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最初“恣意生長”不被主流文學圈認可，到中國作協以入會名義向網絡作家伸出橄欖枝，再到如今中國作協開始大規模實施對全國各地網絡文學深入調研。作為“野戰軍”的網絡文學越來越被主流輿論所“正視”。 據報道，連日來，中國作協派出的高端調查團正低調現身各地作協。中國作協此番對網絡文學投注的關注度前所未有。調研是否意味著今后網絡文學將終結“野戰軍”歷史，與作為“正規軍”的傳統文學平起平坐、平分秋色？這一結論恐怕還為時過早。但一度被傳統文學睥睨的網絡文學正以不可小視的力量進入主流文學的視野，以傳統文學為核心力量和主力軍的傳統文學生態或將發生深刻變化卻是必須正視的現實。自1998年痞子蔡把《第一次的親密接觸》貼在網上至今，網絡文學已經過了10余年的市場淘洗，期間雖然產生了諸如《鬼吹燈》、《步步驚心》、《翻譯官》等紅極一時的網絡作品，也隨之躥紅了痞子蔡、安妮寶貝、慕容雪村、寧財神、當年明月、天下霸唱等網絡作家，但網絡文學商業味濃、文學性弱、獵奇傾向嚴重且題材過窄，片面追求閱讀快感和感官刺激等也為業界所詬病，以至于有些人并不把網絡上發表的作品視為文學作品。批評家張檸前幾年曾聲稱“把奇幻或者武俠看做文學作品是在土豆上抹胡蘿卜素”，學者陶東風則直言“中國文學進入裝神弄鬼時期”。就像有人說的那樣，傳統文學與網絡文學中間儼然隔著一道“柏林墻”。但隨著網絡文學的日漸成熟，一些傳統寫手也開始逐漸流向網絡，傳統文壇和網絡文壇的對話和溝通也越來越多，真空狀態已被打破，如何讓網絡文學“落地”，扶持更多有想法和思想深度的網絡寫手，從而產生更多有望成為文學經典的網絡作品，讓網絡文學和傳統文學優勢互補，找到新的平衡點，想必是業界樂于看到的。在信息化時代，網絡文學長期處于一種散兵游勇、自生自滅的狀態，絕大部分網絡寫手創作的直接目的就是為了宣泄和自娛。盡管從目前看來，互聯網寫作至今并沒有產生一個偉大的作家和任何有望成為文學經典的作品，甚至被認為沒有一篇能活到下一個10年。但網絡作家得到主流文學隊伍的認可和關注是好事，這能讓網絡作家贏得更多社會的尊重，也進一步拓寬了網絡文學的發展空間。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今年2月出版的《一個獨立教師的語文之旅》是“獨立語文教師”郭初陽近年來對語文教育的評論合集，包括學科建設、教材批評和對教師身份的思考。曾經多次獲得全國課堂教學大賽第一名的他，如今已離開學校。但對于學校語文教育，他有著源于課堂而超越課堂的見解。 “教育的麥當勞化”在《一個獨立教師的語文之旅》這本書中，郭初陽對當下的語文教育多有批判。如，讓少年硬讀、硬背古書，寫作不重視虛構能力和想象力的培養，缺乏性教育和死亡教育等。他把當下的學校教育用“教育的麥當勞化”來概括。它包含4個特征：一是追求效率，越快越好。麥當勞食品生產講求高效率。學校教育則把知識快速灌輸到孩子腦中，對時間的控制同樣非常精準；二是可計算性，凡事都能量化。麥當勞食品講求規范化。在學校，各門學科也都變成一個分數。甚至生活也能量化，如，寢室整潔程度、著裝，都可以打分；三是可預測性。麥當勞無論在北京、上海還是杭州其食物講求一統化。全國的學校也整齊化一、缺乏特色。四是缺乏人性化。麥當勞在服務規范使員工的著裝和對話經過訓練，但在學校有著諸多剛性規定。學生按點上課、做眼保健操、發言要舉手，老師則用統一方式教授指定內容。郭初陽說：“麥當勞作為一條產業鏈可以如此，但學校教育面對的是孩子。從個性自由發展的層面，面對現代社會中獨立個體的豐富需求，中國的教育不能成為麥當勞。”讀“偉大的書”現行語文教材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個版本。近年來，陸續有人開始嘗試編一本不走尋常路的語文書。《收獲》雜志副編審葉開不久前在媒體上批評，語文教材最大的問題是“以道德教化為主”、“規定動作太多”。他編的《這才是中國最好的語文書》于近日出版。該書大膽選入梁實秋、莫言、王小波等中國作家的作品，以及卡夫卡、E.B。懷特、宮澤賢治等世界大師名篇，網絡銷售3天就賣出了兩萬余冊。近代史學者傅國涌則回溯民國教育，陸續出版了《如何培養好公民》、《讓性回歸常識》等民國時期的教材合集。郭初陽認為，當下中國校園內的教材可選擇性太小，教材市場必須開放。“應該讓每個學校、班級，以至每個老師，有比較大的自由度，根據自身特長和學術生態選擇適合的書。每一套教材都應該由獨立的專家委員會做一個高標準、中立的審定，并符合同一套課程大綱。”郭初陽現在杭州一家獨立教育機構“越讀館”任教。他手上沒有一本“語文教材”，因為他認為，好的語文課不需要語文書。“好的教材不是一本由單篇文章拼成的語文書，而是由一本一本‘偉大的書’構成的——書店、圖書館、互聯網，都是語文課堂。”什么是“偉大的書”？郭初陽解釋：“對小學生而言，《小王子》、《夏洛的網》就是偉大的書。我正帶著孩子一起讀《動物農場》。”對于孩子能否理解這本寓言的含義，他并不擔心：“課堂是一次小小的冒險，就像暴走，不一定要走到目的地，每個人都能享受過程。”語文教師同時也是學者和作家大部分學生對語文課堂的記憶是學字詞、概括段落大意、挖掘中心思想，然后寫作文。郭初陽認為，這樣的授課方式是有必要的，但每節課都如此就會讓人難以忍受。因為，“麥當勞偶爾吃一次沒問題，天天吃就很恐怖”。郭初陽說：“好的語文教師應該同時擁有3種身份。如，教賀知章的《詠柳》時，主業是教師，但也可以是學者，對中國詩詞中柳樹意象做一番梳理。同時還可以是作家，引導學生思考，‘還能用什么文字表現春天’？甚至可以是記者，對柳樹做一番‘采訪’。”《說文解字》中寫道：“語，論也。”論有兩種形式，說出來和寫下來。在郭初陽看來，語文培養的無非是聽說讀寫的能力，但好的語文不僅限于此。探討人生重要的問題、對世界有自己的判斷、敢于表達自己對世界的態度、準確說出內心的感受……這些才是語文教育的主旨。在《一個獨立教師的語文之旅》的封底有這樣一段話：“語文教師是一個普通勞動者，他耐心、勤懇、勇敢，不抱怨、不謙虛、也不驕傲，樂于傾聽，擁有普通的生活，更重視精神生活。他仿佛一個手工業者，他的榜樣是斯賓諾莎(記者注：西方近代哲學史最重要的理性主義者之一)。”郭初陽說：“德國作家赫爾曼·黑塞寫了《獲得教養的途徑》，語文就是這個途徑。好的語文能幫助一個人能更好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語文好的人才可以說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文明人。好的語文，讓人擺脫恐懼、走向自由。”
知道趙瑜的人可能不多了，但他的《馬家軍調查》掀起的巨大反響，至今繞梁不絕。趙瑜趕上了一個好時代，報告文學得到特別的寵愛，錢剛、陳祖芬、李存葆、魯光、理由等等，堪稱群星璀璨，報告文學曾深深地影響著中國，當后人提起“撥亂反正”時，恐怕第一個會想到徐遲先生的《為了哥德巴赫的猜想》。那時，《報告文學》雜志發行量尚能達到20萬份，不用靠“版面費”過活，也不會以阿諛的筆調去贊美企業老板、村縣大員，文學在權力與金錢面前，還能挺直腰桿。然而，只有當一切成為過去式之后，我們才倍覺其可貴。自《馬家軍調查》之后，趙瑜似乎“沉默”了，各種官司的傳聞揮之不去，其實，他仍然在寫，只是很多作品無法出版。今年，陜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了6卷本“趙瑜30年作品經典”，其中有兩大看點：一是首次將《馬家軍調查》第14章正式亮相，因內容過于“敏感”，當年各種版本均將其雪藏；二是從這幾年來無法出版的作品中，挑選出相對“溫和”的部分，合成一集，從中體現出趙瑜近年來的努力與思考。在一個報告文學日漸凋敝、底線頻頻被突破的氛圍中，作為報告文學作家，趙瑜感慨萬分，畢竟，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正遠離報告文學，生活讓他們一次次放棄夢想，對此，趙瑜只有寬慰：在今天，沒有人能靠寫作養家糊口，我也一樣。我沒有改變北京晨報：自《馬家軍調查》后，您似乎“沉默”了，馬俊仁曾說要不惜一切代價通過法律解決，這個官司究竟什么結果？趙瑜：其實我沒有什么改變，只是社會評議相對少了，我一直在寫作，后來的一些作品也曾引起反響。至于法律解決，我始終保持平常心，我又沒說要打官司，只能等，可結果是“干打雷，不下雨”，馬俊仁他們始終也沒有起訴。北京晨報：當年谷開來曾說要當馬俊仁的辯護律師，還寫了一篇《我為馬俊仁當律師》的文章，您怎么看？趙瑜：薄熙來案后，有很多媒體記者問我的看法，其實薄案和我這本書沒什么關系，我和谷開來沒有直接接觸，無法評價，她當年要接這個案，源于她的商業判斷，不需要我說什么。北京晨報：當年引起那么大的爭議，感到后怕嗎？趙瑜：我從良心角度看問題，別人想說什么就說什么，從某種意義上說，有爭論是對我的抬舉，老馬糊里糊涂的，別人說什么，他有時沒主見。出了《馬家軍調查》后，對我沒什么影響，該寫什么還是寫什么，繼續當我的職業作家，只是隨著社會發展，寫的作品也不太可能再引發當年那樣的轟動效應了。報告文學不直面現實是自絕于讀者趙瑜，1955年出生于山西長治，國家一級作家，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曾三次榮獲趙樹理文學獎、三次徐遲報告文學獎、三次中國作家文學獎及第三屆魯迅文學獎，《強國夢》《兵敗漢城》《馬家軍調查》等作品影響深遠。為何閹割《馬家軍調查》北京晨報：在當年出版的各版本《馬家軍調查》中，都缺了一章，所以讀者們始終搞不清馬家軍究竟服用興奮劑了沒有，現在您能說出答案嗎？趙瑜：這次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趙瑜30年作品經典”中，第一次將《馬家軍調查》中第14章正式出版，即《藥魔重創馬家軍》，大家看后自然知道答案。這本書我是1995年寫完的，輾轉了幾家出版社，始終沒法公開發表，很多文學刊物對它感興趣，可那時沒有整卷發一篇文章的先例，如果連載，由于太敏感，很可能中間被叫停，誰都不愿承擔這個風險。直到1998年初，《中國作家》雜志社一名編輯頂住壓力，力主發表，可覺得第14章太敏感，他找我來“商量”，這一“商量”，還真把我說服了。他說，你又不是為了這一章寫的這本書，如果讀者把注意力都放到這章上面，卻忽略了你這本書的主題，你愿意嗎？不如先刪去，將來再發。我一想，是啊，在馬家軍遭遇的挫折中，興奮劑只是一部分原因，況且咱說了也沒什么用，最終我同意暫時拿下這一章。以后《馬家軍調查》出了很多版本，但始終沒有這一章，那時我也想不到，它19年后才能與讀者見面。其實我想寫小說詩歌北京晨報：您開始從事報告文學創作時，正是“純文學”風起云涌的時代，您為什么沒選擇后者呢？趙瑜：每個作家適合什么文體，要看你的潛力。其實我挺想寫小說詩歌的，直到今天依然很喜歡，當年也寫了不少，只是影響不大。好作家應該能駕馭各種文體，但也許我更適合寫紀實性的東西，上世紀80年代中期后我轉向報告文學寫作，得到了理論界老前輩們的認可與鼓勵，自己也感覺寫這個更得心應手。在我看來，報告文學貼土地更近，能比較理性地發表自己看法，可以承擔更多的使命感，是一種知識分子寫作，此外，中國讀者對紀實寫作情有獨鐘，在司馬遷的《史記》中，就展現出了紀實的風格，相比于浪漫與虛構，紀實更直接，也更受讀者歡迎，從一些文學雜志搞的讀者調查結果中可以看出來，報告文學始終是最受關注的文體。報告文學為何走向衰落北京晨報：可現實是，與上世紀80年代相比，報告文學大大衰落了，這是為什么？趙瑜：這里面原因很復雜，首先是整體文化潮流改變了，今天人們沉浸在歌舞升平的氛圍中，表演系招生，必然人山人海，現在年輕人更喜歡表演，希望成為明星，文學藝術整體受冷落。其次，對紀實文學制約依然太多，過去是很多東西不讓寫，現在可以寫了，但沒法發表，這是一個新現象，作家們還沒有找到應對之道。畢竟作家也要吃飯，也要考慮市場效益，寫了發不了，只好放棄，或選擇有市場的東西去寫。《馬家軍調查》后，從2006年起，我寫了《犧牲者》，共三卷，可八九年過去了，至今無人問津，這次總算是出了其中的部分章節。整體氛圍有缺陷，作家失去了創作的積極性，好處是讀者們看歷史看現實時，確實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凈”了，什么毛病都沒有，可事實真的如此嗎？作家在揣著明白裝糊涂北京晨報：說報告文學發表難，其實也不難，現在好多文學刊物都有報告文學欄目，刊登的都是為某酒廠老板、某鄉鎮干部歌功頌德之類，只要給錢，這種垃圾文章似乎很容易發表啊？趙瑜：看來你還真了解情況(笑)，說報告文學創作低迷，并不是數量減少了，而是質量在下降。近十年來，報告文學產量其實一直在增加，可作品中的理性精神、批判意識卻嚴重下滑，這是對報告文學的矮化，這種一味迎合的作品有很多，可喪失了反思與批判精神，這樣的寫作是沒有前途的。然而，寫作能否批評現實，這在今天有一定爭議和限制，這導致作家的獨立精神減少了，能夠直面國家、歷史、現實的作品少了。不客氣地說，報告文學這么寫下去，是自絕于讀者。當然，對作家們也要有寬容心，人總是要趨利避害的，一年好不容易寫完一本書，卻怎么也發表不了，連續幾年下來，誰也堅持不下去。不否認，酒廠老板、小官僚中也有好人好事，但作家要面對現實，既然生活中必然存在尖銳的矛盾，報告文學就應堅守真實，而真實一定是多層面的，不能變成單一的表揚稿。出現這樣的局面，與我們目前的管理方式相關，其實，即使是寫掙錢作品的作家，他們心中也知道讀者喜歡什么，只是生活所迫，不能不裝糊涂。不要沉浸在簡單的二元對立中北京晨報：20年前，報告文學領域出了不少好作品，這是為什么？趙瑜：其實控制一直比較多，只是文學有彈性，那幾年出現了高潮，因為采取了相對開明的管理方式，作家有創作積極性，報告文學篇幅長，審讀起來很麻煩，也不太容易管。20年前報告文學風起云涌，震撼著讀者們的心靈，當時批評性的東西比較多，現在歌頌的東西比較多，但這只是表象，兩者未必是矛盾，否則又會走入非黑即白的誤區中。批評多，也未必就是好現象，我們不能用簡單的、二元對立的眼光來看問題。在相當一段時間，我們一直在用這種眼光看問題，形成了慣性，總之，你不是無產階級，就是資本主義，不是地主，就是貧下中農，不是左派，就是右派，不是好事，就是壞事……事實上，單純的批評與單純的歌功頌德，本質上是一回事。今天很多人依然在這樣看問題，一提起反貪，則不是貪官，就是清官，其實人是生活在同樣的土壤與空氣中的，怎么可能有人天生是貪官，有人天生是清官呢？在宣傳中這么做可以，在文學中就不能這么做，這樣的作品就算寫出來了，老百姓也不會相信。文學應該堅守更完善、更有力度的真實，不能搞二元對立。報告文學未必要寫重大題材北京晨報：與上世紀80年代不同，今天年輕人愿意從事報告文學寫作的人越來越少，您怎么看？趙瑜：你這個問題還真是提醒我了，我們總是從整體上來審視報告文學的發展，忽略了正在學習寫作的青年人，過去還從沒有人問過我這樣的問題。今天青年人壓力太大，畢業后要生存，要買房，要養孩子，可搞報告文學，沒法養活人。但我覺得，愛好文學與工作沒有矛盾，很多人覺得搞報告文學需要足夠的經濟資源、社會資源，既然積累不夠，不如先放棄。其實報告文學不一定要寫重大題材，每個人都在經歷歷史，身邊都有正在發生的歷史事件，只是我們沒有去挖掘，很多人司空見慣，不覺得那是歷史的變遷。當年我寫馬家軍時，那也不過是遼寧省的一個省隊而已，并非什么重大題材。其實我們身邊有很多東西可以寫，比如《喬遷記》，記錄的就是身邊人看房、買房的經歷，卻是一篇很好的報告文學作品。可以想想看，如果我們忠實記錄一個人的10年，如果他遵紀守法、老老實實，在單位兢兢業業工作，10年后他能否買到屬于自己的蝸居呢？我覺得太難了，那么，這么多人是怎么買到房的呢？我覺得每個人在命運的掙扎中，都有著精彩異常的人生，它發生在我們身邊，只是因為麻木，很多好題材就這么流失了。生活之外應該別有天地北京晨報：寫報告文學需要很大的采訪量，而這幾乎是沒有回報的勞動，誰會堅持投入呢？趙瑜：其實還是剛才說的，報告文學不一定是宏大敘事，也可以是重視記錄身邊的小事。比如宋之的先生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是一個小短篇，寫在當時背景下民間的種種騷動，都是一些抓人、跟蹤、城門關閉之類的小事，卻成為報告文學史上的一個經典。文學是在你工作與生活之外，開辟的另一個天地，寫報告文學本身是沒有回報的，這限制了年輕人的文學夢，要做這個，必須有別的行業來支撐。就像魯迅先生說的那樣，把別人喝咖啡的工夫用來寫作，厚積薄發下來，未必會占據你多少生存的時間。生活有壓力，不如寫點短篇，當成一個樂趣，從歷史上看，再好的作家也難逃避時代的現實，但時代再嚴酷，個體也還是有一點空間的。在今天，靠寫作無法養家糊口，不如一邊做別的職業，將文學看成是個人愛好。把寫作當成職業，也許只能是一個夢想，職業作家制度只在中國、朝鮮等少數國家才有，這個制度本身不正常，應該改革。其實我靠寫作也沒法養家糊口，也得干點別的，比如開文化公司等，也是用業余時間寫作，這沒辦法，大家都差不多。小狗要叫出小狗的聲音北京晨報：對于有著文學夢卻仍在迷茫中的年輕人，您能否給他們一些建議？趙瑜：報告文學是思想產品，并非散文，要有穿透力，要有力度，需要犀利與理性，但未必一定要有思想成果，也可以是仁智互見。有的問題我們還想不明白，那就不如把困惑寫出來，比如冰心先生，她對當時各種主義很頭痛，不明白在說什么，所以就去寫一個個小故事，因此得到讀者們的喜愛，報告文學不一定非要思想特別成熟，關鍵是要寫出自己的個性。就像契訶夫說的那樣，大狗有大狗的叫聲，小狗有小狗的叫聲。大狗未必就好，小狗也未必不好，我看今天美女們抱著的都是小狗，小狗發出的也是世界的聲音之一。我寫《馬家軍調查》，讀者們的看法就不一樣，有的讀者覺得我把馬俊仁寫得很可愛，可也有讀者覺得我是在抹黑，還有讀者覺得我是在批評當時的體育機制。任何作家都不是全知全能的，都是在寫作中缺什么讀什么，慢慢提高起來的，一開始就想做一個有力量的作者，那不太現實。同理，我們也不能等到一切清平，各種制度問題都解決了，再去寫報告文學，這也不現實，寫作必須要適應社會。但無論如何，寫報告文學必須要有思想追求，不要成為現實的點綴和花邊，即使有困惑，也可以寫出來。
一個寫作者與他所在城市的關系有時緊密得讓你無法想象，城市是他的居住地，是他生活的地方，也是他寫作的對象。但這樣的關系并不能成為通例，它既取決于寫作者，也取決于城市。有的寫作者與他所住的城市總是陌生的，他可能一輩子居住在這里，但總覺得生活在別處，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他可能沒有從他所處的城市得到文化上的滋養，他成長的源頭來自于遙遠的地方，城市對他而言就是一個空間，一個物質的存在，而不具有精神上的認同。這種狀況的問題也可能出在城市，即城市為他的居民們提供了什么，它是一個有歷史的城市嗎？有故事的城市嗎？它有無自己的精神氣質，有沒有自己的追求？簡而言之，它有沒有一種來自久遠卻又生生不息的文化？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許多古老的城市生命已竭，如今的光鮮也不能贏得尊重，我們有太多這樣的土豪與暴發戶。當我拿到唐曉玲的《逐夢之城》，翻開目錄見到“江南好，最美是蘇州”這樣的話的時候，首先想到的就是這樣的話題，一個寫作者與他的城市。唐曉玲與蘇州，恰好契合了人與地方的最佳關系，她的《家園》《如花美眷》《蘇州美人》《古畫》等等在虛構的世界里寫她的城市，她的蘇州，而從《城市底色》開始，她又以紀實的手法寫她的城市，她的蘇州。曉曉玲是幸運的，她好像并不是地道的蘇州人，但她的寫作幾乎就是為了表達蘇州的，這是一種文化上的高度的認同，當一個寫作者通過文字與他的城市對話，并且在對話中不斷地走進城市的深處，與它融為一體，而城市又在不斷地給他驚喜時，這是怎樣的一種歡欣！也因為這樣的契合，唐曉玲寫蘇州就不是外來者的蘇州，不是外在的蘇州，也不是某一時刻靜止的蘇州，更不是常常被符號化的蘇州，諸如蘇南模式，園林，昆曲，新區……，而是內在的，歷史的和流動變化的。比起他者，作為一個城市的居住者，一個用文字、情感和思想與城市交談的人，唐曉玲更關注蘇州如何從歷史中走來，蘇州的價值創造，蘇州的城市精神，蘇州人的日常生活，那些普通人——不管他原先是否是蘇州人——他們的幸福程度。唐曉玲曾經在一部部小說作品中探尋了蘇州人生活的秘密，蘇州的文化氣息，接著又在一部部報告文學中表達了她對當下蘇州的觀察和思考，這些作品雖然體裁不同，但內在視角是一脈相承的。比如在《城市底色》中，唐曉玲關注的是一個大城市的道德存在，“誠然一個城市的經濟建設非常重要，但是如果忽略了道德，那一切都會是空中樓閣，是不會長久的，所以城市的精神歸根結底是道德和文化的建設。對于道德的東西，有時候我們是需要‘仰望星空’的。”在《城市底色》里，唐曉玲寫的是蘇州的底層人們，所謂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有老師、刑警、醫生，也有小賣部老板、三輪車夫甚至普通農民，他們確實沒有什么大的創舉，但他們樂于做善事，正是那些一樁樁好事善舉，體現了“崇文、融合、創新、致遠”這些蘇州的城市價值。而在這部《逐夢之城》中，唐曉玲擴大了視野，拉升了視線，但核心依然在一個城市的精神氣質，它的理想。所以，我們一方面要自豪地認識到，“改革開放以來，從農轉工的‘蘇南模式’，到內轉外的‘開放樣板’，再到量質并舉的‘小康典范’，蘇州以‘敢為天下先’的膽氣與睿智一路走來，一直擔當為國家改革發展探路的‘排頭兵’”。但另一方面更要解讀這個城市的前世今生，它是如何生長與新生的，又是如何不停地調整和轉身的，它的發展是如何圍繞一個國家和民族的主旋律，又是如何根植于自己的傳統的，它是如何志存高遠，與國際接軌，又是如何關注每一個市民的生活與幸福的。因此，固然要給人們講述一個個創業創新的故事，比如一個只有194戶人家、曾經靠種田打魚為生的村莊如何生產出代表中國最高水平的計算機；比如因“上久楷”的橫空出世，我們古代精美的絲綢技藝如何續上文脈，重新被世界所記憶和尊崇；又比如波司登如何致力于成為“世界品牌”，到國際上去展示產品的才華的；再比如一個當兵的如何創立亨通公司在光纖領域領世界潮流的……這些都要講，這是一個城市的硬道理。但是，這樣的故事太多了，別人講得也多了，唐曉玲也講，但是她換了講法，或者，她講的是這些故事的下集，續集，或者，花開兩朵，唐曉玲表的是這些故事的另一枝。比如，夢蘭集團在造出了“龍芯”的同時是讓老浜人家家戶戶住上別墅，開上轎車，年終有分紅，看病有醫保，老了都有退休金；比如蔣巷村是如何讓老人們老有所養，“閑人”不閑的；再比如與波司登國際品牌之路一起越走越暢的是它對社會的巨大貢獻，它的發展，使昔日“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康博村民走進廠門成了“上班族”，全村1200多個勞動力，有98%進入波司登工作；每年8000多萬米布料、2000噸羽絨的巨量需求，更帶動了常熟及其周圍十多個省市從面料、輔料、羽絨、包裝、染織到終端銷售的上下游產業鏈的蓬勃發展，給全國30多萬人創造了就業機會，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實現城鄉充分就業做出重要貢獻。”這些數據可能是枯燥的，但它們在唐曉玲的敘述里是生動的，鮮活的和細節的，是裹著創業人的辛苦與老百姓的喜悅的。這是民生，一個城市的民生，人們為什么喜愛這個城市，是因為它有夢想，而且這個夢想是與普通百姓相通的。唐曉玲告訴我們，在這個城市，人們有的是機會，有的是空間，有的是發展，同時，更有受益，有享受，有幸福。這是一個城市的道德，這樣的道德已經滲透到每一個社會主體，無論它在市區還是在鄉鎮，也無論它是政府，還是國企和民企，是團體還是個人。對一個城市的書寫是否反映了這個城市的發展，是否真實地展現了城市的面貌，特別是彰顯了城市的理念就是要看寫作者對城市的理解以及他的城市發展觀。所以，在民生視角的同時，我非常贊同唐曉玲這本書的生態視角。這個視角可能會犧牲對蘇州許多“高大上”的描寫，但是，它卻匯通了這個城市的過去與現在，突現了這個城市新的發展戰略。所以，這雖然是一本書寫蘇州當下的作品，但唐曉玲寫到了伍子胥，寫到了謝孝思，寫到了許多古往今來為這座東方威尼斯，為這座園林城市，為這座在江南文化中具有標志性地位的城市鍛鑄、延續和保護其文化命脈的人們。什么是生態？什么是和諧？什么是與自然共存？什么是宜居？什么又是永續發展？至少在唐曉玲的筆下，蘇州是一個樣本。這個樣本是從如何理解水稻田不僅是城市的濕地，同時又是農耕文明的載體開始的，是從認識到自從蘇州建城時依傍那些四通八達的小河的妙不可言的城市設計開始的，是從認識到那些古建筑的“活化石”的價值開始的，是從公平觀念下規劃城市公共空間開始的……這里有中國的傳統哲學在，有世界文明史的經驗教訓在，也有先進的城市理念在。唐曉玲欣慰地告訴每一個熱愛蘇州、懷想蘇州的人們，現在的蘇州人已經強烈地意識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越是現代化，古城的價值越高，與城市的其他社會經濟發展比較，古城保護始終是第一位的，只有古城保護好，才談得上發展好，才能給后人一個完整、無價的歷史蘇州。這不僅是一種認識，更是他們自覺的實踐，當經濟利益與古城保護發生沖突時，他們總是自覺服從于、服務于保護，蘇州古城因此得以在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融為一體的快速發展時期，始終能夠得到精心呵護。特別喜歡唐曉玲對今日蘇州綠色生活的描寫，隨便舉一例，都是詩一樣的文字。“傍晚時分，是平江路的黃金時段。那平江河里，載著游客的小木船來回穿梭，船夫搖著櫓杖，蕩起一層層水波，那吳儂軟語的蘇州小調，伴著歸鳥和落霞在水面上輕輕地劃過。”在這樣的城市中生活自然是幸福的，唐曉玲有千萬條理由為這個城市書寫。我們也因此要求唐曉玲繼續給人們講述新的蘇州故事。
今年“五四”，當習總書記和北大學生合誦《沁園春·長沙》時，我也在詩會現場。原本只是幾個人的朗誦表演，大家情緒被激發，紛紛加入，成為激動人心的大合誦。“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清越的雛鳳之聲傳出很遠，一股自信與擔當縈繞于心。這些天來，聯系習總書記關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講話，老師們和同學們都進行了熱烈討論，一個突出的感受是，青年必須有足夠的文化自信，才能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強調文化自信，是因為我們在某些方面不夠自信。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發展出了一個根植在中國土壤上的文化體系，它是中華民族的基因，潛移默化中影響中國人的價值判斷。“東圣西圣，其揆一也”，中國文化傳統里的優秀基因，對當下的世界有著不可估量的正向引導力量，正可大放異彩，卻見不少青年言必稱西方，對自己的寶藏視而不見。相反，倒是越來越多的西方有識之士，來中國尋找發展的鑰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24個字，深深植根于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作為青年應首先熟習自己的歷史與文化，再圖融匯異邦文化之所長，才能真正成為有文化自信與根基、又有世界眼光的“新青年”。又比如，面對紛繁復雜、真偽難辨的信息潮流，不少年輕人放棄了對信息甄別、篩選、判斷的權利，拱手讓于網絡輿論，這也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現。網絡上所謂的真假代替了事實的真假，網絡上所謂的對錯代替了事實的對錯，任憑思想觀念與價值判斷被裹挾而不自知。一個成熟的社會，首先要有成熟的公民，公民成熟與否的重要標志就在于是否具有獨立思考的理性精神，而理性來自定力。習總書記告誡青年要以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把“總鑰匙”來看待社會萬象、人生歷程，可謂對癥下藥。作為高校青年教師，也常見一些學生不肯下苦功夫讀書，做學問求易貪快，甚至個別老師也有這種現象，其實這也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現。古人早就告訴我們“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成功之花需要無數汗水的澆灌。守不住寂寞，坐不了冷板凳，表現出來的是懶惰，從根子上挖掘原因還是文化不自信。因為不自信，所以容易被浮躁風氣所迷，忘了自己職責所在、價值所系，最終不知所之。習總書記對我們提出四點要求：勤學、修德、明辨、篤實。8個字不僅對治學大有裨益，也給每個身處大時代的年輕人提出了修煉路徑和方法，依此而行，自信將越來越足，人生將從此不同。
臺灣菁英協會20多人24日日到訪廣州中山大學，參加“天下為公·兩岸情”粵臺青年弘揚中山思想論壇。廣東省青年聯合會主席曾穎如等廣東青年代表出席。廣州中山大學是孫中山先生于1924年創立，初名“國立廣東大學”，后為紀念孫中山先生，更名為“國立中山大學”。“白云山高、珠江水長，吾校矗立、蔚為國光，中山手創、遺澤余芳……，振興中華，永志勿忘”，兩岸兩所中山大學的同一首校歌當天在廣州中山大學懷士堂響起。廣州中山大學副校長李萍致辭說，該校以孫中山的誕辰日11月12日為校慶日，每一屆的中大畢業生在畢業典禮那天都會聆聽孫中山先生曾親授的畢業訓詞。臺灣青年菁英協會理事長謝坤宏表示，兩岸民眾同為炎黃子孫，身上流著的是一樣的血液，是一家人；兩岸一統、中華一統才能創造真正的民富國強。希望通過粵臺兩岸青年菁英的共同努力，讓下一代兩岸青年得到更加和諧的社會環境、創造一個新的大中華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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