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大學是什么？ 是啊，大學是什么？是那圍墻里的綠地、教室、圖書館……是那嚴厲的校長、文質彬彬的老師與匆匆而行的學生？應該是吧。可又似乎不全是……100年前，中國的一位教育圣人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也；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100年中，又有位名士稱：“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100年末，有人則如此高喊：“大學者，網絡上、信息高速公路上，一切全都虛擬也。”大學是什么，依然是個迷惑的定義。還是讓我們看看900年前創辦世界上第一所大學的意大利人波洛尼亞是怎么說的。喔，他說得多簡單：“大學大學，大家來學。”這，似乎就是目前最貼切與流行的經典定義。是的，大學應該是由許多人(而不是一個人)走到一起，組成集體，互相學習，共同研究而構成一定場所、一定環境、一定教程的“大家來”的學習地方。是的，這是我們通常意義上可以接受的“大學”概念。但這僅僅是西方人的認識觀與理解力。中國人則完全不同。大學，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完全是另一番景象：——120年前，當清朝政府允許容閎、嚴復、詹天佑、孫中山、陳天華等人剪掉辮子去西方大學堂留學時，大學是被上面的這些有識之士當做“睜眼看世界”的窗口，后來他們靠這窗口把西方的近代科技與文化移植到中國，同時還把資產階級的啟蒙思想一起帶回祖國，并在短時間內吹響了中國民主革命的戰斗號角。——100年前，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公車上書”，議辦“京師大學堂”，意在推動搖搖欲墜的中國封建社會的“革新與變法”。于是，后來的“京師大學堂”真的成了百年中國偉大變革的搖籃。——80年前，韶山沖的一位身著長衫的青年手持雨傘，來到湘江岸頭的愛晚亭旁的大學里，之后又北上到了“紅樓”圖書館潛心苦讀，為的是熟讀一本卡爾·馬克思的《 共chan黨宣言 》。毛ze東心中的大學，是尋求4萬萬同胞的解放之道。——再后來的40多年，***、李鵬等一批學子在共和國陽光下走出國門，到莫斯科郊外的列寧課堂上，那時他們心中的大學便是新中國人民也能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再后來的20年時，一聲春雷，沉悶的神州大地重新出現生機。作為“被耽誤了的一代”，他們心中的大學，則是知識與尊嚴的回收。——再再后來，就是最近的10年，大學便成了新一代人必須走過的一個人生歷程、一個臺階。因為有了它，可以出國，可以官場上升遷和謀一份理想的職業……呵，僅僅100多年，同在一個國度，大學的概念在人們心目中卻大不相同。其實，在中國人的心中，無論何朝何代，還有一個永恒不變的概念，那就是：大學是門第，大學是俸祿，大學還是光宗耀祖、恩澤后代、改變自我命運的金招牌。有人說，這才是大學的根本。是的，應當承認，對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大學確實就是這樣一個概念。不管你如何粉飾，如何掩蓋，目睹了“京師大學堂”100年輝煌歷史后的中國人，更加堅定地認為這是個不可動搖與更改的概念。我看過一本考進北大的“狀元”們寫的有關“大學夢”的書。有好幾位都提到這樣一段話： 這真是一塊圣地。近百年來，這里成長著中國數代最優秀的學者。豐博的學識、閃光的才智、莊嚴無畏的獨立思想。這一切又與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銳的抗爭精神結合，構成了一種特殊的精神的魅力，科學與民主，已成了這圣地不朽的魂靈。 謝冕教授的這段話，激勵了多少青年學子投考北大的信念，同樣也激勵了無數青年學子勇攀大學“象牙塔”的錚錚步履。大學是圣地。對有知識者它是精神與靈魂的圣地。大學是圣地。對普通百姓它是命運與財富的圣地。于是關于大學，便有了下面的這些鏡頭： 鏡頭之一：10年前，“萬元戶”的稱號還只屬于那些土地承包的第一批成功者和依靠走私、倒匯的暴發戶。一日，在數理化方面頗有些教學成就的某中學老師，突然被一位學生家長叫住：“老師，只要你負責把我兒子輔導好，能考上大學，這1萬塊錢歸你了！”那家長沒說第二句話，便扔下那個鼓鼓囊囊的大信封，開著小車一溜煙地走了。我的天哪，這么多錢呀！這位老師有生以來頭一回見到如此多的錢，他真的嚇壞了。如果說他貪，倒還不如說是被這么多錢嚇得不知所措。他從這開始，就苦戰3個月，后來那學生真的通過了高考，進了一所重點大學。學生家長又高興地拿著2000元酬謝費給了這老師，得意洋洋地說道：“大學，就是向著有錢人開的。” 鏡頭之二：中央美術學院門前，人山人海的新生初試隊伍里，湖南的小楊今年已經是第七次參加考試了，而前面6次都因某種原因沒被錄取。這6年多中，他不顧家人的強烈反對，背井離鄉，獨自在京城租下一間離美院較近的老鄉私房，然后邊在美院附近那些培訓班里學習，邊在幾個小學生家做初級美術輔導。母親病逝他沒有回家，對象吹了他抹把眼淚又專心致志上課去了。在第四次參加考試時，美院的一位老師無意中說了句假如你真考上了也未必能上得起，干脆放棄算啦！他差點跟那位老師打起來，后來他與這位老師交上了好朋友。1998年4月，小楊與1500多名美術學子，共同競爭美院80個招生指標，結果再次敗北。有人怕他受不了這殘酷的打擊，等到復試榜出來后馬上到他租住的房間找他，可已經人去房空。后來有人在他桌子上看到他留給房東的一張條上這么說：“我暫時回武漢那兒打工，準備多賺點錢，明年我還要來考。因為大學對窮人而言更重要……” 鏡頭之三。1994年7月初的一天清晨，江西某縣的一個小山村，突然有人驚呼起來：“快來人哪，有人跳塘死啦！”被驚醒的小山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從自家的屋里走出來，飛步趕到那個剛被洪水灌滿了的小塘前。在村民們的眼前，清晰地看到水塘上漂浮著一具著紅花衣服的女尸。等幾位勇敢的漢子把女尸翻過面來時，大家一片驚呼：“小瓊，怎么是小瓊呀！”是的，正是小瓊姑娘。一個17歲的少女，一個全村唯一的女高中生突然暴死水塘。小瓊的父親喊了聲：“小瓊啊，都是爸害死你的呀！”便當場昏死過去。村上的人都知道，小瓊過幾天就要參加高考了，大伙兒還不停地在夸她最有希望成為村上第一個“狀元”。可是小瓊這幾天的臉色特難看，原來她父親堅決不同意她去考，他希望女兒留下來與他一起種20畝山坡地。父親對女兒說：“女孩子念那么多書有什么用？嫁個好人家才是最要緊的，明兒我托人給你找個好一點的婆家啊！”小瓊跪下求情也不行，于是她感到了末日。她的弟弟后來發現了姐留給他的遺書，上面說：“弟，咱山里人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留在山里等死，一條是走出山外求生。大學是你唯一的生路，姐用生命為你引路……” 你該明白和理解中國人心目中的大學是什么樣的了吧？！大學，對少數人可能是一種輕松的必然選擇，但對大多數人來說，那是一種企求，一種抗爭，一種生命的全部意義。中國人心目中的大學，因此不像外國人所說的“大學大學”就是“大家來學”。中國有12億人，有限的校園，太少的教育經費，更使大學變成最嚴酷的競爭戰場。越過那道分數線，你便是“天之驕子”；擋在線之外的人，你將失去尊嚴與價值，直至一生。但中國人更理解“大學大學，大家來學”這個大學的定義。因為我們是社會主義，因為我們是人民當家作主，因為我們正在進行偉大的現代化建設，所以我們比誰都有權利上大學。社會主義的大學屬于大家，大家的大學就應該讓大家都來上。于是中國人的大學比哪一個國家的競爭都更激烈，激烈得超乎大學本身——人們把上大學看成了唯一的改變人生命運的“獨木橋”。于是有了“黑色七月”“紅色九月”之說，而“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便成了永恒的真理。富人們一開始便知道走大學路是理所當然和必然的。窮人們明白后便堅信走大學路是應該和必需的。20年前，中國再度恢復高考時錄取大學生數為10萬余人，后來增至30多萬，再后來到60多萬，但面對近2億人數的中小學生“沖刺隊伍”，這個數仍然壓力太大。這幾年又把數字增至100萬左右。而加之在校學生，中國大學目前在校生已超過500萬。如此龐大的高級人才儲備隊伍與發達的西方國家相比也并不遜色。然而它對中國人來說依然是個小數，總數為2億人的學生大軍，在經過小學的6年，又經過中學6年的拼搏，最后僅有百萬人能進大學，絕大多數的人只能在大學校門外流淚、嘆息，這無疑是件極其痛苦的事。對國家、對民族都是這樣。中國是個龍的國家。望子成龍，天經地義。愿做蟲的不多，除非別無選擇。這種激烈的競爭便是必然的了。但另一方面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就其國民經濟生產總值的人均數仍在全世界100多位。如此一個窮國卻在辦2億人的九年義務制教育和500多萬人的高等教育，俗稱“窮國辦大教育”。人大會上年年喊加大教育經費，可學校的校長和老師們仍然年年喊不夠。到底什么時候夠，除非體制徹底改革，除非國家真的強盛。但路還得走下去，改革必須深入。于是在總結經驗教訓和匯總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1992年國家教委提出逐步實行高校招生公費自費并軌，并逐步完善辦學機制、就業機制的思路。1993年上海外國語學院和東南大學率先進行收費并軌試點。同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 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大綱 》，從最高權力機構的行政法規上確立大學收費制度。1994年包括北大、清華、南京、復旦、中山在內的40所高校開始收費。之后1996、1997年開始全國所有高校除部分特殊專業外全面實行收費制度。正是一石擊起千層浪！多少年來，進大學后就是“國家的人”的概念在百姓中根深蒂固，許多人接受不了這一現實。但政府的決心絲毫沒有動搖，政府總理講得十分清楚：普通高等教育、普通高中、中等及中等以上的職業教育屬于非義務教育，實行繳費上學是世界上許多國家通用的做法，我們也不例外地堅持這樣做下去。中國百姓這才認識到，繳錢上學看來是必然趨勢，別說大學，就是高中以后也要繳費了！繳多少？1000元一學年，也有2000元一學年的，一些熱門的學科則在三四千元以上……這還不算學生自己的生活費。天，一個大學生一年下來少說也得四五千元呀！四五千元是個什么概念？那就是中國一半以上的收入中下等家庭的全年積蓄。那就是2/5的農民家庭一年的全部收入。這哪成，送孩子上大學后，全家都得挨餓怎么行呀！太多了，國家收得太多了！國家說，不多，絕對的不多。培養一個大學生實際每年至少需要l萬元，政府現在僅收20％左右，另外的80％仍是國家在負擔。不多吧？是不多，可是……可是我們砸鍋賣鐵也拿不出那么多錢呀。貧苦的百姓們說。“過去上大學，是勤奮加天才。現在還要加一條，就是金錢。”他們說。勤奮+天才+金錢=上大學這是今天的公式。因為有了這個“公式”，中國的大學才出現了過去從未聽說過的“貧困生”，而且其數量和勢頭之大、之猛，已經關聯到中國教育改革的成敗。有人說，教育改革是中國計劃體制的最后一座堡壘，而大學收費是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之關鍵。我們現在該明白了為什么今天大學貧困生問題如此地引起政府、社會的嚴重關注！我們現在該明白了為什么要在大學進行“希望工程”，而且這個“希望工程”與九年義務制教育的“希望工程”雖然說同為四個字，但內容與含金量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論的。用一句通俗的話說：小學的“希望工程”是在為我們民族走出貧困與愚昧鋪路，大學的“希望工程”則是我們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高速列車。你現在又該對中國的大學有了新的理解。它是什么？它是我們民族的脊背與棟梁，它是我們全體人民的責任與義務！它更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未來，更是我們祖國偉大復興的希望所在！
第十四章為了祖墳上的那棵“彎彎樹” 大千世界，草木繁茂，但到底是否有種“彎彎樹”，我沒有進行過考證。小時候在農村時見過荒墳上常有那種長得很奇特的樹木，它們一般都為丈把高，干枝細彎，皮表粗裂。當然也有個別長得參天筆直、葉茂蔥郁的。老百姓有種說法，凡是墳頭長著這種無論是筆直的參天大樹，還是只有丈把高的細彎干樹，其后代子孫都能千秋萬代金榜題名，光宗耀祖。由于中國幾千年來一直有這種說法，所以在死者的墳頭栽棵樹木，被認為是一種重要的出殯內容。這也是有很多講法的，如果死者在世時鞠躬盡瘁，那他的后代便能金榜題名、飛黃騰達，其墳頭也能長出根深葉茂的“彎彎樹”，反之則休想長出什么“彎彎樹”，只能長些荒草。中國人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已有幾千年，那種“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意識從來就沒有斷過。至于望子成龍，盼女成鳳，期望子孫后代出人頭地的思想，從某種意義上講，當代人比歷朝歷代的祖先還要看重得多。現在比過去條件好了，不管窮人富人，男兒女娃，在讀書問題上是平等的。而時代的發展，使國家和人民越來越看重“科教革命”。具有傳統重教美德的中國人，自大學門向自己開放之后，年年歲歲我們都可以看到在高考的日子里，如潮的家長們那焦慮地等待在考場門前的動人場景，也可以從每個周末與星期天里見到父母馱著兒女去補課的匆匆行蹤。1998年7月的7、8、9日，我天天在上下班時可以看到北京四中校門前那一幕幕你想象得到和你想象不到的場面：有的家長背著氧氣袋，在烈烈炎日下的校門外一整天一整天地在等候；百米之外的某三星級賓館突然人滿為患，入住的竟都是本市高考學生與家長……有位家長告訴我，在這個時候，如果需要家長們為子女能考上大學而去赴湯蹈火、傾家蕩產，他說所有的家長都將毫不猶豫。我聽后心頭感到強烈震撼。難道不是嗎？所有兒女都是父輩的希望所在。當人類進化至20世紀末的今天，這一“定律”仍顛撲不破。尤其是獨生子女占絕對多數的中國城市居民中，父母們為了能讓兒女們上大學而不惜一切代價的現象，越顯突出。在中國廣大農村，上大學則更是“跳出農門進龍門”的唯一的也是最佳的道路。尤其隨著高科技越來越強大的沖擊，社會職業的知識化程度越來越高，“今天不上大學，明天就沒有飯碗”的現實已經殘酷地擺在了人們的眼前。我們無疑地相信一個事實：每一位大學生的成長路上，他們的父母與家庭是這個學生最堅固的脊梁與后盾。而那些經濟條件本來就困難的貧困家庭的父母們，他們為了保證自己的子女能躍進“龍門”和完成學業所付出的代價，更令天公動顏、地母拂淚…… 在渭北黃土高原上的一個偏僻山村，有個駝背的農婦，叫楊秀茹，今年53歲，她和同為農民的丈夫倆人在一座窯洞內帶大了4個兒女。后來丈夫病逝了，楊秀茹一個人靠種地、賣雞蛋和挖藥硬是讓3個女兒、一個兒子全都考上了大學。兒女上大學后，她又以自己那副柔弱的肩膀，挑起了4個大學生兒女的全部學費與生活費。楊秀茹的兒女實在不忍心看著自己母親那越來越下駝的后背和顫巍巍的雙腳，便一次又一次想轍“逃學”與退學。7年前，楊秀茹剛剛借錢處理完丈夫的喪事，二女兒曉莉從咸陽師專聞訊急回。一到家，曉莉直奔父親墳頭，母女倆抱頭哭成一團。入夜，少了父親的窯洞平添了幾分冷森。女兒突然一板一眼地說：“媽，我不想上大學了，回來幫您種地還債，供弟弟和妹妹上學。”母親一愣，隨后便“噌”地站起身來，說：“家里的事就是天塌下來，你甭管，明兒就給我回學校去！”“我就不。”女兒第一次強硬地違抗道。“你敢！”母親火了。第二天，她趁曉莉不注意時，“哐當——”一聲把她反鎖在里面。“娃呀，你好好在里頭想，啥時候想通了媽就給你開門。”曉莉知道犟不過母親，只好在第三天背起行李，一路抹淚地回到了學校。此事剛過兩三個月，楊秀茹因過度疲勞，在搶打夏麥時連人帶車從坡上翻進了幾米深的山洼里，被好心人搶救起來送到醫院頭部縫了57針。從昏迷中醒來的楊秀茹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別給我用貴藥”。那時正值三女兒亞梅上高三，女兒看到母親傷成這個樣，發誓再不上學，不聲不響地跑到地里干活。母親出院后，見此情景，便拖著虛弱的身子骨把亞梅叫到身邊：“孩子，你是不是心疼媽？如果你真心疼，那就去上學。媽要看你能像大姐二姐一樣進大學，啊，聽媽的話，快去上學，過幾天就要高考了。”亞梅就是不搭腔，就是不回學校。母親急了，她又一次使出“關禁閉”的手段，趁三女兒不備時又將其鎖在里頭。她知道三女兒脾氣倔，便一連三天不給她送飯。第三天晚上，亞梅終于頂不住了，只好流著淚向母親屈服。然而學習成績一直不錯的亞梅在過后的高考中竟以30分之差與大學失之交臂。“媽，這回您該放心讓我跟您一起下地了吧？”亞梅絲毫沒有因失利而不悅，相反顯得異常得意地對母親這樣說。母親呢，只覺得內心很內疚，認為是由于自己的傷病影響了女兒的考試成績，于是等新學年一開始，她便走出窯洞，連連找了好幾個學校，總算把亞梅送進了一個高中班復讀。但在次年預考時，亞梅再次落第。母親這回算是明白了怎么回事，她把亞梅叫上，然后帶她到了已是長滿荒草的父親墳頭：“梅梅，你今天當著你爸的墳頭給我說說清楚，你這樣成心不好好高考，到底對得起誰？你說！”亞梅望著母親悲戚而蒼涼的臉龐，終于不忍心地跪在母親面前，哭訴道：“媽，家里這么窮，就您一個干活，我們姐弟四個如果都去上大學，萬一把您累出個啥好歹，我們做兒女的對不起老天啊！媽，我求求您，別讓我再上大學了……”這回輪到母親心疼了，她蹲下身子，一把摟過女兒，愛撫地為亞梅一邊擦著眼淚，一邊語重心長地說：“孩子，你咋不明這理：媽再苦，可要能看到你們一個比一個出息，我心里比啥都甜。你知道嗎？如果你不用心，沒出息，媽可是一輩子心疼，你該明白這理吧？”亞梅一聽，頓時伏在母親的懷里大哭起來。末后，她仰起臉向媽保證道：“媽你放心，我一定考上大學！”“這就對了。”母親摟緊女兒，臉上充滿了幸福。1994年，三女兒亞梅一舉考上了漢中師范學院。同年，最小的兒子趙軍也考上了省重點高中，3年后的1997年，趙軍又以優異的成績被中國科技大學錄取，轟動了貧窮的偏僻小山村，當然最高興的莫過于母親楊秀茹。盡管楊秀茹現在仍背負著沉重的債務，而且身體也顯得過早地蒼老，但每每想到兒女們個個如此出息，她終于可以在丈夫的墳頭欣慰地說一句：“孩子他爸，我心頭比過去踏實多了，你也可以在九泉之下瞑目了……” 母親總是最偉大的，在貧困生的龐大家庭群體中，像楊秀茹這樣以其瘦弱的軀體和浩瀚的母愛，編織與恩澤著一群兒女們的大學生母親，并非少數。在北國遼寧的阜新蒙古族自治縣紅帽子鄉兩家村子，有個同為母親的農婦，在過去12年間，在極其艱難的困苦條件下，竟靠養雞賣蛋的雙手，將6個兒女全部送進了大學。這6個兒女分別是：長子魏廣平考入北京大學電子計算機系，現在美國密執安大學攻讀博士；次子魏廣利考入北京工業學院光學系；長女魏秀玲考入東北大學自控系；二女魏秀霞考入阜新師范專科學校；三女魏秀云考入遼寧銀行學校；小女魏秀娥考入遼寧中醫學院。魏家六兄妹的母親叫侯俊榮，現年62歲，但是從她那張布滿皺紋的臉上，以及佝僂的身影，你幾乎找不到這個年齡的婦人們應有的任何風韻。除了蒼老，便是一種殘燭的感覺。然而又有哪一個風韻猶存的同齡婦人可以像她那樣分享如此多的幸福與寬慰？沒有。這一切，只屬于侯俊榮一個人。侯俊榮跟渭北的楊秀茹一樣，都是山村農婦加文盲，她們自然都不會比城市那些有高等學歷、有豐厚經濟條件的貴夫人有什么高明之處，然而她們在培養自己的子女方面卻有獨到之處，那就是無法用價值觀衡量的精神力量。魏家的兄妹6人不屬于“計劃生育”的超標范圍，因為母親侯氏生他們的時候還沒有到全黨大抓人口生育的年代。但如此多的子女畢竟是個沉重的負擔，而孩子們的母親侯俊榮，字不認幾個，理懂得卻不少。大兒子頭一個上大學，當母親的侯俊榮格外看重，她說不出啥大道理，但知道“頭羊”的作用。所以為了解決大兒子廣平上大學的費用，那時沒有家庭副業的侯俊榮就靠打草換錢。1斤干草可以賣3分錢，10斤鮮草只能曬1斤干草。廣平上北京到學校報到時拿了家里給的150元錢，這正是母親打的5000斤草換來的。另一件東西廣平現在即使在美國讀博士仍一直留在身邊，那就是母親用144塊邊角布親手一針針縫成的那床褥子。大兒子上北大時還沒有趕上“并軌”，學校收費沒那么多。但后來幾個孩子上學時就不同了，除了學校要收取的不同費用外，娃兒的生活費也逐年隨著物價的猛漲而直往上躥，侯俊榮真的感到了沉重壓力，有時手頭好不容易剛積攢三五十元錢，大娃兒小娃兒一分就見不著啥數。大女兒秀玲印象最深刻，她在上大學時就遇到了家里一分錢也拿不出的窘境。母親侯俊榮頭一回急壞了，因為前天她剛剛從信用社貸的錢才給了秀玲的幾個弟妹交學費了，這會兒哪有人再借錢給她嘛！秀玲默默地含淚看著快急瘋了的母親滿頭大汗在屋里翻箱倒柜，可還是沒找到一樣值錢的東西。“這可咋辦？這可咋……”母親一邊凄愴地將自己的頭往土墻上撞，一邊嘴里絕望地念叨著。突然，秀玲聽母親哈哈大笑起來：“有錢了！這回有錢了！”母親說完這話，就拼命用雙手猛摳那面土墻……秀玲嚇壞了，以為母親瘋了，便帶著哭腔撲過去攔住她：“媽，你別這樣，我不上大學了好不好！我不上了……”不想母親臉色一沉，說：“誰準你不上大學呀？啊，你這死丫頭，說呀！”秀玲只好說：“咱家沒錢就別……”母親不等女兒說完，就像變戲法似的從土墻里取出一大包東西：“這不是錢嘛！死丫頭，你點點！”這回驚呆的是秀玲，可不是一大包錢嘛！但她馬上發現：“媽，這錢早沒用了！”“啥？這可是我跟你爸結婚時我悄悄藏的呀，怎么會沒用？”這一夜，娘兒倆一驚一乍地沒少勞神，不過有一點還是讓她們很開心，那就是第二天她們把這些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錢幣拿到銀行還真兌換了一筆現款，這使上大學的秀玲解了一難。兒女們還在一個接一個地上大學，可土墻里不可能再出現“奇跡”了。打年輕時就手腳麻利的侯俊榮思忖著老靠地里的幾畝莊稼和自己零打碎敲也出不了大錢，得想點法子“致富”才行嘛！做生意是不成的，那是大老爺們兒干的；打草吧，錢來得太少，累死累活，也就百八十塊，救不了大急。養雞吧，聽說有人養雞能當“萬元戶”、“十萬元戶”哩，對，咱也試試。于是，沒有文化的侯俊榮選擇了認為最適合她的副業——養雞。頭一年，她養了80只，純收入150元；第二年養了100只，收入728元。有了前兩年的經驗，侯俊榮開始大干起來，第三年一下養至2000只，第四年增至3000只……侯俊榮樂了，她成了遠近聞名的“養雞大戶”，更重要的是，她靠雞生下的蛋換來了可供兒女們上大學的鈔票！就這樣，侯俊榮這位目不識丁的農婦，前后12年間成功地將全家6個兒女全部送進了大學，并讓他們一個個順利地完成了學業。值得一提的是，侯俊榮不僅依靠自己那對長滿老繭的雙手使兒女們圓了大學夢，而且她難能可貴地用一針一線為每一位上大學的兒女都縫了一床同用144塊布角拼成的褥子，她以這獨特的方式告誡兒女們：啥時候都不要忘了自己曾經是個苦孩子。 我下面要講一位下崗女工為了上大學的兒子付出心血的艱辛經歷。她叫陳秀鳳，兒子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陳秀鳳原來是哈爾濱恒豐紙箱廠工人，1995年下崗，那時她才40歲，按廠里規定，只有35歲以下的人仍留在廠里，她陳秀鳳是“老齡”，廠里發了200塊錢就把她和一大群姐妹兄弟打發回了家。開始陳秀鳳還覺得下崗就下崗，正好兒子快要考大學了，丈夫為了還掉過去借的幾萬元債而日夜在外面開出租車，自己離崗回去撐個安寧的家也不算是件太過不去的事。可就在這個時候家里出了大難：1996年大年初三，出車的丈夫被一群搶車的歹徒把車子搶跑后又殘忍地焚尸并拋至在幾百里外的荒野……一個完完整整的家庭，一下遇到如此打擊，失去工作和失去丈夫的陳秀鳳面臨丈夫留下的一大筆債務和一個正要考大學的兒子，而她自己也正處在沒有任何生活來源的凄涼之時。沉浸在極端痛楚之中的陳秀鳳度過了渾渾噩噩的無數個黑夜白晝，那顆慘遭重創的心靈無人能安撫。“媽，高中畢業后，我不準備考大學了……”一天，兒子輕聲地對母親說。陳秀鳳仿佛一下清醒起來：“為什么？你怎么能不上大學？”“我已經17歲了，我要自己養活自己，不能再讓您辛苦了！”在陳秀鳳的眼里，兒子像是一夜間長大的。那一日，連遭打擊的她，有一種對兒子的特別感激，因為是兒子的話使她重新揚起了生活之帆。陳秀鳳覺得自己該到振奮起來的時候了。她一面堅決制止兒子的打算，一面開始尋求自己的謀生之路。陳秀鳳來到勞務市場，經過一番周折終于被一家餐館聘用當洗碗工，月工資400元。她覺得這已經很滿足了，加上原來廠子里給的200元，母子倆有600元錢便可以緊巴過日子了。后來，餐館里有位專門負責拎臟泔水桶的男打工仔嫌活又累又臟而溜了，陳秀鳳找到老板說由她包下這臟活。老板正愁沒人干這份差事呢，于是答應每月多給陳秀鳳150元。為了這550元錢，陳秀鳳每天就像是在拼命。這年，兒子在她的勉勵下終于考上了北航。可沒等陳秀鳳送走兒子緩口氣，丈夫欠下的3萬元債務的債主找上門來了。“已經過半年了。這是說好的事——還不了，房子就歸我。等你什么時候有錢了，可以贖還嘛。”債主早已不耐煩了，就這么一揮手，便使陳秀鳳唯一的棲身之地也失去了……那一夜，陳秀鳳想往河里一跳就萬事了結，但她放心不下剛進大學門的兒子。為了兒子她必須活下來。為了兒子的四年學業，必須活得好好的。城里的房子是租不起的，陳秀鳳只得到郊區的一個農民家與房東合住了一間房，一切都為了省幾個錢。而所有這一切遠在京城讀大學的兒子并不知道，母親在被趕出自家門時，唯一求到的是讓債主幫她接一下兒子的來信，這樣她可以留下原來的地址而不被在外的兒子知道已經發生的變故。剛剛有了棲身之處的她為了能每月按時給兒子寄生活費，馬上又開始了尋找工作，以前那餐館由于她換了郊區的住處就無法再上班，陳秀鳳便在城鄉結合部的一家浴池謀到了一份搓背的活。剛到浴池上班時，面對顧客那高傲、鄙視和挑剔的目光，陳秀鳳真想甩手走人，但最后還是強打著笑臉留了下來。那時的她已經顧不了自己的臉面和自尊了，她唯一想到的是自己有份工作，而兒子能把大學上好，這是她全部的精神寄托與力量支柱。第一個月發工資，她給兒子寄去了300元，并特意寫信說她在一家商場站柜臺，工作還算不累，待遇也挺好什么的說了一大堆，意在讓兒子花她的錢少心疼些。但即便陳秀鳳編織的如此“好境”也不長久，她干活的那個浴池因有人舉報說是從事se情服務被查封了。陳秀鳳第三次失業了。這可怎么是好？那些日子里，陳秀鳳急得天天出外尋找工作，可偏偏哈爾濱市的下崗人員一撥比一撥多，好像這個世界就不再有她可以謀生的飯碗了。一日，陳秀鳳在市里不知跑了多少家勞務市場，累得她實在支撐不住了，她不得不在馬路邊上撿了張舊報紙墊著坐下歇歇。望著車水馬龍的鬧市，陳秀鳳無奈地低下痛苦與自卑的頭顱……嗯，這是什么？“一浙江修鞋匠靠在城市里幾年修鞋掙得的錢，在家鄉蓋起一座樓房，并使全家走上了小康。”陳秀鳳看著看著，忍不住拿起報紙讀了起來。對呀，人家鄉下人跑到城里修鞋還發了財，咋我們城里人就不能也當一回修鞋匠，也發它一回財呢？陳秀鳳的這一發現不亞于當年牛頓發現蘋果落地的“牛頓定律”，她頓時眼前一亮，拾起舊報紙大步融入急急趕潮的人流。陳秀鳳盡管什么苦都吃過，她覺得自己若在人后干再臟再累再低下的活兒都不在乎，可頭一回擺攤時，面對那么多行人看著自己，特別是偶爾還碰到幾個熟人時，她真的有些抬不起頭。更主要的是，由于起初并不熟悉修鞋技術，一向麻利的她對自己在眾人面前表現出的那笨手笨腳的活計羞死了。第一天，拿錘子的右手酸得直不起，而被錘子砸了不知多少下的左手則早已皮開肉綻……日子長了，有一天一起在街上擺攤的一位小師傅向她建議，如果想多掙點錢，就得到人多的地方比如大學門口什么的，那兒人多，大學生們好動，又遠離家人。陳秀鳳一下想到了自己的兒子，對呀，大學生的鞋襪是破得最多的，何不上校門口去呢！陳秀鳳說搬就搬，到校門口一擺攤生意真紅火，特別是下課時和周末節假日里，學生們成群結隊地圍起來要求修鞋補襪的。看著這些遠離父母的孩子們，陳秀鳳像是見了自己的兒子，既心疼又喜愛：“你們只管拿來，有錢的給多少算多少，沒錢的算阿姨做了人情……”沒想陳秀鳳的實心實意，更使大學生都喜歡來找她。積少成多，小生意的收入也還可以，陳秀鳳除去自己的必要生活費外，每月給兒子寄的300元錢又有著落了。陳秀鳳從此與大學結下了好緣。許多與她一樣的下崗或做其他小買賣的人也曾在大學門口設攤做活，但最后留下的并不多，唯獨陳秀鳳一干就再也沒有離開過大學門。他們不理解陳秀鳳為什么能在同樣的地段、同樣的生意上卻做出與眾不同的結果？其實那不同點正是因為在陳秀鳳的眼里，那些大學生們就好比是她自己的兒女，也正是她發自內心的那份愛，才使得學生們都喜歡上了這個熱情服務的“陳阿姨”。“陳阿姨”后來成了“陳老板”。新年開學，陳秀鳳發現她原來擺攤的那個大學的學生們也搞起了修鞋一類的勤工儉學活動。她知道參加這一活動的都是些跟她兒子一樣的貧困生，所以主動地放棄了自己的攤位。不過她并沒有離開校門，經歷了放假和開學的兩個高潮，陳秀鳳發現學生們買箱用包特多，尤其是一些外地學生，放假、開學時，身上少的也有那么一兩個箱包。這可是個好市場呀！如果在學校附近開設一家專門從正規渠道進貨的箱包店，價格和款式上又能與年輕人合拍，生意一定不錯。這時的陳秀鳳已經有了不少經商意識，她拼湊了2000元錢，從十幾里外的一個箱包市場批進了十幾個包，第一天就在校門口賣掉了6個，第二天又跑到另幾所大學門口，不想手中的貨全都脫銷了，雖然她出手的價格比商店里的要便宜，但畢竟還是賺了不小一筆。就這樣，陳秀鳳批一回賣一回，學生們也知道“修鞋陳阿姨”變成了“賣包陳阿姨”，批發商們也慢慢把她看成“大戶”客客氣氣待她。一日，陳秀鳳又一次來到箱包市場，一位浙江溫州的箱包廠經銷科長把她叫住了：“大阿姐，我們看你做生意蠻好，想請你當我們‘金龍箱包廠’的業務總代理，在哈爾濱開個箱包行。你愿不愿意？”“我？我給你們開箱包行？先生你沒搞錯吧，我可只是個下崗后擺小攤的呀！”陳秀鳳吃驚不小。那溫州人笑了，說大姐你再看看這個包怎么樣？“這、這不是我前陣子給一個老板瞎比畫的包樣嗎？”陳秀鳳做夢也沒想到，她半個來月前試著讓人問問有沒有她想象中的那種款式的一個包樣，現在竟成批地放在了她面前。“沒錯，這正是你設計的。我們只是在用料和裝飾上稍稍改了一下，看看，這款式我們剛上市就有不少人訂貨！”溫州人說得有鼻子有眼，但絕不是假話，“我們這個箱包行，實際上你是設計者加經銷商，我們是生產廠家，利潤嘛按營業額分成，你看怎么樣？”還有什么說的，天上掉下來的餡餅你不吃也是白不吃！不久，陳秀鳳的“金龍”箱包行正式開業，她還特意雇了三個同為下崗工人的女店員，自任總經理。箱包行開業之后，生意果真像溫州人預測得那樣好。此時的陳秀鳳，被這意外的收獲激動得不知說什么好。1997年春節，陳秀鳳懷揣3萬元巨款，懷著不同尋常的心情，敲開了那位占她房子的債主的大門。“錢一分不少地還給你，你必須馬上將我家的房子騰出來！”陳秀鳳強忍著不讓淚水從自己的眼眶里流出。幾天后，當她以主人的身份再次回到失而復得的房內時，久溢在眼眶內的淚水奪眶而出……又過了幾天，兒子從北京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當他看到母親一臉紅光，和那被母親裝飾一新的房間時，高興得摟著母親連聲說道：“媽，我走這么長時間后你反倒年輕了許多……真的，媽！”陳秀鳳聽后，只是沖兒子笑，就是說不出一句話。她的心里有太多的淚在流淌，而所有這些在外讀書的兒子則一點也不知道。如果不是后來女記者于秀文在《 遭遇下崗 》的文章中寫下陳秀鳳上面這段非同一般的經歷，她的兒子和我們所有人可能永遠不知道曾經有這樣一位母親為了上大學的兒子所付出的這一切。 天下的愛，莫過于母親的愛。天下的情，莫過于父親的情。 在北京市郊的一個建筑工地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學生帶我來見他傷重的父親。那是一片繁忙異常的現代化新區建設工地，但這位大學生的父親卻并不在這個地方，而是在附近一個條件極差的小水泥攪拌場。我們穿過幾個大水坑之后，又貓著腰才走進一個又矮又潮濕的草棚。“就在這兒。”學生說完，自個兒先進了草棚。我進去見到了他的父親。學生的父親大概并不知道我為什么而來，以為是他兒子的老師來了，便趕忙從那張用兩塊斷了半截的水泥板拼成的“床”上支撐起身子，可后來還是非常吃力地躺下了。“老師對不起啊，我的腳……”他十分歉意地從臟兮兮的被窩里露出一條綁著紗布的腿。“別別，你歇著歇著。”我趕緊示意，然后問，“怎么傷的？嚴重嗎？”“是樓板砸的。沒事……”學生的父親強作輕松地想在我面前晃動一下那條傷腿，結果“哎喲哎喲”地連叫起來。“怎么回事？”不想我這一問，那學生站在一旁就哭：“他……都快化膿了，還說沒事。嗚嗚……”“這孩子，你哭什么！”父親瞪了兒子一眼，又朝我很不好意思地笑笑，“小毛病，我們鄉下人不當回事，隔幾天我就可上工地了……”兒子突然沖著父親嚎起來：“還去啥？要不是你上個星期去干活，也不會又把腿折斷嘛！”“這孩子！”我看父子倆有些較勁兒，便趕忙打岔：“這位大哥你能給我說說在北京做工的事嗎？”“唉，不就是為了孩子上學嘛！”父親一聲長嘆之后，便是長久的沉默……“說來話長呀……”等兒子出門打水走后，這位學生的父親便跟我聊了起來，令我沒想到的是，這位與我們同在一個城市里生活了三年的安徽漢子，竟為了兒子的學業幾闖京城，歷盡滄桑，且險些喪失生命。下面是他的話： ……說起來我家還不算鄉下，不過也不算城里，是典型的南方小鎮。我孩子的爺爺輩在解放前做小買賣，后來辦了個小作坊，結果一解放被劃了個小資本家。這好，打那時起，我們家祖墳上的那棵彎彎樹就被人連根拔起并拋到荒野……其實我這個解放后才出生的“資本家狗崽子”，打生下后就沒有見過家里有什么“資本”值得我能在外面炫耀的，倒是因為父親頭上的那頂帽子使我只上了初中就輟學了，之后是我被趕到公社的一個最偏遠的農場落戶。直到1980年所有的“狗崽子們”都開始恢復人的尊嚴時，我才重新獲得了城鎮居民的資格。但這有什么用？那時我既沒有文化可以去攻讀大學，也錯過了當學徒工的年齡，二十七八歲的我成了一個誰也不要的“無業游民”。后來就在一家鄉辦小廠當看門的。那時我雖然政治上“翻身”了，但人們卻已經開始更多關心物質、關心致富了。我呢，一個看大門的，既無技術又無文憑，加上幾十年的“造**”早把我家的“資本”給徹徹底底地刨光了。我年紀又屬高齡，經人介紹與一位農村姑娘結了婚——是一位真正的貧下中農。她不僅出身好，而且她的家一直窮到現在。不管怎么說，我們還是有了個傳宗接代的兒子，且我心里踏實的是，我的兒子至少有一半血統是革命的進步家庭的。有了孩子后，我才感覺自己的生命才真正開始。可是孩子他媽身體本來就弱，生孩子后又落了病，等第二個孩子會走路時，她就癱在床上不能動了。從那時起我一個人得管全家4張嘴，日子怎么過來的連我自己現在都說不清，反正這個世上啥樣的苦活累活沒有我沒干過的。命里注定的，有啥法子？但我知道有一點不能耽誤，那就是孩子上學的事。我這輩子是沒戲了，拿你們城里人的話說叫“被耽誤了的一代”。我的兩個孩子都還出息，大的1995年考上了你們北京這兒的大學，小的考上了合肥一所大學。看到兒子比我有出息，我心里高興，孩子他媽也高興。可是我一個人要供兩個孩子上大學，還要管家里一個癱在床上的病人，我知道單靠我原來在廠里看門賺那么三四百塊錢是不行的。所以從大兒子考到北京后，我聽說北京這兒打工能賺錢多些，于是便來了。第一年我在一個包工隊那兒干活，一個月600塊錢，管運磚，人家管一頓飯。我就每月自己留100元，給北京的兒子300元，給合肥的兒子200元。但是好景不長，這個包工隊在一次給人家施工時出了質量毛病，被解散了。后來我又在亞運村那兒的工地找了一家施工隊，可那個包工頭心黑，說就給500元，而且不是全額發給大家，每人每月扣100元，說是怕我們半途跑了。400元一月，我的日子就難了，大兒子那兒只能減少成200元，小兒子給150元，自己留50元生活費。50元能夠什么用？可這50元我也基本上全部省了下來，我知道兒子在學校有不少事，再說家里還有個癱在床上的人也得吃呀！包工頭很黑，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雖說管飯，可那哪叫飯嘛！早晨是兩個饅頭，幾塊咸菜，中午又是兩個饅頭，多了一盆菜。晚上跟中午差不多，最多把饅頭改成面條。那菜從來是不見油星和肉味的，而且長年累月不變樣。包工頭不怕你不干，用他的話說，在北京想承包一個工程不容易，可兩條腿的打工仔是張一個口袋就套進十個八個。再說在他這兒干了一陣你再走，虧的是你自己，因為你這樣走是拿不到他所扣下的一分錢。1996年春節剛過，我突發胃病，想不干了，正好大兒子也要放寒假了，我們爺兒倆想一起回老家。可是那包工頭就是不同意，說拿錢必須等他的工程完后。我就跟他吵，沒用。我只好留下再干，但我的胃越來越不行，一下被工友們送到醫院，住了十幾天。這時，兒子從家里發來電報，說他娘快不行了。于是我趕緊找到包工頭要錢回家，你聽人家怎么說？他說你拿什么錢？你看病住院花了我2000多塊誰付？我說我是在為你工作時累病住院的，當然你該為我付嘛！他說誰規定的？我說有《 勞動法 》。他說那你去找《 勞動法 》要。等我再想跟他理論時，他干脆叫來一幫小流氓把我的鋪蓋往水塘里一扔，將我趕出了工地。這個時候我又接到了家里的急電，說孩子他媽已經危在旦夕。可這個時候我身上連一張火車票錢都沒有呀！咋辦？我開始想到孩子的學校去借，后來覺得這不是給孩子丟臉嘛！所以就沒去。但幾十塊錢也不是白白在馬路上能撿得到的呀！不瞞你說，我還真一個人偷偷到五洲大酒店、康樂宮門口轉悠過，但一個下午沒見到過一個子兒，倒是別人把我當做小偷似的轟了好幾回。后來我到西單地鐵口當了兩天真正的乞丐，總算把回家的火車票錢要到了手。那天我上火車時，正是大年初一，從北京開往合肥的車上沒幾個人，服務員比平時服務態度好多了，她們不時推食品貨車過來問你要不要這個買不買那個，我呢，心里想要可口袋里掏不出一分錢，20多個小時，就吃了對面座位一個下車旅客留下的半截要扔掉的香腸……可是我就這么千里迢迢趕回家，卻沒有來得及同孩子他媽說上一句話——她在我到家的前一天夜里已經斷氣了。辦完孩子他媽的喪事，我又欠了一屁股債，可孩子開學又得要錢呀！有一天我看到一則報紙上說有人愿出3萬塊錢換個腎，我瞞著孩子悄悄到縣醫院想跟人家商量這事。不知孩子是怎么知道的，趕到醫院把我拖了回去。兩個兒子哭著說，爸你要是這樣做我們就不上大學了。我說那怎么行，我跟人家換腎也是為了你們上大學，你們不能胡想，我就是苦到頭，也全是為了你們完成學業。兒子說爸你身體本來就不好，你一旦少一個腎就全完蛋了。無奈，我說那爸就聽你們一回，但有一個條件：你們必須保證好好學習，爭取多拿些獎學金，我呢也爭取再謀個打工機會。孩子們答應了，就這樣我們爺仨在家里沒等孩子媽“頭七”就分別重返北京和合肥。我到北京后還是打工，開始聽兒子勸后想找個輕松點兒的活，但找來找去都沒成。北京這兩年外地來京打工的人太多，像我這樣年齡的人又沒啥文化，只能到建筑工地上干那些最苦最累的、待遇又最低的活。這一年多里，不瞞你說，我已經挪了七八個地方。孩子現在上大學正是花錢的時候，又是買書，又是買衣服，一個月二三百塊錢當然不夠，所以我見哪兒錢多、哪兒能當月付工錢的就上那兒。你說苦不苦？當然苦。有時我覺得實在支撐不住了就上醫院看看，醫生說我的胃病該徹底治一治了，可我說不行，我要是一下不干活了，兩個孩子的學業咋辦？我現在想，至少等我再拼上那么兩三年，讓小兒子也念完大學，到那時再說…… “那時……那時你就來不及了！”我們說到這里，打水的兒子已經從外面回來。他一邊抹淚，一邊又怨起父親來。“你知道啥？現在你的任務就是把書念好，有可能明年爭取考研究生！”看來這對父子總是誰都說服不了誰。因為天黑了，所以我不得不與這位學生的父親告辭。臨別時我勸他注意身體，還是要想法把受傷的腿盡快養好。“他從來對自己的事不在乎，看他那么可憐，我有幾次都想退學了，可我知道不能，那樣他會一下垮了。”回城的路上，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學生一直在為父親低泣著，“他實在太苦、太可憐了！醫生已經檢查出他的胃上長了個東西……”“是什么？”我心頭一緊。“兇多吉少。”“那你得勸他休息呀！”“他能聽嗎？只要我和弟弟在大學一天，他就是死在工地也不會停下來歇著的……”這位學生又在悲切地哭泣。我心頭也早已難受不堪……是啊，一個貧困生，后面就是一個貧困的家庭。而每一個貧困的家庭里，又有多少像上面的這些父母們在為了他們子女的前程、為了祖墳上的那棵“彎彎樹”而含辛茹苦，甚至不惜用生命的代價，在托筑起一條可以讓兒女們完成學業的血路！這些學生們的父母，有的在把兒女送上大學路時就病倒了，有的沒等看到兒女們上完第一個學年回家過春節就離開了人間……雖然他們永遠地倒下了，雖然連最后的一面都沒來得及見上，然而他們在兒女們的心目中永遠是一座不倒的豐碑。在我采訪的諸多貧困大學生中，他們中間幾乎十個里面就有三四人的父母或在他們上大學之前就積勞而死，或是在他們上大學的期間不別而逝。因此，這些大學生們對用生命換取自己兒女一張大學文憑的父母們，懷有最強烈和深切的親情。我見過許多學生或在大學期間、或在畢業時刻寫給亡父亡母的悼辭。這里抄下一份，一慰我對那些平凡而偉大的父親母親們的敬意—— 爹爹：您好嗎？時值春天了，您那里還冷嗎？我知道您不認識幾個字，在您有生之年，在我有限的大學生涯中，我卻沒能給您寫一封信，如今，您去了，您去了異地他鄉，有哥嫂陪您，他們是識字的，在您離去百日的紀念日子，我不能去看您，便寫此信給您，略表唯一女兒的思念之情。爹，您現在是否在家歇息呢？累了一輩子，您終于有了喘息的機會，您的胸口是否還疼呢？您是否還如我最后所見的那樣憋悶呢？哥哥嫂嫂是否孝敬您老人家？那么多親朋故友，他們是否如以前一樣常去找您聊天，拉家常呢？您的吃住有沒有困難呢？爹，您是搞電的，您去了，您那里是亮了，鄉親們也方便了，可是您別只惦著別人家燈黑，您要抽點兒空把自己的房子也安好燈，您年歲大了，黑燈瞎火的，走路不方便！您離開我們3個月了，可我感覺已有百年之久了，我好想您呀！3個月前，您連最后一面也沒等我見，當我見到您的時候，您默默地靜靜地躺在刺骨的寒風中，看著您安詳而平靜的臉，沒有絲毫痛苦的表情，我的爹爹呀，您那么難受，怎么不肯給您唯一的寶貝女兒說呢？奶奶說您臨終前說過“不想我”，我聽了淚如泉涌，這怎么可能呢？我是您唯一珍愛的女兒，是您一直引以為自豪的孩子，雖然您一直沒有寵過我，可那份深摯的感情，我體會得到，您肯定在埋怨我沒給您找到最好的大夫，您一定清楚女兒在騙您說您的病沒什么！您肯定是怕耽誤我的學習而不肯讓我娘給我打電話！您覺得對不住我，因為您未能實現供我上完大學的諾言！爹爹，您有什么慚愧的呢？為了我上大學，您帶病瞞著家人工作了5年，在臨終前半年，病已很重，我們才發現，您還不肯住院，我知道，您是舍不得那來之不易的錢，您要留給我上學用！在我苦勸之下，您僅住院一周，便非要回家，難道您為我犧牲得還不夠嗎？是我有愧于您，兩次高考，把您的心都急碎了！然而，考上了大學，您終日洋溢著幸福的笑，把這作為對您最大的回報。爹爹，您走了，帶著我無限的眷戀與牽掛，帶著我的思念永遠地走了。不過，您放心，我會永遠牢記您的教導，自強、自立，人前人后寫一個完整、獨立、自強的“人”字，您的寶貝女兒絕不會給您丟臉的。安息吧，爹，我一定會努力修完大學，以優異的成績完成您的遺愿，在您兩周年的時候，我會帶給您欣慰的答案；放心休息吧，爹爹，我會盡力照顧好年邁的奶奶、母親和幼小的弟弟，也許不及您在的狀況好，可一定不會讓人覺得我們母女可憐，我要用我業已挺直的脊梁在世界上闖一片燦爛的天空，為奶奶和娘創造一個安定幸福的晚年生活！且至此吧。女兒 珍珍
第十三章馱在車轱轆上的豐碑 我知道白芳禮老人的事是從團中央學校部一位負責人口里聽到的，他告訴我，在天津有一位蹬三輪車的老人現已八十五六歲了，10幾年來靠自己蹬三輪車賺來的血汗錢，資助了近200個大學生的學費與生活費，曾受到***、李鵬、李瑞環等領導的贊譽和接見。初聽這事，我除了強烈的震驚外，心里怎么也難以接受這個事實。我覺得讓一個80多歲的老人而且還是蹬三輪車的老人，用自己那么一腳一蹬踩出來的血汗錢，去供那么多青春年少的大學生吃飯、穿衣和上學，實在太殘酷了，也太……總之我心里有種說不清的滋味。去采訪之前，我給天津團市委打了個電話，請他們幫助找到這位老人。5月19日，我正在北京參加一次文學研討會，會的中途傳來天津方面打在我尋呼機上的消息：“天津無你打聽的那個白大爺……”這怎么可能！我走出會議大廳，急忙給天津方面打去長途電話，要求他們繼續幫助尋找。下午對方告知“已找到”，這才使我懸著的心放了下來。第二天一早4點我就睡不著了，5點“打的”趕到市郊的趙公口長途汽車站，因為來得太早，白白在晨露中等了一個多小時才啟程到天津。9點半左右，市學聯的一位同志帶我在大街上轉來轉去走了好多路，來到了天津火車站。“白大爺就在那個大廣告牌后面。”學聯的同志指著火車站西側的那塊巨型廣告，對我說，“白大爺平時沒有固定地點，到處都走。為了今天你的采訪，昨天下午我專門來了一趟，讓他今兒在這個地方等著。”越過川流不息的車潮和熙熙攘攘的人流，我們來到巨型廣告牌后面的一個三角地。我遠遠看到在那個三角地的路邊，堆放著一攤破破爛爛的東西，有各種瓶瓶罐罐、紙屑廢桶等，在這些廢品堆放物的中央，有一個用舊編織袋片搭成的只有半人高的小棚棚。在棚的后面，只見一位衣衫穿著極為破舊的老人在一只小盆里洗刷著兩頂舊鴨舌帽……“這就是白大爺？！”“是他。”這時，老人正抬起頭。我心頭一顫：這不是油畫《 父親 》的翻版嗎？瞧那一道道刀刻般的深深皺紋和充滿滄桑的臉……“你是北京來的作家？”老人直起身子，那張黑黝黝的臉盤頓時綻出那憨厚的歉意，“看看，我嘛沒干，又讓上面重視了。”老人家原來是個一開口就叫人能見得著底的人哪！“可你這陣來看我啥都不像了……”老人皺起眉頭，指指點點地對我說，“以前我在這兒有13個小賣鋪，前陣子政府號召要整治車站、街道環境，我們這些小賣鋪、小亭子都得拆掉。我是勞模，當了幾十年的老勞模，得帶頭響應政府的號召呀，所以我就讓政府先拆了我的這些小賣鋪。13個小鋪哩，他們那天來了30多輛車、100多號人哪，拆了近一天，全給拆掉了。現在我就成了這個樣，一點不像樣，以前可不是這樣的，生意好著呢！”老大爺還是個做過大生意的人呢，這也是我沒想到的。“哎，以前生意大著呢！”老人一提起這，頓時神采飛揚。他說他這兒是前些年張立昌市長親自給他批的一塊地用來讓他建小亭子，賣些水果、包子什么的。“我是老勞模，嘛事就得想多為國家做點事，多做點貢獻。你等著，我給你看看材料……”老人轉身鉆進那個小棚棚，很吃力地拎出4個塞得滿滿的包包給我看：“都是材料，寫我的，還有照片。好多好多呢。我當勞模十幾年，你想十幾年了給我寫的材料有多少！多去了，家里還有好多好多……”質樸的老人拿起一張張皺巴巴的、早已發黃了的各式各樣有關介紹他的報紙和新聞圖片，如數家珍似的給我看，那張滄桑的臉上露著一種童真般的笑容。而我正是從這些早已發黃和模糊了的點點滴滴材料上，了解了這位蹬三輪車老人的事—— 白芳禮老人生于1912年，祖籍河北滄縣白賈村，祖輩貧寒，他從小沒念過書，如今也不認得幾個字。1944年，因日子過不下去逃難到天津，流浪幾年后當上了一名賣苦力的三輪車車夫。從那時起，他一跨上三輪車就沒停過，一直到50多年后的今天。解放后的白芳禮，靠自己兩條腿成了為人民服務的勞動模范，也靠三輪車拉扯大了自己的4個孩子，其中3個上了大學。從小不認字的老人，對自己能用三輪車滾出的汗水，把自己的子女培養成大學生感到欣慰。1986年，相當于繞地球蹬了幾十圈的74歲老人正準備告別三輪車時，一次回老家使他改變了主意，并重新蹬上三輪，開始了新的生命歷程。娃兒，大白天的你們不上學，在地里泡啥？老人在莊稼地里看到一群孩子正在干活，便問。娃兒們告訴這位城里來的老爺爺，他們的大人不讓他們上學。這是怎么回事？老人找到孩子的家長問這究竟為啥。家長們說，種田人哪有那么多錢供娃兒們上學。老人一聽，心里像灌了鉛，他跑到學校問校長，收多少錢孩子們上不起學？校長苦笑道，一年也就百兒八十的，不過就是真的有學生來上學，可也沒老師了。老人不解，嘛沒老師？校長說，還不是工資太少，留不住唄！老人頓時無言。這一夜，老人輾轉難眠：家鄉那么貧困，就是因為莊稼人沒知識，可現今孩子們仍然上不了學，難道還要讓家鄉一輩輩窮下去？不！其他事都可以，孩子不上學這事不行。“有件事跟你們說一說我原打算回老家養老享清福，可現在改變主意了，我要回城重操舊業。”家庭會上，白芳禮老人當著老伴和兒女們宣布道，“另一件事是，我要把以前蹬三輪車攢下的5000塊錢全部交給老家辦教育。這事你們是贊成還是反對都一樣，我主意已定，誰也別插杠子了！”別人不知道，可老伴和孩子們知道，這5000元錢，是老爺子幾十年來僅存下的“養老錢”呀！急也沒用，嚷更不頂事，既然老爺子自己定下的事，就依他去吧。家人無可奈何地嘆了幾聲氣，孝順的兒女們擔心的是父親蹬了一輩子三輪車，如今這么大年紀了，本該享享清福，可他……唉，阻是阻不住了，老爺子的脾氣家人最清楚。“爸，咱再說別的啥是沒用了，您老可悠著點兒，腿腳感到有點兒累了就早點兒回來歇著呀！”像往常一樣，兒女們在老爺子出門時，給他備好一瓶水、一塊毛巾，一直目送出街的盡頭。白芳禮呢，這回重新蹬上三輪車雖然還是那么熟悉，那么轉圈圈，但心里卻比過去多裝了一樣東西，那就是孩子們上學的事。是的，毛主席都解放我們幾十年了，咋還有念不下去書的？！不能，絕不能讓小娃兒們再像我不認得幾個字而只能蹬三輪車。74歲的老人想到這里，他的雙腿重重地提了一把勁兒，而就是這么一提勁兒，又整整繞地球轉了六圈……面對一位如此執著、堅韌的耄耋老人，我的心無法不強烈顫動。那輛伴著老人走了地球幾圈的三輪車就停在旁邊，這是很普通的一輛人力小車，與天津火車站附近千百輛三輪車不同的是，這輛小車前面有一面十分醒目的小三角紅旗，紅旗上面有3行字：老弱病殘優待，孤老戶義務，軍烈屬半價。“你看看咱車站四周有多少蹬車人哪！競爭了不得喲。可我從不掙黑心錢，為了給孩子們多掙些錢念書，我就爭取每天多跑幾趟。這面旗打出去后，好多以前的老伙計朝我白眼，說你又是壓價又搞義務我們生意怎么做呀。我說你們說錯了，車站那么多人要車，我哪顧得過來？你們掙錢是為了養家糊口和發財，我不一樣，所以我可以搞些義務，當然我也要賺錢，可賺了錢是為孩子們上學用的，好生意你們搶去了，我只能找些便宜的或者半價一類的活。聽我這么一說，那些老伙計們就不再跟我過不去了。”老人擦著車，開心地說著。然而我怎么也開心不起來，看看眼前這位蒼如古柏的三輪車老人那身破陋得與街邊要飯的乞丐無兩樣的行頭，誰能想得到他在這10余年里竟無償向教育事業贊助了30萬元巨款，長年支援了天津、南開等好幾所大學里正在讀書的200多名貧困大學生和幾十名有經濟困難的中小學生上學！“大爺，您給學生們捐了那么多錢，自己卻生活得如此艱苦！”我實在無法忍心看一眼這位已是風燭殘年的老人的生活，從頭到腳穿的是不配套的衣衫鞋帽，吃的是冷饅頭加一瓶白開水，那張他說已經在此住了10個年頭的所謂“床”，只不過是兩疊磚上面擱的一塊木板和一件舊大衣。沒有“屋”，唯一的“屋”是塊攤開的塑料編織袋布和4根小木桿支撐的一個弱不禁風的小棚棚。我來此的夜晚京津兩地正下過一場暴雨，老人說他昨晚就是在雨中過的，他拿起一床正在曬著的被子給我看，那上面有一大攤水跡……“以前這兒是小亭子，7平方來米，能有個棲身之處。現在不行了，給拆了，不知啥時候能好起來……”老人似乎對我沒能看到他以前曾經“輝煌”的小亭子感到有些遺憾。其實有人告訴我即使是那時，老人過的仍是儉樸得叫人不堪入目的生活。為了能多掙一點兒錢，他已經好多年不住家里，特別是老伴去世后他就以車站邊的小亭子為家，很多時候由于拉活需要，他走到哪就睡在哪，一張報紙往地上一鋪，一塊方磚往后腦一放，一只帽子往臉上一掩，便是他睡覺前的全部準備“程序”。“我從來沒買過衣服，你看，我身上這些襯衣、外褲，都是平時撿的。還有鞋，兩只不一樣的呀，瞧，里面的里子不一樣吧？還有襪子，我都是撿的。今兒撿一只，明兒再撿一只，多了就可以配套。我從頭到腳、從里到外穿著的東西沒有一件是出錢買的。”老人說到這兒很神秘地對我說，“那么多記者采訪我，我都沒給他們講這些事，你是第一個知道。”我忙說謝謝您老了。于是老人接著說：“我哪舍得花錢！蹬一次車賺一二十塊錢不易啊，孩子們等著我的錢念書，我天天心頭惦記著我贊助的那幾百學生。我就不能花錢，只能往里掙才是。孩子們考上大學多不易，可考上大學還念不起，你說這事咋整？那年我聽人說咱天津幾所大學里有不少學生考上了卻沒錢買書，沒錢吃飽飯，我想孩子們的家長沒辦法給他們掙來錢，可我蹬三輪車還能掙些呀，所以我就重操舊業，一蹬就蹬到現在，一蹬就下不了車了，你想幾百個學生光吃光出學費一年就要多少錢！我是勞模，沒文化，又年歲大了，嘛事干不了了，可蹬三輪車還成。一天蹬下來總還有幾十塊錢么，孩子們有了錢就可以安心上課了，所以一想到這些我就越蹬越有勁……”老人說得我鼻頭直發酸。現今的社會上有大款兒一出手可以給哪個單位贊助幾百萬、幾千萬甚至幾個億的，雖然賺錢也并不是對所有人來說都那么容易，但無論如何他們要比白芳禮容易不知多少倍。可是我眼前的這位津門老人為學生們送去的每一分錢，卻是用自己的雙腿一腳高一腳低那么踩出來的，是他每日不分早晚，櫛風沐雨，用淌下的一滴滴汗水積攢出來的，它是多么來之不易，來之艱辛呵！一日，老人正蹬車回“家”時，見路邊躺著一位昏倒在地的婦女。他趕緊下車將這位40來歲的婦女扶上自己的小三輪，之后直奔醫院。誰知在顛簸中蘇醒過來的這位婦女說啥也不愿讓老人往醫院送。“大爺求求您了，我要趕回學校，您給我把車轉過來。”老人聽婦女說這話后有些不解，便問嘛回事。當這位婦女告訴他自己是位老師，身體不好，有貧血癥，眼下得要趕去給學生批改作業呢！白大爺聽到這里，心頭一陣發熱，從此更堅定了他支持教育的那片赤誠之心。而且似乎每每想起這位因勞累導致貧血的女老師，老人不僅一方面更拼命蹬車，另一方面對自己儉樸的生活更苛刻。除了不買衣帽鞋襪外，連吃的東西他都盡可能地不買不花錢，有人常看到他在拾他人扔下的饅頭、面包或半截沒有吃完的香腸……白芳禮的事跡后來被新聞媒體廣為宣傳報道，他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一次他正在5路汽車站小憩時啃著一塊饃。有人認出是“當代武訓”白芳禮老人，便一下圍了過來。有人就問他：“您老捐別人十萬八萬的，為嘛自己這么苦？”老人舉起如今到處可見的棄饃說：“這有嘛苦？這饃是農民兄弟用一滴一滴汗換來的，人家扔了，我把它拾起來吃了，不少浪費些么？！”在場的好幾位人被感動得直流淚。老人為了讓孩子們能安心上學，他幾乎是在用超過極限的生命努力相助著。老人告訴我，有一年他到南開大學給貧困生捐款，學校要派車來接他，老人說不用了，把省下的汽油錢給窮孩子買書。后來他自個兒蹬著三輪車到了南開大學。捐贈儀式上，學工部的老師把這事一講，臺下一片哭聲。許多學生上臺從白芳禮老人手中接過資助的錢時，雙手都在發抖，說我們一個個青春年華卻讓如此一位日子比乞丐好不了多少的蹬三輪老人供學費、供生活費，實在過意不去。當場有一位來自新疆貧困地區的大學生，門門功課優秀，道德品質也好，沒畢業就被天津一家大公司看中，并以高薪相聘。在這捐贈儀式上，這位新疆學生情不自禁地走上臺，激動地說：“我從白大爺身上，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精神和力量。這種精神使我的靈魂得到升華，現在我正式向學校、也向白大爺表示：畢業后我不留天津，我要回目前還貧困的家鄉，以白大爺的精神去努力為改變貧困落后做貢獻。”那位同學說完深深地向白芳禮鞠了一躬。這時全場的情緒激昂起來，緊跟著一批安徽、貴州等地的大學生們紛紛上臺表示服從分配，到祖國最艱苦、最需要的地方去。南開校園里的這一幕是白芳禮老人最感欣慰的事。他說有人說我傻，辛辛苦苦掙來的錢都送給了別人，自己卻過得不像人過的日子。要說人家的話一點道理沒有也不對。我過得是苦，掙來的每一塊錢都不容易。可我心里是舒暢的，看到大學生們能從我做的這一點點小事上喚起一份報國心，我高興呀！你都看到了，像我這樣一大把年歲的人，又不識得字，沒啥能耐可以為國家做貢獻了。可我捐助的那些大學生他們就不一樣，他們有文化，懂科學，說不定以后出幾個大人才，那對國家貢獻多大！老人說到這里，從其中的一只包里取出一疊資助的學生名單給我看，他說他不認得字，不知上面都寫些啥，但知道這些孩子都是從窮地方來的好孩子，不是好孩子咋能考上南開、天津大學這樣的名牌大學？老人說這些時，那雙布滿血絲的眼睜得特別大，仿佛他已經看到自己用汗水換來的辛苦錢有了滿意的回報。“我給這些孩子捐些錢讓他們買書學知識，買點吃的補補身體。嘿，他們一轉眼大學畢業，上了工作崗位，搞出個啥科學發明，你說那該給國家建設做多大貢獻哩！”我看到老人說到這兒，臉上光彩異常。1994年，時值82歲高齡的白芳禮在一次給某校的貧困生們捐資的會上，他把整一個寒冬掙來的3000元辛苦錢交給學校后，這個學校的領導說要代表全校300余貧困生向他致敬。老人一聽這話，久久思忖起來：現今家里缺錢上學的孩子這么多，光靠我一個人蹬三輪車掙得的錢救不了幾個娃兒呀！這可咋辦？老人的心一下沉重了起來。回到車站他的那個露天“家”后，老人硬是琢磨了一宿，第二天天還未亮他就把兒女家的門給敲開了。“爸呀，您這么早來沒出啥事吧？”兒女們看老人氣喘吁吁地掛著一身霜露，不知老爺子有啥急茬，忙讓進屋。老爺子要過一碗水，拍拍衣襟上的落塵，說：“我準備把你媽和我留下的那兩間老屋給賣了，再貸點錢辦個公司。”“哈哈哈，我的老爺子，您昨晚沒多喝吧？”兒女們一聽這就忍不住捧腹笑起來。老爺子有些生氣了，板著臉：“我給你們說正經的，有嘛好笑？我就是要辦個公司，名字都想好了，就叫‘白芳禮支教公司’。”“啥啥？子餃還是水餃公司？”“支——教，支持的支，教育的教，支持教育的公司。”老人一個字一個字給兒孫們念清楚。這回都聽清楚了：老爺子真是著了魔，敢情自個兒賣老命還嫌不夠，還想當個“專業”贊助戶！“你們看咋樣？啊，說呀，是支持還是反對？”老人心急地問了這個又問那個。兒女們你看我，我看你，異口同聲地：“爸，只要您老看咋合適就咋辦。”“哈哈哈，我說我的兒女就像我么。”這回輪到老爺子哈哈樂不可支了。“爸，我們嘛不擔心，就是擔心您老這么大年歲還……”白芳禮朝兒女們揮揮手，說：“啥事沒有，你們開口支持我辦支教公司比給我買罐頭、麥乳精強百倍。走嘍——”老人猛地一按車鈴，伴著清脆悅耳的“丁零零”聲，便消失在晨霧之中……不多時，由市長親自給白芳禮老人在緊靠火車站邊劃定的一塊小地盤上，全國唯一的一家“支教公司”——天津白芳禮支教公司宣布正式成立，84歲的白芳禮當上了公司董事長。開業伊始，他對受雇的20多名員工莊嚴宣布：“我們掙來的錢姓教育，所以有一分利就交一分給教育，每月結算，月月上交……”不知道的人以為這下白芳禮老人可以坐享清福了，其實他的那個“支教公司”只不過是火車站邊的一個7平方米的小售貨亭，經營些糕點、煙酒什么的。“可別小看我的小亭子，這兒可是黃金寶地哩。”與我面對面坐著的白芳禮老人指指如今那塊成為他露天棲身之地的地盤，不無自豪地說，“我就是憑著賣掉老屋的1萬元和貸來的錢做本錢，慢慢滾雪球越滾越大，由開始的一個小亭子發展到后來的十幾個小亭子，連成了一片。最多一月除去成本、工錢和稅啥的，還余1萬多元哩！”“那可比您老一個人蹬三輪車多賺不少喲。”我聽后打心眼兒里為老人高興。“多好幾倍呢！”老人發出朗朗笑聲。不過有一件事我不禁要問他：“您老這么一大攤都是自己管呀？”“不不不，我是董事長，不管具體的，我雇一個經理，他幫著我管事。我還是蹬自己的三輪車……”老人連擺了幾回手，“我懂嘛做買賣？再說蹬了幾十年三輪，你這回一下讓我真像皇帝那樣坐在太師椅里，看著伙計們流著汗吆喝著，可不是自己給自己折壽嗎？要不得要不得！”老人樂呵呵地開懷大笑之后，接著說道：“再說想想那些缺錢的孩子，我也坐不住呀！我還是像以前天天出車，24小時待客，一天總還能掙回個二三十塊。別小看這二三十塊錢，可以供十來個苦孩子一天的飯錢呢！”這就是一個耄耋老人的全部內心世界。他靠自己的全部所能，烘托著一片燦爛天空，溫暖著莘莘學子。我知道自辦公司起，白芳禮老人每月向天津的幾所大學、中學、小學送去數額可觀的贊助費，這些所謂的贊助費實際上就是他的“支教公司”全部稅后利潤，他因此而由開始資助十幾名學生，到后來資助幾十名、100多名，直到200多名……并且成為名揚津門和海內外的“支教勞模”。老人講到這段輝煌歷史時，情不自禁地又翻騰起那幾口袋有關他的報道材料，并自豪地夸耀起來：“……我到中央、到市里作報告，13個機子對著我，錄像的電視機呀！我對學生們講，我說你們花我白爺爺一個賣大苦力的人的錢確實不容易，我是一腳一腳蹬出來的呀，可你們只要好好學習，朝好的方向走，我供你們學習也越干越有勁么。我干啥支持教育？支持你們學生？我曉得我們國家落后就是因為教育沒上去，所以我要支持教育，支持你們學生好好上學。我是上面掛上號的人哪，不干出些事來，咋向上面交代？你看你從北京大老遠地跑到我這里來，我沒有點兒事跡，沒有點兒材料給你寫，你就不好回去寫了，我就算啥先進、算啥勞模么？所以我越干越有勁兒。我對孩子們說，你們只要好好學習，就不要為錢發愁，有我白爺爺一天在蹬三輪，就有你們娃兒上學念書和吃飯的錢。我這么一講，臺下的孩子們全哭了……”能不哭么！老人在一邊依然沉浸在他那幸福的回憶之中，而我卻無法平靜如波瀾起伏的心海世界：一個坐在你面前形似乞丐卻比豐碑更巍峨的老人，十幾年來從不間斷地蹬著三輪，行程50余萬里、捐出30多萬元幫助貧困生，其本身的壯舉便足夠讓那些大有能力卻從不愿向社會、向公益事業施舍的人汗顏，當然那些不僅不向社會、向公益事業施舍且還想盡心思占便宜、伸黑手的人，就更無法與白芳禮老人的精神境界相比。照理像白芳禮這樣高齡的老人不僅無需再為他人做些什么，理當完全可以接受別人的關愛。可他沒有，不僅絲毫沒有，而且把自己僅能再為別人可閃耀的一截燭光全部點亮，并點得如此亮堂，如此光耀！末后，老人告訴我，雖然他為諸多學生提供贊助的主要生財之源的“支教公司”，其經營地盤因整治城市環境而被拆除了，但他的三輪車還在，他的雙腳還健壯，他的那顆愛國、愛教、愛學生的心，還在“撲通撲通”地跳，他就要盡快恢復每月向200多名學生的資助。“大爺，允許我在這里代表所有受過您老資助的同學向您致意！”我覺得再在老人面前呆下去我就會哭出來。“好好，讓同學們放心，我身體還硬朗著呢，還在天天蹬三輪，一天十塊八塊的我還要掙回來。”老人吃力地從小凳上坐起來，向我伸過雙手。“您老的手怎么啦？”在我觸摸到那雙粗糙的手時，心頭一陣顫動：老人的兩手背上都有一大塊發紫的淤血斑！“前天夜里被幾個小偷打的。”老人說，“他們看我這兒亂哄哄的，就想占便宜。我出去攔，他們就用木棍打我……”我撫摸著老人手背上的傷痕，又是悲憤又是心疼，就像撫摸我自己爺爺的手。“您老快去醫院看看呀！”“我不去，一去的話他們就要讓你住院啥的，我這攤咋整？”真無法明白老人在對待自己的問題上為何總是那樣毫不在乎。臨別時，我向他要幾份資料帶走。老人顯得有些為難。我馬上明白過來，便說：“大爺，我要的資料我自己去復印，順便給您多復印幾份，以后有記者什么的來了您就可以給他們了。”老人聽后，似乎一下激動起來，臉都有些漲紅了，他把手伸過來握著我連連說：“你是我碰到的好人。以前他們來寫我，一來就拿走好多材料，我一印就是好幾十塊哪！可人家是來宣傳我的呀，我有嘛話說么！那會兒我做買賣的那些小亭子沒拆，也有錢應付得起。現在不行了，我斷財源了，資助的那些學生有的一兩個月沒拿到錢了，所以你看你大老遠地來宣傳我還讓你掏錢，怪叫人那個的……”“大爺你可別當一回事，比起您這么高齡還一腳一腳地蹬車為學生們捐錢，我們算什么？大爺千萬別……”我感覺自己的鼻子陣陣發酸，再也說不下去了。“再見了，大爺！”“歡迎再來！”身后，突然傳來老人的一聲叫喊，“……等文章出來了給我捎上一份啊！”“哎，一定。”當時已經走出幾步的我，真想再回頭看一眼津門的這位令人無比尊敬的老人，可是我沒勇氣。我發現我的淚水早已模糊了雙眼。我猜想這是第一次、或許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見我一生中最最值得尊敬的人，我多么渴望轉過身去再看一眼他，但就是沒有那種力量，沒有那種可以讓我不失聲痛哭的力量…… 離開天津，我到了山西。這完全是兩個世界的天地。一個是海與河的天地，一個是山和丘的世界。在喧鬧的大都市街頭，當白芳禮老人蹬著他的三輪車艱難地穿梭奔走在車水馬龍的大街小巷時，人們幾乎誰也不會注意或聽到一聲是屬于一位80多歲老人所碾出的那個車轱轆聲。在太行山脈的崎嶇小道上，人們同樣不會注意或聽到一位普通農家婦女推著她的那輛兩輪板車的轱轆聲……但，我卻聽得清徹、悅耳，甚至那么動情。在物質文明高度發展的今天，人們可以在咖啡館里隨意聽一出富豪們為情人或美女的一個笑臉而一擲百萬的緋聞，也可以唾手撿一簍有關腐敗官員費盡心機地替自己添金博彩而喪盡天良的佐證。然而你或許不能相信和明白這樣一件事：一位山區婦女和她父親二人，前赴后繼20年，靠推小車養豬致富來濟助一大群從不相識的貧困學生。令我感動的是，這對許多年間每次出手都是幾萬幾萬的“濟困父女”，自己家中卻一貧如洗。如果不是親眼所見，你不會相信這對經常出現在京城、省城的大會堂、電視臺里的慷慨資助者家中不僅見不到半點兒“富裕”，就連基本的生活家什都難見到：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幾間農舍，農舍里面是一字形排著的3個立柜，主人說這還是曾祖父傳的；一張方桌，兩把老式椅子，其中一把還短了半條腿；唯一的奢侈品，是方桌上擺著的一臺17英寸電視機，那是父親在他當七屆全國人大代表時從省里得獎抱回來的。主人見我們的眼睛有意無意地盯在那只老式立柜上的那把銅鎖上，便不好意思地掏出鑰匙當著眾人面打開了——沒有金銀財寶，更沒有綾羅綢緞，只有上下兩層補丁摞補丁的舊衣破褥。畢臘英說她從來不愿有記者、作家什么的到她家采訪，她說她寧可披紅戴花地站在主席臺上讓人們認為她真的是財主什么的“吹”著、“抬”著，那樣那些貧困學生就會心安理得地接受她的捐助，否則她說她的一份心意別人就不敢領受了。與太行山的泥土一樣質樸的畢臘英，不善言辭，更不善裝腔作勢，除了當她推起兩輪車給一群豬崽喂食掃圈時所勃發出的那一股麻利勁兒外，你見到的她只會是一臉憨厚的笑容和大山女兒那特有的舉止。然而這只是你所看到她的表面現象，你看不到她的那顆對生活、對貧困學生的憐惜的滾燙之心！畢臘英和她的父親都是農民，也沒有特別的能耐，他們靠一個莊稼人能做的一點種糧養豬的本領，一個成了全國人大代表(父親)，一個是省人大代表和第一屆國際家庭年“五好家庭”金獎得主(畢臘英)。“咱是農民，農民除了身上有力氣外就沒其他啥本事。力氣雖不是金銀錢財，但卻能生金銀錢財。咱有力氣呀！力氣用完了會再生出來。出點力，少睡會兒，多收幾百斤糧就少掏錢買飼料，少掏錢買飼料一年就能省出萬兒八千塊來資助那些貧困娃娃上學、讀大學。”讓畢臘英談幫困助學的“思想境界”，你就會發現她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農民，但你又同時會發現她是位真正的唯物主義思想家。沒有高深的智慧，沒有華麗的辭藻，畢臘英跟著她那位可敬的父親走過了近20年的助學歷程，而這條漫長的助學歷程既非驚天動地，又非常人所能。畢臘英對自己為何走上一條“養豬助學”人生路的最初印象并不深刻，她說還在她是個十六七歲的姑娘時，就親歷過父親出的一次當時讓她難以解開的謎。那時“文革”剛結束，因受不白之冤而蹲了幾年大獄的父親為洗刷屈辱，在目不識丁、身無分文的情況下，開始了長達10年的上訪生涯。小臘英那時不知父親求的是什么，她只知全家人為了父親能出行上訪，可以幾天幾宿不起灶、不熱炕，辛辛苦苦好不容易喂成六七十斤重的小豬崽子總被提前出欄賣掉，換得幾十塊錢給父親上省城、京城。那時小臘英也像別的女孩一樣想上學，可她不敢開口，知道全家唯一能生錢的小豬崽子是為父親上訪而飼養和準備的。她清楚記得，每次父親從省城、京城回來時總要帶回一只病怏怏的小豬崽子，而且父親總說那豬崽不是買的，是路邊撿的或是別人送的。小臘英一見這病怏怏的豬崽就生氣，一則這半死不活的豬崽總是那樣難養無比，嬌得比嬰兒還難侍候，二則只要有這小豬崽的存在，父親那上訪的心思就斷不了。恨死你這狗豬崽！有一次小臘英乘父親不在家時，有意把一堆豬飼草放在露雨天里淋濕后再給豬崽吃，那豬崽一吃便拉個不停，小臘英覺得十分解恨。可第二天她發現父親竟累昏在豬欄里——他老整整一宿用自己的體溫和草禾給小豬崽子取暖哩！那次小臘英哭了，她哭父親可憐，也哭自己的不幸命運。后來的她不僅對小豬崽子漸漸有了感情，而且發現父親在養豬崽上極有一套，什么樣病弱的豬崽，一經他手沒有不被養得體胖膘肥的。小臘英似乎從父親對養豬的專注中看到了老人家在上訪問題上那義無反顧的執著和對美好人生的無限希冀，于是她也開始學養豬，直到后來父親或家人不在的時候她能獨立喂養幾頭豬崽。這樣的日子過去了近10個春秋，小臘英也變成了大臘英，而父親也在一位老將軍的幫助下平反了往日的冤屈。“爸，你現在不用上訪了，咋還養豬崽，而且是一大窩崽？”一日，臘英見剛剛寧靜了不足半年的豬圈里又熱鬧非凡，便問。父親嘿嘿一笑，沒理會女兒的話，照常用他往日的養豬本領一天一天地精心飼養他的那些小豬崽。半年過后，小豬崽養得又肥又壯，該出欄了！鄰里們都來觀摩，并在一旁七嘴八舌地說這回畢家可再不是“上訪貧困戶”了，而馬上是養豬致富戶啦！臘英聽得也高興喲，她想跟老爸全家苦了幾十年，咱畢家也該有出頭日子了！晚飯時分，父親從鎮上回來，臘英和母親、丈夫及孩子們歡歡喜喜地把老人家讓到上座，等待著那“大珠小珠落玉盤”的激動時刻……可是直到碗空鍋朝天時，這激動的時候仍不見到來。臘英和全家人大眼小眼直瞪著父親，問你賣掉豬崽的錢哪去啦？我都給鄰村的那幾個輟學的娃兒送去了呀！父親瞇著堆滿皺紋的老眼笑嘻嘻地說道。臘英和全家人你看我、我看你，全都呆了。先是老母親的一聲撕人心肺的啼哭，接著是娃兒們的哭鬧……“咋啦？我做錯了？”父親把飯碗往桌上重重一放，說，“你們咋忘了？忘了我是為什么坐監獄吃勞苦的？忘了我為啥上訪10年才平冤的？不就是我、我們全家沒有人識文認字嘛！一個家，不認字、不識文，全家就沒有出頭的好日子過。一個國家，沒有文化、沒有科學，就是全國的人沒有好日子過。我看到鄰村的娃兒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學、考上了重點高中，卻因為沒有錢而半途退學，可惜啊！我想我老農民一個能做啥呀？不能。可我能養豬，養好幾欄豬崽，我就這點本事，我就這點能耐。那就把這點本事和能耐給那些能上大學、上重點高中的好娃兒盡一份心、一份力，有什么不對？有什么不好？你們說，我是做對了還是做錯了？英兒，你說爸是老昏了還是老得有出息了？你說呀，爸要聽你的話。”臘英哭了，哭得雙肩抖動。許久，臘英抬起淚眼，重重地向父親點點頭：“爸，你做得對。我、我們全家支持你！”“英兒……”父親頓時老淚縱橫，哭得比誰都動情，最后是在兒孫們勸導下才破涕為笑。父親選定的濟困助學路并不好走，尤其對缺乏經濟來源的一個農民家庭來說。而且除了經濟原因外，還有更嚴重的是不被人理解。最早有關助學的事都由父親一手操辦，臘英和家里人只管把地種好，把豬喂大，至于外面的事他們一概不太清楚。1987年父親資助山西經濟管理學院的一批貧困大學生時，在臨上省城時父親便叫上了臘英，說我年歲越來越大了，可咱家助貧濟學的事才剛開始，以后怕你得替我多走走了。臘英是孝女，父親說啥都聽著。那是臘英第一次上省城，在向山西經濟管理學院貧困生捐助的儀式上，她不僅深深感受到了父親選擇濟困助學這條路的意義，而且也被另外一件事觸痛了自己的心。那是她和父親捐款結束后，準備返回高平老家的前一夜，突然她和父親住的小招待所里來了好幾位“募捐者”，他們有的是報社記者，有的是省直某某單位或什么基金會的，牌子都很大，他們共同的一句話是：希望畢家父女為他們的“事業”掏錢，而且一開口便說得那么輕松隨便——3萬、5萬不嫌少，10萬、8萬湊整數。臘英哪見過這種場面，說我跟爸到省城幾天除了受捐助單位請客吃上兩頓好飯，其余的飯我們吃的都是方便面和自己家中帶來的干饃饃，別說3萬5萬，就是三五百也沒有呀！那些伸手者哪相信臘英的話，說你別逗了，誰不知你們畢家是“大富翁”，說句痛快話，我們這些單位辦的事也跟救濟貧困大學生的事差不多重要，你到底給還是不給？臘英第一次碰見這樣的事，她想說可又嫌自己嘴笨。最后還是父親見識廣，說同志們不要著急，這回我們出門沒多帶錢，只準備了給幾個念不下書的大學生帶了些錢，下回一定也多為大伙想著些。來來來，捐款的事留著下回，咱們先上館子喝一杯。父親叫臘英跟著一起去，臘英哪有這份心思，推說不舒服留在招待所。晚上10來點鐘時，父親踉踉蹌蹌回來了，一頭栽在床上直到第二天天亮才蘇醒過來。“英兒，本來我留了300元錢想給你和娃兒扯幾塊花布做件新衣服，不想昨晚都給那幾個人吃光了……爸對不住你和娃兒。”父親喃喃地說。臘英啥都沒埋怨，說爸我們還是早點離開太原吧，保不準呆一會兒有更多的人來向我們伸手哩！于是父女倆連早飯都沒顧上吃便“逃”出了山城……其實，臘英父女倆“逃”回老家高平后，仍有人不遠數百里追來向他們畢家伸手要贊助，只是當那些充滿欲望的人走進畢家親眼目睹了這家“富裕戶”的貧困程度才一個一個甘心自愿地主動放棄了募捐的念頭。而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人們才真正相信，畢家捐助給學生們的每一分錢都來之不易，這來自畢家人的一滴滴血汗啊！從80年代中期父親靠三百五百捐助到現在的畢臘英能兩萬三萬地拿出手，畢家一共資助了貧困生10余萬元巨款。可所有的這些錢，畢家人除了靠養豬生錢外，沒有一分錢來自其他途徑。有人給畢臘英父女算過一筆賬，一年畢家飼養50頭豬，每頓至少要喂30擔飼料，一天就是90擔；每一擔飼料約40勺，從磨房一勺一勺舀好，擔到豬舍再一勺一勺地舀進豬食盆，每天畢臘英一家人就要舀7200多勺。一年365天，畢家人幾乎重復著同一種繁重而單調的勞作。從早晨東方泛白到皓月當空的夜晚，畢家人忙里忙外地或是在磨房磨粉、瀝漿、攪兌豬飼料，或是大擔小勺地在豬欄前一伏一起地喂食清圈。畢家是個大家，臘英的父親和二叔老兄弟倆沒分過家，這樣畢氏一家便有了祖孫三代十幾口人。但如此三代人并沒有影響他們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即養好豬、掙得錢去資助那些念不起書的窮學生。1992年，臘英的父親、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畢生才老先生不幸慘死在一起交通事故中。當這不幸的消息傳到太原的山西經濟管理學院等幾所曾獲得過畢家捐助的大學時，好幾所大學的學生們自發組織了悼念活動。那些接受過畢家資助后重新獲得學習機會的貧困學生們，在悼念會上泣不成聲朗讀著一篇篇情深意切的奠文，學子們為自己過早失去一位可敬可愛的農民老伯而無限悲傷。可是同學們萬沒有想到的是，僅時隔兩個月，逝者的女兒畢臘英只身帶著家中全部的9000元積蓄和新近賣豬所得的11200元錢，又來到了經濟管理學院。這回她是代表父親及全家人的心愿，專程來與校方商量設定一個以先父名字命名的“救濟貧困大學生獎勵基金”。“……我父親不幸去世了，但他生前擔起的支持教育事業、資助貧困生的這份責任，從現在開始由我和全家人接過來。我是一個農村婦女，不識字，也沒有啥本事，還是一句話，我有力氣，有力氣就能種地養豬，種了地養了豬就能生來錢。我向同學們保證，只要我畢家能拿得出一分錢，就不會讓沒有半分錢的同學挨餓輟學！”這段話是臘英在為父親設立的教育獎勵基金儀式上說的。她說這話時，臺下的許多大學生們忍不住上臺把這位個頭不足1.55米的婦女，高高地簇擁起來。呵，畢臘英，一個普通的農家女，可在大學生們的心目中，你和你家人是一座聳立云端的擎天豐碑。
第十二章流金的呵護 我記不住哪一天的電視節目，但有兩個鏡頭卻永遠刻烙在我的記憶之中：一個鏡頭是一位患癌癥的女教師在她即將離開人世的前幾個小時，她用極其虛弱的聲音，斷斷續續地向家人叮囑：“你們……一定要、要繼續給、給廣濤按時寄錢，讓他在清華……讀完大學。還有、我死了……千、千萬別、別告訴他，那樣會影響他學習的……”鏡頭里的這位女教師說這些話時，淚流滿面。看得出，她是多么留戀這個美好的人世，而她心中最放不下的似乎還是那個在她生命最后時刻仍在千呼萬喚的一個叫“廣濤”的人。第二個鏡頭是：在清華大學學生宿舍里，學生趙廣濤蹲下身子，吃力地從床鋪下拉出一個木箱，他從這唯一的“家當”里取出一疊信件，隨后含淚向記者說：“……這都是李媽媽寫給我的信。幾年時間里，她不僅在經濟上給予我巨大支援，每月寄錢來，而且更多的是慈母的關愛。可是她現在已經離我而去……我、我到現在還沒見過她一面，我還沒來得及當面叫她一聲‘媽媽’她就……”我看這鏡頭時流了許多淚，因此我也決心一定要找到這個女教師的家和這位在清華讀書的趙廣濤同學。后來我如愿以償，而當我聽屏幕之下的主人公講述那段超乎尋常的人間真情后，更是難以抑制自己的感情……現在就讀于清華大學精儀系的趙廣濤同學是河南郾城縣龍城鎮仲李村人，那個離他而去的女教師是湖南婁底漣鋼子弟學校的李賽明女士，這二位后來認做“母子關系”的人素不相識，平生也未謀過一次面，卻因為電視臺的一個節目使他們之間演繹了一段情深似海的母子之緣。那天我到清華去見趙廣濤，我們開始幾乎沒說上幾句，雖然客觀上還有另外幾名貧困生在場，但我看得出趙廣濤似乎已不太再想談他與李賽明老師之間的事。等對其他的學生采訪完畢后，我約他單獨在清華園的一塊綠地上傾談。那已經是晚霞落地的時間，只有我們倆人的時候，我問他為什么不太愿意提及李賽明媽媽的事，他說李媽媽的不幸去世本來就使他非常非常地悲痛，電視上把事情一播后隔三差五地就有記者什么的找他談這件事，各地來信的也特別多。趙廣濤說，正是因為他與李賽明媽媽的特殊“母子”關系，本來李媽媽去世后他一直把這巨大的悲痛深深地埋在心底，每天盡量地用滿負荷的學習來抗衡這一對心靈的沉重打擊，另一方面他決心通過努力學習爭取早日畢業后抽個時間到湖南的李媽媽墳前磕幾個頭……“現在不行，我越是不想提的事越老有人來左問右問的，我實在受不了，每提一次李媽媽的事，我就會好幾天緩不過勁兒。你們這些當作家記者的就知道找素材，可你們知道不知道這是在一次又一次地剜我的心？”趙廣濤瞪著一雙略帶怒色的目光看著我。“真對不起了，廣濤。”他讓我有種負罪感。稍頃，我把手擱在他垂下的雙肩上，然后說，“好，今天我們就不談這事……”“不不。”趙廣濤同學又突然抬起頭，抱歉地說，“對不起，剛才我不是對著你的。你是學校學工部老師安排的，我當然得跟你好好說一說的，不過我是想通過你對新聞界還有社會上的人說一說——其實他們都是好人，他們報道我，還有很多人寄錢給我。可我希望的是自己能夠安下心，努力學習，用優異成績來報答李媽媽，同時也報答所有關心我的人。我只是不想別人再打擾我，順便也想通過你的筆，對所有關心我的人說清一件事：當初我接受李媽媽一家的資助，是因為我那時太困難。現在已經幾年過去了，我自己已經能自立了，所以不想再接受別人資助，而且我已經做到了。可是有個記者在最近寫的一篇文章中說我還在接受李媽媽家的資助，我覺得心里挺難受的，事情已經不是那樣了，真要那樣我就太沒出息，更對不起九泉之下的李媽媽了……你理解我的心思嗎？能答應幫我做這件事嗎？”我十分鄭重地點點頭。“好，那我就從頭跟你說……”趙廣濤的臉側仰著，正好一縷金色的晚霞打在他的眼上，于是他雙目微瞇，那神情一下陷入了無邊的思戀之中……1994年9月1日，趙廣濤一直沒有忘記這個日子，因為在這一天他帶著家鄉龍城鎮的數萬名父老鄉親的厚望，踏上了進京的路。從收到清華大學的錄取書那天起，趙廣濤就成了當地的“名人”，因為在他之前全鎮還沒有一個真正的大學生，尤其是名牌大學生。雖然郾城是個窮地方，但祖祖輩輩靠天吃飯的父老鄉親們卻都知道中國有個清華大學。在當地人的心目中，能考進清華的那就是正正經經的“狀元”。那陣子鄉里的干部、鄉里的百姓都感到光彩，要是出家門往外鄉走一趟，誰都要提及“俺鄉有個娃考上了清華”這句話。但是鄉干部萬沒想到的是，趙廣濤家人卻因兒子考上了這么個大學而整天滿臉憂愁，一問，說是為了幾千塊一年的學雜費。上了大學不就可以吃國家了嗎？鄉親們還是老觀念，他們不知道從這一年開始大學實行雙軌制，所有上學的人都得交學雜費，除此個人還要承擔生活費。“湊！俺們全鄉人就是每人捐出一毛錢也要讓我們的‘狀元娃’上清華！”鄉長把袖子一捋，對著廣播向全鄉百姓發出號召。就是在趙廣濤上路的這一天，鄉長代表全鄉數萬名鄉親把一筆錢交給了他們引以為自豪的“狀元”。趙廣濤呢，他正是用這筆錢進了首都北京的清華園。但是，令趙廣濤這位鄉下孩子不可思議的是，要踏進現今的大學門，除了要交一筆高額學雜費外，還得至少每月200來元的生活費。哪兒來那么多錢？他太清楚自己的家是個什么樣，別說每月200元，就是一年到頭也難見200元的現錢呀！一個早已年邁的奶奶，久病不治的父親，還有一個正在上學的弟弟……趙廣濤知道要從這么個家里每月摳出200來元現錢，就等于扒家人的皮。清華園里的“狀元”陷入了窘境。這時，一位記者把面臨幾近失學困境的趙廣濤的情況錄入了中央電視臺的《 焦點訪談 》。“得幫幫這個有出息的苦孩子呀！”在中央電視臺這一節目播出的那一短暫的時間里，有一位遠在湖南婁底市的中年女老師心頭剎那間被緊緊攫住了。那一夜，這位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女老師輾轉難眠，偉大祖國的最高學府里的一位孤苦無助的學子的影子一直在她眼前晃動著……不行，我得幫一把這孩子，考上清華大學多不容易，不能讓他因為家境的困難而影響學業！第二天，這位女老師悄悄來到郵局，給遠在北京的趙廣濤同學匯去100元錢，特意在附寄的一封信中表達了一個真誠的心愿：“你就當自己是我的一個孩子吧！”郵局工作人員清清楚楚地看到匯款人一欄上寫著3個秀美流暢的字：李賽明。沒幾日，李賽明一天中午回家吃飯，看到有封自己的信。她拿起一看，就興沖沖地對老伴歐游說：“你看看，北京給我回信啦！”“北京？你啥時候有了北京的親朋好友？”李賽明老師見老伴一臉狐疑，便開懷地公開了一個心中的“秘密”。老伴歐游一聽，就把兒女叫到一起，很是鄭重地說：“你們媽做了一件好事，也是善事。我們都要支持她的行動，把趙廣濤同學當做你們兄弟姐妹中的一個。”“嘿，這回咱家可就出了個清華大學生啦！”孩子們也十分高興地議論開了。從此，李賽明每月領完工資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上郵局匯款，而且從不拖時，從不間斷，就連寒暑假期依舊將一張一張匯單寄向清華園……清華園內的趙廣濤同學開始接到這一張又一張的匯款單時，心里總有一種說不清的愧疚感。要強的他終于忍不住給這位“李媽媽”寫信，并婉轉表述了自己再不好意思收取資助的心境。他哪想到，這封信不僅沒“冷卻”對方，反而收到了“李媽媽”更情深意切的來信——趙廣濤承認在這之前他對“李媽媽”的稱呼也純粹是出于禮貌，而絕非等同后來他所稱之的“李媽媽”之真切。“李媽媽”的信上這樣對他說：廣濤，我的好兒，你這么想了讓媽我心里都不好受。我不能看著你在大學里為了一頓飯錢、為了買個本子而總是那樣愁眉苦臉。如果真是那樣，我每天生活在又有冰箱彩電，又有音響空調的家里會極不舒服的。好兒啊，你知道嗎，當媽媽的假如不能為自己的兒女做些什么，心頭都會有種負罪感，那更不用說她自個兒偷著一人在享受安樂富裕的生活了。明白嗎？只要兒在外面受苦，當媽的就是有金山銀山也不會有絲毫的幸福可言。趙廣濤哭了，他從這位平生根本不相識的“李媽媽”信中，看到了自己親生媽媽的那種發自母性最原始、最崇高的珍愛與呵護。“李媽媽，看了您的信，我一下有千言萬語想對您說，可我不知該從何說起，我唯一能說的就是一句話：讓我像對親娘一般地叫您一聲媽媽——”打這以后，趙廣濤的內心就有了一種特殊的歸宿感，他說那時開始他叫“李媽媽”完全與叫自己的母親一般，面對的就是一個真真實實的親娘，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講超過了親生母親，因為這個李媽媽有時幾乎一個星期就要給他寫一封信，這種心靈間的異常頻繁的交流與融會，時間一長就慢慢變成了一種親情，一種兩相牽掛的、不可消失的永恒的親情。趙廣濤直到李媽媽去世后才從由長沙專程到北京來采訪他的記者那里知道，李媽媽一家根本不像她在信中向他所描述的那樣富有，當時李賽明老師就是為了打消趙廣濤接受資助的內疚感而有意這么說的。當老師的李媽媽當然懂得這一點，所以她在趙廣濤面前也做得天衣無縫。其實李賽明的家是個再平常不過的家，也可以說是個生活水平低下的家庭。她和老伴兩人才各拿每月四五百元的工資，3個孩子中大的未成家，小的正在發育年齡，中間的大兒子與趙廣濤同齡，也是屬于能吃和長身體的時候。李賽明本人又是個體弱多病的人，一家五口擠在3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唯一的兩件最現代化的家什是一臺14英寸的黑白電視機和一臺單缸洗衣機。兩個低收入的父母要帶3個又在讀書又在長身體的大孩子，生活的艱辛是可想而知的，但李賽明不僅從來沒有向趙廣濤透露過一絲一毫，相反每一次向北京匯款時總刻意表現出一位有錢的母親向一位有難的兒子施恩時的那種豁達與大度。如此長久的“美麗謊言”，使一南一北的“一家人”共同進入了一個無比幸福的童話世界。親情不僅僅來自血緣，它還屬于那些相互關愛的人。時間一長，已有3個孩子的李賽明總是特別惦記北京的趙廣濤。有一次，李賽明的小兒子對媽半開玩笑地說：“媽，我們感覺在你心中廣濤哥好像比我們更親似的……”母親笑了，說：“傻孩子，你們天天在我身邊，還用得著我那么牽掛嗎？廣濤就不一樣了，他一個人孤身在外，自然得多為他想點兒。”在清華園上學的趙廣濤呢，心頭也慢慢老有一種對遠在湖南的李媽媽及其一家人的牽掛。有時倘若晚收到一兩天的信，他便有些坐不住了，回去趕緊發一封信問問為什么，是不是“媽媽”身體又不太好啦，總之是那種無法割舍的惦念。平時，趙廣濤也不時把學校和自己在學習生活中所發生的事寫信告訴李賽明。李賽明呢，則用她母親的那般特有的細微關懷著遠方的“兒子”。只要她稍稍從趙廣濤的信中感覺到他正需要什么時，就趕緊傾其所能地去辦。冬天到了，她忙著向北京寄去棉大衣；夏天來臨，她便把本來給親兒子買的襯衣汗衫郵到清華園，同時還寄去一筆特殊的“回家費”。“你出來又快一年了，該回去看看父母了。如果不打算回家，那這筆錢就算你在北京打工的本錢吧……”李賽明信中總是一遍又一遍地叮囑。1995年的春節前四天，趙廣濤的奶奶突然去世，為了辦喪事，本來就清貧的趙廣濤一家猶如雪上加霜，一下多了不少新債。李賽明得知后，一面給趙廣濤寫信安慰，一面忙著籌錢。她除了每月給趙廣濤寄100元，還一次又一次地向好幾個孤兒及一群無家可歸的乞丐們施舍捐助。一個本來就極低收入的家庭，要是整天攤上那么多事，誰都感到極其為難。但當李賽明知道趙廣濤家里出事后，便毫不猶豫地把全家所剩的200元伙食費給匯走……“媽，咱一個多月了，老吃地瓜加茄子，我一聞家里的飯菜就反胃，么子就不能換換口味呀？”面對兒女們的抱怨，李賽明只得無可奈何地苦笑著向他們許了個永遠難以實現的愿。又一個暑假到了，李賽明把該匯出的“回家費”匯走了，也把該備齊的衣物寄出了，然而卻一晃近兩個月沒收到趙廣濤的回信。是他沒回家？可學校的人說他沒留在北京打工。難道他回到親人身邊就把我這個“媽媽”給忘了？不像，廣濤這孩子不是那種人。那他到底怎么啦？李賽明心里好著急也好擔心，她猜想一定是廣濤這孩子的家里又出什么難事了。不行，說什么我也要找到廣濤聽他說說是怎么回事，就是天大的困難，還有我這個媽媽給你頂著嘛！一不做二不休，李賽明一連發出3封信和一封加急電報，催著廣濤給回音。事情果然不出所料，趙廣濤家里還沒有來得及處理奶奶死后的債務，5月份，多病的父親又離開人世，年僅49歲。趙廣濤一面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一面不想再讓李媽媽一家跟著承擔他和他家的不幸。從每一次湖南郵寄來的用舊布做的包裹和一件件不新不舊的衣物中，趙廣濤多多少少隱約感覺到了李媽媽一家的生活并不像她信中所描繪的那樣富裕。正是因為這個，他不想再由于自己家庭的不幸拖累李媽媽一家，他也不想讓好心的李媽媽跟著為自己父親的病逝而悲傷，所以一直沒有回信。現在看到李媽媽一封又一封的信件與電報，趙廣濤只得將注滿淚水的話傾訴給遠方的李媽媽聽……趙廣濤說，這一封信他寫得很長很長，也很悲傷憂悶。信發出沒幾天，他就接到了李媽媽的信，李媽媽的信比他寫得還長，整整密密麻麻的十幾頁紙，那每一頁字里行間都鐫刻著一位慈母的偉大的愛。她告訴廣濤，從現在開始每月給他的生活費由原來的一個月100元，提高到300元。“好兒呀，你不用為我們家里想，媽媽一家人長年過著要吃啥就有啥、要穿啥就有啥的生活，可你呢，情況就大不相同，你要讀書，你家又頻頻出事，我這個當媽的擔心的是你因沉重的困難而影響學業，你千萬要頂住，你也完全可以放心地相信有我這個媽媽做后盾，縱然有天大的困難，也一定能克服……”信中，李賽明一方面繼續編織美麗的謊言，一方面用中外名人的奮斗事例鼓勵趙廣濤化悲痛為力量，努力完成學業。趙廣濤就是在李賽明的鼓勵下重新站立了起來，而且學習成績也從入學初期的全班中游水平，躍入前五六名。他的班主任說：“是李賽明老師所給予的那種人間至誠的特殊精神力量，為清華大學重塑了一個趙廣濤同學。”1997年春節過后的新學年已經有一段時間，然而趙廣濤卻奇怪地一直沒有收到李媽媽的親筆信，雖然錢還是準時收到，但落款卻不是李媽媽的字。趙廣濤焦慮起來：莫非李媽媽病了，而且病得不輕？事實正如他所猜，李賽明本來一直身體多病，這年3月開始她就再也支持不住，到醫院一查，竟是晚期肺癌并發肝硬化。病魔的痛苦折磨使李賽明連動手寫信的力量都失去了，她不得不躺在床上讓老伴代寫，并吩咐信上一定要說明是因為自己工作太忙而由人代筆的。“廣濤這孩子心細又敏感，不然他會發覺什么的。”李賽明對老伴特別說明。其實從這微妙的變化，趙廣濤還是感覺到李媽媽出什么事了。他回信說，等暑假一到就去湖南看“媽媽”。但是，趙廣濤沒有等到這一天，1997年5月3日，李賽明老師與世長辭。這對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母子親情的兩代人卻因此而永遠失去了見面的機會……其間，當地有一位電視臺的記者知道了李賽明與趙廣濤的事，便在李賽明的生命最后時刻錄下了這位偉大母性的形象，那就是后來在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里出現的鏡頭。鏡頭里有記者與李賽明的一段對話：記者：“您現在想不想見見趙廣濤？”李賽明將頭側到一邊，流起了淚。片刻，她毅然道：“不想！讓他把五年的書念完再說！”記者：“可您的病……難道您就不想先見他一面？”李賽明重新把頭側過來，她的臉上盡是淚痕。“我不相信醫生說的我只有3個月時間了。我有信心等到他畢業的時候見他……可現在不想打擾他，他太不容易了，他爸爸死時他都沒回家……”良久，記者又問：“您這樣關心趙廣濤，有沒有想等他以后有了出息報答您呢？”李賽明肯定地搖搖頭：“我不要他報答，只要他能夠獨立，能夠自己保自己就行。我最大愿望是他能順順利利讀完5年大學，然后走上工作崗位能為國家做點出色的事，因為他是清華大學生……”這段話說完沒幾天，李賽明帶著她對趙廣濤的無限惦念永遠地離開了人間。在辦喪事時，有人提出應該給清華大學的“兒子”發封電報，但被李賽明的老伴阻止了，他說：“在生命最后一刻，她還一再叮囑不管自己發生什么事，都不要去驚動和打擾廣濤，讓他安安心心地讀書。她唯一讓我做的是要繼續給廣濤寄錢及以她的名義寫信……”后來如果不是趙廣濤堅持在暑假上湖南去看李媽媽，李賽明家人是絕不會將他心目中的一位形似泰山的母親已入天國的噩耗向他告知的。“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李媽媽這么好的一個人會溘然逝去，老天竟是如此不公！”當趙廣濤向我講述完他與“李媽媽”之間的故事時，清華園里已是一片燈火。“何先生，現在你大概知道我為什么不愿別人老在我面前提起李媽媽的事了吧？”趙廣濤忽然說。我點點頭：“你內心還有一份別人并不懂的愿望，就是盡量地少去打擾九泉之下的李媽媽，讓她不要再多為你這個清華學子操心了……”趙廣濤突然把我的手緊緊握住：“謝謝你！謝謝你的理解！”分手時，趙廣濤告訴我一個心愿：“馬上就要畢業了。畢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帶著我的清華大學畢業證書去湖南，去李媽媽的墳前喊一聲：‘媽媽，你的兒子完成學業后看您來了！”夜色下，我分明看到這位清華學子瞳仁內的閃閃淚光。 與趙廣濤一樣，楊虹的幾年大學學業可以說是自始至終被特殊的愛與溫暖沐浴著，而當人們了解這事情的整個過程后，有誰還能說人的本性不是善良呢？楊虹現在已走出校門，在沈陽市某交通局客運集團公司上班，他是作為特批對象落戶在這座北方城市的。其實如果不是與這座城市早有的一段情結，楊虹也許今生今世成不了一個沈陽市民，也許根本不可能與大學有緣。楊虹的老家在四川省巴中縣的一個邊遠山村。這里的人受傳統和客觀條件等方面的影響，一般的年輕人上完初中就開始務農，能到幾十里外的縣城念高中的娃兒幾年也出不了個把，在娃兒的父母眼里，那些想上大學的都是在做夢。與其做夢，還不如早些拿起牛鞭糞桶置個家業。所以當那年楊虹把上高中的錄取通知書拿出來時，父親一臉的不悅：“家里連拿出一分錢都費勁，你還念啥子高中么？”“我就要念么，將來還要上大學！”楊虹與父親頂完嘴，就開始走自己的路。他到同學那兒借了150元路費，買了一張站臺票便坐上了開往哈爾濱的火車。結果乘了幾天幾夜車子準備在哈爾濱找個工打的楊虹落了空，于是他又輾轉到沈陽。這回他運氣不好，半途被查出沒票而趕下了車。后來他一路徒步，到沈陽時口袋里只剩5塊錢。走投無路的他突然想起自己的舅舅在沈陽東陵沙場工作，便搭了一輛車子趕到那兒。此時天忽然下起大雨，又餓又乏的楊虹再也支撐不住了，在一棵避雨的樹下，他剛落足便昏死了過去……第二天醒來時，楊虹感覺自己好像快要離開這個世界似的。他拼出全身力氣，揮動著手臂，以示過路的行人與車輛注意。最后還是一輛開小貨車的師傅拉他上了車，并將他送到東陵沙場。楊虹一問，人家說他的舅舅早已不在這兒干活了。當時楊虹一聽這，又一下昏了過去。沙場上好心的人看這孩子太可憐，便留下了他。楊虹后來說，當時他好比一個乞丐，別人留了兩碗面湯他吃得卻如山珍海味一樣愜意。打工的日子就這樣開始了。楊虹他們干的活是幫人家拆舊房，偏偏這是個要力氣的活兒。楊虹個小，沒有人跟他搭幫，于是他被安排在工地做飯。也許是機緣巧合，也許是老天開眼，楊虹就是在這個時候認識了后來改變了他一生命運的沈陽市民項士信一家。項士信的家當時就在楊虹做工工地的附近，他兒子項鑫比楊虹小幾歲，每天中午回家吃完飯后就喜歡上工地那個地方玩一陣子。時間一長，項鑫便與楊虹熟了。楊虹見項鑫經常從工地那兒擔水回家很吃力，就幫小項鑫挑，這樣楊虹也認識了項鑫的母親郭淑杰。項家的人都是老實本分又善良，見楊虹聰明熱情，便經常請他到家里來吃個便飯什么的。有一天，小項鑫的母親郭淑杰正在家里忙活，見楊虹愁眉苦臉地坐在她家的門檻上，一問，原來楊虹打工的這個工地上已經沒活了，人家甩下他換到別的地方，他楊虹一下又成了孤獨的流浪者。“阿姨，我想到您這兒借點米吃……”楊虹終于開口了，他說他現在跟一個老鄉一起蝸居在工地上的一間小破房子里，靠撿磚頭賣過日子。因為舊磚不好賣，他與老鄉兩天沒吃啥東西了。郭淑杰二話沒說，找出一個小口袋便給楊虹裝了10多斤米。“有難，你就說一聲。阿姨一家只要能做得到的一定幫你。”郭淑杰隨口說了一句，楊虹卻把它牢牢地烙在心上。項鑫的家要動遷，楊虹第一個來幫忙。在運貨的一路上，楊虹見項鑫的父親是個大好人，便半真半假地說：“項大叔，要是我認您做爸，您能不能供我讀書？”項鑫的父親項士信憨厚地一笑，說：“你上學要花多少呀？”“一個月50來元就夠了。”項士信一思忖，說：“讀書是好事，我一定幫助你。”當時楊虹并沒有把這話放在心上，嘴上說說，不就圖個快活嘛！但是楊虹雖身在他鄉，心里卻一直惦念著高中快要開學的時間。想想眼前的境況，楊虹覺得自己已經完全沒了重進課堂的希望，為此他寫信給老家的同學，流露出走絕路的念頭。偏巧，郭淑杰在給楊虹洗衣服時無意中看到了那個同學給楊虹的回信。郭淑杰嚇壞了，把這事趕緊告訴了丈夫項士信。夫妻倆都是心地善良的老實人，一商量，說什么也要幫這孩子一把。可是家里哪有錢呀？項家3口人，其實掙錢的就項士信一人，郭淑杰是沈陽頭一批下崗的人，他們的兒子也在上學，3口人本來日子就過得夠緊巴。“楊虹這孩子實在太可憐，容我想想辦法。”項士信說完就出了門。他是去朋友家借錢去。“怎么樣，借著了沒有？”半夜，老伴給項士信開門后的第一句話便這樣問。“成了。”項士信說。第二天，項家夫婦找來楊虹，當面把1000元錢交給他：“這錢是給你上學用的，趕緊收拾行李，還來得及趕上開學……”楊虹愣了很長時間才緩過神，眼淚禁不住嘩嘩直下。他“撲通”一聲跪在項家夫婦面前，泣不成聲：“我……我這輩子永不忘記你們！”再說楊虹回家跟父親把自己離家出走后的前前后后的事一說，老父親大為驚訝，對兒子說：“項家真是天底下的大好人。虹兒，你能重新上學，這事我跟你媽做親爹娘的都幫不了你，項家的義舉對你來說就是再生父母。以后你得改口，叫他們爹媽才是。”楊虹呢，這回跟父親想到一起了，其實他內心早有此愿，只是經父親這么一提就更加迫切。當晚，楊虹含著淚水把久存在心頭的愿望連同上學的喜訊，一起寫信告訴了遠在千里之外的沈陽那個新家……之后的3年，村里人都說楊虹交上了好運，因為他有一個沈陽的“好爸好媽”每月寄錢來供他上高中，而且寄錢的數目從最初的50元，升到80元、100元和200元……逢到新學年開學，甚至升至五六百元還多。楊虹一家和村上人真的以為遇上了一家有錢的好心人。說好心不假，但說項士信是個有錢的人家那實在太離譜了。那時項士信一人上班掙500來元的工資，為了保證給四川的楊虹每月寄錢，老伴郭淑杰一等丈夫把工資領回家，不管家里有什么大事難事要辦，她總先留出一半錢來放在抽屜，第二天又匆匆寄走。郭淑杰說她是怕錢在家里多留一天，就可能被別的急事擠用掉了。“在認識楊虹后的這五六年間，我心里一直提著弦，生怕有一天突然自己家里出件什么大事把給楊虹的錢挪做它用了……”郭淑杰每每談起此事，心中總有一種常人難以想象的負重感。全家唯一的經濟來源就是丈夫的500來元工資，卻要把其中的一半留出來給別人念書用，而僅用剩下的那么一點點錢維持一個三口之家的生活，這日子是怎么過來的，恐怕除了郭淑杰和她丈夫項士信能說得出外，再沒有人能回答上來。1993年夏，項家又接到四川寄來的一封信，打開一看，是楊虹寫的，里面還有一張沈陽工業高等專科學校的入學錄取通知書。“孩子他爸，楊虹這回有出息了，考上我們沈陽的大學了，你快看呀！”丈夫項士信下班剛踏進家門，妻子就激動地把這一喜訊告訴了他。“好啊，這孩子總算沒辜負我們的一片心血！”項士信其實比妻子還要高興，因為他曾跟楊虹半真半假地說過這樣一句話，“哪一天你真考上了大學，我就正式認你這個兒子。”看到丈夫從心底里都在樂的樣，一邊的妻子郭淑杰則雙眉慢慢緊鎖起來：“楊虹上大學的費用就更大了。你看，光上學報名時就得一下交1700元呢！”“還能湊一湊嗎？”“拿什么湊？咱鑫兒的學費這回也得出去借了……”妻子“唉”了一聲，忍不住兩眼直流淚水。“楊虹已經到這份上了，我們就是砸鍋賣鐵也得幫他進大學門。”黑色夜幕下，丈夫一把摟過瘦弱的妻子，有些哽咽地，“只是又要苦了你……”天亮后，項士信叫妻子去給楊虹發電報讓他先到沈陽來，自己又去到朋友那兒求情借錢。這回他把該想到的人都想到了，但仍然只借到了600元……開學報到的日子已到，那天郭淑杰特意給楊虹換了一套新衣服，但領楊虹去學校報到的丈夫項士信那天臉上卻顯得很沉重。“老師，我們楊虹的家就在沈陽，離學校不遠，能不能讓他走讀，這樣他的住宿費啥的我們不出行不行？”來到學校，項士信把楊虹安頓到一邊，自己便帶有乞求地問正在登記的一位學生處工作人員。“那怎么行？上大學有規定，必須住校。”“您高抬貴手給通融通融……”“不行就是不行，你別浪費時間好嗎？來來，讓一讓，下一個！”忙得不亦樂乎的工作人員根本沒時間跟項士信多說什么。頭一回沒辦成，項士信只好帶著楊虹回了家。第二天他沒讓楊虹去，自個兒又去找那個管報名的學生處工作人員，那人一見項士信又來提這根本“不著邊”的事，就干脆回答道：“要是交不起錢，就別上了嘛！”項士信氣得掉頭就往回走。氣歸氣，人家學校有規定么。妻子好言勸道：明兒找找學校的領導，把事挑明了，看看他們到底能不能照顧照顧。還有啥法子，只能這樣唄。報名的日子只剩最后一天了，項士信再次來到學校。這回他直接找到了學生處的楊處長。“好吧，正好有點空閑時間，你就說說你兒子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實巴交的項士信苦笑了一下，只好無奈地把他一家與楊虹的事全盤倒給了楊處長聽。“竟有這樣的事呀？”楊處長聽項士信的講述后，激動地站了起來，并當即表示，“如果情況屬實，我一定促成領導批準你的這個特殊要求！”值此，項家七年含辛茹苦幫助一位貧困生上學的事才被旁人所知曉。楊虹也順理成章地被學校破例允許走讀并免去了一切學雜費。有人說楊虹太幸運了，幸運遇到了像項士信這樣天底下最好的人家。這話其實一點不過分，先不說過去的幾年里項士信一家為了幫助楊虹這個對前途、對人生失去信心的苦孩子怎么重新樹立信心、上完高中的那片苦心，單單在楊虹上大學的3年時間里，項家就曾幾度傾家蕩產、高筑債臺。有一次楊虹入學后需要辦個30元的圖書閱覽證，當時“媽媽”郭淑杰手里別說30元，就是3毛錢都拿不出。可孩子在大學里有個閱覽證是必需的，郭淑杰想來想去也沒招，最后她想到了自己有件沒穿過的新呢子上衣，于是毫不猶豫地拿到自由市場上廉價出手賣了50元錢。當她看到自己還沒有穿過一回的新衣服被人無情地拿走時，竟坐在馬路邊上哭了起來。項士信自打添了個“大學生兒子”后就更不用說了，因屢屢借錢他把朋友都給得罪了，“老實、仗義”的名聲也變成了“可憐、可氣”的罵名。至于在鄰居的眼里，他項氏一家是摳門摳到了自個兒的皮肉。這話咋講？人家說你沒有注意他項士信的腳上那襪子？咋？是從垃圾箱里撿的！還有你沒看他媳婦，倒也天天上菜市場，也筐里常滿滿地往回提，可那都是別人扔下的爛菜根爛菜葉哩！我們再來聽聽項士信一家是怎么說的。問男主人，可他不愿提這些事，大老爺們兒的說不出口呀！女主人并不在乎人家怎么瞧不起她所做的事，她說得也平淡：“家家都有難念的經，我們本來就鑫兒他爸一個人掙工資，后來虹兒進了我們家，四張嘴吃一個人掙的錢，自然只能過苦日子。可咱心里亮堂、踏實，因為看到虹兒能有出息，能上完大學，現在又能找到一份能發揮他才能的工作，我們全家一點兒不感覺冤。雖然為了他我們背了一身債，但現在兩個孩子都大了，他爸也還能干，我也可以騰出空了，準備辦個托兒所，再苦干兩三年，欠的債就差不多可以還盡了……”聽，本是滾燙、激昂的豪言壯語，卻在這樣一個普通人嘴里說得那么平平淡淡。這才是我們中國百姓的真實情懷！
第十一章來自團中央的內部消息 1998年4月29日，北大校園內異常喜氣。因為師生們都知道今天有位貴客要親臨校園，他就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上午，才藝卓著的***主席或在與教育界泰斗暢談之際，或在參觀北大新落成的圖書館途中，時而出口成章，時而高歌詠賦，給百年大慶的北大校園帶來陣陣涌動不息的春潮。臨近中午12時，***主席來到了學生食堂，正在就餐的學生們沸騰了，他們想不到國家主席如此平易近人地來到了他們中間。特別令學生們激動的是，***主席親切地走到一個打菜的窗口，饒有興趣地看著一位同學用一張磁卡在買飯菜。當他得知全國高校的大學生都有這張生活磁卡，而學校有關部門正是通過這張磁卡上出現的“晴雨表”來及時掌握和解決那些經濟有困難的同學生活問題時，情不自禁地高舉起那張小小磁卡，連聲說了幾個“好、好”！江主席手持磁卡的鏡頭在當晚的“新聞聯播”中播出時，團中央機關的一些干部特別激動，因為對大學生手中那張磁卡的誕生和后來開展全國性高校濟困工作的過程，他們最知其來之不易。1994年下半年的新學年開學后，北大、清華在內的幾十所重點高校按照國家教委指示精神，首先開始了“雙軌制”試點工作。隨著對新生入學的收費，一批家庭經濟困難的大學生隨即出現了上不起學、進了校門也面臨輟學的嚴峻問題。作為主抓青少年工作的團中央，像敏銳地關注山區失學兒童一樣，又一次敏銳地把目光投向了大學貧困生群體。也許是十幾年來開展聲勢浩大的“希望工程”使團中央的領導們有了一個更清醒的認識：組織和動員幾千萬失學兒童重新走進課堂其任務艱巨而繁重，而如果眼巴巴地看著好不容易通過“希望工程”培養出來的學生，最后仍因經濟貧困而不能進大學門，或者進了大學門又不得不面臨輟學，這實在不僅是學生本人的不幸，更是民族的悲哀。“我們應當全力配合國家教育部門，像抓希望工程一樣地關注大學貧困生問題！這件事關系到下世紀科教興國的大業，一定要抓緊、抓好！”團中央的書記處會議上，青年工作的領導干部們激情如潮，迸發出一個共同的心聲。貧困大學生之所以貧困就是手頭缺錢，要開展幫助他們的濟困助學工作缺的也是錢呀！團中央作為共青團的最高領導機關，它本身并沒有錢，當年由他們一手發起的“希望工程”也是一項公益事業，靠的就是動員和鼓勵全社會“眾人拾柴獻愛心”。如今進行大學濟困助學，路子還是一樣。團干部們戲言：他們是專業的“星星之火”火把手。可不要小看了這火把手，現在我們人人都知道、就是在聯合國也掛上名的中國“希望工程”便是他們搞起來的。在最初時的1989年，當團中央領導聽說聯系上了第一筆2000元的“希望工程”捐款時，喜得奔走相告。常務書記劉延東親自帶人前去捐款者那兒接受捐款。十幾年以后的“希望工程”是個什么樣，今天我們都看到了，它已經成了深入億萬人心的中國最大、最廣泛的一項公益事業了。團中央有關部門開展大學貧困生濟困助學這項工作時，形勢并不比“希望工程”的初期樂觀。1995年12月，他們商議在新年的寒假來臨之時，進行第一次有影響的全國性救濟貧困大學生活動。戰略部署一經確定，剩下的就是找錢——沒有錢只能是紙上談兵。最初談定一家企業資助，捐款儀式也隆重地安排妥當。不想半途出岔，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趕著星期天不休息，操起電話，向熟悉和不熟悉的企業“老總們”求助以解燃眉之急。就在與原定的捐款儀式僅差十幾小時之時，棘手的問題終于有了轉機：深圳黃金燈飾集團公司老板、著名的青年民營企業家夏春盛先生，同意出資捐助，每年40萬，連續3年共120萬元！深圳的夏春盛老板救了青年干部們一急。于是，一場聲勢浩大的“關注貧困生”跨世紀公益活動拉開了序幕。1996年1月底前，團中央、全國學聯將首批由深圳黃金燈飾集團公司捐助的40萬元濟困助學金，發到了高校的630名貧困生手中。團中央第一書記***等4位團中央主要領導赴北京、重慶、西安和新疆等地的高校，親自將濟困金送到學生手里。從此，為中國大學貧困生濟困助學的活動開始在全國蓬勃興起，廣大民眾也在各種媒體上認識了一個過去不曾聽說的名詞——“大學貧困生”。大學還有“貧困生”呀？社會主義大學里還有人餓著肚子、半途輟學的呀？老將軍洪學智坐不住了，拿出幾千元積蓄，讓秘書迅速送到全國學聯。老部長孫大光躺不住了，在病榻上吩咐老伴張剛女士：“把家里那50多幅書畫交拍賣公司拍賣掉吧！孩子們連大學都上不起，我心疼哪……”老部長南征北戰60余個春秋，那些書畫都是中國近現代書畫大師任伯年、吳昌碩、齊白石、張大千、李可染、潘天壽等人的杰作，上面大多落有老部長名字的上款，價值連城。“設個助學基金，獎給我的那些安徽籍同鄉貧困生。”老部長愛家鄉，也愛家鄉的下一代。老院長慕玉生呆不住了。翻箱倒柜，把一直沒動的3筆政府補發的戰爭負傷榮譽金、一筆“文革”后重返工作崗位的補發工資和離休后從事種植業所得的積蓄，全部拿了出來。“哇，二十幾萬元呀！”兒孫們好不驚喜，他們從沒聽說一向儉樸的老爺子還有這么巨額的存款。慕玉生抱歉地對兒孫說：“這些錢我一直留著沒舍得拿出來。現在該是時候了，我要設立個‘寒窗基金’，獎給那些念不起大學的苦孩子……”慕老用這些錢先后資助了19名貧困生上大學。花木工張俊年是在《 中國青年報 》上看到一則貧困生問題報道的，他睡不著了：咱老百姓能做些啥貢獻呢？哎，我們倆人一月的工資加起來有1000來元吧？我想每月從中拿出100元捐助一個貧困大學生讀書，你同意嗎？張俊年用胳膊輕輕碰碰妻子。妻子打了個翻身，說：啥事我沒依你？張俊年一笑，第二天正好口袋里有100元錢，他跑到郵局，向全國學聯填了張單子……從這以后的第二個月開始直至今日，張俊年每月領到工資后的第一件事，便是乘車到全國學聯辦公室，親自交上100元捐助款。現在他還是濟困助學的青年志愿者，每天下班后他多了一件事：向認識和不認識的人介紹為貧困大學生們濟困助學的意義。…………上面的這些事，都是我從團中央機關了解到的。因為材料大多是從特別設立的“全國學聯濟困助學辦公室”的卷宗中獲得的，所以只能以簡單的排列形式來告知讀者，其實在這些人和事的后面都有一個個感人至深的細節。由于這些做善事的人，幾乎沒一個人愿意接受外界采訪，所以社會上很少有人知道他們的事。有位老將軍從1990年開始就已經為援助失學兒童的“希望工程”資助過十幾萬元，每月的離休工資一大半給了山區苦孩子。當他從廣播里聽說有那么多大學生因經濟困難而面臨十分艱難的生存問題后，又強制自己戒煙戒酒，每天再省下5元錢來幫助某名牌高校的一個貧困生完成學業。而像這樣的事，自1996年1月，團中央和全國學聯開展為貧困大學生“濟困助學”的活動之日起，全國各高校的學聯、團組織內都能找出一大批來。那天我在南京大學采訪，江西籍的大四女生朱早紅拉住我，第一句話就非常激動地告訴我，她已經同南京某國家科研所簽好了就業協議書。她拿出那份已蓋上用人單位大紅章的協議書給我看時，雙手在劇烈發抖。后來聽了她的自我介紹，我才明白這位臨將走出大學門的女孩子不可能不激動。朱早紅的家在江西臨川，那是個十年九澇的低洼山區。她上高中時就是方圓十幾里唯一的一個女生，后來她考上大學、考上名牌大學更是當地女界第一人。可小朱的家里貧困，父親早逝，她與母親和弟妹5人，靠種五六畝山田度日，無災無旱的年份里全家人勉強能解決溫飽。她考上大學那年卻又遇發大水，家里幾乎顆粒無收，偏偏她在辦理上大學的“農轉非”時，有那么個部門竟反要她交550斤“上繳糧”，最后還是好心的糧管所職工代她交了一筆錢才算了事。可是面對入學通知書上寫的2000多元學費，小朱傻了眼。母親一邊唉聲嘆氣，一邊勸閨女：“咱是苦人家，你就認了命吧！”朱早紅不服，說我從小就知道“我們是祖國的未來”，就不信沒人救救我們這些窮人家的孩子。真是人小膽大，朱早紅提筆就給當時的省長吳官正寫了一封求助信。“說實話，當時我是賭氣給省長寫信，根本沒想能頂啥用。但我萬沒想到的是吳省長真的回了信，而且專門又寄給我1000元錢……”朱早紅說她接到吳官正的信時，才真正從心底里感受到了什么是“共chan黨好”。這位女大學生后來轉上了好運，鄉里、縣里的干部也都學著省長的樣，為她捐款捐物。不過朱早紅內心最深刻的感受還是來自吳官正這位“大官”那兒。因為進了大學門的朱早紅又一個“沒想到”的是，后來已當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山東省委書記的吳官正，仍然一如既往地幫助、支持她讀完了4年大學，并經常寫信鼓勵她好好學習。有一陣小朱因為沒拿到獎學金而很苦悶，吳官正得知后寫信對她說：“只要你努力了，這就夠了！”一位日理萬機的黨的領導人，正在中南海的緊張會務期間，能給一名普通學子親筆寫下這般語重心長的話語，還有什么能比這更激勵青春斗志的？已經走上工作崗位的朱早紅不久前寫信對我說：“我現在想的最多的是怎樣來報答社會，因為我過去‘拿’得太多，以后的日子就該我為別人‘拿’了，只有這樣我才對得起所有曾經給予我關愛的人……”我相信這是女大學生的肺腑之言。 在山西，我見到了另一位與大學貧困生打得火熱的省委書記，他就是被山西人民譽為“我們的好書記”的胡富國同志。到山西之前就聽山西作家協會的朋友說過許多胡富國的軼事，比如他專愛在山西治窮，為了修那條“太舊高速公路”，他號召干部帶頭捐款，結果有人為此事整整告了他4年狀，而老百姓因為有了一條可以走出大山的通天大道而就差點沒呼“胡富國萬歲”；路剛修好，他又來個賣掉身上的衣服也要“引黃入晉”，山西過去窮就窮在沒水上，但辦這么大的好事自然也會在一些利益上得罪某種人。還真有人干得出來，用爆炸他的住宅相威脅。可胡富國說，你就是把我炸爛，我也要流盡最后一滴血把黃河水引到山西來。有人因此上中央告他“像閻錫山一樣愛山西”，胡富國知道后大叫“冤屈”，說：“我在提‘愛山西’的口號前面，還有‘愛黨’‘愛國’嘛！”嘿，他就是那么個既幽默又敢作敢為的人。大學里的老師、學生，更喜歡胡富國去，因為“我們的胡書記”說實話、辦實事。他到山西農大考察，見學生們連個像樣的吃飯地方都沒有，當即指示有關部門解決。這個學校的貧困生太多，胡富國聽了直掉眼淚，說我這個省委書記也難當，山西有那么多窮的地方要根治，大錢要花在能徹底改變舊貌的大地方上，但眼下也不能讓娃娃們餓著，我胡富國眼下能做的是每天讓娃娃們吃上一個雞蛋。“副省長，這件事你一定給我辦好！”胡富國臉色凝重地對陪同他一起到農大的副省長說。那副省長點點頭，“可你沒記下嘛！”胡富國盯著那副省長，直到看著他用鋼筆在小本本上記下這事才換了話題。在太原，我有幸與這位被山西人民傳神的省委書記面對面地談論有關貧困大學生的話題。一提起這，他馬上顯得很焦慮地說：咱山西貧困大學生多啊，我曾作過一個調查，其中國防工辦有個中年婦女，培養了兩個大學生子女，可家里經濟困難呀，靠賣血供孩子上學，后來她自己鬧了貧血癥。農村家的孩子上不起大學的就更多了，許多苦孩子就連中學、小學還都念不起呢！我來山西當省長、省委書記后，與省里的同志一起就抓了3件事，其中第一件事就是改善貧困山區的教學條件。我們山西底子窮，可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呀！我們管教育的副省長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社會做出承諾：不能在山西出現一個因家庭經濟困難而退學的大學生。這是我們全省的承諾，可是個硬指標啊！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對省長就說過這樣的話：“我胡富國和你孫長盛省長，要是有那個靠賣血供孩子上大學的婦女百分之幾的精神，咱山西省所有上大學、上中學和上小學的娃兒就有活路了。孩子們今天有了活路，咱還愁山西明兒沒前途？”胡富國的魅力就是在于他說話干事總是帶著濃烈的感情色彩。他公開提出的“要帶著感情抓教育”的口號，在山西全省深入人心。其實，中國共chan黨人要實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需要的正是這種感情色彩。胡富國對貧困學生的特殊感情，還在于他自己青年時代有過一段特殊的經歷。這位煤礦工出身的黨的高級領導，從小生活在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上學時的苦難歲月深深地烙在他的記憶中，而母親為了保他上大學忍痛讓兩個女兒輟學當文盲的那塊傷痛，至今一直留在胡富國的心頭…… 關于我們黨和政府的高級領導關心愛護貧困大學生的事不止一兩個人在做。早在1995、1996年時，李鵬總理就曾多次專門從“總理基金”中撥款給不能在寒假時回家的貧困生送去路費與棉衣等錢物。主管教育的李嵐清同志近年來每一次到高校視察工作，幾乎都要提及貧困生問題，而在他的多次親自過問下，全國高校的貧困生問題越來越引起各界重視。教育部近幾年也連連推出新舉措，使各高校的濟困助學工作納入教育改革的重要內容，并有步驟地逐一落到實處。河南、江西、上海等省、市政府，把解決大學生經濟困難問題的工作列入政府行為，建立了保證貧困大學生最低生活費和“濟困基金”等制度，從而使當地的濟困助學工作走入經常化、正規化、制度化。所有這些，都說明了黨和政府對貧困大學生們的特殊關愛。正是黨和政府對寒窗學子的這份特殊關愛，影響與激起了每一位善良的中國人的愛心。值得一提的是福建恒安集團公司總裁許連杰，這位熱心社會公益事業的民營企業家，在一次參加團中央召開的大學生自強自立事跡報告會上，學生們飽受貧困之苦而依然發奮讀書的精神，令他淚流滿面。許連杰當即表示，他的公司要大力資助那些自強不息的貧困學子。就這樣，迄今最大的一筆救助中國貧困大學生的基金——中國大學生跨世紀發展基金·(恒安)濟困助學金已正式建立，每年有一批品學兼優的貧困生獲得“恒安”基金的愛心援助。 我在自己的老家蘇州聽說許云鳳的事后，忍不住與許多在場的醫生一起流了眼淚……許云鳳是個只有19歲的少女，然而她生來就不幸。12歲那年的一天，她在連發十幾天高燒后終于暈倒在上學的路上，診斷結果是白血病。聽到這個消息后，云鳳的母親欲哭無淚，因為八年前孩子的父親也是得的白血病而死在回家的搖槳船上。小云鳳從小是個好學生，每天早晨，都是她第一個叩開學校大門。猝然而至的不幸，使她不得不住進了蘇州醫學院附屬兒童醫院，開始漫長而痛楚的吃藥、化療與骨髓抽檢。但她沒有放棄學習，那之后的五六年間，她時而住院，時而上學，成績一直非常優秀。1995年9月，她以545分的成績考取了鹽城市供銷職工中專商儲班。云鳳多么渴望像別的女孩一樣過著美妙的花季生活，但她不能，時常一節課下來，手腕上就出現許多“出血點”。頑強的她沒有被這可怕的病魔所嚇倒，在1996年1月的期末考試時，云鳳的病情又開始惡化，四門考試每次都是同學們扶著她進教室，當最后一門考試結束時，老師和同學們發現她坐的椅子上全是血，教室里頓時哭成了一片……可云鳳那張蒼白的臉上則露出一絲微笑，因為這次考試她得了全班第一。第二學期開始，云鳳又不得不回蘇州醫院治療，這時學校才知道她得的是白血病，學校為此發起了兩次捐款活動，當地市長得知云鳳的情況后也親自批復2萬元的救濟款。但當校長把這些錢送到云鳳手里時，她就是不接受。校長覺得不可理解，因為他知道許云鳳的家里早已被十幾萬元的治療費壓得一貧如洗了。當晚，校長還在思忖時，一個同學給他送來了許云鳳寫的一封信。信中說：“我從小就在困難中長大，再殘酷的現實我都不會害怕，可我害怕得到別人的幫助，父母已經為我付出了太多，我不能再違心地接受他人太多的幫助，因為我知道沒有時間再允許我去還清這么多恩惠了，所以我不能接受別人給予的那么多的錢。我只希望把這些來之不易的錢用在延續有用的生命上……”校長含著淚水，只好向市長如實匯報。但就在這時，已知生命不太多的云鳳姑娘卻在做著一件壯舉。她看到《 當代青年 》雜志上一則有關貧困大學生的報道時，忍不住提筆給雜志編輯部寫了一封信，請求聯系一名貧困大學生給予資助。她在當天的日記里寫道：“生命已經短暫，我只想讓它點點滴滴都化成一份美麗的回憶。我要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分鐘，希望去愛每一個人。”《 當代青年 》雜志社很快來信說，西安外國語學院教育系女生宋春陽家庭困難，父親患了嚴重肺炎不能下地，母親是個殘疾人，所以上大學的宋春陽生活十分困難，平時只吃饅頭不吃菜，日久天長，得了膽囊炎，極需幫助。云鳳沒有任何猶豫，把自己用于治病的錢拿出來，又給遠在千里之外、素不相識的西安外國語學院的宋春陽寫信說：“從現在開始，我每月給你寄30元錢，以助一臂之力，幫助你完成大學學業……”當代青年雜志社的人并不知道云鳳的真實情況，還以為促成了一件美事。只是西安外國語學院的宋春陽同學見給她資助的也是位學生，便回信說：“云鳳妹妹，我真心感謝你的支持和鼓勵，我會鼓足勇氣渡過難關的。不過你也在上學，是個消費者，好妹妹我求你，以后不許再寄錢來啊！”云鳳見信后馬上又回信寫道：“從我第一次提筆給你寫信的那一刻起，我就決定幫你渡過人生的暫時困境。也許生命本來就是一種緣，就再讓我們用一顆坦誠的心對待彼此吧！”隨信，云鳳又給西安寄去30元錢。宋春陽再次收到信和錢后，就突發一種“哭的感覺”。其實宋春陽當時根本不知道此時給她寫信寄錢的小妹妹，生命已經處在十分危險的時刻。此時云鳳的身體凝血機能已經被白血病破壞殆盡，每天大量失血。一個多月時間內，她整整用掉了22袋衛生巾和22包衛生紙……去年2月，為云鳳醫治了7年之久的蘇州醫學院，在萬般無奈中向這位可愛的少女關上了大門。回家后的云鳳，因癌細胞擴散，全身劇烈疼痛，后來又頭發脫光，生命最后時刻的每一分鐘，都使她承受著生者無法感受的痛苦……2月20日凌晨3時，只有19歲生命的許云鳳永遠離開了人間。悲痛欲絕的母親在整理女兒床頭的那個書包時，發現了3樣東西：一是女兒心愛的課本，二是沒做完的作業，三是她給哥哥寫的一張紙條。那紙條上這樣寫道：“陜西有個女孩生活太艱難，以后請你代我每月給她寄30元錢……”4月，西安外國語學院學生宋春陽得知一直資助她的許云鳳原來是位白血病患者并已不幸離開人世的內情后，悲痛得肝腸欲斷。因為她過去一直認為許云鳳是位非常健康而富有的女孩。“比起云鳳，我簡直太渺小了。從今后，我將以云鳳妹妹的精神，盡力克服所有困難，完成好學業……”宋春陽在給許云鳳母校的信中這樣說。
第十章朗朗書聲有條路 “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這句名言，對南京大學94級學生屠娟來說幾乎是天天要默默念上幾遍的信條。大學4年，4個365天，16個春夏秋冬季節……今天的屠娟再回首看一看自己走過的大學路，她連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這樣一個事實：她在經濟困難的絕路邊緣竟然跌跌撞撞地走了過來。“哈，1998——我該對你笑了！因為我要大學畢業了！不，我還要告訴你，我現在已被學校保送上研究生……”5月，當我在南大校園的那座西式小樓前見到屠娟時，她是一臉的燦爛。當你上大學時，父親因重病長期臥床在家，不僅不能像別的父親那樣給予你父愛，反而要家里負擔高額的治療費。而你母親又偏偏在一個不景氣的工廠工作，廠長一句話，你媽拿著400元一月的退休金，剛剛40來歲就被打發回家，并且是永遠的。400來元錢，要支撐一個3口之家，且有一個重病號，一個已經考上了大學……你，還有你家人當時就沒有想過——這個大學怎么上呀？“想，想得太多，太苦。”屠娟說，“躺在病榻上的爸爸由于想這個問題，堂堂七尺男子漢竟然淚流滿面，他捧著我的臉說：娟娟，是爸爸的這身病害得你不能高高興興、輕輕松松去上大學。最令我心酸的是我媽，她摟著我哭，在哭訴中讓我原諒當媽的當初沒進個好廠子……可我沒哭，我強制自己不把心頭的憂苦帶給這個世界。我知道爸爸媽媽的不幸，他們原來都是出類拔萃的‘老三屆’，‘大學夢’本來應該屬于他們去圓的。但他們不能，不能抗拒那個‘革命’的年代，于是他們把全部的期望留給了我。他們含辛茹苦地將我帶大，送到最好的小學、中學……他們還要把我送到他們心目中最好的大學。他們沒有白費心血，他們的女兒要上南京大學了，他們多么高興，就像自己考上了一樣。可就在這個時候，他們發現自己卻幾乎沒有一點能力供他們心愛的女兒進大學……他們能不傷心嗎？還能有比這更令他們痛苦的嗎？”我默默無語，靜靜地看著眼前的屠娟同學，想感受一下她父母當時的那種心情。她仰起頭，說：“我當時沒有傷心，反過來安慰我的父母，我說爸媽，你們只要給我一口飯吃，其他的我自己能行，大學我讀定了。爸媽流著淚笑了，說娟娟你放心，家里永遠有你想吃的東西，即使爸媽餓著，我們的娟娟會飽著肚子去上大學的。我摟住爸爸媽媽說，娟娟一定會好好讀大學的……”屠娟羞澀地搖搖頭，說這回是輪到我撲在大人懷里哭了。我們又開始對話—— 問：進了大學后，你沒有因為自己家庭的貧困而自卑過？答：當然會有的，但我相信一點，就是作為一名在校大學生，自豪與自卑的最高衡量標準應該是表現好、學習好，而不是誰家有多少存款誰家的父母官位大小。所以我曾有過的一點自卑也很快沒有了，因為我要用自己的實力來向同學們證明我不比別人缺什么，更不比別人矮一截。問：沒有經濟困難的學生可以集中精力讀書，家庭苦的孩子能一心一意坐下學習嗎？答：有錢人不為生活所愁當然是優勢，他們可以不去勤工儉學，可以在下課后的時間里去跳舞、看電影，以便輕松輕松。我們則不行，但我們可以利用他們放松的時間多學些知識、多看或熟讀些功課。他們換來的是休息與娛樂，我們贏得的是進步與充實……問：你也打工嗎？答：基本不，我靠學習“創收”。問：一年能“創”多少？答：我們南大的獎學金制度很健全，只要學習好的就會獲得很可觀的數目。問：能公開一下你的所得嗎？答：可以。我幾乎每學期都能得獎學金，而且基本都是一、二等獎。最高的得的是“吳健雄獎學金”，一次就是2000元。嗯——我平均每年都能保證拿到不少于2000元的獎學金吧！問：靠這，夠你上大學的生活和學習費用？答：夠。我家就在南京，我能每天回家吃住，所以每月給家100元，自己留100來元在學校吃頓中飯，加上買些書等其他小費用。問：成績好除了帶給你不再為生活所困外，還有什么好處？答：有呀！受到大家的尊重，再沒有人認為我是那種不合群的“貧困族”。請不要誤會，其實即使有人把我納入“貧困族”，我也照樣不在乎，或許可能還多一份自豪感。問：你能公正說一聲自己作為一名貧困生，能不能做到心靈與現實生活里平常人的融通？答：怎么不能？我從來就一直很坦然地面對貧困，特別是不可改變的家庭困難。但就像我對待學習一樣，我有信心，因此也就用不著掩飾什么了。我公開地對同學們講，我一個月就200來塊“財金”，而且這是學習得來的獎學金，我拿這些錢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我更不隱瞞自己的家庭，甚至常帶同學們上我家，讓他們看一看我家到底是個什么樣。許多同學到我家后回來都跟我說，屠娟，你家生活這么困難，但你爸媽都非常開朗、樂觀，好幸福哩！你說我還有什么在同學面前說“不”的？ 我笑了，笑自己成功地完成了對一位成功貧困生的采訪。其實，如何對待和處理貧困問題，作為高校、作為貧困生本人，情況雖然各有各的不同，其做法也各有各的招數，但有一點大家是認同的，尤其是我們的教育工作者群體更加這樣認為，那就是學習好本身就是一條理想的出路。誰不想學習好？然而想學習好并不一定就能成功。對一個生活困難的大學生來說，有時想好好學習卻也未必成為可能。南大的屠娟同學從小在南京重點中、小學成長，有著較好的學習環境，而且她很聰慧。可是那些從邊遠地區或大山里走出來的同學，比起她來則要不幸得多。北京醫科大學的一位女生告訴我，雖然她是當年河南考生中的佼佼者，但進了京城的大學才發現自己的知識面和以前中學的教育水平明顯差許多。比如現在大學實行英語“四級”考試制，這就得有相當的聽力和口語水平，可是她從前在中學念書時連什么是“隨身聽”都沒見過，別說進行什么“語音訓練”，她所有的英語是在一塊黑板和幾個練習本本上完成的。如今大學里要求那么高的外語聽力、口語方面的能力，像她這樣來自大山和邊遠地區的農家兒女的基礎水平，就無法與城市學生相比。 拿一個高高的考分進入大學，卻不能成為學習和成績上的佼佼者，幾乎是農家弟子與城里學生的最顯著區別。而那些貧困學生們所面臨的難題就更是多出幾倍。為了明天的學費和買飯錢，本來一堂必須聽的課他則不能聽了；本來考試前應該多一些的自習時間，但他因為預先安排好的打工或家教而只得放棄……這樣的事太多太多，故而貧困生們承載的又何止是簡單的基礎水平問題。但他們清楚，生活從不同情弱者，大學更不是窮人的慈善機構，所有成績上的敗兵，你無論有多少充足的理由，都將被神圣的殿堂淪為下人。學習好——是所有走進“象牙塔”的大學生必須完成的最終目標，每一位貧困生也毫不例外。他們因此比別人付出更高昂的代價。上海同濟大學的呂咸濤同學不相信有人給貧困生下的“口袋與成績單里都裝著0”的定語，為此他制定了一份長時間的“午夜自修學習表”——因為他不能不打工，貧困的家里已經為他做了力所能及的全部，故而他必須有足夠的打工收入來確保自己的學費與生活費。一天24小時，一星期7天，老天的“法則”對所有人一視同仁：5天學習或工作，2天留下自己支配。但呂咸濤與諸多需要靠打工來維系大學生活的同學一樣，他得在同樣的時間里多干出以下幾件事：每周3次外加周六、周日2次到一家超市打工，每次上班時間6至9小時。第二件事是每周兩次的家教，每次兩小時。完成如此兩件事約計工作時間50小時，如果加上來回路途用去的時間約計55小時。不算不在意，一算也許對許多同為學生的人來說，才能真正體味貧困生們的艱辛。這道算術題誰都會算，呂咸濤等同學在一個星期里要比別人每天平均多付出8小時的勞動。8小時是什么概念？8小時是國際勞工部門規定的每個就業者在一天里最長的“法定勞動時間”。這種簡單的分析說明了呂咸濤同學每天的學習和打工時間共為16小時。他的一天僅剩了8小時，這中間包括吃飯、睡覺……然而他不能將這寶貴的8小時全部用于吃飯和睡覺——他要跟上別人一樣的學習水平，因此他必須自修，因此他就只能定一個長期的“午夜自修學習表”。多少個午夜11點開始，上海同濟大學的校園內夜闌人靜，而某教室的燈光則分外明爍地依然亮著。正在貪婪自學的呂咸濤似乎從沒感覺寬大的教室里只剩下了他一個人，你看他偶爾抬頭做幾下眼保健操后，又伏案很久很久……嗯，是不是太晚了？可不，已經清晨2點了！小呂趕緊收拾書包，關好燈后往宿舍跑。壞了，大門又被值班的師傅給鎖了。得，還是回到教室去吧。于是，他又重新開燈、打開書本……多數時候他是清醒的，再自修一會兒，就該瞇盹兒了，因為明天還有明天的課程與打工內容。也有少數時候他不知不覺就睡著了，直到外灘的鐘聲在耳邊響起……他的一天中，只有上、下午的第二節課間是最快樂和愜意的，因為這是大課間，可以與同學們輕輕松松地聊聊天，或者歡歡快快地娛樂一會兒。他的一星期中，只有每個周日的上午是徹底“放縱”的時間，因為這個時間既沒有課，也不打工，他有意痛痛快快睡上一大覺，以此恢復整個星期的精力，并為下個7天養精蓄銳。他珍惜大學有那么好的學習與生活環境。比起過去曾經就讀的那所鄉間的破舊中學，呂咸濤覺得同濟大學真的是殿堂。他上的那個中學要什么沒什么，在他呂咸濤之前竟有5年之久沒有一個人考上過大學，如果不是1995年呂咸濤獲得全區第一名的高考成績，這所破舊而無建樹的中學就可能已經永遠地被撤消了。當地人至今仍流傳著“好學生呂咸濤拯救了一所中學”的軼事。上大學了，又是同濟這樣的名牌大學，呂咸濤覺得自己是一個來自窮地方的窮孩子，現在有了這么好的條件，再不好好學習，簡直就是一種犯罪，一種對知識與年華的犯罪。他始終以為家庭的貧困雖然不能選擇，但人生的奮斗目標則完全可以選擇。一個貧困生無論你可以怎樣地詛咒家庭與自己命運的不幸，但你卻無權對學習與知識有絲毫的懈怠。呂咸濤說，他剛入學時也很自卑，加上他的性格又內向，有一次班里組織第一次班干部競選，同學們個個滔滔不絕，顯盡風流。可等他上臺時，沒說兩句就面紅耳赤。然而他沒有后退，以自己特有的純樸和憨厚贏得了同學們的信任，最后他以較高的票數當選了班級生活委員。雖說這只是個“芝麻官”，但呂咸濤極其認真和投入，把班上有關同學們的一些生活問題安排得周周到到，活活潑潑，大家因此把他當成“小管家”，什么都愛聽他的吩咐與調遣。打工有時難免影響一些課程，同學們則主動幫助他整理筆記、抄補講義。呂咸濤呢，打大一到現在快大四了，年年班里成績第一，去年還被學校評為“百名優秀大學生”之一。成績好了，獎學金自然也多了，現在呂咸濤可以不打工也能基本保證學費和生活費了。他說能達到目前這種狀況是比較理想的了，因為不去打工就有更多時間與精力放在學習上。現在他有兩個目標，一是利用大學的最后一段時間，爭取盡可能多地掌握那些在參加工作后直接可以服務于社會的知識與技能。二是幫助班里一部分成績相對差的貧困生們把學習趕上來，使他們不僅在學校能自立自強，日后畢業就業時也能有個滿意的著落。呂咸濤用犧牲自己的無數個午夜與節假日，換來老師和同學們的尊重與優異成績，使得他成為上海高校大學生中自強不息的先進典型，像他這樣的貧困生絕不是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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