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權海帆（中共陜西省委宣傳部原副廳級巡視員，陜西省文藝理論家協會副主席、喜劇美學研究會會長、文聯委員，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所謂史詩，總應該是詩，是以詩的語言、詩的情韻表現的歷史或者說是歷史的詩化，是再現曾經對于民族的生存發展產生過重大意義的史實的詩，是在歷史記敘中交融著作者的激情和生命體驗的詩。很顯然，《群山》的作者是懷著對那“一段不尋常的歷史”、那一段“艱辛悲壯的火烈生活”無限神往的深情，懷著對黃河西岸的群山，那一段“至今仍然不曾有過令人信服的破譯”和“奇特而頗具神秘色彩的土地”的無限懷念的深情，懷著對馬文瑞等在這片土地生活和戰斗過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無限敬慕的深情，而確定他的創作題材和主旨、立意的。他是要沿著馬文瑞的足跡“去探尋曾經使那片土地輝煌到極致的秘密”。而神往的深情、懷戀的深情、敬慕的深情交匯為一種強烈而深刻的激情，使他的探尋穿透冷靜地研究、取舍、組接史料的理性層面，而進入激情的、情史交融的詩化敘事境界。這不僅表現在自然風景和事件場景的描寫常常情景相映，情理相諧，如詩如畫，尤其表現在對生活細節和人物心態的描寫，常常溶入作者的生命體驗和藝術想象，繪聲繪色，真切入微，富于詩的韻味和韻致。在紀實性作品中，如果說人物的行為可能從某一史料中找到根據，或從本人及相關人物的回憶中了解本相，而人物在特定環境中的心理心態、情感神態及生活細節等，則須從作者自己的生活經驗出發去身臨其境地體驗、揣摩、想象，并從而形諸于文字。此種功夫，表現著作者的素養與才華，也體現著作品的造詣與品位。《群山》在這方面達到的水準是令人贊嘆的。譬如，描寫劉志丹在寨子灣請馬文瑞吃剁蕎面那段文字，簡直就是一首融人情、戰友情、地方風情于一體的敘事詩。譬如，馬文瑞出獄后受到周恩來副主席的接見那段描寫，一個握手，寫出了周恩來的人格力量，更寫出了馬文瑞豐富而細致入微的情感體驗，詩的情韻，盎然其中。又譬如，作品表現任志貞對馬文瑞萌動的戀情，描摹孫銘與馬文瑞的戀愛，都無不刻畫入微，富于人性的深度。這些詩味濃釅的細節和心理心態描寫，鑲嵌入劍拔弩張、如火如荼、嚴酷緊張的情節或事件敘述之中，使整個作品舒緩相間，張弛有致，富于詩的節奏感和韻律感，使讀者感受到濃郁的詩美。

《群山》無愧于以詩筆激情地敘說歷史輝煌的評價。其旨宏，其事壯，其文美，以其可靠的文獻性和強烈的史詩性為當代傳記文學、報告文學寶庫增添了一顆熠熠閃光的明珠，也為廣大青少年提供了一部富于感人魅力的黨史教材、革命傳統教育讀本。

原載于《群山》評論集——《群山回響》

《詩筆激情寫輝煌》之第五部分

 第79章：毛澤東高興地說：“地委書記馬文瑞同志寫信來，要我題寫校名。”朱德接過信看了又遞給劉少奇

 1940年夏季某一天，延安楊家嶺半山坡上一孔涼爽而陽光充足的土窯洞里，毛澤東愜意地坐在書桌前一把沒上油漆的柳木圈椅里。昨晚又是寫作到天明，上午休息得很好。中午時分，周圍靜悄悄的。院子的槐樹上有幾只麻雀嘰嘰喳喳叫著，更顯出夏日正午的靜寂來。桌上有幾封剛送來的信件。他隨手翻翻，發現有一封中共隴東地委書記馬文瑞的來信。他歷來很關注來自實際工作中的信息，更重視下面領導同志反映的各種情況。每次西北局召集各地同志來開會，會議期間，毛澤東總要抽時間把馬文瑞、習仲勛、張邦英、張德生、王世泰等幾位地委書記叫到一塊座談。毛澤東每次請他們座談，都是不厭其煩地隨身帶上筆墨紙張，邊詢問，邊記錄。正是這樣的座談會，使他了解許多來自實際工作的新鮮情況，及時發現那些需要通過調整政策解決的問題。記得有一次，他曾詢問各地文化教育工作的情況，發現文化教育落后是邊區建設中的一個突出問題。馬文瑞對隴東各地教育狀況了解透徹，給毛澤東留下了較深的印象。毛澤東拆開那封來信讀起來。馬文瑞這封簡短的信，寫得字跡工整，語句簡明。毛澤東很喜歡聽或看這些長期從事實際工作的領導同志的報告或信函。由于工作需要，使他們養成了說話寫文章簡明、準確的習慣。寫出的東西，往往言之有物，持之有據，深入淺出，令人信服。眼下這封信，概括地反映了隴東地區教育事業發展的狀況，并講到準備創辦一所“隴東中學”，請主席題寫校名。

 毛澤東看完這封信很高興。隴東地區的反“摩擦”斗爭剛剛取得勝利，馬文瑞在領導生產運動的同時，還不忘發展教育。在慶陽城里創辦一所中學，培養邊區所需要的文化人才，著手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建設，這顯然是具有遠見卓識的。他這么想著，便興致勃勃地研墨鋪紙，提筆按照馬文瑞信中的要求，為“隴東中學”題寫了校名。恰在這時朱德和劉少奇來了。毛澤東剛剛題好了“隴東中學”四個字，朱德一見，欣喜地問：“怎么，隴東創辦了一所中學?”

 “是呀!”毛澤東高興地說。“這不，地委書記馬文瑞同志寫信來，要我題寫校名。”朱德接過毛澤東遞給他的信，很快看了一遍，又遞給一旁的劉少奇，高興地說：“隴東地區生產運動搞得不錯，這回又注重發展教育事業，創辦中學，這可又是一件大事情。馬文瑞這個同志我聽賀龍同志講過，平時不動聲色，很能顧全大局，搞起工作來，心中倒挺有數的喲!對于他們辦學，主席應當題字支持鼓勵嘛。”

 毛澤東說：“我題了校名，你們兩個也應當題詞鼓勵呀!”說著笑嘻嘻地站起來，把自己題好的字推到一邊，重新鋪上一張麻紙，請朱德、劉少奇為隴東中學題詞。

 此前不久，毛澤東同志剛剛在《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發表了他的一篇重要著作《新民主主義論》。等朱德和劉少奇題完詞后，毛澤東興之所至，又欣然提筆為隴東中學題寫了“為新民主主義而斗爭”的橫匾。這是隴東中學的殊榮，是歷史瞬間激起的永遠值得紀念和回味的浪花。

 幾天之后，馬文瑞收到毛澤東寄來的題詞。展讀之時，感動不已。面對那遒勁飄逸的字體，不禁想到了當毛澤東、朱德和劉少奇握筆寫下這幾幅橫額時，他們該是懷著怎樣的一種期望，怎樣的一種信任和熱情呀。仿佛面對一個充滿希望的新生命，仿佛面對一株在解放區新的政治和經濟基礎上滋生出來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的萌芽，那種喜悅和愛憐之情充分展現在他們那自由奔放各具特色的書法藝術之中。幾位革命領袖的題詞分明像是歡呼著一個新生命的誕生，分明像是號召著一種新創造的開始。

在隴東創辦一所中學，這是馬文瑞心懷已久的意愿。文化教育事業落后，是陜甘寧邊區普遍存在的問題。這在隴東表現得尤為突出。對這方面的問題，馬文瑞曾經做過調查研究，可以說是胸中有數的。1940年前后，文化相對還比較發達的慶陽縣，全縣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有許多鄉村沒有一個識字的人。農民過年貼對子是用碗底蘸上墨在紅紙上蓋圓圈兒。寫封信、立個契約什么的，都得到幾十里路以外去求人。直到四十年代初期，全縣學齡兒童入學率僅有百分之三十左右，升學率就更低。1939年全隴東地區有初小學生一千零二十名，升入高小的僅有二十七名。加之重男輕女的舊思想影響，在校女生僅占學生總數的不足百分之十。一次，馬文瑞到華池縣一個村子下鄉，正遇上村里民主選舉農會主席。村里幾十戶，百多口人，竟然沒有一個識文斷字的。投票時，只得采取一個土辦法：讓兩名候選人各自手中捧著一只老碗，站在眾人面前。然后將一升黑豆放在兩人中間，投票的人挨個兒走上前來，同意誰個當農會主席，就由升子中撿一顆黑豆放進誰手里的碗中。這種選舉辦法，很容易鬧出笑話。有的農民，怕得罪人。在他們心目中，農會主席是很了不起的角色，誰個落了選臉上都不光彩，因此趁“監票人”不注意，撿兩顆黑豆，給每人碗里都丟一顆。這樣的人一多，選舉結果便成問題。反復好幾次不行，最后還是以舉拳頭的辦法解決問題。

 這樣的事例在隴東其實很普遍，對地委書記馬文瑞思想上震動很大。他想，要在邊區人民群眾中有效地推行民主政治，必須首先改變農民的愚昧落后狀況。此后，他向各縣提出要求，至少要在各縣縣城創辦一所高等小學。每個區力爭開辦一所初等小學。有條件的鄉村，也提倡私人辦學。在陜甘寧邊區教育廳和地委、專署的重視支持下，全區經過三四年的努力，教育事業有了較大發展。到40年代初期，僅慶陽一縣已有三所完全小學，兩所中心小學，七所普通小學，在校學生六百余人，還有私立小學十七處，學生近三百人。基本上達到了鄉鄉都有一所小學，有的地方每個行政村就有一所民辦小學。加之側重于成人教育的冬學、半日制學校和輪學的普及，隴東文化教育事業有了較大發展。全區最高學府“隴東中學”，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創辦的。

 隴東中學校址選定在慶陽城南街路東一所宏偉的古建筑——文廟院內，這是馬文瑞親自選定的。改建工程于1940年2月(舊歷正月初一)動工。首先將文廟大成殿、欞星門改造成教室，又將“名宦祠”、“鄉賢祠”改修成教職員辦公室兼宿舍，并把大成殿東西兩側的十八間庵房改為學生宿舍，將原有“文廟”二字的木牌坊改建成校門，將院內欞星池辟為花園和學生活動場所。

 1940年9月1日，由地委書記馬文瑞親自兼任校長的陜甘寧邊區隴東中學舉行了首屆開學典禮。人們看見，舊貌換新顏的文廟大成殿里，聚集著學校的師生。毛澤東主席親筆題寫的校牌和橫匾，分別懸掛在大門口和大成殿門首的顯著位置上。人們敲鑼打鼓，歡天喜地地慶祝這空前的大喜事。地區和慶陽縣黨、政、軍負責人都前來出席。首屆學生100多人，精神抖擻地列隊高唱校歌：

 在動蕩的時代里，

 荒漠的原野上，

 像開堤的環江水，

 我們成長，

 我們歡唱。

 穿過山野，

 穿過海浪，

 我們是一群天聰的孩子，

 我們要開辟荒涼，

 像碧流波浪，

 文筆峰的朝陽……

嘹亮豪邁的歌聲，使整個鳳城都歡騰起來了。校務主任陸為公宣布開學典禮開始，由校長馬文瑞講話。會場上響起了熱烈的掌聲。馬文瑞在講話中，闡述了創辦隴東中學的意義，明確提出隴東中學的教育方針和訓導方針分別是：“實現新民主主義教育，培養抗戰建國人才；建立科學的宇宙觀，養成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作風。”并且提出生活指導方針為：第一發揚民主作風，提高學生自治能力；第二養成自覺學習、遵守紀律的習慣；第三理論與實踐統一；第四師生一致，教師以身作則。

 他這個兼職校長，不是掛名的，學校的重要工作他都要親自過問。這些指導方針，是在他親自主持下，按照上級有關精神，結合隴東實際情況提出來，又經過各方面反復討論才確定下來的。

 學校開辦以后，師生工作和學習的熱情極高，教學工作搞得既轟轟烈烈，又井井有條，但也遇到不少困難。最大的困難是資金匱乏、糧食不足和管理干部缺少。從1940年9月到1941年1月，半年之內學校僅領到邊區教育廳發來的三個月經費。為了保證教學開支，所有教職員工津貼分文未發，公雜費只發三分之一，棉衣亦全未發。特別嚴重的是，不僅沒有錢花，沒有衣穿，而且沒有糧食吃。馬文瑞針對這種情況，親自批示由地區財政和倉庫，給隴東中學撥款兩千元，并負責供應所需糧食，同時調配一批優秀干部充實學校的管理工作。學校當年的總結中寫道：“隴東黨委負責人馬文瑞同志親自兼我們的校長，于百忙中抽出時間來指導我們，幫助我們，在干部方面、經濟方面給我們解決了許多困難。”

 隴東中學辦得有聲有色，很快引起了西峰鎮敵人的注意，認為這是共產黨“營造共產主義”的重要一舉，便采取反對破壞措施，馬上在西峰鎮開辦了一所中學（以前只有一所師范），和共產黨唱對臺戲，并制造謠言，污蔑我們的學校，爭取邊區青年，特別是慶陽、合水、鎮原的青年到西峰去上學。結果有一百余名學生被敵人拉了過去。馬文瑞得知這一情況后，要求宣傳部門、各級黨政干部都要做好宣傳隴東中學和動員爭取學生的工作。他自己也在各種場合和各類會議上針鋒相對駁斥敵人的反面宣傳，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破壞隴東中學聲譽的罪惡目的。在他的帶領和號召下，全區各方面都熱情支持隴東中學的工作，粉碎了國民黨頑固派妄圖詆毀擠垮隴東中學的陰謀。學校創辦第二年，學生由原先的一百二十二人猛增到二百四十人，加上地方干部訓練班，人數近三百人，擠垮了敵人在西峰鎮辦的那所中學。馬文瑞至今回憶起那所自己親手創辦的學校仍然充滿了感情，說：“那其實是我們隴東的干部學校。”這所在抗日戰爭年代創辦的學校，不僅先后為隴東地區和陜甘寧邊區培養了兩千七百多名革命干部，而且在貫徹邊區教育宗旨和戰爭時期教育方案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被譽為隴東文化教育的中心和隴東解放區革命干部的搖籃。

 1994年10月，年過八旬的馬文瑞回到闊別五十多年的慶陽，訪問了他親自領導創辦起來的隴東中學。他坐在熱情的師生們中間，背靠新建的教學大樓合影留念時，思緒又回到了當年那艱苦創業的崢嶸歲月。校長請馬老為學校題詞，他欣然揮筆寫道：“繼續發揚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為培養社會主義四有新人而努力奮斗。”馬文瑞今天對這所中學的要求同半個多世紀以前毛澤東對該校的殷切期望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