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中,一個寬闊高臺上,一條街道貫穿南北,街道兩邊綠草茵茵,綠樹成蔭,每隔一段,便是一個院落,院落里大多是不少磚瓦平房,也有一些土窯洞或石窯洞。這座小鎮便是石橋公社機關和公社郵電所、信用社、百貨商店、初級中學等各單位所在地。街道南頭東邊,一個方方正正的大院,便是公社衛生院。進院門對面和左右兩邊,各坐落一排平房。正面那排房,一間是急診室,一間是診療室,一間是藥房,還有正副院長的辦公室等。左右兩排平房,除一間是手術室,其他都是住院病人的病房。 右邊一間房內,有三張病床,中間床上坐個老頭兒,護士給他喂藥;左邊床上躺著一位老年婦女,面部罩著氧氣罩,一個女護士給她輸液體,一個男大夫給測血壓;右邊床上躺著一個小伙子,面部亦罩著氧氣罩,也有一個女護士給他輸液,一個男大夫給他量血壓,給小伙子量血壓的就是這個衛生院副院長、人到中年的任有福大夫。任大夫穿著白衣,一臉嚴肅,表情凝重,因為這兩個落水者從被救上岸,以及拉回衛生院搶救,已過去十幾個小時,都未蘇醒。 突然,左邊床躺著的老年婦女大叫一聲:“米蘭兒!”坐了起來。給她輸液的護士和量血壓的大夫都驚喜地對她道,“好哇,你活過來了!” 已載《中國作家網》 影視劇改編攝制,請與本文作者電子郵箱cjyyl@sina.com聯系 本文作者程占功,退休前多年任鄭州黃河報社記者,黃河文化版責任編輯
隨著年紀越來越大,加上體弱多病,鐘老漢日子越來越難過。由于他平時很少與他所在的石頭村村民來往,他有多難基本上沒人知曉。遠近的人唯一想到他的就是他叫“中央軍”,很少人叫過他的本名,甚至不少人不知道他的本名,鐘老漢越來越厭煩這個稱呼,可也沒辦法堵住別人的口。 石頭村是石榴縣石橋公社一個村子,這里山高溝深,人口不多,居住分散。前些天,公社衛生院副院長任有福到這個村普查村民身體健康狀況,來到鐘勝利家中。以前,他也曾聽說過這個“中央軍”,沒想到是這般光景。任大夫立即給鐘老漢檢查身體,發現他患氣管炎肺氣腫已很嚴重,便為他服藥、輸液。經過治療,稍有好轉。根據鐘老漢病情,任有福認為,除了吃藥,至少得輸五天液。前兩天都是任大夫自己從衛生院到這里往返五六里,給鐘老漢輸液,而這天他沒來。 穿白衣的小伙兒給鐘老漢輸過液,準備走,鐘老漢抹把淚,問:“前兩天給我檢查身體、喂藥輸液的任大夫呢?” “我們任院長這兩天太忙了,他昨日從你這里回衛生院途中,路過黃河支流石榴河上的大石橋,正逢河水暴漲,洪水幾乎快要躍上橋面。此時,波濤起伏的洪水中,一個騎在樹干上的年青人抓著一個老年婦女連喊救命!我們任院長便下河拼死相救,將二人救上岸。可是,老年婦女已昏迷不醒,年青人剛上岸,也昏了過去。任院長現場采取了一些急救措施,但二人依舊昏迷,正在任院長十分焦急時,一輛牛車經過,任院長便雇這輛牛車,將二人拉回衛生院搶救,但直到今天,二人還在昏迷。” 已載《中國作家網》 影視劇改編攝制,請與本文作者電子郵箱cjyyl@sina.com聯系 本文作者程占功,退休前多年任鄭州黃河報社記者,黃河文化版責任編輯
大山腳跟長滿荒草的平臺上,一處沒有圍墻破敗的小院里,爬滿青藤的崖面下有兩孔陳舊的土窯洞,左邊窯洞的門窗看上去快要腐朽,門開著;右邊窯洞沒有門窗,里面除堆放柴草,一頭驢拴在料槽前的木樁上。 院子的主人鐘勝利是一位年過古稀的老人。他躺在左邊窯洞的土炕上,不住地咳嗽著。 一個穿著白衣的小伙兒手提藥箱走進院子,叫道:“中央軍,打針嘍!”旋即走進鐘勝利躺著的窯洞里。 “麻煩你們了!”鐘勝利又咳一下,從炕上爬起來,抹了把昏花的老眼,望著白衣小伙兒,嘆口氣,道,“拜托你們別叫我‘中央軍’,這‘中央軍’的稱號,好讓我傷心。” 那么當地人為什么稱鐘勝利為“中央軍”呢? 鐘勝利1909年生在西北他現在住的這個地方,父母早亡,他20多歲時,被國民黨中央軍抓壯丁,成為中央軍的一個士兵。在抗日戰場上,鐘勝利擊殺日本鬼子,英勇頑強,打過一些勝仗;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軍隊和共產黨軍隊開戰,鐘勝利了解中國人民解放軍優待俘虜的政策,一見“共軍”,立馬放下武器,舉手投降。解放軍給他發放路費,他就回到家鄉務農。可家鄉對中國人民解放軍復轉退伍軍人有各種優待,而對加入過國民黨中央軍的鐘勝利卻沒什么照顧,尤其在“文革”中,有人還懷疑他是國民黨特務,給他家的門上貼大字報。鐘勝利為人老實木訥,不善言談,幾十年來,逆來順受,與世無爭。他沒結過婚,中年時在山里打柴,撿了一個被人遺棄的女嬰,含辛茹苦將她養大。他年過花甲時,養女嫁到距這兒幾百里的一個地方。雖然養女比較孝順,但交通不便,一個月也難得回來看他一次。 已載《中國作家網》 影視劇改編攝制,請與本文作者電子郵箱cjyyl@sina.com聯系 本文作者程占功,退休前多年任鄭州黃河報社記者,黃河文化版責任編輯
北歐的美麗小國丹麥,首都哥本哈根,朗厄里尼海灣岸邊的長堤公園里小美人魚銅像前,身著休閑服的寧丫丫與西裝革履的拓科望著“小美人魚”聊天。拓科看上去不到三十歲,身材高大,英俊帥氣。 “丹麥是個童話王國,我從小喜歡安徒生的不朽童話名作《海的女兒》,早就想來看看根據《海的女兒》主人公雕塑的這座小美人魚銅像,今天終于如愿以償!”拓科感慨地說。 “是哇!小美人魚忠于愛情,美麗善良,全世界無數人對她充滿向往。”寧丫丫亦道。 寧丫丫在竹青上了江河水利學校第二年,就被推薦上了北大,成為北京大學外語系一名工農兵學員。畢業后被分配到外交部某部門,后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丹麥大使館任秘書。拓科是寧丫丫北大外語系同班同學,天津人,北大畢業后,現在中國駐阿爾巴尼亞大使館擔任商務參贊。拓科對寧丫丫一見鐘情,從上北大開始就追求她,雖然寧丫丫欣賞拓科的帥氣豪爽和懂幾門外語的才華,但對他并無愛慕的感覺,只是友好相處,一直未答應作他的女友。 “我們都離三十而立不遠了,個人問題總得解決呀!”拓科望著寧丫丫,嘆口氣,接著道,“我希望我的追求,不會落個小美人魚的結果。” “唉,不要拿我們跟小美人魚與王子的愛情相比,完全不是一回事。”寧丫丫嘆口氣,看著拓科,“我知道你的心思,但我們真的不合適。為了不耽誤你的事,我再次重申,你應該去追求更適合你的女孩兒。” “可我放不下你,希望你再考慮考慮。”拓科有些無奈,稍頓又道,“我不想去追別人,還想等你。倘若你與別人結了婚,我再說吧!” “我真拿你沒辦法。”寧丫丫苦笑道,“那你只好打光棍了!” “男光棍跟女光棍經常見見面,也不失為樂事!”拓科笑道。 “別逗笑啦,我問件事,聽說,我國前駐阿爾巴尼亞大使耿飚對阿方不珍惜我方的援助物資,隨意浪費,非常氣憤,便將這一情況向中央作了報告。中央已經決定,不再對阿爾巴尼亞進行援助。是嗎?”“對。”拓科有些激憤地說,“阿爾巴尼亞是個人口不足300萬的小國,可我國卻在自己人民節衣縮食的情況下,多年來給他們援助了100億人民幣。他們的浪費,的確傷了我們國家和人民的心。對他們停止援助,理所應當。” 已載《中國作家網》 影視劇改編攝制,請與本文作者電子郵箱cjyyl@sina.com聯系 本文作者程占功,退休前多年任鄭州黃河報社記者,黃河文化版責任編輯
【編者按】師銀笙(延安市委原宣傳部長,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傳記文學是歷史和文學的結合。寫傳記主要目的不是為某人立傳,而是透過傳主的命運折射歷史。應當說,所有的偉大作家都是表現了時代精神的,一切不朽的作品都無一例外地帶有鮮明的歷史印記。讀《群山》,給我感受最強烈的是宏闊和大氣,它不僅僅揭示了傳主人生的軌跡,而且描繪出20世紀20年代至1949年陜北革命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它以歷史重大事件為情節框架,以巨大的篇幅鋪敘了歷史場景,運用寫實型的筆法精雕細琢地刻畫了馬文瑞和他的戰友們的真實形象。陜北以至后來的陜甘寧邊區,作為一個特殊的地域概念,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中是舉足輕重的。當五次反圍剿失敗后,南方的紅色根據地損失殆盡,中央紅軍被迫長征。陜北,作為全國唯一保留的紅軍根據地成為長征的落腳點和革命的出發點。為這塊紅軍根據地立下不朽功勛的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閻紅彥、馬文瑞們,確實為革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建國以來,描寫這段歷史的軍事文學較多,使人們了解了劉志丹、謝子長,可是描寫陜北黨發展的作品卻是風毛麟角。也可能是自己孤陋寡聞,我認為《群山》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把陜北革命的全景“復活”在讀者面前。厚重的陜北背負著厚重的歷史。作為民族的圣地,它養育了軒轅黃帝以及他的后世子孫秦皇漢武及諸多猛士勇將;作為革命圣地,它又養育了魏野疇、李子州、劉志丹、謝子長和后來成為領袖的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這是一塊充滿血與火的土地,是神圣與苦難并存的土地,奔騰澎湃的歷史江河和豐富多彩的陜北大地,給了作家是美妙的靈感和最開闊的美學空間,使他創作出雄豪壯偉、情思雋美、氣象渾厚的篇章。書名《群山》,是對馬文瑞和他的戰友們的肯定和歌頌,也是對這塊土地的肯定和歌頌。《群山》確實是氣勢非凡的畫卷,把馬文瑞和陜北革命的基石反映出來。我覺得《群山》這個書名太貼切了,多重喻義大大加重了作品的分量。原載于《群山》評論集——《群山回響》《激情燃燒的大作汗水澆出的史詩》之第三部分第91章:“請速派習仲勛負責綏德地區,馬明方負責延屬地區,馬文瑞負責三邊、隴東、關中地區……”米脂縣楊家溝,是陜北三四十年代很獨特也很有名的巨富村莊。村里有大小七十多戶財主,大都姓馬。村莊像一座森嚴壁壘的山寨,坐落在一面向陽而凸起的山包上。村里的建筑以石窯為主。窯院的構造十分講究也格外別致。一色的黃褐色石料,依山壘砌起高大的窯洞,配合以磚木結構的門樓椽廊,前后院,中堂耳屋,雕梁畫棟,石刻鳥獸,一戶勝似一戶地整齊排列在“之”字形盤山而上的石階莊道兩旁。蓋造的規模和門樓的高低,標志著主人富有的程度。而這幾十座富麗堂皇的地主莊園,就組合形成了一個規模巨大的建筑群落,強烈地展示著陜北民居獨樹一幟的風姿風采,使這個隱沒在黃河西岸溝壑深處的村莊,具有了十分典型的文化意韻。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村莊的最高一層,有一座題名“新院”的莊園,如同鶴立雞群,特別引人注目。這是在東洋留學學建筑設計的馬醒民回歸故里后自行設計修建的一座中西式結合的建筑。莊院高大的圍墻就像西方古城堡的城墻。寬敞的門洞可進出馬車。院內主建筑是一排高大的石窯,卻有著哥特式的門窗和雕飾。窯洞坐北朝南,背山面溝一字排開,一色的細石精砌,中間八孔凹進,兩邊四孔凸出,又充分體現著東方建筑九九歸一的對稱風格。“新院”于1939年(民國28年)落成,1947年11月22日,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率領“昆侖縱隊”來到這里,一直居住到1948年3月21日方才離開。從此,“新院”——這座蓋造格外考究的地主莊園,同中國革命及其偉大領袖毛澤東永遠聯系到了一起。半個多世紀以后的今天,它仍是作為革命舊址被完好地保留著。1947年12月中央擴大會議后的一天,毛澤東又是通宵達旦地工作了一夜。早晨,他照例迎著初升的太陽在院子里散步。“新院”從院門外面看,似乎是一座四周被高墻封閉著的院落,其實靠南臨溝的一面,卻沒有圍墻。人在院子里散步,可以望得見對面遠處波濤起伏似的黃土山巒,視野十分開闊。時令進入了冬季,每天早晨,當東方升起的太陽驅散著山溝的霧氣,伏案工作了一夜的毛澤東喜歡站立在崖邊上,遙望被朝陽映紅了的遠山。這時候的空氣是潮濕而清新的。他仔細觀察,發現山坡上遠遠近近的枯草和酸棗樹上掛著白花花的霜芽子。眼瞅著陽光漸漸由山梁上往坡下移動著,那霜芽兒便在一片金紅色里化作青煙般的霧氣升騰起來,很快就消失得無影無蹤。酸棗樹的枝頭上,只剩下一群歡樂的麻雀在翻飛歌唱。遠處近處,開始緩緩升起了青白的炊煙。陜北山溝里冬季的早晨就是這樣的美,靜謐與安詳的美。這在炮火連天的戰爭年月,更顯得難得。毛澤東喜歡在這樣的氛圍中使自己放松下來。他那像機器一樣整天緊張地運轉思索著問題的大腦,也似乎只有在這一刻,才能松弛下來。這天,他照例站立在那里,耳畔卻不停地傳來憤怒的吶喊聲和人群發出的嘈雜聲。毛澤東感到奇怪,便轉身問窯腦畔上站崗的哨兵:“村子里發生了什么事情?”哨兵說:“報告首長,村里的農民正在開大會斗爭地主。”“噢!咱們去看看吧。”毛澤東說著同衛士一道邁著從容的步子出了大門。門外不遠處,有一座打谷場,場上黑糊糊聚滿了各村來的穿破棉襖子戴氈帽或攏羊肚子手巾的農民。需要說明的是,楊家溝的幾十戶地主,擁有周圍百里之內幾乎所有的土地。也就是說,周圍百里之內諸村的大多數農民,都是楊家溝地主的佃戶。馬文瑞曾回憶說,他當年在楊家溝一帶開展秘密工作時,秋冬季節時常在山間碰到浩浩蕩蕩的馱騾隊。每個牲口的脖項都挽著一顆大鐵鈴,馱騾隊走在山路上,丁零當啷的鈴聲威風八面,十里開外都能聽見。百里之內農民的血汗和辛苦,就是隨著這騾鈴的響鳴,會集到楊家溝地主的倉窯里去了。眼下,毛澤東站在離場不遠的土峁上,居高臨下地瞅著那來自方圓百里各村的佃農。激憤的人群,正圍著圈子批斗那些世代騎在他們頭上、靠剝削壓榨他們作威作福的地主老財。這是大快人心事。開始,農民們還算規矩,手指著地主的鼻子尖兒,同他論理。農民問:“你們老老少少一年四季穿綾羅綢緞,吃白米細面,憑誰哩?”地主說:“憑你們哩。”農民問:“你們祖祖輩輩起樓蓋房,念書留洋,憑誰哩?”地主說:“憑你們哩。”農民來了火:“說得好聽,為甚一聽說土改,把糧食細軟、金銀財寶轉出去?”地主們低頭不語。“說,把東西轉到哪里去了?”一個尖利的聲音質問道。眾人看時,原來是區上來的土改工作團員楊俊喜。他的喊聲,像是給一堆干柴上投了一支擦著的火柴,熊熊的火苗立刻在人群里跳躥起來。低頭站在人圍里面的是地主馬革成、馬潤民、馬忠業、馬思光和新院的主人馬醒民,還有他們的眷屬。“地主不老實交待行不行?”楊俊喜的聲音較剛才更尖利了。“不行!”眾人回應著。“狗財主不老實怎么辦?”“打!”有幾個年輕的農民喊著就往前擁,一只只拳頭高高地舉起來,喊打聲頃刻連成一片。到后來,就有人動手打起來,打了一陣,顯然還不解氣,又有人提議:“把狗日吊起來!”于是地主被五花大綁著吊在場邊一棵老槐樹上。激憤了的農民完全失去了理智。他們把吊起來的人衣服扒光,用水蘸麻繩,拼命抽打。馬潤民的老母親很快昏死過去了。毛澤東看著看著,臉色變了。這叫什么斗爭會,這些被批斗的地主,在抗戰中都還表現不錯,并不屬于罪大惡極的惡霸地主嘛,怎么能如此對待呢?毛澤東起先曾經透出過喜色的臉,開始變得非常嚴肅起來,隨即對身邊的警衛人員說:“小李,你趕緊下去對主持會的那個人講,就說我李得勝命令他立即把人放下來,斗爭大會要講究說理,不許搞法西斯的一套!這是政策!”說罷,一轉身,大步返回窯院里,來到中窯自己的辦公桌前,拉開抽屜,取出一份文件,擺在桌上,認真地批閱起來。這是西北局書記習仲勛1月4日寫給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一份報告。這個報告,毛澤東已仔細地看過,并請周恩來、任弼時傳閱過了。大家都覺得其中反映的問題極為重要。但作為大的方針政策調整,特別是對于已經確定、并且正在較大范圍內開始實行的政策,毛澤東歷來是十分慎重的。近些天來,他一直在想,西北局同志的這份報告,談的是土改問題,這項與解放戰爭同步進行的后方工作,在當前是極為重要的一項事業。搞好了,可以贏得幾億農民的擁護,勝似千軍萬馬。相反,如若出現偏差,也會造成后方工作的混亂,給支前和統戰工作帶來不必要的障礙。這其中的關鍵,是要分清政策界限,做到既要充分發動群眾,又要區分對象,把握分寸,防止來自右和“左”的干擾。方才目睹了楊家溝斗爭大會的一幕,使毛澤東突然意識到解決這個問題已是刻不容緩。西北局的這份報告中有許多情況和意見是重要而正確的。看得出是在充分掌握實際情況、又經過集體討論后提出來的較為成熟的意見。毛澤東一邊思忖著,一邊往下看,不時地在重要的段落下面打上波折線:“……蘇維埃時期的老區可不采取平分土地的原則,而以抽補辦法解決無地和少地農民的土地。如果同新區一樣,就可能將新富農評為舊富農,將被沒收過土地的地主富農而勞動8年以上的,又定為地主富農再去斗爭,將富裕一點的農民定為地富……”毛澤東停下手中的筆,反復地閱讀著這一段,心中琢磨著方才被吊打的房東馬醒民,他的情況又屬于哪一類呢?接著,往下看,又有一段話,引起了毛澤東的特別注意:“……由于義合會議潛伏著一種左的情緒,由于晉綏的直接影響,土改一到農村,就發生極‘左’偏向,凡動起來的地區,多去強調‘貧雇農路線’,反對所謂‘中農路線’,出現亂斗、亂打、亂沒收財物、亂掃地出門現象……”看完了報告,毛澤東放下筆,起身在地上來回踱著步子。這時,衛士長李銀橋進來說:“主席,早飯好了。”毛澤東說:“請稍等一小會兒。”隨即復又回到桌前,提筆草擬一封電報稿:賀龍、習仲勛及中共中央西北局諸同志:同意習仲勛關于老區土改工作的意見。望照這些意見密切指導各分區及各縣的土改工作。請速派習仲勛負責綏德地區,馬明方負責延屬地區,馬文瑞負責三邊、隴東、關中地區,深入各縣檢查指導,務使邊區土改工作循正軌進行,少犯錯誤。大理河川的冬季是嚴酷的。山野一切的色彩都復歸于黃土丘陵的蒼涼。鄂爾多斯高原無情的寒流裹挾著毛烏素大漠的沙塵,不厭其煩地蹂躪著黃土高原,給四野留下一派蕭森荒寒。然而這一切,又伴隨著戰亂的禍害:胡匪撤離如同洪水退去,所經村莊如遭狼煙洗劫,不少農戶被搶掠一空。天剛放亮,馬文瑞便上馬啟程。這一回可稱得上是輕裝簡行了。僅他與警衛員高宜堂兩人兩騎(高宜堂騎的是一匹騾子),在落滿晨霜的土道上走著。好一向沒行遠路的棗紅馬,也仿佛從主人莊嚴的神情里猜出了此行的意義,邁開四蹄兒走得格外賣力。四野沉靜一片,馬蹄聲的震響顯得十分清脆。顛在馬背上的人漸漸陷入了沉思。馬文瑞此刻想著的,依然是那封語氣急迫的電報。“……深入各縣檢查指導,務使邊區土改工作循正軌進行,少犯錯誤。”他仿佛看到毛澤東草擬電報時的嚴肅的面部表情。那仿佛能穿透一切的目光,和不容置疑的語言,透著少有的嚴峻,儼然是布置一場舉足輕重的戰役。“習仲勛負責綏德地區,馬明方負責延屬地區,馬文瑞負責三邊、隴東、關中地區……”那果斷威嚴的湖南口音,此刻仿佛響起在他的耳畔。糾正邊區土改中出現的偏差!毛澤東終于親自下決心來解決問題了。這對于馬文瑞來講,是早有精神準備的。關鍵時刻親自調兵遣將,這是毛澤東的領導方法;緊要關頭采取非常措施,這是毛澤東的領導藝術。能夠在毛澤東主席親自領導下工作,是值得高興的事情。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的英明和遠見卓識,已經使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干部們心領神會,心悅誠服。在馬文瑞看來,這種無可取代的威信是一個領導著億萬民眾進行革命運動的偉大政黨的領袖人物所必不可少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曲折、考驗和篩選、較量中,最終選擇了領袖毛澤東。這標志著革命的進步和黨開始步入成熟。馬背上顛著的人信馬由韁,任思緒在腦際飛騰。一些平時僅僅偶然閃現過一下的模糊不清的念頭,此刻卻像是被一根無形的線索穿綴起來,形成了邏輯分明的較完整的思想觀點。這是一個人思想認識過程中質的飛躍。馬文瑞喜歡在這種情況下,努力深入地思索一些問題。作為經歷過長期革命斗爭艱苦磨煉的黨的高級干部,他有著堅強的黨性原則和組織紀律觀念,但他也對一切事物一切問題又都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斷。特別是對于黨在各個時期的重大戰略決策,他都努力在執行中不斷加深理解和領會。對于那些脫離實踐、不切實際的東西,他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加以抵制的。然而,這次奉毛澤東主席之命,只身北上,他心中像有一面鏡子照著似的透亮,心情也是格外的輕松愉快。坐下的棗紅馬,真是善解人意,它那起初穩健有力的步點,突然變得歡快輕捷起來。這輕快的節奏,恰巧同主人的心情合拍。這時,太陽升起來了。陽光驅趕著荒寒,橘紅取代著青白。陽光里消融著的晨霜,化作乳白色的霧氣,由山溝河川里緩慢地散布著,于嚴冬時節透出大自然的生機。陽光是從背后照射過來的,早起行路的人感覺到了溫暖。陽光把人與馬的影子拉長了鋪展在散發著濕氣的道路上,使人不時地感覺到自身的存在及其奮發前行的使命。猛然記起了那個葭縣的農民老漢李有源唱的新民謠《東方紅》來,就又想起了楊家溝住著的毛澤東。于是,不由得扭回頭瞧一眼光芒四射的太陽。太陽正是由楊家溝那個方向冉冉升起來的。這種自然巧合使得馬文瑞再次感到一陣發自內心的興奮和喜悅。他知道彭總率領的西北野戰兵團打完清澗和瓦子街之后,正馬不停蹄地向渭北挺進,直逼西安。三邊、隴東一帶城鎮雖仍有敵軍,但廣大農村已回到人民手中,土改工作得加緊進行。在綏德吃飯時,聽說綏德敵人退走的時候,當地有幾百人跟上敵人跑,連李子洲的弟弟李登霄都跟上敵人跑了!這種現象暴露出以往地方工作中的問題。這個教訓值得各地在工作中認真吸取。就這樣,在1948年元旦過后春節將臨的隆冬時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組織部長馬文瑞奉毛澤東之命,一路餐風飲露,風塵仆仆,直奔塞上三邊而去。
【編者按】權海帆(中共陜西省委宣傳部原副廳級巡視員,陜西省文藝理論家協會副主席、喜劇美學研究會會長、文聯委員,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所謂史詩,總應該是詩,是以詩的語言、詩的情韻表現的歷史或者說是歷史的詩化,是再現曾經對于民族的生存發展產生過重大意義的史實的詩,是在歷史記敘中交融著作者的激情和生命體驗的詩。很顯然,《群山》的作者是懷著對那“一段不尋常的歷史”、那一段“艱辛悲壯的火烈生活”無限神往的深情,懷著對黃河西岸的群山,那一段“至今仍然不曾有過令人信服的破譯”和“奇特而頗具神秘色彩的土地”的無限懷念的深情,懷著對馬文瑞等在這片土地生活和戰斗過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無限敬慕的深情,而確定他的創作題材和主旨、立意的。他是要沿著馬文瑞的足跡“去探尋曾經使那片土地輝煌到極致的秘密”。而神往的深情、懷戀的深情、敬慕的深情交匯為一種強烈而深刻的激情,使他的探尋穿透冷靜地研究、取舍、組接史料的理性層面,而進入激情的、情史交融的詩化敘事境界。這不僅表現在自然風景和事件場景的描寫常常情景相映,情理相諧,如詩如畫,尤其表現在對生活細節和人物心態的描寫,常常溶入作者的生命體驗和藝術想象,繪聲繪色,真切入微,富于詩的韻味和韻致。在紀實性作品中,如果說人物的行為可能從某一史料中找到根據,或從本人及相關人物的回憶中了解本相,而人物在特定環境中的心理心態、情感神態及生活細節等,則須從作者自己的生活經驗出發去身臨其境地體驗、揣摩、想象,并從而形諸于文字。此種功夫,表現著作者的素養與才華,也體現著作品的造詣與品位。《群山》在這方面達到的水準是令人贊嘆的。譬如,描寫劉志丹在寨子灣請馬文瑞吃剁蕎面那段文字,簡直就是一首融人情、戰友情、地方風情于一體的敘事詩。譬如,馬文瑞出獄后受到周恩來副主席的接見那段描寫,一個握手,寫出了周恩來的人格力量,更寫出了馬文瑞豐富而細致入微的情感體驗,詩的情韻,盎然其中。又譬如,作品表現任志貞對馬文瑞萌動的戀情,描摹孫銘與馬文瑞的戀愛,都無不刻畫入微,富于人性的深度。這些詩味濃釅的細節和心理心態描寫,鑲嵌入劍拔弩張、如火如荼、嚴酷緊張的情節或事件敘述之中,使整個作品舒緩相間,張弛有致,富于詩的節奏感和韻律感,使讀者感受到濃郁的詩美。《群山》無愧于以詩筆激情地敘說歷史輝煌的評價。其旨宏,其事壯,其文美,以其可靠的文獻性和強烈的史詩性為當代傳記文學、報告文學寶庫增添了一顆熠熠閃光的明珠,也為廣大青少年提供了一部富于感人魅力的黨史教材、革命傳統教育讀本。原載于《群山》評論集——《群山回響》《詩筆激情寫輝煌》之第五部分 第79章:毛澤東高興地說:“地委書記馬文瑞同志寫信來,要我題寫校名。”朱德接過信看了又遞給劉少奇 1940年夏季某一天,延安楊家嶺半山坡上一孔涼爽而陽光充足的土窯洞里,毛澤東愜意地坐在書桌前一把沒上油漆的柳木圈椅里。昨晚又是寫作到天明,上午休息得很好。中午時分,周圍靜悄悄的。院子的槐樹上有幾只麻雀嘰嘰喳喳叫著,更顯出夏日正午的靜寂來。桌上有幾封剛送來的信件。他隨手翻翻,發現有一封中共隴東地委書記馬文瑞的來信。他歷來很關注來自實際工作中的信息,更重視下面領導同志反映的各種情況。每次西北局召集各地同志來開會,會議期間,毛澤東總要抽時間把馬文瑞、習仲勛、張邦英、張德生、王世泰等幾位地委書記叫到一塊座談。毛澤東每次請他們座談,都是不厭其煩地隨身帶上筆墨紙張,邊詢問,邊記錄。正是這樣的座談會,使他了解許多來自實際工作的新鮮情況,及時發現那些需要通過調整政策解決的問題。記得有一次,他曾詢問各地文化教育工作的情況,發現文化教育落后是邊區建設中的一個突出問題。馬文瑞對隴東各地教育狀況了解透徹,給毛澤東留下了較深的印象。毛澤東拆開那封來信讀起來。馬文瑞這封簡短的信,寫得字跡工整,語句簡明。毛澤東很喜歡聽或看這些長期從事實際工作的領導同志的報告或信函。由于工作需要,使他們養成了說話寫文章簡明、準確的習慣。寫出的東西,往往言之有物,持之有據,深入淺出,令人信服。眼下這封信,概括地反映了隴東地區教育事業發展的狀況,并講到準備創辦一所“隴東中學”,請主席題寫校名。 毛澤東看完這封信很高興。隴東地區的反“摩擦”斗爭剛剛取得勝利,馬文瑞在領導生產運動的同時,還不忘發展教育。在慶陽城里創辦一所中學,培養邊區所需要的文化人才,著手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建設,這顯然是具有遠見卓識的。他這么想著,便興致勃勃地研墨鋪紙,提筆按照馬文瑞信中的要求,為“隴東中學”題寫了校名。恰在這時朱德和劉少奇來了。毛澤東剛剛題好了“隴東中學”四個字,朱德一見,欣喜地問:“怎么,隴東創辦了一所中學?” “是呀!”毛澤東高興地說。“這不,地委書記馬文瑞同志寫信來,要我題寫校名。”朱德接過毛澤東遞給他的信,很快看了一遍,又遞給一旁的劉少奇,高興地說:“隴東地區生產運動搞得不錯,這回又注重發展教育事業,創辦中學,這可又是一件大事情。馬文瑞這個同志我聽賀龍同志講過,平時不動聲色,很能顧全大局,搞起工作來,心中倒挺有數的喲!對于他們辦學,主席應當題字支持鼓勵嘛。” 毛澤東說:“我題了校名,你們兩個也應當題詞鼓勵呀!”說著笑嘻嘻地站起來,把自己題好的字推到一邊,重新鋪上一張麻紙,請朱德、劉少奇為隴東中學題詞。 此前不久,毛澤東同志剛剛在《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發表了他的一篇重要著作《新民主主義論》。等朱德和劉少奇題完詞后,毛澤東興之所至,又欣然提筆為隴東中學題寫了“為新民主主義而斗爭”的橫匾。這是隴東中學的殊榮,是歷史瞬間激起的永遠值得紀念和回味的浪花。 幾天之后,馬文瑞收到毛澤東寄來的題詞。展讀之時,感動不已。面對那遒勁飄逸的字體,不禁想到了當毛澤東、朱德和劉少奇握筆寫下這幾幅橫額時,他們該是懷著怎樣的一種期望,怎樣的一種信任和熱情呀。仿佛面對一個充滿希望的新生命,仿佛面對一株在解放區新的政治和經濟基礎上滋生出來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的萌芽,那種喜悅和愛憐之情充分展現在他們那自由奔放各具特色的書法藝術之中。幾位革命領袖的題詞分明像是歡呼著一個新生命的誕生,分明像是號召著一種新創造的開始。在隴東創辦一所中學,這是馬文瑞心懷已久的意愿。文化教育事業落后,是陜甘寧邊區普遍存在的問題。這在隴東表現得尤為突出。對這方面的問題,馬文瑞曾經做過調查研究,可以說是胸中有數的。1940年前后,文化相對還比較發達的慶陽縣,全縣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有許多鄉村沒有一個識字的人。農民過年貼對子是用碗底蘸上墨在紅紙上蓋圓圈兒。寫封信、立個契約什么的,都得到幾十里路以外去求人。直到四十年代初期,全縣學齡兒童入學率僅有百分之三十左右,升學率就更低。1939年全隴東地區有初小學生一千零二十名,升入高小的僅有二十七名。加之重男輕女的舊思想影響,在校女生僅占學生總數的不足百分之十。一次,馬文瑞到華池縣一個村子下鄉,正遇上村里民主選舉農會主席。村里幾十戶,百多口人,竟然沒有一個識文斷字的。投票時,只得采取一個土辦法:讓兩名候選人各自手中捧著一只老碗,站在眾人面前。然后將一升黑豆放在兩人中間,投票的人挨個兒走上前來,同意誰個當農會主席,就由升子中撿一顆黑豆放進誰手里的碗中。這種選舉辦法,很容易鬧出笑話。有的農民,怕得罪人。在他們心目中,農會主席是很了不起的角色,誰個落了選臉上都不光彩,因此趁“監票人”不注意,撿兩顆黑豆,給每人碗里都丟一顆。這樣的人一多,選舉結果便成問題。反復好幾次不行,最后還是以舉拳頭的辦法解決問題。 這樣的事例在隴東其實很普遍,對地委書記馬文瑞思想上震動很大。他想,要在邊區人民群眾中有效地推行民主政治,必須首先改變農民的愚昧落后狀況。此后,他向各縣提出要求,至少要在各縣縣城創辦一所高等小學。每個區力爭開辦一所初等小學。有條件的鄉村,也提倡私人辦學。在陜甘寧邊區教育廳和地委、專署的重視支持下,全區經過三四年的努力,教育事業有了較大發展。到40年代初期,僅慶陽一縣已有三所完全小學,兩所中心小學,七所普通小學,在校學生六百余人,還有私立小學十七處,學生近三百人。基本上達到了鄉鄉都有一所小學,有的地方每個行政村就有一所民辦小學。加之側重于成人教育的冬學、半日制學校和輪學的普及,隴東文化教育事業有了較大發展。全區最高學府“隴東中學”,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創辦的。 隴東中學校址選定在慶陽城南街路東一所宏偉的古建筑——文廟院內,這是馬文瑞親自選定的。改建工程于1940年2月(舊歷正月初一)動工。首先將文廟大成殿、欞星門改造成教室,又將“名宦祠”、“鄉賢祠”改修成教職員辦公室兼宿舍,并把大成殿東西兩側的十八間庵房改為學生宿舍,將原有“文廟”二字的木牌坊改建成校門,將院內欞星池辟為花園和學生活動場所。 1940年9月1日,由地委書記馬文瑞親自兼任校長的陜甘寧邊區隴東中學舉行了首屆開學典禮。人們看見,舊貌換新顏的文廟大成殿里,聚集著學校的師生。毛澤東主席親筆題寫的校牌和橫匾,分別懸掛在大門口和大成殿門首的顯著位置上。人們敲鑼打鼓,歡天喜地地慶祝這空前的大喜事。地區和慶陽縣黨、政、軍負責人都前來出席。首屆學生100多人,精神抖擻地列隊高唱校歌: 在動蕩的時代里, 荒漠的原野上, 像開堤的環江水, 我們成長, 我們歡唱。 穿過山野, 穿過海浪, 我們是一群天聰的孩子, 我們要開辟荒涼, 像碧流波浪, 文筆峰的朝陽……嘹亮豪邁的歌聲,使整個鳳城都歡騰起來了。校務主任陸為公宣布開學典禮開始,由校長馬文瑞講話。會場上響起了熱烈的掌聲。馬文瑞在講話中,闡述了創辦隴東中學的意義,明確提出隴東中學的教育方針和訓導方針分別是:“實現新民主主義教育,培養抗戰建國人才;建立科學的宇宙觀,養成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作風。”并且提出生活指導方針為:第一發揚民主作風,提高學生自治能力;第二養成自覺學習、遵守紀律的習慣;第三理論與實踐統一;第四師生一致,教師以身作則。 他這個兼職校長,不是掛名的,學校的重要工作他都要親自過問。這些指導方針,是在他親自主持下,按照上級有關精神,結合隴東實際情況提出來,又經過各方面反復討論才確定下來的。 學校開辦以后,師生工作和學習的熱情極高,教學工作搞得既轟轟烈烈,又井井有條,但也遇到不少困難。最大的困難是資金匱乏、糧食不足和管理干部缺少。從1940年9月到1941年1月,半年之內學校僅領到邊區教育廳發來的三個月經費。為了保證教學開支,所有教職員工津貼分文未發,公雜費只發三分之一,棉衣亦全未發。特別嚴重的是,不僅沒有錢花,沒有衣穿,而且沒有糧食吃。馬文瑞針對這種情況,親自批示由地區財政和倉庫,給隴東中學撥款兩千元,并負責供應所需糧食,同時調配一批優秀干部充實學校的管理工作。學校當年的總結中寫道:“隴東黨委負責人馬文瑞同志親自兼我們的校長,于百忙中抽出時間來指導我們,幫助我們,在干部方面、經濟方面給我們解決了許多困難。” 隴東中學辦得有聲有色,很快引起了西峰鎮敵人的注意,認為這是共產黨“營造共產主義”的重要一舉,便采取反對破壞措施,馬上在西峰鎮開辦了一所中學(以前只有一所師范),和共產黨唱對臺戲,并制造謠言,污蔑我們的學校,爭取邊區青年,特別是慶陽、合水、鎮原的青年到西峰去上學。結果有一百余名學生被敵人拉了過去。馬文瑞得知這一情況后,要求宣傳部門、各級黨政干部都要做好宣傳隴東中學和動員爭取學生的工作。他自己也在各種場合和各類會議上針鋒相對駁斥敵人的反面宣傳,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破壞隴東中學聲譽的罪惡目的。在他的帶領和號召下,全區各方面都熱情支持隴東中學的工作,粉碎了國民黨頑固派妄圖詆毀擠垮隴東中學的陰謀。學校創辦第二年,學生由原先的一百二十二人猛增到二百四十人,加上地方干部訓練班,人數近三百人,擠垮了敵人在西峰鎮辦的那所中學。馬文瑞至今回憶起那所自己親手創辦的學校仍然充滿了感情,說:“那其實是我們隴東的干部學校。”這所在抗日戰爭年代創辦的學校,不僅先后為隴東地區和陜甘寧邊區培養了兩千七百多名革命干部,而且在貫徹邊區教育宗旨和戰爭時期教育方案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被譽為隴東文化教育的中心和隴東解放區革命干部的搖籃。 1994年10月,年過八旬的馬文瑞回到闊別五十多年的慶陽,訪問了他親自領導創辦起來的隴東中學。他坐在熱情的師生們中間,背靠新建的教學大樓合影留念時,思緒又回到了當年那艱苦創業的崢嶸歲月。校長請馬老為學校題詞,他欣然揮筆寫道:“繼續發揚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為培養社會主義四有新人而努力奮斗。”馬文瑞今天對這所中學的要求同半個多世紀以前毛澤東對該校的殷切期望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