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當英國國旗從維多利亞灣畔降下的時候，香港一個半世紀被英國殖民的歷史終于結束了。今天，多姿多彩的香港文學反映了新的歷史現實。就作家隊伍的構成來說，其中不僅有南來北往、東去西遷、土生土長、留港建港、移民回流的作家，還有定居國外而把作品寄回香港發表的作家，作家隊伍可謂龐大，特別是南來作家和本港作家兩大作家群體的裂縫漸趨彌合，創作勢頭十分旺盛；就年齡結構來說，老中青三代甚至四代同堂，特別是新生代的崛起給香港文學注入了新的質素；就創作本身來說，雖然因“九七”回歸而引起的“香港意識”一度高漲，但幾年后不僅“漂流異國”的故事不多，而且從政治角度感慨“此地是他鄉”的小說也明顯減少。可見“一國兩制”政策和《基本法》深入人心，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中心的地位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梁作用非但沒有變，反因隨著和大陸關系的進一步緊密而進一步加強。在這點上，應該說《香港文學》起到了橋梁的重要作用。該刊的辦刊宗旨就是“立足本土，兼顧海內海外；不問流派，但求作品素質”。兩任主編劉以鬯、陶然都身體力行努力做著發展香港本土文學、營造多元文化氛圍、溝通世界華文文學、傳播中華文化的偉大事業。香港這種多元開放、兼容并包的獨特文化氛圍使香港文學呈現出自己的獨特質素。困境與光明并存香港是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都市，市場法則一直是影響文學創作的最重要因素。通俗文學流行天下，嚴肅文學邊緣化，其生存空間越來越狹窄。對此現象，香港學者鄭炯堅歸納為：文學被迫踏上十字街頭；“山頭主義”的文壇厚黑學；“作者”（鄭把寫得不好或寫偽文學的統稱為“作者”）充“作家”；征文多黑幕；暢銷排行榜有欺騙；書籍無書店容身；儒商結合（以商養文，文學也就成了商之附庸）；文學系學生稀少（由振興文學的“吶喊”到“彷徨”；由文學理想的“追求”到“動搖”而終“幻滅”，離開文學隊伍）；流行“心理治療”小說（指成人童話的武俠小說、少女童話的言情小說、兒童童話的奇幻小說三類小說）。*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香港文壇危機重重，解救絕非一日之功。近十年來，在香港先后出現又消失的文學雜志有《香港文學》《文學世紀》《城市文藝》《作家》《香江文壇》《文藝研究》《詩網絡》《圓桌詩刊》《秋螢詩刊》《純文學》《當代文藝》《當代文學》《爐峰文藝》《百合》《滄浪》《香港文藝報》《香港筆會》《讀書人》《青文評論》《香港文學報》《香港書評》《香港散文詩報》《詩雙月刊》《詩潮》《呼吸詩刊》《星期六詩刊》《當代詩壇》《詩世界》等三十多份，堅持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的雜志只剩十多份。想到這三十多份雜志多舛的命運，不能不令人傷感。這三十多份雜志中，有些是藝術發展局資助的，如《文學世紀》《城市文藝》《讀書人》《純文藝》《當代文藝》《爐峰文藝》《香港書評》《詩潮》《香江文壇》《文藝研究》等；有些是由商業機構資助或由文學社團自籌經費，如《香港文學》《作家》等；其余大部分是私人集資自費出版的，這些刊物很少能夠做到自給自足、自負盈虧，它們銷量極少，很難普及到大眾讀者中去，即使是文學愛好者和作家也不一定知道它們的存在。而前兩類雜志雖然有不同形式的資助，但發行上同樣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雜志發行如此，文學書籍的出版發行更是艱難。就藝展局每年資助出版的書籍來看，其銷量也令人擔憂。其主要原因在于本質上與商業化、資本化思維有所抗衡的文學書刊，在營運市場上不可避免的邊緣化，甚至會在講求高流通量、高銷量書刊的汪洋商海中淹沒。這是不以任何文學思維為轉移的商業規律。那么香港是否就像某些人所說是個“文學沙漠”？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從本港作家群落來看,有一支四代同堂的創作隊伍。舒巷城等碩果僅存的老作家是現在本港作家第一代,他們仍然寶刀未老，但可惜的是前幾年舒老先生已駕鶴西去；第二代是在戰后50年代登上香港文壇的,主要有海辛、張君默、夏易等人。他們經歷戰亂、閱歷豐富,深知香港,有著深深的民族情結,在香港文壇辛勤耕耘已有半個多世紀,其作品有著明顯的嶺南特色和濃郁的港味。第三代以小思、西西、也斯、吳煦斌等為代表。他們多生長在50年代,既熟悉香港又學貫中西,60年代登上香港文壇,而今正是人到中年,堪稱本港作家的中堅。第四代是60年代以后生長在香港的青年作家,他們以新銳之姿沖擊香港文壇,觀念開放,注重創新，如董啟章、王良和、羅貴祥、韓麗珠等，體現著本港作家創作的未來趨勢。從南來作家群落來看,現在活躍于香港文壇的也有四代作家。第一代以劉以鬯等為代表,他們在50年代初期前后來到香港,經半個世紀的奮斗,已在純文學領域里坐穩了江山,代表著現代派小說的最高成就。第二代是以陶然、梅子、白洛、顏純鉤等為代表的70年代來港作家。他們大多是海外僑胞子弟,從東南亞等地返回祖國求學,經歷了“文革”風雨后來到香港,并以其富有批判力度且不缺乏藝術創新的作品在香港文壇站穩腳跟，成為南來作家的主力軍。第三代是80年代來港的一批作家，如陳娟、王璞、蔡益懷等，他們一方面延續著書寫疏離香港、漂泊異鄉的主題，同時更多思考都市的人性迷失以及對人類命運的終極思考和探索。第四代是70年代、90年代來港的廖偉棠、黃燦然等，他們以更為開放的觀念、更為新穎的形式探索，為自己的作品增添了現代主義的色彩。這諸多作家辛勤耕耘，他們的業績為香港文壇帶來了光明。作家逆水行舟的執著和熱情十年來，亞洲金融危機、非典、中國“入世”等重大事件都給香港在社會心理、文化心態、經濟生活等方面帶來極大影響和變化，這些在文學作品中都有表現。但與大陸文學的傳統相比，作品直面社會現實的較少，其內容多集中在敘寫回歸歷史、成長記憶或是續寫名作幾個方面上。“九七”以來，作家陶然繼續其顛覆和重組經典的故事新編。那些在《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等古典名著中為人熟知的英雄好漢，被他以超時空、超邏輯的文學游戲方式置于現在的商業社會。在《連環套》《一筆勾銷》《再度出擊》《惑》《反》等作品中，主人公從前的生活世界和他當下轉世的世界天然地構成了一對矛盾，這種矛盾表現在小說結構上，往往是讓人物的意識魔幻般地穿越時光隧道，接通香港現實，以古人在當代商業社會的復活和無所適從來掃描現實的罪惡和難以理喻，寓言化地闡釋商業法則與人性法則之間的矛盾沖突。這類作品很多，如伊凡的《女媧織網》、洛謀的《創世紀》、陳寶珍的《改寫神話的時代》等，它們委婉曲折地表現了今天的社會現實。這種書寫方式展現了作家為拓展小說的物理空間和心理空間所作出的努力。除了回歸歷史，更多作家關注書寫成長記憶，這類具有私人化形態的成長小說，在近十年的香港文壇上占據了不小的比例，且時有優秀之作。如也斯的《愛美麗在屯門》、王璞的《幺舅傳奇》、王良和的《魚咒》、關麗珊的《貓兒眼》、余非的《第一次寫大字報》、黃虹堅的《出遠門》、韓麗珠的《壁屋》《回旋游戲》等，都是這方面被大家公認的代表作。韓麗珠筆下的“壁屋”既指父親被囚的監獄，也象征著人類的一種困境。“雙生姊妹”對壁屋每一階段的不同理解，也意味著他們成長的不同階段。父親在“雙生姊妹”剛出生時就進了“壁屋”，他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的缺席，導致“雙生姊妹”對“壁屋"的最初向往。雖然那里是“一棟面面都是墻壁的房子，無論走到哪里，面前都是一堵墻壁”，但還是覺得“墻壁領我們到該到的地方去”。缺少了父親的家庭再加上母親的暴躁易怒，使得成長中的“雙生姊妹”把“壁屋”當作能夠逃避冷酷現實的烏托邦王國，她們對壁屋重新進行了定義：“壁屋是一個冬暖夏涼的地方”，住在壁屋里的人看見的是“一堵有趣的墻壁，一堵沉默的墻壁或一堵溫柔的墻壁”。當他們看到父親從那里出來后，對“壁屋”有了更新的理解：“壁屋是一個面面都是墻壁的冰冷地方，每次當一個人走進去，住上一段日子，他再次走出來時，便會面對一個全然不同的世界，一切都是新的。”在這里，“壁屋”變得“冰冷”，而現實卻是“新”的，兩者之間的位置發生了置換，其中原因頗令人思考。盡管如此，雙生姊妹一個出走，奔向令人向往的“壁屋”，另一個則留在四面是墻的現實里。又如王璞的《幺舅傳奇》也是從一個小女孩的視角觀察幺舅傳奇的一生，伴隨著幺舅悲劇命運的起起落落，恰是“我”曲折成長的過程。成長小說給讀者提供了富于質感的細節和經驗，也為文壇留下了許多內在化的香港經驗。十年來，很多香港作家如葉輝、董啟章、羅貴祥、郭麗容、廖偉棠、黃燦然甚至老一輩作家昆南等都執著于藝術王國的形式探索，以此來抵抗日益商業化、邊緣化的文學。就小說而言，有魔幻小說、后設小說、裝置小說、對寫小說、接龍小說、寓言小說等不同類型，形成了香港文學的一道風景線。老作家昆南老驥伏櫪，采用裝置小說形式寫出了名篇《天堂舞哉足下》。這篇小說截取其中的任何一段都可以獨立成章，正如作者所說，本書每一個情節，可以獨立發展，甚至隨意肢解，然后拼湊裝置之后，仍能夠生長，就算夭折，也會出現彈性的夭折。袁兆昌、黃敏華的《對寫》則以男女雙方對寫、對想的方式來表達對對方的感受，有時又極力偏離對方的話語模式，呈現出后設文本的魅力。再如：董啟章的《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溜冰場上的北野武》、韓麗珠的《輸水管森林》《林木椅子》、羅貴祥的《有時沒口哨》、郭麗容的《兩個城市的女人》等等，或形式實驗，或冷漠敘事、花樣翻新，體現出作家對小說藝術追求的熱情。另外，如李歐梵的《范柳原懺情錄》、于青的《香港白流蘇》、陳曦靜的《尋找王琦瑤》等作品都屬于續寫名作或者從名作中汲取靈感的代表作。其中《范柳原懺情錄》和《香港白流蘇》都是對張愛玲《傾城之戀》的續寫和演繹，它們傳達出了作家對名作的獨特理解及其鮮明的創作個性。文學創作需要藝術熱情和執著精神，正是有了這些逆水行舟者的執著和熱情，香港的文學創作才日趨豐富。我們期待今后香港文藝的百花園能夠更多姿多彩，更富有時代氣息。 *見《香港文壇現象、危機及解救》，《香港文學》2006年1月號，第253期。 來源：文藝報計紅芳
2007-07-03 23:12:13
作者:佚名
-
0
-
17761
璀璨文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