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再次開幕,在巴西這塊足球熱土上,足球英豪盡顯風采。盡管中國足球沒有機會參與,但國內的轉播熱度、球迷熱情卻不輸給任何一個足球強國。遙想十幾年前,不但中國足球沖擊世界杯的口號和努力從未因一次次失敗減弱,每逢足球盛會,足球評論也在各家媒體上競相出籠。一份《足球》報洛陽紙貴,一張《體壇周報》時常“斷貨”,各家報刊紛紛推出球評專欄,由此還產生了一批頗具熱情和專業眼光、文采和描述力各顯其能的“球評家”。今天,足球和世界杯在中國仍然擁有最多的追隨者,但一個顯然易見的事實是,足球評論不再興盛,“球評家”市場幾近于無。這是傳媒新變帶來的結果,與足球自身的發展無關。自從十多年前中國出現合法“足彩”,球評就已經不再為球迷特別關注。很多“球迷”變成了“彩民”,同一個人對待同樣一場比賽,對結果的期待變異了,作為球迷,心中有一種傾向,作為彩民,卻也許會提前做出另一種預判。沒有人再關心“專家”的分析和總結,大家都在等待兌現自己的“賭注”輸贏。“球評家”事后分析的影響力大大減弱。媒體的新變徹底顛覆了球評的功能。電視直播的完全同步化,網絡視頻的隨時回放,手機通訊的直接快捷,每一個球迷都可以在第一時間與全世界所有的球迷獲得同樣多的信息。即使身處比賽現場都未必比安坐家中觀看得到的感受更立體、更豐富、更飽滿。即使你錯過了半夜的比賽,在早晨起來的刷牙時間都可以通過網絡視頻欣賞到比賽中最精彩的場面。人人都可以用三言兩語,用感嘆詞,用一個表情符號表達自己對一場比賽的感受、態度和情緒。“球評家”完全是多余的存在。更有甚者,很多球迷甚至對電視轉播的解說表示出厭煩,認為其已經構成對欣賞比賽的干擾。足球,當其成為大眾狂歡的重要場合,當人們通過多種途徑獲得比專業人士還要多的信息之后,看球就成了自我生活的一部分,用不著別人來幫助解讀。“球評”的沒落讓人聯想到“文評”的未來及其危機。文學作品的欣賞日益分眾化。捧讀一書自是一種享受,網絡跟讀也是一種生活。自媒體讓人人成為評論家。好壞不用多言,好惡可用片言只語表達。問網絡文學作家最看重何種閱讀評價,回答幾乎都是一致的:網友留言。在迅速變革的文學格局中,文學批評的傳統概念正在發生松動,批評家的“權威性”不再成為自我表述。幸好,或者說畢竟,文學還不是體育比賽,文學的載體還處在紙質與網絡的并行中,文學批評的調整還有時機,但挑戰已經近在眼前。適應時代要求的文學批評一定會呈現為一種全新的生存狀態。文學批評家應當從足球評論家的命運及其轉型中分析前景,并盡快做出自己的調整。筆者曾經有過這樣的看球經歷,國外有電視臺轉播足球比賽時,沒有任何解說,自然呈現現場實況,足球撞擊球門的聲音,球員的喊叫甚至喘息聲,看臺上的吶喊和喧嘩聲,全方位讓人接受,觀者頓時有身臨其境之感,效果勝過有解說的轉播。或一日,讀書也如此,批評家如何作為?果真是個問題。
相繼進入不惑之年的“70后”作家近兩年集中發力,推出了一大批優秀的長篇小說。他們的作品逐漸擺脫了對個人經驗的簡單書寫,進入現實和歷史的縱深處,得到了批評家和普通讀者的關注和認可。在去年的長篇小說年度盤點中,多位“70后”作家的作品被提及。今年上半年,“70后”出長篇的熱潮依然在延續,張學東的《尾》、肖勤的《水土》等作品相繼在刊物發表,并即將出版單行本。在批評家張莉看來,大多數“70后”作家是以寫中短篇小說出道的,在傳統文學刊物上不斷發表作品,鍛煉了自己各方面的才能。現在,他們大都到了40歲左右,經驗和技巧都積累得比較充分,所以集中推出長篇是非常合理的。我們也一直在期待“70后”作家能夠寫出具有代表性的長篇小說,而這股長篇小說熱潮正好是對這種期盼的積極回應。作家徐則臣談到,在一些文學界人士的腦中,似乎存在這樣一種“文體等級”觀念:以長篇小說為上,其他文體都是等而次之的。一個作家似乎只有寫了長篇小說,才能夠進入“經典化”的譜系。很多“70后”作家一直在中短篇小說領域默默耕耘,寫出了非常優秀的作品,但是卻長期被忽視。實際上,“70后”作家并非沒有能力寫長篇,隨著他們對自我、社會、歷史的認識逐漸深入,他們有能力也有必要通過長篇小說這一文體來展開敘述。“70后”作家在創作這些長篇小說時,體現出非常認真、執著的態度。徐則臣寫《耶路撒冷》,用了6年的時間。他說:“寫完這本書,我最強烈的感受就是,以后不管寫什么書、不管做什么事,對我來說都不是問題,因為為了這本書,6年來我一直在堅持。”李浩寫《鏡子里的父親》用了5年,他不斷地思考以什么樣的角度去接近“父親”這個形象。在作家寧肯看來,他們寫作的時長與作品的長度均呈現出一種“從容的、開闊的、不計后果的孤獨”,這即便在“50后”、“60后”作家群體中也并不常見。對于長篇小說寫作來說,“長”首先是一種心態,沒有長途跋涉的心態,就很難寫出有長度、有厚度的作品。一個作家的寫作狀態與相應會產生的作品格局,對一個小說家具有決定意義。有了這些東西,不一定會保證一個作家成功,但他已經建立起了一個重要的平臺。在這個平臺上,哪怕他的努力是暫時失敗的,也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他已經由此打開了一個開放的小說世界。“70后”作家的長篇小說在對現實和歷史的敘述上,有自己的獨特之處。張莉認為,每一個時代的現實和歷史都有其特殊性,就“70后”一代來說,他們所生活的現實就是具體的、個人的,因此我們不能夠用“史詩性”、“宏大敘事”這樣的標準來衡量他們的作品。我們總是批評“70后”作家的長篇小說缺乏歷史感,卻沒有注意到,他們是通過寫個體來表達現實與歷史。比如,在喬葉的《認罪書》中,女主人公金金是一個“80后”,她不是“文革”的親歷者,她對歷史是陌生的。她首先關注的是當下的生活,可是因為她和這段歷史中的人物梅梅長得特別像,從而獲得了進入這段歷史的鑰匙,歷史與當下進而發生了緊密的聯系。傳統的小說大多是從歷史寫到當下,而喬葉的作品卻從當下寫到歷史,再返回現實。這種“逆向書寫”和“旁觀者視角”,使得作家對歷史的書寫下手更狠,讀者也隨著作家的敘述對歷史產生一種震驚感。作為一個寫作者,徐則臣也經常思考如何在長篇寫作中處理個人與歷史關系的問題。他說:“很多讀者和批評家跟我說,真正的長篇小說,特別是歷史小說,應該故事脈絡清晰、情節跌宕起伏,要有宏大的歷史敘事,把社會背景、歷史背景推到前臺。但是,我更愿意把個人放到前面去,把人物的內心作為最重要的一部分來寫。所以,我在小說里面更專注地深入人物的內心,而不是像我們過去的很多小說一樣,拼命講故事。如果你深入到人物的內心,深入到過去從來都是習焉不察的地方,敘述肯定要慢一些,而且語言密度、速度一定會跟過去不一樣。”除了不一樣的歷史觀,“70后”作家對小說結構也有自己的思考。徐則臣談到,傳統的長篇小說基本上都采用線性結構,講一個連貫的、邏輯嚴密的,有開端、發展、高潮、結局,像公交車路線一般清晰的小說。這種故事跟當下復雜的社會之間有很大的“不及物性”,因為現在的生活不再是線性的、固定的,而是充滿了那么多偶然性和旁逸斜出的東西。因此,在寫作《耶路撒冷》時,他采取了這樣的結構方式:分奇數章和偶數章,奇數章是小說的主體故事,偶數章是主人公初平陽寫的專欄,總題目為《我們這一代》。主體敘述不斷地涉及社會上的各種事件和人物,專欄則多側面地反映人物的內心感受,形成了復調的效果。在張莉看來,很多“70后”作家都在長篇小說文體上下足了功夫,體現出鮮明的文體意識。比如魯敏的《六人晚餐》以不斷跳躍、閃回的時間軸,從6個主人公的視角書寫了“失敗的大多數”。李浩的《鏡子里的父親》則通過鏡子意象的設置,呈現了“父親”的多重側面及其對當下的影響。很多作家拋棄了線性敘事,回到一種共時性敘事之中,呈現出歷史與現實的復雜性。寧肯認為,小說的結構就是作家思想觀念的體現,這些結構方式的出現,說明“70后”作家意識到了現實和歷史并不是那么確定無疑,而是需要我們不斷地去挖掘、靠近,進而進行敘述。“70后”作家的這些探索,值得批評家和讀者繼續給予關注。在長篇小說領域,那些上世紀80年代就成名的作家,一出長篇小說就可能成為熱點話題,而相對年輕的作家的長篇小說卻可能受到忽視,但是批評的工作需要有一種發現新作家、新作品的熱情。而且,張莉認為,“70后”作家已逐漸成熟,再用“代際的視野”去批評已經不合適,我們應該去關注一個個具體的作家作品。
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和美國亞洲文化傳媒集團共同主辦的“亞文講壇——馮唐:當代漢語文學與寫作”日前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和紐約曼哈頓成功舉行。在芝加哥和紐約演講活動中,馮唐分享說,“文學是揭示人性編碼的一門學問,也是人類發明的最重要的一種工具。文學‘無用’,但可以慰藉人們的心靈。”談到自己的創作,馮唐說,“自己寫作的目的主要是‘自救’和‘救人’,解決困擾自己的問題,同時,嘗試解決人性中的困擾、困境與糾葛。”在曼哈頓,承辦方美國亞洲文化中心和美國中文電視,特別為馮唐錄制了美國中文電視英文頻道“W.E.Talk”欄目的英文專訪,并在位于曼哈頓的美國亞洲文化藝術中心藝術館錄制了“紐約會客室”電視節目,該專欄節目為北美最受歡迎的中文電視專題欄目,采訪過不少往來紐約的文化名人社會名流。在為馮唐舉辦活動的芝加哥和紐約,人民文學出版社為本次活動召集了具有世界影響的美國重要媒體以及對中國當代文學表示興趣的出版機構。馮唐作品“北京北京”三部曲已經或即將由歐洲和美國著名出版社出版。人文社在美活動中,也宣布了馮唐將有多部作品先后改編為電影。(記者 羅皓菱)
村上春樹對談小澤征爾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有兩個愛好:跑步和音樂。日前,《與小澤征爾共度的午后音樂時光》中文版面世,記錄了村上春樹和指揮家小澤征爾展開的一段有關音樂和人生的對話。小澤征爾因為女兒是一個文學愛好者,由此結識了村上春樹。兩位重量級文化人物能湊在一起聊音樂,機緣是小澤征爾的疾病。2009年12月,年過七旬的小澤征爾被診斷出食道癌并接受手術,在2010年11月至2011年7月的漫長休養中,村上春樹從東京、檀香山到瑞士,對小澤征爾進行了一連串訪談。村上春樹在古典音樂方面的鑒賞力,讓小澤征爾感到震驚:“他熱愛欣賞交響音樂會和爵士音樂會,也在自己家里聽唱片,甚至知道許多連我都未曾聽聞的事,著實讓人驚訝。”村上春樹與小澤征爾談到了音樂與文學的關系,村上說:“如果問我是從哪兒學會寫作的,答案就是音樂。音樂最重要的要素就是節奏。文章如果少了節奏,沒有人想讀。”“文章就像音樂,也可以通過字詞的組合、語句的組合、段落的組合、軟硬與輕重的組合、均衡與不均衡的組合、標點符號的組合以及語調的組合營造出節奏感。音樂品位不夠好,這些就做不好。”村上認為,音樂品位對一個作家相當重要。“倘若文章有節奏,故事有節奏,接下來自然會文思泉涌。寫作時,我會在腦海里自動將文章轉化為聲音,用這聲音構架出節奏。以爵士樂的方式即興演奏一個主題樂段,便能自然地產生下一個主題樂段。”村上的寫作過程,也因為音樂而與眾不同。作為受訪者的小澤也特別感念這次難得的音樂與文學相遇的時光:“和春樹先生聊著聊著,關于卡拉揚老師、蘭尼、卡耐基音樂廳、曼哈頓中心的回憶接二連三涌現。我得以重溫許多回憶,還不知何故坦率說出了心中的話。”村上春樹的音樂與“音樂觀” 林少華村上喜歡看書,喜歡聽音樂。村上的小說作品中出現音樂曲名、音樂家名字近八百次之多。《挪威的森林》、《舞·舞·舞》、《國境以南 太陽以西》、《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以及《去中國的小船》等小說名就取自歐美流行音樂。村上最重視的就是音樂作用于靈魂的力量。在村上看來,一首樂曲、一支歌只要具有“安魂”元素,縱使技巧有所不足甚至演奏出錯也是好的音樂。同“安魂”最相關的元素,是正義、悲憫與燃燒的理想。可以說,這是村上“音樂觀”的基石或基本要素。文學也好音樂也好,對于村上春樹都是對抗“制度語言”或體制性文體的一種武器,同時又是精神避難所或鎮魂歌、安魂曲。村上說過一段話:“我想,聽古典音樂的喜悅之一,恐怕在于擁有幾首之于自己的若干名曲,擁有幾位之于自己的名演奏家。在某種情況下,那未必同世人的評價相符。但通過擁有那種‘之于自己的抽屜’,那個人的音樂世界應該會擁有獨自的廣度和深度。而舒伯特的D大調奏鳴曲之于我便是這種寶貴的‘個人抽屜’。歸根結底,我們是以有血有肉的個人記憶活在這個世界上的。假如沒有記憶的溫馨,太陽系第三行星上的我們的人生難免成為寒冷得難以忍耐的東西。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戀愛,才有時像戀愛一樣聽音樂。”德國漢學家顧彬曾說中國當代作家之所以寫不出優秀作品,是因為不懂外語之故。我甚至覺得,較之外語,說不定音樂對優秀文學作品的產生更有意義——音樂有可能促使想象力更為順利地進入自由王國,進入天國,進入彼岸世界。古人將“樂”規定為“六藝”、“六經”之一,良有以也。【回憶】小澤征爾:卡拉揚毫不理睬他人意見小澤征爾回憶,他的老師、奧地利著名指揮家卡拉揚是一個指令非常明確的人。“卡拉揚老師毫不理睬他人的意見,一發現自己追求的聲音與樂團奏出的有出入,就立刻怪到樂團頭上。他會命令樂團不斷演奏,直到奏出符合他期待的聲音。”小澤說。“卡拉揚總是對錄音師提出許多細致的要求,比如要求錄成這種聲音之類的。他擅長在這種樂聲框架中創造樂句,所以喜歡在這種回音中創作樂句起伏清楚浮現的音樂。”小澤還清楚記得。對古典音樂頗為熟悉的村上春樹在書里也透露,因為卡拉揚在音樂指揮方面的強勢,他與柏林愛樂團也起過不少爭執。小澤征爾承認了這一說法,但他表示“到最后雙方得以修好”。(記者 歐陽春艷)
“難過的時候,去哪里天空都掛著淚水。”張嘉佳在鍵盤上敲下這樣詩意的文字時,并未能預料,他的舉動有可能給網絡文學帶來巨大的顛覆。張嘉佳的文字最初以“睡前故事”系列的名義在網上瘋狂流傳,幾天內達到150萬次轉發,超4億次閱讀,引來電影投資方的巨資搶購,轉瞬便簽下其中5個故事的電影版權。每1分鐘,都有人在張嘉佳的故事里看到自己。“我希望寫一本書,你可以留在枕邊、放進書架,或者送給最重要的那個人。從你的全世界路過,隨便打開一篇就可以了。”張嘉佳的愿望,如今正快速走近現實。他的《從你的全世界路過》一書由此火爆,發行超120萬冊,張嘉佳被稱為“微博上最會寫故事的人”。 那么,這些“喜歡從絕望中生長出的希望,喜歡那些堅持而不放棄溫暖的主人公”的網友,是否將從此愛上短篇?宏篇巨制的網絡長文,在數字時代是否仍有旺盛的生命力?網絡作家寫長容易寫短難對于傳統的紙質閱讀者而言,網絡文學動轍百萬、甚至千萬字的連載令人不可思議。要知道,金庸武俠小說全集14部總共不過870萬字。因此,不少網民呼吁網絡寫手“手下留情”,“杜絕廢話”。“寫這么長,難道真是讀者的需求?”起點中文網常務副總編廖俊華以網絡文學的生存狀態為由解釋網絡作品的長度:網絡寫手在電腦上每分鐘敲出100字已不在話下,長對他們不算什么。其次,寫得長對后期影視、動漫產品的改編來說,相對容易;第三是瘋狂的盜版。長短取決于目前的網絡環境,環境逼著作者必須寫長,短了無法生存。網絡作家無罪直言市場是不可回避的話題。他說,網絡作家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研究市場。讀者是喜歡武俠、喜歡魔怪還是喜歡穿越,網絡作家幾乎每時每刻都在關注。評論家汪政在接受采訪時說,網絡作家的判斷標準是訂閱量、購買量和排行榜。“網絡文學多是快速閱讀,不可能像傳統文學作品語言那樣淺吟低唱。”汪政說,對于網絡作家而言,讀者的認可也許比傳統批評家的認可更為重要。體量宏大的網絡文學擁有巨大的市場,也面臨著新的挑戰。網絡作家跳舞認為,這種挑戰來自4G時代。網絡文學本身就是因為滿足了快餐式、獵奇性閱讀而風靡天下,但如果手機下載一部電影只要幾秒鐘,那個時候,誰還來讀網絡小說?很多網絡作家表示,網絡已經搭建了一個巨大的、潛力無限的平臺,今后,網絡文學作家將立足于“上游”,不再單純為了“碼”字,更不能只是“賣”字,而應向動漫、影視等多種娛樂載體進軍。中短篇小說的復興和崛起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邵燕君覺得,網絡文學起步之初更像是一些“文青”聚集的“民刊”,今何在、安妮寶貝等第一代網文作者的寫作更像是傳統中的小長篇。今天我們說起網絡小說好像就是超長篇的類型小說——這種印象來自2003年大資本入場后以起點中文網為代表的寫作模式。網絡文學并非鐵板一塊,相反,由于網絡傳播的低成本使得網絡文學具備明顯的分眾特征:口味分化,市場細分,哪怕很小眾的需求,只要達到足夠的規模就會有相應的生產。比如,晉江文學城的網文較短,并且有“不催更”的文化。晉江文學趣味還比較接近傳統,有“文青”氣息。不過,“文青”氣最濃的還屬豆瓣網。2011年底,“豆瓣閱讀”以類似文學期刊的方式發表諸多中短篇小說,并舉辦“中篇小說大賽”。小說閱讀網、塔讀文學網等也分別以“單行本小說大賽”、“原創小說大賽”等名目推出網文短制。邵燕君把文學網站開始興起中短篇小說熱原因歸結為2013年短篇小說女王門羅獲得諾獎。“豆瓣閱讀”隨著網絡應用的進一步普及化,大量傳統作家、讀者陸續涌入,網絡不再是網絡文學的專有平臺,而將成為所有文學的新平臺。各種文學力量要在這里重新聚集、整合,重新爭奪“文化領導權”。評論家莊庸也認為,門羅獲得諾獎帶動了中短篇小說熱。另外,豆瓣發力中短篇小說,中短篇小說成為網文新的熱點。張嘉佳《從你的全世界路過》在2014年意外暢銷,成為網絡中短篇小說熱的典型跡象。“網文中真正最有生產力的,其實不是長篇,而是從博客體、論壇體到140字的微博體以及微信體等各種語體實驗微文本,它們代表著最新、最前沿、最先鋒的語言和文學實驗樣式。這些實驗,都逐漸被網絡文學中的主流吸收和消化,并在經典化和主流化的過程中,被影視劇等吸納成為其暢銷元素。”莊庸說,他曾分析過近10年的婚戀影視劇,他發現,影視劇的男女主角常常大段大段地抄用網絡段子,這就是“網絡言語生產力”對“大眾文化”的滲透和侵襲。網絡文學體裁格局是否要重新洗牌?那么,網絡文學的體裁格局真的要重新洗牌?中短篇小說要火了嗎?它能打敗早已形成規則的網絡長篇巨制嗎?據悉,網文中50萬字只是起步、80萬字才是入門、兩三百萬字才“開局起步”的“長篇”類型小說,已經形成網絡文學新生產機制的一整套創作“明規則”與寫作“潛技能”。但是,動輒數百萬字的“長篇”類型小說面臨的重要關卡是,在作品的1/3前后讀者容易出現審美疲勞和閱讀倦怠,曾經美味的“大神”巨著此時容易蛻變成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除非是鐵粉,大量的中間分子容易流失;所以,有經驗的“大神”多會在這個關鍵點布置“大事件”,通過高潮再一次把讀者帶入下一階段的閱讀之旅。而中短篇沒有這個障礙,中短篇在網文界的復興和崛起,特別符合從當下到未來網文界與傳統文學界跨界融合、重塑“主流新文藝”的長遠趨勢。自盛大等資本體系進場,主導網絡文學界的商業化、類型化和工業化大發展后,“網絡文學”這一概念越來越被商業綁架,以致網絡文學基本就等同于網絡類型小說了。而那些自由、草根和全民寫作時代誕生的中短篇小說及其他文學文本,幾乎都被排斥在“網絡文學”的概念之外。中短篇小說是網絡文學界和傳統文學界中“最不具有差異”也最容易溝通和融合的。張嘉佳《從你的全世界路過》是在“微博陣營上用新語體來講的中短篇故事”,它的走勢和影視噱頭,代表著某種風向,即商業推手和資本玩家“意外”地發現了“中短篇”也可以商業化,而不只是動輒幾百萬字的類型小說才可以影視化、游戲化和“收入暴漲”, “中短篇”也有可能是一個被人忽略的富礦。因此,莊庸覺得,假若2014年中短篇小說在網文界和傳統文學界能夠成為“熱潮”和“崛起”的話,它有可能會讓我們重新定義“網絡文學”的概念以及讓網文格局重新洗牌,真正提供一種重新發韌的活力和動力。莊庸認為,短篇是文學之王,是網文真正具有文學價值的先鋒實驗田。邵燕君說,身處媒介革命的千年之變,我們不能固守任何“本質性”的觀念,不但“純文學”、“通俗文學”、“經典文學”這樣的概念需要被歷史化,長篇、中篇、短篇這些與紙媒性質直接相關的分類概念也需要重新考慮。也許我們只能以“精靈”這樣的抽象意象來理解“文學性”,它既不綁定于某種媒介,也不綁定于某種標準,甚至不綁定于某種體裁,生命的能量流向哪里它就在哪里。
深圳網絡文學再受全國關注網絡寫作應遠離“利益江湖”深圳網絡作家的特點很鮮明,他們先走紅于網絡,再走向紙媒或出版,贏得各個層面的讀者。近兩月來,國內文壇最熱鬧的一個話題莫過于“網絡文學”。 4月4日起,人民日報文藝部與中國作協創研部聯合開辟“網絡文學再認識”專欄,邀約專家學者,共同研究和探討網絡文學現狀及其走向。繁榮發展了10多年的網絡文學,如此密集地被各路級別頗高的評論家、專家、作家熱議、討論,引起廣泛關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白燁、中國作協網絡文學專家馬季、中國作協創研部原主任胡平等人撰文發言。經過兩個月的醞釀、發酵,6月10日百歲老作家馬識途一篇《要善于引導,也要寬容一點》文章,把話題推向高潮。記者注意到,談及網絡文學,不少專家文章中提到深圳。中國作協網絡文學專家、全國網絡文學重點園地聯席會議聯絡人馬季提到一句響亮口號:“深圳,中國網絡文學先鋒隊”。無獨有偶,近日,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副主席、書記處書記錢小芊帶隊,和廣東省作協負責人一行,來到深圳專門調研網絡文學發展情況。錢小芊說,將以深圳為樣本,總結網絡文學發展之路和扶持措施。深圳的網絡文學再次被關注。深圳的網絡文學究竟如何,成績何在,問題何在?網絡文學由電腦化轉移到移動手機上,網絡文學又該如何突破,深圳作家有何思考?記者循著這些問題,采訪了部分網絡作家和業內專家。深圳網絡文學有三個“最”“深圳的網絡文學,可謂人多力量大。”談到網絡文學,深圳市作協主席李蘭妮介紹說,深圳的網絡文學力量十分強大,從事網絡文學寫作的人員數以千計,有一定名氣的網絡作家有30多人,比較有代表性的有赫連勃勃大王、賈志剛、紅娘子、老家閣樓、寂無、冰可人、沐依晨、朱隨等人。李蘭妮進一步介紹說,深圳網絡作家的特點很鮮明,一個是走紅于網絡,再走向紙媒或出版,贏得各個層面的讀者;一個是學歷相對都比較高,受過良好教育,作品文學價值比較高;但是他們的流動性也很大,隨時離開深圳,又隨時回來。針對深圳網絡作家的特點,深圳市文聯、市作協做了積極的推動工作,比如舉辦網絡文學大賽,今年已經是第五屆。通過網絡文學大賽這個平臺,一大批深圳網絡作家從網上走到現實,受到關注。馬季對深圳網絡一直很關注。他認為,深圳的網絡文學有三個“最”: 深圳是網絡原創文學最活躍的地區;深圳是網絡文學政策性扶持最給力地區;深圳是網絡文學發展最均衡的地區。其中,“發展最均衡”主要表現在,深圳培育了不同層次的創作隊伍,網絡作家與傳統作家之間沒有門戶之見,大家敞開心扉討論創作,自然形成了多元寫作環境,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取長補短,實現了創作交流的生動局面。“可以說,網絡文學在深圳已經率先成為主流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一個忽視網絡文學的深圳文學是不可想象的。”“功利寫作”讓作品良莠不齊深圳網絡文學有沒有短板?中國作協調研深圳網絡文學的研討會上,記者列席旁聽,發現深圳當紅的網絡作家頭腦十分清晰,他們有自己的觀點。出名甚早的“老家閣樓”直言不諱地說,這幾年,網絡文學也充斥著各種“推手”、“炒作”, 有些網站為了推廣某本書,用虛假的點擊率來欺騙網友,網絡文學逐漸成了一個“利益的江湖”。深圳有不少網絡寫手通過網絡成名,獲得了很多利益,并且為了利益而偏離了文學的軌道。網絡寫作早年的那種純粹、自然、守規矩,完全靠文章實力冒頭的情況,被改變了,“但我始終覺得,作為一個成熟的作家,應該有遠離‘利益江湖’的自覺和毅力。”同時,他認為,隨著制度的完善,和讀者審美意識的提高,網絡文學會慢慢和傳統文學融合,傳統作家會上網寫作,而更多的網絡文學會被出版。“老家閣樓”的觀點頗有普遍性。陳斯園是近幾年崛起的深圳網絡文學作家,他的“新新紅學”研究、水滸研究備受網民喜愛。陳斯園覺得深圳的網絡作家圈要警惕“功利寫作”:“功利寫作”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網絡文學存在一系列問題,比如質量良莠不齊、藝術承擔感缺失、社會責任感淡化、著作權保護和抄襲剽竊等問題。賈志剛也是全國網絡文學中數一數二的作家,他的歷史小說,屢受追捧。他認為深圳網絡文學要取得更大發展,必須要在為維權方面做點表率,“有時候很多網絡寫手覺得被盜版之后,就當作是一種另類的宣傳,以致以后形成了某種習慣,只要是見到侵權,就當作是宣傳,任其轉載,這種習慣的危害性很大。深圳網絡文學作家多、力量大,應該要有這個意識。”訪談:梅毅:無序而叛逆的集體創作 成不了文學主流◎ 深圳特區報記者 鐘潤生文學在變化,網絡文學也在變化。5年前,網民閱讀網絡小說還在電腦上,現在已經改在手掌中的小小手機上了。媒介在變化,自然,網絡文學也在變化。移動互聯網時代,我們的網絡文學又該何去何從?記者采訪了中國網絡文學代表人物、著名網絡作家“赫連勃勃大王”。 “赫連勃勃大王”的真名叫梅毅,為一級作家、深圳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多次參與主辦網絡文學大賽。記者:網絡文學從上個世紀90年代末開始發端,到今天10多年了。你是見證者、參與者。談到“網絡文學”這四個字,你最想談什么?梅毅:不容回避,“網絡文學”,這四個字,現在已經完全被毀壞了,有時竟成為“垃圾文字”的代稱,越來越多的知識階層和精英人士已經不讀網絡作品了。而且,很長一段時間來,國內主流評論界、當代文壇以及學術界對于“網絡文學”一直處于失語和忽略的狀態,主流文壇廟堂與波瀾壯闊的新媒體江湖近乎完全割裂,甚至互相指斥、謾罵。記者:關于“網絡文學”,我注意到,你在一篇文章提到一個新詞“文學在網絡”。你文章是這么說的:“厘清‘網絡文學’的含義非常有必要!我們今天要推廣的是新媒體文學,我覺得應該是一種更高層面上的網絡創作!從嚴格意義上說,從前和以后的作家把自己的文學文字放在網絡上,其實并不算網絡文學。更不是誰在網上碼字都是‘文學’,我想提倡的是:文學在網絡!”梅毅:新媒體時代,也帶來了文體的變化,特別是“網絡文體”,乃后現代主義文化的主要特征。這個特征最大的特點,就是基本取消了高雅文化與大眾文化的界限,并衍生出許許多多的亞文學類型。互聯網時代,所謂的“后現代主義”寫作模式屬于一種無體裁寫作。因為,新媒體的興起,使得文學體裁多數被瓦解,昔日作者、讀者、批評家之間達成的那種傳統契約式的條件與框架都全然被更改。無體裁寫作,在拉近了讀者與作者距離的同時,在顛覆了文學價值的同時,使得傳統寫作危機重重——網絡文學具有欲望化、游戲性以及交互性的敘事特征,甚至許多網絡作品可以由作家與讀者共同參與完成。在這種交流互動中,寫手往往為了迎合讀者的口味而改變初衷。記者:寫手為迎合口味而改變初衷,這正是網絡文學被詬病的地方。梅毅:是的,所以,我覺得,傳統文學審美標準還是堅牢的,這種無序而叛逆的集體創作,畢竟淪為日后漸趨消減的另類敘事方式與亞文學類,肯定成為不了文學的主流。你看,從竹簡、絲帛、紙張到電子熒屏,無論介質如何變化,我們終究會發現,文學終究還是文學。只要寫作者能夠密切剖析人類命運和闡釋人性的奧秘,只要寫作者能夠繼續深刻地揭示人的命運和人性的本質,無論網絡泡沫如何喧騰,文學就會永遠保持著尊嚴與高貴。記者:所以你的觀點是,網絡文學也好,新媒體文學也好,他們是一種趨勢,這是無法阻擋的,但是要脫穎而出、為人流傳,還是要回歸到“文學”本身。梅毅: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