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文藝報　王芬 李郭倩

2007年8月7日至8月10日, 由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評論》編輯部主辦,由武漢大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心、華中科技大學文學院、湖北大學文學院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新聞與文化傳播學院協辦的“中國現代文學學科觀念與方法”學術研討會，在武漢桂子山和咸寧九宮山隆重召開。來自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近50所高校與科研單位的120多位專家學者出席了這次學術盛會。這次會議著眼于探討一些有關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發展的宏觀性問題。會議圍繞主題，較集中就三個方面的問題展開了交流與討論。
　　關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概念與文學史的定位問題。陳思和（復旦大學）認為，古代文學處于靜止、封閉、完成的成熟狀態，而現當代文學是動態的、開放的、有未來的文學，兩者是不同的。他就重新構架現代中國文學史的兩種發展模式作了具體闡釋。他認為，20世紀現代文學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個是以常態形式發展變化的文學主流，它隨著社會的變化而逐漸發生變異。一個是以一種非常激進的文學態度，使文學與社會發生一種裂變，以先鋒的姿態出現，在斷裂中產生新的范式或新的文學。這樣一種先鋒與常態并行的二元性文學史觀有利于我們以開放的眼觀闡釋“五四”新文學與傳統的關系，突破以往新舊文學的簡單界說，更真實深入地把握20世紀中國文學生態的豐富性與復雜性特征。王暉（南京師大）以“時間”、“地域”、“民族”作為“當代大中華文學”的三個主要元素，提出了大時代文學觀更具概括性和可操作性。周曉明（華中師大）則以唐宋元明清文學的命名方式為據，將“五四”以來的文學作為歷史延續的一個階段，認為用朝代更替的方式命名更符合歷史敘述的軌跡，要注重學科的史學性。王彬彬（南京大學）認為，“現代文學”這個名稱，是一種宏觀裂變，也是一種微觀突破，“現代文學”的名稱包含的是現代意識，而不僅僅是一個時間概念，它和以往以時間和政權劃分的朝代文學是不同的。王本朝（西南大學）認為，現代文學邊界本身是模糊的，是一個開放性的概念，二三十年代對舊文學的拒絕，與我們現在的接納，實際上都是文學史書寫的一種策略。黃萬華（山東大學）提出了“1949年戰后文學”的命名問題。昌切（武漢大學）認為文學史界限的拓展實際上是文學性質的增加，將臺港澳以及華文文學納入到中國新文學的范疇，在時間緯度上達成共識，而意義緯度不同，會帶來現代學科的混沌。顏敏（江西師大）認為，我們要加大文學史的包容性，重建適應未來的文學史觀，但是這種重建現在還不需要動搖整個“現代文學”的概念。湯哲聲（蘇州大學）認為在面對危機與挑戰尤其是90年代以后全球化的社會大背景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研究范圍應該擴大，鄉下紳士和通俗文學都可以入史。
　　文學史的本體觀和價值觀是會議關注的又一個話題。用什么樣的核心觀念和根本價值立場來敘述文學史，現代中國文學應有的價值立場和精神是什么？這一關涉文學史研究根本觀念和敘述方式的問題在會議中得到了比較充分的探討。黃曼君（華中師大）認為新文學是一個有機整體的審美生命形態，學科應該從生態審美的高度，通過學科內外部關系的和諧，把握學科現代品格的核心和特征；以新文學經典為主體，從動態中把握新文學有機整體的生態生命審美系統。董之林（中國社科院）指出文學史必須講述文學與傳統的關系，研究概念的歷史敘述是無法回到當年的理論框架中去的，必須著眼于發現歷史的相關性，并在既定的文學史與概念的反思中探索主體如何敘述歷史、回歸歷史。楊劍龍（上海師大）以人性論為核心理念，指出“五四”以來的文學仍然是對“五四”權威的維護，不應該把復雜的文學歷史簡單化。馬云、郭寶亮（河北師大）則關注到21世紀以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出現的政治關懷傾向，特別是對左翼文學的政治關懷和民族想像的政治寄寓的重新關注，從而又推動了近年來文學研究從內到外的轉變。王澤龍（華中師大）認為，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是因為它本體屬性上具有文學的特征，而我們以往的研究過多關注的是文學思想屬性與文化特征，導致了現代文學形式研究的薄弱，后者對學術的積累更重要。曹萬生（四川師大）認為“回到語言藝術本體的中國現代漢語文學史，可以科學、真實把握中國現代漢語文學史的演變規律”。宋劍華（暨南大學）指出魯迅、聞一多等一代知識分子的身份本質是“現代鄉紳”，中國現代學者應該有自己的本體立場和價值觀念。熊元義（《文藝報》）則從20世紀80年代文學的主體性論戰現象出發，指出文學研究中的矛盾、分裂現象是客觀存在的，我們要深入探討文學研究中的整合問題，又不抹殺矛盾，在對立與整合關系中把握現代中國文學的正確走向。許祖華（華中師大）則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知識學問題，探討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如何堅定原型信念、模型信念與道德信念的問題。高玉（浙江師大）則從后現代作為人類思維發展的重大延伸這一基本觀點出發，闡釋了后現代的思維價值理念對文學研究的本體論意義和方法論意義。李蓉（浙江師大）、吳建波（華中師大）等人則強調要注重審美形態研究，注重文本研究、形式本體、作家作品的微觀研究。
　　當下語境中的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術方法是與會學者最關心的話題。在當今，學術的發展越來越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會議發言對正在升溫的西方漢學熱、“國學熱”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爭鳴。溫儒敏（北京大學）在會議發言中闡述了當下文學研究中“漢學心態”下的“仿漢學”研究問題。溫儒敏指出：新時期以來我們與海外漢學界聯系日益密切，但是現在卻出現了一種強行跨越人文背景的“跟風”，甚至連語氣都要帶著一種“翻譯味”，這是很不可取的。漢學很重要，是可供本土學科發展借鑒的重要學術資源，但對漢學盲目崇拜，甚至要當作本土的學術標準或者摹本，這類“仿漢學”研究并不能真正提升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品格，是一種學術自信缺乏的表現。王又平（華中師大）認為，現當代文學研究經歷了從經驗判斷到知識考古，從結構性解讀到解構性解讀，從價值評價到描述性解釋的變化。而“海外漢學”擁有跨文化的特殊視角，一直是拓展與改變現當代文學研究格局的有生力量，不斷刺激著中國的現當代文學研究，總的影響是積極的。高旭東（中國語言大學）認為現代文學自誕生之始就具有橫向移植的特征，主張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要在探討西方的接受和影響、深層聯系等方面，改變一對一的比較研究的單調格局，多將問題放在流動的過程中進行整體把握。樊星（武漢大學）從當代文學與古典文學的聯系中，提出了當代文學研究的文化源頭意義。國學熱語境中的現當代文學研究，受到代表們普遍關注。陳國恩（武漢大學）發言最有代表性。中國現代文學作為一門學科，他的合法性是“五四”文學革命所賦予的。捍衛“五四”文學革命傳統與啟蒙價值的現代文學研究，較長時期承當了文學以外的使命，曾發生過重大的社會影響。當這種學術地位再不存在時，我們的學術如何轉換？王富仁（汕頭大學）先生提出的新國學概念，是為了取得與古代文學平等的地位，減輕國學熱對現當代學科的壓力?？墒?，這一理念實質上是放逐了現代文學現代性精神，抹平了與古代文學的本質差異。想以妥協求自立的策略，反而削弱了學科獨立性的基礎。陳國恩認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獨立性和平等性地位，應該通過堅持“五四”文學革命的歷史正當性，突出其作為歷史原點的意義來保證，應該通過強化與中國古代文學思想與藝術觀念的差異性來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