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旅作家王宗仁一直以寫青藏高原題材著稱。近日,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37本作品集《藏羚羊跪拜》。本書收入了作家近幾年創作的百余篇散文,均在兩三千字左右,精短耐讀。作品無一不是取材于廣袤的青藏高原。其中《女兵墓》《藏羚羊跪拜》《拉薩的天空》被選入中學和小學語文課本。尤其是千字文《藏羚羊跪拜》已成為在讀者中廣為流傳的美文。青藏高原是王宗仁精神的棲息地和創作取之不盡的富礦,他的散文創作一直扎根于青藏大地的曠野,堅持身體與心靈的同步在場,以獨特的話語和方式闡釋散文當中的內在精神和外在風貌。他以個人的體驗指涉人性的色彩、生命的質量、情感的質地和生存的處境,以質樸的語言表達形而上的思索和訴求,更使他的散文有了卓爾不群的“特殊方式”和“內在力量”。
由中國詩歌學會、中共成都市委宣傳部、龍泉驛區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中國詩歌萬里行·走進桃花詩村”詩歌活動暨首屆中國鄉村詩歌節,近日在成都舉行。吉狄馬加、葉延濱、舒婷、雷抒雁、李小雨、桑恒昌、陳仲義、芒克、祁人、譚五昌、呂汝倫、梁平、楊牧、曹紀祖、張新泉、楊遠宏、李自國、靳曉靜、雨田、況璃、凸凹等80余位詩人匯聚龍泉驛與數千村民一起,參加了開幕式。開幕式上,中國詩歌學會副會長吉狄馬加向龍泉驛區授予了“龍泉驛·中國鄉村詩歌之鄉”的證書和牌匾。在詩歌節期間,還舉行了鄉村詩歌朗誦、“走在鄉間的桃林中”浪漫之旅創作采風、“篝火桃花相映紅”詩歌朗誦晚會、鄉村詩歌論壇、詩人桃園桃樹認養等活動。《人民日報》大地副刊在此期間特別推出“走進新農村”桃花詩村農民詩歌作品專版。
新一代作者寫作應向豐厚努力評論“80后”不能簡化為一種顏色、一個概念年輕作者也要有能力正視時代、直面生活,而不能只做膚淺的表現在日前揭曉的由中國小說學會等單位共同評選的2006年度中國小說排行榜中,出現了一些年輕作者的作品。有不少媒體稱,此次“80后”作者首次上榜,標志著“80后”小說創作群體開始被文學界廣泛承認。日前,一些作家、評論家談了他們對青年作者創作的一些看法,大家認為,不能讓“80后”這一概念對我們正確認識新一代作者的創作產生誤導。考量年輕作者的寫作要全面些賀紹俊談到,“80后”是圖書出版市場和媒體共同運作的一個概念,如果把它作為文學概念來看,可能會遮蔽我們的視線,誤導我們的思維。年輕一代人的寫作是很復雜的,不能光是用市場的標準來衡量,其實也有許多年輕人從事著中短篇小說及詩歌、散文的寫作,而且相當有水準,這就要求我們關注年輕作者的寫作要全面一些。王干說,即使單純從上世紀80年代出生的作者創作情況看,也不只是一種顏色,比如有的是游戲寫作,有的則很認真、虔誠;有的寫得很輕松,有的寫得很沉重。而且也不是打上“80后”就進入圖書市場了,有的走的是玄幻路子,走的是暢銷書路子;有的就是純文學作品。陳福民也認為,年齡的問題并不重要,依據作者出生年代劃分創作群體,比較多的是從市場上的考慮,或者說是書商策劃時那樣提的,這對文學本身沒有什么本質的意義。年輕作者及其作品只是我們的研究對象,我們還是應該從文本本身出發,結合具體作品予以評析。他們表達出僅僅屬于這一代人的言說方式和感受方式即便說到了年輕一代寫作有很多不同,作家、評論家們還是談了他們閱讀的一些總體印象。大家認為,由于年輕一代生活背景、文化背景和上幾代作家不一樣,他們最早就接觸到人生和人性的底線,如死亡和欲望,這樣很容易使他們的作品調子是灰色的。胡平說,在所謂的“青春寫作”中,表現出的多是青春的反叛或成長中莫名的憂郁與傷感,讓人們讀到其心理斷乳期的焦慮和自戀。他們表達出僅僅屬于這一代人的言說方式和感受方式,許多年輕人卻需要它。他們的作品中大量是碎片般的印象,這其實也是一種時代的反映。很多作品基本上是感官的王國雷達說,在不少年輕作者那里,很多作品基本上是感官的王國,顯得心理深度不夠,生活的豐富性不夠,嚴峻的程度也不夠。我們不能刻意渲染苦難、堆積苦難,搞苦難崇拜,生活中如果真的存在一些嚴酷的東西,也要敢于正視,而且有能力正視,而不只是膚淺地表現,這樣的作品才有深度。還有一點,年輕一代作者表現的多是城市生活,對鄉村生活關注不夠。事實上,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在加快,另一方面城鄉的距離在某種程度而言卻越來越大。我們不是強求年輕的作者一定要去寫什么題材,但如果將兩種文化的沖突寫出來的話,作品就更能打動人。“80后”的問題不是一個文學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白燁說,現在年輕一代作者出版的圖書占有率已經很高了,但多數人仍然是文學的票友寫作。看了其中的一些作品,我并不欣慰,因為質量很蕪雜,而且有很多對文學認識上的偏差,大量是宣泄的、玩鬧的。去年我看到了一些好的苗頭,比如一些年輕作者寫了苦難成長中的感恩,這是很可喜的現象。所謂“80后”的問題不是一個文學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值得我們好好研究。現在年輕的一代今后總要成熟,會進入社會各個領域,對于他們的創作今后走什么樣的路,還要靜靜觀察。張勝友說,每一個時代都有“神童”作家,上世紀50年代最典型的例子是劉紹棠,但劉紹棠日后成大器,和他不斷的努力,包括不斷地讀書、不斷地對生活體驗、不斷地思索,還包括他所經歷的人生的磨難有關。現在不少年輕作者很有才情,文字很優美,也很富有想像力。畢竟他們的人生閱歷和體驗還是非常有限,表現的多是成長的歡樂和困惑,不能要求他們一下子視野就開闊起來。出書是好事,但我們不能捧殺。如果使得他們頭腦發熱,以后能不能成大器,就很難說了。從這一方面講,評論家和媒體的作用就顯得非常重要。各級作協包括中國作協也要關注、引導和扶持這些年輕作者,讓他們盡快成熟起來,使他們的創作越來越豐厚,壯大我們的文學隊伍,為中國文學的發展作出努力。
在深圳的文學創作隊伍中,女作家一直是一支重要的力量。“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女作家已經形成群體,用她們獨特的女性視角見證著特區的發展,用女性的筆觸書寫著深圳的傳奇。“三八”節前夕,深圳市文聯文藝創作室主任李亞威向記者講述了她眼中的深圳女作家群。 記者:今天的話題是深圳“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女作家、女作家群。 李亞威:文藝創作室剛成立那會是1984年,市委書記、市長主張文藝創作室和深圳這座城市一起成長,于是便有了被稱為“五朵金花”的喬雪竹、李蘭妮、黎珍宇、張黎明等幾位專業女作家。后來,又調來了北影學過演員專業的彭名燕,遼寧兒童文學作家蘇曼華,西影的楊爭光和長影的我,可謂叫做體制內的作家。 那時候,如果沒有體制內,很多外來作家不可能拋家舍業,變成一個“深漂”來這座城市找飯碗。因為大多作家在她原本的城市都有一定的地位和名氣,當時的深圳不僅擔負著經濟發展以及高樓大廈的建設,也擔負著這座城市的精神靈魂。正因為這樣,在深圳幾個發展的歷史關頭,專業女作家們自然責無旁貸。如:在深圳建設的初期,喬雪竹的長篇小說《城與夜》,張黎明的《我的一只眼睛沒有流淚》,李蘭妮的《深圳、深圳》,黎珍宇的《界河兒女》等,在某種意義上說,她們的作品強烈地表現出自我觀念的沖突,隨著時代的發展和前行,彭名燕的《世紀貴族》,黎珍宇的《再見,船長》,張黎明的《走出邊緣》,都在那個時期里引起不小的波瀾。《世紀貴族》還獲得了魯迅文學獎的提名獎。在香港回歸時期,李蘭妮的《傍海人家》,除了小說還改編了電視劇,散文集《一份緣》曾獲廣東省首屆秦牧散文獎等多次大獎。 記者:還有你的電視劇《深圳故事》系列。 李亞威:當然,都從不同程度上,真誠地表達了深圳在大時代背景下,各個時期里,人們觀念的沖擊和心靈的變化,創作室的專業女作家,一種是在深圳本土成長起來的,如李蘭妮、張黎明、黎珍宇,她們的作品有血有肉、有根基的表達屬于這塊土地上發生的裂變;一種是從各地調來的很有影響的作家,如喬雪竹早期的《十六號病房》、《山林中頭一個女人》,以及蘇曼華的《小狐路路和小貍杜杜》,彭名燕的《黃山來的姑娘》等。 記者:那您對體制外的女作家是怎樣看的?她們各自在各個角落里,算不算“漂”著?她們和體制內的作家狀態有什么不同? 李亞威:無論是體制內的還是體制外的女作家,在她們的作品中,大多都有一個共性——她們觀察事物的視角,細膩而辛辣。她們善于把自己體驗到的苦水,淋漓盡致地再倒給觀眾,表面上是溫情的,內心中卻充滿矛盾和感慨。體制內的作家,從生存的保障上,似乎比體制外的作家穩定一些,但心里卻是一樣的。大多心里著急著寫自己沖動的作品,期待自己以最快的速度拿出驚駭的作品來,但又受各方面的制約,常常是在很有壓力的心情下匆忙出場,這也包括我,因此,十年磨一劍的功夫,誰也等不及。 記者:體制外和體制內的女作家的生存環境和年齡差異,在選擇題材和人物的理解上,是否有很大的分別? 李亞威:應該說,文學作品的創作是個體性的,肯定充滿個性化,每個作家出現的人物和描寫的人物,不可能是一樣的。當然,個別的會出現雷同,這是作家們最不愿意的,尤其是女作家。因為,沒有一個女作家愿意重復所有人表現過的東西。 記者:深圳的女作家,形成女作家群了嗎? 李亞威:女作家群,是很長一個時期形成的一個鏈條,吳君寫外來工的《痛》,張黎明就寫《非常美麗》,涂俏就寫《苦婚——》,黎珍宇就寫《富男富女》,繆永寫《律政佳人》,蘇曼華就寫《山那邊是海》,這種群體的相互感悟,都生長在這個城市里,不能從體制內外來劃分。 記者:體制內的作品你一定是熟悉的,您與體制外的作家來往多嗎? 李亞威:我和繆永、盛可以、吳君、谷雪兒、央歌兒、涂俏、卡雅、陳小妹等這批體制外的女作家,都是談天論地、同舟共濟的好朋友,繆永1995年在老特區報對面租的一間不到20平米的小屋里寫她的《駛出欲望街》的時候,我們來往很密。后來,她的《我的生活與你無關》等均獲得反響后,我們一直惺惺相惜。在她的作品中,無時不看到她運用自如的敘事語言風格,犀利又委婉地說她的愛情和生命的沉重。盛可以的作品更是讓人在冷靜中爆發著一場不可阻撓的無可奈何,她會辛辣地把生活的艱辛和冷酷擺出來,不動聲色地,讓你痛不欲生。吳君是寶安區事業單位中的工作人員,她的業余時間大部分屬于寫作,在她的作品里,有一種剛勁而有力地像一個北方的男人式的從容和堅強,她的《香坊街》、《我們不是一個人類》、《城市街道上的農村女人》等,大多深情地述說了外來人和本地人之間的觀念沖撞,以及外來人在這座城市中生存的價值。 學過主持人專業的谷雪兒,一首《香格里拉》歌詞,就把云南人征服了。 涂俏在2000年前,以《十元店》、《打士賺錢》等一批記者“隱性采訪”的專題報道而出名。她是記者式的作家,也是作家式的記者。她的《苦婚》獲得了第四屆“正泰杯”中國優秀報告文學獎。 北方長大的央歌兒,來深圳闖蕩,對這個城市一見如故,在沒有生存的保障下,為了排解孤獨,需要傾訴,開始筆耕,于是《來的都是客》、《鼠惑》等一批充滿北方男人幽默和俠氣的小說,彌漫在她的周圍。 卡雅很實,她一提起詩,心里就涌動著不吃不喝的感覺,隨時好像可以跟著這個城市漂流。陳小妹是編劇,她對著電腦一干就是一夜。 體制外還有女作家王小妮,她是優秀的女作家。她的詩歌作品,獲得了中國詩歌界最具有影響力的“中國2002年度詩歌獎”以及美國安高詩歌獎。她良好的詩歌視力,充沛的創造能量,使得身處邊緣的她,握住的也一直是存在的中心。 記者:這一批女作家(指體制外的作家),經歷了不同的生活挫折和生存的艱辛,為什么后來大多數還是留在了這里? 李亞威:煉造一個作家,最好的土壤就是多元化。在深圳,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故事及觀念像立交橋一樣,各條道路各奔東西。正因為這座城市給她們的生活艱辛和不同的挫折,她們才不知不覺地融入了這個城市。就如同我們不經意地滾進一樁事件,我們會一直關注它一樣。她們沒有體制內,可以隨時拔腿就走,但,她們依舊留在了這里,嫁人的、買房的,管它體制內外,能有寫的題材,就有沖動。 記者:谷雪兒身在深圳,卻心想著云南,不然就不會有她的《納西人最后的殉情》。這個現象說明什么? 李亞威:這也是深圳的作家情結,在她的詩歌中,有一首詩是這樣的:在很遠的地方想念深圳,只要我能直立,我就會立足這個世界、回到我夢想的家園。從另一個角度上說明,文學在這個時代里,深圳給予作家的土壤是厚重的。包括我在2000年為云南拍片的時候,我既迷失在彝山,也眷念深圳,這兩個感覺都是我,所以我能理解谷雪兒的香格里拉情結。 記者:目前,我們一直呼喚著震撼心靈的表達這座城市精神的精品。您覺得,女作家群中能涌現出來一批震撼之作嗎? 李亞威:我相信深圳的生活一定會為女作家提供不竭的創作源泉,我相信在這片土地上,在不久的將來,會出現意想不到的令人震撼的作品。
在我們共同建設共同享有和諧社會的今天,十分需要弘揚正面精神價值,尤其應該包括先進文化的核心價值和主導價值。這對于我們的文學創作,也是十分重要的。評論家雷達認為,正面價值就是那種引向善、呼喚愛、爭取光明、明辨是非、正面造就人的能力的東西。他說,一些當代文學作品缺失弘揚正面精神價值的能力,這是令人擔憂的,比如不少作品并不缺少揭示負面現實的能力,有的作家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中形成了一種錯覺,那就是把激憤批判等同于批判現實主義。一個民族的文學倘若沒有自己正面的精神價值作為基礎、作為理想、作為照徹寒夜的火光,它的作品的人文精神的內涵、它的思想藝術的境界就會大打折扣。雷達認為,這個問題與我們的精神資源有關。我們的民族精神資源很豐厚,但今天面臨的是如何整合和轉化的問題,即如何把它們化為我們內心深處很豐富的信仰,并且運用到我們的創作中去,把它們轉化成我們作品的精神力量——不僅有形而下的生存關懷和世俗關懷,而且還有形而上的精神關懷和靈魂關懷。作家陳世旭說:“藝術所追求的精神,應該是人類精神的至高點。”多年來,他在創作中堅持以冷峻的目光穿透喧囂浮躁的現實生活,關注著當代人的精神狀態。尤其是他的《青藏手記》等作品以低視點寫高境界,張揚了生生不息的理想主義,表達著他對生命的終極關懷。他認為,文學作品樹立正面價值形象的問題,就是一個作家是否有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的問題。縱觀文學史,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文學史上有兩類人是最顯眼的,一類人就是在藝術上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把一種藝術形式乃至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推到一個輝煌的高度;一類人就是在高度的藝術性的基礎上有著特別深刻的人民性。他舉例說,李白和杜甫就很典型。李白被稱作“詩仙”,出塵、豪邁、放達、超凡脫俗、汪洋恣肆、氣象萬千,他的詩歌成就達到了當時的最高峰。但是,讓他感動至深的是杜甫。杜甫被稱作“詩圣”,而“圣人”就是智慧品德最高的那個人。因為杜甫寫詩不止是認真,更因為他關心國家命運,同情民生疾苦,那么蒼涼,那么沉郁。他在“安史之亂”中寫《三吏》《三別》,他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他自己最后也很悲慘地死在貧病交加中。歷史永遠不會忘記這樣一些善良、深沉、充滿了偉大愛心的作家。“仙”和“圣”,一個在天上,一個在人間;“仙”讓人神往,“圣”讓人崇敬。“應當在哪兒尋找那些美好的、逝去的東西呢?我自己就有過相當時間的苦悶和彷徨。后來我決定去神農架,我相信那遙遠的山里可能醫治我的迷茫和紛亂。”作家陳應松深有感受地說,在那未被污染的山林深處,他找到了使他清心明目的東西。他寫《松鴉為什么鳴叫》,正是一次艱難的尋找。在神農架期間,陳應松與交警大隊的朋友一起去采訪過不少在公路上救人的“活菩薩”,這些人有農民、養路工,他們在神農架險峻的公路上經常施救,把那些翻下公路的傷者從深谷里背上來,這些事跡讓人熱淚盈眶,時時感動著他:他們救人不圖回報,全憑一顆善良的心。他因此想到曾在離城市不遠的平原地區,他的一個朋友翻了車,可當地的農民要先給錢才施救,兩相比較,美與丑就一目了然。于是他滿懷敬意和激情,寫下了這個小說。此外,陳應松還寫了恪盡職守的《云彩擦過懸崖》,寫了尋找母愛的《望糧山》,寫了渴望城鄉溝通的《馬嘶嶺血案》,寫了歌頌忠于主人的一只偉大的狗的《太平狗》等等。“毫無疑問,文學必須要樹立人類和民族正面價值的形象,并且要大力鼓吹我們社會的美好的價值觀念。這是一個民族得以萬世繁衍的活力根源。作家所傾其一生追求的,正是人類的普世價值。”陳應松認為,農民和農村正是我們的文學需要滿懷深情擁抱的一塊充滿陽光的土地。只有土地、勞動、人民,才是最偉大的、熠熠生輝的,它不會讓我們的文學走偏。作家們應理直氣壯、胸有成竹、心無旁騖地去謳歌我們民族和人民美好的品質美德,而不需要陰暗,不需要嘩眾取寵,不需要玩噱頭,不需要顧影自憐、喃喃自語、搔首弄姿。社會需要正確的藝術來引導,作家必須有自己明確的、堅定不移的是非觀。他相信有些東西是恒久的,它首先照亮了作家的內心,然后照亮這個世界。
編者按因大量口語詩歌的流傳,女詩人趙麗華成為近期網上最紅的人物。由她的作品引發的論戰,歷經多時塵埃未落,論戰話語權在網民、詩歌界、文化名流等中間幾次易手。這個論戰,從開始的詩壇外部搞惡到內部對罵,升級后升華,最后可能成為詩壇流派重新洗牌的導火索。我們回過頭來看看這個論戰的開始,其實,里面確實有太多炒作和太多無聊。 序幕網友仿梨花體一波掀起千重浪9月13日,網易文化頻道的編輯小斟在制作完趙麗華的詩歌專題后,立即把自己的MSN簽名改成這樣一句話:趙麗華,這位詩人要走紅了。果然,該專題選錄的幾首口語詩歌立即引發了網友的熱議。15日,《信息時報》率先發表題為《女詩人作品網上遭嘲笑》的報道,趙麗華正是通過此次采訪,才知道自己突然成為“網絡紅人”。隨后,新浪論壇、樂趣園、天涯社區、西祠胡同等社區紛紛制作專題,沉寂多年的詩歌,竟然再次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讓趙麗華引發如此關注的,是她幾年前創作的系列口語風格的詩歌。以流傳最廣的《一個人來到田納西》為例,全詩就像一句話斷成四行:“毫無疑問/我做的餡餅/是全天下/最好吃的”。而《摘桃子》、《張無忌》等作品也極像“大白話”。這段時期,爭議的話語權控制在普通網友手中。他們不但以嘲笑的心態仿寫了大量的口語詩歌,更有好事者取趙麗華名字諧音成立“梨花教”,稱作者為“詩壇芙蓉”。而“梨花體”詩歌語言,一時在網上肆意蔓延。網友興致勃勃的模仿這種一截一截的節奏進行寫作,并且認為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國家級詩人。有網友說:“天哪,這也叫詩?這種詩我一晚上能寫一千首!”《哦》:“哦/我/看了/笑翻了/看完了/才發現/我也可以是詩人的/因為/我會用回車鍵……”還有網友嘲弄說:"我明白詩歌就分段而已/從此我歡呼/詩歌沒死/麗華用華麗的詩教育了我/原來我也能寫詩。"但在清華大學的網絡論壇上,一位網友稱,他的專業是物理學,而趙麗華的詩詞一字一字地增長,具有鮮明的量子力學特征,這是令他最為陶醉的地方。關于惡搞:不論電影《無極》被惡搞,還是《夜宴》被惡搞,以及油畫被惡搞,再到詩歌也被惡搞,都屬于正常現象,它說明任何的藝術都不是只有一種形成方式和途徑。你搞嚴肅版,我就搞調侃版;你搞崇高版,我就搞惡俗版;你搞沉重版,我就搞輕松版……這些都無可厚非,因為我們已經迅速進入到了一個解構的時代。承蒙這次惡搞的始作俑者如此煞費苦心,專門成立什么梨花教派,連篇累牘多方造勢,再加上一些以抓熱點和制造熱點為業的媒體的推波助瀾,把趙麗華捧紅了,希望以后有人也這樣捧我。 蔓延文學界分派“倒趙”、“挺趙”9月18日,趙麗華在新浪博客上發表文章《我要說的話》,對嘲笑仿寫作了回應,稱自己的詩歌被惡搞,“屬于正常現象”。“這組實驗性的東西既不成熟,也很草率。所以這樣的詩歌遭受批評,也在情理之中。但我不后悔這些嘗試,它對我的創作而言是必要的。”隨后,詩壇各位人士借助各種方式表達對此事件的看法,一時間“倒趙派”與“挺趙派”各立山頭。9月20日,詩壇泰斗、75歲的四川詩人流沙河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趙麗華的這些口語詩歌“不能算是詩”。“這些文字,有的是警句,有的是慧句。但是在我看來它們還不能算是詩。”一些詩歌評論者也在論壇發表批評文章,論戰的話語權從網民逐漸轉移到文學圈內部。同時,“挺趙派”與“倒趙派”針鋒相對。針對趙麗華的詩歌被惡意模仿,她所在的廊坊市作家協會主席張立勤與另一位作家李宏志稱贊趙麗華是詩歌“圣壇”上的一個圣斗士,認為她在“以一己之力與無知愚昧作戰”。文化名流的加入,關于趙麗華的詩算不算詩的討論升級到名人粉絲團對罵階段。趙麗華的博客點擊也迅速突破百萬。“挺趙”運動在9月30日發展到一個高潮。在著名詩人楊黎的倡議下,國內幾十名詩人當天晚上云集北京第三極書局,召開“保衛詩歌”的朗誦會,但趙麗華并沒有到場。出人意料的是,現場一位興奮的男詩人蘇非舒竟表演起了“脫衣秀”,當天本來以聲援趙麗華為主題的“義舉”,雖然很多人聲稱其所作是“行為藝術”,但最后也只落得了“脫衣秀”的噱頭。關于蘇非舒的“行為藝術”:媒體報道,蘇非舒當時是脫掉了十幾層臃腫不堪的衣服,趙麗華說這“象征著把詩歌以前承載的東西一件件拋棄。”我不懂,不懂這種行為跟詩歌有什么關聯。詩歌從來就不是靠脫衣寫就的,詩歌也無需靠詩人脫衣來保衛,脫衣保衛不了詩歌,也拯救不了詩人。如果說硬要把詩人的這種一般人都會的脫衣行為稱作行為藝術,顯然高估了脫衣的價值,低估了公眾的藝術評判能力,在貶低詩人身份的同時,也混淆了藝術的涵義,褻瀆了藝術的稱謂。 高潮韓寒李承鵬等加入混戰面對沸沸揚揚的“趙麗華事件”,擅長網上論戰的作家韓寒終于按捺不住,從9月26日開始連寫三篇博客文章,對當代詩人與詩歌冷嘲熱諷:“現代詩歌和詩人都沒有存在的必要,現代詩這種體裁也是沒有意義的”,“現代詩人所唯一要掌握的技能就是回車”,“詩人本身就有點神經質,再玩下去就要變成神經病了”。“挺趙派”詩人沈浩波“接招”,對韓寒進行人身攻擊。詩人伊沙、尹麗川、楊黎等人隨后跟上,回擊韓寒。網上論壇博客一時間“血雨腥風”,陷入無聊的混戰。有趣的是,本來論戰中單槍匹馬的韓寒,此次卻有兩位球評名流“幫忙”。9月29日,董路在題為《跟著韓寒一起學寫現代詩》的文章中稱:“韓寒這回的冷嘲熱諷當屬言之有物趙體詩歌雖不乏個別佳作,但總體讀來味如嚼蠟者甚多。”次日,李承鵬在題為《我不是來給韓寒助拳的》文章中,為韓寒的“小混混”名頭進行辯護。此外,9月24日,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在博客中稱:“趙麗華被變成了詩歌界的某種象征性的人物,被拉下了詩壇,變成了違背‘常識’的象征,變成了高高在上的‘詩人’糟糕的標志。”“20年前朦朧詩走紅的速度,跟趙麗華相比差遠了。”面對這起來勢兇猛的詩歌論爭,一位資深詩歌愛好者如此感嘆。同時,他對爭議的娛樂化表示不滿和痛心:“很多名流的加入,實際上讓論爭成為了口水戰與人身攻擊,根本不是在討論詩歌問題,令人失望。”關于韓寒:這個文壇“潑婦”終于有了一次理,詩歌的技術就在于掌握回車鍵這個觀點很好,我以前沒寫過詩,以為自己不會寫詩,現在才發現,我已經掌握詩歌創作方法很久了! 回應“韓寒在對罵中浪費了才華”從韓寒、李承鵬等人加入了戰團之后,趙麗華就一直保持沉默。前一段時間《信息時報》記者獨家專訪到趙麗華,她首次對韓寒的相關評論作了回應,她稱韓寒“浮躁張狂”,在對罵中浪費了才華。趙麗華表示,韓寒在80后的小說家里面是相對有才華有個性的。但與80后的一些頂尖詩人比如木樺、水晶珠鏈、吳虹飛、張小靜、張魚燒等相比,韓寒還有很大差距。“詩人東籬說一首好詩歌遠超過韓寒的一部長篇,這個觀點除韓寒粉絲外大家都一致同意。其實也不能怪韓寒,他在這幾次網絡事件的對罵中浪費的才華就不少,這樣的浮躁張狂如果專注寫作的話就會縮短與80后詩人的差距。”我心目中的趙麗華:她其實很有才華,但是如果你拿她小學時候寫的詩歌來攻擊她的話,當然才華就會隱退。這個年輕詩人,在這個轟轟烈烈的討論后,或許會成為中國詩歌流派重新洗牌的契機。 【鏈接】:一、關于趙麗華曾在《人民文學》《詩刊》《詩選刊》等各大報刊發表大量作品,兼任《詩選刊》社編輯部主任,現居廊坊。出版有個人詩專集《趙麗華詩選》《我將側身走過》,主編《中國詩選》《中國女詩人合集》等,2001年先后擔任全國文學最高獎“魯迅文學獎”詩歌獎評委。2006年9月中旬至今,因其網絡流傳的大量口語詩歌引發巨大爭議。二、趙麗華爭議詩歌選錄:《一個人來到田納西》毫無疑問/我做的餡餅/是全天下/最好吃的。《摘桃子》詩人們相約去北京西郊摘桃子/問我去不去/我說要是研討我就不去了/但摘桃子好玩/遠勝過賞花。《張無忌》(一)張無忌/和他太師父/張三豐/學過一些/太極功夫接著練會九陽真經/和乾坤大挪移/他研習圣火令上的武功/用了一天一夜/后來他又得到了/武穆遺書和九陰真經。《張無忌》(二)張無忌和趙敏接吻/趙敏把張無忌的嘴唇/給咬破了/有關這一吻/電視上處理的比較草率。 文/練海林 稿件來源:青年作家(梅州市青年作家協會網站),20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