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深圳特區報鄭麗虹 記者昨日獲悉,為進一步向廣大市民提供優秀的文藝作品,豐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展示深圳本土優秀文藝成果,深圳發行集團利用網點優勢,在深圳六區開展“五個一工程”獲獎作品重點展示活動,向深圳市民展示國內、本省、本市的優秀文藝作品,并為即將召開的十七大營造歡樂祥和、昂揚奮進的良好氣氛。據了解,即日起至10月15日,深圳書城中心城、羅湖城、南山城、鹽田店、寶安區中心店、龍崗區中心店設置專區專題展示“五個一工程”獲獎圖書和音像制品,其中《叢飛震撼》、《瘟疫,人類的影子》、《叢飛,就這樣感動中國》、《又見西柏坡》、《春天的故事》等市民耳熟能詳的文藝作品,是本次獲得“五個一工程”獎的深圳本土優秀作品。
來源:文藝報任晶晶9月8日,由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評論》雜志、文化藝術出版社、文藝報社共同主辦的“玄幻武俠作家龍人作品研討會”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召開。鄧友梅、張鍥、張炯、梁鴻鷹、舒乙、閻綱、周明、崔道怡、何西來、金堅范、雷達、傅溪鵬、李炳銀、查振科、杜家福、趙春強、解璽璋、鄭治清、吳祚來等出席會議。 龍人于1983年開始致力于武俠小說的創作,至今已歷經20余年,著有《亂世獵人》《洪荒天子》《滅秦》《封神雙龍傳》《正邪天下》《霸漢》《玄武天下》等20部作品。他的作品在美國、日本、韓國、東南亞上市后,掀起了一股東方玄幻武俠文化的風暴,被各大網絡爭相連載,目前網絡總點擊率已過10億,在從未做任何宣傳的情況下,他的圖書發行量在千萬冊以上。專家們認為,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而且必須要重視的文學現象、文化現象,值得進一步探討和研究。 專家們肯定了龍人豐富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張炯說,從古代的神話到中國古典小說像《西游記》《封神演義》等都是很有想像力和幻想力的,龍人的這種繼承和發揚,對活躍我們當前的文學創作來說,應該是值得提倡的。同時他的小說多數以中國歷史為背景,融合當下最為流行的時尚的文學元素,對傳統武俠樣式加以奇異的改造,塑造正面的英雄形象,傳達我們民族優秀的精神傳統,這一點也是值得稱贊的。何西來認為,漢文化的推廣只有孔子學院不行,只有于丹講諸子也不行,我們還需要像龍人這樣的玄幻小說,有浸透著中國文化精神的這樣一種小說,我們應該為他的創作鼓勁。鄧友梅則語重心長地說,作為通俗文學,語言也很重要。文學是一個語言藝術,故事可以編,細節可以編,惟獨語言是編不出來的,他希望龍人包括和他一樣的從事通俗文學寫作的作者們還是要拿出時間來下功夫學習來提高自身語言的魅力。吳祚來認為,寫作的人應該有一些文化的擔當,如果能在作品里加進一些人文的東西,加一些對真理、自由、博愛、人權、維護的精神,將不僅僅是一個一般的通俗讀物,而是有真正人文價值的武俠作品。 在崔道怡看來,這是既可欣喜又未免憂慮的事情。欣喜的是以武俠和玄幻小說領先的通俗文學作品,豐富了創作的園地,使文學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眾化、普及化。然而這種非主流洶涌澎湃,主流只受小眾的青睞的態勢,又不得不讓人心生憂郁:商業文學時代的不斷深入,會給文學帶來怎樣的未來?雷達認為,今天是一個不斷出現新鮮的陌生事物的時期。在今天全球化和高科技的背景下,包括人文觀念變化的背景下,文學發生了變化,包括文學品種、文學作家的構成等,讀者本身和需求也發生著變化。我們需要面對的是對這些新現象和事物進行怎樣的引導。他希望,通俗文學和純文學要互相的借鑒和互相的啟發,通俗的東西要汲取一些高的審美要求。
來源:京華時報卜昌偉 賈平凹當選陜西作協主席原任陳忠實擔任名譽主席 在9月18日舉行的陜西省作家協會第五次會員代表大會上,著名作家賈平凹以74票的高票當選為陜西省作家協會主席。王蓬、高建群、葉廣芩、紅柯等14位作家同時當選為副主席。陜西省作協原主席陳忠實擔任名譽主席。對于當選新一屆陜西省作家協會主席,賈平凹頗為高興。昨晚連線采訪時,他心情很好,但由于正在開會,不愿多說。“當選省作協主席與文學創作其實并不矛盾,我會繼續我的文學創作。”至于上任后是否會推出諸如扶持陜西青年作家等一系列措施,賈平凹表示,由于剛剛當選,對于將來的工作還沒有來得及規劃。著名文學評論家雷達稱這是件可喜可賀的事。“作為作協的領導,領導才能是否出眾并不重要,關鍵是靠有分量的作品說話。賈平凹的文學成就無可非議,尤其是他那種刻苦的創作精神,以及作品扎根底層的品質,值得后來者學習。”今年55歲的作家賈平凹是陜西省丹鳳縣人,他創作了《商州》《白夜》《浮躁》等大量中短篇小說、長篇小說及散文、隨筆作品,是聞名海內外的高產作家。他的散文集《賈平凹散文精選》獲得了第三屆魯迅文學獎,小說《秦腔》獲第四屆華語文學獎和“紅樓夢”文學獎。據悉,在當選陜西省作協主席的同時,賈平凹還將在近日推出他的最新長篇小說《高興》。《高興》以賈平凹少時的同學劉高興為原型,講述了一群離開土地的農民進入城市后的生存狀態。另外,在此次大會上,有14名作家同時當選陜西省作協副主席。在這些作家中,除葉廣芩、高建群等已在文壇有較高知名度的作家外,還有紅柯、朱鴻等一批中青年作家。
來源:文藝報王芬李郭倩2007年8月7日至8月10日,由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評論》編輯部主辦,由武漢大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心、華中科技大學文學院、湖北大學文學院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新聞與文化傳播學院協辦的“中國現代文學學科觀念與方法”學術研討會,在武漢桂子山和咸寧九宮山隆重召開。來自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近50所高校與科研單位的120多位專家學者出席了這次學術盛會。這次會議著眼于探討一些有關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發展的宏觀性問題。會議圍繞主題,較集中就三個方面的問題展開了交流與討論。關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概念與文學史的定位問題。陳思和(復旦大學)認為,古代文學處于靜止、封閉、完成的成熟狀態,而現當代文學是動態的、開放的、有未來的文學,兩者是不同的。他就重新構架現代中國文學史的兩種發展模式作了具體闡釋。他認為,20世紀現代文學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個是以常態形式發展變化的文學主流,它隨著社會的變化而逐漸發生變異。一個是以一種非常激進的文學態度,使文學與社會發生一種裂變,以先鋒的姿態出現,在斷裂中產生新的范式或新的文學。這樣一種先鋒與常態并行的二元性文學史觀有利于我們以開放的眼觀闡釋“五四”新文學與傳統的關系,突破以往新舊文學的簡單界說,更真實深入地把握20世紀中國文學生態的豐富性與復雜性特征。王暉(南京師大)以“時間”、“地域”、“民族”作為“當代大中華文學”的三個主要元素,提出了大時代文學觀更具概括性和可操作性。周曉明(華中師大)則以唐宋元明清文學的命名方式為據,將“五四”以來的文學作為歷史延續的一個階段,認為用朝代更替的方式命名更符合歷史敘述的軌跡,要注重學科的史學性。王彬彬(南京大學)認為,“現代文學”這個名稱,是一種宏觀裂變,也是一種微觀突破,“現代文學”的名稱包含的是現代意識,而不僅僅是一個時間概念,它和以往以時間和政權劃分的朝代文學是不同的。王本朝(西南大學)認為,現代文學邊界本身是模糊的,是一個開放性的概念,二三十年代對舊文學的拒絕,與我們現在的接納,實際上都是文學史書寫的一種策略。黃萬華(山東大學)提出了“1949年戰后文學”的命名問題。昌切(武漢大學)認為文學史界限的拓展實際上是文學性質的增加,將臺港澳以及華文文學納入到中國新文學的范疇,在時間緯度上達成共識,而意義緯度不同,會帶來現代學科的混沌。顏敏(江西師大)認為,我們要加大文學史的包容性,重建適應未來的文學史觀,但是這種重建現在還不需要動搖整個“現代文學”的概念。湯哲聲(蘇州大學)認為在面對危機與挑戰尤其是90年代以后全球化的社會大背景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研究范圍應該擴大,鄉下紳士和通俗文學都可以入史。文學史的本體觀和價值觀是會議關注的又一個話題。用什么樣的核心觀念和根本價值立場來敘述文學史,現代中國文學應有的價值立場和精神是什么?這一關涉文學史研究根本觀念和敘述方式的問題在會議中得到了比較充分的探討。黃曼君(華中師大)認為新文學是一個有機整體的審美生命形態,學科應該從生態審美的高度,通過學科內外部關系的和諧,把握學科現代品格的核心和特征;以新文學經典為主體,從動態中把握新文學有機整體的生態生命審美系統。董之林(中國社科院)指出文學史必須講述文學與傳統的關系,研究概念的歷史敘述是無法回到當年的理論框架中去的,必須著眼于發現歷史的相關性,并在既定的文學史與概念的反思中探索主體如何敘述歷史、回歸歷史。楊劍龍(上海師大)以人性論為核心理念,指出“五四”以來的文學仍然是對“五四”權威的維護,不應該把復雜的文學歷史簡單化。馬云、郭寶亮(河北師大)則關注到21世紀以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出現的政治關懷傾向,特別是對左翼文學的政治關懷和民族想像的政治寄寓的重新關注,從而又推動了近年來文學研究從內到外的轉變。王澤龍(華中師大)認為,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是因為它本體屬性上具有文學的特征,而我們以往的研究過多關注的是文學思想屬性與文化特征,導致了現代文學形式研究的薄弱,后者對學術的積累更重要。曹萬生(四川師大)認為“回到語言藝術本體的中國現代漢語文學史,可以科學、真實把握中國現代漢語文學史的演變規律”。宋劍華(暨南大學)指出魯迅、聞一多等一代知識分子的身份本質是“現代鄉紳”,中國現代學者應該有自己的本體立場和價值觀念。熊元義(《文藝報》)則從20世紀80年代文學的主體性論戰現象出發,指出文學研究中的矛盾、分裂現象是客觀存在的,我們要深入探討文學研究中的整合問題,又不抹殺矛盾,在對立與整合關系中把握現代中國文學的正確走向。許祖華(華中師大)則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知識學問題,探討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如何堅定原型信念、模型信念與道德信念的問題。高玉(浙江師大)則從后現代作為人類思維發展的重大延伸這一基本觀點出發,闡釋了后現代的思維價值理念對文學研究的本體論意義和方法論意義。李蓉(浙江師大)、吳建波(華中師大)等人則強調要注重審美形態研究,注重文本研究、形式本體、作家作品的微觀研究。當下語境中的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術方法是與會學者最關心的話題。在當今,學術的發展越來越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會議發言對正在升溫的西方漢學熱、“國學熱”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爭鳴。溫儒敏(北京大學)在會議發言中闡述了當下文學研究中“漢學心態”下的“仿漢學”研究問題。溫儒敏指出:新時期以來我們與海外漢學界聯系日益密切,但是現在卻出現了一種強行跨越人文背景的“跟風”,甚至連語氣都要帶著一種“翻譯味”,這是很不可取的。漢學很重要,是可供本土學科發展借鑒的重要學術資源,但對漢學盲目崇拜,甚至要當作本土的學術標準或者摹本,這類“仿漢學”研究并不能真正提升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品格,是一種學術自信缺乏的表現。王又平(華中師大)認為,現當代文學研究經歷了從經驗判斷到知識考古,從結構性解讀到解構性解讀,從價值評價到描述性解釋的變化。而“海外漢學”擁有跨文化的特殊視角,一直是拓展與改變現當代文學研究格局的有生力量,不斷刺激著中國的現當代文學研究,總的影響是積極的。高旭東(中國語言大學)認為現代文學自誕生之始就具有橫向移植的特征,主張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要在探討西方的接受和影響、深層聯系等方面,改變一對一的比較研究的單調格局,多將問題放在流動的過程中進行整體把握。樊星(武漢大學)從當代文學與古典文學的聯系中,提出了當代文學研究的文化源頭意義。國學熱語境中的現當代文學研究,受到代表們普遍關注。陳國恩(武漢大學)發言最有代表性。中國現代文學作為一門學科,他的合法性是“五四”文學革命所賦予的。捍衛“五四”文學革命傳統與啟蒙價值的現代文學研究,較長時期承當了文學以外的使命,曾發生過重大的社會影響。當這種學術地位再不存在時,我們的學術如何轉換?王富仁(汕頭大學)先生提出的新國學概念,是為了取得與古代文學平等的地位,減輕國學熱對現當代學科的壓力。可是,這一理念實質上是放逐了現代文學現代性精神,抹平了與古代文學的本質差異。想以妥協求自立的策略,反而削弱了學科獨立性的基礎。陳國恩認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獨立性和平等性地位,應該通過堅持“五四”文學革命的歷史正當性,突出其作為歷史原點的意義來保證,應該通過強化與中國古代文學思想與藝術觀念的差異性來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