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何向陽(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中國作協創作研究部主任,茅盾文學獎評委):這是一部大書,大不是指體積、重量或者是它的字數的龐大和宏大,是指它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家馬文瑞同志的一生來記述了20世紀中國革命、建設和中國改革的完整里程。20世紀的風云際會在這部書里有非常重要的完整體現。這部書還完整地通過一個人來言說了中國革命的產生源起,探討和張揚了老一輩革命家的出身和信仰。作家通過馬文瑞同志寫出了中國共產黨員的信念和品格,這是這部大書誕生的一個重要意義。當然對于20世紀的記述我們有很多種方法,也有很多種文學。該書構成一種獨特的敘事文本。對于中國革命,這20世紀中國最大的事件,我們文學也有很多探索,但是這部書提供了一種不同凡響的文本。作者很好地實現了寫作的既定目標,完成了他在前言當中所說的群山一般的黨群關系,長河一般的新中國建設歷史和浩海一般的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畫卷。所以我覺得這個“大”是在這方面,他全景式地展示了中國革命、中國建設和改革的歷程。作者作為傳主的秘書,多年跟隨,對于他的經歷、信念和品格十分熟悉,所以書寫就非常親切、細膩。馬文瑞的一生也是非常有典型性的。書中關于改革開放的細節披露也非常好,如果不讀這部書,不了解這段歷史,我們可能不知道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這個對于理論界非常重要的節點,掀起了改革開放和解放思想的大幕的那些重要史實。馬文瑞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即最先發現并支持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迎來了我們思想解放的春天。這三部書是個人敘事和國家敘事、個人命運和民族命運的結合,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讀一讀這部長卷,牢記和重溫我們民族的歷史、我們國家走過的歷程,記住我們的黨、我們的老一代革命家為國家、為民族所做的犧牲和奉獻,會對我們今后的發展、對我們文化的建設、對我們文學的建設、對我們人格的錘煉都是大有益處的。古人說立德、立功、立言,其實我覺得立言也包括對于功和德的建立。植根于當代這樣一個社會生活非常豐富的現實當中,傳記文學、報告文學其實是通過立言的方式把德和功保存了下來。
——《從個人敘事到國家敘事的成功實踐》
原載于2015年6月19日《文藝報》
第28章:馬文瑞在延安、延長兩縣苦苦尋找黨組織未果,只得返回瓦窯堡街上的特委秘密聯絡點
早春的日子,一個人坐在高山峁上,注視著眼前的溝壑梁峁。起初,他還覺得枯黃的顏色,即那種冬季的嚴寒造成的色調,依然主宰著一切。他仔細觀察腳下的土地和遠處向陽的山坡,這才發現白蒿、薺菜、蒲公英和苦菜已經悄悄地吐露出翠綠色的芽兒。山桃樹和野杏樹泛著青綠的枝頭上,也都結了許多紅茸茸的花苞,只是人們還不易留心它們的出現。用不了幾天,花兒就要開了。到那時,在柔和的春風里、和暖的陽光下,漫山二坬,到處都將呈現出一團一片的殷紅、粉白。那時候,春天才算真正來了。山間耕地攔羊的農民心情會格外快活。平日沉默不語的人們,會高唱起令老年人狂氣的“信天游”,吼著令年輕的女子聽了臉紅心跳的山曲兒,忘記窮光景的磨難和苦愁,也吐出了一冬天蜷縮在窯洞里的霉氣、朽氣。但眼下,坐在山峁上的這個人,眼望著預示著美好未來的一切,并不感到輕松愉快。他顯然像行了遠路的人,兩腿的后褲腳凈是塵土,汗珠掛在臉頰上,嘴唇干裂著,顯出很疲勞的神情。偶爾在山路上碰見人,人家一眼便能認出他是這一帶城鎮上大商號下鄉討賬的伙計。頭戴黑緞子瓜皮小帽,穿著黑棉襖褲,腳登黑牛鼻梁圓口布鞋,褲腳上扎著腿帶。左肩膀上搭著的褡褳,靠前一面用毛筆寫著“白記”二字,表明是白姓人家開的字號里的伙計。鄉間人見多了這樣的討賬伙計,因而也不稀罕。走到村門哨卡,團丁、官兵也不過于刁難。眼下坐在山峁上的這個“討賬伙計”模樣的人,顯然是剛由下面的延河川里爬上山來的。他背靠一株孤立山峁的杜梨樹干,茫然若失地回望著自己剛才走過的方向。他剛剛攀援過來的那條黃土小路,像一條細細的麻繩,彎彎曲曲地一直垂到山下邊去了。延河川對面的溝岔上,有一個小小的村子,僅有幾戶人家。每孔土窯的院子里,垛碼著黑壓壓的梢柴,這標志著主人的勤勞。眼下已近晌午,村里并不見一個人走動,唯見窯煙筒里開始飄出淡青色的炊煙,說明窯里有人。那是他剛剛經過的一個村子。他已經一個人在這一帶山中轉悠了十幾天,記不清經過了多少這樣的村莊。他也到較大的村子和城鎮里去過,想了許多辦法,也沒有找到他急于要找的人。“他們躲到哪里去了?”一路上,他心中總是念叨著這么一句話。漸漸地,他感到有些失望,看來這些日子的辛苦是白下了。他把雙手由膝蓋上放下來,活動了一下有些發酸的脖頸,隨即把鞋脫下來,磕打著里面的泥土,這才發現,鞋底兒上磨出了窟窿。他覺得很可惜。這雙鞋,還是離開任家砭時,任志貞的母親做好了給他穿上的。這么結實的鞋,沒穿到一個月,就磨穿了底,可想這些日子跑了多遠的路。常常是太陽落山了,他還一個人餓著肚子在山路上匆匆穿行。他不知道晚飯在哪里吃,黑里覺在哪里睡,更不知道今天能否安全地躲過敵人的搜捕。他盡量繞開敵人的哨卡,在山間的羊腸小路上奔波。往往順大路走幾里就可以到的一個村子,他繞道翻山越嶺得走大半天。好在敵人做夢也不會想到這個外表看著老實本分的“白記”商號的討賬伙計,竟是中共陜北特委委員、共青團特委書記兼黨的南路特派員馬文瑞。這些日子,他不停地奔波于延安、延長一帶山區,千方百計尋找這一帶地下黨縣、區委負責人,目的是恢復這一帶被敵人破壞了的黨團組織。
這是1932年年初。馬文瑞奉調離開安定縣,回到陜北特委。作為黨的南路特派員,他負責清澗、延川、安定、延長、延安等地黨的工作。由于“立三路線”的危害,延長、延安兩縣黨組織遭到敵人的破壞,同特委失去了聯系。馬文瑞下決心重新恢復兩縣黨組織。他跑了不知多少路,想了好多辦法,仍然找不到線索。只聽說這里縣委和區委遭到破壞后,黨的負責人都隱蔽起來了,有些人跑到了外地,也有的人從此永遠脫離了革命隊伍。一連許多日子,他默默地苦苦尋找著。
山下那條河,有一個形象而簡樸的名字叫延河。延河的“年輪”,在延長這一段看得最為直觀而真切。于高高的山峁上俯視,河水像一條黃褐色的繩索,深深地勒進青灰色的層積巖中。凹形的河岸兩邊,裸露著千層萬層“年輪”似的沖刷帶。這條古老的河,是由西邊的安塞川蜿蜒而來。一路上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不知經歷了多少反復和磨難,只是奔流不息。冬季冰封雪蓋了,水在堅冰下仍然默默地流著。炎夏酷暑季節,水源涸竭了,哪怕只有一線的細水,依然不息地淌著。溯流上行不足百里,就是僅次于榆林和綏德的陜北重鎮延安(膚施),高雙成的隊伍盤踞在那里。
大革命失敗后,這一帶的反動勢力很囂張,革命者的處境特別艱難。此刻,馬文瑞坐在高高的山峁上,望著這條仿佛暗示著某種社會哲理的河陷入沉思。這一時期,由于“圍剿”晉西游擊隊連連失利,敵人的反撲十分猖獗,槍殺蒲子華不久,又喪心病狂地絞殺了白樂亭。革命與反革命展開了殊死的較量。這種情況下,敵人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共產黨人的畏懼和屈服。從慕嘉績的英勇就義起,三位烈士的壯烈犧牲,是對敵人的一次次有力回答:共產黨人毫不畏懼,視死如歸!白樂亭,這位馬文瑞熟悉而又欽佩的戰友和同志,在獄中同敵人的斗爭,堪稱共產黨人的光輝楷模。白樂亭因病在清澗縣城親戚家調養時不幸被捕后,黨組織派人到獄中看望他。身陷囹圄的白樂亭向黨表示:“決不向敵人屈服,決不暴露一個同志,決不出賣黨的機密,死活也由我一個人頂著。”敵人誘降未果,開始用酷刑逼供,用板子打手,往鼻孔中灌辣椒水,將尖利的竹簽釘入指甲縫中……酷刑用遍,他一直咬牙不吐一字。直至押上絞刑架,他才說:“殺我白樂亭不算什么,共產黨人是殺不完的!”想到此,文瑞又記起了那次同樂亭交談時他講過的那段豪言壯語:“老實說,陜北共產黨,丟下我一個,我還是同樣地干,革命是我今生選定的唯一的事業。獻身革命,我要做到視死如歸……”親愛的同志,用英勇獻身的壯舉,實踐了自己的諾言。這在活著的人們心中,燃起了復仇的烈火。“一個人倒下去,更多的人跟上來!”馬文瑞突然意識到,陜北革命斗爭,正如眼下這條奔騰不息的延河。前進的道路雖然艱難曲折,有時甚至令人感到已是山窮水盡,但終究是任何阻力也無法遏止地向前奔流著,直至匯入黃河。中國革命亦然如此。敵人的白色恐怖,猶如肆虐一時的嚴冬,抵擋不住革命的春潮洪流奔騰向前。
馬文瑞在延安、延長兩縣苦苦尋找黨的組織未果,只得暫時返回安定瓦窯堡街上的特委秘密聯絡點——營爾雄,師尊賢小商店里。師尊賢是共產黨員(后叛變),營爾雄原先也是共產黨員,大革命失敗后脫黨,但他同情革命,也樂意承擔掩護工作。這個小商店,較為安全。馬文瑞來到商店,同安定縣委的同志們交換了意見,決定暫時將主要精力放在安定、延川、清澗等縣開展工作。
那些寂寞的日子里,他經常孤身一人穿行于三縣之間,風里雨里,白天夜晚,在人跡罕至的群山荒野中,艱難而執著地行進著。這時候的革命重擔,仿佛統統都壓在了他的兩條腿上。在寂寞的行走中苦苦思索,在孤獨的行走中保存革命的火種,成了他的使命。嚴寒的冬季,拖著冰冷的身子不知道熱炕在何處,漫長的夏日,忍著饑腸轆轆不知道午餐在哪里。好在一個身無分文的革命者,又是精神上的大富翁。像一個上蒼派遣來呼喚民眾起來反抗、掙脫苦難的天使,他周身沸騰著一腔熱血,心中懷著堅定不移的信念,帶著燃燒著的火炬和萌發了的種子,把每一顆心中反抗的激情點燃起來,在每一個居住著窮人的小山村里播下斗爭的種子。當他走在那崎嶇不平的路上,心中也明白,征途上充滿風險,隨時都可能遇上惡狼一樣兇殘的敵人,隨時都可能被捕殺頭。然而他依然鎮定自若,從容不迫。瞧他走起路來那種堅定沉穩,似乎永遠也不知疲倦的步伐,讓人覺得只有朝著真理和光明邁進的人,才能夠那么勇往直前。
“站住!干什么的?”
“串鄉收賬的。”
“褡褳里裝的是什么?”
“流水賬本子。”
同兇神一樣的官兵、團丁一次又一次地對答著這幾句話。狡猾的敵人,常常用狐疑的目光上下打量他。敵人所看到的這個“串鄉收賬”的商號伙計,衣著打扮、面貌神態,連同目光都是無可挑剔,總是瞅不出半絲破綻。
可是每到了一個村子,便有人驚喜地拉住他的手,親親熱熱地喊他老馬。人們知道他和劉志丹、謝子長一樣,也是革命的引路人。許多人跟著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常常是,當夜幕降臨的時候,在山道上耐著饑渴辛苦奔波了一天的老馬就被人們親切地招呼到熱炕頭上,坐下來喝一碗滾滾的黃米酒,吃一碗甜甜的南瓜飯。這一家,也許是一個堡壘戶,是一個黨員或就是黨支部書記的家。面對著那一張張親熱的笑臉,吃著那熱燙燙的飯菜,文瑞心中感到溫暖異常。無比的信任和無微不至的關懷,這是人民給予革命者的最高回報。每當這時,他就強烈地意識到,革命在尚未公開的早期,就像孕育于母腹之中的胎兒。胎兒一刻也離不開母體的養育和守護。正是這些勤勞質樸的人民,時刻供養著革命者,掩護著革命者。而這種建立在養育之恩基礎上的母子親情,又是終生難分難舍,難以忘懷的。每當想到此,他就覺得自己手里端著的,不再是一碗滾米酒、一碗熱瓜飯,而是捧著火熱的心靈。他自己,包括所有的革命者正是由這心靈中獲取著前進的熱量和斗爭的營養。正是這敵人永遠不可思議的來自人民母親的奇特的熱量和營養,支持著他永不疲憊地奔走在革命的征途上。
這天,1932年初夏一個晴朗的日子,是陜北山間那最為晴明祥和的季節里的一天。川野里陽光很溫暖,小風吹拂著翠楊綠柳,把楊毛兒、柳絮無聲無息地飄進秀延河清泠泠的流水中,把藍茵茵的天空吹得像一匹新漂染的海昌藍布一樣純凈。幾個女人亮著一冬天未經風吹日曬的粉白的手臂在河灣里洗衣服,無拘無束的說笑聲隨著流水漂得很遠。農民們吆著牛犋在川野山上播種玉米、黑豆。人們并沒留意到河北邊的官道上走過來一個人,盡管那黑襖褲、白褡褳在陽光下格外耀眼。突然,種地人的鞭聲、吆喝聲和洗衣女人們的說笑聲戛然而止。開始有些奇怪的行路人走過山灣,才發現迎面走過來一隊扛槍的官兵。他想躲避已經來不及,便硬著頭皮朝前走去,同迎面而來的官兵擦肩而過。
這個人就是馬文瑞。昨晚在安定完成工作任務,今天要去清澗。他是一大早離開瓦窯堡的,一直順著秀延河向東走。這一帶的地形他已經相當熟悉,路邊的每一條溝,進去是什么村,每一道山梁翻過是哪兒,他都清楚。晌午時分,他來到安定東區一個村子,區委書記楊樹生就住在該村。在楊樹生家里吃罷飯,臨起身他問:“這幾天路上是否平安?”楊樹生說:“好多天沒見敵人出來了,大概不要緊。”他便順著川道大路一直走,照例化裝成下鄉討賬的伙計模樣。走到楊家園子村,一眼就見土城門洞邊站著兩個扛槍的白匪軍。原來是井岳秀的一個排出來“剿匪”,駐在村里。等他看見敵人,對方顯然也看見了他,只好硬著頭皮走過去。沒等到跟前,黑糊糊兩枝槍口已經對著他了。他心想,幸虧這回褡褳里沒裝文件,不然可就麻搭了。離城門洞還老遠,站崗的突然把槍栓一拉,大聲喝問:“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個商人,到清澗城里去要賬。”
“要賬?哼,我看你不像個要賬的!”
“不像要賬的,你說我像干啥的?”
“我看你像共產黨!”
“共產黨?我解不開,咱只解開記賬、要賬。”
“別裝洋蒜,跟我們走!”
敵人兇狠狠地把馬文瑞帶進村去見當官的。楊家園子是個大村,居住二三百戶人家。村子一面靠山,三面臨川。川水地最多,但多半是財主楊四娃的。村中大多數農民都是他的佃戶。財主楊四娃是個干巴老頭,每天只干兩件事:一是抽大煙,二是耍女人。他家里有兩個專門給他燒煙泡泡的丫鬟,見天伺候他抽大煙。他有大小老婆四房,還有上炕丫鬟若干,自稱是楊家園子的土皇上。他的兒子楊如彬當了國民黨政府的區長。區里的武裝團丁,就自然成了他家守門護院的狗腿子。楊四娃的氣焰也就更加囂張。只是近來得知閻紅彥、吳岱峰帶著晉西游擊隊到了安定,到處打富濟貧,鎮壓惡霸,他嚇得急忙給安定城里駐的官兵送禮求情。官兵就強迫百姓在村子四周修筑了土城墻,把這個地處大川道上的村子變成了一座反動“土圍子”,平日有民團把守。敵人的隊伍出來“剿匪”,也多駐扎在里面。
此刻,馬文瑞被領到一座大磚窯院。那個哨兵說:“你在這里給我老實等著,要敢跑,我就槍崩你!”說著便進窯去給排長匯報。敵排長是個大煙鬼,正和楊四娃面對面躺在窯里炕上抽大煙。兩個丫鬟跪在枕邊伺候著,背后還有兩個捶背的。匪兵開門時,馬文瑞掃見這情形,心中暗暗罵道:“這些寄生蟲,總有一天要收拾你們。”
那個白匪軍報告完,退出來說:“你老實待在這里,一會兒,我們排長要親自審問。”
馬文瑞只得坐在院里的碾盤上等。等了好半天,那家伙才過足了煙癮,趿拉著兩只鞋,打著哈欠走到院子,惡狠狠地盤問道:“剛才說的可疑分子就是你?”
“我是個過路的。”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個商人。”
“到哪去?”
“到清澗城里去要賬。”
“你知道不知道這一帶有共匪游擊隊?”
“聽說有,咱沒見過。”
那個大煙鬼,突然伸手從腰間拔出手槍,頂著馬文瑞的胸口,大聲喝道:“別裝蒜了,你是共匪的密探!”
馬文瑞瞟了一眼他手中的槍,說:“我是個收賬的商人,誰說我是密探?”
敵人見他不慌不忙,對答自如,把他渾身上下搜了一遍,問:“你真不是密探?”
“不是。”
“那好吧,你走。”
馬文瑞離開楊家園子,頭也不回地走了老遠,才感覺自己背上濕乎乎冒出了冷汗。

忽培元,祖籍陜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傳記文學創作與研究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現任國務院參事。
主要作品有文學傳記:《蒼生三部曲——群山、長河、浩海》《耕耘者——修軍評傳》《百年糊涂——鄭板橋傳》《難忘的歷程——延安歲月回訪》《劉志丹將軍》《謝子長評傳》《閻紅彥將軍傳》等;長篇小說《雪祭》;中篇小說集《青春記事》《家風》,中短篇小說集《土炕情話》;散文集《延安記憶》《人生感悟》《大慶賦·鐵人銘》《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記》《秦柏風骨》《山秀珍》《義耕堂筆記》;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和詩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軍評傳》分獲第一屆、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長篇);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獲中華鐵人文學獎。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在國外出版。
反映當代生活的長篇小說力作《鄉村第一書記》,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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