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中國作協作家權益保障委員會在京召開了作家維權研討會。中國作協作家權益保障委員會主任張健,副主任張抗抗,委員武和平、許超、李明德、馬曉剛、李德成、呂潔參加了會議。會議討論了蘋果商店應用程序侵權案件處理情況、圖書盜版盜印現象、名人手稿書信拍賣等熱點問題。去年,就蘋果商店應用程序侵權事件,中國作協權保辦與蘋果公司代表進行了會談,并建立“通知—刪除”快速處理機制。之后,權保辦對蘋果商店侵權行為進行監控,發現蘋果商店中有5款付費下載的應用程序中使用了舒婷、席慕蓉及海子的多首詩歌,軟件開發商均為上海某電子商務公司。權保辦隨即向蘋果公司在線投訴,之后與開發商取得了聯系。開發商向權保辦提供了上述侵權應用程序自上線以來的收益統計。最終,權保辦代表作家與開發商達成和解,由開發商向每位作家支付了遠高于其侵權收益的懲罰性賠償金,并及時刪除了有關侵權應用程序。與會委員高度肯定了權保辦在處理上述案件中所做的工作,同時建議改進維權方式,希望權保辦加強宣傳,調動作家的維權積極性,讓作家拿起手中的蘋果設備查詢自己作品的使用情況,一旦發現作品被侵權使用,可交權保辦代為維權。《江南》雜志2014年第2期刊登了訪談文章《寫作能否養家糊口》,引起了廣大作家和讀者的關注。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就此話題提出意見,建議相關部門集中進行調研。該文討論的稿費標準、圖書版稅、稿酬個稅起征點、圖書盜版、影視改編權收益、網絡收入等問題代表了廣大作家的困難和疑惑,也是權保辦近年來一直密切關注、調查研究、積極推動并希望早日解決的問題。實際上,稿酬個稅起征點低問題一直備受關注,多位全國政協委員多次向兩會遞交提案,建議提高稿酬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在會上,與會者談到,中國現行稅收制度亟待完善,稿酬個稅起征點為800元確實太低,應該盡快調整。大家還在會上討論了防止盜版侵權新技術“出版物版權追溯保護系統”的可行性。會議還對拍賣名人手稿書信的現象進行了討論。許超、李德成等法學專家認為,這類現象應當區分為兩種情況。第一種是拍賣已經發表作品的手稿,屬于物權法范疇,不涉及著作權、隱私權等問題。這種情況下發生糾紛,可運用物權法的善意取得和不當得利制度來解決。許超認為,這種情況下出版社或雜志社也負有一定的責任,應當呼吁出版社、雜志社妥善保管作者的手稿。第二種情況是拍賣私人書信的行為,這涉及發表權、隱私權問題。書信、日記是特殊的作品,未經許可拍賣名人書信的行為可能侵犯寫信人和收信人的隱私權。許超認為,可由作協的兩會代表委員遞交提案,建議在拍賣法中增加一條“拍賣個人書信時,應經過寫信人和收信人雙方書面同意”的規定。會議還聽取了呂潔關于作家權益保障委員會辦公室的工作匯報,并討論了委員會下半年的工作計劃。張健在總結講話中強調,作家權益保障委員會及辦公室要繼續保持積極主動工作的良好態勢,密切關注花樣百出的網絡侵權問題,學習并運用新技術進行維權,進一步加強宣傳教育工作,以案說法,不斷提高廣大作家的維權意識,同時與有關部門保持良好的合作關系,努力把維護作家權益的工作做好。 (盛 敏)
雖然年逾七旬,手拄拐杖,講話也輕聲溫和,但若細心留意,就會發現張曉風果如詩人余光中所道:“柔婉中帶剛勁”。這位像風一般灑脫清朗、靈魂充滿力量的女子,其文字曾經為無數讀者的心靈筑起“像風一樣飄遠的夢”。近年來她更是身體力行投身環保運動,為文疾呼,她認為,“我死了之后,這個世界有才華的人還會繼續寫作,然而眼前這塊濕地不去爭取,就要馬上被埋起來了,故推廣環保比創作更迫在眉睫,但兩者同時也是共存的。”近日,在專程攜帶父親之相關黃埔物件參加“驚濤偉岸——黃埔軍校90周年致敬展”之前,臺灣著名作家張曉風在深圳歡樂海岸布展現場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張曉風,筆名有曉風、桑科、可叵等。1941年出生于浙江金華。8歲隨母親一起赴臺,后畢業于東吳大學。36歲時,被臺灣地區的批評界推為“中國當代十大散文家”之一,贊其“能寫景也能敘事,能詠物也能傳人,揚之有豪氣,抑之有秀氣”。張曉風創作過散文、新詩、小說、戲劇、雜文等多種不同的體裁,以散文最為著名。余光中曾將其列為“第三代散文家中的名家”。《行道樹》、《有些人》、《我喜歡》、《只因為年輕啊》等作品被選入大陸各種版本的中小學語文教材。“追求學問,這是最基礎的”張曉風的父親為黃埔七期,而她的舅舅也同樣出身黃埔軍校。雖然有著軍人家庭背景,但在張曉風看來,其實家庭氛圍彌漫著文人氣息。“我父親參與戰爭,但不是那種帶兵的官,他多半做的是參謀工作,用現代話來說就是‘智囊’,所以他還是比較接近文人氣質的。”張曉風回憶道,父親剛去世的時候,她不太敢翻他的東西,因為心情上沒有辦法承受。“現在父親已經去世十多年,我再來看他東西的時候,就覺得他其實是蠻文人氣的。倘若要說自幼家庭給予我的最大影響,便是‘承擔’二字。在一個重大事情來臨的時候,要承擔,我就從我父親身上學會這點,所以我就不會去躲避責任。”8歲時,張曉風隨母親一起赴中國臺灣,曾先后就讀于北一女中和屏東女中,最后畢業于東吳大學。談及幼年經歷,張曉風還回憶了自己第一次寫的作文。“作文題目是《信》,那時候信是很稀少的東西,一般人家是沒有的。我記得我家唯一收到的一封信是舅舅寫給媽媽的。舅舅是軍人,當時年輕耍酷,自己做了一件酷酷的軍裝,在國共戰爭中他就給俘虜了,被誤認為是一位軍銜很高的軍官。抓去很長時間,沒有音訊,現在信來了,媽媽急得哭。以我當時的識字程度,根本無法把這件事情寫清楚,自己也不知道寫了些什么,結果老師瞄了一眼就撕掉了。后來相繼轉學到柳州,最后從廣州上船到臺灣,才算真正穩定下來,開始自己的學業。”張曉風表示,其父非常注重讀書文化。“父親說,中國無論多么窮,做父母的無論如何一定會讓小孩讀書,他覺得這就是這個民族最了不起的地方。換言之,追求學問,這是最基礎的。”在她看來,童年真正的啟蒙是讀許多課外書。“由于當時大家都窮,書不多,逮到什么就讀什么。到臺灣后,快樂的是不再逃難了,不再轉學了,可以定下來聽故事或看故事了,連收音機里廣播的小說也愛聽。所以,我想說的是,上課固然重要,可是,身邊很多的小事,許多雜七雜八的閱讀都各有意義。”“一寸山河,就是我的一寸肉”“我自己給我這種臺灣人取了個名字,叫‘一代半’。不是第一代,不叫第二代,因為我不是在臺灣出生的,而是在浙江金華。我弟弟妹妹則是在臺灣生的,他們才是‘第二代”。所以我說我是‘一代半’的臺灣人。”在張曉風看來,“一代半”的臺灣人跟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有一點點不一樣。“因為對故鄉有點記憶,我是有鄉愁的,但是我的鄉愁基本上一半是地理的,一半是歷史的。在臺灣,比如有很多人會說好懷念某個地方好吃的東西,因為他們是上一代的人,對那些東西都比較記得,可是我其實不太記得那些東西,反而是在讀詩詞歌賦的時候,書中提到某個地方,這種歷史地點就會引起我的聯想。”鄉愁不僅僅停留在文字的想象里。有了鄉愁,就有尋找。“最近我去粵北走了一趟,從唐朝開始,如果所有的廣東人要去中原,一定會走這條路,包括六祖慧能當年也走過。所以為了體驗這條古時候的路,我就慢慢地爬上丹霞山,其實很辛苦。但我覺得這是一個宗教的旅程,是哲學的旅程,也是情人的旅程,因為《牡丹亭》里頭的男主角柳夢梅就是廣東人,他要翻過山到江西,去尋找那一段愛情。”然而,不同于余光中等臺灣作家對“鄉愁”的執著迷戀,張曉風有屬于自己的獨特理解。“各人的鄉愁表現方法不一樣,比如對臺灣,我比較注重的是臺灣的生態環境,而不是在乎鄉土文學。”近幾年來,張曉風創作比較少,將更多時間和精力投入到環保運動中。2010年5月,她為了捍衛一個舊兵工廠濕地,避免無節制地蓋大樓,著文疾呼,甚至提出“一寸山河,就是我的一寸肉”,最后還不惜犧牲形象“驚天一跪”。“家國很大,并不是每一個人都在做軍人,但我們要有一種集體精神,應該對社會負有責任,雖然去盡那個責任可能是吃虧的,不會獲得錢什么好處,可是對整個社會來說,卻是有意義、有價值的。”“提倡環保可能會影響開發,沒開發就沒賺錢,可是如果過度開發的話,有時會影響到整個生態環境,那就沒辦法恢復了。盡管有人會覺得開發無關己事,一片很美麗的沼澤地用水泥蓋起了大樓,不見得會直接影響自己,但是從整個生態環境來說,這片沼澤沒有了,那片濕地沒有了,氣溫就會上升。地球是大家的,我們不能把子孫的生存環境盡數破壞。出于對人類共同的命運關懷,所以還是要為這個事情去奮斗。”“懂古文比懂英文還重要”在張曉風的身上,對家訓“承擔”精神的踐行無處不見。除了作家、環保推廣者等身份外,她還有另一個重要頭銜,即是“搶救國文教育聯盟”副召集人。據了解,“搶救國文教育聯盟”總召集人是余光中,其聯盟宣言是反對臺灣地區高中國文的時數由每周五節減為四節,反對文言文的比例由60%減為45%;反對將“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由必修改為其自生自滅的選修。“大家都以為古代的東西很難,所以就拒絕學習,這是很可惜的。中華文化底蘊悠久而博大,事實上稍微解釋一下就能懂的。”張曉風說,“我覺得懂古文比懂英文還重要,因為學了英文后,有人可能大半輩子都不會去用它。”她認為,呼吁重視國學教育也是一種搶救。“像環境一樣,國學這么好的東西,可我們都不重視。雖然現在海外成立了很多孔子學院,但我們有時候連自己文化里頭有什么好東西都不知道,又遑論如何教外國人呢!如今中小學生的語文能力每況愈下,國學程度低,其實海峽兩岸都面臨一樣的困境。”然而,面對大陸當下出現的“國學熱”,張曉風同樣表現出了擔憂。“當然,我們都希望中國文化受到重視,可也有緊隨而來的問題出現,就像小孩子要給他們營養,是喂雞精還是什么?這就涉及具體的方法問題。但我們起碼應該認識到,‘國文教育的興衰,關乎國族文化慧命之存亡’。”記者 聶燦 魏沛娜
人民網北京6月18日電 (宋毅)今日下午,“金臺悅談”第二期嘉賓——著名作家喬葉做客本網強國論壇,與網友在線交流。談及自己的文學創作經歷,作為70后作家的喬葉表示,人不可能永遠青春,從散文到小說是一個作家成長成熟的必然經歷。喬葉在訪談中分享了她的成長經歷。她自曝走的是很標準的文學青年道路,最開始寫詩歌,后來給《中國青年報》寫散文,九幾年開始,寫了將近十年,然后到河南省文學院當專職作家,有很多很好的小說家都在那兒起步、成名,比如李佩甫、張宇、李洱……在那個氛圍里,喬葉也開始想寫小說。喬葉說:“小說和散文、詩歌都不同,它和現實生活有非常緊密的對話關系。小說的文體,自從我涉入以后,就逼迫我成長。我以前寫的散文好像被媒體叫做青春美文。但你不可能永遠青春,70后已經人到中年,我現在也40歲了,不可能一直在那還說情,說青春去。你總在成長或者成熟。另外,作為任何一個稍微有點志向的小說家來說,你不可能沉迷于日常寫作,評論界和文學界說70后沒有經歷過大的歷史事件,沉迷于日常寫作,婆婆媽媽的,柴米油鹽的,寫的是小生活,就是郭敬明說《小時代》,其實都有這種特征,可能90后、80后都有這樣的特征。”喬葉認為,雖然70后沒有經歷過大的歷史運動,或很浩蕩的生活,但是隨著心智的成長、認識面的拓寬,還有寫作經驗的豐富,各方面都促使她選擇更有挑戰性,或者說不那么日常的,有向歷史和人性、向更豐饒的地方進軍的欲望。這一方面是對歷史有興趣,但更重要的是對當下生活感興趣。她進一步表示:“談得更具體一點,比如食品安全、藥品安全問題等等,在我們社會生活里面,我覺得有一種瑣碎的浩蕩,并不是說表面上很浩蕩,還有瑣碎的浩蕩深入其中。我想探究中國人民怎么這樣,我們活得很分裂,很多人的狀態很分裂,為什么會這樣,我想知道找到一個精神的人性也好,或者國民性也好,有所思考,上溯到有一個歷史的源頭。”
莫言:現在怕給父老鄉親丟臉 越想寫好就越寫不好 莫言 資料圖片近日,著名作家莫言參加2014青島文化藝術季,在開幕式主題講座中,他以《小說與故鄉》為題發表演講,莫言說:“故鄉是作家擺脫不了的存在,作家用文學的方式拓展故鄉,是對故鄉的一種超越。”談故鄉——故鄉是作家擺脫不了的存在莫言說,他早期的作品寫得特別順,就是因為對故鄉風貌和人物太熟悉了。“我的左鄰右舍,村里幾百口子人,后來都變成了我小說里的描寫對象。”莫言說,“我用文學方式拓展了故鄉,讓小說中的人物有廣闊的舞臺去展現。”山東高密有“四寶”——撲灰年畫、高密剪紙、泥塑(泥老虎)和高密茂腔,尤其是撲灰年畫夸張的風格和泥塑強烈的色彩對比,都影響了莫言的作品風格。莫言說:“我想張藝謀始終擺脫不了對紅色的迷戀,也與他在西北的生活經歷有關,到處都是掛著的紅辣椒。”談創作——我們這一代作家正在往二線退隱莫言嘗試寫過高密沒有的沙漠、紅樹林,但他說還是寫起故鄉來最得心應手,莫言說:“無論怎樣天才的作家也有自己的局限,這也是世界上有這么多作家存在的理由。”莫言說,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期,他就覺得寫作難度大了,因為“對當下農村生活隔膜了。我把握不住現在年輕人的心,寫得不自信、不肯定。”莫言坦承,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作家。現在年輕的作家要寫出屬于他們的當代小說,“我們正在往二線隱退。”談經典——偉大的作品有時候是機緣巧合莫言說:“如果沒有諾獎插了一杠子,新作早就出來了,但現在怕給父老鄉親丟臉,總是再想想、再修改一下,越想寫好就越寫不好。” 莫言還引用了當年郭沫若接毛ze東指示題寫“岳陽樓”牌匾的典故,“毛主席看了郭沫若的幾幅字,總覺得有些拘束,相反信封上隨意寫來的‘岳陽樓’三個字倒 充分體現了郭體揮灑自如的風格,于是圈定了信封上的字。”對于新作的出版,莫言幽默地說,“等我寫得差不多了,覺得像郭沫若寫在信封上那三個字的狀態時, 就可以出版了。”莫言說,大家呼喚經典,希望能再出現當 代的托爾斯泰、巴爾扎克。“我們的時代非常豐富多彩,文學不像過去那么突出,面對紛繁多變的生活,作家需要一個消化的過程,偉大的作品不是靠壓力能壓出來 的,也不是靠作家的強烈愿望就能實現的,有時確實是機緣巧合,才會出現偉大的作品。”(本報記者 劉艷杰 本報通訊員 劉彩華)
講好中國故事,是傳播中國聲音和展示中國風貌的優選方式與佳尚途徑。而要講好中國故事,則必須遵從、恪守并不斷豐富和創新中國文化范式。 所 謂中國文化范式,乃即具有時代精神和民族基因的中國文化情懷與中國審美方略。它既是一種中國式的傳播途徑與表達方式,更是一種具有深厚中國根脈和強烈中國 愿景的精神訴求與價值取向。故此,它對于文化創造與文藝創作來說,尤為直接而重要。因為任何文化創造與文藝創作的終極目的,都在于要最大限度地感動和征服 受眾,并使其樂于接受、自覺融會、高度認同。而中國文化范式,則篤定是達臻這一目標的合理路徑與最佳選擇。 一 一 切文化產品與文藝作品,就其本質而言,都既是時代精神的結晶和社會變革的產物,同時又是人們在情感燃燒與心靈升華過程中所形成的精神燧石和思想粹質。基于 此,歷來真正有價值、有意義、有效能、有魅力的文化產品與文藝作品,就無一不是對特定時代和社會的深度鉤稽與精當表達,特別是對足以代表并有效推動這時代 與社會不斷實現變革和趨于發展的人們的情感沖突與精神追索,更會有細膩的描繪和激越的呼喚。而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創作主體賦有什么樣的民族文化基因和采 取什么樣的時代表達方略,就往往會成為其作品成敗得失的關鍵所在。 這不僅由文化創造與文藝創作的不可逆規律所決 定,而且也必定要受制于大眾審美習慣和社會價值取向的調控。所謂創作的個性化,就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形成和實現的。而個性化的創作,在任何時候都是文化與文 藝極其寶貴的品格和素質。我們完全不可想象,一個脫離了民族基因和時代精神的文藝創作者,一個漠視社會變革和缺乏大眾情懷的文化創造者,能夠形成個性化的 風格和創造出個性化的文化產品來。而但凡失卻個性的文化創造和文藝創作,則注定會落入平庸與猥瑣的窠臼。因此,海德格爾說:“藝術是現實的模仿和反映。” 而任何現實,又都是以特定時代、民族、社會與活躍于其中的人,作為其存在的前提條件與必備要素的,并由此而形成了不同民族、不同時代、不同社會、不同生存 方略與不同生活狀態所特有的文化范式。 這種特有的文化范式一旦形成,便會被它所屬的時代、社會和族群所高度認同 與欣然接受,并自然而然地成為一種具有鮮亮色彩感和濃釅鄉土味的審美情趣與價值導向。從這個意義上說,即使對于像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和加西亞·馬爾克斯, 像簡·奧斯汀和艾麗斯·芒羅這樣優秀的域外作家的作品,我們也只能欣賞、借鑒、消化、融會,而絕不可因襲、拓模、生搬、硬套,當然就更不能赤著身子氽進 去,以致全然找不見北了。否則,就不但會由于水土不服而形成文化痞塊,甚至還會出現焚琴煮鶴、得不償失的現象。實際上,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特別是 自新時期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文化創造與文藝創作就一直是或輕或重、或顯或隱地在這兩種不同的選擇中彳亍而行的。其中,有成功者,也有失敗者。但即使對于 許多成功者來說,他們也大都經歷了迷途踅足、歸真返璞的過程。這似乎是自然的,但更是必然的。好奇,納鮮,是人的天性,文化人更是有著超常的藝術敏感。正 因為如此,創作主體才會對他鄉異域的別樣文化充滿新奇和詫異,并按捺不住地產生了模仿的沖動與蹈襲的舉動。這雖然不是成功,但卻是探尋成功之路的開始。事 實是:他們只有在經過這種試水、鑒證和選擇之后,才有可能和有機會對域外文化進行合理汲取與高度融會。這對于豐富和提升自我文化范式與個人創作能力,都不 惟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益的。從“五四”至新中國成立初期,以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鄭振鐸、林語堂、林風眠、徐悲鴻、張大千、老舍、梅蘭芳等為代表的 一大批有作為、有成就的文化創造者,就都是這樣走過來的。他們對當時風靡西方世界的未來派、抽象派、現代主義等,都進行了學習和模仿,只是在經過實踐檢驗 之后才認識到這樣不行,一味照搬、機械模擬,以致照貓畫虎和完全氽進去的做法,在效果上恰恰適得其反。正是在有了這個經歷之后,他們才又高度自覺而自如地 在爾后的創作實踐中,回歸了具有中國精神和中國氣派的民族文化范式,從而創作出了一系列優秀的作品,形成了個性化的美學理念,進行了秉有“這一個”特質的 藝術實踐。 其實,就連被認為是典型的鄉土型作家的周立波、趙樹理、孫犁、柳青等,在其文學道路上也大都有過一個 “轉型”的經歷。對于此,只需將他們早期的青澀之作與進入成熟期后的嫻稔之作做一對比,即可一目了然。特別是趙樹理,他不但被認為是“土”作家,而且在創 作題材上也始終都是只寫農村和農民。可就這,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卻仍舊難免被“洋”味所裹挾。其早期作品不僅有著濃重的歐化意味,而且佶屈聱口的長句子和 生僻的字詞比比皆是,哪有絲毫《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等小說的昵情與淳香呢?毫無疑問,這種創作變化是他進行文學探尋的結果,也是他創作走向成熟 的標識。 當然,具有時代精神、民族特質、社會意蘊和鄉土情緣的中國文化范式,不僅從來就不排斥其他文化形態中那 可資借鑒的優長之處,而且更有著采擷和吸納異域文化形態之優秀成果的強烈愿望與高度自覺。但這樣做的前提,則永遠都只能是:以“我”為“本”,以“他”為 “末”;以“我”為“培基”,以“他”為“輔掖”;以“我”為“植株”,以“他”為“養料”。這樣做的結果,當然只能和只會是在對接與選擇、交融與吸納的 過程中,使“我”更強大、更豐富、更提升、更發展,而絕不是相反,也絕不能相反。 只有這樣,我們的文化才會不斷地集聚正能量,不斷地生發新魅力,不斷地溢出大效能,不斷地斂結好果實。 二 新 時期以來,我們的文化創造和文藝創作是活躍的、豐富的,完全稱得上碩果盈枝、蔚為大觀。但若回眸返顧、仔細盤點,我們也不乏身陷誤區的迷茫和足蹈歧路的尷 尬。這其中,最重要和最普遍的癥候,就是一些創作主體對運用中國文化范式講好中國故事缺乏自覺和自信。甚至在有的時候、有的地方,自覺不自覺地對本土文化 采取了虛無主義和排斥態度。無端地認為中國文化范式太陳舊、太封閉、太老套、太“土”,并因此而側眸西向,刻板地因襲、套用、依傍、摹肖西方的文化思維和 創作套路,以至于在“洋”與“新”、“洋”與“好”、“洋”與“時尚”、“洋”與“高蹈”之間劃了等號,仿佛一沾“洋”味兒,作品就會立即“新潮”起來, “前衛”起來,“酷”起來。其實,哪里是這么回事呢!這種認識和做派,顯然是滑入了一個不無幼稚與淺悖的認識誤區,它不僅導致了文壇上主義多多、歧路蜂 生,而且在事實上也弱化和斫傷了中國文化范式的完整性、輻射力、功能價值與實踐意義,乃至許多很有才華的文化創造者和文藝創作者,都誤將過多的時間和精力 虛耗在了對西方文化的無謂的寵奇獵艷式的克隆與拷貝上,以至無暇和無力真正認識、把握和創造性地運用中國文化范式,進行富有張力和魅力的創造與創作。自 然,這也就意味著不同程度地放逐了時代精神,罔顧了社會變革,稀釋了鄉土情愫,離異了傳統基因。其結果,雖然不乏爭奇騖怪、阿世媚俗的產品頻仍出現,但卻 鮮有藝術長歌和宏大敘事的熠然蒞世。 這實在是藝術規律和美學法則使然。因為任何真正的文化創造與文藝創作,從來 就都是有根的。正因為有根,它才能夠成為獨立的扎在深厚肥沃之社會生活土壤中的精神植株,并因此而有能力和有條件不斷汲取豐富的營養和結出肥碩的果實。我 們所說的中國文化范式,就是這土壤,就是這植株。它是特有的,同時又是獨詣佳境的。唯其如此,它才能結出屬于自己的果實,并以這刻錄著鮮明中國徽記的文化 果實而勵悅國人,驚艷世界。 由此可見,任何文化創造和文藝創作,乃是皆須遵從不可逆規律和個性化的審美法則的, 而不可逆規律所形成和所造就的,便正是文化的個別性與獨特性。中國文化范式所概括和所代表的,就正是中國文化的這種個別性和獨特性。所以,它須臾不可離 異,也不能弱化。因為只有在它的基底和植株上,才能斂結出真正具有中國精神、中國意蘊、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文化果實來。這已屢被不爭的事實所證明。不僅 從《詩經》、《離騷》、《史記》、《牡丹亭》、《紅樓夢》、《桃花扇》,到《阿Q正傳》、《子夜》、《家》、《雷雨》、《茶館》等,是這樣;而且從《荷花 淀》、《三家巷》、《創業史》、《紅旗譜》、《梁祝》,到《白鹿原》、《塵埃落定》、《英雄時代》、《蛙》、《父親》等,也是這樣。我們完全可以篤定,一 旦離開中國文化范式,陳忠實、賈平凹、劉震云、莫言們,也就隨之而不成其為陳忠實、賈平凹、劉震云、莫言們了。因為他們的文學生命是同中國文化范式深深地 交融在一起的,并從中吸吮著無窮的營養與動力。只有在那里,他們才能覓得自己生命的密碼和文學的根。 中國文化范 式之所以會以強韌之勢與亙遠之脈而融入執著于它的創造者們的精神底蘊和心靈深處,并徹底成為他們至高的追求與永恒的認知,乃是因為這種文化范式,不僅是由 中華民族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審美追求和獨特的基本國情所鑄就,而且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它已深深地鈐入了每一個華夏子民的生命基因, 烙進了每一個華夏子民的心,并由此而使之成為這個國家和這個族群的生命標識與美學符號。魯迅說過:“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它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 步。”而對于文化創造和文藝創作來說,具有中國風韻和中國氣質的中國文化范式,就不啻是這民魂在藝術和精神領域中的典型體現。因此,我們不惟對它要深懷敬 畏之心和執守之志,而且更應運用創造的銳志與生命的活力而不斷地賦予它以光彩和亮色,以使它在新的歷史進程和新的社會變革中,不僅得以賡續和弘揚,而且更 得以豐富和發展。特別是在越來越趨于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這種特有的文化范式尤為可貴和致用,因為在全球化使世界變小和信息變密的同時,也勢必要使民族 的、本土的文化傳統越來越具有不可替代和復制的重要價值。正因為如此,我們就更應提高文化的自覺與自信,積極而有效地運用中國文化范式進行“活”的與 “新”的創造,同時又以創造的成果不斷賦予中國文化范式以強大的活力與永恒的魅力。 這是一個傳續與進取的過程, 這更是一個豐富和提高的過程,因為文化創造的本身就同時包含著繼承與發展的雙重意義,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所最應篤信和堅守的,就是中國文化范式所秉有的無 與倫比的博大、豐贍、精粹和深邃。只要我們真正認識、理解、掌握和運用了它,就一定能夠創造出時代文化的精品和創作出感應現實的佳構來。曹雪芹運用這種范 式創作了《紅樓夢》,魯迅運用這種范式創作了《故鄉》,冼星海運用這種范式創作了《黃河大合唱》,徐悲鴻運用這種范式創作了《傒我后》,梅蘭芳運用這種范 式創作了《宇宙鋒》,而比他們更擁有良好時代條件和優越社會環境的我們,當然就更應當和更能夠創造出足以與時代同輝、促社會轉型、為國家立傳、替百姓抒懷 的精品佳作來。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以中國文化范式講好中國的故事,傳播好中國的聲音,同時又以富于激情與魅力的中國故事和中國聲音,不斷地豐富、提升和發展中國文化范式。這種良性的互動和詩化的往復,不僅會傳播正能量,而且能營構真善美。
中國作家協會2014年會員發展工作從1月份開始。在征求團體會員意見和咨詢各文學門類專家的基礎上,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于6月12日進行審議并投票,擬發展會員510人。為加強社會監督,現將名單予以公示。公示時間:2014年6月13日至6月19日。如公示名單中有涉嫌剽竊、抄襲他人作品者,請在公示期間舉報,并提供相關證據。聯系人:李軍杰、張敬敬電話:010-64489865、64489863、64221703(傳真)電子信箱:64221703@163.com中國作家協會2014年6月13日中國作家協會2014年擬發展會員名單(510人)北京15人衛漢青、王冬(蝴蝶藍)、王宇飛、王威、左少興、孫春明、李林榮、李倩(女)、李睿(殷尋,女)、張文睿、陳珠(女)、陳唯斌(余途)、者永平(回族)、席小平、魏翠萍(女)天津10人于海霞(柳暗花溟,女)、尹金丹(女,朝鮮族)、田桂榮(女)、李金榮(女)、楊萍(女)、張建云、張莉(女)、張桐英(曉月,女)、賴德斌、霍君(女)河北17人于忠輝(桫欏)、王克難、馮曉軍、劉榮書(滿族)、許斌、蘇洪源、李錚、楊佑田、楊勇(滿族)、宋子平(女)、金赫楠(女)、趙葉(女)、段建月(唐小米,女)、夏玉祥、唐慧琴(女)、曹俊英(女)、崔浩(何常在)山西11人王平、王國偉、王保國、任存弼、陳素云(陳小素,女)、賈彩青(女)、徐茂斌、郭萬新、郭虎、郭蓉(女)、韓玉光內蒙古17人王萬里、王志利(車夫)、王茂榮、仁欽道爾吉(蒙古族)、巴圖吉日嘎拉(蒙古族)、田麗麗(女,蒙古族)、達·額爾敦畢力格(蒙古族)、任月海、遲鳳君、張建忠、張建熙(張小花)、娜恩達拉(女,達斡爾族)、賀西格圖(蒙古族)、郭廣泉、海風(蒙古族)、朝洛蒙(蒙古族)、魏鐸遼寧18人卜慶祥、于學利、馮大中、朱玉豪、劉興雨、劉金澄、劉曉波(女)、孫陽、孫艷麗(女)、李鵬飛、邸玉超、張篤德、金方(女)、鐘素艷(女)、賈淑芳(女,滿族)、高樹義、黃宇(女)、常君(女)吉林16人千日(朝鮮族)、馬愛茹(女,回族)、曲靜(女)、朱萬和(滿族)、李鳳艷(女)、何青志(女)、張偉、尚書華、鄭義、趙家治、姜英文、顧連弟、高春陽、康孝根(朝鮮族)、程永剛、程光黑龍江17人于志學、王德強、白雪松(滿族)、劉勇(耳根)、楊川慶、肖凌、張鳳玲(女)、張建祺、張曙光、陸少平(女,壯族)、陳永芳、陳國遠、徐拓、郭淑梅(女)、曹立光(荒原狼)、梁帥(梁壞壞)、薛喜君(女)上海13人馬文運、貝魯平、江勝信(女)、許云倩(女)、嚴志明、吳崇源、汪瀾(女)、張怡微(女)、張冠仁、趙荔紅(女)、胡庚(樹下野狐)、胡繩樑、商俊偉(路內)江蘇31人丁宗磊(失落葉)、于利祥、馬漢清、王永君、王榮方、王嘯峰、王履輝、毛貴民、江秉鈞、湯雄、孫蕙(女)、紀萍(女)、嚴正冬、李向民、楊剛良、吳志云、吳穎達(傲無常)、谷代雙、陳培元、杭貳(良木水中游)、周文、周國忠、周浩鋒(周耗)、周淑娟(女)、胡軍生、柯強興、姚社成、顧鷹(女)、徐曉思、龔房芳(女)、章劍華浙江22人丁真(女)、王繼紅(桑子,女)、田家村、許彤(女)、李明亮、楊永勤(楊邪)、張鳳翔(管平潮)、張健(燕壘生)、陳政華(烽火戲諸侯)、林新榮、帕提古麗(女,維吾爾族)、周建達、趙海虹(女)、趙鴻偉(阿門)、鐘根清(郁顏)、徐均生、翁美玲(女)、曹啟文、曹凌云、章錦水、虞錦貴、薛榮安徽8人田斌、劉政屏、江泓(女)、李華陽、吳子長、沙玉蓉(女)、張靜(張塵舞,女)、項麗敏(女)福建11人王忠智、任劍鋒、江俊濤、楊葉飛(風丫頭,女)、吳玉輝、陸永建、孟豐敏(瓔洛,女)、洪輝煌、夏煒、唐寶洪、黃榮才江西7人鄧濤、朱傳輝、劉建華(女)、劉曉彬、楊景榮、賀璞(池靈筠,女)、喻虹(女)山東34人王華英(女)、王慶利、王家祥、牛魯平(女)、厲劍童、田曉琳(女)、劉玉誠(瓦當)、劉宜慶、劉清梅(女)、劉強、許振民、孫書文、孫照明、李憲珍(女)、楊曙明、連淑香(連諫,女)、軒轅軾軻、宋彩霞(女)、張佑峰、張英華(女)、張建魯、張柯、陳宜新、陳瑞儀、金翠華(女)、周志雄、屈紹龍、趙林云、趙靜怡(女)、柏明文(女)、莫問天心(女)、徐錦庚、梁月昌、蔡中鋒河南22人馬素芳(魚禾,女)、王宇民、代海、司偉平(司衛平,回族)、劉峰暉(庚新)、孫青瑜(女)、孫新華(女)、李玉梅(女)、李榮泰、李智慧(女,回族)、連忠誠、肖根勝、沈靖、張中民、尚偉民、尚攀、郝子奇、胡昌國、侯發山、黃玉華(扶桑,女)、黃凌、蔣建偉湖北12人田蘋(女,土家族)、向國平(土家族)、閆剛、江作蘇(魚禾)、李詩德、何子英(女)、宋春芳(宋小詞,女)、羅胸懷、周芳(女)、高曉暉、郭晶晶(蘇瓷瓷,女)、謝絡繹(女)湖南25人丁魯、葉菊如、劉克定、劉明(欲不死,土家族)、劉紹英(女)、吳國才、宋永清(苗族)、宋慶蓮(女,土家族)、張憑欄(女)、張戰(女)、奉榮梅(女)、林卓宇、歐陽偉、易清華、周迅、周琴(一枚糖果,女)、孟大鳴、胡輝、聶元松(女,土家族)、夏云華、晏杰雄、晏建懷、舒文治、蔡棟、戴希廣東22人王威廉、王普寧(求無欲)、李光文、吳偉華(吳乙一)、吳偉鵬、吳詩嫻(吳飛飛,女)、吳彪華、何進、張慧謀、陳馬興、陳開斌(陳詩哥)、陳再見、陳崇正、林爽英(女)、歐陽露(女)、周小娟(藍紫,女)、鄭萬里、聶小雨(女)、崔保新、鄞珊(女)、蔡玉燕(女)、裴蓓(女)廣西8人楊仕芳(侗族)、何述強(仫佬族)、張冰輝(女)、胡紅一、徐向群(四丫頭,女)、藍瑞軒(古董,瑤族)、譚亞洲(毛南族)、潘小樓(女,壯族)海南4人許燕影(女)、嚴敬、符力、鹿玲(女)重慶8人向林(司徒浪子)、李成琳(女)、楊康、張天國、羅小玲(女)、倪文財(泥文)、唐梅(女)、曾維惠(紫藤蘿瀑布,女)、四川20人王大華、邢小兵(藏族)、李明春、李前秀(女)、楊元禮(楊角)、鄒瑾、張歷(章泥,女)、羅鋮、周文琴(女,藏族)、趙敏(藏族)、覺乃。云才讓(藏族)、賈飛、賈志剛、黃冬梅(女)、黃政鋼、魯娟(女,彝族)、曾鳴、熊焱、黎明泰、魏丕植貴州2人袁仁國、蔣德明云南7人王丹(王單單)、朱鏞、許文舟、李興海、李承翰(人狼格,納西族)、吳玉華(瑤族)、陳鵬西藏2人羅洪忠、班丹(藏族)陜西18人史飛翔、馮天海、寧穎芳(女)、劉云、劉愛玲(女)、蘆芙葒、李慶和、楊英武(啞鸚鵡)、張仙利(女)、張叢笑、張芳(女)、陳若星(女)、南書堂、姜民權、姚逸仙、賈軍龍(賈松禪)、韓懷仁、薛保勤甘肅11人萬小雪(女)、王玉國(葉梓)、王喜平(滿族)、車才華(藏族)、劉玫華(劉梅花,女)、許曙明、妥清德(裕固族)、汪泉、張曉琴(女)、崔俊堂、薛林榮青海5人馬有義(回族)、華多太(藏族)、李萬華(女)、李明華、楊秀珍(女)寧夏2人嚴龍寧、郭寧新疆11人王敏(女)、瓦依提江·吾斯曼(維吾爾族)、巴西爾·吾穆凱(哈薩克族)、麥麥提敏·阿卜力孜(維吾爾族)、李東海、李澤生、吾倫哈孜·曼里巴扎(哈薩克族)、庫班·阿斯哈爾(哈薩克族)、張可讓(樟楠)、賈沙萊提·塔西(維吾爾族)、程靜(女)兵團3人張振平(張小痣)、黃文生(黃聞聲)、董志遠延邊2人林錦山(朝鮮族)、趙一男(朝鮮族)解放軍11人蘭占軍(蘭草)、李志遠、汪瑞(女)、張子影(女)、周志方、周徐、段天杰、徐柏堅、龔盛輝、程曉玲(女)、曾皓(菜刀)石油2人安順國、李建華鐵路1人郝煒華(女)煤礦3人劉向蓮(女)、李偉(女)、程豁(女)國土2人劉連翠(女)、周偉苠電力1人洪梅(小川,女,蒙古族)冶金1人崔美蘭(女)水利2人董偉斌、蔣彩虹(女)石化2人劉萍(女)、齊帆(女)公安4人孫學軍、楊明山、趙英斌(滿族)、蔣海云(女)金融3人王煒煒(女)、李勁、胡小平其他45人丁國旗、于澤俊、馬愛農(女)、王伊(女)、王祥、王鐘(夢入神機)、王晴飛、王慧敏、艾國柱(阿乙)、左昡(女)、叢治辰、劉煒(血紅,苗族)、劉蘭芳(女,滿族)、劉英武、劉慧英(女)、喬振緒、湯勇(打眼)、那耘(滿族)、李雨錚(山羊一科,女)、李佩倫(回族)、楊東彪、吳欣蔚(女)、余飛、汪國新、沈慶利、沈俊峰、陳思、張定浩、張嘉佳、林陽、林晗(魚人二代)、羅選民、岳雯(女)、周李立(尚盈盈,女)、胡浩、俞勝、饒翔、姚昆侖(侗族)、賀清龍、班清河、徐剛、高建平、郭富民、曹國炳、熊輝澳門1人陳艷華(女)臺灣1人陳秀美(陳若曦,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