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鄭伯農（原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文藝報》主編，著名文藝評論家）：讀忽培元的書、認識忽培元大概也將近20年了。我第一次讀忽培元的作品是《群山》，是上個世紀90年代末，全國第一次傳記文學評獎，當時除了這部《群山》獲獎以外，還有王樹增的《李大釗》。沒想到，他幾十年如一日地完成了這部泱泱大作。書中有一些章節令人難忘。比如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馬老對思想解放、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態度，他是沖破思想禁區，積極倡導思想解放的。其中有一個細節，就是馬文瑞和劉賓雁的對話。劉賓雁寫的幾篇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批評陜西的工作。馬文瑞起初很虛心地接受批評，但是經了解事實不僅是有巨大的出入，而且基本是失實的。馬老很慎重，就讓下面再調查，幾個組上面下面地一起調查，調查結果證明是失實的。于是劉賓雁要求和馬老對話，馬老還是平等對待作家，也很重視作家，他很客氣地接待劉賓雁。劉賓雁開始還是說他寫的都是符合事實，后來又說不是他采訪的，是委托什么人采訪的，但是那個被委托的人是非常值得信賴的。馬老雖然很客氣地對待劉賓雁，但是在原則問題上他是一點都不含糊的，他列舉事實證明劉賓雁的采訪違反事實；劉賓雁說作家有創作自由，馬老就說創作自由也不能自由到任意編造吧！馬老態度和藹但話卻是毫不含糊、針鋒相對。這樣的領導人，既是堅持思想解放，又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什么叫實事求是，歪曲事實那能叫實事求是嗎？由此我就想起上世紀80年代初期報告文學界有一場很重要的討論，在《文匯月刊》上展開的，討論問題的焦點就是報告文學可不可以虛構，劉賓雁是主張可以虛構的，但是另外有些同志認為報告文學是不能虛構的。顯然，忽培元同志這部書不是虛構的。作為馬文瑞這樣一位老革命、老領導，他跟作家平等談話，這樣重要的歷史事件，以前沒有什么地方披露出來。今天忽培元把這個寫出來，是很值得文藝界注意的事情。

——《從個人敘事到國家敘事的成功實踐》

原載于2015年6月19日《文藝報》

第26章：謝德惠指著他對閻紅彥介紹說：“紅彥，這位就是咱安定縣地下黨的縣委書記馬文瑞

 1931年8月的一天晚上，馬文瑞正同慕嘉績、景悅禮、趙福祥幾個人在任家砭研究秋季斗爭，卻見四區區委書記謝德惠領著一個人進了窯門。這人大約20多歲，長得高大英武，滿臉毛森森的絡腮胡子好久沒刮了，猛一看像40多歲的人一樣老面。他穿著安定農民秋季習慣穿的那種黑褲褂，上衣咧著懷，露著腰間的牛皮腰帶上別著的兩枝駁殼槍。他進了門，目光炯炯地立在那里像一尊挺脫的鐵塔一般結實有力。

 謝德惠正要開口介紹，景悅禮和趙福祥已經認出他來，不約而同地起身喊道：“閻紅彥!”

 馬文瑞這才知道，面前這位英武的漢子，就是謝子長時常提到的那個同他一道參加過清澗暴動的閻紅彥。

 閻紅彥同跳下炕去的景悅禮、趙福祥見過面，謝德惠就指著馬文瑞對他說：“紅彥，這位就是安定縣地下黨的縣委書記馬文瑞，也是中共陜北特委委員兼共青團特委書記。”

 閻紅彥一聽，朝前邁出一步，熱烈地握住馬文瑞的手說：“文瑞同志，總算是找到你們啦!”說著低下頭去，顯然是因激動而有些難過。

 “紅彥同志，”馬文瑞問道。“聽老謝講，組織上不是派你和白錫林到山西組建晉西游擊隊去了嗎?”

 閻紅彥抬起頭來，眼圈有些發紅，揚起眉毛警覺地瞅了一眼一旁站著的慕嘉績。

 馬文瑞忙說：“噢，這位是陜北特委派來的慕嘉績同志。他眼下也參加縣委的工作。”

 紅彥同慕嘉績見過面，馬文瑞說：“你快上炕歇著，咱坐下來慢慢拉談。”

 幾個人都上了炕。謝德惠拿了幾只瓷碗，挨個兒倒上了開水。

 閻紅彥送過水碗，也不怕水燙，端起咕嘟咕嘟喝了兩大口，放下碗，眼望著馬文瑞，用地道的安定話說：“我先把晉西游擊隊的情況給特委和縣委匯報一下。去年冬天，特委派我和白錫林過河到山西。當時山西的形勢對我們還是很有利的。大家知道，蔣、馮、閻中原大戰，馮閻戰敗。馮玉祥、高桂滋、孫殿英及閻錫山舊部紛紛潰退到山西境內。一時間，大小軍閥，各人略地自保，你爭我搶，勾心斗角，矛盾十分尖銳。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在山西省委領導下，以當地工廠、農村和軍閥部隊中的地下黨員作為骨干，再加上爭取改造‘土客’部隊，組建了一支一百多人的武裝，取名‘中國工農紅軍晉西游擊隊’。紅軍游擊隊成立后，在呂梁山區宣傳革命，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組織農會，建立蘇維埃政權，開展游擊戰爭，形成了以汾陽、中陽、孝義等縣的鄔家莊、西宋莊一帶為中心的游擊區。我們先后在附近的留譽鎮、鋤家沿、水頭鎮、老鴉掌等地連打勝仗，威震晉西。呂梁山區各縣反動政府紛紛向省里告急。不久徐永昌派出一個師、一個炮兵團和地方反動武裝計萬余人，氣勢洶洶地來‘圍剿’我們。敵人仗著人多，推進到呂梁山邊沿，在高山路口遍設哨卡，步步進逼，重重封鎖，妄圖消滅我們。”

 大家都聽得入迷，閻紅彥停下來，咕嘟咕嘟喝完了一大碗水，接著講道：“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按照山西省委指示，一邊運用迂回戰術同敵人周旋，一邊決定突圍到河西陜北活動。當我們拼死突圍到黃河岸邊，只剩下三四十個人。當時情況十分緊急，背后是敵人大軍壓來，面前是奔騰咆哮的黃河，幾乎是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因此有些人思想動搖了。我們就在黃河岸邊召開了緊急會議，明確指出，愿意繼續鬧革命的，就強渡過河，不想冒險的就留下來。結果共產黨員異口同聲地表示要同敵人血戰到底，連夜突圍過河。當下沒有渡船，大家就將衣褲脫下來，灌上氣，浮水渡河。在運送彈藥時，吳岱峰幾乎被浪濤卷走，整整拼搏一夜，部隊終于平安過了黃河。但是剛剛登上西岸，新的困難便接踵而來。部隊本來連日轉戰，已是疲憊不堪，加之情況不明，缺乏給養，整天在敵人空子里鉆，軍心不穩，行動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危險性。于是我們就到處尋找地方黨組織。轉來轉去，撲了幾回空，好容易找到謝德惠，這才見到你們。”閻紅彥說著，由懷里摸出一個油布小包，打開來，是一份人名單。他把那個名單展開來，慎重地交給馬文瑞，說：“這是我們過河人員的名單。我們過來的雖然只有三十個人，但都是共產黨員。其中有十多個人是在臨過黃河時，面對咆哮的河水，集體入黨的。我們的武器也很好，每人一長一短兩枝槍，子彈也充足。”

馬文瑞聽得顯然也很激動。他接過那份人名單仔細看著：拓克寬、閻紅彥、楊重遠、黃子文、白錫林、黨永亮、李成蘭、馬佩勛、周維仁、胡廷俊、田有華、符友堅、陳玉清、吳岱峰、師俊才、張免芝、白樹梅、李發榮、張應琪、劉昌漢、郝金標、王俊杰、馮金福、黃金芝、胡廷壁、戴炳章、李炳云、杜鴻亮、李素云、寇世仁。

 馬文瑞挨個兒認真地看著這些名字，其中有認識的，也有不認識的，但卻覺得每一個名字都是那樣的親切。讀著這些名字，他就意識到，這可不是一些普通的人，而是一個個由死亡線上掙扎過來的真正的勇士。他默看了一遍，仍然愛不釋手，又情不自禁地從頭至尾輕聲念著那些名字，像呼喚著這些剛剛在呂梁山中同上百倍的敵人英勇搏斗過來的勇士們。身邊的人們都凝神傾聽著。每念過一個人名，人們的眼前便會有一個手握鋼槍、滿身披著硝煙的英武的身影閃現出來。

 馬文瑞用了好一陣時間，才讀完這份沉甸甸的人名單，然后抬起頭，望著閻紅彥。兩個人激動而充滿熱情的目光相遇在一起，終于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他們又一次緊緊地握著手，老半天，馬文瑞說：“閻紅彥同志，我代表陜北黨組織歡迎你們。你們過來的三十個人，是革命的無價之寶。此前，咱們陜北還沒有一支由我們黨組建領導的紅軍部隊。你們三十個經歷過艱苦錘煉的紅軍戰士到咱陜北，咱陜北的武裝斗爭從此有希望了。”

 隊長閻紅彥激動得不知該說什么好。他緊緊地握著馬文瑞的手說：“找到黨組織，這下我們心里踏實了。”

 晉西游擊隊的到來，使大家喜出望外，都認為這是一件頭等重要的大事。馬文瑞立即主持召開了中共安定縣縣委會議，研究如何支持部隊站穩腳跟、發展壯大。同時決定派縣委委員慕嘉績和特委派來巡視工作的張資平前去棗樹坪代表陜北特委和安定縣委看望部隊。

 慕嘉績、張資平返回任家砭匯報說：“游擊隊剛過河，遇到的困難不少，內部也有些矛盾。”

 馬文瑞很注意了解游擊隊的領導人和黨組織的情況，他覺得這是這支部隊能否健康發展的關鍵。原來，部隊剛過河時，拓克寬任隊長，黃子文任政委。一個大霧迷漫的早晨，隊伍行進在安定南溝岔附近的溝道上，突然與敵軍六七人遭遇，機警的游擊隊員們迅速拉動槍栓包圍了敵人。敵人一見這么多紅軍從天而降，早嚇得魂飛魄散，紛紛舉槍跪在地上。這種情況下，拓克寬、黃子文二人卻怕打仗暴露目標，下令放走了敵人(又說其中有他們的熟人)。隊員們意見很大，認為是嚴重失職。此后，過了南溝岔約七八里處有個河灣柳樹灘，部隊休息，大家七嘴八舌議論開來，強烈要求召開民主會議，改選隊領導。會上撤了拓克寬、黃子文的職，一致推選閻紅彥為大隊長，楊重遠為政委、吳岱峰為副大隊長，下轄李成蘭、胡廷俊、馬佩勛、周維仁四個班。對于這次改選，拓克寬、黃子文兩人有思想情緒，新當選的領導人也多少有些顧慮。

馬文瑞得知這個情況，就和大家商量，一致認為新選的隊領導，是根據多數游擊隊員的意見和民主選舉的結果，應當維護。閻紅彥、楊重遠、吳岱峰三位，都是堅強可靠的共產黨員。就說閻紅彥吧，雖然文化程度不高(只讀過三年小學)，但人特別精明強干，1924年年僅13歲，就在家鄉瓦窯堡參加了共產黨員李象九的學兵連。1925年入黨， 參加過清澗起義，又在后九天寨子山的土匪中做過兵運工作。游擊隊在晉西轉戰中，也一直擔任副大隊長兼中隊長，有膽有識，作戰異常勇猛，軍事指揮上也有一套。這三位同志，他們在游擊隊的組建和發展過程中，實際上已經起到了骨干領導作用。因此，應當支持他們大膽做好工作。另外，還有個問題是如何對待“土客”武裝。原來，有三股在黃河岸邊專門保護大煙販子的武裝，幾乎與游擊隊一同被閻錫山的部隊趕過了黃河。為首的是師儲杰、楊琦、楊鼎、肖永勝等。他們到了陜北，也有許多困難，就找晉西游擊隊聯絡，想合伙行動。游擊隊提出一個初步意見，報請特委和縣委決定。游擊隊認為聯合行動可以，但得有條件：一是接受游擊隊統一指揮；二是不準搶人；三是不準強奸婦女；四是不準吸大煙。游擊隊還建議：將這三股武裝合為一隊，名為”陜北支隊”。

 在討論這個意見時，馬文瑞說：“我看游擊隊同志們提出的這些意見很不錯。據了解，這三股武裝，成分很復雜。其中有窮困潦倒、被迫鋌而走險的農民，更多的則是兵痞游民，奸淫擄掠、吸食大煙，相當于土匪武裝。毛澤東同志在 《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談到了對待此類武裝的原則。他指出：‘紅軍成分，一部是工人、農民，一部是游民無產者。游民成分太多，當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戰斗，傷亡又大，游民分子卻有戰斗力，能找到游民補充已屬不易。在此種情形下，只有加緊政治訓練的一法。’”當他一字不漏地背出這段話來，特委派來巡視工作的張資平顯出很吃驚的樣子。這位巡視員，他顯然很欽佩這位特委最年輕的委員和安定縣委書記的驚人記憶力。其他同志雖也心悅誠服，但并不顯出異樣，因為對此已經習以為常。大家知道，馬文瑞記性好，更重要的是對上級的文件，他總是認真反復地閱讀。重要的話，用筆畫出來，他在會上討論工作時，便能一字不漏地復述或背誦，就像是那些下面畫上波浪線的句子，已經刻到了他的腦子里，再也不會忘記。這種一絲不茍的嚴謹作風，他一直由戰爭年月保持到和平建設時期。張資平的心理反應，馬文瑞本人并沒有覺察，他還是全神貫注地談著自己的意見。

 “晉西游擊隊，目前最大的困難是兵力不足。這三股‘游民’武裝在有條件的制約下聯合行動，是可行的。在聯合行動的過程中，應加強政治教育，同時用我們紅軍游擊隊的紀律和作風影響感化他們，逐步把他們改造成真正的紅軍武裝。只是其中‘不準抽大煙’這一條，我看暫時可以不提，等條件成熟再說，因為保煙隊中煙鬼很多，你提這一條，他們中間大多數人一時很難接受，反倒不利于團結改造他們。當務之急是，我們要立即著手動員一大批黨團員和優秀農村青年參加游擊隊。”

 馬文瑞的意見，大家都表示贊同。會議一直開到深夜。人們像操辦一樁大喜事一樣，興奮不已，毫無倦意，當下決定派慕嘉績前去部隊傳達貫徹。其他人立即分頭到各區，會同當地區委一道，秘密動員黨團員和優秀青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晉西游擊隊。

忽培元，祖籍陜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傳記文學創作與研究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現任國務院參事。

      主要作品有文學傳記：《蒼生三部曲——群山、長河、浩海》《耕耘者——修軍評傳》《百年糊涂——鄭板橋傳》《難忘的歷程——延安歲月回訪》《劉志丹將軍》《謝子長評傳》《閻紅彥將軍傳》等；長篇小說《雪祭》；中篇小說集《青春記事》《家風》，中短篇小說集《土炕情話》；散文集《延安記憶》《人生感悟》《大慶賦·鐵人銘》《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記》《秦柏風骨》《山秀珍》《義耕堂筆記》；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和詩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軍評傳》分獲第一屆、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長篇）；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獲中華鐵人文學獎。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在國外出版。

      反映當代生活的長篇小說力作《鄉村第一書記》，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