晚上，他一個人在窯里看書，但卻怎么也看不進去。燈光里，眼前的字跡，恍惚之中化作一張張熟悉的面孔。那是劉大才、黑志德，是房東大娘……是與他日日夜夜同甘共苦的同志和朝夕相處、時常噓寒問暖的農民朋友們。他渴望著組織能派自己重返東地區，他將按照原先的設想，再開辟兩個縣…… 他正想著，突然聽到院子里有人說話。窯門開時，進來的是郭洪濤和賈拓夫兩人。他們的隨行人員手里提著一盞馬燈，一起帶著一股寒氣進來，馬文瑞感覺有些突然。 兩人一進門便高聲說：“文瑞同志，我們看你來啦!” 馬文瑞跳下炕，同他倆握了手。三個人坐下來。一小會兒，誰也沒說什么。馬文瑞抬眼看了一眼郭洪濤，郭洪濤也在此刻打量著馬文瑞，兩人的目光不期而遇。郭洪濤顯然很敏感，他從馬文瑞的目光里隱約看出了一種情緒。但他畢竟是善于處理微妙場面的人，立即用那特有的高嗓門對賈拓夫說：“我剛回陜北那陣兒，多虧文瑞同志幫忙，才避免遭禍……” “是嗎?”賈拓夫莫名其妙地問：“我怎么以前沒聽你說過?” 馬文瑞也被他的這句話給鬧糊涂了，瞪起眼睛等待他的下文。 郭洪濤笑著問：“文瑞同志，你做過的好事，難道忘記了嗎?” “什么事情，我怎么一點也不記得?” 郭洪濤說：“忘了吧?我剛到陜北時，回了一趟家，消息很快傳開了，引起了敵人的注意。你離開特委要到三邊搞兵運，我想了個辦法，寫了好幾封報平安的家信，要你帶上，過一段時間給我家里寄一封。你辦得很認真，寄的信家里全收到了。有一封信還是從西安寄出來的，連我家里都以為我不在陜北了。” 馬文瑞聽得，這才恍然大悟，便笑笑說：“信是我替你發了，但你能在陜北站住腳可主要不是因為那幾封信，而是因為有黨組織，有那么多擁護革命的老百姓呀!” 郭洪濤連聲說：“那當然，那當然。” 賈拓夫說：“文瑞同志，你對工作問題，有什么考慮?” 郭洪濤聽得也接過話茬兒說：“對，有什么想法你就直說。” 馬文瑞說：“工作問題，我給周副主席已經表過態了，由組織決定吧。” 二人聽得，相望一下，郭洪濤說：“你能不能到陜北省委來工作?” 馬文瑞聽得，看看郭洪濤，又看看賈拓夫。發現兩人都用同樣期待的目光望著自己。他想，郭洪濤是陜北省委書記，他們兩人來，一定是省委事先在會上已經商量過了。郭洪濤見馬文瑞沉吟不語，又說：“省委眼下的情況是，拓夫任宣傳部長，王達成任組織部長，李堅真任婦女部長。你來擔任省委秘書長吧?” 馬文瑞聽罷他的話，隨后才說：“關于工作，我服從組織分配。” 郭洪濤聽了對賈拓夫說：“文瑞同志擔任秘書長一定能搞好。”陜北省委機關設在米糧山上。這是整個瓦窯堡鎮的一個制高點。站在山巔的關帝廟前，全鎮的東西南北大街小巷一覽無余。瓦窯堡在當時的陜北，是一個很有特色的城鎮。特別是在軍事上，這里東南距延安不足一百公里，西北距綏德也不過百多公里，像一顆釘子，釘在敵人的兩眼之間，又像一把虎鉗，夾在老虎的首尾之間。進可以東渡黃河，直搗閻錫山的老巢，退可以越過靖定，進入鄂爾多斯高原乃至內蒙古草原的廣闊地域里。更重要的是，這一帶的老百姓大革命時期在謝子長的領導下，開展農民運動，以后又在中共地下黨縣委領導下，發展黨團組織和貧農團等革命團體，打下了深厚的群眾基礎。 當時正是紅軍東征期間，擴紅支前、開展經濟工作的任務很緊急、很繁重。馬文瑞一到陜北省委，便責無旁貸地同大伙一道進行這些工作。不久，他到安定農村去搞擴大紅軍的工作，由于夜以繼日地工作，一下病倒了，重感冒，發高燒。人已昏迷不醒，當地政府派民夫用擔架抬著往瓦窯堡送。走到半路，遇白軍飛機轟炸，抬擔架的農民沒有見過那陣勢，怕得把擔架丟在當路上跑到路邊溝渠、樹叢中躲藏起來。敵機發現了路上放的擔架，接連反復俯沖掃射，還投下幾顆炸彈。馬文瑞迷迷糊糊躺在擔架上，聽見爆炸聲就在耳邊，震得地動山搖，槍彈在周圍打得土花飛濺，驚醒過來，卻無力爬到路邊隱蔽，只得硬著頭皮躺在擔架上聽天由命。好在敵人的槍彈打得不準，才使他大難不死。 一次省委開會研究支前、擴紅工作，周恩來也來參加會議，同來的還有一位身材高大看著很有精神的同志。他和周副主席一樣，穿著一身普通灰軍服，只是腰間未扎皮帶，褲腳也敞開著，看著有幾分文氣。馬文瑞過去沒有見過這位同志。趁著還沒有開會，周恩來指著那個同志說：“我給你們介紹一下吧，這一位是羅邁同志，我們黨中央的組織部長，中央確定他幫助你們陜北省委工作。”從此，他們時常一起開會，研究工作。馬文瑞發現，曾經到過蘇聯的羅邁讀了不少的書，有實際工作經驗，覺得和這樣的同志共事，有助于自己進一步提高工作能力。 過了一些日子，當時擔任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的劉少奇也來參加省委會議。他穿著便服，戴著一頂深色工人帽，由于身體瘦削，面部顴骨和牙床骨顯得突出。當有人發言時，他總是嚴肅而目光專注地望著發言的同志。由于一支接一支地不停地抽煙，他的周圍便總是彌漫著煙霧，越發顯出是一個深思熟慮的領導者。當馬文瑞發言的時候，他表現出了格外的關注。馬文瑞由于長時期搞地方黨和群眾工作，他講的許多情況和根據自己的經驗提出的主張，在劉少奇聽來，既新鮮又很實際。他開始用鋼筆往自己面前那個攤開的小本上簡明地記錄幾筆，還不時地提出問題，要他談得更具體翔實一點。劉少奇似乎對數字特別感興趣，許多原本很抽象、甚至有些模糊的情況，被他幾經追問，便用一個較為確切明了的數字（包括百分比）表現了出來。他的提問方式既簡明卻又很巧妙，叫你一下便能抓住要領，把你原先掌握的那些零散的東西像鹵水點豆腐一樣地點化出來，形成集中的意見。馬文瑞發現，劉少奇是一位很善于調查研究的領導者，而這種本領對于黨的領導者來講，又顯得十分重要。他當時的一些提問，對馬文瑞很有啟發。譬如談及蘇區的土地改革問題，有的同志提出，土改分配土地，只能分給貧雇農，地主富農的土地統統沒收，不能再分給他們。馬文瑞說：“沒收地主富農的土地應該，但沒收之后，不給他們地種，有問題。他們也是人，也要吃飯穿衣。你不給他土地，他就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凍餓而死；另一條就是逼迫他們跑到敵人那面去。我們在東地區采取的辦法是，地主富農的土地沒收后，也按人口分配給他們一份土地。只是把握一個原則，只分給差點的土地，不分給好地。讓他們通過勞動，自食其力，改造成守法農民。”劉少奇點頭稱是，問道：“東地區多少戶，多少口人?像這樣的地主、富農有多少戶?你們分了土地后，他們是不是自己動手干活?貧雇農怎么看待這個問題?”他提出的一連串簡明的問題，一下子把討論深化了，也量化了。把一個實際工作中遇到的問題，上升到了理論探討的高度，使它有可能成為一條新的重要政策產生的依據。此后不久，中華蘇維埃政府駐西北辦事處發布命令，公布了《怎樣分析農村階級》》和《陜甘蘇區土地斗爭中的一些問題的決定》，對陜甘蘇區土地斗爭中在階級成分劃分與土地財產處置等方面“左”的偏向進行了糾正。那次會議，劉少奇給馬文瑞留下了較深刻的印象。一天，馬文瑞正在辦公室起草文件，郭洪濤領著一位上了年紀的同志來找他。一進門，郭洪濤說：“這位是中央黨校校長董必武同志。”馬文瑞一聽，趕忙站起來迎接。早就聽說了參加紅軍長征的四位備受尊敬的老同志：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謝覺哉，人稱“四老”。不料其中的董老，如今就站在自己面前。只見董老穿著很不講究，一件米黃色長袍，好像是由寺廟里搞來的出家人的衣服，穿著很寬大，舉止顯得有些臃腫。董老也不客氣，坐下來端起碗喝了一口馬文瑞給他倒的白開水，然后說：“黨校普通班多數是你們陜甘地方的干部，我們想請省委負責人去講黨的建設問題，郭洪濤同志讓你來講。”馬文瑞一聽，先紅了臉，說：“我怕講不好。”郭洪濤說：“你去講比較合適。”馬文瑞無奈只好答應下來。他考慮了一番，第二天就去中央黨校講課。董老對他講課很重視，親自搬一把椅子坐在前排聽。普通班三個班的學員都來聽課。當他登上講臺時，起先的確還有些緊張。后來發現那一百多人個個很誠懇而殷切地看著自己，便消除了最后一點顧慮，大膽地講起來。他講的內容很注意聯系陜北黨建工作的實際，有理論，也有實際情況，講經驗，也講教訓。大家聽得很認真，許多人還不停地做筆記。那一次講課，長征來的同志破舊的衣著和瘦羸的身體給他留下的印象很深。他暗暗下決心要努力工作，和大家一起，盡快改變黨中央和紅軍在物質生活方面的困難境況。講完了課，董老拉著他的手，連聲說：“馬文瑞同志，你講得很好，你們這些同志雖然年輕，但是從革命最基層最具體的事情做起的，從理論到實踐都有一套呀!”馬文瑞說：“董老過獎了，我也是奉董老之命，勉為其難呀。”董老遂留馬文瑞一道吃午飯。他們一邊就著咸蘿卜喝小米稀飯，一邊拉談得很熱烈。馬文瑞的印象中，董必武很有學問，但卻又是很虛心、很注重學習的人。他問了許多西北革命的情況，有些問題是馬文瑞平素并不關注的，經董老一提，對他很有啟發。在此期間，馬文瑞還認識了在中央黨校任教的成仿吾、馮雪峰。在他的印象中，這些同志都是很有學問的大知識分子。這一時期，中共陜北省委實際上是在中央直接領導下開展工作的，使馬文瑞有更多的機會接觸了中共中央高級領導層中的一些同志。這段經歷，對于一直在西北地區堅持斗爭的馬文瑞來講，顯得很重要。他感到自己仿佛是上黨校深造一樣，那些領導同志，更像是自己的老師。他從他們身上學到了許多書本上和實際斗爭中難以學到的東西，更重要的是大大開闊了他的政治視野。忽培元，祖籍陜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傳記文學創作與研究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散文學會理事、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書畫院副院長。現任國務院參事。 主要作品有文學傳記：《蒼生三部曲——群山、長河、浩海》《耕耘者——修軍評傳》《百年糊涂——鄭板橋傳》《難忘的歷程——延安歲月回訪》《劉志丹將軍》《謝子長評傳》《閻紅彥將軍傳》等；長篇小說《雪祭》《神湖》《老村》《鄉村第一書記》；中篇小說集《青春記事》《家風》，中短篇小說集《土炕情話》；散文集《延安記憶》《人生感悟》《毛頭柳記》《大慶賦·鐵人銘》《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記》《秦柏風骨》《山秀珍》《義耕堂筆記》；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和詩集《北斗》《開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軍評傳》分獲第一屆、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長篇）；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獲中華鐵人文學獎。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在國外出版。反映當代生活的長篇小說力作《鄉村第一書記》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編成同名電視劇。
【編者按】劉潤為（《求是》雜志文教部原副主任、編審，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在這里，我想對兩極分化問題和腐敗問題多說幾句。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兩個問題是一個問題——“碩鼠”的問題。現在的碩鼠可真的不少哇！有的個頭已經大到了驚人的地步。它們的確是先碩起來、富起來了，但不是靠辛勤勞動碩起來、富起來的，也不是依據市場規則靠合法經營碩起來、富起來的。他們是靠盜竊國有資產、出賣國家利益碩起來、富起來的，也是靠吸工人、農民的血碩起來、富起來的，這些碩鼠的一部分是由我們的領導干部及其子女變成的。像王寶森那樣較大的碩鼠，其大宗盜竊行徑詭秘得很，一般很難為平頭百姓察覺。但是他們的一些小勾當以及一些小鼠的小打小鬧，例如大吃大喝、搞“三陪”等等，卻是盡人皆見、盡人皆知的。這次到陜北來，聽幾位同志講一個故事：一位老農懷揣20塊錢，牽著一頭毛驢進城。在路上，毛驢啃了人家一株苞谷，被罰款10塊，走了一程，毛驢又啃了人家一個蘋果，又被罰款10塊。就這樣，老農還未進城，身上的錢便全光了。20塊錢對大款來說，是微不足道的，但對貧困的陜北農民來說可就不是一個小數。無端地丟掉這么多錢，老農不禁惱怒交加，于是揚起鞭子打驢，一邊打一邊罵道：“你以為你是誰？你以為你是領導干部啊？可以隨便吃喝不花錢啊？”從美學上說，這個故事可以歸入黑色幽默一類。什么是黑色幽默呢？說白了就是悲哀的笑、帶淚的笑。當年那么舍生忘死地保護我們黨的陜北人民，而今卻是這樣認識我們黨的干部，這怎能不讓我們感到辛酸呢？當然，不能說我們黨的領導干部都是這個樣子。即使是一小撮罷，幾顆老鼠糞也足以壞掉一鍋湯啊！很明顯，這些問題的解決單靠市場經濟是不行的。怎樣來解決呢？辦法當然很多，但是其中必要而又重要的一個，就是繼續弘揚老一輩革命家的那種為了老百姓的利益而勇于犧牲、勇于奉獻的精神。這種精神過去主要表現在不怕犧牲上，現在則主要表現在為老百姓著想、為老百姓說話、為老百姓辦事上。無論時代發生怎樣的變化，無論實行怎樣的經濟體制，這一條也動搖不得。不僅一百年動搖不得，一千年、一萬年也動搖不得。動搖了，我們就失掉了根本，就要被老百姓唾棄，就會留下千古罵名。“載舟之水也覆舟”，這是李世民說的。令人悲哀的是，我們黨的某些干部對于老百姓的認識，還遠遠達不到這個封建帝王的水平。在他們眼里，這個“水”只會傻乎乎地載舟，而不會覆舟。誰才有可能覆舟呢？唯有官場的同僚。因此，他們對老百姓是不屑于一顧的，而只把精力集中在官場傾軋上，集中在修煉縱橫捭闔的權術上。我建議這樣的領導干部犧牲一點去歌廳、舞池的寶貴時間，也來像我們在座的同志們一樣，認真地讀一讀《群山》。倘能由此開出一條反省的路，則于已于民、于黨于國，都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同志們聽得出來，我在這里強調了精神的作用，先進的精神力量的作用。承認精神對物質的反作用，不能說是唯心主義，因為這也是客觀事實。我們可以想一想，馬老他們鬧革命時，物質生活條件何等菲薄！但是他們硬是創造了那么輝煌的業績。這難道不是精神的作用？只有否定物質的第一性地位，把精神看成是可以離開物質基礎的獨自立足的存在，才是唯心主義。不錯，過去我們確曾將精神的作用夸大到不適當的地步，例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那樣的口號。這當然是十分荒唐的。但是，在糾正這種錯誤傾向時，我們似乎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從精神萬能論走到了拜物教。請看，放縱物欲、放逐精神，迷信金錢、鄙夷崇高，在今天是何等時髦啊！為了強調物質，經常有人援引“倉廩實而民知禮義”這句儒家名言。我認為，對此話不可作出機械的理解。誠然，禮、道德、精神不可能超越一定的物質發展階段，我們不能要求封建社會里出現雷鋒那樣的人物，但是物質并非時時處處都把精神捆得死死的。物質對精神的制約雖有一定的圈子，但是這個圈子并不算小。在這個圈子之內，精神是可以自由馳騁的，這就是受動性與主動性辯證統一的觀點。在社會生活中，我們看到，很多倉廩很實的人并不怎么知禮知義，而很多阮囊羞澀的人卻非常知禮知義，例如不受嗟來之食的人。事實上，人之所以為人，人之所以偉大，就在于人能夠實現精神對于物質的超越。如果精神永遠跟在物質后面亦步亦趨，那么人和動物就沒有什么兩樣，一個只看重物質和物質享受的民族是不會有希望的。我們越想現代化，越想快一些富起來，就越要重視民族精神的建設。原載于《群山》評論集——《群山回響》《陜人的光榮》之第三部分第54章：周恩來要保衛局長周興派人護送馬文瑞回陜甘邊東地區，隨即又把一套洗干凈的軍服遞給他 1935年11月，毛澤東、黨中央移駐瓦窯堡以來，這座古老的小鎮實際上成了中國革命的中心。平時孤寂的小鎮，空前熱鬧起來。一天黃昏，剛剛擔任瓦窯堡市委書記的崔田夫來看馬文瑞。老戰友劫難之后重逢，心情格外激動，也備感親熱。話別敘舊一番，兩人相約上街去吃羊雜碎。走在街上，見到處是穿軍裝打裹腿的紅軍戰士。商店鋪門大開，生意空前興隆。正走著，迎面過來幾個人，其中有一個瘦高個子，留著長發，面色和藹清秀。崔田夫小聲說：“這就是毛主席。” 正說著已走到近前。大家互不相識，只是擦肩而過。走過去了，馬文瑞還回頭望著毛澤東的背影，見那穿著灰色棉軍服卻沒戴軍帽的人身材顯得很高。他留著長長的頭發，走路邁著輕捷的方步，雙手從容地前后擺動著。聽說過多少次的“毛委員”，今天終于見到了。想不到，他和周恩來一樣，穿著打扮也是這樣一個平平常常的人。只是在那擦肩而過的一瞬間，他隱約覺得，毛澤東身上有一種和周恩來不大相同的東西。他一時還想不明白，那究竟是什么。只覺得他很嚴肅，目光冷峻而深邃。當他在鎮街上散步的時候，仍然好像在思索著問題。如果說，初次見面的周恩來像是一個軍人，那么毛澤東給他的印象，倒更像一個精明而胸有成竹的讀書人。 第二天，各機關單位在南門外操場上集會。毛澤東親自登臺講演。馬文瑞站在臺下，很認真地聽。可惜，毛澤東的湖南鄉音太重，開始有些話聽不明白。也難怪，他是頭一次聽南方籍的領導人講演。但毛澤東站在臺上，目光炯炯、昂首挺胸的神情，使他領略了一個革命領袖的風采。毛澤東講話很簡短，不時地在胸前打著手勢，顯得果斷而有力。時而幽默風趣喜笑顏開，時而又雙目炯炯居高臨下，特別是將原本叉在腰間的右手，高舉過頭有力地揮下，身子隨之朝后一仰，便有一種藐視一切的氣派傳遞給人們，令人覺得那一只大手揮下去，能掃除一切妖魔鬼怪。人們聽得津津有味。臺下不時地響起掌聲、笑聲和口號聲。那演講有神奇的力量，不斷地在人群中掀起感情的波瀾，把人們的思想統一起來，把人們的情緒鼓舞起來。毛澤東講演的主題是：《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有一段話，聽著很令人覺得痛快： “大土豪、大劣紳、大軍閥、大官僚、大買辦們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在說：革命(不論什么革命)總比帝國主義壞。他們組成了一個賣國賊營壘，在他們面前沒有什么當不當亡國奴的問題，他們已經撤去了民族的界線，他們的利益同帝國主義的利益是不可分離的，他們的總頭子就是蔣介石。這一賣國賊營壘是中國人民的死敵。假如沒有這一群賣國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可能放肆到這步田地的。他們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毛澤東的講演不停地被雷鳴般的掌聲打斷，被震撼山岳的歡呼聲淹沒。馬文瑞也情不自禁地被卷入了激動不已的情緒昂揚的波瀾之中，也隨著人群歡呼著，熱烈地鼓著掌。他還從來沒有聽到過這樣簡明、精辟而又充滿激情和詩意的論述。這些話，似乎在自己心中埋藏了好些年了，今天終于聽人講了出來，他感到從未有過的激動，從未有過的面對一個人而如此敬佩不已，而如此心悅誠服。他感到，自己和會場上的每一個人的革命熱情都被點燃起來了。許多人忘記了是站在滴水成冰的嚴冬季節的曠野里。人們的臉興奮得發紅，有人解開衣領挽起袖子，仿佛是準備著立即行動起來。米糧山回蕩著那鼓舞人心的洪亮的湖南口音，整個秀延河川都沸騰起來了。毛澤東的演說轟動了小小的瓦窯堡，他的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主張，很快傳遍了陜北、陜甘邊蘇區，傳遍了全中國，成為抗日戰爭的偉大綱領。此后，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由秦邦憲任主席。劃分陜北、陜甘邊根據地為陜甘省、陜北省、關中地區和神府地區四個行政區域，統歸西北辦事處領導。中共陜甘省委書記為朱理治，李富春為副書記，中共陜北省委書記為郭洪濤。同時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辦事處，由周恩來兼任主任，劉志丹任副主任，統轄西北地區的革命武裝和紅軍后勤工作。遂將西北各地革命武裝編為紅28軍(軍長劉志丹、政委宋任窮)、紅29軍(軍長謝嵩、政委甘渭漢)和紅30軍(軍長閻紅彥、政委蔡樹藩)。另外還組建了神府、關中兩個獨立師。從此，西北革命在黨中央直接領導下，進入了一個重要發展時期。 不久，周恩來第二次約馬文瑞談話。 這一次，周副主席一見馬文瑞就風趣地說：“文瑞同志，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非你這個‘馬主席’出馬不可!” 馬文瑞覺得有點奇怪。 周恩來接著說：“前兩天，陜甘省委書記朱理治同志找我訴苦，說他那里的工作很不好做。” 馬文瑞聽到“朱理治”這個名字，便有些不舒服。說老實話，西北的許多同志，對“肅反”問題解決后，仍然讓這樣的人擔任黨內重要領導職務有看法，但中央已經決定的事情，也不好提什么不同意見。周恩來一下便看出了馬文瑞的思想，故意又說：“朱理治同志告訴我，”他故意把“同志”兩個字咬得很重，“說你被錯誤地關押以后，陜甘邊東地區的老百姓很不安，謠言和誤解不少，有人認為是白軍把他們的馬主席抓走了，靠邊境地區的許多老百姓干脆跑到蘇區以外去了。‘肅反’問題解決后，那里的老百姓仍然不信任紅25軍。盡管他們一再講‘馬主席已經被放出來了’，老百姓沒有親眼看見，就是不相信，思想情緒很不穩定，陜甘省委工作很不好搞呀。” 周恩來說到這里，停下來，注視著神情異常嚴肅的馬文瑞。他發現馬文瑞表面依然很平靜，但由那緊咬的嘴唇和微微皺著的眉心，可以看出，他的內心很不平靜。這種心情他很能理解。他深知，每一塊革命根據地的開辟，都充滿著血與火的斗爭，充滿了堅忍不拔的奮斗和犧牲。根據地的領導人，是在群眾斗爭的疾風暴雨中沖殺過來的。他們和那里的群眾建立了親密無間的革命情誼和血肉聯系，他們在那里群眾的心目中，就像高高聳立著的大山一樣峻拔，一樣受人尊敬、令人敬仰。這種情況，就連當初下令抓走馬文瑞的朱理治，也不得不承認：“他在那一帶的老百姓中威信很高，許多人一提起‘馬主席’就動感情，請求派馬文瑞同志去東地區安民，不然我們的工作無法開展。”他也知道，這種情況下，提出讓馬文瑞去東地區有些強人所難。因為“肅反”問題雖已解決，但一手造成這場災難的人并沒有被查辦。中央在這個問題上考慮再三，分析了各方面的情況，還是采取了慎重態度。他也知道目前這么處理，許多受迫害的同志是會有些想不通的。周恩來正沉吟著，卻聽馬文瑞懇切地問：“周副主席，你看我什么時候動身合適?” “當然是越快越好呀!”周恩來顯出很高興的樣子，親切地拍了拍馬文瑞的肩膀，說：“文瑞同志，你辛苦一趟吧。你去了，見了老百姓隨便嘮一嘮，讓群眾親眼看到你這個‘馬主席’果真還平平安安，大家也就放心了，好吧?” 馬文瑞說：“那好吧，我一兩天就動身。” 周恩來立即著人找來西北保衛局局長周興，要求他派人護送馬文瑞去陜甘邊東地區，隨即又取出一套洗得很干凈的軍服遞給馬文瑞，風趣地說：“去時，穿上這身衣服，群眾就會相信他們的‘馬主席’和紅25軍原本是一家人嘛。”周副主席考慮問題細致入微，使馬文瑞很受感動。 兩天以后，馬文瑞在西北保衛局的劉子義陪同下騎馬進入陜甘邊東地區。他穿著周副主席送他的那一套軍裝，外面套著那件老羊皮襖，頭發剛剛理過，騎在一匹棗紅馬上，容光煥發，顯得格外精神。一路上老百姓迎來送往，問寒問暖，氣氛十分熱烈。這天到達東地區革命委員會所在地臨鎮。“馬主席回來啦，馬主席回來啦!”正是陽光溫暖的冬日的中午。當他們牽著馬從鎮街上走過時，遠遠地就認出馬主席的老百姓奔走相告，鎮街兩邊轉眼之間聚集了許多群眾。“馬主席，咱老百姓可把你盼回來了!”“馬主席，你該好著哩吧?”“馬主席，這回回來可再不走了吧?”“馬主席，到底是些什么人把你們帶走了?”男女老少，一個又一個他叫起姓名的和叫不起姓名的老鄉，從人群里擠過來，親熱地同他們盼望、惦念了許多日子的馬主席握著手，使馬文瑞很感動。他事先并沒有想到，自己在這一帶老百姓心目中，竟然這樣重要。他由那一雙雙粗糙有力的緊緊握著自己的手上，感覺到了一種從未感受到的真摯的敬仰和愛戴。這種真摯的情感，使他激動，卻又有些不安，覺得東地區的工作，才剛剛打開局面，許多事情還只是打下一個基礎，開了一個頭，便被迫停了下來。還有許多群眾居住在敵我時常“拉鋸”的游擊區，受著白軍、土匪和地方反動勢力的困擾，蘇維埃政權也還沒有最后建立……群眾自發歡迎馬主席的隊列越拉越長，幾百米的街道，擁擠得只剩街心一道細巷。馬文瑞牽馬走著，走了老半天，也走不出熱情洋溢的人群。同行的劉子義也很感動，他也是第一次見到這樣熱烈的場面。他從馬文瑞手中接過馬韁替他牽著，好讓他騰出手來接受群眾的歡迎。群眾的情緒像海潮一樣不斷地高漲。那位在東地區革命委員會成立前夕的夜晚，曾經給馬主席送去一碗熱米湯和一碟干菜的老婆婆，自從馬主席被人不明不白地抓走后，她心焦得一連好幾天吃不下飯。以后的日子，她像思念自己的親人一樣地思念馬主席。眼下聽說馬主席回來了，她不顧一切地撥開人群撲到馬文瑞面前，拉住馬主席的手，淚流滿面，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白發蒼蒼的老媽媽，她是眼看著馬主席被人捆起來戴上帽套拉走的。如今，她看見了馬主席穿得整整齊齊，臉色也還好看，一顆懸著的心總算放下來。老媽媽終于破涕為笑了。老人說：“天晴了，災害過了，走，還住咱窯里。你蓋過的鋪蓋我誰也沒叫動，見天黑里燒著炕，總算把你盼回來啦!”就這樣，馬文瑞不由分說地被房東大媽拉著手引進了他原先住的那孔窯里。一連幾天，這個普通的窯洞里，像過喜事一樣熱鬧。人們帶著連夜趕做的鞋襪和雞蛋、紅棗、金梨等當地土產的各種吃喝，從幾十里路外趕來看他們的馬主席。這些天，臨鎮街上就像遇集一樣紅火。赤川縣各區鄉的代表們來了，紅泉縣各區鄉的代表們來了，臨鎮附近的農民自發地來了，不需要通知，也不需要組織，人們是聞訊受成千上萬老百姓的囑托來的。這兩縣革命委員會在臨鎮召開一個座談會，請馬主席給各地的代表們講話。大家冬末寒天遠道而來，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要親眼見一回馬主席，回去好給老百姓有個交代。馬文瑞的講話，實際上是同大伙面對面地拉家常。他急切地想知道自己被抓以后，各地的情況。土地分配完了沒有?地主老財有沒有乘機反攻倒算?赤貧的農民過年有沒有白面豬肉包餃子?貧農團是不是真正在村子里挺起了腰桿子?有沒有發展新黨員?黨團組織是不是仍在堅持活動?靠邊境地區跑出去的群眾有沒有回來的?……這些在他“坐牢”時，日夜縈繞在腦子里的問題，全都一氣兒涌出來了。那個原本是歡迎馬主席的座談會，很快就變成了一個研究總結和布置工作的會議。臨鎮座談之后，這次東地區之行的主要目的也就達到了，按照計劃應返回瓦窯堡去了。但馬文瑞得知宜川靠近邊境一帶跑了不少群眾還沒有回來，他堅持要到當地走一趟。劉子義看他態度堅決，便只好同意。他一路走去，又接觸了許多老百姓。在宜川的北池鎮，召開了群眾大會，馬文瑞親自講話。躲在宜川縣城里的敵人都知道他到了北池鎮。跑出去的群眾在幾天之內，紛紛返回蘇區。這次奉周副主席之命的東地區之行，使馬文瑞再次體會到了人民群眾對共產黨和紅色政權的深情厚誼。朱理治有一次對周恩來匯報說：“馬文瑞的到來，對于穩定東地區群眾的思想情緒，鞏固蘇區，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忽培元，祖籍陜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傳記文學創作與研究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散文學會理事、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書畫院副院長。現任國務院參事。 主要作品有文學傳記：《蒼生三部曲——群山、長河、浩海》《耕耘者——修軍評傳》《百年糊涂——鄭板橋傳》《難忘的歷程——延安歲月回訪》《劉志丹將軍》《謝子長評傳》《閻紅彥將軍傳》等；長篇小說《雪祭》《神湖》《老村》《鄉村第一書記》；中篇小說集《青春記事》《家風》，中短篇小說集《土炕情話》；散文集《延安記憶》《人生感悟》《毛頭柳記》《大慶賦·鐵人銘》《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記》《秦柏風骨》《山秀珍》《義耕堂筆記》；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和詩集《北斗》《開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軍評傳》分獲第一屆、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長篇）；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獲中華鐵人文學獎。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在國外出版。反映當代生活的長篇小說力作《鄉村第一書記》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編成同名電視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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