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藝報社、寧波市委宣傳部、浙江出版聯合集團和浙江省作協聯合主辦的海飛長篇小說《回家》研討會日前在京舉行。中國小說學會會長雷達在發言時說，自己曾經對新生代作家的創作有過擔心，以為他們沒有經歷過前輩作家的苦難體驗，特別是沒有農村生活的磨煉，很有可能導致他們的創作缺乏深度，只能一味地迎合當下城市化的大勢。但通過閱讀以海飛為代表的一批70后、80后作家的作品，他發現，這樣的擔心是多余的，因為新生代作家重塑歷史的沖動沒有止息。 雷達認為，新生代作家書寫歷史，有著新的敘述角度，在對歷史的理解上也與前輩作家不同。他們更加注重挖掘人性的復雜性和多面性，并以飽滿的文學形式加以呈現。以往作家對歷史的書寫有一套固定的模式，只有階級性，少人性，注重顯意識，無潛意識，只有單一性，無復雜性，倡導理性，而感性缺席。新生代作家對此展開了全面的突破，并大有進步。他們的創作不再模式化地聚焦政治的分野和道德的善惡，而是轉向人性的復雜和歷史的多面孔，這成為新生代作家的集體性追求。
這幾天，亞信峰會正在中國舉行，上海向世界展示了一個國際化大都市的風范。隨意行走，人們已經很難區分這里與紐約、倫敦的區別。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都市里成長的一代人對這種變化更有切膚之感，分享城市化帶來的進步，也必須承受相伴而生的“城市病”。因此，在他們寫下的關于城市的作品里，就常有誘惑與抗拒并存的態度。上海作家可以算得上是這方面的代表，他們的創作從城市化中受益，也因此產生焦慮和困惑，其經驗具有普遍性意義。在不久前召開的第三屆上海青年作家創作會議上，有許多已小有名氣的青年作家、翻譯家和評論家與會，如周嘉寧、小白、路內、蔡駿、甫躍輝、黃昱寧……他們不只屬于“文學圈”，在圖書市場上也很受歡迎，尤其受青年讀者的青睞。這大概因為他們的寫作視野廣闊，筆下的都市經驗更能引起共鳴。記得當時有人開玩笑說，“以后中國寫城市就看你們的了”，這話當然有戲謔，想想也不無道理。破解城市文學之困，真的要看這一代作家的表現了。一個有世界眼光的寫作群體查閱這些青年作家的履歷，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是一邊寫小說，一邊翻譯別人的作品。今天是作者，明天又變成了譯者。出版短篇小說集《迷走·神經》的BTR，同時翻譯了保羅·奧斯特的小說《孤獨及其所創造的》。周嘉寧除了寫小說，還翻譯了珍妮特·溫特森的小說《寫在身體上》和米蘭達·裘麗的小說《沒有人比你更屬于這里》。胡桑除創作詩集《賦形者》等，還翻譯了辛波斯卡詩選《我曾這樣寂寞生活》等。寫《六翼天使》的于是，同時也出版了《窮途，墨路》《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等譯著。而另一位作家小白懂幾種外語，他在發言中從“小說”在英語、法語、西班牙語中的詞根講起，談到我們要建立自己的小說傳統。這么多的作家，既能寫小說，又能翻譯小說，他們可以站在“世界”上寫作，這的確是只有上海才有的現象。所以，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說，“他們是一個有世界眼光的寫作群體”，并相信“他們能為都市經驗的表現提供很多創新因素”。李敬澤說，上海一直以來都是一個面向世界、面向現代、面向未來的城市，它以寬廣的胸懷接納來自各地的青年作家，使他們對城市、國家、世界都有更清醒自覺的認識。這些青年作家精通外語、視野開闊、感覺敏銳，這是在上海寫作的獨特優勢。他們能為都市經驗的表達尋求新的可能，能為中國文學帶來創新元素。既是作家又是譯者，翻譯別人的作品同時會影響自己的創作。BTR以自己的經驗講述了翻譯對創作的影響。他認為，翻譯是很好的語言練習，譯者要費心思找到恰當的對應的詞語和句子，還得細讀原著，掌握它的語言風格。原著的風格會潛移默化地影響譯者的創作，比如節奏的掌握、語感的契合。但在翻譯和寫作史中，也有相反的例子，比如美國作家莉迪婭·戴維斯翻譯普魯斯特的作品，但她自己寫小說時就不會寫普魯斯特式的長句子，而更偏愛短句子。黃昱寧更多時候是在做翻譯，也寫隨筆，目前她已經翻譯了近10部作品。她說，“將原文轉化為中文的過程，既不斷刺激我在創作中的表達欲，有時候也會抑制我的表達欲，這兩種互為反向的力量究竟哪個更強大，還是勢均力敵，這常常構成困擾我的問題，因為好的文本接觸太多以后，我會覺得寫下什么都是錯”。脫離開自己的寫作，她認為翻譯文學應該比原創文學“快半拍”，要能刺激原創文學的發展。作為譯者，他們把世界文學帶給讀者；身為作者，他們融化這些資源，寫下自己的作品。評論家木葉說，創作本身是一個人的事兒，你所喜歡的大師和經典文本都無法替代你的哀愁、瘋狂與痛苦。寫作本身就是一種翻譯。“一個優秀的作家，最好能夠把自己的時代翻譯出來，把內心那些幽微的聲音翻譯出來，再簡單一點就是把自己的高尚與齷齪、勇敢與懦弱都翻譯出來。”變得太快，城在哪，我是誰一說寫城市，就難免要拿鄉村作參照，一比就顯出了城市文學的弱勢。說到底，是因為中國在很長時間里都缺少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和市民文化。在上海的這些青年作家以及和他們類似的同代作家，恰恰不存在這個問題，但是他們在寫都市的過程中又遇到了新的麻煩。幾乎每一天，城市都在變化，迅速到讓人無從把握。面對高大的要失去界線的城市，看不見自己，找不到故鄉。生在上海也去過其他城市的周嘉寧，把空間分為“城市”和“非城市”，因為在她看來中國的城市幾乎是一樣的，它們拆了又建，越來越相似。城市建立起完整的體系和規范的標準，這讓她陷入寫作的焦慮：一切都太符合規矩，她和其他城市年輕人的生活太相似了。這讓寫作喪失了生命力，寫作本身也變得規矩起來，這時候她反而羨慕那些在鄉鎮生活的人們，渴望那里驚心動魄的故事。“城市讓我眼花繚亂，當我描述一座城市的時候，我覺得如同盲人摸象”。盡管生活在城市，但作家三三覺得，自己無法概括一座城市。變化太快，人們擁有太多渠道了解超負荷的信息，最后每個人選擇自己認可的捷徑，孤獨地走自己的路。如果其中有共鳴的話，更多也是對孤獨的共鳴。這種感覺在作家甫躍輝的小說《巨象》里也有表達，主人公李生一次次夢見巨象的身軀、腳掌、呼吸，越來越頻繁。評論家黃平用這個意像來解讀作家與城市的關系。他認為，作為城市的外來者，郭敬明們用消費主義的邏輯消解了與城市的緊張感，而甫躍輝們則選擇以這種方式去反映焦灼。城市文學書寫需要的是社會史的寫法，年輕的寫作者應該思考，能不能寫出更大的意義。評論家金理談到，現在青年人的寫作需要爆發一種精神力量。這就像評論家吳亮說的，“現在的文學批評需要荷爾蒙”，其實，文學創作同樣如此。金理說，上世紀末，青年人有冒犯和改變城市的意愿，而現在這種力量似乎弱化了，變得暮氣沉沉。或許，只有在青年人可以正視他的自由、欲求、情緒和自己的精神能量的時候，才會誕生真正的青春文學以及青年人的城市文學。在作家王若虛的眼里，城市寫作的重點應該是城市中的人，尤其是人和人的差異，個人、階層、群體的差異。他想寫一部小說來表現這種差異，他曾發現在一所初中里，本地學生和外來務工人員的子女被區分對待，老師甚至不允許他們在一起玩兒。這就是城市內部巨大的差異性，人與人之間常有各種各樣的機會產生微妙的關系，在這種關系里存在著城市的生活價值與生活意義。城市生活的價值和意義是什么？這不是一道容易解答的題目。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數目眾多的中國人進入城市并開始在城市里生活，這種新的生活經驗和生活方式需要文學的記錄和表達，尤其“城中人”的狀態更需要關注和書寫。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來看，上海都可以被視為中國城市發展的一個樣本，因此，探討上海城市文學的書寫經驗，會為更大范圍內的城市文學創作帶來啟示和思考。新一代青年作家們在書寫城市的過程中體現出了優勢，有自己的城市坐標，又可以放眼世界，假若他們能把這種優勢同對“吾土吾民”的認知和情感融為一體，相信城市文學的突破，必將有賴于這一代人的創造。
已故作家賈大山近來頗受關注，當然與習近平總書記的舊作《憶大山》的發表有關。我以前沒讀到過這篇文章，這次讀來感動不已：完全沒有尊卑、高下、官民的隔閡，完全是真情的自然流露，是心與心的赤誠相對，是人格與人格的欣賞，是對人才的由衷尊重，令人想到高山流水謝知音般的境界。習近平總書記為賈大山三次落淚，我讀習近平總書記的文章，也是眼熱心酸。文中沒有提到對賈大山小說的具體評價，但我以為他必然是賞識的。賈大山的短篇小說在今天仍有較高的審美價值，卻也是真的。這其實是我一貫的看法。2003年由我編選的《百年百篇經典短篇小說》(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曾三次印刷)就收了賈大山的短篇一束，包含《蓮池老人》《老拙》和《傅老師》三個短章。2009年由我主編的《新中國文庫·短篇卷》又收了他的《干姐》。鐵凝在新近出版的《賈大山小說精選集》的序言中說，賈大山把目光伸向了他所熟悉的底層民眾靈魂的深處，他的故事構成了一個賈大山造就的世界，在這世界里有樂觀的辛酸、優美的丑陋、詭譎的幽默、愚鈍的聰慧、冥頑不化的思路和困苦中的溫馨。這是很中肯的評價。在我看來，賈大山小說的本真美是存在的、深藏的，任何表面的價值和時髦的風尚都掠不去它。藝術并不與時間同步。當年，我接觸到賈大山最初一批作品，如《取經》《三識宋默林》《中秋節》《分岐》等作品時，就感到他的創作是有傳統作依托的，較多地保留了某些前輩作家看取生活的眼光和審美趣味，具體說來，就是“白洋淀派”和“山藥蛋派”的綜合影響。盡管流派的研究者們一般把“白洋淀派”和“山藥蛋派”分開，說“白”更浪漫，“山”更土氣；“白”擅寫青年女性，“山”長于刻畫老農；“白”更抒情，“山”更寫實等等，且不無一點道理，但我仍然認為，它們是同一歷史條件下、同一大氣候、同一生活土壤上長出來的藝術果實，離不開北中國特有的氣候、土質和農民革命的大背景。說賈大山的前期創作像“趙”(樹理)，后期創作像“孫”(犁)，大約不是無稽之談。他前期創作的思想意蘊其實是很集中的：強調恢復實事求是作風，婉諷假大空和極左思想，批評唯上、唯文本是從的僵化，贊揚腳踏實地的干部作風。這類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使人聯想起《李有才板話》中的那個“老楊”。在賈大山的創作中，罕有荒誕、變形、魔幻等繁復的手法，它們多以素樸、明快、簡潔的面貌，按生活的本來模樣呈現出來，更多地顯露出生活自身的美。凡是被橫流的物欲、浮華的世風所眩惑的人們，盡可以到賈大山的作品里去恢復一下感官的清新，結識幾個未遭涂污的靈魂。例如《花市》，主人公是個叫蔣小玉的姑娘，她上市賣花而購者甚眾，說明“原來鄉下人除了吃飯穿衣，他們的生活中也是需要一點花香的”。作者敏銳感悟到，買花人并不都懂得花，理解花，仍有種種齷齪和低俗，在敗壞花香四溢的空氣。作品不但寫出了姑娘花一樣美好的心胸，也映照出人心的移動，世道的轉換。應該看到，從《取經》到《夢莊紀事》系列，賈大山突破了原先較狹窄的觀念束縛，完成了創作上的一次飛躍和蛻變。這個系列的作品顯得格調深沉，韻味悠長，不露聲色，于平易中顯深刻，于素樸中見濃度。它們大多是對往事的追憶，也有寫當前現實的，給人的感覺是，它們經過反復含詠、體味和咀嚼，是作家心靈中的財富。夢莊者，結想為夢，與心徘徊之意。這組作品與作家原先恪守的忠實的再現性已不同，它具有再現中的表現、寫實中的寫意特色。例如《花生》就深受好評。人們大多是從對極左路線批判和控訴的角度著眼的，震撼于為一粒花生而死的小姑娘，震撼于生命尊嚴不如一粒花生。其實，小姑娘的父親，那個永遠把小姑娘扛在肩上的生產隊長也很值得注意。他一聽到要動用花生，就牙疼似的吸氣，反復強調要保證給國庫上繳，申明“吃油不吃果，吃果不吃油”。他最心愛的小姑娘偷吃花生，被他猛擊一掌，花生卡在喉嚨，死了。試問，這是個冷酷至極的人嗎？當然不是。這是一個極深刻的精神的悲劇。夢莊紀事中的那個“我”，不再是單純的故事敘述人，而是與農民共思考、共反省的人物，體現了作家主體意識和自我意識的強化，有研究民族性格的指向。在《俊姑娘》里，俊姑娘是個長相漂亮的女知青，剛到夢莊，村人視為珍寶，還說她的俊氣能降瘋魔。時日一長，她得了“小白鞋”等三個外號，形象就不佳了。長得漂亮成了罪惡，她愛唱歌、愛寫信，全成了不可饒恕的缺點。由于她比別人多了個“漂亮”，在其他方面都得比別人少點什么才行。直到她因勞動被砸傷了腿，處境才有所好轉。這不是很耐人尋味嗎。與這種無情的解剖相聯系的，是一部分夢莊作品抒情性的強化。那不是膚淺的歌吟，而是深沉的、帶點憂郁色彩的感發。由于能進入人物心靈的深層，作品蕩漾著無名的感傷。像《干姐》就是具有如此品性的作品。我們還應注意到，賈大山一貫重視磨礪自己的“白描”功夫，也即去粉飾、勿賣弄、有真意的寫法。他的作品看多了，發現寫法也許有些單調，但就他經營的“田園”而言，其表現方式卻是非常契合的，猶如一個衣著樸素、式樣合體、不施鉛華、身材健美的農家少女。不少文章都說，賈大山是可以背誦自己的小說的，可見他用心之深，打磨之精。“簡潔”曾是短篇創作中備受推崇的品格，賈大山因“簡潔”而獨樹一幟，可是現在的短篇創作中卻有一種繁縟和冗長之風。缺少提煉的故事，讀來沉悶無趣，無節制的長句子正在脹破短篇的藝術限制。回頭看賈大山的短篇，超過萬言的極少，這在今天尤顯難能可貴。
1998年7月，河北省文聯主辦的《當代人》雜志刊發了習近平同志撰寫的、回憶我省著名作家賈大山的文章——《憶大山》。這篇文章發表時，習近平同志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他回憶了在正定工作期間，與大山先生怎樣相識、相知、相惜。細細讀來，這篇文章情真意切，樸實真誠，讓我們深深體會到一種真情厚誼。于細微處見精神，這篇文章讓我們了解了認識了一位淡泊名利卻敢于擔當的優秀作家，也讓我們領略到了習近平同志心系群眾的情懷。大山先生因病逝世后，習近平同志雖然已經離開正定、走向了更高的領導崗位，但他仍然親筆寫了這樣一篇發自內心、重情重義的憶舊文章。其字里行間無不充盈著作者對故人的懷念、對賢達的尊敬、對藝術家的尊重、對文化的重視。文中所流露出的心貼心的殷殷情誼，既是與大山同志摯友間如水般的感情，也是習近平同志對藝術家發自內心的尊重。文化是國家的燈塔，是民族的靈魂，如今的中國正在全速前進，我們需要一個指引、一個方向、一種給予信心的力量。十八大以來，中央會議、政治局學習均多次研究推動文化建設、著力提升軟實力。重視文化事業，充分發揮文化在推動社會發展與促進文明進步的巨大作用，在習近平同志的施政理念中一以貫之，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別是近三個月以來，習近平同志四次強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增進社會認同，擴大社會共識，凝聚社會力量，弘揚一切有利于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社會和諧的思想和精神，就是營造尊重差異、寬松和諧氛圍，支持鼓勵思想文化領域的創造性發展，大力激發社會思想文化活力。文聯作為黨和政府領導下的人民團體，是黨和政府聯系廣大文藝工作者的橋梁和紐帶，承擔著團結凝聚一切有利于社會進步力量，以此積極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責任。凝心聚力，核心是做好“人”的工作。我們一直致力于把各級文聯建設成為溫馨和諧的文藝家之家。如何更好服務藝術家、更好服務于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壯大，習近平同志通過與作家大山先生的交往這一點小事，就給我們做出了榜樣。與藝術家交朋友，要懷著一顆真誠的心與之交心。文化藝術部門的每一位領導干部和工作人員面對藝術家時都要擺正自己的位置，少一點官氣，多一點文氣，少一點頤指氣使，多一點謙虛尊重，要講真話，動真情，與藝術家平等而真誠交往。習近平總書記要求，要加強同知識分子的聯系，多和他們交朋友，最大限度地把他們團結凝聚在黨的周圍。在《憶大山》中習近平同志稱呼賈大山為“好朋友、好兄長”，還“把他作為我行政與為人的參謀和榜樣”，這是何等的謙虛與敬重！為藝術家服務，文化藝術部門的工作人員首先要拿出真誠，用真摯的情感拉近彼此的距離。做好文聯工作，“尊重”是核心。尊重藝術家，尊重藝術創造，要用滿腔真情，一顆真心，真誠關心，為藝術家多辦一些好事、實事，致力于培樹一支德藝雙馨、陣容強大的“文藝冀軍”，實現以好隊伍打造好作品這一重要目標。尊重藝術家，“真誠”是一個最基本的態度。“唯有其誠，行乃實也”，我們要以實實在在的工作，真正達到“聯心”、“聯誼”的重要目的。文聯要認真履行“聯絡、協調、服務”的職能，始終把為會員、為藝術家搞好服務作為工作的立足點和生命線。要加強青年文藝人才的挖掘和培養，辦好名家講壇、研修班、研討會、筆會等多種形式的學習培訓，加大扶持力度，拓寬培養渠道，培育一批優秀的燕趙文藝英才，為文藝事業的發展不斷注入新的活力。要進一步推動工作重心下移，推動文聯組織向基層單位延伸，向新興藝術領域延伸。把一些新的文化組織和自由文藝從業者納入工作范圍，廣泛團結各領域、各門類、各種所有制單位的文藝人才。要不斷探索和創新服務機制、改進服務方法。省文聯成立的“宣傳中心”“法律服務中心”，就是要通過大力開展宣傳推介、法律維權等工作，最大限度提升文聯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增強會員的歸屬感、認同感和成就感，把文聯建設成為廣大文藝工作者溫馨的家庭、和諧的集體。古語道：“盛世之風，在崇文也”。我們欣逢盛世，理當有充分的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覺。在文聯工作實踐中，我們要在全省文藝界積極培樹“愛國、為民、崇德、尚藝”的文藝界價值觀，大力表彰獎勵德藝雙馨的藝術人才和先進典型，實施“雙推”工程，牢牢抓住優秀文藝人才這一無法取代的寶貴財富，以優秀人才培養與推介帶動藝術精品生產，團結帶領廣大文藝工作者，努力創作記錄時代強音、潤澤人民心靈的優秀文藝作品。通過我們的不懈努力與辛勤耕耘，努力做到習近平同志在《憶大山》一文中評價大山先生的小說作品那樣，“讓人們看到光明和希望，對生活充滿信心，對黨和國家的前途充滿信心！”(作者系省文聯黨組書記、副主席)
陳俊英教授喜獲最佳老師獎 近期湛師日語系迎來了八屆同堂的一次別開生面的聚會。此次聚會得到學校、學院各級領導的重視，外語院曹志希院長、馮彩蓮副書記，日語系陳俊英教授以及所有科任教師都積極參與其中。短暫的幾天聚會，不僅凝聚了領導的關愛，更聚集了濃厚的師生情和同門誼。本次聚會中，日語系陳俊英教授榮獲了一份特殊的榮譽——最佳老師獎。這份榮譽的特殊主要體現在獎項評比、獎杯制作及授獎都是由畢業學生自主完成。這種別開生面的授獎讓我們對陳教授以及日語系師生間的情誼感到十分好奇，基于對這個獎項的好奇，我們一行訪問了陳俊英教授，交流心得總結如下： 故事一：教會學生的不僅是知識，還有個人品質“我們要教學生什么呢？”陳教授說她常常反思這個問題。“知識改變命運”，來自農村的陳教授能深刻體會到其中的奧妙，人的家庭背景與教育資源的分布是相向而行的，而湛師學生大多數來自粵西地區，家庭經濟情況欠佳，故教會學生如何通過知識的獲得改變貧窮的命運已成為陳教授日夜思考的問題。傳授知識，陳教授認為，大學的知識是廣泛的，既包括專業知識也包括能投身社會實踐的閱歷知識。為此，湛師日語系在進行人才培養時，遵循學校倡導的“負責任、強能力、善創新”人才培養目標外，還借鑒日本教育改革經驗、日本企業文化和兄弟院校的做法，與日本知名企業及更多的外資企業施行共建，真正做到人才培養與實習、就業一體化。日語系畢業生就業率連年100%，且多就職于世界500強外資企業，就是這種教學模式下產生的積極效應。此外，教育部主管《高教領導參考》2011年第17期，以“地方高校如何培養著名外資企業青睞的人才”為題，對我校日語專業做了專題報道；日語專業辦學經驗被編入2011年省高校書記、校長讀書班文集。當然，日語專業的辦學經驗也在我校得到推廣，2011年還被評為優秀新專業。除了知識能力的培養外，陳教授認為還更應教授學生應有的品質。時下年輕人更應該具有這樣的品質：勤奮、誠信與感恩。天道酬勤、笨鳥先飛等給我們詮釋的都是勤奮的品質。陳教授常以自己親身經歷鼓舞學生：在農村長大的她剛進北大學習時就感到自己與一線城市學生的差距，但發現差距后沒有氣餒，而是以刻苦鉆研的態度和實干精神投入到彌補差距和提升自己的狀態中。陳教授時刻提醒大家，只有扎實地學好專業知識，不斷挖掘自己的最大潛力去獲取各種技能，將來投身于社會實踐去尋求工作便不是一件難事。當然，誠信與感恩是一個人立足社會的基本品質，日語系師生也非常重視這一品質。目前日語系學生整體上而言，基本上能做到待人以誠，感恩于心。比如，當有老師或師兄師姐或班級個人在QQ群分享一些學習資料或心得時，其他同學緊跟其后都會有道謝的言語等行動。陳教授表示對于學生們這種表現感到十分欣慰。 故事二：合力育人方能輻射到每個學生個體“一個人的力量終歸是有限的，如何凝聚所有教師力量群策群力地有效教育每一個日語系學生”也是作為日語系系主任陳俊英教授所思考的問題。打造一支能干肯干的教師團隊，一直是陳教授苦心經營的事情。目前，日語系專業教師共11人，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3人。自成立以來，日語系始終堅持以精讀課教師為中心組建教學團隊，打造教師+父母+朋友式復合型的教師隊伍。教師以父母心待學生、以師長知識教育學生、以朋友的方式與學生溝通，這樣以來，教師對學生多了一份責任和關愛，在這份責任和關愛中建立互信互愛的師生關系，這充分印證了日語系老師們的口號：“不讓一個學生掉隊！”不讓一個學生掉隊，日語系老師們付出了的各種努力。就陳教授而言，與學生就某個專業問題爭執不下，和同學們就前途問題促膝長談，為學生的困難徹夜難眠等事情常有發生。此外，日語系在對學生教育管理方面也特別重視“學長教育”和“朋輩教育”。高年級帶低年級學生學習稱為“結對幫扶”，同學間的監督與學習以“學習小組”形式開展，實施組長負責制。一路堅持下來，這種點帶面，面促點的教育形式讓日語系開始發光發熱，同時學生也取得了一定的收獲。 故事三：系友會——大家庭文化背景的根畢業生們“人離學校，心不離開日語系”的豪情在本次系友會會上展現的淋漓盡致！放棄五一休假與親人、朋友相聚休閑的時光，從各地紛紛趕回母校參加“八屆同堂”喜聚會；在聚會上關注更多的是日語系的發展以及師弟妹們就業和考試過級的情況；與師弟妹交流時幫助的語句從不離口，“不怕，有師兄師姐在”“有困難找我們，深圳管吃管住”等等都體現了歷屆畢業生們的關切情懷，這十分令人感動……日語系系友會是在第一屆學生畢業時成立，采取終身會員制方式，旨在為日語系師生營造大家庭文化氛圍，由在校生大三級大班長統籌，讓畢業生、在校生有家可依的同時也為家出力。譬如，每年就業季時，日語系親親群（一個既有畢業生也有在校生的Q群）里各種就業信息的提供，各種各樣就業幫助的行為層出不窮。當然家的溫馨也是無處不在，譬如06級師姐結婚典禮上特別的禮物肯定是羨煞旁人的，由在校生根據以往的資料加入當前元素送去來自學校的祝賀視頻等，這種特殊的關懷與愛一直都在延續。 故事四：學生的肯定是老師最大的收獲收獲，在日語系有很多很多。對于學生來說，畢業時知識滿載而歸是最實在的收獲。一個日語系學生，在畢業時分，既擁有肯定專業能力的國際日語能力1級證書和專業四、八級；又有英語四、六級；還有計算機等級證書、商務管理類證書等等。高質量、多種類的證書是日語系學生的資本，更是創始人陳俊英教授的驕傲。每每提及自己的學生時，陳教授的臉上都會洋溢著驕傲的、幸福的笑容。而對于老師而言，收獲，更多的是意味著來自學生的肯定。一個笑容、一句“謝謝”、“老師您辛苦了”足以讓陳教授感慨不已。年過花甲之年的她，每每看到學生的進步、成長，對于陳教授來說都是欣喜。在本次聚會現場，看到畢業生們口若懸河地跟師弟妹們分享自己的工作、生活經驗，日語系老師無不動容。從事教師行業數十載，所獲榮譽無數，但還是第一次從學生手里拿到這種獎項，陳教授激動地說：作為老師，來自學生的肯定就是最高的榮譽，今天我獲得了來自學生的諾貝爾獎！ 采訪結束了，但陳教授的一番番話卻深深地印在了腦海里，揮之不去。我們被她那份責任心深深打動，看著她誠摯而親切的眼睛，不需要更多話語，已深深體會到她對學校、對日語專業、對學生的一切情誼。
“如果我有一千萬，我就能買一棟房子。我有一千萬嗎？沒有。所以我仍然沒有房子。如果我有翅膀，我就能飛。我有翅膀嗎？沒有。所以我也沒辦法飛。如果把整個太平洋的水倒出，也澆不熄我對你愛情的火。整個太平洋的水全部倒得出嗎？不行。所以我并不愛你。”15年前，在網絡尚不發達的年代，一本名為《第一次親密接觸》的臺灣網絡小說紅透了海峽兩岸，成為華語網絡文學的開山鼻祖。書中的經典臺詞和女主角“輕舞飛揚”鐫刻了80后一代的青春文學記憶。15年之后，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第一次親密接觸》的作者痞子蔡帶著新作《阿尼瑪》又回來了。本報記者借此機緣對其進行了專訪。盡管成名于網絡，然而痞子蔡至今也不認為自己是網絡作家，他說，“我是靠紙本閱讀的人。”但他也不否認網絡對文學生態的改變，“未來在網絡上創作的比例會越來越高。”在痞子蔡看來，無論何時寫作最重要的還是心態。他說，自己很幸運，能把寫作當興趣，而非職業。1“收費閱讀”讓網絡文學變味了記者：現在寫小說，還會先放到網絡上，邊寫邊發，寫完再結集出版嗎？為什么？痞子蔡：這十幾年來，我寫的每部作品，都會在出版前貼在網絡上。而且是全文，一字不漏。我不會說出“欲知結局，請到書局”這種話。將來有天我不出書了(也許過氣，也許沒人要出，也許覺得出書有困擾)，只要我還寫東西，那就一定會放在網絡上。我知道作品放在網上會影響書的銷量，但我既然自認為不是作家，思考的邏輯便不能把書的銷量放得很重。我常覺得讀者給我的鼓勵或意見，絕非版稅可以衡量。我捍衛的不是“網絡”這塊招牌，而是簡單且自由的創作心態，還有跟許多朋友的默契。他們跟我也許只隔一個巷口，也許隔了一座海洋，但只要打開電腦，他們便能讀到我寫下的東西和心情，隨時且隨地。記者：如今的網絡文學生態和十幾年前不可同日而語，能談談臺灣當下的網絡文學生態嗎？痞子蔡：臺灣也有類似起點中文網的網站，叫POPO網，但上面的作者和讀者不像大陸那么多，所以臺灣網絡作家也不像大陸網絡作家每天碼字幾千字，也沒有特別能賺錢的例子。臺灣網絡作家要能賺錢，主要還得透過出版平面書籍，但暢銷的不算多，大陸網絡文學相較之下很興盛。目前在臺灣大概是晨羽、煙波、Misa等較具名氣。記者：你會通過移動終端閱讀網絡文學作品嗎？閱讀哪類作品？痞子蔡：我沒試過這種閱讀方式，事實上我幾乎都是靠紙本閱讀的人。我還是習慣傳統的閱讀方式，拿本書，一個人坐著靜靜閱讀。看的大部分是小說，題材以歷史和推理最多。記者：在內地，網絡文學多是通俗文學且泥沙俱下。除非成名，普通的網絡文學寫手生存狀態也不佳。能談談你對網絡文學未來的看法嗎？痞子蔡：網絡小說剛出現時，很多人甚至不把它當“文學”，當然現在還是有人不把它當文學。沒想到網絡文學迅速燎原，改變出版和寫作生態。自從出版社開始出網絡小說后，網絡小說就變了。很多寫手都會想盡辦法吸引讀者或出版社注意他的作品，以達到出書的目的。在出版社的商業機制還沒進入網絡前，網絡寫手的創作動機很單純，幾乎全是抒發心情的作品。簡單說，寫手的心態變了，網絡小說的樣貌因而改變。很多網站也有了“網絡收費”的行為，有些網絡寫手的收入甚至很高，這在當初也是很難想象。未來幾年，網絡文學的樣貌大概和目前差不多，或許會更興盛點，題材也會豐富點。不過我覺得寫作還是需要點時間沉潛和思考，多點思考和醞釀的話，創作的題材和作品成熟度我想會更多且更好。總之網絡的寫作環境永遠在變，只有寫作時要用心這件事是不會變的。記者：你認為未來所有的文學都會在網絡上創作，在網絡上呈現嗎？痞子蔡：我不敢說“所有的文學”都會在網絡上“創作”，但隨著科技和網絡更發達便利，在網絡上創作的比例會越來越高。因為未來寫作大概都是在電腦、智能型手機、平板電腦等完成，用稿紙寫作或許會絕跡。因此只要網絡上有適合的平臺，作者是很容易在網絡上創作。而所有的文學都會在網絡上“呈現”，我相信這是很可能的，當然這不意味著書本會絕跡，只是所有的作品都可以有在網絡上呈現的方式。2互聯網時代文學很難再造流行語記者：內地的讀者接觸到的你的作品，最早的和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親密接觸》，你自己呢？最滿意的是哪一部？痞子蔡：《第一次親密接觸》對我的意義最大，不管以后我寫了多少部作品，都不能取代它在我心中的地位。但我最滿意的作品是《檞寄生》，因為它的結構最完整，而且文學性也最高。我在寫作期間也投入最多情感，里頭的情感很濃烈，對讀者的感染力也很強。在我所有的作品中，讀者反復讀它的次數最多。在臺灣有些大學老師甚至把它當成教導大學生愛情的教科書。記者：《第一次親密接觸》里有很多句子成為當時人們口口相傳的流行語，現在是不是覺得要寫出這種“流行語”更難了？痞子蔡：現在的網絡發達程度和十幾年前不可同日而語，信息量太龐大，每個人上網吸收的東西差異很大。因此要造成一種大部分人都知道的流行語，很難。即使出現了流行語，存在的時間也不會太長，很快又會被新的流行語取代。記者：我注意到你寫的大部分小說是愛情主題的，為什么對這個題材這么癡迷？但不擔心別人說你是新時代的瓊瑤？痞子蔡：我從念書時代開始，到現在教書，都待在學校里。我很喜歡跟年輕人相處，他們是最單純的人，雖然離開校園后也許就不是了。我至今寫了12本書，幾乎每本都會被視為純愛小說，可能是因為我的寫法有很濃厚的校園味，但其實很多故事都與校園或純愛無關。我的寫法單純、風格清淡，喜歡把要陳述的東西用愛情包裝，或許這就是我的小說總被視為純愛小說的原因。其實我也不光寫愛情，只是我寫的東西，不管寫什么，人家都歸為愛情。但在我的定義里卻不是如此。另外我并沒有堅持要寫哪種類型的小說，我通常只是順著自己覺得最舒適的方式寫，對我而言，寫作只是抒發我想說話的欲望而已，我并不會挑特定的題材寫，除非我有興趣或是我有感觸。記者：有沒有想過嘗試別的不同的題材？痞子蔡：寫什么題材對我而言不重要，我也不會為了證明可以寫別的題材，就刻意改變自己的寫作方式或者風格。還有一個我跟其他寫作者明顯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我一直以另一種身份生活，我有符合我專業的工作，這十多年來都是，沒有非寫不可的壓力。也因此我過日子很單純，沒因為要找寫作題材而傷腦筋。我的問題在于寫或不寫，不在于寫何種題材。不過我以后倒是想寫推理小說或歷史小說。記者：你的小說的靈感來源是？如何保證每一本愛情小說都會有新意？痞子蔡：我的靈感來源大部分是生活周遭，我并沒有刻意找靈感的習慣。至于我寫的每部小說，我希望它能表達我的一些看法，也希望它有新的東西。以新書《阿尼瑪》為例，《阿尼瑪》這個故事雖然以校園愛情故事為內容，但書名是根據榮格分析心理學的理論而命名，且男主角大學時代加入的社團就是心理社。因此這本書將復雜的心理學理論用簡單的愛情故事加以說明，也希望能解答年輕男女在面對愛情時的困惑與不解。我以為這種嘗試在愛情小說里相當罕見，而且我自認為故事并沒有因為結合心理學理論而有說教的意味或因此變得枯燥，這個故事依然很生動有趣。我期許《阿尼瑪》能解答年輕男女在面對愛情時的困惑與不解，也希望能將復雜的心理學理論用簡單的故事表達，讓枯燥的心理學理論可以變成生動有趣的故事。3期盼李安拍攝“我的小說”記者：你說過寫作是你的愛好現在依然是嗎？會一直寫下去嗎？痞子蔡：寫作一直是我的愛好，這點沒變。不過是否會一直寫下去，我倒是沒把握。雖然希望可以繼續寫，但如果真的力不從心也是沒辦法的事。我一直不肯放棄教書，因為老覺得教書才是我應該要做的事。如果將來覺得我沒辦法在教書之余寫作，恐怕就不會再寫了。記者：你的多部小說都曾改編成電影，但效果似乎都不太好，包括讀者心中最經典的《第一次親密接觸》，你自己對這些改編的作品滿意嗎？自己的作品被搬上大銀幕會去看嗎？是什么心情呢？痞子蔡：在我的作品中，《第一次親密接觸》、《7-11之戀》、《夜玫瑰》都已拍成電影，《愛爾蘭咖啡》正在拍攝中，《檞寄生》和《亦恕與珂雪》正在籌拍。另外《第一次親密接觸》也打算重新再拍，目前兩岸都有導演跟我接洽拍電影的事。對于將我的作品拍成電影，我個人倒是樂見其成，但希望要忠于原著。不過我到目前為止，都沒看過改編自我作品的電影。我不是不看，只是覺得可能不好看便不想影響心情。將來如果出現了可能還不錯的改編電影，我一定會滿懷期待走進電影院。記者：有沒有想過更多地參與到這些改編的電影作品中去，確保改編質量。還是說，只是簡單地賣個版權就OK？痞子蔡：我通常只賣出版權，不會參與。我會予以尊重，因為那是不同于文字的另一種創作。不過坦白說，確實有的改編作品明顯以商業為主要考慮，我很不喜歡這點。有些作者不喜歡作品被改編，擔心會破壞作品的美，但我對改編我的作品這件事，倒是樂觀其成。身為作者，總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被忠實呈現，我也是如此。如果能忠實呈現，我就會覺得很滿意，那才是我想看見的樣子。記者：在臺灣做影視劇編劇，生存狀況如何呢？有沒有想過偶然也“客串”一下？痞子蔡：如果在臺灣做編劇，就我所知，并不是很亮眼的職業，生存狀況也不好，所以很多編劇并非專職。目前我還是處于只寫小說的狀況，因為我可以寫作的時間不多，要專心。不過將來有時間的話，我想寫幾部電影劇本。記者：有沒有欣賞的導演，最希望自己的作品由哪個導演來拍呢？痞子蔡：我喜歡李安，但我的作品應該不可能讓李安來拍。其實要讓哪個導演來拍，我沒太大的意見，只要肯忠于原著就行。有人建議我自己拍，目前沒考慮這樣做，但以后不排除這種可能。痞子蔡原名蔡智恒，1969年生，臺灣著名網絡小說作家，臺灣成功大學水利工程博士。1998年寫下了《第一次親密接觸》，造成全球華文地區的痞子蔡熱潮。小說《第一次親密接觸》和《夜玫瑰》都已被拍成同名電影。記者 劉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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