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櫻花樹下的剪影時值仲夏，聒噪紛擾的蟬鳴催促著行人前行的腳步。日本的夏天，向來就是夢幻而又美麗的。微風中搖曳著百合與櫻花的甜美味道，給前來上學的人增添了一份美妙的好心情。工藤一像往常一樣，悠悠地走在通往學校那道長長的坡道上。陽光明媚，樹影摩挲，光陰就這樣淘氣地從樹葉斑駁的細縫里鉆了出來。一直停頓在一張稚嫩嬌氣的美麗面龐。這是一個從沒見過的可愛女孩。美麗的絲發在泛著淡淡的櫻花的香氣里搖曳開來。只見她右手輕撫小腦袋，在本是明媚的憂傷里，眼神安頓地望向前方。而此刻工藤一的腳步停了下來，原本插在口袋里的手開始 緊張地冒出了汗漬。她轉過頭來，在與工藤一的四目對視中，有一種飄忽的情緒在心里游過。清澈的雙眸、明亮的眼睛，是那樣的可愛動人。在令人喘不過氣的空氣里，粉色的漣漪開始漸漸地泛起，悄無聲息地在工藤一的心里結成了水葫蘆，就這樣美妙而夢幻地停駐在工藤一的心里久久不能揮去。上課的鐘聲與夏蟬的鳴叫一起綿綿地響起。待同學們安頓下來，班主任指引著一個陌生的倩影進入教室。“是她！——早上看到的那個女孩！”工藤一的心在喜悅地抓狂，結果還是“啊，竟然是你！”的大聲地叫了出來。招來其他同學驚奇的目光。崧澤麗子微笑地注視著同學。笑容可掬地說：“大家好，我叫崧澤麗子，是從京都轉來的，和你們一樣，國中三年級，以后請多多指教！”話語很是親昵、柔順。接著又深情款款地向臺下鞠了一躬。一片掌聲清脆地響起。“那好，以后你的座位……讓我看看……嗯，就坐在工藤一的旁邊吧”班主任指著工藤一旁邊的位置。“請多多指教，工藤一君！”崧澤麗子從講臺上走下來，并坐了下來，對身旁的工藤一微笑地說。這笑宛若燕子掠過清澈明朗的天空一般，深深地烙印在了工藤一的心里。只是在潛意識里，有種飄忽不定的情愫，在感性地蔓延開來。“好像，崧澤麗子她并沒有在笑……”工藤一呆呆地在心里想著。吃過晚飯后，心里始終惦念著早上第一次見到崧澤麗子時的場景，那婀娜曼妙的身姿在飄灑著漫天櫻花的季節里繽紛多姿。——還有，那張笑臉背后隱匿的某種堅強？工藤一沉沉地晃了晃腦袋，抓起電話，撥通了好友，班長相澤佑一的電話。“佑一，你覺得崧澤麗子這個女孩子怎么樣？”“什么怎么樣——呀，難道……”電話那頭傳來詭異的笑聲。“別瞎想了，說正經的！”“確實是個美女！笑容很甜，而且也很懂得禮貌。對了！聽說她還在京都時候她曾參加過市級的田徑大賽，只可惜沒有獲獎”“喔……田徑？”工藤一把聲線拉長，饒有興趣的說。“嗯，聽班里的女孩子說，她似乎每個清晨都會去鍛煉長跑。”工藤一倏忽靈機一動，似乎想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嘿嘿地笑出了聲。“你該不會是想要做她的陪練吧？”相澤佑一吃驚地問。“不錯！我以后也要清晨去跑步”“得了吧，就你這點運動神經。”班長相澤佑一鄙夷地說：“我可是記得在去年的運動會上，你是參加了好幾個項目的倒數第一呀。”“嘿嘿……好漢不提當年勇嘛。我只是想要稍微了解一下崧澤麗子。我總感覺她并不就是像我們看到的那個樣子。”“腦海里，回蕩著你的樣子，在撲朔中，迷離了我自己本身的色彩。”工藤一在夢里寫道。
附錄：《 落淚是金 》出版15周年記 何建明攜其作品《 落淚是金 》，從某種意義上深深地改變了很多貧困大學生的人生軌跡。作家出版社的金石開，就是其中的一位。15年前，當他拿著大學錄取通知書走出北京西站的時候，被眼前一排排汽車風馳電掣般的飛速行駛的場景驚呆了。更令他想不到的是，在北京比汽車更快的是他個人生活上發生的巨大變化。金石開有著農村孩子特有的堅定和剛強。在北京生活的希望遙遠而渺茫，但他從未氣餒。可是，顯然初來乍到的他對困難的預見并不充分。交不起學費，是他從上小學開始就再熟悉不過的問題。有所不同的是，以前，他只會苦苦哀求父母；可是這一次，高額的大學費用遠遠超出了父母，甚至整個家庭的經濟能力——他只能依靠自己。金石開覺得，是作家何建明徹底改變了他的命運。當年到學校報到之后，宿舍里的同學相約去交納學費。那是在學校圖書館的一個大會議室里，幾個課桌擺成U字形，走一圈，便能交完所有的費用。而他只是跟著同學走了一圈，并沒有交學費，因此羞愧不已。當時還沒有正式辦理入學，他一回到宿舍，就給學校寫了一份休學申請。整整7頁紙，詳細介紹了他的家庭經濟情況和求學經歷，懇請學校允許他在休學一年的時間內，在北京打工，掙夠學費再來上學。幸運的是，班主任讓他像其他同學一樣正常入學，一方面幫他申請學校補助，一方面給他聯系勤工儉學的機會。更加幸運的是，沒過多久，何建明到這所學校采訪貧困大學生時，在校團委看到了他的材料，決定當面采訪他。金石開當時并不知道，這位即將認識的作家將會成為他終生的朋友，在人生的很多關鍵階段都給予了他重要的幫助。第一次見到何建明，是在學校老師的辦公室里。十幾名學生排隊等候他的采訪。何建明神色凝重，頭也不抬地在筆記本上飛速地記錄著，學校為他訂的盒飯放在一邊一直沒有打開。對于采訪，大家都不知道意味著什么，只是情不自禁地傾訴。但是這次采訪，從此徹底改變了他的命運。第二次見面，何作家已經把寫好的文字打印出來，讓受訪者逐一確認，簽字認可，以保證真實性。很快，第一本反映中國貧困大學生艱難求學經歷，記錄“象牙塔”里這個特殊群體的生存狀態、人生際遇的《 落淚是金 》出版了。雖然金石開只是書里所述幾百位蕓蕓貧困生之一，但是也明顯感覺到這本書強烈的社會影響，社會捐款紛紛寄到學校。據他回憶，那時候他每天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到學校領取匯款單，然后到郵局把錢取出來。因為學校已經為他減免了全部學費和雜費，他就把全部捐款交到學校團委，由學校老師統一安排資助其他學生。同時，學校也承諾，金石開在生活中碰到了任何困難，隨時都可以向團委求助。另外，來信慰問，甚至到學校來看望他的好心人更是不計其數。如果沒有何建明和這本書，金石開很難想象自己能夠順利地完成大學學業。金石開也是通過這本書才明白，在大學校園里，有很多像他一樣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為了上大學，他們都付出了多于常人幾倍的努力。也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經歷，他參與到了學校組織的幫助其他貧困大學生的公益活動，組織同學們利用節假日休息時間勤工助學、自強自立。那時候，邀請何建明到各地演講、講座的活動非常多，偶爾也會帶上幾位貧困生一起參加。其中金石開跟隨何建明到各地錄制節目、參加活動的機會相對較多，與何建明更是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每次活動結束，何建明總會跟金石開交流，了解他的思想狀態以及生活中的一些困難。金石開回憶說：“與何建明在一起，感動的同時，也學到了很多東西。”何建明在寫作上總是能抓住大選題，可是在生活上卻是心細如發。金石開說：“可以想象，對于一個農村孩子來說，能有一個作家朋友在身邊指導你、幫助你，是多么難得的機會呀！”有一次，因為時間比較緊，何建明曾讓金石開坐出租車過去參加一個活動，費用由他來報銷。可活動結束之后，何建明卻忘了報銷車費的事情。將近一年后再次見面，何建明馬上塞給他100塊錢，說上次實在是忘了，讓他一定收下。畢業的時候，何建明更是熱心地介紹金石開到“希望工程”工作。當時，“希望工程”雖然是一個公益機構，但也是全額財政撥款的事業單位，工作穩定，算是一份非常體面的工作；更重要的是，金石開由此能有機會幫助其他貧困大學生，算是找到了一份非常樂于投身的事業。在“希望工程”工作期間，金石開主要負責“大學生扶助項目”的管理工作。由于其個人經歷及《 落淚是金 》這本書，他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貧困大學生急切需要幫助的現實。為了推動項目發展，他制定了一系列規章制度，得到了捐助者和受助者的支持。后來，他看到項目宣傳資料里領導站在臺上、學生低頭接過捐款的照片，心里非常難受。從那以后，在捐款發放環節他一般不會安排受助生現場接受捐款的儀式，而這一想法也得到了單位領導的支持。另外，他還制定了“捐助聯絡情況調查表”，提出了“人生導師”的概念。捐款成功之后，他分別向捐受雙方發放調查表，了解他們之間聯絡溝通情況。讓學生得到資助的同時，也能得到捐款者精神上的幫助。因為大學生資助項目的捐款額比較大，很多捐款人都是有一定成就的人，算是成功人士。貧困大學生不僅在經濟上有困難，在精神上更需要有人指導和引領。而捐款人也往往有表達的愿望，在這項工作的推動下，雙方的互動非常有效果。值得一提的是，何建明一直是“希望工程”“大學生扶助項目”的形象代言人，為項目籌資做了很多無私的工作。《 落淚是金 》于1998年出版之后，社會上才開始真正地意識到大學校園里這一特殊的群體，才有人開始關心他們的健康成長，很多公益單位借機推出了大學生資助項目。2004～2005年，國家領導人先后在春節期間到大學看望留京勤工儉學的貧困大學生，將全國的貧困大學生扶助工作推向了高潮。不難看出，何建明不僅擁有敏銳的洞察力和先見之明，還總能更早地抓住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重大的問題。同時，金石開也在“希望工程”收獲了愛情。他和他的愛人是同事，因為工作關系相識，組建了一個溫馨的小家庭。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在北京有了自己的房子、汽車，生活過得簡單而幸福。他們的寶貝女兒馬上也要上小學了，可她從來不知道學費是什么概念。參加工作之后，金石開很快就向家里宣布，今后贍養老人的費用全部由他來承擔。他給父母買了冰箱和洗衣機，這在他們村上是頭一家有這些電器的。父親生病，所有的醫療護理費用都是由他承擔。雖然對于一個工薪家庭來說有點兒困難，但是他別無選擇。因為這15年來，他不僅順利地在北京安家立業，生活上自給自足，收入上也有了一定的保證，不知不覺地成了家里的“頂梁柱”，成了父母兄弟的“靠山”。老家的親戚朋友有什么小的困難，他還真能幫忙想想辦法。他愛人來自一個殷實的家庭，從來不知道窮苦的滋味。她非常支持他贍養父母，但他對過多地接濟哥哥稍微有一些意見。但是有一次，她無意中看到了《 落淚是金 》之后，徹底地改變了想法。她知道，他之所以有今天，得益于無數好心人的幫助。受人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親兄弟更應如此。事實上，這15年來，金石開自覺變化最大的并不是物質生活上的豐富。他最想感謝的，莫過于何建明及其《 落淚是金 》提高了他認識事物的能力，擁有了“正常人”的情感，改變了他的心態。當年他的故事刊登在《 中國作家 》雜志上的時候，配了他的一張照片，大夏天穿著一身迷彩服軍裝，留著兩撇小胡子，還有一對深茶色的鏡片。艱難的生活在他內心留下了難以彌補的傷痕，讓他顯得有些特立獨行、我行我素。更為嚴重的是，因為強烈的自尊心，他總是脾氣暴躁，剛入學不久就因為很小的事情和同學發生了沖突。幸運的是，認識了何作家，因《 落淚是金 》而受到的關注，使他在經濟上幾乎沒有什么壓力，在精神上也放松了很多。同學們不僅不嫌棄他的又臟又累的工作，甚至還主動幫他完成工作，幾乎所有的室友都曾幫他在校外打掃過衛生。他漸漸地發現大家并不在乎他有多窮，而是對他頑強拼搏的精神佩服有加，由此他找到了滿足感，心理也慢慢回歸了正常。對于金石開而言，最令他珍惜的是，在青春期最危險的時候，心理就要崩潰的時候，何建明向他伸出了援手。多年后，金石開感悟道：“這恐怕也是何建明15年前開始以文學的形式關注貧困大學生的初衷：讓社會更加和諧，讓一代人健康成長，讓每一個人都有實現夢想的機會！”而他只是從《 落淚是金 》成功走出的眾多貧困大學生之一。 10多年來，崔建國一直珍藏著何建明簽名的《 落淚是金 》這本書，他的故事就在這本書里。無論是辦公室的更換，還是家庭的搬遷，他都把它帶在身邊。雖然故事中的某些情節是為了增加其可讀性和感染力而經過了文學化處理的，但其骨干內容卻是發生在他身上的真實故事，所以令他特別珍惜。不僅僅是因為這是他的名字和故事第一次登上正式的出版物，更是因為這本書能夠提醒他今天的幸福生活來之不易，能夠讓他想起許多提供過幫助過的人和事，能夠激勵他為國家的富強和人民的幸福而努力工作。他甚至想，等他的兒子到了18歲，就給他看這本書。崔建國回想起當年，他接受何建明采訪時的情景還歷歷在目，當時他還沒有正式工作，但已簽約，即畢業后留校學生處工作。在他的印象中，何建明是一位很和藹的師長，深沉而有厚度。后來讀了他的《 落淚是金 》，就更敬佩他，不僅是因為他的文學造詣，更是因為他的那份社會責任感，因為他用自己的筆喚起了國家和全社會對貧困大學生群體的廣泛關注。接受采訪后不久，他就成為了北京林業大學的一名正式員工，開展對全校貧困生的扶助工作。由于自己的親身經歷，對貧困大學生群體感同身受，因此他在工作中非常投入，也經常用自己的經歷和《 落淚是金 》里的故事去鼓勵那些經濟上暫時困難的學生，激勵他們不畏貧困、不斷奮斗；而他自己也為能夠幫助家庭經濟困難的學弟學妹，能夠為高校的貧困生扶助工作盡一份力而備感欣慰。在學生處工作3年后，他被調到了研究生院工作，依然用愛心和責任心去做好包括扶助貧困研究生在內的每一項工作。他努力工作，真心實意地幫助每一位貧困學生。“送人玫瑰，手留余香”，許多時候幫人也是幫已。崔建國于2011年10月份離開學生工作隊伍，如今身為北京林業大學總務與產業管理處處長，做了整整13年的貧困生扶助工作，親身見證了我國貧困生扶助工作的快速發展和巨大成就。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綜合實力的增強，一方面國家獎學金、國家助學貸款等獎助體系日臻完善，國家用于資助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經費成倍增長；另一方面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和社會愛心人士等社會力量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幫扶力度也與日俱增。目前，雖然大學校園里的貧困生沒有完全消除，但“不讓一名大學生因家庭經濟困難而上不了學”的目標早已實現，經濟問題也不再是困擾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求學的主要問題。對于高校貧困生生活境況在這十幾年來的巨大變化，《 落淚是金 》發揮了一定的作用。1998年出版的這部報告文學一版再版，喚起了所有讀過它的人們的社會責任感并付諸于實際行動，激勵了每一名讀過它的貧困生發奮圖強，將淚水化為動力，用不屈的抗爭精神換取美好人生和金色前程。通過何建明的《 落淚是金 》所受益的，不只崔建國一人，也不只是書中涉及到的他或她，而是千千萬萬個貧困生和他們的家庭，是我國的教育事業和整個社會。正如當年龍吟老師對《 落淚是金 》的評述：“我認為《 落淚是金 》在很深的層次上反映了當代部分大學生貧困形成的歷史根源、現實根源，并且反映了政府教育職能部門及大學、共青團中央和各級團委，以及社會各屆人士從老人到小孩，從干部、知識分子到普通工人、農民，在解決大學生貧困問題上，所做出的種種努力和取得的成就，這無疑是一部反映當前我國社會積極奮進、充滿高亢意識的好作品，它是我們中華民族在向貧困宣戰的檄言書。” 唐麗霞如今身為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發展管理系副教授，已步入工作崗位近10年，幾乎快要忘記了自己曾經的那段“痛并快樂著”的日子。她接受何建明的采訪時，才在中國農業大學社會學系讀大二，后來成為《 落淚是金 》中著墨較多的主角之一。15年過去了，唐麗霞已經念完了本科，讀完了碩士，也攻讀下了博士學位；有了自己的工作，留在農大從助教做起，現在已是副教授了；曾不止一次地跨出國門，在德國學習了一年，也曾去過荷蘭、英國、印度、贊比亞和津巴布韋等國家短期學習和進行合作研究。如今，她不僅遇到了她的先生，還有了自己的漂亮可愛的7歲的女兒。當年書中的主角們大多也會和她一樣，完成了學業，找到了事業，也有了家庭，想起自己那段曾經的青春歲月，不禁莞爾一笑。《 落淚是金 》出版以后，很多報紙轉載了里面的故事。唐麗霞就收到了很多來自不同地方、行業，不同好心人的信件和電話，甚至是直接的物質支持。最讓她感動的是一個浙江小妹妹，來信說要向她學習，后來也考上了理想的大學；最有意思的是一個軍人，專門跑到學校來看看她是一個多么堅強的小姑娘，還請她去從未去過的麥當勞，不知道怎樣點單，就學他也要了一個“巨無霸”；最戲劇化的是一個生意人，執意要她去他店里去取一個“暖手寶”，為了不辜負他的好意，她坐了兩個小時的公交車趕去，后來又著急趕回家的火車，不小心弄丟了口袋里的200元錢；最機緣巧合的是一個醫生，去找她聊天時才發現她們居然是同一個初中英語老師教出來的……有很多人表示要資助唐麗霞，都被她一一婉拒了。因為那個時候她的成績很好，可以拿到獎學金，并且來了北京兩三年后，已經在家教和促銷兩個行業游刃有余了。用自己的雙手創造生存的空間，這樣她心理上才不會有負擔。但是，她最終也沒有辦法拒絕中國科協的一位老爺爺，他讓秘書把她叫到辦公室，講述他曾經的過往，他說資助她是希望她能把年輕的時光更多用在學習上，而不是打工上。她這才接受了每個月300元的資助。讀研以后，她就和這位爺爺說，現在真的不需要了。而最為奇妙的是，這本書成為了唐麗霞和她的先生的“紅娘”，一個只見過一次的朋友在報紙上看到她的故事以后，想起了他曾經見過故事里的這個人……人世間有很多事情都無法去探尋前因后果，只有走過，才發現曾經的過往是未來的前兆。曾經是一名貧困大學生的唐麗霞，走上工作崗位以后，才發現自己這一生，至少是過去的十幾年以及可見的未來5年里，都和“貧困”綁在了一起。她的碩士論文研究的是西部貧困地區農民通過自愿移民搬遷來緩貧的過程，博士論文研究的是西北一個貧困村莊貧困農民的生計選擇，現在的工作重心是貧困和扶貧政策的研究。她去過很多貧困的地方，聽過很多很多貧困者的故事，在他們面前，才意識到當年的自己是多么的幸運。作為一名老師，她帶過許多屆的學生，他們中間有很多人和當初的自己一樣，貧困卻一直努力著。她經常用那個資助她的老爺爺的話來鼓勵當下的貧困生，讓他們不要糾結于暫時的貧困，而是要把大把的青春放在學業上。因此，她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為他們爭取各種資助。她雖不愿意提及自己的過往，但是他們卻經常無意中從網絡的某個角落或者圖書館的某個書架上看到她的故事，而這對他們也起了一點兒鞭策作用。唐麗霞雖然曾經拒絕過別人的幫助，但她從未拒絕過幫助別人。在她曾經走過的村社上，她也拿出了身上所有的現金，去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看到他們上了大學，也有“手留余香”的感動……15年，彈指一揮間，曾經的大學貧困生們或許留下過許多的震撼，但更重要的是愿意向前看。 當年號召全班同學捐助“螞蟻”的浙江衢州的小學團支書和她的小伙伴們也長大了，團支書現在做了一名警察；當年持續資助“螞蟻”完成學業，并像媽媽一樣開導“螞蟻”的江蘇南通的張媽媽，還是那樣慈祥，那樣開朗開心；當年盡己所能捐助“螞蟻”的四川屏山人民醫院的段阿姨，至今都還沒能當面向她致謝，這是“螞蟻”難以釋懷的心結……如今，當年的“螞蟻”、壯族小伙子馬義詞，已經從大學畢業、工作，并且為人之父了。貧窮只是一個暫時狀況，永遠不應該成為貧困生們的心理陰影。當年的“螞蟻”是樂觀的積極的，現在還是；拒絕悲觀，永不絕望，才能在生活和工作中展示真實的自我，贏得掌聲和愛，體現自己的價值。“螞蟻”一直是單位的活動積極分子，大大小小的活動，都能看到他的影子，舞臺上的小丑、樂隊的貝斯手、合唱的指揮、運動場上的大隊長，沒人在意他窮孩子的出身，沒人介意他瘦小的身體，看到的只有他的那份熱情，那份活力。成長的經歷給予了當年的貧困大學生們太多的寶貴財富，給了他們太多的夢想，于是乎他們必定會去一一實現。對于“螞蟻”來說，從設計一款游戲軟件開始，他就注入了一個堅定的理念，就是做一個分享快樂的軟件，一個實現玩家夢想的軟件，只要用戶不喜歡的東西，堅決不加，用戶提出的創新意見，努力去實現。以至于他所開發的這款軟件，目前雖然只能維持基本的日常開支，卻擁有了近千萬的用戶，是“不牟取暴利的精品游戲”。“螞蟻”出身貧困，努力讓自己的小家的狀況得到改善，也一直掛念家鄉的基礎建設，在需要的時候，都能盡力支援。即便自己的收入微薄，也能和伙伴們盡力去幫助更需要支援的人。“螞蟻”也曾經以一個游戲團隊的名義參加支援貴州多名高中生完成學業的慈善活動，期望有朝一日能夠幫助更多的人，尤其是學子們，不僅僅是生活上的資助，還有心靈上的溝通，提供助學的機會。另外，“螞蟻”向何建明以及所有為貧困學子提供過幫助的好心人表示感謝，并且祝愿所有的伙伴們都能在社會中積極地實現自己的價值。 張升現任職于國家林業局，也是《 落淚是金 》的主人公之一。大學畢業的時候，他在教室黑板上寫到：慕星漢之燦爛，仰流光其灼灼，哀昨我之永逝，樂今我之將生。如今面對“四十不惑”，他重新審視自己，日復一日的平淡，可能就是想要的生活。畢業9年以來，這看似簡單的日子，對于他這名當年的貧困生而言，卻是想象不到的，更是得來不易的。 對貧困大學生的扶助工作，在這15年來取得了令人欣慰的長足進步。上述的這5名當年的貧困大學生，通過艱辛奮斗，過上了曾經不敢想象的幸福生活，而像他們一樣從貧困中成功走出來的大學生們不計其數。從下面這位當年負責扶助貧困大學生的學校干部的工作經歷中，同樣能反映出這項工作、這本書對于貧困大學生們的人生軌跡產生的巨大影響。1998年，于翠霞接受何建明采訪時，剛在中國林業大學工作一年，擔任學生處副處長。從1997年開始的7年時間里，她負責幫助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每逢“迎新”，她都會在學校設立的“綠色通道”接待處，熱情地迎接那些交不起學費甚至沒有生活費的學生。僅僅“迎新”那幾天就會接待大約200多名這樣的學生，以7年的時間計算，這項工作幫助的貧困大學生，將近2000名。1998年，國家助學貸款試行后，學校又成功地為很多學生辦理了助學貸款。在日常工作中，通過減免學費和住宿費、發放困難補助，通過獎學金、助學金、愛心人士捐助等形式，及時地幫助那些貧困大學生。15年過去了，于翠霞對《 落淚是金 》中那些勇敢接受采訪的學生表達了感謝，當她征詢他們的意見，問他們是否愿意把自己的故事放在書中，以喚起國家、社會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這個特殊群體的關注和支持時，他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選擇了在那個時點上能做到的對這項工作的最大的支持。《 落淚是金 》出版后，由于帶來了巨大的輿論影響，于翠霞曾多次接受“新聞聯播”“焦點訪談”“東方時空”等欄目的電視采訪，以及《 中國教育報 》《 中國青年報 》等報社記者的采訪。對貧困生的資助工作曾多次被媒體報道，一時間，她及其所在的學校也成了這方面工作的典型。對于當年的貧困生而言，他們戰勝困難、刻苦學習的經歷，如今已經變成了一筆寶貴的財富，帶著這筆財富上路的人，知足、感恩、無所畏懼。去年校慶前夕，于翠霞到上海拜訪校友，沒想到那晚見到的16名校友中，竟然會有3名是當年得到學校資助的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盡管她早已不記得他們的名字了，但是，他們都還記得當年的那些事、那些話。還有幾個當年的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畢業后留在學校工作了。他們成了她的同事，也成了她一生一世的好朋友。這幾個人，有的在擔任專業課教師，有的在做管理工作，都是學校各方面的骨干。離開學生處后，2004年于翠霞去英國學習了一年。回國后在人文學院擔任了6年黨委書記，2011年10月開始擔任工學院黨委書記。但是，熟悉于翠霞的人都知道她有一個“貧困生”情結，所以，無論在哪里碰到這樣的學生，她都不能視而不見。此外，于翠霞幾番強調曾經的貧困大學生如今絕大多數都過上了幸福美滿的生活，向何建明表示感謝，請他安心。 事實上，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綜合實力的增強，國家用于資助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經費逐年成倍地增長。目前國家資助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方式有十幾種，包括國家獎助學金、國家助學貸款、學費補償貸款代償、勤工助學、校內獎助學金、困難補助、伙食補貼、學費減免等多種方式并舉的資助政策體系，同時實施家庭經濟困難新生入學“綠色通道”。以2007～2011年的統計數據為例，全國累計資助普通高校、中職學校、普通高中和義務教育階段學生3.4億人次，累計資助總金額3526.17億元。資助學生由2006年的2525.19萬人次迅速增長至2011年的7874.08萬人次，增長2.12倍。資助金額由2006年的191.16億元迅速增長至2011年的980.14億元，增長4.13倍。其次，近10年來，各大高校資助工作的投入力度也在不斷加大。以中國林業大學為例，目前學校獎、助學金體系科學、全面，設有獎學金7大類32項，每年約有8500余人次獲獎，獎金總額700多萬元。每年提供勤工助學崗位3000多個，發放勤工助學補助200余萬元。十幾年間，共為近萬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辦理國家助學貸款累計2億元。累計發放包括生活補助、臨時補助、突發事件補助等在內的特殊困難補助5690余萬元，校外資助總額達1153萬元。當年，從經濟上幫助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是工作的重點。如今，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幫助的重點，已從單一的經濟資助，向心理健康、能力提升、成長成才轉變，資助工作更加精細化、個性化、有針對性。從以上幾人的回憶來看，全國的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工作在15年里取得了巨大發展，因此《 落淚是金 》在15年后再版，就具有了一定的紀念價值和意義。
第十九章世紀涅槃歌 1994年9月中旬的某一日，國家教委大門口來了兩位穿著破舊衣衫的青年學生，不顧門衛的阻攔，高聲朗誦起來： 當金質鐘錘在你們的公館里敲響，呵！你們是否想到也許有一個窮人，挨著餓，停留在陰暗的十字街頭，從金碧輝煌的客廳的透明的玻璃窗上，望見你們婆娑起舞的身影？他在靈魂里把你們的華宴和他的家相比，在那里從來沒有一絲炭火燃燒的火焰，他的孩子們餓著肚皮，他們的母親衣不蔽體，老祖母躺在幾根稻草稈上，沉默無語，真可憐！嚴寒的季節已經把她凍得足夠入土歸天！施舍吧！為了得到為人類受難的基督的撫愛，為了使惡人也稱道你們，向你們致敬，為了你們的家庭永遠和睦與安寧：施舍吧！為了有朝一日，在你彌留的時刻，天上有一位神靈，為你們祈禱，超度你們的靈魂！………… “喂喂，報告報告，門口有兩個學生模樣的人在大聲喊著內容不好的反詩，要不要處理他們？”年輕的門衛緊張地抓起電話。“先不忙，等我出去看看。”不一會兒，教委大院內走出一位某部門負責人。他已經遠遠看到了那兩位學生：“就是你們倆？”“沒錯，就是他倆。”門衛十分嚴肅地報告道，“剛才他們在這兒大聲念著不好的詩！”“是這樣嗎？”“我們是念了詩，但那是好詩，是偉大詩人歌德的那首《 為了窮人 》。”學生開始反駁，并重新向那位教委官員朗誦了一遍，“他不懂。這是壞詩嗎？”“對，這是首好詩。可你們有什么事嗎？”官員問學生。學生激昂地說：“我們只想問一句，國家教委為什么提出讓我們交學費？我們是山區來的，根本交不起。請問先生，難道社會主義大學要把窮人趕出大學門？”原來如此！教委的官員和言悅色地把學生請到接待室，因為這樣的事已經發生過多起了。是啊，為什么突然要讓學生們自己交學費！收了學費又是為什么呢？只有一個答案：一切為了教育體制的改革！震蕩最后的堡壘20世紀末的中國是什么？是一頭已經昂起頭在呼嘯的雄獅。是一列已經啟程并在快速道上飛速前進的戰車。 政治體制改革不斷深入，市場經濟革命風起云涌，有特色的社會主義成就讓全世界為之驚嘆！開放與革新，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然而在這偉大歷史進程中，人們卻意外地發現一向締造革命理論與改革模式的中國教育界則仍然拖載著那輛舊體制的老破車，與時代格格不入。誰都知道，中國的每一場偉大變革總是先來自于教育界，但而今的教育戰線為什么走在了中國體制變革的后頭？原因只為兩個字：缺錢。可有誰能不承認這個事實：改革開放近20年的每一年人大會議上，“增加教育經費投入”的議案，年年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但又為什么始終得不到最終的解決？原因還是兩個字：太窮。中國仍然太窮。12億人口的一個國家，有2億多人要接受義務教育，幾千萬人的中等教育與職業教育，500多萬人的高等教育，還有近億人的掃盲工作，近千萬教職員工的待遇……統而言之，國家需要在教育上的投入，如果按西方國家的人均標準，則至少將我國50％以上的國民收入投進去。怎么？就不管12億人的吃飯啦？于是，研究來研究去，每年的教育經費仍然像大餅上撒落的芝麻——看得著而吃不飽。不去說全民教育，單說高等教育。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上大學后就是國家管了，既然“管了”，當然連吃連住連學習連分配就該全管。事實上在計劃經濟模式下，國家真做到了這“全管”的“統一招生、免費入學、困難補助、統一分配”的大包大攬。應當承認，在人民的經濟收入很低的情況下，為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階級差別，鼓勵工農子弟上大學，培養優秀人才，確保國家重點行業需要等等，這樣的辦學模式有過積極意義。但隨著整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結構和運作方式發生的變化，原有的國家大包大攬已經跟不上形勢，且日益暴露出問題的嚴重性。如把大學當做社會福利事業，國家出錢，學生免費，學校有多少錢辦多少事，那樣就極大挫傷了教育單位的積極性與創造性。隨之而來的便是宏觀教育機制、辦學機制到微觀的專業設置、課程設置等等的嚴重滯后與社會發展步子的停滯。國家教育經費長期徘徊在12％的水平只能維持教育單位的“人頭費”，所有其他想做的事只能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教育部門曾經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探索推行過委培、代培、自費等制度，并想以此緩解教育經費的不足。結果不是出現“分數不夠錢來湊”的問題，便是有的大學堅持教學質量而拒絕招收這一類的“委培生”，加之委培生在分配上也帶來諸多毛病。1994年，國家屢經調查論證，決定由開始的試點到最后的高校全部實行收費上學制度。為了什么？很清楚，為了國家不能永遠背大包袱。在西方發達國家，公立學校僅占百分之二三十的比例，而我們一個發展中的窮國家，竟百分之百的全是由國家出錢來辦高校。一座大學一年需要多少投入且不論，光一個學生一年平均就是10000元，500多萬學生就是500多個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國家日益為這樣的學生包袱感到喘息的時候，另一方面全國居民家庭的銀行存款卻每年以30％的速度在增長，至1997年底個人存款總額達50000億！個人的腰包在不斷膨脹，卻不愿為自己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掏一分錢，這樣的國家最后不被拖垮幾乎沒有可能。再看看這樣一個現象：1997年7月浙江溫州的一家酒店老板在當地報上刊登廣告，為其女兒公開招聘一名專職家庭教師，許諾執教后學生年度成績躍居班級前五名的，獎家庭教師3000元，成績居年級前10名的獎8000元。如果最后考取大學，一次性重獎15萬元。家庭教師平時的待遇：包吃包住，臥室配空調、電腦、電視，月工資1200元以上。可以為了兒女上大學出巨金請家教、找好中學，這幾乎是社會的普遍現象。你只要看一看“中考”那激烈的硝煙和家長們為了給子女擇所好校而不惜代價的舉動，誰能說有幾個不是為了兒女能上大學？既然上中學愿意或完全承擔得起幾千、幾萬的高額費用，那么大學收費該是理所當然的事了！政府和教育部門出于大局和國民的實際情況，最終作出了今后再上大學就得交費的重大決策。這對中國百姓來說是個驚雷。其實它已經來得晚了，它之所以要響起也實出無奈，它之所以遲至今日才響起同樣出于無奈——中國還有上億家庭仍處在經濟不能自足的低水平上。國家因此而仍然承擔了每個學生80％左右的教育總費用。人民共和國想的是人民。國家同時考慮到一些特殊行業的專業高校情況，規定農林、地質、石油、師范、體育、航海、民族等專業學校享受國家專業獎學金的大學生免繳學費。據教育部門和有關社會調查機構測定，收費后的每個大學生，每年的各類費用在6000元至10000元之間，這個數目大部分家庭可以承受得起。教育部門以為，按照市場經濟理論，一個大學生在畢業后的一生中所得到的回報將是巨大的，相比之下在大學期間所花出的兩三萬元投入則很小。國家的賬目，清白優惠，無可非議。然而大學收費仍是震蕩千千萬萬個家庭的驚雷。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震蕩，是來自兩個原因：傳統的習慣意識和確實難以承擔的經濟困難。前者是一種觀念更新，是靠說服教育能解決的問題。后者則是非一日能跨越的溝谷，誰來為之填平？資料表明：在大學中來自農村和邊遠地區的學生，占總數的60％以上。同樣有資料表明：目前我國農村的人均年收入在1200元左右。兩項資料說明了一個問題，即在農村，如果一個家庭中出了一名大學生，那么全家的全年經濟收入基本都將用于這個學生身上。如果這個推測成立，那么凡是農村出來上大學的孩子家庭里，至少有一半將因此而受到經濟的困擾。注意：這里我們并沒有說那些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家庭。另一個不可小視的現象是近年城鎮居民中下崗人員大幅度增加，10％以上的城鎮家庭的大學生也面臨交不起學費和沒有生活費的困擾。大學的貧困生因此而產生，其面占學生總數的20％左右，其中5％至8％為特困生。1／5左右的數目不可謂是小數，100萬的貧困生如果每人每年國家助困100元，就是1個億。每年100元解決不了任何問題，若解決問題則需要每月助困100元左右，這便是10個億。10個億對國家來說并不是大數目，但國家全年的教育總經費才多少？于是中國體制改革的“最后堡壘”——教育改革要突破，100萬的貧困生是其“堡壘”中的“堡壘”。出路何在？出路只能是兩條：社會與學校自身。哈佛真的學不到？市面上有本叫《 哈佛學不到 》的書已經流行了很長一段時間。哈佛作為世界著名的商業管理人材搖籃，有其了不起的卓越天才式管理機制。單看看那見不到校門的開放式校園，到處都充滿學術氛圍，以及學生們那氣昂昂的步履、目不斜視的神色，你就會有種這里是“世界第一”的感覺。是啊，哈佛為什么就如此牛？1997年12月的一場冬雪后的一天，我站在哈佛大學的締造者哈佛面前，默默地請教這位半身披著雪花的學界斗士。哈佛沒有回答我，只有陣陣寒風吹得我吃不慣西餐的肚子難受不堪，并不得不迅速離開。一趟哈佛，除了留下幾張照片外，什么也沒有學到。所有旅游者大都是這樣。但教育家難道也是這樣？哈佛確實不同尋常，每年光從政府那兒可以獲得10億美元的經費，這還僅僅是個零頭，哈佛所獲全世界各種社會資助高達100多億美元。這便是哈佛最強大的后盾。雖說100多億美元與產生十幾個諾貝爾獎獲得者沒有必然聯系，但哈佛大學教授的年薪絕對是世界高校中最豐厚的。在這里，教員的工資超過美國總統薪金的大有人在。哈佛的學生獎學金最高獎過10萬美金，一般學生的獎學金也有幾千、上萬之多。哈佛的學生是真正的“不因為貧困而輟學”。要進哈佛校門，一年沒有四五萬美元就別往這個地方探頭探腦，當然假如你是富翁你還必須有個天才的腦袋。哈佛是典型的社會辦學楷模。你想獲得哈佛的榮譽，這里的大門敞開著，什么某某研究中心、某某教學大樓、某某圖書館，你只要有錢，你就可以在這里建立永久的豐碑。像中國小富翁們扔三萬五萬人家當然不要，但上線卻從不限定，幾百萬、幾千萬甚至幾億美元的贊助，哈佛從來“笑納”。不像英國牛津，1996年沙特阿拉伯一位富翁出于感激要資助3400萬美元給學校，牛津大學的董事們竟以259票反對、241票贊成而拒絕如此一大筆款項。哈佛不會這樣做。這便是美國紳士教育家與英國紳士教育家的區別所在。中國大學能從哈佛大學學到什么？有人也許馬上會說根本不可能。但這樣的結論下得太早。社會力量辦大學過去在計劃經濟下的中國教育界是不可想象的事，而這幾年隨著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的社會力量辦大學已經初見端倪。李嘉誠出資40億元建起的汕頭大學就是中國經濟特區內的第一個“小哈佛”，這里的學生就沒有貧困一說，除非你不努力。再到北大、清華、南大、復旦、中山、浙大等著名校園走一走，你就會發現，凡是校園內最新最好的建筑，幾乎都是冠以某某名字的，就是說都是某某人贊助而建的。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的負責人向我介紹，清華自90年代初開始，每年社會和學校自籌的資金投入，就已經超過了國家的撥款。以1995年為例，清華的總收入中，政府的事業費撥款只占29％，學校的社會資助與科研、生產、委培等的收入占70％多。可見，爭取社會捐助已經是目前中國那些著名大學之所以能過上相對好一點日子的重要途徑。這位負責人說，清華大學的貧困生數量并不小，每年有1300多名。這幾年清華之所以能做到使這支龐大的“貧困軍”沒有一位因經濟貧困而輟學，很大程度上是他們除了按照政策被減免學費外，還從社會資助中拿出大量經費保證貧困生們人均不低于1000元的各種補助。在清華大學基金會小樓里，有一行字非常醒目：“一年之計，莫如樹谷；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獲者，谷也；一樹十獲者，木也；一樹百獲者，人也。”清華人太清楚育人之計，所以他們把建立社會捐助為主要來源的教育基金看做是“大樹”培之植之。“大樹”葉茂，“大樹”底下的人便好乘涼。值得欣慰的是像清華的情況，并非一家。許多高校如今都已紛紛把爭取社會資助當做辦好學校、減輕貧困生壓力等資金籌集的重要渠道。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凡是社會捐助搞得好的學校，那兒的貧困生工作就會做得扎實有效。反之則不然，像上面我提到的那些“無援的貧困校族”之所以陷入困境，就是他們沒有“源頭”，沒有“大樹”，赤條條下的貧困生們只能更加艱難。這里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學校本身應加強工作之外，社會的捐助者也要注意捐助的投向面，不應光把目光盯在那幾家著名學府，盯在可以提高眼前的名聲、名義上。其實，一桶之水對已經盛茂的參天大樹可能并不起什么作用，而一桶之水對那些因干旱垂死中的禾苗來說，將是生命的重新復活。一切有識之士應當多做些雪里送炭的事。中國有一句古話叫做“眾人拾柴火焰高”。然而縱觀中國大學在改變自身經費壓力問題上，真正運用此話的并不突出。目前我們的高校大部分只把眼睛盯在“港澳臺”那些巨富身上，還很少有序地注意運用自身的特殊優勢，將目光投向國內的那些富有階層。中國的窮人很多，但中國現在的富人也很多。美國的《 福布斯 》雜志曾載文說中國現在至少有4000萬人進入富有階層，有1000萬戶家庭的年收入在5萬元以上。這些家庭與富有者光每年的存款利息收入人均5700元左右。早聽說有人一桌飯花去十幾萬元，一個澡也能“泡”掉萬兒八千。通過多種方法，讓這些人從牙縫邊省下那么幾餐，我們的百萬貧困大學生就能一年不愁了！這，并非是夢。你到國外走一走，就可以在圖書館和書店里，找到眾多關于私人獎學金的信息手冊。入冊的捐助者未必都是富翁，相反大都是普通的公司職員、退休軍人、神職人員，甚至還有繼承遺產的小孩。這很有點像中國的“希望工程”，但他們則更加規范，更加讓捐助者視之為一種神圣的義務，并對所捐之款采取了透明的追蹤而放心。西方人在組織社會公益事業的捐助活動時，與我們的區別在于，他們幾乎不采取任何運動式的聲勢，卻十分注意科學與規范。中國人要學的東西很多，這便是一例。中國暫時沒有阿拉伯的石油巨富把堆山的黃金，用大“林肯”向哈佛送去，但中國有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多的眾人之手，每一人拾一根柴火，那么拾起的可能就是幾個哈佛的金山！呵，話到此處，不要以為哈佛就這么容易輕輕松松地學到了。哈佛還有它永恒的魅力。曾經有一家世界著名的計算機軟件公司的總裁，以每年1億美元為條件要求哈佛接收其不學無術的孫子，并且要求今后兩年中課堂案例應至少有一半以上是有關他們公司或計算機行業的。哈佛校董事會當即拒絕，他們說，招收一名不學無術者進校，便意味著另一個本應進入哈佛的優秀青年被拒之哈佛門外，這是對哈佛的一種侮辱。這一例子，使我想起了全國學聯負責人曾經提到的一件事：即作為校方和貧困生本身，在“眾人拾柴火焰高”面前，如何合情合理處置社會捐助，這同樣是個不可忽視的問題。我們是個行善積德的民族，幾千年形成的“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傳統美德，時時處處可見。而今，當貧困大學生問題被擺出來后，社會各界慷慨解囊者亦非少數。面對“天上掉下來的餡餅”，絕大多數貧困生能正確對待，也能妥善處置所得捐助，并以自己刻苦學習、走上工作崗位全心全意為祖國服務之心報答人們所給予的愛心。然而也確有一部分受助學生一旦有了“餡餅”吃后，“食欲”越來越大，以往那種與命運抗爭的精神也隨之消失了，有的甚至拿別人捐獻的一片愛心去追求奢侈的生活。為此，全國學聯負責人指出，希望社會各界在為貧困生獻愛心、搞捐獻時，最好能通過如“全國學聯濟困助學中心”等專門組織部門。這樣不僅可以采用形式多樣的途徑，保證每一筆捐款落到實處，而且可以避免個別受助者因一夜間突然“致富”所帶來的弊病。規范、科學、合理和有效地使每一分錢發揮作用，這也是“哈佛精神”的重要內容之一，我們不妨同樣拿過來。校園自有黃金在唱完了中國“哈佛”的美妙之曲，我們還不應該忘卻大學自身的優勢。幾乎一切權威人士都這樣認為：中國的教育改革最終決戰的戰場在校園。作為決戰內容之一的貧困生問題，最終出路自然也在校園。校園能提供什么？有人問。校園能提供一切。有人答。這是狂想。有人說。這是事實。有人道。其實，狂想與現實之間僅為一步之隔。那就是：窮則思變者，大路通天；窮則懶怠者，有路亦為溝。1998年7月10日，我到高校勤工儉學最早并頗具優勢的北京師范大學調查。我得到的一個簡單數據是，這個學校6000余名本科生中，貧困生占16％，即930名左右。而這個學校自10年前建立“家教中心”以來，僅家教一項勤工儉學，每年就有1200人左右參與。這還不算另約1000人左右自己聯系的家教。一個家教學生一月所得的收入在200元，一年按10個月計算，全校學生們每年僅家教一項可獲取至少240萬元的勤工儉學收入。這里的貧困生們絕大多數是靠從事家教“脫貧”，甚至“小康”。北師大得天獨厚的優勢非旁人所及。那么身處下崗“重災區”的鞍山鋼鐵學院則可以讓那些同為“無援的貧困校”在思維上沖擊一下了吧？鞍山鋼鐵學院除了學校內部有限的一些崗位讓貧困生們承擔起來之外，校門外的所有勤工儉學崗幾乎被社會上的下崗大軍占盡。怎么辦？學院領導靈機一動，校區北邊不是有塊荒地一直閑置在那兒！對，開荒種地。于是學院上下齊動員，很快開辟出了80多畝可種蔬菜作物的耕地。“種子和耕作經費由學校出，勞務和耕作管理由你們來……”校長一聲令下，那些貧困生們學著當年的“南泥灣”精神，每天利用課余時間和節假日，舉鎬揮鋤，施肥除草，無限情趣。春天，他們播下種子，秋天收獲碩果，學校的食堂因此而增添了美味佳肴，貧困生們則用勞動的汗水換得了可喜的報酬……有人會說，我們校園沒有荒地可墾。那就比比徐州煤炭建筑工程學校吧！生活費從來就是貧困生們最大的一筆開支，每月150元以下的生活費可以統歸為“貧困族”了。但學生們感到沉重的是，這150元一月的生活費又能解決多少饑荒呢？有限的錢，仍填不飽饑餓的肚子，貧困生們莫不痛苦于此。許多學校對此束手無策。但是，徐州煤炭建筑工程學校不這樣。他們對此進行改革，把后勤管理人員精減下來，伙食部門不留一個閑人；食堂化整為零，由個人獨立經營；學校不給食堂下撥一分錢，只管煤、電、水費；所有攤點、食堂的價格與利潤、種類與質量，必須按照規定執行，超一罰十，損一扣百。如此一來，學生們真正成了上帝，經營者為了吸引眾多每月生活費在100元左右的學生，便盡量壓低成本、增加種類、提高質量。如今的校園內，你每月100元左右的錢，可以吃得不顯寒酸，頗能自在；你如果花150元，則能吃好有余。不信，你可以到徐州煤炭建筑工程學校走一走，那100多種小炒、30多種主食，任你享用。如此低價美味，貧困生還求什么呢？以上僅僅是一種借鑒。然而滴水之中可見太陽影子。校園是個小社會，一所萬人的大學便會帶來一個萬人的小社會，他們依靠校園的萬人在生存，甚至在致富。地處陜西咸陽的西藏民族學院，可以說是中國千所高校中最底層的學校，那兒的貧困程度觸目驚心。但就是靠他們墻外那條馬路繁榮起來的“十字街”，在當地十分聞名。每當夜幕臨至，此處便燈紅酒綠，熱鬧非凡。據學校的人講，光這一條街，當地街道一年所得稅收就達230多萬！而西藏民族學院的院長說，他只要每年有其1／10就可以使全校貧困生們基本“脫貧”。為什么就在眼皮底下的肥水被別人截去了？這固然有地方上的問題，難道與學校本身缺乏開拓精神無關嗎？北大的一個“方正”可以打到美國去賺“洋錢”回來花，那么我們的“東大”、“西大”是否可以動些腦子挖掘自身的優勢，弄點“土錢”給窮學生們添個菜、送件衣呢？都有可能。只要我們真的努力了。讓“象牙塔”對貧困說聲告別在國外，你常能聽到這樣一句話：“如果你想活路，你就宣布破產；如果你要生存，你就趕快信貸。”信貸上大學，這在美國等西方國家是普遍又普通的事。接受高等教育，就是一種投資，西方國家早已對此深入人心。因而他們把面臨“投資”困難時向金融機構伸手借款，看做一種權利。中國人則不然。中國人太愛面子，明明自己是個瘦子，也要打腫臉蛋充胖子。早在1986年高校尚未實行收費制時，國務院就在當年下發了〔 86 〕號文件，規定學生貸款“由中國工商銀行提供，并列入國家信貸資金計劃”，“學生償還貸款資金，只還原額。銀行按低利率計算的利息，由學校從國家核定的高等學校事業經費預算中支付”。從那時起，高校便有了學生可以貸款念書一說。并軌制后的全國高校里，幾乎都把“貸”作為獎、助、勤、補、免等六大解決貧困生問題的重要措施之一。然而與其他貸款所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學生貸款卻始終推廣不開。許多大學每年預先安排的貸款額年年貸不出去，學生一邊在大喊貧困得不行，另一方面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元的貸款卻躺在那兒無人問津。有人說，這是中國人的心理病態，也有人說中國人太缺乏金融意識。其實，學生們不愿貸款的主要原因還在于貸款本身的不完善性。通常是，學校懼怕學生借了不還，于是用扣發畢業證書來抑制這種行為，這無疑使學生們喪失了許多貸款的熱情。另一方面貸款的學生懼怕本金加利息，更加增添重負。透過這一現象，當我們深入進去時便會發現，原來根本的原因還是政策與機制上的不合理性。國家工商銀行〔 86 〕第351號文件規定：“普通高等學校必須將主管部門核撥經費劃出一部分，存入中國工商銀行學生獎、貸學金賬戶，作為對學校學生貸款的資金來源，……貸款不得大于存款。貸款利率由工商銀行給予優惠，暫定為月息0.25%(年息3%)按季計收，學校存在工商銀行的獎、貸基金，銀行不計利息。”按照這一規定，工商銀行收了學校的經費，不付利息，學校反而要向銀行繳納學生獎、貸學金的利息，這顯然不能為學校所接受。現在各校的貸款金大多是學校自己內部墊支，為了怕貸出后收不回，所以普遍采取了扣壓畢業證的消極做法，致使學生貸款形若虛設。西方國家把信貸這樣一項如此重要的措施，廣泛用于解決那些交不起學費的讀書人身上，可中國則出現這種消極局面，實在令人費解。可見，我們在體制上的某些混亂與毛病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從1994年開始，國家為了緩解高校貧困生問題，曾先后動用“總理基金”5億多元。國家的每一次困難補助發至學生手中時，他們的心中充滿了感激之情，眼里溢著晶瑩的淚花。但是，沒有多長時間，學生們又開始痛苦地掙扎在無援的貧困線上。他們期待著什么時候再一次發放“困難補助”，可更多的只是失望……于是學生們呼喚國家出臺一種替代的措施，一項符合中國國情的大學生信貸政策。圍繞貸款的核心問題，是學生能否按時償還貸款。目前通用的“上學借款、畢業還錢”之所以行不通，是它不切合貧困學生的實際。可以設想，一個靠貸款來完成學業的大學生，如果沒有非正常的行為和手段，怎么可能在畢業時就一下還得了高額資金呢？看一看國外高校的做法，也許會有些啟發。如英國規定學生在畢業后5年內分60次還清便可，美國是10年分120次還清本金及利息。瑞典則每半年還一次，20年內還清。以上可見，這些國家采取的辦法一是時間長，二是次數多，這樣做正是考慮了大學生們就業后的實際情況，即知道你畢業后工資還不是很多，或者還有一定困難，但你還必須時刻記住你有還貸款的責任在身。正如專家所言：“貸款上大學，對特困生來說多了一種債務，多了一種壓力，但更多了一種自立意識。借款要還，與其說多了一種壓力，倒不如說是多了一種動力，多了一份毅力。”隨著觀念的改變，貸款上大學如今已開始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有人預言這是貧困大學生走出精神誤區和物質困境的一場不小的革命。但愿有關信貸的政策更加規范，更加便于操作。然而，我們在歡呼某一種新政策的出臺時，千萬別忘了解除高校貧困生問題必須治本治根。這個本就是動員全黨、全民、全社會的力量一起來努力。這個根就是必須時刻牢記我們生存在一個貧困的國度。水漲才能船高。只有筑起我們與民族貧困決戰的血肉長城，只有我們高舉起“發展是硬道理”的大旗，我們才能最終告別令人痛苦與無奈的貧困。借助“上帝”的力量，讓“象牙塔”說聲：我們與貧困告別！ 1998年又一個“黑色七月”的日子，這正是我揮汗完成此書的寫作階段。偶爾休息打開電視，正巧有一日的新聞節目里說：“我國第一批貧困生經過四年努力，今年全部畢業……”報道稱，自國家教育部門1994年對40所高校實行收費并軌制的試點后，在各級教育部門和學校以及全社會的幫助下，數以萬計的貧困生圓滿完成學業，開始走上工作崗位。這是我國教育改革邁向成功的重要一步。第二則報道是今年我國長江和東北嫩江、松花江流域全線遭受歷史特大洪水，受災人數達2億多，上千萬人失去家園，經濟損失達2000億元，災情超過歷年……前者使我感到欣慰，后者令人擔憂。兩者相抵，我還是憂心忡忡。因為，第一個新聞消息，我認為只能是基本準確，事實上除了北大、清華、南大、復旦等這樣的著名大學外，據我實地了解，仍有不少普通高校出現過貧困生半途退學的現象。其二，許多貧困生的家在農村，本來就困難的他們，如今不少人家里又遭沒頂之災，無疑對他們以后的新學年將是雪上加霜。而就在這個時候，中國大學的1998年度百萬新生，已經啟程。在這支浩浩蕩蕩的新軍里，我們不會少見那些光著腳板、挑著兩個塑料袋行李、臉色明顯缺少營養的莘莘學子那可憐巴巴的身影……他們必將毫無疑問地成為“百萬貧困大學生”中的又一部分。令人欣慰的是，大災之后，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和各大學紛紛采取措施，為一些災區來的同學特設了入學“綠色通道”，使其不為交不起學費而愁。但災區來的學生還有幾年的學業時間，他們的家園需要重建，經濟貧困困擾他們的時間將會很長，如何面對他們，他們又如何面對校園，這是我們的政府、學校和全社會所有有良知的人都要共同思考的新問題和長期任務。尤其值得清醒的是，今年災區入學的大學生僅占高校貧困生總數的2％，我們特別關照好了災區貧困生，那么還有98％的在校貧困生又如何關照呢？怎樣關照？關照到什么程度？這難道不是我們更需要認真考慮的事？如今中國社會走到了一個特別的轉型時期，連像貧困這樣的問題也似乎一下全都冒了出來。例如8000萬貧困地區的貧困百姓，以及“貧困母親”、“救助千萬殘疾人行動”，還有早已聲勢浩大的“希望工程”等等。中國社會承負的擔子太重了！一個“希望工程”還沒有解決多少人，又來了個近億人的下崗大軍，偏偏亞洲金融危機又來湊熱鬧。唉，真難為了我們的中央領導和各級政府！然而，我還是想提醒人們：中國正處于一個偉大的發展時代，國際國內形勢對我們極為有利。***同志也在九屆人大會上莊嚴地向全世界宣布：在下世紀中葉，中國將出現偉大的民族復興。那么，民族復興靠什么？當然最主要的是靠科教事業。科教靠什么？自然靠從事科教的人。大學生則是從事科教的絕對主力。于是由此推論我們不難認識到，今天我們解救一個貧困生，也許明天偉大祖國的復興時間表會快出一秒或一小時。誰能保證在今天的百萬貧困大學生中不出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不出一個完成“1+1”哥德巴赫猜想的數學天才？不出第一個在宇宙間找到另一種生命的探索先鋒？不出一個使人類生命永恒不滅的遺傳學大師？一切都有可能，只要我們每一個人都能伸出一雙溫暖的手。因為解救知識，是解救人類自己。解救有知識的年輕人，便是讓所有被解救的人們獲得明天最根本和最徹底的幸福與光明！最后，我借用“復旦沙龍”一位貧困生寫的一首詩權做結束語，一方面我很喜歡這首小詩，另一方面這個學生的這首題為《 請為我保留一面向陽的山坡 》，道出了中國當代一群不懼貧困而仍在發奮讀書的學子內心的真實企盼。詩這樣寫道： 請為我保留一面向陽的山坡如果可能我們還會沿著你意味深長的笑容走去當青春回轉漫過夜的邊緣許多只眼睛亮若星辰沒有名字的人從蠶繭中抽出一山一山雪白的絲于是我們掩面哭泣于是失眠閉上眼就能看見風中激烈舞蹈的葵花大紅的旗幟在空中獵獵翻卷在黑暗的春天鮮明地勾畫走動的人影通過黃金的天堂我們的目光穿透黑夜驚訝地發現一切事物從此變得透明而我們飄揚的長發將成為一條河流永不衰落的背景這時葵花已盛開著站在一切生靈背后我們珍惜如初的絲線和被踐踏的淚水而我們還要一如既往地從白天穿過黑夜騎馬走過繽紛的花地和無數淌涌的暗流從此岸到彼岸從眼睛到眼睛從有一天到又一天便再度相遇新一茬的葵花正沐浴著山坡上大片大片的陽光……
第十八章詠嘆之三：日進斗金的學府與舉目無援的校族 1998年4月30日，一列特殊的火車從深圳出發，沿著新建成的京九線飛速向北，直馳祖國的心臟北京……“到了，快到了！”在臨近北京的時候，全車人頓時沸騰起來。當他們走出車站時，無數彩旗與喧天的鑼鼓聲使得站前的廣場沉浸在一片歡慶之中。“老兄，你們真夠款的！”“師弟，你們創下中國列車旅行史上一個奇跡！”“那當然，要不我們怎么叫‘北大人’！”“是啊，我們是獨一無二的‘北大人’！”這一天，中國和諸多外國新聞媒體都報道了有關一趟特殊列車的消息。原來這是在深圳和廣州工作的600多名老北大生為參加北大百年校慶而特意包下的一輛“專列”。北大人真牛！那幾天，我一連聽到好幾位北京市民在評說有關此次“專列”時如此感嘆。北大人確實很牛，像這樣包著專列去參加校慶，恐怕只有北大人才有這般氣魄。其實，包括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都為北大人的這種氣魄而自豪。因為北大人“包”之無愧，我想如果有一輛能載千人的“空中大客車”，北大人定會毫不猶豫地登機騰飛……1998年5月初的那幾天，中國教育史上出現了從未有過的熱鬧與喜慶，這就是北京大學的百年大慶。那幾日，從共和國的主席到中央人民政府的總理，從第一代北大人的百歲老翁，到剛剛踏進未名湖畔的年少學子，都在為同一件事興奮。不夸張地說，北大百年校慶的隆重程度是中國幾千年教育史前所未有，或許也可能是空前絕后的。如果孔圣人活著，肯定也為此不亦樂乎。先不說國家元首攜中國全體主要領導者親自出席在人民大會堂的紀念集會，也不說世界著名百校校長云集一堂的盛典，我所關心的是另一點，那就是北大百年大慶時所收受的“紅包”有多少！這一頗為敏感的問題，在北大籌備校慶開始校方有關方面就公開明確原則：百年校慶不流俗，拒絕商業味。給許多單位和校友的一份《 北京大學百年校慶指南 》上，更加清楚地標明了校慶的宗旨是“弘揚傳統、繁榮學術、面向未來、促進發展”，力圖把校慶辦成一個“教育節”“文化節”和“藝術節”。后來的事實也證明北大的百年校慶確實辦成了全中國的“教育節”、全中國的“文化節”和全中國的“藝術節”。我強調“全中國”，是其聲勢、其規模遠遠超過了中國曾經舉辦過的歷屆此類全國性的節慶。但是北大人很會辦事，他們在把如此規模盛大的校慶辦成具有世界影響的名校校慶的同時，卻又喜氣洋洋地在后臺大大地收受了一串數目驚人的“紅包”。下面是校慶辦對外公開提供的一個數目：至校慶前一個月的1998年3月31日，25家中外企業向北大共捐助總額達1.5億元人民幣。其中香港著名實業家李嘉誠為北大圖書館新樓捐助1000萬美元；香港泛華老板何柱國先生捐資3500萬人民幣；香港企新公司捐資200萬人民幣；日本企業捐資27億日元；戴姆勒-奔馳公司捐資100萬人民幣；美國寶潔公司捐資100萬人民幣；三金公司捐資100萬人民幣……除此，校慶辦還透露了另一筆“紅包”賬單：至4月9日，北大已與20多家廠家簽訂了價值共約3000萬元的自負盈虧性質的制售紀念品合同。讀者可以注意到，上面總值約為1.8個億人民幣的捐資中，都是百萬元以上的大“紅包”，至于那些幾十萬、幾萬元的小“紅包”則完全上不了榜。另外一個情況是上面的這些數目都是在離校慶高潮還有很長一段時間內收受的，可以想象，中國人過節都有一個傳統習慣，那就是帶禮參慶。北大在后來的4月30日至5月9日的10天大慶時間里，先后接待了萬人以上的各界名流與校友，那么這些人所帶的“禮”是多少，就可想而知了！我只聽說許多企業與許多北大校友——現在也都是大亨，他們此次對北大的捐資，全不約而同地采取了低調處理，即不張揚、不宣傳的做法。像印尼金光集團捐資的200萬元，其集團楊麗珠小姐把錢一放，只說“捐資教育”四個字后絕不多吐一個字……北大校慶到底收了多少“紅包”，是對外公開的2億？還是實際的3億？其實我們并不需要那么認真地去探秘。但有一點是可以認定的，那就是北大確實在校慶的那些日子里成了“日進斗金”的富校。中國之所以舉國為北大百年校慶歡呼，就是因為它是名副其實的中國最高學府，它的百年也正是中國百年進步的歷程，而中國的百年進步有很多動力便來自這個“皇家學府”。北大成了“日進斗金”的富校理所應當。北大天天“日進斗金”是我中國人的驕傲。然而我在這里要說的是另一種現象，那便是在中國現有的2000多所高校中(其中包括1034所普通高校，1000所成人高校)也存在著嚴重的“貧富差異”，而且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向前邁進，高校與高校之間的這種差異已日趨嚴重。這一現象，同樣也反映到了解決貧困生的問題上。由于窮校與富校之間每年所獲得的資金來源差異之大，致使在各自的教育與發展、投入與保障方面也出現了巨大差異。我們先來說說一些類似北大、清華的“富校”。如果按照比例劃分，它們的貧困生比例也在10％至15％左右，然而它們這兒的貧困生，基本不存在無法生存下去的情況。理由是，他們的生源差不多全是全國各地的高考“狀元”，一個貧困家庭出身的高考“狀元”，一旦成為事實后，一般都能得到幾千元甚至上萬元的社會或政府部門的獎勵。特別是前幾年，像江蘇、上海、廣東、山東等沿海地區，一個學生成了全省、全市的“狀元”，鄉里要獎一筆，縣里也要獎一筆，到市里、省里還要獎一筆，江蘇的一個“狀元”生最多曾拿到過30000元。這還不算了結，到大學后，你如果是“狀元”，還會得一大筆獎金。如果你是貧困家庭出身的“狀元生”，你除了享受上述獎勵外，還將免去一切學費，如此里外里的，一個原無分文的“狀元”一夜之間成了小“富翁”。至于高考成績的第二名、第三名也隨潮船漲，也能有它幾千甚至上萬元的進賬。有了這么多錢，別說一年學費，就是四年大學也可基本對付了。這是其一。其二，那些名校、富校，它們的生源相對而言，更多的是家庭富有的孩子。那些家里一貧如洗而又能考進北大、清華的畢竟是鳳毛麟角。我們看到的是，在這些高校中，校長們都早已向社會發出響亮的承諾，即決不讓一名學生因家庭困難而輟學。校長之所以有如此堅實有力的底氣，除了他們自身的教育責任感外，重要的原因是他們的口袋里拿得出這么一些“小數目”，來解決本校負擔不算太重的貧困生經濟困難問題。 在南國古都南京采訪時，東南大學學生處給過我一份該校的材料。我們不妨公布一下：東南大學現共有全日制本專科生8000多人，月平均生活費在150元以下的約占4％，計350人左右；月平均生活費在200元以下的約占15％，計1300人左右。應該說，東南大學對特困生和貧困生的劃分標準是略為放寬的，一般高校的劃分標準比他們月生活費平均低出50元左右，即把特困生的生活費月平均算至100元甚至更低以下的水平。再看東南大學是如何解決20%的貧、特困生的。以1997年為例——該校第一個措施是“面廣錢重”的獎學金。面廣是指他們每年會有70%的學生可享受到年1000元至4000元不等的獎學金(本科生)，即你只要學習努力些，爭取達到70％以內的人數之中，你就有了基本的生活費。這筆獎學金在東南大學叫“綜合獎學金”，除此還有“三好學生標兵”、“優秀學生干部”獎，每年每名獲得者可得1000元。第三筆獎學金是“企業、校友”專項獎學金，即社會捐助的錢，獲得者可年得500元至3000元。以1997年為例，全校共有243人獲得此項獎。第四項是企事業單位捐贈的獎學金，約五六項，每年有近百名學生可獲得，年人均得1000元至2000元不等。第五項是單項獎學金，每年初，學校根據各系院的學生人數，以畢業生每人每年27元，非畢業生每人每年44元下撥至各系院，由下面獎勵根據學年成績評選出的優秀學生，全校每年此項獎金共約35萬元。第二大措施是專門用于解決貧、特困生的助學金。也分兩大塊：學校給各系院按在校學生總數下撥，平均每年約為十幾萬元，另一塊是由學生處直接使用的定期與臨時發放的困難補助。凡是沒有獲得上面70％的大面積獎學金的貧、特困生，可享受每月100元的補助。每年用于突發性的困難補助約3萬余元。第三大措施是學校組織和設立的勤工儉學崗補貼，每年約20萬元。能成為學校勤工儉學崗的人員一律都是貧、特困生。除上面三大塊外，他們的最后一項是貸款制度。如果那些貧、特困生從以上的三大措施中仍然不能解決困難的，便可向學校貸款。1996年，東南大學準備貸款金達40萬元，實際貸出18萬元；1997年準備貸款金為61萬元，實際貸出18萬元。為什么實際貸的少很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學校的貧、特困生們已經有了上述幾大措施，基本或多或少地有了一筆或幾筆的獎學金與助學金，他們用不著再為生活而發愁。東南大學的貧、特困生們是幸運的，即使在這所著名學校內也有1300多人的一支龐大的“貧困生”大軍，但他們因為有學校堅厚的經濟實力而省去了不少苦與愁、汗與淚……然而我還是要說明一點的是，東南大學還不是最好的“富校”，它比起北大、清華、復旦、中山、南大等學校，還只屬于“小康水平”。 可是當我向山西農業大學、華北工學院等屬于“高校貧困族”的學校介紹東南大學的情況時，我看到這些校長們不是目瞪口呆，就是羨慕得要流口水。“唉，真是人比人，氣死人。要是他們把那幾位來不及接待的贊助者讓給我們學校，我也就可以睡幾個好覺了！”當聽我說北京某高校學生處的人有一天因為連續接待好幾位捐助者而忙不過來，竟把兩位帶了10萬元巨款的捐助者給氣跑了的事后，山西農大黨委副書記王杰敏十分感嘆。“你想得到多少捐助？”我開玩笑地問王書記。他很認真地想了想，然后慎重地說：“5萬元。5萬元我就能基本解決貧困生問題了！”“5萬元就夠了？”我吃驚不小。因為我剛剛從他們學生處了解到，山西農大這座擁有4000多名學生的農校，其90％以上的學生來自農村，而這些學生之所以上農大，一是錄取分數線要低于其他重點高校，另一方面就是知道農業大學是國家給獎學金的(其實并軌制后農校等專業學校也有相當一部分學生是要交學費的)，所以他們才沖這樣的學校而來。我還知道，這個學校的近一半學生在上學時是家里拍賣掉了家產才進了校門。王書記很歉疚地苦笑說：“我們全校六七千師生員工都是些苦慣了的可憐人，你都看到了，雖說我們山西農大也是省重點高校，離太原不算遠，走高速公路也不到一小時，但我們是真正的‘村辦大學’——學校四周全是生產隊的農民，兩年前學校的教職員工的戶口還都是在離這兒好一段路程的太谷縣城上。我們許多農村來的學生一進農大門，就叫冤道：這大學怎么跟我家那兒差不多呀！你問我們的貧困生比例，怎么說呢？如果按照北大、清華的標準，或者按東南大學的標準，我們的學生可能都得算貧困生。現在各高校劃分貧困生的依據主要看學生飯卡上的消費來衡量，當然還有個地區消費水平不一樣問題，但現在有些情況也在變，你說我們學校就在農村，可物價并不比你們北京便宜多少。肉菜供應也不是要啥有啥，反而有的比大城市還貴。就是這樣，你知道我們的學生平均每月生活消費是多少嗎？告訴你吧，我們的男生月生活水平是140元，女生是90元，這是平均水平啊！說起那些困難生的生活消費，你可能聽都沒聽過，我們有個同學3個月沒吃掉100塊錢！你問怎么吃的？你想能吃什么呀！有人看他每頓就吃一個饅頭和一碗不要錢的稀飯！他是學農專業的，學校每月發給他72元補貼，照理也不至于這么慘嘛。可我們一調查，這學生每月得向家里倒貼三四十，家里不但不可能給任何經濟資助，相反還要學生給寄錢。有的學生家長說你娃兒上大學了，就是國家給錢了，有好吃好穿的了，你就得往家里寄錢嘛。那都是些沒有文化又窮得叮當響的國家重點貧困地區的農民，你攤上這樣的一大批學生，學校能救助得過來嗎？肯定不行。學校本身的教育經費就緊張，再加上校舍已經老化陳舊，早需要改造修繕，這些都等著要錢。可國家給的錢又基本只能維持‘人頭費’，想干點其他事就難了。你問有沒有社會捐助？剛才我不是跟你說，咱這兒離省城有一段路，又是農業學校，有錢人是不會到我們這兒來的，他們捐錢是講究回報的，我們要名沒名，要利沒利，自然人家不愿把錢扔到我們這兒。我們學校這么窮，可這么多年來唯一的一筆捐助2萬元還是我們自己的一位老教授拿出來的，他在80大壽時不為自己祝壽，而把這筆錢拿到學校讓捐助那些貧困學生。精神可貴啊，我們也是十分看重這筆錢的，專門設立了一個獎學金，獎勵那些家庭貧困又能自立和學習好的學生。話得說回來，這2萬元錢要用在我們這么上千人的貧困生身上能夠解決什么問題呢？所以說，我們多么想呼吁呼吁那些有識之士，不要總把目光放在那幾所名校上，我們是農業大國，農村的人才是關系我們民族能不能振興的大事。再說，農業實際上也是非常非常有遠景經濟意義的。要說起貧困，像我們這些專業學校才真正需要、而且是迫切需要解困的。因為我們這樣的學校是貧困生最多、最集中的地方。”王書記有倒不完的話，他所反映的問題，也正是中國高校中目前存在的事實。我到過農、林、漁還有地質、石油、煤炭等專業學校，這些院校的貧困生問題是最嚴重和突出的，而它們由于受到國家產業調整的大局影響，又受到行業自身機制的局限，加上環境、地理等條件的不利因素，其自身的造血功能匱乏，故很難有力量像那些著名的高校大量投入資金用于對貧困生的獎、貸、助、補、免等工作。這些高校又基本都不會得到社會的贊助，所以，貧困生的問題更加突出，而且幾乎又在短期內難有改觀的可能。據資料表明，我國目前的專業高校在大學總數中占1／3之多，而這些學校的貧困生總數約占全國高校貧困生總和的2／3還多。重視和關注這一層面的高校貧困生問題已迫在眉睫，因為單靠國家和學校自身，這些專業院校是很難真正走出困境的。 1998年7月初，就在高校放暑假前夕的兩三天內，我分別對同在首都的北京大學和中國農業大學再次進行走訪。我先到北大的“昌平園”，這是他們的分校，每年文科的大一學生都在這兒。去之前我已經翻閱了1997年考上北大的幾位“狀元”貧困生的材料，所以一到那兒我便期望能從他們身上找到些貧困的感覺，但我“失望”地沒找到。第一個是黑龍江的文科“狀元”劉某某，他在考大學之前曾經有過一段極為悲慘的經歷，母親重病幾年里他或打工輟學或跳級以緩家庭負擔。這樣的學生如果在某個農大什么的高校，也許可能在進入“龍門”后又不得不退學，或者即使在校繼續學習也肯定十分艱難。但我見到劉某后，他第一句話便說：“我現在不是貧困生了！我不貧困，真的，我沒什么說的。”第二位是位山東女生小白，也是1997年的“狀元”。她的家在沂蒙革命老區，靠玉米面長大的白小姐家里至今仍很窮，父親在她上中學時就病逝了。因為是“狀元”，所在的中學獎給了她3000元錢，她靠這個錢到了北大，后來學校馬上給她按特困生免去其所交的2500元學費。白小姐告訴我，這一年中她沒花過家里一分錢，她說估計以后也不會要家里再負擔了，因為她每年的學費學校基本都可以給免，她的生活費便是學校的獎學金。“加上每月80多元的副食補貼，我的生活費足夠了。只要好好學習再拿點兒獎學金4年學業就不成問題了。”白小姐非常自信地說。最后一名被采訪者是“昌平園”有名的“貧困生”朱峰。小朱是河南信陽人，老家是個貧困地區。當年為了跳出農門進“龍門”，小朱從初中時就咬破手指，在自己的小日記本的扉頁上寫下了兩個血字：“北大”。他用心中的信念時刻勉勵自己，并終于在1997年的9月圓了北大夢。我問他現在的生活情況怎么樣，他說按照苦孩子的標準已經沒問題了。學校減免了他的學費，又發了他2000元的助學金，加上每月的副食補貼和交通補貼，“生活絕不會成問題了，剩下的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看自己能不能保持‘狀元’的成績優勢了。”這就是北大，雖然這里也有許多需要北大人做的貧困生工作，但與那些無援的貧困校族相比，這已完全不是一個層面上的問題。與此同時，我到了曾在四五月份采訪過的8億農民的最高學府——中國農業大學。此次我去的那天已經放暑假，但這兒的校園內仍然有很多的學生，一打聽，才知道他們都是些不回家的學生。他們中間95％以上的人是為了省一筆路費而放棄了與親人團聚的機會，同時他們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考慮，那就是爭取利用一個多月的假期，把下學年的學費掙出來。“打工活好找嗎？”“太難了，今年比任何一年都難。”一位同學說他從5月份就開始跟有關公司或單位聯系，可至今沒有落實一個地方。“如果假期打不上工，你新學年的學費和生活費怎么辦呢？”那同學一臉茫然，又搖搖頭：“愿上帝保佑。”身在北京的農大學生是這樣，地處省(區)和邊遠的農大就更不用說了。至于那些全行業都處于低迷的紡織、煤炭、地質、鐵道等等專業高校的日子就更不言而喻。 但是農大一類學校還并不是最可憐的。1998年5月初的一天，我來到華北工學院這所原兵工專業大學，才發現還有一類更困難的“貧困校族”。這所學院在對外的通訊地址上標明的是太原市某某路，實際在離太原還需開上好一陣子車的偏僻山洼洼里。彎彎曲曲的公路，起伏連綿的大山，一看便是“三線”的神秘產物。如果不是早有所知，你絕對不會相信在那大山洼里還有一所上萬人的大學。主人則告訴我，他們的學校已經有50年的歷史了，是一所曾為建立共和國和保衛共和國立下汗馬功勛的兵工大學。就在十幾年前，誰能走進這樣一所用代號的大學，那是一種無法言喻的光榮與自豪。那時北大、清華生與他們相比也不過如此。然而歷史僅僅多走了10多年的光景，這所令每一位校友驕傲的兵工大學落到了十分尷尬的處境：皇帝女兒從不愁嫁的華北工學院，其兵工專業已漸失優勢，對當兵和到“機密單位”大多數人不再感興趣。改革開放后還有更璀璨的世界與地方可以去，何必要到那些又艱苦又邊遠的老山溝呢！于是學校只能根據行業低迷的實際與社會需求，調整擴展其他專業，并面向全社會招生。而這時候他們發現，往日的那些優勢現在全變成了劣勢。過去山洼洼里的神秘，現在成了“傻人才去的流放地”；過去紅星閃閃的高政治待遇、高工資收入，現在一提起人們甚至覺得可笑，有個方便的留洋出國機會或在外企謀個職難道就拿得比你少？兵器大學失落了，沒人再被它們的金牌子所迷惑，就連招生也只能招些不想出學費的、最好還能倒貼一點的邊遠的、貧困的農家子弟或城市的下崗職工子女……好可憐喲，國家的政策則是一樣的，該實行并軌的就得實行并軌，該交多少學費的還得交多少。結果，來報到的學生們發現上這個學校沒占任何“便宜”，而學校則更加發現它們肩上的負擔比別的大學要重得多！那日，我是不到下午6點從山西省團委出發的，但一路堵車使二三十公里的路程走了兩個多小時。晚8點20分左右到學院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校黨委副書記楊波與學生工作部的吳俊清部長、團委李樹雪書記一見我，就像見了哪一位高級首長似的熱情、客氣，直叫人感動。“同學們等您來已經在會議室有一個多小時了。”主人說。我一聽便受寵若驚，忙說：“那就隨便吃點，然后咱們就去見見同學？”畢竟都是當兵出身的，我發現自己并沒有失去10年前的那種部隊生活習慣。草草吃過晚餐后，我被前呼后擁般地帶進了會議室。一間三四十平米的大房子里，整整圍了一圈人。主人說，他們都是貧困生代表，他們聽說你是專程來了解大學貧困生問題的，所以都想跟你說說。這是再好不過的事。“那么讓同學講吧！”我只說了幾句開場白，便打開了筆記本。但是我很快發現自己錯了，因為我無法記錄下去——第一個同學還沒有講完，接下去的就已經哭成了一片……我至今仍無法忘卻那晚的一幕，這也是我生命中曾經經歷過的那種很遙遠的感受的再一次復現，那便是在二三十年前我們經常遇到的“憶苦思甜會”……真的，我沒有半點兒夸張，也根本沒有考慮這相隔二三十年的類似的集體式的哭泣之間有什么本質的不同。我只是感到我們的大學生們太艱難了！我只是感到共和國都快走過半個世紀了，為什么我們的人民有些還過著如此貧困的生活？當時我只有一個愿望，就是盡量讓每一位參加座談會的同學都能詳細講一講自己的情況，然后我想法在作品里把他們都寫進去，之后再希望有錢人都出來幫助這些困難同學……這一夜，我進行了少有的最緊張和最漫長的采訪。從晚9點一直到午夜。第二天早晨6點剛從床上起來，就又開始接待同學，直到中午。之后，我又參觀了一下學校環境以及僅有的一個學生勤工儉學社團。在這里的采訪和親眼目睹，使我完全證實了學院幾位領導反映的問題：華北工學院是個幾乎與世隔絕的大學，校園周圍所發生的一切變遷與革新，都得他們自我消化。像貧困生問題，他們是最無援的高校之一。由于這幾年兵器行業的不景氣，國家對學院的實際投入有減無增。學校有限的如一些輔助設施的管理，基本只考慮安排本校教職員工的家屬子女等就業人員。因而貧困生的勤工儉學崗就只能是很少了，絕大部分需要幫助的貧困生無崗可上。這里想做家教或打工什么的，也幾乎是沒有可能。有個同學說，他曾在前幾個月走出校門找過一個家教，得走十幾公里的山路，還是個農村的孩子，每小時才給5元，后來他不干了。華北工學院離城里幾十里路，學生打工、家教，只能像這位同學的結局。而學校也同樣像山西農業大學一樣，沒有人給過他們一分錢的社會捐助。幾位學校領導干部因此對我說，我們歡迎你作家同志來，就是希望通過你的筆，給社會和有關部門提個醒，要想做件善事，那就多做點雪里送炭，而少去做那些錦上添花的活計。像我們華北工學院這樣的“貧困戶”才真正需要幫助。你作家同志就幫我們做一回廣告吧，我們有言在先：只要有人捐助，就是一兩萬元，我們學校也會讓第一把手出面隆重接待！我答應照辦。至于有沒有人向華北工學院這樣貧困大學生很多的“貧困大學”捐助，那就要看上帝是否開眼了。 從華北工學院出來，我以為有關高校中那些“無援校族”的話題可以了結。但我又錯了。1998年6月初，在我完成對陜西幾所高校的采訪后，準備從咸陽國際機場回京。但我必須在咸陽停兩天，因為離京時團中央的有關負責同志特意關照我一定要去看看在咸陽的西藏民族學院。西藏民族學院怎么會在離拉薩千里之外的陜西咸陽？這正是我和很多人都感興趣的事。加上采訪少數民族高校又是求之不得的，我決定前往。接待我的團委副書記拉巴次仁是位年輕的藏族小伙子，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一路上，他給我介紹了他們學院的歷史。原來，西藏民院是在42年前的1957年根據中央批準正式成立的，最早的名字叫西藏公學。1956年，隨著西藏自治區籌委會的成立，中央組織部從各省、市抽調了大批干部準備進藏，同時又吸收了大量藏族干部群眾加入到革命隊伍中來。由于當時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抵制改革，局部地區經常發生叛亂，又考慮交通運輸、財政支出等問題，中央決定在對西藏實行改革條件尚不成熟的情況下，著手培養干部人才。于是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準，自1957年6月起，西藏籌委會將籌建中的原西藏干部學校和西藏團校的3400多名學生及700多名職工，從西藏各地先后遷到甘肅的蘭州、山丹，四川的成都、雅安和陜西的西安、虢鎮等地，開展邊籌建邊教學的工作。1958年初，所有這3省境內的學校集中到陜西咸陽合并為一，就成了現在的西藏民族學院。這是西藏自治區第一所高等學府，至今仍是西藏的最高民族學府。一個自治區的所屬高校在自己的區域境外，這是西藏特定歷史背景與特定地理條件所決定的。該學院自成立以來的40多年間，為西藏和平解放及之后的社會主義建設起了無可替代的作用。特別是1959年3月，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公開發動武裝叛亂，該校遵照上級指示，先后派出2000多名師生進藏，充實骨干隊伍，為平叛勝利發揮了不可磨滅的特殊作用。在和平建設時期，學院先后為西藏輸送了近20000名畢業生，其中80％以上是藏族為主的少數民族學員，現在他們都是西藏各級、各條戰線的帶頭人。拉巴次仁告訴我，而今全自治區州以上領導干部中有60％以上是這個學校出來的，自治區政府、人大、政協班子中的負責人一大半也都是他們的校友。民院在西藏人的心目中是“西藏的北大”。然而，這所昔日曾輝煌一時的西藏高等學府，在今天則面臨著異常困難的處境。除了對著正門的那棟因校慶40周年才得到上級撥款建起的新樓外，整個校園內給人一種就是“邊遠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之感。以往那種遠離自治區境內，在內地辦學及培養人才的優勢，在現在則越顯劣勢。不是嗎？一個堂堂自治區第一學府竟不在自治區政府鼻子底下，而在千里之外的他省境內，首先是情理上就不暢，再就是管理上也不便呀。管吧，去一次還得來回一星期，不管吧，也不是事嘛。托兄弟省代管一下吧，人家打哈哈說這哪成，我們可不敢與少數民族同志搶人才喲！如此這般，西藏民族學院這顆掌上明珠漸漸喪失了它應有的光澤。有限的撥款，光人頭費就占去了73％，剩下的27％只能支付全校的水電費等日常開支。至于學校建設和提高教職員工的待遇，那就很難列上議事日程，其實校領導想做也等于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最苦的還是我們的那些學子，他們比任何一個高校的大學生都承受著更貧苦的困擾……院長次旺俊美向我介紹，他們的學生之所以貧困面比哪個高校都大、貧困的程度比哪個高校都嚴重，是由于特殊的生源所決定的。西藏民族學院目前有三大塊生源，一塊是區內的農牧民子弟。這一部分學生的家庭大多數在藏區的邊遠，甚至許多地方是荒無人煙的高寒地區，學生們沒有一個固定的家，他們的家是在馬背上，是在帳篷里，并且隨草場而走，隨風雪而行。多數學生打上學出來后就沒有收到過一封家信，一方面家人沒幾個會寫信的，即使寫了也不知在哪兒能找到郵局。指望家里給你寄點生活費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牧民們本來就比較貧困，有的即便你出家門時還有千頭牛、百頭羊，但可能就是一夜風暴，你家會一下從富有戶變成了貧困戶。藏族子女們想得到家庭的經濟支持是不太容易的，再說即使想給你寄樣東西，也許夏天用的物品你收到時就是寒冬了。再有一種情況是，在西藏，九年制義務教育都是國家包的，學生進校后一切負擔基本全是靠政府來承擔，農牧民們可以放心地去遠方游牧。但大學不行了，根據自治區文件，從1997年開始，西藏的高校也要同全國的高校改革接軌。新生也要拿出1600至1700元的學費，而在校的學生除了一部分師資教育外(即師范生能有每月100元補貼)，其余學生的生活費都得自己掏。藏族農牧民們不習慣，也不太了解這種新政策，在他們的意識中，孩子交給學校后就不去操心了，別說是大學，從小學開始就一直是這樣。因為過去國家從來都是這么做的。有的學生對上學交學費也不甚理解，他們報到時身無分文，老師讓他交錢，他反問你為什么讓我交錢，不是上學國家全管嗎？最后他用狐疑的目光，扔下一句“我從小就沒聽說過啥叫學費”的話就走了。西藏民院的第二塊生源是部隊戰士。考慮到特殊的地理條件等因素，根據國家建設西藏的需要，學院按照自治區指示精神，每年從駐藏的部隊戰士中招收一批學員充實自己的生源。而這部分學生大部分家在內地，之所以招他們是以后需要他們長期留在西藏工作。內地籍的戰士哪個想一輩子留在艱苦的西藏，并且都是州以下的工作單位？對這一批戰士學員事先是有約的，看來只能是那些家庭十分貧困、子女又多的農家子弟。這就是西藏民族學院背負沉重擔子的又一個原因。還有一個生源就是從1993年開始，國家特別指示的從內地10個省區招收像戰士學員一樣的以后要長期留在西藏并在縣以下基層單位工作的學生。同樣道理，這樣的學生只有在邊遠省份的那些貧困的農家子弟里招到。這10個省、區是：四川、云南、山東、山西、河南、青海、甘肅、貴州、陜西、寧夏。看一看這些省份，個中的意思不言而喻。次旺俊美院長說，我們的學生貧困是“先天”決定的，由于學校經費嚴重不足，所以目前他們在學生中只有一塊獎學金可以為一些同學緩減部分困難。但由于學校拿不出錢，故獎學金的獎勵面只有國家給的30%那一塊，其余70％的學生無法解決，尤其是那些家庭困難的學生。后來聽學院各系主任、書記介紹，更令人痛惜不已。語言系的老師說，他們有390個學生，是西藏民院的大系，區內生120個，區外生270個。“我們是自己給自己背包袱——到邊遠的貧困地區招最貧困的學生。”老師自嘲起來，“這些學生中許多人上大學時身上什么都沒帶，別說錢，就是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都沒有。冬天到了，我們下去檢查一看，學生睡覺的鋪墊只有一張牛皮紙，人往被子里一裹，就算睡覺了。好在學校有暖氣，否則真會凍壞身體。最惱人的是每年新學年開學，學校讓學生們交學費，有的同學實在拿不出。他們平時就靠學校發的幾十元補貼，光糊弄一張嘴就已經極其困難，哪弄來幾千元的學費？這些學生的家庭本來就屬于貧困，你問他要學費，人家反問：我把兒女都交給了國家(即一輩子到西藏工作)，你還到我家拿什么錢？沒轍。我們老師說多了，學生雙手一攤，說我就是沒錢，要不你開除我算了。97級就有一個男生不辭而別，離開了學校。”預科班的老師說：“咱們西藏民院地處咸陽，按說也不算太困難地區，可由于我們的學生不是少數民族，就是來自邊遠地區，語言和能力上有障礙，全校沒聽過有人出去搞家教或啥勤工儉學的。所以學院雖在鬧市之中，卻又是個與世隔絕之地。像名氣很響、到處贊助的505集團就在我們這兒，可人家也不愿給我校贊助，啥原因？就是因為你是個與世隔絕的大學，贊助了你等于把錢白扔了，不起一點商人們追求的效應嘛。我們學校自己又沒什么勤工儉學崗可設，設了你也拿不出補給同學們的勞務費，還是不設的好。有一次我們試著把裝垃圾車的任務交貧困生干，裝一車8塊錢，每車兩個同學裝。可后來同學們不愿干了，說干半天活，就得回來洗個澡，累一天，兩三天才能緩過勁，而且要多吃幾塊錢的飯菜，里外里一算沒賺一分錢，還累了個半死。最可憐的是放假不回家的同學，像今年寒假時我們預科班有17個同學沒錢回家，我們只好給他們騰出一間大房間集體用。他們自己開灶，天天白菜面條，但就這還是過不起，沒錢呀！我們幾位老師只好借些錢給他們用吧，要不怎么辦？大家都知道我們民院的學生窮，其實我們民院的老師也窮，好多都是被學生借窮了。沒法。”成人部的女老師搶過話頭，說：“前年有個叫李華的同學，是學生會主席。他幫團委搬家，看到我后便說老師我實在又餓又累不行了。我說你先把活干完了再慰勞你。后來他真到我家來了，我問他你愛吃什么，他說愛吃羊肉。我就上街買了5斤羊肉，回來用高壓鍋煮好后，擺在桌上看著他吃。結果他竟然狼吞虎咽地全吃光了，我站在一旁看他那餓樣，眼淚嘩嘩地往外流……同學們太可憐了！”女老師最后補充說，“這個李華同學現在畢業了，思想基礎很好，自己要求到孔繁森工作過的西藏最艱苦的阿里地區，一年了，進步非常快，聽說已經提了一級職務。”政法和歷史系的老師說他們班上有幾個宿舍的同學自己組織起來，成立了生活互助小組，搭幫過日子。這可是個從來沒聽說過的事，于是晚上采訪時我讓老師把兩個不同類型的“搭幫社”的同學找來介紹情況。劉圣育同學先發言，他是文秘專業的學生，入學前是在西藏駐軍某部當戰士，初中文化，軍齡四年。老家在四川德陽，1995年考上西藏民院。他說到這個學校上學后，生活費不夠，一個月100元只能天天吃饅頭和豆腐，他很不適應。在部隊工作也艱苦，但吃飽飯絕不成問題。學校不行了，長期下去身體會垮的。劉圣育在部隊當過班長和團首長的公務員，心眼兒就是比別人多一些。他想到了部隊的集體伙食，于是先同一名要好的同學合幫搭伙，倆人早晨打兩個饅頭，一人一碗稀飯，兩毛錢一份辣豆腐；中午吃米飯，可打一個菜，晚上同中午基本一樣。一月下來每人90元就差不多了，比單吃省10元，菜略好些。劉圣育就想再多幾個人就可能更省錢吃得更好些，于是他就聯合了5個困難生搭幫合伙。“不能太多了，5個人比較合適。”他說，“5個人搭幫打飯打菜就可以有所選擇了，通常我們打三四個菜，有葷有素，這樣不至于天天光吃饅頭不吃菜，沒營養。我們平時5個人只用兩個人的飯卡，盡量先省后寬，把省下來的錢備急用。5人合伙后每月每人花上六七十元就夠了，省下的錢就可以買些日常生活用品和買些書。另外有時5個人中有人病了，需要營養，我們也好有錢給他補補。從1996年初到現在，我們5人一直在一起吃，這樣做解決了各自的經濟困難。過去一人單吃，看到別人吃好的自己心里就很不平衡，時間長了會不同程度造成某種心理畸形，現在我們一點也不，就是吃得再不好也是幾個人在一起，不會覺得怎么著。長期吃在一起就吃出感情來了，互相之間有什么問題有什么困難都能照應。去年我們‘搭伙’中的一個同學得了肺炎住院，如果他是一個人就難了，后來我們另外4人便用課余時間輪換去陪床，并且用我們共同的飯卡為他買些好吃的，盡力幫助他渡過難關。幾年來，我們5個人就像自家兄弟，生活上互相照顧，學習上互相促進。班上許多有困難的同學向我們學習這種做法，現在我們全班幾十個同學基本沒有一個人是單吃的，這是我們窮學生想出的窮辦法，毛主席說，‘窮則思變’，看來管點用。”接著發言的是藏族學生索朗加措，他說他是歷史系的，他們是以宿舍為單位合幫搭伙，互相幫助。全宿舍七個同學，六個是藏族，一個是回族。索朗加措說：“剛進校時大家互相還不了解。后來其中有個叫普瓊的同學家庭特別貧困，身上帶了1000元錢以為就可以把學業念完了，可一交學費后兩手空空，連饅頭都吃不起。我們同宿舍的人知道后，便自發起來幫助他，可我們又都很窮，給錢是給不起呀！后來一商量，這樣吧：讓普瓊與我們一起吃，我們六人也合起來用餐，我們有啥好吃的，普瓊也吃啥。就這樣，幾年來普瓊一直跟我們生活在一起。他家里從沒給過他錢，如果不是大家的幫助，普瓊說早想退學了。現在不一樣了，他成了我們同一‘家庭’里的一名成員，有飯一起吃，有書一起看，即便用牙膏也是大家一起使。我們的宿舍還被系里評為‘文明宿舍’，某種意義上講，這個先進是‘窮’出來的。”同學們互救的行為與精神，誰聽了都會感動。我甚至想，對那些目前因經濟困難而尚不能生活自理的貧困同學來說，西藏民族學院的同學們的辦法，不失為一種“經驗”。然而盡管同學們想盡了一切可以想到的做法，西藏民族學院的領導們頭痛的事還不少，那就是困難學生的身體問題。照理這個學院為國家培養進藏人才除了學習知識外，還應當有強健的體魄。可是由于同樣的原因，貧困地區招收的學生，其身體素質也同樣存在不少問題，加之上大學后必要的營養不能跟上，一些過去潛在的病況便不斷暴露出來。目前這個學院光患肝病的學生就有6名，光這6名學生一年便要花去學院幾萬元醫療費。就在我到咸陽不久，學院又有一名重病號需要急救，一次就得花去2萬多元。這事拿到校長辦公會上研究了幾次，最后還是無可奈何地由校長親自批了。一位老師說，去年我們全校總共花了十幾萬元醫療費，現在他一個學生就花掉這么多，還剩下我們幾千人咋辦？校長們對此只好回避，其實誰都知道，校領導們比誰都害怕學生中突然冒出個重病號來，那重病號一出，要命的不光是病號本人，可是全校幾千號人哪！這是那些沒有生病人說的話，再來聽聽幾位病號學生是怎么說的。王輝，政法系97級學生，湖南人。父親于1982年去世，在上大學前他家里已借債近萬元。1997年10月份王輝查出乙肝病。按規定他應休學治病，由于貧困的家里不可能讓他得到很好的治療，于是他申請邊上學邊治療。學校最后便同意了。王輝現在在學院醫院治療，至今他本人已花去5000多元，另還欠1500元沒付。他的這些錢都是從叔叔、姑姑那兒借的，現在他說已經借不到了。可他的病在前些日子檢查時有幾項指標仍不行，醫生說他必須注意休息與營養。可王輝說這兩項他幾乎無一項可能做到，因為他要跟上課程，就必須天天上課并且把住院時缺的課補上。另一方面為了能在學校生活下去，他必須做點事，比如幫助哪個同學或哪位老師干點抄抄寫寫的活，由于目前他的吃用什么的都是同學和老師在幫助，他覺得自己不能受恩太多。他說這樣下去快到一年了，自己對能不能在休學的期限內把病看好表示悲觀。“如果到時病治不好，學校若要我退學，我覺得自己難有勇氣再活下去……”王輝說得很凄涼。郭明，95級行管專業。家住河北省最北的張家口某小山村。父親是位月收入80元的民辦老教師，母親是地道的農民。郭明原來是94級學生，因有病休學一年。他的四口之家在他上大學開始就連遭不幸。1995年元旦，弟弟心臟病猝發，全家變賣了全部家產仍未挽回一個年輕的生命。兩年之后的1997年元旦，郭明重涉弟弟之難，也被從西安急送到北京安貞醫院，被確診為死亡率極高的家族遺傳性心血管疾病——“馬凡氏綜合癥”，生命危在旦夕，急需手術，而做這樣一例手術需八九萬元。一個尚未從沉重悲痛與債務負擔中緩過勁兒的貧困家庭，無論如何也無法承擔如此巨大的經濟負荷。因此，郭明的父親急得團團轉。郭明的學院盡了所能，在經費極其困難的情況下撥出2萬元，但這還差得很遠很遠。郭明的事被《 北京青年報 》的一名記者知道后，及時在報上向社會連發了兩次求助報道，共捐得19萬元。后又經多次努力及醫院的慷慨相助，郭明的生命終于得到了挽救。郭氏一家真是禍不單行，就在父親為兒子到處磕頭求助時，郭明的父親也被確診為同一種病，并送進了同一所醫院……郭明為了搶救父親的生命，在自己還屬于治療階段便不顧一切地提前出了醫院。他拖著瘦弱的身體回到老家，挨家挨戶磕頭，又到地方政府請求相助，他的孝心與一家的不幸感動了父老鄉親和有關部門，安貞醫院也做出了極大援助，用最少的錢把郭明的父親從手術臺上搶救回一條命。郭氏父子的命保住了，但并沒有根治掉病魔。郭明說：“我父親那頭先不提，現在光我一個人，仍要不停吃藥，而且每半年必須上北京檢查一次，每次檢查500元，還不算來回路費。我是學生，哪兒來錢？只有靠學校了。我知道學校已經為我付出了很多錢，但沒法，我還得找學校，要不只有死路一條！”郭明不像王輝，他看待生命似乎就是那么回事了。但畢竟他還年輕，他說他現在最期望有個好身體，將來雖然可能不允許再上西藏了，但還是能拿到個大學文憑的好，否則像自己的這種情況哪個單位還要嘛。王輝和郭明僅是西藏民族學院一批病號學生中的兩個例子，那些躺在醫院的我來不及采訪……臨別那天，院長次旺俊美與我進行了長談。他指出：盡管他們的民院面臨很多困難，但民院上上下下從來沒有一個人跟別人橫向比，他們的心目中始終把國家和西藏建設的重任放在第一位。在這里的教育工作者，他們都清楚地明白自己肩負的特殊使命。而在這里上大學的學生更明白，他們的前途，不是畢業后拿到高工資和留洋出國，而是義無反顧地去最艱苦的地方工作，并且通常是一輩子獻身在那渺無人煙的雪域高原。次旺俊美讓我轉告全國人民的是他們的學生和學院暫時遇到的困難，并沒有消磨他們為建設西藏而獻身的革命意志，他們只是希望祖國人民和所有熱血的愛國者，能在可能的情況下，不要忘了他們這批人……我向次旺俊美院長保證，祖國人民絕不會忘記他們，并且一定會有人向他們伸出援助之手的！我們一起期待吧！
第十七章詠嘆之二：漂泊的高級盲流與依舊的貧瘠山丘 1997年7月初的一日，北京白石橋路邊的某高校的畢業典禮剛剛開完，畢業生趙小剛激動地雙手捧著盼望四年之久的紅皮燙金大學畢業證書，他面對西北方向，淚流滿面地斷斷續續說著：“……爸，你兒子終于拿到大學畢業證書了！你那年在小煤窯用生命給我換來的2000元學費沒有白花呀，爸——”趙小剛“撲通”一聲雙膝跪在地上，久久沒有起身……等他從悲喜交加中清醒過來時，發現同宿舍的人都不知到哪兒去了，連床上鋪蓋也不知何時不翼而飛。趙小剛本來也準備下午離開學校，只是覺得同學一場，該相互打個招呼，于是便留了下來。入夜，往常熱鬧異常的宿舍變得靜悄悄，這更勾起了趙小剛的浮想聯翩—— 是啊，4年的日子，對趙小剛來說似乎太漫長，太不堪回首了。他情不自禁地想起4年前自己捧著大學入學通知書又不敢給父親看的那一幕：那是一個天氣非常晴朗的日子，可趙小剛覺得自己像是犯了什么罪似的，站在父親面前半天不敢說話。“啥事？快說嘛，我還要去礦上干活呢，要不全家就快掀不開鍋了。”父親有些不耐煩地看著兒子。趙小剛不得不把揣在懷里的大學入學通知書拿出來：“我考上大學了。”兒子早知道父親聽到這事后不會興高采烈，但他還是沒有想象出自己的父親竟會朝他發怒：“你、你咋考上了么？”趙小剛聽了這話，眼淚一下奪眶而出：“爸，你就讓我上大學去吧。家里的債等我上大學后也像城里人那樣賺大錢，我保證全部還掉它！”“真的？”父親一臉嚴肅。“真的。等大學畢業后我再掙不了大錢我就不是人！我也再不回這個山寨！”兒子跪下雙膝，面朝父親，對天發誓道。父親終于受感動了：“成，你就去念吧，把大學里的書好好念，我不死就可以看見我們趙家的祖墳上也能長大樹了！去吧！”父親轉身從里屋那個誰也不能動的箱子底取出2000元錢，交給兒子，“這是我剛剛從礦主那兒借來的，本來就準備給你念大學用的。我沒跟你說，是不相信你會考上，說實話，心里確實也不想讓你再去念書了。你莫怨爸，誰叫咱們這家小的小，病的病……”那一夜，從小不愛跟父親說話、打心里嫌父親目光短淺的趙小剛，一下對父親有了重新認識。他終于明白，父親平時常打他罵他，但心里同樣是深愛著他的，就像別的父親對自己的兒子一樣。趙小剛就是拿著父親從礦主那兒借來的2000元，走進了大學門，并且艱難地跑完了對他來說是太漫長的4年血路。他已經記不清多少次因為自己是“貧困生”而屢遭冷眼與歧視，這些他都不在乎。他最刻骨銘心的是，在他第一年回家過寒假時父親為了還礦主的那2000元債的事。那天已是大年三十了，兒子問父親為什么還要到礦上干活，父親告訴他，礦主要讓他還錢，因為還不出就只好給人家加班出苦力唄。父親臨走時，朝兒子重重地看了一眼，說：“以后就看你的了，爸這一輩子只能給人做牛做馬，可也沒養活好一家人。唉——”長嘆一聲后，父親駝著變形的腰背，消失在晨霧之中。那一天，趙小剛仿佛有一種預感似的，他覺得父親這一走就再也不會回來了。后來父親真的就再也沒有回家。幾小時后，礦上的人前來報信：小煤礦崩塌，包括趙小剛父親在內的5個人埋在百米深的井里……日后，礦主還曾為2000元的借款找過趙小剛的家人和他本人。這種黑了心的要求理當被拒絕，但此事卻一直像一團陰影跟蹤了趙小剛的4年大學歲月。在趙小剛的潛意識里，父親的生命就是他上大學的2000元學費，如今他捧著這鮮紅的畢業證書，如同捧著父親的那顆埋在九泉底下的滴血的心。此時此刻的趙小剛思緒萬千，他恨不得長上翅膀飛回賀蘭山，在埋下父親的那片凹陷的墟土前磕上100個頭，以奠親情。“小剛，你怎么還沒走？”突然，一位同學闖入宿舍。趙小剛從遙遠的思緒中回到了現實。他有些發愣地問同學：“我們宿舍的幾位都跑哪兒去啦？招呼也不打一個……”同學笑了：“人家都快當上某外企主管了，你倒好，一點也不愁呀！”趙小剛覺得奇怪：“我愁啥？現在大學畢業證書都拿到了，有啥發愁的？”“哈哈哈……看看，我以前就說過，我們現在的大學方向有問題，專門培養高智商而忽視社會實踐能力。眼前的你不就是一個很好的事例嗎？”同學猶如在課堂里高談闊論開了，“趙先生，你以為一張大學文憑就可以救你了？可以使你一個山娃娃一夜之間變成大富翁？錯了！尊敬的趙先生，你要清楚地明白，現在的你，跟4年前那個土得身上掉渣的趙小剛沒有多大區別。一句話，你依然是個窮光蛋！不是嗎？”“我？我怎么還是個窮光蛋？你看看，我的畢業證書少別人一個角嗎？”趙小剛急了，拿著紅皮畢業證書像要說明一個幾千年顛撲不破的真理。這回輪到同學搖頭了：“趙先生呀趙先生，真沒辦法跟你說。我問你，你現在身上除一張畢業證書外，還能不能拿出100塊錢去買張回家的火車票？我再進一步問你，你即使回得到家，你想過沒有，你是騎著毛驢在那美麗的賀蘭山小村莊上走‘信息高速公路’，還是扛著扁擔去進行‘網絡’耕作？想一想，我親愛的同學！”是啊，我回賀蘭山能干什么呢？是帶著一個鮮紅的畢業證書去與向那礦主討回父親的生命？還是拿著這鮮紅的大學文憑放在正屋里的桌臺上，每天讓全家人供著？不，我不能這樣空著雙手回家，我要成為一個富有者！趙小剛想起了他在拿到大學入學通知書時曾經在父親面前許下“日后要像城里人一樣賺大錢”的愿，頓時他有些激動地拉住同學的手：“你一定幫幫我，讓我跟你們一起去發財……”從此，茫茫人海的北京城內，又多了個每天匆匆忙忙又不知在干些什么、收獲些什么的“盲流”。而趙小剛則是京城百萬盲流中的幾萬“高級盲流”之一。所謂“高級盲流”，有位社會學家對此做了這樣的定義：泛指那些脫離人事關系、戶口關系，在外地工作或找工作的知識分子、技術人員等。而這中間，高校的畢業生最多。據某高校學生部的一位老師介紹，現在大學生的畢業分配已漸趨自由擇業，所以學校除國家部分指標外，一般已不管你畢業后的去向，換句話說，只要你有能耐，就是留在皇宮當天王老爺，也沒有人管你。因此，大學目前實際出現的又一種情況是，辛辛苦苦4年間動員各方力量幫助那些有困難的學生完成學業，而一旦幫助他們走完這四年學路后，至于再下面的路，學校一概不管，也管不了了。我們濟困助學，挽救貧困，讓苦孩子能讀完大學到底為了什么？一個天大的誤區！一個不得不正視的現實問題！在趙小剛畢業近一年后的某一天，我在軍博后面的一個俗稱“京城白領雅士”的居住區見到了他。現在他與一位同鄉合租一間老鄉的房子，很小，一看就是屬于臨時建筑。房子內除了兩張床外，便是一大堆各種廣告宣傳材料。小趙告訴我，他現在與幾位同是大學畢業后沒有回原籍而留在京城的“哥們兒”，一起在為中央電視臺幾個欄目拉廣告、做專題。“這兒離中央臺近，走幾步就到‘梅地亞’了。我們幾乎天天要與客戶們談生意，可我們自己又不是中央臺的正式工作人員，進臺里不方便，所以利用‘梅地亞’這塊寶地做事。”看來走出校門后的小趙早已脫胎換骨，不再是那種傻乎乎的書呆子，變成很有一套的“商務專家”。他一聽我的奉承話，趕忙謙遜道：“只能算剛剛入門。”“能介紹介紹經驗？”“哪是啥經驗，教訓倒是挺多！”下面是趙小剛給我講的畢業后的那不同尋常的經歷： 一開始，我跟著幾位同學就像瞎子摸大象似的，在北京城內到處轉悠，就是不知哪是頭來哪是尾。出了校門就不像在學校，別看有時吃不上飽飯，但畢竟有人管呀，總不愁半夜被民警叫起來查你身份證。這會兒可不行了，開始我們沒有找到一份正經的活兒，就五六個同學合住在一間十來平米的小房子。白天你睡，晚上他睡，反正我們有人是干白天的活，有人是整夜去錄制節目，倒也能對付。但主要還是為了省些錢。我們搭幫的6個人都是大學畢業后沒有回原籍的，而且基本都是在學校靠吃特困補助過來的。你問他們為什么也不想回老家？想法跟我差不多，就想在外面掙點錢。大伙兒說，過去我們這些從窮地方來的學生想得太簡單，以為拼死拼活跳出“農門”，把大學文憑拿到手后就可以改變自己的一生。可一到現實社會，才發現我們的思維太落后了，比時代發展至少慢了幾個節拍。換句話說，如果在前五六年，可能是這樣，現在就不行了。我們中間有人還是碩士畢業的，他說他畢業那陣子以為自己在大學苦讀六七年后就可以安安穩穩給安排個什么國家科研部門或大型企業的科研崗位。結果他等啊等，就是沒有等到，后來他自己跑，一跑才發現像他這樣的碩士生滿北京城都是。好不容易有家單位愿聘用，他上班一看，是讓他給一位只有初中文化的科長當助理。他氣得找頭頭說理，人家告訴他你是個外地戶口，又沒正式工作關系，這個位置給你已經是照顧的了，像你這種情況，在我們這樣的國家正式編制單位，你就是博士也永遠是“打工仔”。我的這位哥們兒氣壞了，從此就打消了再找單位的念頭，開始自己獨闖天下。后來他靠自己的經濟管理學碩士的淵博知識與吃苦耐勞精神，贏得了中央臺幾個經濟欄目編輯的好感，就開始給了他些活兒，干了干就一直干到現在，成了我們圈里的老大。你問我？嗨，比他差遠啦，一輩子可能沒法跟上人家。我與這幫哥們兒合伙時間不長，過去干過許多活，比如在昌平給一家私營企業的老板當過助理，也在延慶的一家飯店搞過促銷，后來在一個連鎖店搞過派送，多了，我現在已經記不清到底干過多少地方。但有一點你不知發現沒有，我一般都找那些有住的地方和管飯的活兒。剛開始打工你沒有錢呀。如果自己再租房、買飯，你在北京就是最次的農民房一個月也得二三百吧！打工一個月才賺多少工資？五六百元，你花去房租、飯錢不等于白干了么？可要找那些既管飯又管住的單位，沒有幾家不是苦力的干活。他們才不管你是不是大學生，只要有力氣就行。有一次在一家礦泉水公司干活，一天在烈日下要跑十幾個單位，還是蹬大車的，累得你晚上睡覺被推到火葬場燒了都不知道。你問這么累又不賺錢咋沒想回原籍？我咋不想？有一陣還真回了一次老家，可一到家里我就想哭，咱那兒，沒法提。別的不說，光吃水這一條，祖祖輩輩的人都要趕著毛驢走上三四十里彎彎曲曲的山路才能擔上幾桶水。那次我回去因為要喝水，便重新掌起了趕毛驢的鞭子，我一路趕，一路就有大爺大媽問我，說小剛你在外面見的世面多，知道不知道我們這兒啥時候吃水不用趕毛驢哪？我搖搖頭，說不知道。他們又問，你是大學生咋會不知道？要不你讀了那么多書，幫著村上修口井吧！看著鄉親們一雙雙企盼的目光，我就差沒入地三尺。是啊，我是讀了十幾年書，是個大學生，可我哪會打井找水？但大學生在我村上的百姓眼里是無所不會的才子呀！我覺得自己不能再呆下去了，因為我知道我這個大學生是不會給老鄉們找出水井來的，如果我留在老家結果連口水井都找不出來，老鄉們會對大學生多失望呀！他們還在為了兒女或孫輩能像我一樣讀上大學而不辭勞苦地拼搏著，我不能讓他們對兒女、孫輩們的企盼落空。另一方面，我想自己用父親的生命換來一個大學畢業生的崇高榮譽，結果我連一口小井都不能幫鄉親們打成，我這個大學生的臉面還不都丟盡了？再說，即使有人把井打成了，有沒有水呢？如果有又能怎樣呢？還不照樣見不到“信息高速公路”、“網絡世界”嘛！我就是在這種情形下重新回到了京城，帶著對故鄉那種說不出滋味的情感，回到了至少可以隨便能喝上自來水、可以不花錢上一回“信息高速公路”和“網絡世界”的大都市…… “你對今后有什么打算？”我問。“說實話，很茫然。”趙小剛抓過一把廣告宣傳材料，說，“這些活倒是能賺點錢，但不是我的專業，我是學農藝技術的。在首都這個現代化大都市里，這門技術用不著，可這兒能賺到錢，可以讓我隨時隨地看到未來世界的最新發展動向。我的老家雖然可以用上我學的農藝技術，但沒有錢呀！連打口水井的錢鄉政府都不知勒緊了多少回褲腰帶也沒攢出來，我這一身技術又有什么用？與其那樣，還不如先給老家那兒減少一個吃國家救濟款的人……”我無法斷定趙小剛的理論是對還是錯，但是他提醒我們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那就是：一部分大學畢業生不愿回到邊遠和貧困地區，是因為他們的價值觀發生了變化，以追求個人前途與改善自我生存環境為中心的這部分學生，從他們發憤讀書想跳出“農門”的那時起，就已經失去了對故鄉的回報之心；另一部分大學生確實有志愿到大學里好好掌握知識后，將來回到貧困的家鄉改天換地干一番大業，然而貧困落后的故鄉卻沒有能力給他們提供施展才能的戰場，使之也慢慢喪失了原先的那份改造與建設家鄉的熱情與抱負。這就不得不使我們的大學尤其是在進行對貧困生幫助的工作上提出更深層次的要求，單一地為解決他們在大學完成學業而去為他們減免學費、為他們尋找勤工儉學崗、甚至為他們不辭勞苦地到社會上，求爺爺告奶奶地拉贊助遠遠不夠，更重要的一點是，還要給他們在理想與人生觀上進行“精神幫困”。有資料表明，1997年教育部直屬院校共有本、專科畢業生64990人，到廣東、江蘇、山東等發達地區和留在北京、上海的就達34502人，占畢業生總數的53％，而回到十大邊遠省區的只有3793人，僅占總數的5％。如此巨大的反差說明了什么？說明了至少約有一半以上的貧困地區出來的貧困大學生沒有回到他們本該回去的地方。中國社會調查事務所有一項調查顯示：大學畢業生中有78.3％人明確表示不愿到貧困地區工作。我也曾對中國農業大學的10名貧困生進行抽樣調查，結果10人中有6人表示只要能在北京找到一份可以每月賺到800元以上工資的工作，就不會再回老家了——需要說明的是他們所指的工作都在不能解決工作關系和戶口的前提下。那天在林業大學采訪時，正好有兩位女生在與老師商量留在北京自謀職業的事。這兩位小姐都是林業大學的“委培生”，現在她們畢業了，照理應該回原籍，可她們說：“我們寧可出幾千塊錢還清委培費也愿意留在北京。如果畢業回去給你分配到一個永遠出不來的地方，一輩子不就完了！”我問她們在北京有沒有工作意向，她們說還沒有找到，“反正慢慢找唄。”看來她們的決心很堅決，大有一種義無反顧的氣概。其中的一位說：“留在北京一方面能賺點兒錢，另一方面我們還想考研。假如回到老家，這種機會幾乎可以說是天方夜譚，但在北京是可能的。我們的師姐們有好幾個走的都是這樣的路子。”原來她們心目中還有另一番天地，誰能說這不是一種健康的心態，一種符合時代精神的追求？可是——我們的問題還是在“可是”上，可是如果我們國家每年為貧困地區培養的20來萬學生(全國高校每年招生約100萬，貧困生的比例按官方所說的20％計算)都不回原籍，那么我們那些貧困地區是否就永遠地不辭辛勞地送出一批批秀才又永遠地照樣沒有知識、沒有文化？我不禁想起有篇報道說，甘肅有個貧困縣，每年都培養出許多大學生，鄉親們年年敲鑼打鼓歡送他們離鄉求學，但幾乎不見一個學子畢業后回來，小縣城依然一貧如洗……說不清是我們的幫困工作助長了貧困生們更加立志離開故土的心愿，還是濟貧本身就在造就人們追求富有的心態？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有些貧困生在被別人真誠幫助與關心時，他的思想和意識卻在悄悄發生另一種變化—— 南開大學學生處的劉老師給我講了這樣一位學生：此人姓洪，是95級學生，家在農村，是個孤兒。在接到入學通知書后就因交不起學費而遲遲沒來校報到。我們就寫信打電報告訴他不管什么情況，你把家里的事安排妥后來學校報到再說。后來他果真來了，一看是個非常可憐的苦孩子，什么東西都沒帶。我向領導反映這學生的情況后，學校一路開綠燈為他注冊免學費。我們南開大學的黨委書記那天正好看到這個學生，便問寒問暖，又把他領回自己的家，讓老伴給他做好吃的，用自己的錢給這學生添置了許多必備的物品。當時這個學生感動極了，說一定要好好學習，將來報答社會和所有關心他的人。因為是個貧困典型呀，所以這學生后來時時處處受到資助和照顧。后來發現資助他的錢老是不夠，一查，倒好，他竟抽煙喝酒都學會了。學校組織貧困生勤工儉學，讓他去干點活，那么簡單輕松的活他干幾下就甩手走了，你說哪像個貧苦家庭出身的孩子嘛！ 上海高校里出現了更出奇的事：有位貧困生多次得到學校的補助與社會贊助，反正學校有什么貧困生好處的事他都比別人伸手伸得快，可是在畢業時這位學生為了不去教師崗位，脫離師范生身份，竟一下拿出了一筆不小的現金。與師范大學毗鄰的上海某大學這幾年為了援助貧困生，該校從1994年以來，每年給貧困生們提供無息貸款，可是不少人寧愿不要畢業證書也不還貸款，至今這個大學有1000多個畢業證書鎖在學生處的鐵柜里。上海還發生了一件更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前年香港某公司到某高校兌現自己每年向25名貧困生發放每人每月150元生活補助費的承諾。這天公司老板派代表前去學校向貧困生發錢，學校為了讓貧困生們接受一次愛心教育，便把幾個年級的貧困生都召去一起參加兌現儀式。公司代表向25名大學生發完助學金后說：盡管我們今天只發給了25個同學，但你們中間確實還有非常困難的同學，我們公司也將視情況予以考慮。他的話剛完，臺下的學生竟在沒任何指揮下排著長長的隊伍，雄赳赳、氣昂昂地向臺上走去。那公司代表驚得目瞪口呆，站在一旁的老師們則面紅耳赤地沖上去攔住自己的學生，但為時已晚……曾有一位教育家早已這樣呼吁過貧困其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貧困而扭曲了的心態。我們全社會現在都在濟困，都在向貧困挑戰，但那些貧困地區的縣太爺、鄉干部，則心甘情愿地坐在那兒被人高高地戴上“貧困縣”、“貧困鄉”的帽子，為什么？因為“貧困”這頂高帽子值錢，可以坐吃不愁，伸手來錢來物。我們的大學貧困生中有沒有這種現象？我看是有的，且為數不少。因而在解決這些學生的物質貧困同時，解除他們的“精神貧困”工作更為重要。因為物質貧困是暫時的，精神貧困將是一生的。我以為此乃警世之言。中國的高校“希望工程”一大內容，便是解決貧困生們的心理貧困，這個心理貧困集中體現在人生觀的教育上。陽光和雨露，可以使小苗長成參天大樹。但高聳的大樹未必能成棟梁，如果是棵空心的樹干那只能當做付炬的柴火。我們所要扶助的是一代健康無私并勇于接受挑戰的新時代大學生，當然不是那些目光短淺、極端自私的庸才。不然，我們學校的領導、老師的愛心與苦心和社會上那么多摯愛與善良，有可能付之東流，我們的許多廣袤山區也將永遠地依舊貧瘠下去，父老鄉親們歡送的小鑼鼓最終也會不再響起……其實有一點需要特別指出：一些貧困生們的“心病”并不全是他們內在因素。社會分配的不公、就業本身存在的問題，同樣使他們受傷的心靈又一次次地受到重創。我看過一位自稱是患了“憂郁癥”的大四學生給報社寫信訴說自己心頭的萬般無奈： ……已近畢業的我，本應該忙于找工作的事了，但現在我只能默默看著來招聘的十幾個單位把同學們招去，而我不能參加。原因只有一個：因為我是來自邊遠省份的，有規定必須回原省工作。有人會說：“回去建設家鄉，有什么不好？”其實，我心中何嘗不想回去？而實際情況是，每年有數萬名畢業生回省工作，由于省內就那么寥寥幾家比較景氣的單位，因此關系網“廣”不“廣”、后臺“硬”不“硬”便上升為第一條件，而成績、在校表現只能退居次要。我一想自己幾年學習的成績被人忽視與踐踏，就感到心里有氣。每當我回想起四年大學寒窗，自己苦下功夫，從班尾升至班級前列，在班上也擔任過干部，校級、國家級的獎勵也拿過，就覺得自己應該不比別人做得差。但為什么在就業時就被無情地剝奪了與內地省份的同學的平等權利(他們中間有相當多的人條件遠不如我，卻能去待遇好、發展前途大的單位)？我知道來自邊遠省份的同學中有的條件比我還好，剝奪他們與內地學生競爭的權利同樣不公平。……一說到工作艱苦的地方，我們這些貧困地區來的學生，似乎就要理所當然地打頭陣，憑什么我們就天生該得有這樣的“特殊待遇”？如今已不是那個論出身的年代了，但“生源”這個出身卻時常在提醒著我：“你來自邊遠地區，是與人不同的！” 這坦誠的女大學生給人們提出了一個非常現實而嚴肅的問題，這便是不容忽視的大學生分配的合理性與科學性。特別是一些所謂的政策性，常常照顧了“強者”，卻忽視了“弱者”，這也是當今中國大學貧困生面臨的一大難題。他們由于“出身”不好，在內地就業時，無論你成績多好、表現多佳，還是拿過什么獎項，但只要一看你是邊遠省份的，就會一連串“不要！不要！不要！”為此，他們滿懷希望地回到屬于他們自己的熟悉地區，可是當那些單位看著他們一張張金色的證書與獎狀時，不好意思地笑笑：“我們要不起，要不起！”偶爾也有要得起的，但卻輪到我們的大學生自己要不起，因為進一家打破頭都想擠進去的好單位，你沒有當局長、書記的爸爸，你至少得送上千兒八百的。如此種種，貧困大學生們就會發現，當他們滿懷喜悅手拿畢業證書走出大學門后，自己卻依舊是個赤條條的窮漢！ ……你問我是誰，我也不知我是誰。你問我到哪兒，我也不知我到哪兒。 于是，他們又一次漂泊在人生十字街頭……
第十六章詠嘆之一：走來的1個與潰退的99個我們了解了大學，便了解了我們的目的。 9月10日，是研究生院新生報到的日子。兩年前的這一天，江南著名學府南京大學迎來了一位特殊的研究生新生，他叫張宗友，23歲，來自安徽。張宗友的到來，給南京大學引起不小的震蕩，原因是他是我國聲勢浩大的“希望工程”培養出來的第一位研究生。當張宗友在南大中文系研究生報到處簽上自己名字的那一瞬間，人們看到他眼淚奪眶而出。是啊，從大學到研究生，這一大步多么來之不易——對一個全靠社會來資助的貧困學生！張宗友想起了幾天前自己離開位于大別山的家鄉——安徽金寨縣湯匯鎮茅畈村時的情景。那是個晴朗的早晨，全村的父老鄉親站在霧靄流嵐的村口，燃起串串鞭炮，為山村有史以來第一位大學研究生送行。坐在機動三輪車上的張宗友忍不住噙淚與鄉親們揮手告別。而這一次他是無比幸福的告別，因為是與6年前那次完全不同的告別，所以張宗友格外激動。是啊，同一條茅畈河，同一座大別山，但6年前的告別與今天的告別是多么的不同——那是個完全絕望的日子。一場洪水把所有的莊稼與房屋給淹沒了，年邁的祖母呆呆地坐在倒塌的房子邊等待死亡的日子早些降臨，有病的母親伸著無援的雙手扒拉著幾個未被沖走的土豆，妹妹上學的路斷了，父親坐在石板上抽著旱煙眼巴巴地望著家門前的一方天空……快要開學了，17歲的張宗友正摩挲著手中的書本，向往著離家100里外的金寨縣一中的教室。知道知道，父親的心里全知道，兒子是村里第一個考上縣重點中學的孩子，父親還知道進這個學校的孩子十有八九將來能上大學。可是孩子，你都看到了，咱家就這個樣！你不聽這？你還想念書去？唉，是啊，窮人家的孩子能有這樣的機會難得呀！父親從石板上坐起，看了一眼兒子，背著雙手朝小鎮上走去。晚上回來，父親把兩張一大一小的票子交給兒子：這150元是從信用社貸來的，明兒你去縣中報到吧！第二天，兒子出發了，帶著異常沉重的步履，沿茅畈河輕輕走動，他怕走得太急會撞痛父親的心……可是僅一個月后，兒子又邁著沉重的步子回到了茅畈河：150元錢交完各種費用后所剩無幾，隨身帶的一壇腌菜也很快吃完了，宗友覺得自己的路走到了盡頭。這次是他自己決定的：輟學。永遠地與學校告別。令張宗友沒有想到的是學校和縣“希望工程”辦公室得知后，及時把他重新接回學校，并告訴他以后每學期到縣“希望工程”辦公室領取60元的特別救助。那時“希望工程”還不像現在如此深入人心，張宗友有些不敢相信這事，后來他發現真的有人每學期那么做。他因此成了中國億萬苦孩子中的幸運兒。僅僅60元錢，但對一個山里娃來說，已經是可以改變他一生的寶貴財富！1992年夏，最早得到“希望工程”資助的張宗友，接到安徽阜陽師范學院中文系的入學通知書，成了在全國“希望工程”救助下考上高等學校的大學生。在之后的四年里，張宗友破例繼續得到“希望工程”的資助，并且每學期可以領到400元的資助款。為此，張宗友感覺遠方的父親的腰桿稍稍直了，而他本人則肩負了更重的擔子，那就是他必須拿出最優異的成績與出眾的品行來報答社會。他實現了自己的愿望，在大學的4年里，年年被評為“三好學生”，1995年又光榮地入黨。1996年畢業之際，張宗友面臨參加工作和考研的兩種選擇。前者自然會對減輕家庭負擔非常有益，但張宗友深知：我的身后有一支長長的貧困生隊伍，如果我考上了研究生，無疑對那些受過“希望工程”救助的弟妹們是一種鼓勵與促進。于是他選擇了考研究生，并又一次將命運握在了自己手中……張宗友的到來，使本來就已經熱鬧的南大校園更加不平靜。特別是那些仍在與貧困奮爭中的大學生們，他們不約而同地來找張宗友討教戰勝困難的經驗與意志。張宗友呢，也樂意同眾多新謀面的師弟、師妹們侃侃而談。一時間，他的那句“貧窮不能抹殺我們對知識的渴求，我心中永遠燃起希望之圣火”的話，成了南大校園的名言。說張宗友是千千萬萬苦孩子中最幸運的一個，這話沒錯。他之所以能獲得如此幸運，有他努力勤奮的一面，再有便是“希望工程”的功勞。據中國青少年基金會介紹，自“希望工程”開始至今日，共收到各種捐款多達十幾億元，全國建立“希望學校”4000多所，受助學生有170多萬人。毫不夸張，在中國曾經有過的愛心活動中，“希望工程”是最成功的，它的規模、它的影響力、它的運營機制、它的深入人心度、它所維系的時間之長，都堪稱全國第一。“希望工程”，是我們新時期的共產主義思想和雷鋒精神的最偉大的體現。在中國20世紀末的最后10年里，我們的國家有一項特別重大的任務，那便是自1994年至2000年的《 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 》。在這個綱領性文件里的第一句話如此寫道：“社會主義要消滅貧困。”文件里的第二句話是：“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動員全社會力量，力爭用7年左右的時間，基本解決目前全國農村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是共和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最沉重的負擔，是中國共chan黨人在本世紀末最艱巨的任務。“到2000年，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半個多世紀，經過了兩代人的奮斗，如果仍有幾千萬人沒有解決溫飽，生活在貧困之中，怎么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我們這些身負重任的共chan黨人，一想起這個問題就會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共和國總理對此憂心忡忡。“到本世紀末，我們解決了8000萬人口的溫飽問題，占世界人口1/4的中國人民的生存權這個最大最基本的人權問題，從此就徹底解決了。這不僅在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是一件大事，而且在人類發展史上也是一個壯舉！”黨的總書記如此說。從1994年到今天，國家的扶貧攻堅計劃已經走過了4年多。4年多里我們又已經脫貧了多少呢？2000萬？還是4000萬？是真的全部脫貧了，還是昨天摘了貧困帽明天更貧困呢？有官方的消息說，至1997年底，各地已有近6000萬人口初步解決了溫飽問題。“初步”是個什么概念？“初步”實際便是個可算也可不算的概念。據國務院扶貧開發辦副主任高鴻賓在第一線考察后估計，目前一些邊遠地區的“返貧率”為10％至20％左右。在甘肅，曾有一年統計貧困率下降到45.7％，豈料這年一場自然災害就又把貧困率反彈至56％。如此預測，中國目前到底還有多少貧困人口沒有解決溫飽問題，看來絕不是一個小數。再看一看今年南北大水災的災情，受災人口達2.1億……中國廣大地區的貧困依舊，這是毋庸置疑的。再看一看中國的貧困是個什么概念。這里有段關于朱镕基同志在1995年11月17日考察廣西大化瑤族自治縣時的報道： ……群山環繞，車子在彎彎曲曲的公路上盤旋了兩個多小時，才到了七百弄鄉牙外屯。半山坡一間半截茅草搭起來的破房子，住著村民藍桂忠五口之家。朱镕基走進昏暗的屋里，打開衣箱，沒見到像樣的衣服。看看谷桶，只剩下小半桶玉米面。五口人有一床舊棉被、一頂蚊帳。朱镕基問藍桂忠：“承包幾畝地？”“兩畝一分山地。”“糧食夠吃嗎？”藍桂忠搖搖頭：“今年玉米和木薯加起來，一共才收了400公斤。每年一般要缺四五個月的口糧。”朱镕基心情沉重地又走進另一戶三個孤兒的家。四面透風、空空蕩蕩的茅草屋里，擺著幾只盛雨水用的瓦盆、木桶。山上吃水困難，這些雨水只夠吃兩個來月。十幾年前，三個孤兒的父母先后去世。這些年來，他們的生活一直靠民政部門救濟。由于長期得不到溫飽，三個孤兒如今已是二十好幾了，卻長得又小又瘦。初冬，山風硬得透心寒。老二只穿著件薄薄的單衣，還敞開著懷。朱镕基伸手要幫他把扣子系上，才發現整件衣服竟然沒一個扣子。淚水盈滿了朱镕基的眼睛，他憐愛地把三個孤兒摟了過來…… 這僅僅是總理所看到的情景，至于百姓自己的眼里那就更凄愴了。回過頭我們看看中國的這些貧困對教育事業造成的影響吧！雖然我們已經有“希望工程”等等措施，然而貧困地區的孩子們上學問題仍是個極其艱難的事。據說每年仍有1000萬左右的孩子在校門口徘徊。這就是說像張宗友這樣的幸運兒僅是一小部分中的一小部分。1998年春，新華社一記者在湖北恩施地區采訪，他走訪的一個村子里，本來上學的有110名學生，可新學年開學時到學校報到的僅為30多人，老師們分頭動員了好幾天，大部分學生還是因為家庭困難交不起學費而面臨輟學。這個村有史以來還沒有人上過大學，高中生也寥寥無幾。貧困地區的孩子，與當年的張宗友情況基本差不多，但是能像張宗友走出山村上了大學的，更是百里挑一，千里僅一，甚至萬里獨一。據中國青基會介紹，挽救這樣的一位失學孩子1993年時為30元，后來由于通貨膨脹因素，1995年為40元，1996年為60元，現在約為80元。因為缺少幾十元錢，中國的上千萬孩子上不了學。那么，那些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從幾百人、幾千人甚至上萬貧困孩子中脫穎而出，考上了大學的孩子們，現在他們又面臨的是什么呢？他們面臨的不再是60元、80元，也不是100元、200元，而是2000元、4000元甚至更多的每年的高額費用！目前教育部門提供的數字表明，實行并軌制以后的高校，平均每個學生一年需要個人承擔的學費、學雜費和生活費將在4000元至6000元左右。到2000年，每個大學生每年個人承擔的各種費用將為10000元左右。這就是中國高校中約占1／5的總數為100萬的貧困大學生們所面臨的現實。張宗友成為慶幸地走過這個大山的一位，但他身后剩下的99個貧困生們又能不能走過呢？他們是潰退還是前進，這便是中國大學所面臨的世紀末大挑戰。本來就已經連溫飽都難以解決的家庭，幾乎是不可能擔當起這么一大筆錢。那么無援的他們靠什么來上完大學？即使他們留在了大學，但心頭又時刻承受的是什么呢？1997年3月4日，一件令人震驚的事在黑龍江某大學發生了：大學四年級學生曲銘悄然從學校圖書館五樓墜下，等到人們發現時，他的頭已經深插在早春潮濕的泥土里，同學們永遠無法將他喚醒……曲銘是個貧困生，但他學習優秀，是“三好學生”，幾度得過獎學金。可他在僅有三個多月后便能完成學業時，卻選擇了與這個世界永別之路。為什么？這是為什么？后來老師和同學們從他寫得十分簡單的遺書中找到了答案：“這些年我欠大家的情太多了。今生今世無以回報，只有等來世……”在遺書中，曲銘特意提到了兩件事：一件是他在上學期向班上一位同學借了400元生活費沒如期還上，致使那位也是貧困生的同學沒能如期交上學費；第二件事是一張向他捐助過的人名名單。師生們反映，曲銘平時很開朗，不屬于那種心理有明顯憂郁癥的一類。至于他的貧困早已眾所周知，大家還一直在幫助他。剛入學一個月，學校根據他的情況便將其列入了特困生名單之中。一開始，他就得到了像打掃衛生、整理資料、治安巡邏等勤工儉學機會，并是全系4名有固定崗位的特困生之一。老師說，就在他自殺之前，學校先后給他安排工作有17次之多，每次的特困補助也基本都有他的份。但同學們說，曲銘仍對每年3100元的學費憂心忡忡，特別是在接受別人的幫助后這種憂心不僅沒減少，常常反而加重了。1995年秋，在他又一次交不起學費時，同學們主動發起募捐活動。為了不傷他的自尊心，捐款是秘密進行的。等到大家把2935.5元的錢交到他手上時，曲銘好一陣激動，可他一再表示謝絕。直到同學們同意按記名的方式捐款并把名單留在他手上時，曲銘才接受。這樣一位同學突然自殺，校園內的沖擊波可想而知。其實曲銘之死原因并不復雜，他在告別人間的前幾日曾對一位同學表述過自己的內心世界。他說因為自己上大學，妹妹不得不輟學，連結婚都沒結成；在學校，他又成了老讓同學們捐款的包袱……曲銘死于他在接受別人的幫助時內心太重的負疚感。貧困是一種直感的痛苦。接受社會和別人的幫助是一種具有負擔的痛苦。直感的痛苦加上心理負擔的痛苦，這便是貧困大學生與那些接受“希望工程”的貧困兒童，及其他如貧困母親、貧困殘疾人的不同之處、復雜之處、嚴重之處。你可以拿50元或100元，就能拯救一個失學兒童。但你卻常常難用5000元或1萬元拯救一個貧困大學生。東北林業大學學生李靜明說：“我讀第一年大學時就靠吃饅頭、咸菜過來的，是很苦，是很難。天天開飯時，我總最后一個到食堂，悄悄買點東西就走了。但那時我心里還是踏實的。后來呢，學校和同學都知道了我貧困，于是就都來捐助，我也很感激。可以后總覺得走到哪兒別人都在背后指著我議論說：他就是貧困生，我也給過他捐助！我反而覺得不如自己過去吃饅頭、咸菜香。”中國農業大學女學生李穎說：“開始有人給我們資助，讓我們介紹自己的貧困情況還挺覺得是那么回事的。后來一次又一次后就感覺自己像是動物園的猩猩給人家展覽一樣，那種心理感覺特不好。現在我就不大愿意接受別人的捐助，寧可自己苦一點兒，倒也落個心里清靜。”這就是貧困大學生的心態。這就是一個完全特殊的貧困群體。中國大學“希望工程”比任何工程都為之艱巨，因而更迫切。否則走過來的真可能就是張宗友一個，而潰退的也許是99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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