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慕蓉席慕蓉回到內蒙古席慕蓉著名詩人、散文家、畫家。1943年生于四川,童年在香港,成長于臺灣。祖籍內蒙古察哈爾盟明安旗,蒙古族王族之后,蒙古族名字為穆倫·席連勃,意為浩蕩大江河。其詩作在上世紀80年代風靡海峽兩岸,迄今總銷量超過500萬冊,是一代人的青春記憶。她的作品多寫愛情、人生、鄉愁,飽含著對生命的摯愛真情。印象:她是草原的孩子“含著淚我一讀再讀,卻不得不承認,青春是一本太倉促的書”;“如何讓你遇見我,在我最美麗的時刻”;“那只有長城外才有的清香,誰說出塞歌的調子太悲涼”……你讀過這樣的詩句嗎?你還記得它感動你那一瞬間的情景嗎?這些詩都來自同一個人——席慕蓉。上世紀80年代,她的詩集從海峽對岸傳進大陸,不斷被翻版、復印、摘抄、朗讀,銘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年輪上。但席慕蓉不僅僅屬于那個年代。5月12日晚上,她登上南開大學講臺,以“隱性的價值”為題演講,數百名“90后”學子密密麻麻擠滿了臺下,又坐到了臺上,聽得如醉如癡。這次席慕蓉來南開,是為給自己的老師——中國古典詩詞研究專家、90歲的葉嘉瑩教授過生日。演講結束,一直坐在臺下聆聽的葉教授走上講臺,席慕蓉高興得拍手雀躍,興奮之情像一個年輕的女大學生。兩位詩人相識于2002年,她們同為蒙古族。2005年9月的一天,席慕蓉還曾陪同葉嘉瑩教授回東北葉赫鎮舊址尋根。她說自己是葉老師的“私淑弟子”“旁聽生”,葉老師每次說話,都好像有什么東西碰觸到席慕蓉的心底,“完全把我的心打開了。”席慕蓉祖籍內蒙古,是草原的孩子。但一直到四十多歲的年紀,她才有機會親眼見到故鄉的草原。“我見到我的原鄉,我終于知道我可以為我的游牧文明感到自豪和驕傲,我再也不軟弱了,再也不謙虛了。”在那之后,席慕蓉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探訪草原,她的詩風漸趨厚重蒼涼,更將個人鄉愁擴大深入,在思想和行動上也開始回歸游牧文明。記得上一次見到席慕蓉,是在今年年初由中華文化促進會、鳳凰衛視主辦的“2013中華文化人物”頒獎典禮上。那天穿著一襲蒙古族長袍的她顯得高貴端莊,采訪的時候,她時時刻刻呼吁大家去關注草原的生態,呼吁世人重視草原存在的價值,重視游牧文明對世界的貢獻。談到草原她能一直滔滔不絕,但語氣中也帶著嘆息,因為草原和游牧文明正在漸漸消失。“有些事情如果丟掉了是回不來的,草原丟掉了就是永遠也回不來的。”很多人了解席慕蓉是通過她的詩,其實她還是一位畫家。年輕時她曾就讀臺灣師范大學藝術系,畢業后赴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藝術學院深造。回到臺灣后,她在新竹師院教油畫,也曾任職于東海大學美術系。年輕時她喜歡畫荷花,但這些年她也開始用畫筆畫下草原,這些畫被她命名為“曠野系列”。“我不敢畫,所以我等了二十年,才開始慢慢地畫,我還不敢說我畫的是蒙古高原,只是說我畫的是曠野。”一幅畫,一首詩,一片草原,這便是席慕蓉的“出塞曲”。她走進鄉愁,在曠野中嗅到芬芳,從泥土里攝取營養。“草原讓我減少了物質欲望,因為我發現人的需要其實很簡單。”作為心靈的漂泊者,她慶幸自己找到了夢想的草原。寫詩是我的家庭手工業記者:現在寫詩、讀詩的人越來越少,您認為詩歌在當下還有價值嗎?席慕蓉:詩歌從來不是那么熱鬧,詩歌已經存在幾千年了,總有人在讀詩,總有人在寫詩,幾千年都沒有變,所以不用擔心。我根本不在乎詩歌是蓬勃還是式微,我寫詩也不是因為它蓬勃,同時,我也不認為這與我們寫詩的人有什么關系。泰戈爾有句詩說:“你是誰啊?一百年后讀我詩篇的人。”我相信,一萬年以后還有人類的話,還是會有人寫詩。安靜地寫詩,在每一個時代都有很多人在做這件事。詩是從來不會消失的,只是有時候偶爾會被別人忘記而已。記者:您最初以愛情詩聞名,據我所知有很多女生都把您的詩抄在筆記本上。您是如何成為一個詩人的,最初寫詩的動因是什么?席慕蓉:初中二年級,我在日記本上寫了第一首詩,寫得亂七八糟,完全不通。那是很幼稚的心事,可是它是生命的本質。寂寞和孤獨的年紀,跟別人說不清楚、說不出來的話,我說給日記聽。日記真的就是我終于發現的在這個世界上那個不會離開我的朋友。我現在知道,日記是我寫作的開始。我喜歡寫詩的原因是我讀到好的詩羨慕得不得了,但是我做不到。盡管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對感情的看法改變了很多,但仍然還有寫情詩的熱情。寫詩對我來說是一種釋放,是把自己的生命放進去。當感覺跑來找我時,我控制不了它。我所有的詩,所有的文字,都沒有預先的計劃,它是跟著我的生命走的。記者:對您來說寫詩意味著什么?席慕蓉:寫詩不是我的職業,是我的家庭手工業。詩真的是很奇妙的,我每次講起來就不知道該怎么解釋,但是很興奮。我很慶幸我把很多年輕時自己心里的觸動寫出來了,而且留下來了。一首詩對我來講也是一個提醒。在寫詩上面我是被動的,就是有一個東西在我心里面,老在那繞著我,讓我不安,我必須想辦法用詩把這個感知寫出來。我把一首詩寫完了的時候我才知道我要寫的是什么。到現在我還是搞不清詩到底是什么,但它教會了我很多。記者:同一首詩在不同的年紀讀會有不同的感覺,可是有些本質的東西其實一直都不會變的。席慕蓉:詩一直都在那里,只是到了某一個年齡人們可能把它忘記了,但是當某個時刻一旦讀到了詩,心中的感覺就會被喚醒。葉嘉瑩老師說了一段話:詩是從小讀了,然后存在心里面。包括古詩,包括新詩,從小讀了一些然后存在心里面,然后在生命的某一個時刻,它會突然出現,好像跟你狹路相逢的那種感覺。記者:您想對仍然在讀詩、仍然想寫詩的年輕人說些什么?席慕蓉:我覺得人在藝術創作上最好不要有自知之明。比如說我年輕的時候學畫畫,我覺得我畫得不好,但是也許有一天我會畫得很好。假如我的自知之明,告訴我也許永遠也畫不好,那我還活著干什么?藝術創作就是,我可能會畫好,我可能會寫好,就這樣就好了。如果我要寫詩,我寫不好也沒關系,因為我愛它,我想寫它,其他都無所謂。寫不好,放到抽屜里,不要丟掉它。我抽屜里就裝滿了我沒有寫好的詩,而且我想我以后也不會把它們寫好了,但是有時候我很感激它們,它們是我的朋友,那是在無數個日夜里遇到挫折無法表達的那個我,那是我的財富。寫好跟寫不好,其實是次要的,我想要作詩,我愛做這件事情。原鄉是血脈里的家鄉記者:1989年您第一次回到內蒙古,現在過了這么久,還記得當時的情形嗎?席慕蓉:我母親在我第一次回內蒙古的兩年以前過世了,還好我父親還在,我父親以前在波恩大學教書,退休了住在萊茵河畔。我跑去找我父親,父親說,我給你找一個朋友尼瑪,讓他帶著你回去。于是我先是坐飛機到北京,再坐火車到張家口,在張家口尼瑪大哥來接我,坐吉普車往張北走。我就跟著尼瑪大哥見到了我的原鄉。這個說了很多次,可是我愿意一直說下去。蒙古高原的平均高度大概是海拔1200米到1600米,走一段斜坡,走一段平路,慢慢看到草原了。我在車里只會叫,哎呀,哎呀!我是第一次去,但是我覺得我見過,隔了很久以后,我找到一個句子來形容,我發現我是走在自己的夢里,我走在自己的夢土上。記者:您稱內蒙古為原鄉而不是故鄉……席慕蓉:什么叫做故鄉,齊邦媛說過一句話,故鄉除了一個空間之外,她還是你年少的時候有人愛過你,對你有過期許的人所居住的地方。而原鄉,我認為應該理解為血脈里的家鄉。我有很多家鄉,香港是我童年的家鄉,臺灣是我成長的家鄉。但是到了內蒙古我才知道,我沒有生長在一塊屬于自己的土地上,我是插枝存活的人。從前原鄉對我來講非常模糊,但是我踏到原鄉的土地以后,藏在我身體里面的那個火種就把我整個燒起來了。幸運的是我在46歲的時候找到了自己的原鄉。記者:自從第一次回到內蒙古,之后您每年都要回去幾次,草原成了您生命的重心。很多人都去過草原,但像您這樣每年都往草原跑的人,可能并不多。席慕蓉:我每年都回去到處亂跑,到2005年的時候,從我父親母親的老家一直到南西伯利亞都跑遍了,但我自己對于草原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到呼和浩特請朋友介紹一位內蒙古大學的教授,給我講內蒙古的變化與歷史。老師站在我前面,問我想知道什么,可我連想問什么都問不出來。我只能說,老師可不可以告訴我,我最該知道的是什么呢?記者:您在文章里寫過,回到草原,走著走著,心里越來越踏實……讓我們感覺到原鄉帶給您一種強大的力量。席慕蓉:我以前會比較害怕,但是現在我知道我不是單獨的,我不是孤單的。土地與人之間有很多神奇的感應,我無法確切地說出。但走在草原上,我就感到踏實,好像塵埃落定。我變成了一個完整的人。我的自信找到了,身份確定了。現在我到內蒙古草原去不是看山河,而是看我的朋友。我喜歡坐在朋友旁邊,聽他們用蒙語交談,我的心整個就踏實下來了。那是我的母語,即便我聽不懂,對我也有一種安撫的作用。記者:現在再回到草原,您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席慕蓉:今年夏天我要去嘎達梅林出生的地方去探訪,他是我們蒙古族的大英雄。我沒什么特別的計劃,但我非常想到內蒙古的中學給孩子們演講,這是我最近最想做的事。如果有內蒙古蒙文的學校或者是漢文的學校愿意讓我去的話,我自己自費去,只要告訴我時間和地點,我很樂意去給蒙古高原的孩子們做演講。我目前是如此急切地希望大家能夠了解內蒙古草原的現狀,以及我們對草原的忽略跟忽視。我想這就是我目前要做的。想讓大家從文字中讀到草原記者:從寫情詩到寫蒙古高原的散文,您在寫作上的變化太大了。席慕蓉:從前是人跟人之間的愛情誘惑我,現在人跟大自然之間的感覺誘惑我。自從有過草原之旅后,有人認為我寫東西有了轉變,但是我就是被美麗的東西所吸引,我是受美的誘惑而寫,創作的本質是沒有改變的。很多人喜歡我年輕時寫的東西,但是我在這二十多年里,真的努力想讓大家看見草原。記者:您出版過《追尋夢土》《蒙文課》《給海日汗的二十一封信》等關于蒙古高原的散文集,您通過寫作關注原鄉,也替很多游子表達出他們內心的眷戀。席慕蓉:1989年我第一次去蒙古高原,每一天對我來講都是那么珍貴。回到臺北后有個報紙約我寫我的故鄉,我跟編輯說,我可能沒有感覺,但我又想試試看。那時候我還沒有退休,我就在每個周末的時候,到我位于郊外的小畫室躲起來寫,因為我知道我會流淚。寫的時候我常常會想起《嘎達梅林》那首歌那種比較黯沉的調子。我寫《追尋夢土》是為了化解我的鄉愁,寫《蒙文課》是我逐步認識內蒙古這片土地的過程,在故鄉的所見所感我都寫在了里面。記者:您的很多詩都很細膩、很抒情,而草原上蒙古族牧民給人的感覺是粗獷的,草原給人的感覺也是寬廣的。您如何用細膩的心思表現草原?席慕蓉:其實我要跟您說,草原上的男士們,那個心思好細膩啊,但是我們遠遠看去好像他們都很不在意。如果要形容草原上的男士,我想把他比喻成一棵樹站在那里,可是他所有的心思就像一棵樹的樹葉在風里動。女孩子也是一樣,她可以很細膩地在家里做事情,可是風雪來了,她也會出來幫助牲畜抵抗風雪。所以游牧文明在一般人看來好像比較勇猛,比較狂放,但如果你看到他們如何去保護牲畜,如何在春天撫養那么小的剛剛生下來的小馬駒、小羊羔的時候,那種細膩會讓你感動。這種感覺,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寫出來。記者:您用文字和原鄉交流,您知道草原的人讀到您的文字時的感受和反饋嗎?席慕蓉:我母親的故鄉在西拉木倫河,在遼代的時候那里是千里松漠,那個漠不是沙漠,是廣大的地方。我最初對母親家鄉的印象來自母親的講述,母親年輕時那里還有300里松林,但是到我去的時候,一棵樹都沒有了。我在一篇關于回家的散文里寫,我來得太遲了,我第一次來到母親的家鄉,是向母親對家鄉的夢告別,千里松漠不見了。然而事情沒有到此結束,那篇文字被轉譯成蒙文,在內蒙古赤峰的一個刊物上發表,被從事林業的朋友看到了,他們就到河的源頭植樹。一直到2007年,他們帶我去看他們的造林工程,小小的樹木已經慢慢長大。我很感動,原來文學的力量可以是這樣的。記者:從前那個寫詩的席慕蓉讓人感覺淡泊而從容;現在關注內蒙古的席慕蓉卻總是有一種憂心忡忡的急迫和焦慮。席慕蓉:從前那個安安靜靜寫《七里香》的席慕蓉已經回不來了。我第一次回到我的原鄉的時候,并不知道我會變成今天的我。包括我寫詩的時候也不知道會有人喜歡我的詩,我當時的詩都是寫給自己的。我現在的確很焦慮,很著急,我們的草原怎么變成了這樣?我只能拿筆寫我的焦慮。如果我以前的讀者還是留戀幾十年前的席慕蓉,那我就同意他依然去讀以前的,但我已經不行了,我回不到過去了。你也看到我很熱情地希望媒體能替我傳播,這個傳播不是為了我自己,而是為了草原,為了內蒙古的草原。我以前寫詩,大概不會跑出來跟媒體說拜托拜托,請你宣傳我,但是我現在真的拜托大家,我們一起來呼吁保護我們的草原。保護草原就是保護地球的肺記者:這些年您一直在呼吁保護游牧文明,在很多文章中、訪談中,在很多場合,都看到您在呼吁這件事。席慕蓉:大家可能會覺得我一直在重復同一個話題。如果你有去過草原的經驗,你會知道草原是茫茫無邊無際,什么都沒有。其實這種什么都沒有的原因,是因為幾千年、幾萬年在這里走過的游牧民族,什么都沒有毀損。我最近才得到真正正確的解釋——草原生態學家劉書潤教授告訴我,游牧文明是草原、牧人、牲畜三者合一,在游牧文明沒有走過草原之前,草原是沒有生產力的,當無數游牧民族帶著牲畜走過草原,草原成為有生產力的草原。草原是幾百萬年前自然形成的,但是離我們最近的這幾千年的草原是靠什么呢?就是靠牧人、牲畜跟草原一起組成的生命共同體。記者:近些年內蒙古沙漠的面積在逐年擴大,所以現在提出“禁牧”,您怎么看這個問題?席慕蓉:禁牧之后,我們的學者去訪問牧民,牧民說禁牧第一年感覺草長得多了,到第三年、第四年,好的牧草卻消失了。沒有羊來吃它,沒有馬來吃它,草原自己本身的生命力消失了,長出來很多野草。這是牧民自己觀察得出的結果,他們游牧的知識比我們豐富得多。逐水草而居好像有很多很多學問,我無法回答。記者:如果不禁牧,又要保護草原,應該怎么做?席慕蓉:現在把草原用鐵絲網分隔了,而游牧文明是一種群體的、合作的文化,必須要群體的行動。一個單獨的草原是沒有價值的,草原的價值在于互相之間的聯系。假如我這里的草不好了,我搬到你那里去,讓這里的草休養生息。我們現在讓牧民固定在鐵絲網所限制的范圍內,你這一家十年都在這一塊草地上,草地沒得休息。游牧的意思是要動,動的意思不是我們自己要動,是我們要讓草地休息。牧民怎么搬,搬到哪里,春天在哪里,秋天在哪里,甚至整個夏天還要搬好幾次,就是為了讓薄薄幾厘米土地上面的牧草可以持續生長。記者:您在草原行走了二十多年,您認為真正毀壞草原的原因是什么?席慕蓉:現在內蒙古的草原,跟我二十多年以前來內蒙古時看到的草原已經不一樣了。比如說,我們認為可以獲利很豐厚的煤礦,可是,再獲利的煤礦也不過是幾十年,而幾十年之后,草原再也回不來的時候,我們的損失就遠遠大過現在獲得的那些利益。我們要發展經濟,把牧民集中起來住進樓房,他們要做什么?他們拿了退休金要做什么?日子應該怎么過?日子應該是一個人覺得有成就、有貢獻才叫過日子,不是領退休金,坐在屋子里面才叫做過日子。我希望他們享受這些幸福,但是這些幸福感跟自己祖先的文化應該是連在一起的,而不應該是斷裂的。記者:現代人總是認為,好像草原已經變成了生活的背景,變成了旅游觀光消費的景點,跟我們的生活好像沒太多關聯。席慕蓉:如果把地球比作身體,那么草原就是它的肺,是它的肝。曾經有一家媒體來采訪我,把我帶到海邊拍攝。他們讓我站在岸邊,問我草原的價值。不知道為什么,我突然變成了一個憤怒的人。我忽然間聽見自己這么講,你要問我草原的價值,這個問題已經問了我十幾年了,我現在請問你,你的肺有什么價值?你的肝臟有什么價值?那位攝影師不知道哪里得罪我了,木在那里。我問他,你覺得哪一只手比較好,是左手有用還是右手有用,哪一只手你不想要?草原和森林占全世界土地的三分之一,如果整個歐亞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能夠保持草原目前的狀況,那這就是給這個地球最大的貢獻。在這里,我說這個話不是因為我是蒙古族,而是作為一個人,以人類的態度來說,我們其實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作為寫字兒的人,想必都很羨慕那種“天成”的作家,或者“天成”的寫作狀態。那往往是文學史上的神話——養在深閨或來自深山的單純男女,從肉體到心靈都一塵不染,有感而發、提筆而就,一出手就是高峰。要不干脆就是孩子,比如7歲的駱賓王,“鵝鵝鵝,曲項向天歌”,幾成天籟。然而很遺憾,水能提純、保純,但人不能,正如大部分人的人格都是滾滾紅塵造就的,大部分作家的文學修養也是通過對前人、同時代人的閱讀和思考來完成的。絕對的“未曾染塵埃”多半只有一個結果,就是徹頭徹尾的無知。那么,對于某些既有文學觀念的認同、反對以及再思索,也是能夠表明一個作家在某一時間段的文學態度的。作為一個也算接受過“科班”文學教育的人,我所接觸過的文學觀念估計算是比較多的——翻開文學史的課本,就有多少“主義”得記得背呢。上大學的時候,我也深受此道的熏染,張嘴盡是夾生洋詞兒。然而文學史上還有一個規律:剛冒出來時越是離奇、越是振聾發聵的文學主張,往往也越容易變成一陣風的事兒。尤其是寫起來以后,才發現一個作家最需要面對的,其實還是那幾個自古有之,如今仍在纏斗中的文學觀念——也就是那些還在“真實地活著”的文學觀念。首先,我對“小說是一門技藝”這個觀念一直持懷疑態度。寫小說當然需要琢磨人物,要謀篇,要鑄煉語言,也就是說,的確是需要技藝的,而且技藝越精妙越好。同行或者同好們在一起,談論得最多的好像也是技藝。然而也許是談得太多了,現代小說的技藝偏偏又越來越復雜,成了門單獨的學問,漸漸地就有了點用手段代替目的的意思,好像小說的好壞僅僅決定于技藝,小說幾乎可以等同于技藝似的。當然還有另一種邏輯,就是想說的話不好說出來,不想說的別人又逼著說,那么好吧,索性只談技藝,從此當一匠人也免了苦悶。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我覺得如果把小說單純地等同于一項技術活兒,那還真是有些辱沒這個歷時近千年才發展成熟的文學體裁。技藝僅僅是寫出一篇優秀小說的基礎條件,除了技藝之外,必要的因素還多著呢。其次,我也比較懷疑“作家只是為了自己寫作”這個觀念。要想讓作家全為了別人而寫恐怕不太現實,真能做到“我手寫我心”的作家,往往也有著單純而高潔的人格,這都是必須承認的事實。但是從小說的基本傳播形式來說,它歸根結底是一門“我寫你看”的藝術,它的主要審美過程,也是讓讀者看到“別人”的故事。沒有了看的,寫的人又忙活什么勁呀?還不如述而不作呢。當然,也不能把追求銷量的寫作等同于為人民服務,讀者和作者之間肯定還不是一買一賣這么簡單,那其中有著微妙的關系,值得寫作的人長期研究。那么,有必要堅持的文學觀念是什么呢?起碼在現在這個階段,我認為小說是一門關于價值觀的藝術。所謂和價值觀有關,分為三個方面,一是抒發自己的價值觀,二是影響別人的價值觀,三是在復雜的互動過程中形成新的價值觀。在文學興盛的時代,前兩個方面比較突出,比如古人“教化”的傳統,還有上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然而到了今天,文學尤其是純文學式微了,影響不了那么廣大的人群了,也讓很多人認為過去堅守的東西都失效了。但我覺得,恰恰是因為今天這個時代,對價值觀的探討和書寫才成為了文學寫作最獨特的價值所在。且不說這是作家對時代和社會所應該負擔的責任,就是和影視、游戲這些新興的娛樂形式相比,文學也恰恰因為遠離了大資本、大工業的運作模式,才天生地和思想的自由表達、深度探索有了更緊密的聯系。懷疑必然帶來割舍和收獲,堅持則往往意味著更深的自我懷疑,乃至精神層面的磨礪。在這個時代,真正的懷疑和堅持都并不容易,需要我們在長期的文學實踐中驗證自己的所思所想。
仲呈祥是一位有著豐富知識與多學科背景的文化學者,他博覽群書,研究領域涵蓋文學、哲學、影視、舞臺藝術等,擅長以哲學思辨闡述文化藝術問題, 將社會熱點與文藝理論共冶一爐,形成令人耳目一新的結論。對待學術的勤奮態度和驚人記憶力使他成為文藝評論界的引領者之一。在5月30日舉行的中國文藝評 論家協會成立大會上,仲呈祥當選為中國評論家協會第一任主席。文藝批評與文藝創作并稱“車之雙輪”、“鳥之兩翼”。仲呈祥從事文藝評論40余年,多年來,他多次呼吁成立一個全國性、綜合性、打通各藝術門類 界限的文藝評論家協會,期待以此健全創作、批評之“雙翼”,促進我國文藝健康發展和繁榮。仲呈祥說,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的成立,是對全國文藝評論工作者的 巨大鼓舞和激勵。談及剛剛成立的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仲呈祥認為,“首先要在工作中堅持正確導向,擔負起文藝批評的社會責任。”他說,“導向是文藝批評的生命, 是文藝批評的魂靈。評論語境越是復雜,導向越是重要”。“導向為魂”是仲呈祥一貫堅持的文藝批評原則,他說,“文化化人,藝術養心,重在引領,貴在自覺。 重視文化軟實力,就是要重視文學藝術養心怡情怡性的重要作用。在當下,比任何時候都要強調,文化要化人,不是化錢;藝術要養心,不光是養眼;鑒賞要引導, 不是迎合。立于文化寶塔塔尖上的,理應是能夠代表一個民族審美思維的最高水平的優秀文藝家及其經典作品。引領民眾攀登更高的思想和審美臺階,將優秀代表推 向塔尖,正是文藝批評的職責和使命。”仲呈祥認為,要做到這一點,評論家必須堅持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中國評論家協會,必須牢牢把握文藝批評的正確導向,珍視中國文藝批評 優良的歷史傳統,建立起科學的評價標準和評價體系,引導文藝創作、倡導健康說理的文藝批評風氣、繁榮文藝理論評論事業。“要堅持強化中華文化代代相傳的民 族學理,堅持以開放的視野吸收世界文明中適應中國國情的有用的學術資源,真正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并在美美與共上狠下功夫,旗幟鮮明地反對盲目西化和 食古不化的錯誤傾向。”談及當下的文藝評論現狀,仲呈祥說,“傳播力決定影響力。當前,傳統文藝評論陣地如報刊等處于困境,新型傳播陣地如網絡、手機等又呈現過度娛樂 化傾向,文藝評論影響力和權威性受到挑戰。”他認為,“在這種新的格局下,文藝評論工作要擴大影響力,必須擴大陣地,拓展渠道,整合資源,充分利用傳統媒 體和現代媒體,積極運用數字化網絡化技術,不斷建設好文藝評論平臺。”仲呈祥希望在今后的文藝評論中,“要提倡實事求是,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說真話、述真情、求真理的學風,提倡認真攻讀、深入生活、耐得寂寞、淡 泊名利、享受孤獨、潛心學術的學術品格”。他說,“要做一個合格的文藝評論家,離不開哲學精神的指引,離不開歷史鏡鑒的啟迪,離不開文學力量的推動。我們 的文藝評論家,要進一步提高自身文學、歷史、美學學養和素養,一定要做到‘多讀點哲學,多讀點歷史,多讀點魯迅’,提升自身的判斷力、理論定力和戰斗 力。”
孫曉玲女士著《布衣:我的父親孫犁》一書寫道:“父親按點兒吃飯、睡覺,身邊有一個小馬蹄表,生活極規律。吃飯是為了活著,睡覺是為了休息,散步是為了保持體力。他活著是為了寫作,寫作也帶給他快樂與安慰……”讀著這親切的樸實無華的文字,憶起作家從維熙《孫犁的背影》一文所寫:“中國只有一個孫犁,他既是個大儒,又是一位‘大穩’。按照孫犁的革命資歷,他如果能稍微入世一點,早就是大文官了,他后半生偏偏遠離官場,恪守文人的清高與清貧。這是文壇上的一聲絕響,讓我們后來人高山仰止。”《布衣:我的父親孫犁》寫孫犁住院時的情景:“父親穿的病號服,袖子顯得有些短,當時我就想,今天要是穿上我給他買的那件薄絨藍格新睡衣就好了,會顯得儒雅文氣。前前后后我曾給父親送去好幾件新衣服,還有新夾被、春秋被和枕頭、毛巾什么的,我想寫作態度決定了生活方式,父親與節約為伴,樸素地生活了那么多年,毛衣袖子破了,還改過坎肩。住中心醫院時,我給他買一條新毛巾,他卻不愿意用,如今他病沉沉,我一定要讓他里里外外換個新。以前要是在家里,父親沒準會說我,有舊的他不愛使新的。現在是在醫院,加上病重,父親便不說什么,穿上新睡衣,他還像孩子似的,用手指捻捻衣服邊兒,摸摸挺軟和,穿上很舒服,挺高興。家里送去的兩床小花棉被,他一年四季替換著蓋在身上,不離胸前左右,時不時還用手摸一摸。”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在《人民文學》發表的《懷念孫犁先生》一文中也寫道:“在他身上蓋著一床藍底兒小紅花的薄棉被,這不是醫院的寢具,一定是家人為他縫制的吧,真的棉布里絮著真的棉花,仿佛孫犁先生仍然親近人間的煙火,也使呆板的病房變得溫暖。”天津書畫名家王學仲先生,感佩孫犁甘于淡泊,不角逐官場、文場的為人,曾書寫一副對聯:“楊震辭金甘抱樸,孫犁著作懶為官”。《布衣:我的父親孫犁》中寫道:天津市長看望孫犁,“父親顯得拘謹無奈”。“父親見了市長為什么保持距離,往日的談笑風生哪去了?”市文教書記很了解父親,對他說:“你這個人是當不了官的。”孫犁不善交際,也不善攀附,曾給韓映山寫過一信“訴苦”說:“陪著大人拘坐在席上如坐針氈,實在難受,自己又不健談,宛若呆雞……”有好幾次,北京文化界、戲劇界領導來天津,市里派車接孫犁去見見,都是地位很高的人,按說這是很風光的事,但孫犁不去。孫犁八十歲時說過,他進天津后就在《天津日報》社做編輯,前后換了十位總編輯,算得上是“十朝元老”了,在作協、文聯也有位置,但不到那里去,不喜歡外出活動頻頻曝光,只愿“雕蟲蒙記憶,烹鯉問沉綿”。□李桂芳
很早以前就有媒體報道,作家馬原來到云南西雙版納,不是因為工作或者體驗生活,而是養病。5年前,馬原被查出肺部長了一個腫瘤,必須做手術。但他放棄了手術,而是采用了人們很少選擇的方式:休養。在考察了很多地方后,選擇了西雙版納勐海南糯山的姑娘寨,希望在這樣一個好山好水的環境下慢慢恢復身體。據他的朋友講,剛到版納的馬原,看上去憔悴蒼老,現在的馬原,雖然已經61歲,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要小10歲,他精神很好,是這里的山水把他滋養得年輕了許多。更讓人想不到的是,他肺部的腫瘤逐漸消失了。馬原說在過去的一年半時間里,來過五十撥人看他了,都好奇他為什么會跑到這里來,也都在問他:版納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我細想一下,版納居然沒有什么好玩的地方,這個地方好像不是用來玩,而是用來活著的。它是中國最早的熱帶旅游區,但是很奇怪這里沒有特別炫的景點,你去黃龍九寨黃山泰 山,總是有什么點,或者是著名的古跡,或者是很深的文脈,或者是奇山怪石,版納沒有這些。”馬原說,“有幾個朋友過來看我,想順帶把版納轉轉,結果有點失 望,因為能看到的也就是幾個村寨。出了村寨,新景點大同小異,其實也不是版納自身的特點。誰也不會為了一些挺高的樹,千里迢迢甚至萬里迢迢奔到這來。”勐海縣勐混鄉賀開古茶山上的古茶樹真 正吸引馬原來到版納的原因是這里的自然環境,作為一個東北人,馬原說,他在南方生活了很多年,再回到北方,已經受不了寒冷的氣候。當他查出肺部腫瘤時,他 離開了上海。“我離開上海的原因,主要就是我覺得在上海生的病,它是惡性也好,良性也好,幾乎沒有治愈的可能,只能用某些方法抑制它,或者切除,實際上也 不過是給生命一個緩沖。我當時就嘗試著另外一種想法,看看能不能不治,以不治對抗腫瘤。不吃藥、不做手術、不放療、不化療。”正是這場疾病,讓馬原有機會去體驗另外一種生活,千百年來中國文人精神世界里構想的田園牧歌式生活。福禍相依,馬原從想象的精神家園走進了現實田園。馬原對付這個疾病的方法是:給自己的身體換水。“當 時選擇換水的方式說起來有一點玄,其實挺有道理的,我生病以后和很多中醫大家接觸,跟他們聊,他們說我的想法聽來挺新奇,但是有道理。中醫說3個月人體的 水整體會置換一次,我深信生命是以水為基礎,生病也是水積的,它既然是水積的,我在水的置換過程中也許會把疾病帶走。”馬原開始找水,他相信出好茶的地方一定有好水。不單是沏茶需要好水,種茶養茶也需要好水。“地球上最好的三片茶產區都在中國,東邊是阿里山,中間是武夷山, 西邊是勐海。”為此,馬原先后去了安溪、武夷山、臺灣。最后,他選擇了西雙版納勐海。“最吸引我的首先它是山和水特別好,大面積的古茶園,在勐海地區這些 數百年的古茶園有好多,勐海沒有熱帶雨林,又是傳統的普洱茶的產地。天下的普洱茶,說起來大半都是勐海產的。我來這以后,最吸引我的是植物,勐海不是特別 熱,因為這里有海拔,整體海拔都超過1000米。一年有200到300天時間是天天有云海,每天早上起來,下邊就是云海。對我這個東北佬來說,云海在山間 彌漫、飄逸,簡直就是仙境,我們小時候說神仙住的地方,那不就是我現在住的地方么。”勐海縣布朗山鄉曼諾村布朗族少年馬 原在勐海住了兩年了,他很開心地說:“你今天看到的這個馬原,應該挺健康的。說起來60多歲了,但是精氣神、體力、肌肉的強度……我都覺得是我在最近20 年里最健康的時候,我40來歲的時候也沒有現在健康。在都市里,運動本身就很奢侈,你要有時間、有伙伴、有錢、有勤快,都市里大家忙忙碌碌,真正拿出時間 去鍛煉的人最多的是老年人,很少有年輕人、中年人不遺余力地早上爬起來去晨練的。”馬原說,他在海南待過一段時間,當時身體不是很好,他 開始騎單車鍛煉身體,但也沒有現在的身體狀況好。“我在這兒活動強度并不大,每天上工地,主要是動腦,充其量就是爬爬樓梯、爬爬坡。我著意去鍛煉身體的時 候,我的身體居然沒有不用鍛煉的時候身體好。這里面有幾個原因:一是這里有海拔,輕微運動也是負重;第二是水特別好;第三是空氣好得不行。全國人民受霧霾 之苦,少數躲過的人中有一個叫馬原的,我真是覺得上山之后這兩年,特別體會到云南之好,西雙版納之好。我到這里發現一個真理,過去人們說我不往心里去,人 身體最大的器官是皮膚,皮膚舒服才是真的舒服,沒有比這里更好的地方了。這里溫度最低10攝氏度,最高二十七八攝氏度,剛好人不出汗,四周都是森林,溫 度、濕度都是俱佳的。器官一年365天都是舒服的。”馬原雖然是外來人,但是現在他已經慢慢把自己當成南糯山居民,生活也在悄悄發生一些變化。“我們的日用品越來越簡單,我開來的寶馬, 到這是一堆廢鐵,因為這里一下雨就寸步難行。到這以后我的生活完全改變了,轎跑換成了皮卡,我現在有一個皮卡車,表面上看不過是車型的改變,但實際上生活 內容、生活方式全都變了。在這里,有泥土、有植物,而且這些植物多半都不是人種的,除了我們看這些茶樹林,漫山遍野的大竹大樹完全是自生的,有的完全是原 始森林,上面還有大面積的巨樹,有千百年巨樹的林地。在這種林地里,你的生活完全不是大家說的,有沒有霧霾的問題,我們根本不能想象這么大面積的植被,根 本無法估量這些能帶給此地的住民多少有益的東西。”這兩年,很多人見到馬原,除了問他為什么到山里生活,還有一個常問的問題就是:你在山里寂寞嗎?“前些天我在廣州見到李敬澤,他說:‘你別玩虛的,你就實實在在地說,有沒有寂寞問題,那么閉塞怎么辦?’”這個問題對馬原來說好像從來沒有想過。馬原說:“我跟別人有一個大不同,因為我是病人,病人的想法和健康人想法可能不同,你們覺得生活里有些東西更重要,比如交通便利、醫療便利、孩子上 學、自己職業……病人不是這么想的,很多病人是一病了就突然把原來的生活拋棄了。山上最簡單的想法都是幻覺,上面沒有人住,說明水是從上面來的,包括地下 水,上面的水源是沒被污染的。生了病的人關心的是水,不是工作,不是網絡方便,不是逛街方便,所以我說健康人有顧慮的,病人,尤其是大病人沒有。我肯定不 會覺得寂寞。我也說句老實話,我哪有空寂寞啊。我實實在在地在8個月里蓋了一片房子,還寫了兩本書。我回家第一件事,要么歇歇腰,看看電視,有時候還沒到 吃飯時間,我就睡著了,根本沒有空。我這么大的院子,掃一遍都要掃三天,我這么大房子,掃地也要三天掃一個回合,根本沒有空寂寞。我下面養著狗,之后還要 養,我至少得有兩三條狗,還要養幾十只雞,朋友來了,我得給朋友殺只雞啊。我還得種那么多植物,我還得種菜,我下面有三層梯田,我種的菜保證我們家里夠 吃。在這個院子里,我還想種十棵二十棵果樹。客房前面我留了那么大一片種花的地方,我還要種花……李敬澤問我會不會寂寞,我也想寂寞一下,寂寞顯得多深刻 啊,但是哪有空啊。以前沒有,以后更沒有,我搬進來以后,更沒有。”馬原馬原說得神采飛揚。“實際上,這不就是陶淵明么,中國文化人談了兩千年陶淵明,之所以談陶淵明,是因為做陶淵明不太容易。但是我覺得做陶淵明特別容易,就是下一個決定,別的事都再簡單不過了。”的確,當一個人把道理想明白了,什么問題都不是問題了。對于這種神仙般的田園牧歌式的生活,馬原承認在他年輕時候曾經幻想過,但是從來沒有想過它會變成現實。“我 當老師的時候講過海明威,我總結海明威的幾個哲學,其中一個就是他在《太陽照常升起》里的一句話:‘想一想不是也很好嘛。’我小時候,一直特別喜歡農村, 我當過知青,來南糯山之前,這輩子覺得我最好的日子就是當知青的那幾年,那幾年吃不飽,極其艱苦,零下20攝氏度的時候,窗戶沒有玻璃,雪都能刮到炕上。 但是我還是覺得那個生活是最好的。這幾十年來,我一直想的是要有自己的一個環境,一個生活,但是我原來想的倒不是像現在的情形,我原來覺得我喜歡鄉下生 活,我還是要這些綠色的簇擁,要這些雞犬相聞,我想的不是寫作本身。但是我來山上以后,發現那種情形是自然而然的,你到了山上,就像我說上帝想讓誰當哲學 家就給他一場大病,他一定會變成哲學家。因為你生過病以后每天要面對自己的生死,你面對這種命題的時候你已經是哲學家了。所以我說上帝把一個喜歡看書的人 扔到大山上,你一下子就會哲學起來了。每天終日和自然有一個面對面的狀態,然后你會有很多下意識的玄想。”的確,這種哲學思考讓馬原的創 作方向也慢慢發生了改變,最近,他寫完了一個童話,名字叫《灣格花原歷險記》,名字來自他一家四口人,馬原解釋說:“我大兒子叫馬大灣,小兒子叫馬格,我 老婆叫李小花,我叫馬原,名字就這么來的。這地方本來就是有童話的環境。我是被這場大病打成了哲學家,所以我的童話是比較偏哲學的童話。因為地球出了太多 的問題,我們今天的價值觀念出了太多的問題,我是找一個七八歲男孩的視角來講這個故事。七八歲問題會多一點,太小問題太簡單,大一點會復雜。他帶著他爸爸 的朋友,一個博士,走進了他自己的密地,通過一個老樹的樹洞。剛一往里鉆,就掉下去了,到了另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里面,他見到了一些我們尋常又能見到又 見不到的一方天地。我說能見到是所有的物相和我們這個世界沒有什么差別,唯一的不同是這個世界里沒有人。這是史前的地球,在這個地球里,不論動物植物,都 有自己的周期,有自己的生命軌跡。對那個博士來說,所有東西都有的解釋,成年人看什么都用概念思維,我們關于所有的知識,關于樹葉、草、衣服、交通……所 有一切的知識構成了人類的整體經驗。在這個童話里,這個孩子不具備任何知識,因為他還在學齡前,他們面對的所有事情,都是在知識和非知識二者之間游弋,實 際上是人類面對終極問題的一個狀態。那個世界里沒有人,他倆是偶爾的闖入者。在所有童話里,孩子都能跟動物對話,大人不能,就是孩子沒被知識污染之前,孩 子還是有和萬物通靈的天性,但是知識把這些天性淹沒了。我這個故事的重心是人類對地球的傷害,人類在不自知的情況下對地球的傷害,實際上人類是這一波地球 末日的終結者,這是肯定的。”馬原上山后,寫了兩部長篇小說,《糾纏》和《荒唐》。和他以往的形而上的寫作風格不同,這兩部小說都是很現 實題材的作品,帶有批判現實的色彩。在地面上生活時,馬原寫的大都是不接地氣的作品。現在接了仙氣,又開始寫現實題材。馬原也覺得這個改變很有意思。“你 在所謂人間生活的時候,你不關心你身邊的生活,從來沒寫過評職稱、分房子、你情我愛這些東西,從來是比較偏形而上的小說。但是上了山,住到神仙住的地方以 后,可能是海拔的緣故,反而有一種鳥瞰人間的感覺,我自己也說不清為什么會這樣,可能這個落差會帶來靈感,離開都市,反而開始關心人群了。這個回合重新寫 小說,感覺挺奇妙的。《牛鬼蛇神》還是我接20年以前的寫作,別人都很奇怪,你怎么寫東西中間隔了20年就像沒隔一樣?但是剛撂下那個,就馬上回到現實題 材來,而且一口氣就寫了兩個長篇,也許最近由于停頓積累下來的素材、生活沉淀,好像一下子轉了。我這兩個小說出來的時候,很多老讀者說,你是不是從此就要 改弦更張了?我說好像不是,《灣格花原歷險記》又跟現實沒有一點關系,又回到過去那種形而上了。我原來想一口氣寫第三個長篇的時候我撂下了,我現在懷疑我 還能不能把第三個長篇寫出來。因為心氣又改變了,這個不太長的時間里覺得挺過癮,現在還有幾個要寫的小說,我現在自己想一想可能也不太像原來那種形而上的 關注,也不像這兩個形而下的關注,我又回到另外一種境界當中。”正如馬原所說,疾病讓他變成了一個哲學家。在這個仙境中,馬原鳥瞰人間, 開始思考一些終極問題。他說,過去,很多終極問題他思考過,但是沒有想明白,現在,很多問題慢慢清晰了。“過去我想得很多,沒特別想明白的實際是環境,人 類對地球的傷害。后來構思《灣格花原歷險記》的時候突然想明白了,是人類要自己制定規則,人類靠自己的理念想自己制定規則,像我里面說到的一段話:‘人類 僅僅用4000年時間,就消滅了地球上所有陸路大動物。過去是眾生支撐這片天,現在是人類自己,眾生已經不見了。’都市里蚊子都越來越少了,人類用污染的 方式就能把蚊子的立足之地摧毀。這個事情我是到這里以后慢慢想明白的。我們的知識讓我們很年輕的時候就會建立一個生態平衡的概念,但是到了山上以后我體 會,過去地球的法則是眾生共同制定的,今天是人自己說的算,人不跟它們商量,所以我在童話里說有眾生養老院,他們至少在這個200萬年的生命周期中,最后 的4000年變成了災難,就是地球來了終結者,來了人。這個確實是我到這以后感悟到的哲學命題。”馬原說,他來到南糯山生活后,格外珍惜 這里的環境,他找到村長,希望村里能解決一下洗滌劑排污問題,比如排水做統一處理。村長說,這點東西大自然是可以自潔的,這么點根本沒有問題。“我想想是 這樣,每家邊上都有水溝,用來排污,但是水溝邊上的植物郁郁蔥蔥。很少的量事實上不會真的對有強大自救能力的地球形成真正意義的傷害。千百年來人類都是傍 水而居,就像人類皮膚,我在山上總穿短褲,草葉劃得我遍體鱗傷,但是身體是有自我補救能力的,都會痊愈,地球也是這樣的。但是現在人類對地球的破壞遠遠超 過了它的修復能力。我寫《姑娘寨》,是人文的;我寫《灣格花原歷險記》,它又是科學,又是反科學。實際上我對科學痛恨至極,它是地球最大的死敵,因為科學 助推了技術,而技術把地球傷害到今天這樣。我少年時期,人類的第一偶像是阿基米德,因為他創造了科學和技術兩大門類,數學衍生科學體系,力學衍生整個技術 體系,我覺得人類最大的智者就是阿基米德。我現在覺得阿基米德是地球最大的罪魁,沒有比阿基米德更壞的了,因為我現在的立場是地球母親的立場了,我不是人 類的立場。”作 為一個悲觀的哲學家,馬原同時又覺得自己是幸運的,因為生活在這個時代,見到了愛因斯坦和老子沒見過的文明。而回到自己,馬原說人的一生就是一個甲子,現 在他剛剛活到下一個甲子,剛活到下一輩子。“上輩子我活的是一個中國文人,中國知識分子的一輩子;下一輩子我活的是上古人類對生活的理想的一輩子,就是田 園,與天地對話,簡單,健康,這是我最大的改變。我們的先祖都是農民,我現在也是農民,我現在回到了農民的生活,回到人和土地的關系上。我以前在都市覺得 那些有錢人真了不起,有錢人提的口號是我的房子要有天有地的大別墅。我現在不就是回到有天有地的地方?腳踩地,頭頂天,我現在就過這種生活。我第二個一輩子肯定跟我第一個一輩子不同,唯一相同的是我這個人不可能不想事情,因為老天給我一個愿意想事情的大腦。”馬原說。(實習生高伊俏對本文亦有貢獻)
5月31日,第六屆冰心散文獎頒獎大會在濟南歷下隆重舉行,會上為96部(篇)獲獎作品的作者頒獎。厲彥林等11名山東作家榜上有名,其中濟南作家簡墨的散文集《京昆之美》、楊曙明的散文《直面直隸總督署》、朱文興的散文《有心長作濟南人》獲得相關獎項,為山東、為濟南贏得了榮譽。第六屆冰心散文獎由中國散文學會主辦,濟南市委宣傳部、山東省散文學會協辦,歷下區委宣傳部、歷下區作家協會承辦,共設散文集獎、散文單篇作品獎、散文理論作品獎以及優秀散文獎等四個獎項。這次參評作品既有堅持傳統散文創作的名家力作,也有對散文創新寫作的新秀妙筆,基本上代表了近兩年來我國散文創作的總體水平。經過評委多次篩選,賀捷生的《父親的雪山·母親的草地》、石英的《石英散文新作選》、葛水平的《河水帶走兩岸》等30部作品獲散文集獎,從維熙的《漓江情韻》、陳祖芬的《陳寅恪的后世有緣人》、門瑞瑜的《海峽兩岸同醉》等30篇作品獲散文單篇作品獎,李一鳴的《中國現代游記散文整體性研究》、張振金的《中國當代散文史》、柏峰的《初春的抒情歌手》等8篇作品獲散文理論作品獎,另有趙培光的《微生活》等28篇作品獲優秀散文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