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李一鳴（作家、文學評論家，現任中國作協辦公廳主任、中國作協魯迅文學院常務副院長、教授）：這部傳記是大體量的、高質量的大作品。首先是一種歷史的發現。歷史是民族的腳步、國家的記憶、人類處境的見證。文學，特別傳記文學，是記憶的產品，是歷史的復活與再現。忽培元的作品是把人放到歷史中去描寫的，人的歷史、國家的歷史、黨的歷史是疊合的，歷史是背景、是事件、是進程也是內容，在這里他著重描繪了一個人、一類人、一群人，他們的思想、精神、人格、情感，他的最大特點是描寫了人的心底世界。第二是一種歷史觀的呈現。歷史觀就是對歷史現象、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根本看法，我感覺在他的作品中對社會歷史是全面的認知，對歷史現象是辯證的分析，對歷史事件是發展的認識，對歷史人物是深入的洞察，正確處理了表象與本質、歷史與邏輯、宏觀與具體、個體與群體的關系。第三是一種寫作態度的體現。三部巨著都有他的照片，看到這三張照片我想到了歲月流失、長河奔流，寫作確實是定力的較量、體力的跋涉、智力的遠行。150萬字，30年的寫作，沒有對道路和文學的信仰、信心和信任是不可能的，非常值得我們尊重。

——《從個人敘事到國家敘事的成功實踐》

原載于2015年6月19日《文藝報》

第29章：“像她這樣一位農家婦女，真誠地支持革命，西北革命中不知有多少這樣默默無聞的英雄”

安定楊家園子脫險后，馬文瑞來到清澗縣城。清澗是當時陜北的富庶之地。陜北人自古引為自豪的是：“米脂婆姨，綏德漢，清澗石板，瓦窯堡的炭。”清澗縣城地處黃河西岸，是由延安去綏德、榆林的交通要沖。不僅盛產光滑平整的石板，還是陜北有名的紅棗之鄉。初夏四五月間，正是棗葉吐翠、棗花飄香的時節。清澗的山川、村落到處是一派翠色，花香四溢。清澗縣城，是一座名副其實的石板城。城池坐落在秀延河與南河二水相匯處的筆架山下。城墻是石板壘的，城街是石板鋪的，街道兩邊的石窯椽廊和房屋頂上，全蓋著平展展的石板。這石板組合的世界，使這座三山屏圍，二水繞流的小城，顯得頗具特色。

馬文瑞由南門進城。南街很短，走出不到半里，就到了城內熱鬧繁華的小十字街口。十字街口南角，有一個“馬記飯館”，賣燒肉粉湯、豆腐燴菜，還有鹵豬肉外帶餅子蒸饃。掌柜的姓馬，又兼著大師傅，在爐前掌勺，人很和氣。馬文瑞每次到清澗，都要到這馬記館子坐下來，吃一碗豆腐燴菜。他總是背靠南墻，面沖門坐著。由那里望出去，街上的行人動靜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還能看到半山坡上敵人駐軍的院門。門兩邊扛槍站崗的衛兵的面孔和出來進去穿黃皮八大塊的官兵高矮胖痩都能看個清楚。到館子里吃飯的人很雜，有進城趕集的當地老實巴交的農民，外地來做買賣的點頭哈腰的客商，縣政府穿制服留洋樓拼命掩蓋著寒酸而做作出一副傲慢相的小官僚和黑衣服上滿是油污煙塵的目光狡黠的小市民。馬文瑞混在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中間，很不引人注目，只是那人緣很好的馬掌柜認識他。他剛一進門，掌柜的便親熱地招呼道：“來了?吃碗什么?”

馬文瑞說：“燴菜、餅子。”

機靈的小伙計不大一會兒就把一碗澆了油辣子的熱氣騰騰的燴菜擺在他面前。馬文瑞坐下慢慢地吃。近旁是兩個農民在吃飯，一個壓低嗓門說：“老哥，你聽說了嗎?延川出了幾個強人，有一個叫高朗亭，還有一個叫劉善忠。這兩人乘咱清澗淮寧灣民團頭子邱樹凱不在山寨，就化裝成團丁混進去，空手繳了人家六枝快槍。”另一個年紀稍大的說：“這話你聽誰說?”“剛才在驢市上聽王牙子說的。那驢兒喝多了酒，就滿世界吼喊，還說那些人里有共產黨分子。”“這話可不敢亂傳，叫縣衙的人或官兵聽見可不得了。”兩人不再說話，只是埋頭吃飯。

兩個農民的對話，馬文瑞聽得真切。恰在這時，門里走進來一個人，同樣是一身商人打扮，只是頭上不戴瓜皮小帽，而像山西人一樣朝后挽著一塊白毛巾。這個人嘴很大，眼睛較小，瞪圓了，卻顯得很有神。馬文瑞一眼便認出他是延長縣的一位黨員叫譚生彬。譚生彬進得門，很快地掃視著吃飯的人。當他看到馬文瑞時，突然目光一亮，隨即又冷靜下來，沖著掌柜的說：“燴菜、餅子。”便若無其事地坐在文瑞對面的座位上，輕聲說：“你也吃飯?”馬文瑞點點頭。兩人匆匆吃罷飯，由“馬記飯館”出來，到了東城門外，在河畔上一片棗樹林中坐下來拉話。

譚生彬說：“自從‘立三路線’到來之后，延長不光黨團組織暴露了，建立的幾個秘密聯絡點也遭到敵人的破壞。我們同陜北特委失去了聯絡，也不知道往后如何開展工作?”

馬文瑞見到譚生彬自然很高興，對這位在白色恐怖下不退縮、不動搖，還積極尋找組織，請求分配工作任務的同志很賞識。他親切地望著譚生彬說：“我到延長一帶跑了幾天，發現農民們痛恨白軍，痛恨官府衙門，對橫征暴斂十分不滿，這里面蘊藏著極寶貴的革命熱情。當前這種情況下，可以秘密發動群眾，同敵人展開斗爭。在群眾斗爭中，注意培養積極分子，物色發展黨團員。”

從此，譚生彬按照中共陜北特委的指示精神，同共產黨員李春光等人一道在延長縣堅持活動。1932年5月17日，他們鼓動數千名農民攜帶農具、灶具，包圍縣城，進行抗糧抗稅斗爭，歷時十多天，直至縣長答應農民提出的條件，方才罷休。這次大規模的群眾斗爭，打破了黨團組織遭受破壞后延長縣革命斗爭的沉悶局面。

再說那天，馬文瑞告別了譚生彬，天色已近黃昏。城里城外的居民，家家戶戶的煙筒都冒起濃濃的炊煙，三山屏圍的清澗城一下便被鎖在煙霧中了。唯有西南面的筆架山在飄散著晚霞的天空映襯下，顯出清晰可辨的輪廓。馬文瑞沿著河灘朝東走去。前面不遠處，那個很大的村子叫石臺寺。村前路邊上有一座魁星樓，在暮色里高高地矗立著，長長的影子倒映在河面上，朱砂紅的墻壁和青黑色的瓦，在晚霞里顯出幾分古色古香的神秘。據說這樓上原先是一個書院。清澗雖是山區，但歷來就有讀書習武的傳統，不光縣城里有書院，鄉間富足些兒的大村鎮上也都立有書院，只是多數已經毀于兵災。馬文瑞聽說晚清年間，石臺寺的書院曾經出過好幾名文秀才，便在村民心目中，頗有幾分功德記著。加之它建在村口一座獨立的石臺上，面村背河，形勢頗有幾分峻拔高古，這才不斷得以修繕，保留下來。馬文瑞走到魁星樓下，天就完全黑了下來。于是他在夜幕掩護下，快步朝村子后面的小環溝走去。中共清澗區委書記劉耀三家，就在這偏僻隱蔽的小環溝。劉耀三弟兄五個，個個精明強干，在村里又好主持公道，專門帶領窮人和地主老財作對。因此，五條漢子，人稱“五虎”。他們居住的小環溝，也被稱作“五虎溝”。這小環溝，雖離石臺寺很近，離清澗城也不過七八里路，但是僅有一條路與外界相通，周圍四山環繞，翻過后山，便是“赤色村莊”——小岔子和大岔子，實為既隱蔽又便于走脫的開展地下工作的理想地理環境。劉耀三家原本是石臺寺的老戶，只是為了鬧革命，才舉家遷來獨居小環溝。石臺寺數百戶人家，幾乎全都姓劉。像綏德縣的鐵茄坪一樣窮富差別懸殊，把同宗共祖的一姓人分為兩大階級。大革命時期，劉耀三首先起來鬧革命。他把村里的貧雇農組織起來，在魁星樓上堂而皇之地懸掛起“石臺寺農民協會”的招牌。見天夜晚在樓里敬奉著孔夫子的圣人堂上開會、上課，宣傳農民翻身和社會革命的主張，把全村窮人心上的燈盞都撥亮了。此后，村里秘密建立了黨團組織，劉耀三成了清澗當時很有名氣的革命者。像劉治祥那類祖輩攬工、窮得娶不上媳婦的人，都在他的帶動下，加入了共產黨。

馬文瑞當晚來到那早已熟悉了的一排十三孔石窯的院子。狗剛一叫，機敏的主人便出門來，也不搭聲，只將手按著見了生人有些躁動不安的狗，注視著坡里上來的人。這就是劉耀三本人。等來人走近了，他才輕聲問：“是誰個?”

“我，安定來的老馬。”

劉耀三一聽，興奮地丟開狗，上前接住馬文瑞肩頭的褡褳，說：“今兒哪里起身?”馬文瑞說：“瓦窯堡起身。”“怎這會兒才到?”“楊家園子遇了點麻煩事。”

兩人說著話來到靠東頭的那孔窯里。馬文瑞每回來小環溝，都住在這孔窯里。窯側是個豬圈，靠院外的圍墻上留了個洞兒，明里看著，是出豬糞的通道，平時用石板蓋著，不留心很難發現。如遇緊急情況，譬如敵人由街門那邊來，就可以由此出去上后山。窯里好些日子不住人了，有些森涼。劉耀三的婆姨對男人鬧革命很支持，見來了熟客，就知道是干什么的，不用男人吩咐，就去摟柴燒炕，隨后端來一碗紅豆悶玉米飯和一碟子酸菜放到客人面前的炕桌上。她悄無聲息地干著這一切，好像這一切都是她理所應當干的。

“歷史不應當忘記他們。”一次，馬文瑞回憶起劉耀三婆姨時，很有感慨地說。“像她這樣一位農家婦女，是真誠而有力地支持過革命的無名英雄。在西北革命中，不知有多少這樣默默無聞的英雄。她們沒有文化，不是黨員，也不參加黨的會議，但實際上卻經常參與著革命活動。她們對于‘革命’這兩個字，并沒有多少深刻的理解和認識。但由于她們的親人、丈夫、父親或兒女參加了革命，她們也就很自然地成了革命的同情者和擁護者。她們長年累月心甘情愿地替革命者燒炕煮飯，端茶遞水。革命順利時，她們興高采烈；革命失敗時，她們愁眉不展。這些與革命事業息息相關的人，其實是革命事業中不可缺少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革命成功后，功臣的名單中，沒有她們的名字。她們中間幸存下來的人，至今許多仍然住在當年接待過革命者的窯洞里，吃著粗茶淡飯，穿著補丁衣衫，過著普通農民一樣的艱苦的勞動生活。我們的社會，不應該忘記這樣一批為革命做過好事的人們。”

那一晚，飯擺好了，劉耀三說：“你先吃飯，咱有話慢慢拉。”

馬文瑞也不客氣，端起飯碗呼哧呼哧吃起來。吃罷飯，炕也燒熱了。火口上坐著的水壺咝咝響著直翻水花兒。劉耀三婆姨收拾了碗筷，又像每回一樣夾著被褥過來，把被窩兒焐在緊靠灶火的炕頭。兩人開始守著炕桌上的油燈，喝茶拉話。這對于在外面奔波了一天的馬文瑞，是最快慰、最舒心的時刻。窯洞的空間雖小，燈光也很暗，但對于像他這樣的職業革命者來講，卻是最安適、最溫暖的一方天地。

與別的他所熟悉的同志相比，劉耀三是一個介乎知識分子和農民之間的那一類型的革命者。他有一定的文化，卻更了解農民的心理，是一個很有經驗也較有頭腦的務實型的黨的基層工作者。一年前，在綏德合龍山特委擴大會上，他曾經單槍匹馬對“立三路線”提出異議。實踐已經證明，他當初的意見是正確的。對那種“左”傾盲動主義的做法，他同馬文瑞一樣，是在工作實踐中加以抵制的。清澗黨組織之所以沒有完全破壞，與區委對“立三路線”的消極抵制有關。劉耀三在同馬文瑞的多次接觸中，發現這位年輕的特委負責人看問題既客觀又深刻，對許多問題有自己的獨特見解。兩個人常常是一拍即合，很能談得來。

在那個棗花飄香的五月沉靜的夜晚，他們一直拉談到啟明星升起。

第二天，窯窗剛透亮，馬文瑞就起身告辭。他要趕天亮之前，翻過后山到小岔子村，然后還要去幾十里路外的大馬家山村、解家溝、袁家溝和王家洼。這幾個村的黨支部，都同他是單線聯系。這回他改扮成一個小學教員的模樣，因為這幾個村的黨支部書記，如唐洪澄(時名賀生春)、白如冰等，公開身分都是小學教員。他在小岔子村吃過早飯，一路朝東，翻過一道山梁，就到了青龍河川。遠遠望去，蜿蜒的青龍河臥在深深的石槽里面。河水碧澄清澈。河畔山石裸露著，表明這是一條古老而落差很大、流水湍急的河流。河對岸的山岔口上，有一座青龍廟，也說不清河與廟是誰借誰而得名。馬文瑞坐在廟對岸的石畔上休息，眼瞅著匆匆流逝的河水，難免產生一些不由自主的遐想：

“……秘密工作的艱難，在于它必須將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化作一種無聲無息的行動。渴望叱咤風云的革命者，必須銷聲匿跡，耐得精神上的壓抑和孤寂。而誰又曉得，在貧窮偏僻的陜北山區，其境況有多艱難?不像在大都市搞地下工作，這里沒有高樓洋房，沒有公路汽車，更沒有燈紅酒綠，甚至沒有活動經費，也沒有一個掩護身分的公開職業。一個革命者，你所要具備的就是一顆忠誠的心靈和兩條永不知疲倦的腿。正是在這樣艱難困苦的情況下，你得千方百計努力培養發展黨團員，擴大黨團組織，組織貧農團，建立黨的秘密聯絡站，創建一個個‘赤色村莊’……這一切，又都是赤手空拳在全副武裝的敵人眼皮底下進行……黨團組織得由你去領導和指揮，廣大群眾得由你去組織和發動。‘鬧紅’的人，你們肩負著多么重要的歷史使命呀!由于長期搞地方黨的工作，你的工作性質決定著你的身分，不能像志丹、子長他們這些搞武裝斗爭的同志那樣名揚四方，威震敵膽。在殘酷無情、充滿危難的斗爭實踐中，你必須千方百計隱姓埋名。許多搞秘密工作的同志都有幾個化名，以蒙蔽敵人。令你痛苦的是，你深深地熱愛著群眾，卻往往又不能公開到群眾中去露面，不能經常在群眾集會上出現，更不能當眾講話。秘密工作的組織原則和活動紀律幾乎使你成為孤獨神秘的人物。眼前永遠是翻不完的山峁，走不完的山路。當你長年累月行走在這寂寞曲折的羊腸小道上，眼前并望不見革命成功的陽關大道，像眼下這條細細的青龍河，它作為無定河上的一條小小的支流，并不曾見過黃河，見過大海，但它仍然信心百倍、毫不停息地奔流著……”想到這里，他頓覺身上恢復了氣力，站起來，伸伸疲憊的雙腿，又大步朝前趕路。一邊走，一邊尋思著，對自己方才的思想閃念感到有些愧疚。

傍晚時分，馬文瑞來到大馬家山村。這是一個靠近無定河畔、距離黃河也不遠的村子。在村里小學校，黨支部書記唐洪澄喜出望外地握著特委特派員的手，高興得老半天不知該說什么。“走，到我窯里吃飯去。”洪澄說著就拉著文瑞的手往外走。夜幕中，兩個人默默地行走在崎嶇的村道上，一前一后，相互看不清臉，卻能由彼此的身影和腳步聲里，感覺出同志相逢的激動心情來。走在后邊的馬文瑞，望著唐洪澄的背影，心中感到格外親切、靠實。他心里暗暗對自己說：“這個同志，不單是文化高，性情也溫和，像個農民同志一樣持重、忠厚，但對敵斗爭卻十分堅定頑強。”最使他難忘的是1929年時，唐洪澄主動配合綏德地區的饑民斗爭，在清澗農村秘密活動，提出“不納糧，不交稅，反對成立民團”的口號，鼓動起上萬農民群眾參加抗糧斗爭。前一時期，敵人白色恐怖加劇，清澗黨組織一度同陜北特委失掉聯系，許多基層干部和黨員動搖了，有的逃離，有的甚至向敵人自首了。唐洪澄卻毫不膽怯消沉，他冒著被捕坐牢的危險，與鄰近的中共綏德南區區委接上關系，主動接受領導，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下，積蓄發展革命力量，奮力堅持斗爭……眼下，見到特委來了人，他怎能不高興呢?“文瑞，不管他敵人在別處怎么猖狂，咱大馬家山是紅的!”走在前面的唐洪澄突然扭回頭小聲說，語氣中充滿了自信和自豪。這種樂觀堅定的情緒，一下子把奔波了一天的馬文瑞滿身的疲勞都趕跑了。當下，洪澄把文瑞引進自家窯里，立即叫家里人燒火做飯。吃罷飯，兩個革命者便在小學校里，守著一盞小油燈，興致勃勃，徹夜暢談……

最艱難的日子，馬文瑞除了在安定、延川、清澗、延長一帶奔走，還到葭縣、吳堡、榆林、橫山等縣巡視工作，在白色恐怖里艱難前行。經過大家的艱苦努力，陜北地區革命力量迅速得到恢復發展，二十三個縣中，二十一個縣有了黨團組織，貧雇農黨員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使革命的影響在廣大農村深入下去了。許多村莊，很快開辟為“赤色村莊”。有些地方的黨組織，像安定任家砭、綏德鐵茄坪、米脂姜興莊、清澗小岔子、神木賈家溝、葭縣南、吳堡樊家圪坨等，在陜北游擊戰爭尚未開展之前，實際上已經公開，成為紅色堡壘和中心區域。陜北革命的道路，其實從那時起已經不自覺地實行著“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直至使敵人固守的縣城和重鎮，變成了一座座孤立無援的“土圍子”。

忽培元，祖籍陜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傳記文學創作與研究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現任國務院參事。

      主要作品有文學傳記：《蒼生三部曲——群山、長河、浩海》《耕耘者——修軍評傳》《百年糊涂——鄭板橋傳》《難忘的歷程——延安歲月回訪》《劉志丹將軍》《謝子長評傳》《閻紅彥將軍傳》等；長篇小說《雪祭》；中篇小說集《青春記事》《家風》，中短篇小說集《土炕情話》；散文集《延安記憶》《人生感悟》《大慶賦·鐵人銘》《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記》《秦柏風骨》《山秀珍》《義耕堂筆記》；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和詩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軍評傳》分獲第一屆、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長篇）；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獲中華鐵人文學獎。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在國外出版。

      反映當代生活的長篇小說力作《鄉村第一書記》，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