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上海5月20日電(記者曹繼軍、顏維琦)我國首部《烏爾都語漢語詞典》20日在滬首發，填補了我國烏爾都語研究領域的一項空白。巴基斯坦總統馬姆努恩·侯賽因作為首席嘉賓出席了當日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巴基斯坦駐華大使館聯合舉辦的新書發布會。馬姆努恩·侯賽因在致辭中表示，《烏爾都語漢語詞典》的編纂、出版是中巴友好交往的一項重要成就，中、烏兩種語言架起了學術溝通的橋梁，促進了不同語言文化和兩國人民之間的理解和交流，必將為加強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聯系作出貢獻。教育部社會科學司司長張東剛在會上介紹，《烏爾都語漢語詞典》是中國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后期資助項目的標志性成果。詞典的出版，是中巴友好關系進入新階段的重要標志。烏爾都語是巴基斯坦國語，也是南亞次大陸的主要語言之一，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烏爾都語漢語詞典》收錄詞條約6.5萬條，1450余頁，170余萬字，具有詞匯量大，信息廣泛、準確的特點。該詞典的籌備、編纂、出版歷時近30年，先后被列為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后期資助重大項目、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首批《2013—2025年國家辭書編纂出版規劃》項目。
著名音樂人張洪量上周末來漢，為自己的首部圖書《黃書》舉行了兩場發布會。兩場發布會中，他都以親切平和的姿態與粉絲互動，大力推介自己這部激烈偏執的人文著作。原以為已經過氣的張洪量依然有著很強的號召力，每一場活動都擠滿了粉絲。而滿場青年人中間有一位特別的“老粉絲”：武漢商界名人程軍。程軍認為，像張洪量這樣的簽售活動非常適合放在大型商業機構，“這樣的潮人和這里要建設的潮文化特別契合。”張洪量介紹，這部作品是自己從2004年開始，歷時十年創作，而其創意更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自己在紐約錄專輯時所感受到的種族對抗。他表示，寫這部書用意在于介紹以中華文明為代表的黃種人文明過往的輝煌和未來的希望，為在西方文明中浸淫太深的青年人打一針“抗生素”。接受采訪時，張洪量表現平和，但毫不掩飾自己的偏執。他用了僅僅十頁的篇幅來論述“工業革命的偶然性和不值一提”這樣一個大論題，卻沒有學術著作應有的注釋，張洪量表示，“我不是寫不出注釋來，而是想表達一個對抗的意思，故意不寫。我不是要做學問，只是希望我的讀者快樂——當人們對自己的民族和種族充滿自信時，應該是最快樂的。”張洪量的自信并非毫無由頭，他為這部書投入太多，“十年沒有寫歌，都去寫書了。”為了寫《黃書》，他四處旅行，以至于接下來準備著手寫一部旅行類作品——包括格陵蘭島這樣少為人知的黃種人區域。雖然在自己的書中對西方文明大加鞭撻，但張洪量表示，不會反對女兒出國留學，他對于這部書對二十歲以上的人的影響力并不樂觀，“他們價值觀已經定型了，我希望的是，他們將來能把我的書介紹給孩子，讓他們在兩種價值觀里有選擇的機會。”(記者李曉彤)
編者按：文藝批評亦有文體與文風問題。今天的批評界不乏虛情假意的批評、言而無物的批評、繁冗生硬的批評，批評效用的發揮受制于此。我們希望以作家賈平凹這篇《故事又突破了故事》為開端，倡導短小、扎實、精準的千字文評論，鼓勵真誠、直接、有創見的及物式批評，為讀者提供更多清新、有趣、性靈之作。陳彥是劇作家，他總是有極其精彩的故事講給我們聽。戲劇《西京故事》在舞臺上演出的時候，我被感動過，也流下過熱淚。而他將戲劇又寫成了長篇小說，除了再次感動外，給我震撼的是他第一次寫長篇小說，竟寫得如此恢弘而從容，厚實又有趣，真感慨一個人的才華和能量超人了，會推磨子也就會推碾子。在社會轉型期，深山里的農民向往的就是城市，而通往城市的出路也就是求學和打工。羅天福一家就是這樣到了西京。但進了城并不就是城里人了，在比山還深的城市里，到處有能讓你騰起來的跳板，也有能讓你跌下去的陷阱，創造、頹廢、快樂、悲傷，“西京故事”就這樣發生了。當個人的命運在某一節點上契合了時代的國家的命運，個人的命運也就是時代的國家的命運，而這樣的故事既是個人的，又超越了個人，如植一叢花，花在自家的地里，所有路過的人都看到了花的艷麗，聞到了花的芬芳。說《西京故事》格局和境界是大的，是一戶山民的故事，是一個西京城里的故事，也是一個中國的故事，理由也就在這里。在這樣的年代里講現實的故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真實地反映國情、世情、民情，需要詳盡的觀察、深入的思考，并投入巨大的真誠，否則，就暴露了虛假和偏執，出現那種隨之而來的戲謔、調侃、嘲弄和妄言誑語。《西京故事》有著無所不在的復雜錯亂中的歡樂、悲傷、痛苦、憤怒，卻又流動著一種正大的清明的氣息。這如同冬天里看到的樹枝，似乎是已經干枯了，折開來枝皮相連，它其實還活著，無法折斷。從羅天福身上，甲成娘身上，甚至東方雨和甲秀奶奶身上，我們看到了無論經歷什么，中國人仍然頑強地活下來的原因。如何把西京里的故事敘述精彩，陳彥采取的倒還是傳統寫法。這并不是因為他缺少那些現代的手段——其實他在別的作品中對那些手段已經熟悉和老到，西京這個故事適宜于他現在采用的方式方法，甚至可以說用現在的方式方法更是一種難度。小說里的故事太豐厚、太扎實，他又有太多的想法，于別人或許是混沌的、雜亂的、難以理清頭緒的，但他能把故事講得復雜，情節交織，環環相扣，又顯得條理清楚且敦厚溫藉。這樣，故事又突破了故事，整個時代的社會的氣息彌漫開來，如同一片蒼茫的叢山，山上有草有木，草木中有飛禽走獸，山中有溝有水，溝水里有魚蟲花卉，就不單單是一個峰頭的風景了。社會經歷著史無前例的轉型，文學作品寫什么和怎么寫，考量著每一個作家的格局和能量。《西京故事》觀照的是歷史和國家的大的發展趨勢，以一戶山民進城的角度，寫普通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又把這種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寫成史詩，寫他們的艱辛和堅持，寫他們的勤勞和忍耐，從而使讀者，也就是普通生活中的普通人自然而然騰飛了他們的夢的翅膀。這就是這個社會的正能量所在，也是當今文學的靈魂所在。
“花地”副刊是體現媒體差異化的標桿羊城晚報：“花地”副刊一直是《羊城晚報》的金字招牌，今天如何繼續發揮它的品牌優勢效應？劉海陵：“花地”副刊作為《羊城晚報》的重要版塊，在全國副刊界有著極大影響力，從這里走出了相當多的文學大家。在純文學逐漸被邊緣化的今天，“花地”副刊以深邃與厚重的風格，始終保持對文學和文化的堅守，既契合文化大報的風范，也是體現媒體差異化的標桿。但是，再好的品牌都不能死守，必須不斷制造新的興奮點，不斷開拓延伸，不斷衍生新的子品牌，讓讀者持續關注。廣州市荔灣區的芳村，有著千年“花地”的美譽，與《羊城晚報》副刊“花地”品牌重疊，催生了彼此的文學之緣。2014花地文學榜，不僅讓文學棲居于“花地”，也為社會提煉文化的深度和精神的高度，可以說是對文學和文化的堅守所打造出的一張新名片。羊城晚報：“2014花地文學榜”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籌劃的？劉海陵：其實花地去年就已經有了初步嘗試，評選出了2013花地文學榜，今年則是規劃操作，將文學榜落地，進一步擴大影響力。去年初，花地聯手國內文學評論界、創作界50多位專家學者，推出2013花地文學榜，按體裁推出小說、詩歌、散文、網絡文學等四個分榜，對一年的文學界進行全方位掃描，評選出年度最佳作品，以評選的純粹獨立性和判斷力引人注目，反響出人意料。相比上年，2014花地文學榜增加了兩個子榜單，共6項，分別是長篇小說、短篇小說、詩歌、散文、文學批評、類型文學(科幻小說)。文學榜為讀者提供新的增值服務羊城晚報：為什么叫“花地文學榜”，而不像通行做法稱“花地文學獎”呢？劉海陵：如今，市場上的出版物汗牛充棟、泥沙俱下，這讓讀者眼花繚亂、良莠莫辨。我們舉辦這樣一個非官方的文學榜評選活動，也是結合自身的傳播優勢，希望能夠為讀者精選出年度優秀文學作品，讓佳作最大限度地煥發光芒。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邀請權威的專家、學者進行回顧、梳理與評選，堅持獨立性、專業性。不同于單項獎，文學榜單更為全面，更能完整地展現過去一年的整體文學風貌。評委們用專業的文學素養及獨特的眼光，為我們評出2014花地文學榜，這是對一年來當代文學的一份梳理和總結，同時也為廣大讀者提供了一份年度專業書單。作為有擔當的文化大報，我們有責任為大眾讀者挑選出最為優秀的文學作品。在這樣一個傳統媒體面臨集體轉型的時代，打造花地文學榜，吸引更多的讀者關注文學，這是我們的文化擔當，也是我們仍然堅守文化的方式。 羊城晚報：2014花地文學榜具體是如何操作的呢？劉海陵：我們的評選共設6個獎項，每個獎項各邀請了10位初審評委，共60位作家、學者組成了最為豪華的龐大評委團。六個獎項初評共計60部入圍作品，經過兩輪評選投票之后，最后再由7位終審評委組成最終評審團，選出最后六個金獎。這67位評委中，有國內最重要的文學雜志負責人，有一流高校文學院的教授，也有自身浸淫于文學圈的作家，他們一直工作在文學的第一現場，他們對文學的現狀是最為了解、最有發言權的。初選環節，我們按照初審評委的推薦票數，由高到低產生候選人，再交給終審評委，投票產生最后的獲獎者。在這個過程中，評委們是不受任何一方干涉的，相互也并不知道還有哪些人同時擔任評委工作，因此，投票結果是相當具有獨立性的。在此，非常感謝評委們所付出的辛勤勞動和卓越努力。我們并不介入文壇，和文壇保持著必要的距離，但我們希望能夠為讀者提供另一種價值參考，這也是一份主流大報在為讀者提供新的增值服務。佳作入圍取舍完全尊重評委票選羊城晚報：你怎么看“2014花地文學榜”的評選結果？劉海陵：我個人非常認同這個榜單，它有很多的亮點，不僅囊括了傳統文類，比如小說、詩歌、散文，同時也包含了文學評論，還有科幻小說這種類型文學，兼容并蓄，體現了花地文學榜寬廣的視野和獨特的眼光。我認為，好的文學生態，應當是創作和批評齊頭并進的景象。“2014花地文學榜”的榜單表明了我們對文學的態度，我們對各文類的創作和批評給予了同樣的關注。其中，年度長篇小說金獎得主賈平凹是我很喜歡的作家，他是當代文壇屈指可數的大師。多多的詩歌也早已成為漢語詩歌的寶貴財富。事實上，除了這些獲得金獎的作者，入圍名單中還有很多優秀的作品，比如蘇童的《黃雀記》、韓少功的《日夜書》、閻連科的《炸裂志》、余華的《第七天》等，這些作家都在2013年交出了非常優秀的長篇小說。再比如畢飛宇的《大雨如注》、鐵凝的《火鍋子》，以及廣東作家鮑十的《積萬屯/七里屯》等佳作，也都入圍“2014年度短篇小說”，競爭相當激烈。任何的取舍都不可避免會帶來遺憾，可金獎只有一位，我們完全尊重評委們投票選出的最后結果。本次文學榜的年度文學批評金獎由木心口述、陳丹青筆錄的《文學回憶錄》摘得。去年初，花地策劃了“文化大家重估”系列報道，其開篇之作《木心：被高估的文學大師？》，某種程度上是對當時“木心熱”的一種“冷思考”，但并不代表我們對《文學回憶錄》存有偏見或不滿，這次年度文學批評金獎授給《文學回憶錄》，也是我們遵循評選程序、秉承公正的體現。何晶、李嘉楠
長篇小說《耶路撒冷》近日出版，被認為是70后作家迄今最具雄心的作品徐則臣：70后作家不是“矮子”長篇小說《耶路撒冷》近日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在評論者眼中，這一作品被認為是70后作家迄今為止最具雄心的作品，在此之前，這一代作家更多是以寫作中短篇小說著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學。”《耶路撒冷》作者徐則臣說。這位36歲作家的自畫像也帶有濃重的70后色彩：“我是摩羯座，A型血，這個星座和血型決定了我做事喜歡孤行到底，像《耶路撒冷》就寫了6年。”冥思苦想，發現小說結構《耶路撒冷》是徐則臣正式決定投身寫作之后，歷經17年修成的“正果”。寫作最初并非徐則臣的夢想，他想當律師，但陰差陽錯進了中文系。面對這個不情愿的結果，徐則臣回憶說，“整個人背負悲壯的情緒，天天鉆圖書館，沒日沒夜地看書。”直到1997年暑假，他和作家張煒的長篇小說《家族》相遇，他一邊驚異于一個作家竟然能知道陌生人的所思所想，一邊私定了終身——這輩子要當作家。“那天彩霞滿天，面對男生宿舍樓前的荒草，我突然想找一個人說說，我知道該干什么了。”在大學宿舍被窩里，徐則臣寫出了一部魔幻現實主義小說。那部小說的手稿沒能發表，至今還躺在他的家里。即便如此，他也從未有過放棄的念頭。關于寫作，徐則臣的想法總是很多。“寫《耶路撒冷》的打算也是早就有了。寫這部小說是因為我喜歡‘耶路撒冷’這四個字。”徐則臣說，他還喜歡阿姆斯特丹、圣彼得堡、伊斯坦布爾，他至今堅守一個目標：以這四個城市為書名，各寫出一部作品。“耶路撒冷”和寫作主題的結合，是在2006年確定下來的。徐則臣自認這個城市的精神氣質和自己所要表達的小說主題相互契合。“我想在35歲之前，寫一部能夠把多年的經驗和想法徹底清理的一部小說，更具體點，我是想寫我們這一代人的經驗、理想、困惑和焦慮。”之后的兩三年，小說的主體故事脈絡已精心“計劃”完畢，“但我一直沒寫，因為苦于找不到合適的小說結構。”徐則臣說，2010年10月，他正在美國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寫作計劃，一個深夜，躺在床上的他突然眼前一亮，“我從床上蹦了起來，趕緊記下用偶數章和奇數章結構小說的辦法——奇數章寫故事主體，偶數章穿插形式各異的專欄文章，從而全方位、多層次地勘察70后這代人的精神疑難。”那一刻他收獲了巨大的幸福。慢速寫作，帶有航拍感覺小說框架確定之后，徐則臣迅速展開田野調查。他想知道，身為70后的自己所遭遇的問題，國內外的其他同齡人是否也正在經受著。“調查范圍包括身邊的朋友，旅途中偶遇的人，甚至包括美國、德國、韓國等地的朋友，少說也有幾十人吧。”徐則臣記下了幾大本筆記，字跡潦草，猶如密碼。他從中得出了調查結果：房子問題、養家糊口等固然是70后共同關注的重要問題，但精神上的空曠更是無法擺脫之痛，他總結出10個問題，比如“到世界去”、“愛情和婚姻”、“生死觀”、“恐懼”、“自我認同”等。“這10個問題我寫了整整一年，每個問題不過5000字到8000字。”徐則臣說，2011年這一年，他文字的產出量比平時低多了，“過去一年起碼能寫十萬多字，但這一年就寫了5萬至8萬字。”但是，隨后到來的故事主體寫作，讓徐則臣一度品味到絕望的滋味，“有時候我會把自己搞亂了，寫著寫著就糊涂了，因為人物和線索枝枝蔓蔓地糾纏在一起，經常一下子理不清楚。”徐則臣說，這也造成他的慢速寫作，每天頂多能寫2000多字，如果超過3000字就有要吐的感覺。回頭再看那段日子，徐則臣發現，“當時寫的時候，真的帶有航拍的感覺。”面對復雜的局勢，要求他必須把整個世界置于一個平面上，鏡頭也要照應到各個角落，“我要各個人物、各個細節都要兼顧到，否則就會出岔子。”回應質疑，為同輩人鳴冤“很多人認為70后作家就是一幫矮子。”說出這番話時，徐則臣顯得有些無奈和不平。徐則臣說，在一些文學評論者看來，當代中國人的文學才華只體現在50后、60后、80后身上，70后作家似乎是“雞肋”， “把我們和60后作家比，比的是質量和成就；但和80后比，比的卻是市場。于是我們全都是敗軍。”徐則臣認為，這種標準滑動的評價機制本身就有問題。但他也承認，70后作家寫作確實存在一些問題。身為《人民文學》文學編輯的他說，國內文學雜志刊出的優秀中短篇小說，大部分出自70后作家。“這恰恰說明，我們這代人寫作不差，但我們的確寫了太多中短篇小說，這牽扯了我們的絕大部分精力。”在徐則臣看來，寫長篇小說需要解決語言的密度問題、故事的節奏問題等，“不少70后作家對此考慮的少，大部分人都從中篇開始，寫著寫著變長了，就成了長篇。”他直言，不少作家還是缺少必要的長篇小說文體意識。而徐則臣有點獨辟蹊徑的意思，對此，他認為，這固然與他對文學的敏感有關，更與他和國外作家有眾多接觸機會有很大關系。“相比之下，國外作家不像我們那樣輕易地身陷名利場，我們的生活的確太紅塵滾滾了，很多作家在無謂的酒局和應酬上浪費了很多時間。”“大概因為這些緣故，在面對文字的時候，我時刻在提醒自己要純粹一些，再純粹一些。”徐則臣說，他寫《耶路撒冷》最大的收獲，不是自己得到了多少榮譽，“而是我為一部小說花了6年時間。對我這個年齡段的作家來說，能沉下來6年，堅持認認真真做一件事，我覺得挺自豪。”實習生 鄧偉攝 內容簡介《耶路撒冷》：一代人的心靈史《耶路撒冷》從二戰時猶太人避難上海寫到美國的“9·11”，從“文革”寫到北京奧運會之后的2009年，在浩繁復雜的背景下，小說聚焦在出生于1970年代的一代中國年輕人身上，選取其中典型性的代表，旨在通過對他們父輩以及自我切身經驗的忠實描述，深入地探尋在疾速的現代化、城市化進程中一代人的精神脈絡，探尋他們的焦慮、疑難與出路。作者希望，寫出中國最近30年社會重大轉型時期里“一代人的心靈史”。
徐則臣，1978年生于江蘇東海，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供職于《人民文學》雜志社。曾獲春天文學獎、西湖·中國新銳文學獎、莊重文文學獎、小說月報百花獎等。2009年赴美國克瑞頓大學做駐校作家，2010年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部分作品被譯成德、韓、英、意、荷、日、俄、法、蒙等語。70后小說家徐則臣，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著有長篇小說《午夜之門》、《夜火車》、《水邊書》，小說集《跑步穿過中關村》、《古斯特城堡》等。自走上寫作道路以來，他已拿下不少文學獎。近期，徐則臣的新作長篇小說《耶路撒冷》將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他說這是自己到目前為止最滿意的一部作品。新書 耗時六年寫作 可后天培養羊城晚報：這本新作《耶路撒冷》花了你6年時間。此書涉及的中國近30年社會轉型這個題材其實已經有人寫過，最初讓你動筆的念頭是什么？這六年的寫作過程是怎樣的？徐則臣：太陽底下無新事，問題在于你怎么推陳出新，怎么化腐朽為神奇。我要寫的是70后一代人在這三十多年中面臨的諸多精神疑難，我相信他們會面臨很多與上一代和下一代完全不同的問題。我寫了六年，在這個凡事都講高效的時代，漫長的時間本身已經說明了此中的曲折。困難有一大堆：我得找到這一代人的問題究竟在哪里；我如何在一部小說中徹底地清理想法，實現有效的自我表達；如何在結構和敘述上與當下的長篇小說區別開來……我一直認為一部好的長篇小說應在小說的各個基本面上全方位呈現出新質，《耶路撒冷》的結構前后推翻了三四次。羊城晚報：那么這部小說完全達到你的預想了嗎？徐則臣：基本上達到了。這部小說的難度比較大，它所探討的問題、對稱性的結構、插入的專欄，還有敘述方式，跟當下的小說應該都有所區別，這也是我想要的。我努力去靠近它，沒有懈怠。寫作 可后天培養羊城晚報：你說自己很多小說都是先有標題，包括“耶路撒冷”就是你非常喜歡的名字。我很喜歡《跑步穿過中關村》這個小說，當然也很喜歡這個題目，這篇小說的構思又是怎樣的？徐則臣：靠講故事吃飯，沒故事就失業了；有些故事是長年累月就積攢在腦子里的，更多的故事是生活中逐漸生成的。我的確有一大堆好題目，就等著兔子一只只撞上來。“跑步穿過中關村”一度對我來說是常態。我住在中關村，上班和生活都要在中關村大街上穿行，那條街堵得厲害，高峰時最好的交通工具是兩條腿。生活在北京，對這個城市的看法、心態，我和小說里的人物差不多，寫他們其實是寫我自己，職業不同而已，于是就有了這小說。羊城晚報：在《短篇小說的凋敝與70后小說家的轉向》一文中，你提到當下短篇小說式微，是因為70后作家隊伍都逐漸轉向長篇寫作。相比只寫短篇，絕大多數作家還是更青睞于長篇小說。這意味著存在某種“長篇崇拜”？徐則臣：長篇崇拜肯定有，一直有，還會繼續有；我們的好大喜功的史詩情結從沒斷過，文學史和當下的文學導向也在強化長篇的地位。誰都不明說，但所有人都知道，長篇小說是一個作家的安身立命之本。對一個當下的作家，你可以靠一部長篇吃一輩子，但你沒法靠一個中篇或者短篇吃一輩子，不管你這個中短篇寫得多好。當然，提倡短篇并不意味著不能寫長篇，而是意在提醒寫作的慎重和審美的自律，真到了必須寫、有那么多話要說的時候，硬憋著也不對。羊城晚報：現在不少高校都開了創意寫作專業，你是北大中文系畢業，也參加過愛荷華寫作計劃，你覺得作家可以培養嗎？徐則臣：中國人習慣于把寫作神圣化和神秘化，說什么“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靈感”，“神來之筆”，“中文系不培養作家”，等等，好像作家只能是個天賦的行當。抓周時你抓到了筆，那就命定你吃寫作這碗飯；抓不著，后天怎么努力都白瞎。其實這是個誤解。如果你承認文學是可闡釋和分析的，那你就沒法回避寫作所帶有的科學的那部分屬性；既然是一門科學，就是可以培養的，一部分技能是可以后天習得的。那些所謂的才華、異稟、藝術直覺，那些神秘的、含混的、貌似無法言說的能力，只要我們找到有效的方法，肯定是可以無限地接近或者真正地被挖掘出來。羊城晚報：我很好奇，你為什么會偏愛寫“邊緣人”，這是否與身份認同有關？徐則臣：結廬在人境，心遠地自偏；同理，誰都可能是個“邊緣”，風光浩蕩的人群里肯定有一大堆“邊緣人”。這與身份認同的確有很大關系，我對自己、對這些人也很熟悉，理解和書寫起來沒有任何障礙。文學 有時力戒古典羊城晚報：十幾年前，你認為好小說是“形式上回歸古典，意蘊上趨于現代”，現在你對好小說的看法是什么？徐則臣：對于一般的讀者，我現在依然認為那句話有效。在現代生活中，相對平易的古典的形式有助于他們理解藝術和世界；但從一個寫作者的角度看，追求現代的意蘊肯定是不變的追求，而形式，未必非得古典，甚至在很多時候要力戒古典。為什么？在一個現代乃至后現代的時代，有效地記錄和表現這個時代，必須尋找一種與時代現實和精神相匹配的敘述和結構的模式。尤其長篇小說，從頭到底非常傳統地講述這個時代可不可以？當然可以，但這個時代必有很多古典的形式含納不了的內容要溢出來，也必有一些旁逸斜出的東西是古典的形式規訓不住的。這些只屬于此時代但又不為古典形式的審美接受的東西怎么辦？是否要削足適履，為了保全一個古典的形式而人為地把它們刪除掉？顯然不行。這些東西很可能就是這時代最獨特的且單單屬于這個時代，代表了它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真相，那作家就要慎重，必須與時俱進。而與時俱進乃至走在習慣的前頭、做思想和藝術的先知，本來就是一個立志精進的好作家的題中應有之義。所以，有時候要不憚于打破常規，不憚于破壞習焉不察的陳舊的平衡；不破不立。也因為這方面的考慮和實踐，長篇小說《耶路撒冷》才花了我六年時間。羊城晚報：在《人民文學》當編輯，看稿看多了是否會對你的寫作產生影響？對自己的寫作要求或許在不知不覺中發生變化？徐則臣：做編輯久了，容易消磨掉你對文字的敏感度，會破壞你對發表和出版的神秘感和功利性，讓你寫得越來越慢、越來越少。當然，因為整天跟作家和作品打交道，你也很容易做到知己知彼，找到自己的坐標，深入文學之后的心得和識見，對自身的創作也大有裨益，讓你面對寫作更加慎重，對寫作也會生出長遠的規劃和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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