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的文學創作隊伍中，女作家一直是一支重要的力量。“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女作家已經形成群體，用她們獨特的女性視角見證著特區的發展，用女性的筆觸書寫著深圳的傳奇。“三八”節前夕，深圳市文聯文藝創作室主任李亞威向記者講述了她眼中的深圳女作家群。 
　　記者：今天的話題是深圳“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女作家、女作家群。 
　　李亞威：文藝創作室剛成立那會是1984年，市委書記、市長主張文藝創作室和深圳這座城市一起成長，于是便有了被稱為“五朵金花”的喬雪竹、李蘭妮、黎珍宇、張黎明等幾位專業女作家。后來，又調來了北影學過演員專業的彭名燕，遼寧兒童文學作家蘇曼華，西影的楊爭光和長影的我，可謂叫做體制內的作家。 
　　那時候，如果沒有體制內，很多外來作家不可能拋家舍業，變成一個“深漂”來這座城市找飯碗。因為大多作家在她原本的城市都有一定的地位和名氣，當時的深圳不僅擔負著經濟發展以及高樓大廈的建設，也擔負著這座城市的精神靈魂。正因為這樣，在深圳幾個發展的歷史關頭，專業女作家們自然責無旁貸。如：在深圳建設的初期，喬雪竹的長篇小說《城與夜》，張黎明的《我的一只眼睛沒有流淚》，李蘭妮的《深圳、深圳》，黎珍宇的《界河兒女》等，在某種意義上說，她們的作品強烈地表現出自我觀念的沖突，隨著時代的發展和前行，彭名燕的《世紀貴族》，黎珍宇的《再見，船長》，張黎明的《走出邊緣》，都在那個時期里引起不小的波瀾。《世紀貴族》還獲得了魯迅文學獎的提名獎。在香港回歸時期，李蘭妮的《傍海人家》，除了小說還改編了電視劇，散文集《一份緣》曾獲廣東省首屆秦牧散文獎等多次大獎。 
　　記者：還有你的電視劇《深圳故事》系列。 
　　李亞威：當然，都從不同程度上，真誠地表達了深圳在大時代背景下，各個時期里，人們觀念的沖擊和心靈的變化，創作室的專業女作家，一種是在深圳本土成長起來的，如李蘭妮、張黎明、黎珍宇，她們的作品有血有肉、有根基的表達屬于這塊土地上發生的裂變；一種是從各地調來的很有影響的作家，如喬雪竹早期的《十六號病房》、《山林中頭一個女人》，以及蘇曼華的《小狐路路和小貍杜杜》，彭名燕的《黃山來的姑娘》等。 
　　記者：那您對體制外的女作家是怎樣看的？她們各自在各個角落里，算不算“漂”著？她們和體制內的作家狀態有什么不同？ 
　　李亞威：無論是體制內的還是體制外的女作家，在她們的作品中，大多都有一個共性——她們觀察事物的視角，細膩而辛辣。她們善于把自己體驗到的苦水，淋漓盡致地再倒給觀眾，表面上是溫情的，內心中卻充滿矛盾和感慨。體制內的作家，從生存的保障上，似乎比體制外的作家穩定一些，但心里卻是一樣的。大多心里著急著寫自己沖動的作品，期待自己以最快的速度拿出驚駭的作品來，但又受各方面的制約，常常是在很有壓力的心情下匆忙出場，這也包括我，因此，十年磨一劍的功夫，誰也等不及。 
　　記者：體制外和體制內的女作家的生存環境和年齡差異，在選擇題材和人物的理解上，是否有很大的分別？ 
　　李亞威：應該說，文學作品的創作是個體性的，肯定充滿個性化，每個作家出現的人物和描寫的人物，不可能是一樣的。當然，個別的會出現雷同，這是作家們最不愿意的，尤其是女作家。因為，沒有一個女作家愿意重復所有人表現過的東西。 
　　記者：深圳的女作家，形成女作家群了嗎？ 
　　李亞威：女作家群，是很長一個時期形成的一個鏈條，吳君寫外來工的《痛》，張黎明就寫《非常美麗》，涂俏就寫《苦婚——》，黎珍宇就寫《富男富女》，繆永寫《律政佳人》，蘇曼華就寫《山那邊是海》，這種群體的相互感悟，都生長在這個城市里，不能從體制內外來劃分。 
　　記者：體制內的作品你一定是熟悉的，您與體制外的作家來往多嗎？ 
　　李亞威：我和繆永、盛可以、吳君、谷雪兒、央歌兒、涂俏、卡雅、陳小妹等這批體制外的女作家，都是談天論地、同舟共濟的好朋友，繆永1995年在老特區報對面租的一間不到20平米的小屋里寫她的《駛出欲望街》的時候，我們來往很密。后來，她的《我的生活與你無關》等均獲得反響后，我們一直惺惺相惜。在她的作品中，無時不看到她運用自如的敘事語言風格，犀利又委婉地說她的愛情和生命的沉重。盛可以的作品更是讓人在冷靜中爆發著一場不可阻撓的無可奈何，她會辛辣地把生活的艱辛和冷酷擺出來，不動聲色地，讓你痛不欲生。吳君是寶安區事業單位中的工作人員，她的業余時間大部分屬于寫作，在她的作品里，有一種剛勁而有力地像一個北方的男人式的從容和堅強，她的《香坊街》、《我們不是一個人類》、《城市街道上的農村女人》等，大多深情地述說了外來人和本地人之間的觀念沖撞，以及外來人在這座城市中生存的價值。 
　　學過主持人專業的谷雪兒，一首《香格里拉》歌詞，就把云南人征服了。 
　　涂俏在2000年前，以《十元店》、《打士賺錢》等一批記者“隱性采訪”的專題報道而出名。她是記者式的作家，也是作家式的記者。她的《苦婚》獲得了第四屆“正泰杯”中國優秀報告文學獎。 
　　北方長大的央歌兒，來深圳闖蕩，對這個城市一見如故，在沒有生存的保障下，為了排解孤獨，需要傾訴，開始筆耕，于是《來的都是客》、《鼠惑》等一批充滿北方男人幽默和俠氣的小說，彌漫在她的周圍。 
　　卡雅很實，她一提起詩，心里就涌動著不吃不喝的感覺，隨時好像可以跟著這個城市漂流。陳小妹是編劇，她對著電腦一干就是一夜。 
　　體制外還有女作家王小妮，她是優秀的女作家。她的詩歌作品，獲得了中國詩歌界最具有影響力的“中國2002年度詩歌獎”以及美國安高詩歌獎。她良好的詩歌視力，充沛的創造能量，使得身處邊緣的她，握住的也一直是存在的中心。 
　　記者：這一批女作家（指體制外的作家），經歷了不同的生活挫折和生存的艱辛，為什么后來大多數還是留在了這里？ 
　　李亞威：煉造一個作家，最好的土壤就是多元化。在深圳，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故事及觀念像立交橋一樣，各條道路各奔東西。正因為這座城市給她們的生活艱辛和不同的挫折，她們才不知不覺地融入了這個城市。就如同我們不經意地滾進一樁事件，我們會一直關注它一樣。她們沒有體制內，可以隨時拔腿就走，但，她們依舊留在了這里，嫁人的、買房的，管它體制內外，能有寫的題材，就有沖動。 
　　記者：谷雪兒身在深圳，卻心想著云南，不然就不會有她的《納西人最后的殉情》。這個現象說明什么？ 
　　李亞威：這也是深圳的作家情結，在她的詩歌中，有一首詩是這樣的：在很遠的地方想念深圳，只要我能直立，我就會立足這個世界、回到我夢想的家園。從另一個角度上說明，文學在這個時代里，深圳給予作家的土壤是厚重的。包括我在2000年為云南拍片的時候，我既迷失在彝山，也眷念深圳，這兩個感覺都是我，所以我能理解谷雪兒的香格里拉情結。 
　　記者：目前，我們一直呼喚著震撼心靈的表達這座城市精神的精品。您覺得，女作家群中能涌現出來一批震撼之作嗎？ 
　　李亞威：我相信深圳的生活一定會為女作家提供不竭的創作源泉，我相信在這片土地上，在不久的將來，會出現意想不到的令人震撼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