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都認為乾隆是風流型的皇帝，實際上他與他的皇后的情誼非常深厚。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4月8號的深夜，在山東德州古老的京杭大運河上，停泊著當今天子乾隆皇帝的御舟。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夜晚，運河岸邊全副武裝的兵丁警惕地監視著御舟附近的一草一木，而御舟上的人們也都屏住呼吸，不能有絲毫的大意。終于，不幸降臨了：御舟上哀聲突起，皇后崩逝！ 從此大清帝國的宮廷進入了一個艱難多變的歲月。對于年僅37歲的乾隆帝來說，皇后富察氏是一位端莊秀麗、溫柔賢淑的婦人，早已成為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此時，乾隆沉浸在萬分悲痛之中，他無法接受皇后去世的事實，無法想象失去她，自己將多么孤獨地走完今后人生漫漫旅程。 孝賢皇后是一位賢明的皇后，平素節儉，衣帽上不飾珠翠等物，而用通草絨花；獻給皇帝的荷包不用金銀絲線，而用鹿羔皮制作，以表示不忘本。她知書達理，孝敬公婆，對弘歷關懷備至。一次乾隆帝患疥瘡，愈后體弱，醫生囑咐須靜養百日。孝賢皇后于是就住在皇帝的寢宮外屋，無微不至地照料百天后，見皇帝氣色如初，身體復原才搬回自己的寢宮。孝賢皇后為居中宮，母儀天下，統御后宮，但從不擺皇后的架子；處事公平，條理分明，御下寬厚仁慈，因此深受眾嬪妃和太監、宮女的愛戴。孝賢皇后這些美德使乾隆帝很敬佩夫妻恩愛，感情至深。乾隆帝的皇后富察氏，生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二十二日，滿洲鑲黃旗人，是典型的名門閨秀。其祖父米思翰，在圣祖康熙皇帝時深受倚重，官至戶部尚書，列議政大臣，參與機密。康熙初年，米思翰與兵部尚書明珠一起，力主撤三藩，最終翦除了大清帝國的心腹之患。米思翰第四子李榮保官至察哈爾總管，富察氏為其愛女，從小即受到良好的教育，學習詩書，深諳古今賢德女子的佳言懿行，小小年紀，在當時旗人貴族女子中即已頗著賢聲。 雍正五年（1727年），弘歷年屆16歲，已長成翩翩美少年。于是，雍正開始考慮兒子的終身大事。在眾多親貴們的女兒中仔細觀察、左挑右選后，雍正最終看中了富察氏。這是一個身材苗條、嫵媚動人的姑娘。她的眼睛，像潔凈透明的清水，一看就知道品性淳良；她的聲音，婉轉和順，一聽就知道溫恭之性與生俱來；她的步態，穩重端莊，不用思量就知道為世家閨秀，賢淑之德，堪配天家。 這年七月十八日，16歲的弘歷與富察氏舉行了婚禮。新婚之后，夫妻恩愛，伉儷情深。在弘歷的眼中，富察氏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那么的迷人，那么的可愛，她就是完美的化身。在富察氏的眼里，夫君是那么的英俊，那么的睿智，雖貴為天子，卻對自己體貼入微，相敬如賓，一種終生有靠的欣慰之情便油然而生。在這些甜蜜的日子里，他們倆或泛舟于湖上，或信步于花園，有時開開少年人的玩笑，有時同閱古今典籍與詩文，當然，更少不了纏綿愛意，同禱白頭偕老。 第二年（1728年）十月，富察氏為弘歷生下了一個漂亮的小女孩，然而，僅過兩年，此女就不幸夭折。雍正八年（1730年），富察氏生下兒子永璉。永璉是個長相俊秀，天賦極高的孩子，弘歷夫妻對他異常寵愛，作為祖父的雍正皇帝對這個孩子也十分疼愛，認為他長大以后，定是一個能夠擔承國家重任的治國之材。雍正帝曾暗示弘歷，將來自己傳位于他，希望立永璉為第三代繼承人。次年，富察氏又為弘歷生下一個千金，這就是固倫和敬公主，15年后，她下嫁給蒙古科爾沁和碩親王色布騰巴爾珠爾，成為清代滿蒙聯姻政策的實踐者。弘歷與富察氏，這對年輕的小夫妻，有了一對活潑可愛的小兒女，其興奮、滿足之情可想而知。 1735年，雍正去世，弘歷繼位，成為著名的乾隆皇帝，富察氏成為皇后。從此，富察氏以身作則，崇尚節儉，盡心盡力地輔佐皇帝、管理后宮。一年， 乾隆身上長了個重癤，富察氏憂心如焚，親進湯藥，當乾隆病好后，太醫說： "皇上必須修養百日，元氣才能恢復。"富察氏聽后，就搬到乾隆寢宮外面一個小房間居住，親自照顧其起居。一百天后，乾隆身體康復如舊，富察氏卻消瘦 了許多。這個時期的清朝宮廷，真是充滿了溫馨與和諧，乾隆沒有內顧之憂，一心一意地治理國家，整飭吏治，革除弊端，施恩于百姓，在民眾中享有崇高威望。然而命運似乎故意與這對恩愛夫妻作對。乾隆三年（1738年）十月十二日，他們視若心肝的兒子、年僅九歲的永璉竟然突患寒疾，當即死亡。這對乾隆和富察氏都是極其沉重的打擊。這場災難最大的受害者皇后富察氏，得知這個噩耗，悲痛欲絕。多少次，她在夢中懷抱嬌兒，醒來卻是兩手空空，惟有以淚洗面。第二天，當她去見皇太后、乾隆的時候，還不得不強裝笑臉，她不愿自己失子的哀傷，過多地影響母親和丈夫的情緒，就這樣，一晃過了七八年。 最早注意到富察氏變化的是皇太后，因為她也是女人，作為母親，她從自己對乾隆的愛中，幾乎毫不費力地感到永璉的早逝對富察氏的打擊是多么沉重。她悲哀地看到：富察氏變了，昔日清純的笑聲少了，清瘦的臉龐失去了往曰的光采，總是隱含著無盡的憂愁，而且她的身體一天天衰弱，真怕她有一天會發生不測。 乾隆十年（1745年）夏，富察氏又有了身孕。這對于富察氏來說，真是天大的喜事，撫摸著腹中的嬰兒，她由衷地感到幸福。第二年，富察氏生下了一個健壯的男嬰。孩子生期恰是佛祖誕生之日，上天作美，又降喜雨澆灌萬方，乾隆夫婦視為吉兆，欣喜異常，就連群臣以及妃嬪，也喜笑顏開，競相慶賀。乾隆絞盡腦汁，為孩子取名永琮，并已在內心將其立為太子。 然而命運實在太不公平，當永琮剛滿一歲零八個月的時候，在大年三十竟因出痘不治而亡。這次打擊，把富察氏徹底摧垮了。生活對于她來說，簡直就是一場惡夢，一場災難。八年之中，兩喪愛子，前后所生四個孩子，竟有三個夭亡，對任何一個母親來說，都是難以承受的打擊。她實在太痛苦了，痛苦得以致于沒有了眼淚，她實在太傷心了，傷心得以致于感覺不到生活的樂趣。 看著皇后急劇衰弱的身子，一種不祥之感在乾隆心中陡然產生。為了減輕皇后喪子的哀傷，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帶著皇太后、皇后等人一同啟鑾東巡。巡幸中，皇后顯得興致勃勃，時而到太后處問安侍膳，時而與皇帝低語閑談，臉上的愁云，也比在京師時少了許多。其實，富察氏的興奮與興趣不過是為了不讓乾隆以及太后失望，她內心的憂傷依然如故，而且與日俱增。當她路過鄉村城鎮，看到平民家的孩子活蹦亂跳的玩耍，便心如刀絞。山東的暮春，乍晴乍雨，冷暖不定。習慣于北方寒冷、干燥氣候的富察氏在濟南開始感到不適，太醫診斷為寒疾，乾隆聞訊，立即下令推遲回鑾，以便她在濟南休息幾天。然而，富察氏不愿因為自己而導致眾人長時間滯留外地，不愿太后為自己的健康過分操心。因此，當病情略有減輕，富察氏就強打精神，對乾隆說可以啟程回京。 富察氏的身體實在太虛弱了，過度的悲傷，旅途的勞累，使她根本無法抵御疾病的侵襲。4月8日，富察氏的病情突然惡化，驚惶失措的乾隆令將其火速抬上御舟，并調集良醫會診。這個時候，隨駕的諸王、大臣也得到消息，紛紛前來問安。然而，為時已晚，病入膏肓的富察氏早已奄奄一息，到半夜時分，竟溘然長逝，和永琮去世的時間，僅相隔三個月。 孝賢皇后病逝，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乾隆完全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乾隆帝悲慟萬分，晝夜兼程親自護送孝賢皇后的梓宮回京，把梓宮停在她生前的寢宮長春宮內，其后梓宮移至景山觀德殿后。乾隆帝下令，長春宮不再居住任何人，仍按孝賢皇后生前居住的樣子陳設，并把她的衣冠供放在里面，以表示對賢后的懷念。以前皇貴妃高氏死時，賜謚為慧賢皇貴妃；議謚時皇后正好在場，她含著淚要求說：“我朝后謚上一字皆用孝字，倘需他日謚為賢，敬當終身自勵，以副此二字。”孝賢皇后死后，乾隆帝寫了許多挽詩，其中一句是“圣慈深憶孝，宮壺盡稱賢”，認為“惟孝賢二字之嘉名賅皇后一生之淑德”，因此謚為孝賢皇后。當時裕陵尚未完工，孝賢皇后的梓宮又從觀德殿移到京師東北的靜安莊殯宮暫安，把先期停在那里的慧賢、哲憫兩位皇貴妃的金棺停在孝賢皇后的梓宮旁邊。乾隆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辰時，孝賢皇后及慧賢、哲憫兩位皇貴妃葬入裕陵。乾隆帝親自護送至陵，并臨視葬入地宮。從此，乾隆帝每次到東陵謁陵都要到孝賢皇后陵即后來的裕陵給孝賢皇后奠酒。為寄托哀思，乾隆帝寫了大量挽孝賢皇后的詩篇，在封建皇帝中，與皇后感情如此之深者，實屬少見。經嘉慶、道光兩朝加謚，孝賢皇后全部謚號為：“孝賢誠正敦穆仁惠徽恭康順輔天昌圣純皇后”并制述悲賦：“易何以首乾坤？詩何以首關睢？惟人倫之伊始，固天儷之與齊。念懿后之作配，廿二年而于斯。痛一旦之永訣，隔陰陽而莫知。昔皇考之命偶，用掄德于名門。俾逑予而尸藻，定嘉禮于渭濱。在青宮而養德，即治壸而淑身。縱糟糠之未歷，實同甘而共辛。乃其正位坤寧，克贊乾清。奉慈闈之溫凊，為九卿之儀型。克儉于家，爰始繅品而育繭；克勤于邦，亦知較雨而課晴。嗟予命之不辰兮，痛元嫡之連棄。致黯然以內傷兮，遂邈爾而長逝。撫諸子如一出兮，豈彼此之分視？值乖舛之疊遘兮，誰不增夫怨封心？況顧予之傷悼兮，更怳悢而切意。尚強歡以相慰兮，每禁情而制淚。制淚兮淚滴襟勞，促歸程兮變故遭。登畫強歡兮歡匪心。聿當春而啟轡，隨予駕以東臨。抱輕疾兮念舫兮陳翟褕，由潞河兮還內朝。去內朝兮時未幾，致邂逅兮怨無已。切自尤兮不可追，論生平兮定于此。影與形兮難去一，居忽忽兮如有失。對嬪嬙兮想芳型，顧和敬兮憐弱質。望湘浦兮何先徂，求北海兮乏神術。循喪儀兮愴徒然，例展禽兮謚孝賢。思遺徽之莫盡兮，詎兩新昌而增字之能宣。包四德而首出兮，謂庶幾其可傳。驚時序之代謝兮，屆十旬而迅如。慟兮，陳舊物而憶初。亦有時而暫弭兮，旋觸緒而欷歔。信人生之如夢兮，了萬事之皆虛。嗚呼，悲莫悲兮生別離，失內位兮孰予隨？入淑房兮闃寂，披鳳幄兮空垂。春風秋月兮盡于此已，夏日冬夜兮知復何時？”皇長子永璜在喪中因為悲哀不夠，被盛怒的乾隆斥為不孝，連同其師傅、諳達都受罰。在富察氏去世后的為了寄托自己的哀思，乾隆將富察氏為自己制作的衣服、荷包，均一一收藏，令子孫后代，世世相傳，并為其定謚號為"孝賢"，從此，富察氏即為孝賢皇后。純帝繼皇后烏喇納喇氏是乾隆帝的第二任皇后。她是在雍正年間成為為乾隆帝側福晉的，具體入侍時間史無記載。清史稿后妃列傳中記其為皇后烏喇納喇氏。滿洲鑲黃旗，佐領那爾布的女兒，生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二月初十日，比乾隆小七歲。 《清史稿 列傳一 后妃》：皇后，烏喇那拉氏，佐領那爾布女。后事高宗潛邸，為側室福晉。乾隆二年，封嫻妃。十年，進貴妃。孝賢皇后崩，進皇貴妃，攝六宮事。十五年，冊為皇后。三十年，從上南巡，至杭州，忤上旨，后剪發，上益不懌，令后先還京師。三十一年七月甲午，崩。上方幸木蘭，命喪儀視皇貴妃。自是遂不復立皇后。子二，永璂、永璟。女一，殤。 雍正帝在位時，把她賜給弘歷當側福晉。弘歷即位后封她為嫻妃。乾隆十年正月二十三日被封為嫻貴妃。乾隆十三年三月孝賢純皇后富察氏死后，中宮之位懸缺。當時弘歷三十八歲，正值中年。皇太后〔孝圣憲皇后〕，鈕祜祿氏)對于后宮無皇后之事相當關心，見嫻貴妃端莊惠下，有母儀之風，勸皇上立嫻貴妃為皇后。乾隆因與孝賢皇后婚配多年，感情深厚，乾隆覺得孝賢皇后剛去世不久，尚在大喪期間就冊立新后，于心不忍，但為了不違背皇太后的旨意，他采取了一個折衷辦法，先在乾隆十三年七月把嫻貴妃晉封為皇貴妃，攝六宮事(即代替皇后掌管六宮大小事務)，暫代行皇后職務，等到孝賢皇后的喪期過后，于乾隆十五年八月初二日正式將其冊立為新皇后。冊立禮剛舉行過半個月，烏喇那拉皇后就陪著皇帝展謁祖陵、西巡嵩洛、五臺山進香，又下江南巡視。烏喇那拉氏春風得意，榮耀非常。乾隆十七年，生皇十二子永璂，次年生皇五女，當時的烏喇那拉氏皇恩優渥，倍受寵幸。三十年正月隨駕南巡，閏二月十八日忤旨截發失寵，提前送回京；五月十四日收繳歷次冊寶夾紙。三十一年七月薨，以皇貴妃禮葬，乾隆四十年，追封為皇后。葬裕陵妃園寢純惠皇貴妃地宮之東側。乾隆皇帝的第三位黃厚實孝儀純皇后魏佳氏，魏佳氏，本為魏氏，是內管領清泰的女兒，原屬包衣正黃旗，后因魏氏為妃的關系而被乾隆抬入滿洲鑲黃旗，史稱“抬旗”，是一種提高身份地位之舉。魏佳氏生于雍正五年九月初九，因其隸屬內務府包衣旗，所以是以宮女的身份被選入宮中的，但后來脫穎而出，被封為了貴人，成為了皇帝的嬪妃。史料中用了個“充”字，因為在后宮中，貴人、常在、答應均屬低品級。按照清朝內務府選拔宮女的規定，入選宮女的年齡應在十三到十七歲中間，因此魏佳氏應該是在乾隆四年進宮。估計魏佳氏容顏秀美，心地善良，很得乾隆帝的喜愛，所以在乾隆十年的正月便封為貴人，此時魏佳氏僅十九歲，入宮不過六年。乾隆十年十一月便位列三嬪之一（當時乾隆帝嬪位上共有三人，即舒嬪葉赫那拉氏，怡嬪柏氏與令嬪魏氏），乾隆帝封其為“令嬪”，“令”字語出《詩經·大雅》中的“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在古代漢語中有美好之意，大概是魏佳氏讓皇帝聽到和看到的都是如玉石般善良、美好的一面，所以才會得到此封號，從《清實錄》中的記載可以看出，晉封時魏佳氏已列眾嬪之首，排在了家世與資歷均比她有優勢的舒嬪葉赫那拉之前，這不得不說是一種極大的榮寵。乾隆十三年，魏佳氏晉為令妃，乾隆二十四年魏佳氏又被晉為令貴妃，乾隆三十年更是一躍成為皇貴妃。此時孝賢純皇后已亡，皇后烏拉那拉氏也失寵被打入冷宮，加上乾隆帝再未立過皇后，所以魏佳氏從此已皇貴妃之尊統攝六宮之事，代行皇后之責，成為無名號而有實權的后宮之主達10年之久。終乾隆一朝，魏佳氏是為乾隆帝生育子女最多的一位后妃，也是清代生育子女最多的后妃之一。其生育子女的具體年代如下：乾隆二十一年生皇七女，此女二十九年指配超勇親王策凌之孫拉旺多爾濟，三十年額駙襲親王爵，三十五年皇七女被封為固倫和靜公主下嫁，其時魏佳氏僅為皇貴妃，但皇七女享有皇后所出之女的尊榮。四十年正月初十，皇七女薨，年僅20歲。魏佳氏在長女逝世后的第十九天薨逝，也許魏佳氏的死是受其女早亡打擊所致。乾隆二十二年 孝儀皇后中年時期吉服像生皇十四子永璐，該子于乾隆二十五年夭折，年僅四歲。乾隆二十三年生皇九女，三十六年封和碩和恪公主，三十七年下嫁烏雅氏協辦大學士兆惠之子、一等武毅謀勇公札蘭泰。四十五年皇九女薨，年僅23歲。乾隆二十五年生皇十五子永琰，是為嘉慶帝。乾隆二十七年生皇十六子，4歲早亡。有野史記載，原欲賜名永王全。乾隆三十一年生皇十七子永璘，五十四年封多羅貝勒，嘉慶四年晉慶郡王，嘉慶二十五年封和碩慶親王，同年薨，時年55歲。魏佳氏生此子時年齡已有四十歲，成為為清代后妃中最為高齡的一位產婦。從這個時間序列中可以看出，魏佳氏在乾隆二十一年至乾隆三十一年間，先后為高宗生下四子二女，且時間間隔較短，足見寵幸之隆。也正是這一時期，魏佳氏由妃躍居到貴妃乃至皇貴妃。俗話說，宮門一入深似海，在這壁壘森嚴的后宮之中，魏佳氏能浮出水面實屬不易。皇后烏拉那拉氏南巡失寵，時為令貴妃的魏佳氏也隨侍在場，納喇氏從炙手可熱的皇后高位轉瞬跌入不見天日的深淵，魏佳氏應是最好的見證人。而從一個毫無身份地位可言的宮女到成為后宮之主，魏佳氏三十多年來伴隨君側，在這之后又以烏拉那拉氏為前車之鑒，小心翼翼地執掌著皇貴妃之權，十年中穩坐皇貴妃的高位而未遭乾隆帝的責難，實在是難得。她于乾隆四十年正月二十九逝世，享年四十九歲。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乾隆宣示颙琰為皇太子，同時下令追贈其母令懿皇貴妃為皇后。
朱安是魯迅的元配夫人，她比魯迅年長三歲，是個心地善良，恪守婦道，沒有文化的姑娘。魯迅本來不同意這樁婚事，可是他母親卻堅持成全此親事，幾次催他回國成親。魯迅總是拖延、搪塞。1906年魯迅在日本三番五次接到母親催歸完婚的電報。魯迅回說，讓姑娘另嫁他人為好。這位生性開朗、喜讀小說的母親魯瑞，一生與魯迅情感極好，唯獨在兒子婚姻這件事上，做了她應該做又萬不該做的強迫。7月，魯迅的母親給他拍電報稱：“母病速歸。”魯迅只好立即回國。到家的第二天，母親就為他舉行了婚禮。在婚禮上，魯迅面色陰沉，聽從擺布，并沒有什么反抗的舉動，她母親以為兒子認可了這門婚事。光緒三十二年農歷六月初六(1906年7月26日)， 桀驁不馴的青年魯迅，被裝了一條假辮子，頭戴禮帽，身著禮袍，一套新郎行頭，木然迎親。新娘朱安的腳怯生生從轎簾中伸出來，中等大小，半天懸空，急欲著地。而繡花鞋終于不慎掉地，鞋頭塞有一大團棉花。她舊式女人的小腳露餡了。揭開蓋頭，魯迅看到一張狹長的臉，臉色萎黃，顴骨凸出，前額高而近禿，發育未足，似有病容。當夜，魯迅坐了一宿，徹夜未眠。此后幾天皆在母親房中看書、入睡。4天后，魯迅便借口“不能荒廢學業”，與二弟周作人啟程回日本，一走3年。傳統婚制把他請進了婚姻的城堡，但他把朱安當成“母親送給我的一份禮物，我自當好好供養。但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從此，兩人分別陷身婚姻的墳墓，一人在里頭，一人在外頭，只有荒原與冷雨，兩人都吞噬了無盡的苦澀。1909年8月，魯迅回國。1910年7月，回紹興，后任紹興師范學校校長。雖身在紹興，魯迅卻以公務纏身為由，回家次數寥寥，實則有意回避朱安。魯迅回國后，先后在杭州師范學校、紹興浙江省五中和紹興師范學校，擔任教務長、學監和校長。此間，他住在學校，很少回家。1912年蔡元培擔任國民政府教育總長之后，聘任魯迅到教育部工作。魯迅自此離家。留下朱安陪著母親苦度生涯。1919年魯迅在北京八道灣買下一所宅院，將母親、朱安和兩個弟弟全家接來居住。后因與周作人反目，魯迅搬到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此間，他和朱安依然分居。朱安陪伴著母親，管理家務。朱安是受封建禮教影響很深的女子，魯迅把生活費用交給朱安，日常生活由她安排。她為魯家做飯菜，縫洗衣服，每天晚上為魯迅鋪好被褥。盡管魯迅不同意她這樣做，但是朱安仍然不改初衷。平時，兩人為了盡量不碰面，不說話，她準備了一只箱子，將魯迅換下的衣服洗好放在里邊，讓魯迅取用。這就使得單身的魯迅始終能穿上干凈的衣服。在朱安患病時，魯迅也很關心她，陪伴她到醫院治療。魯迅還定期為朱安的娘家寄錢。這對沒有愛情，卻又無法擺脫封建桎梏的婚姻，就這樣延續了30年之久。彼時魯迅剛剛30歲，當為一個男人的猛虎之年。但他心境寂寥，形容枯槁，時時“囚發藍衫”，抽煙買醉，貌若其《酒樓上》伶仃溺飲的回鄉青年，陷于苦悶的人生、灰暗的命運。他在寫給好友許壽裳的信中說：“仆荒落殆盡……又翻類書，薈集逸書數種，此非求學，以代醇酒婦人者也。”自嘲中道出肺腑之言。話中可見逃避婚姻的禁欲者魯迅對待女人的態度——女人如醇酒，可解萬古愁，欲求之，卻禁之。他如同一個苦行僧，承擔著存在與禁欲的絕望，而把“力比多”轉移到整理故紙堆，郁郁心事，寄托青燈黃卷，后編成《古小說鉤沉》。而朱安在周家年復一年獨守空房，無望地等待又等待，身體與青春一起枯萎埋沒，一直到心如枯燈，命若苦瓜。1912年，魯迅受蔡元培之邀，由南京轉北平教育部任職。前幾年，他住在“S”會館的“補樹書屋”里，據《吶喊自序》說，“那里吊死過一個女人……夏夜，蚊子多了，便搖著蒲扇坐在槐樹下……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地落在頭頸上。”可見際遇寂寥。魯迅在漫長的沉寂中潛入歷史，抄古碑，拓片……他的枕下，一度藏有一把匕首，尋思“去自己死掉……”到1919年錢玄同等人來找他，他終于呼嘯而出，為新文藝吶喊助威，寫出《狂人日記》等篇章。到１９１９年，朱安已是４０多歲的人了，她結婚也有整整１３個年頭了。對她來說，這１３年的婚姻等于一片荒漠。１９１９年１１月，魯迅買下了北京西直門內公用庫八道灣１１號這一處院子，共花了３５００元錢，其中一部分是向友人借的，一部分是賣掉紹興老屋所得，其余的是自己幾年來的一點積蓄。八道灣１１號是那種老式的三進院，外院是魯迅自己住以及門房和放一些書籍雜物，中院是母親和“大太太朱氏”住，里院一排正房最好住，是二弟一家和三弟一家分住。全家雖然團聚了，但魯迅的心依然孤獨痛苦。朱安做的飯菜魯迅也不想吃，但母親就在身邊，他把火壓下去了。朱安縫的衣服魯迅不想穿，他把它從屋中扔到院子里。夜晚就寢，朱安鋪好被褥等著魯迅，魯迅大發脾氣，鬧到要把床拆掉，最后還是分居。雖然如此，但當朱安身有不適，魯迅還是雇上人力車，陪同她到外國人開的醫院去治療，并且扶她上下車，這使外國醫生看了也很感動。１９２３年夏，魯迅同二弟周作人因家庭糾紛反目割席，同胞兄弟一下子成了仇人，兩人從此再無來往。在這種情況下，魯迅決定搬家。魯迅征求朱安的意思：是想回娘家還是跟著搬家？朱安明確堅定地表示，愿意跟著魯迅。８月２日，魯迅在日記中寫道：“下午攜婦遷居磚塔胡同６１號。”這次搬家是借住。遷到磚塔胡同，魯迅與朱安依然是分居一室。有時母親來住幾天。在這一階段，他們的日常生活由朱安安排。魯迅把足夠的生活費用交給朱安，并且跟以往一樣，親自給朱安的娘家寄錢同院住的雖然有“二房東”俞姓小姐妹，但魯迅和朱安還是感到比以往更別扭，因為他們中間缺少了一個中間人周老太太。為了減少見面，他們甚至安排了兩只箱子，一個要放洗的衣服，一個是已洗干凈的衣服。魯迅換洗衣服，都通過這兩個箱子來解決。 在磚塔胡同近十個月的這段日子里，是他們單獨接觸最多的時間，但是一切機會和努力均不可能挽回他們的婚姻了，更何況魯迅根本就不想挽回甚么。隨著歲月的流逝，魯迅對朱安已經是連發脾氣的必要也沒有了。 魯迅似曾也想開導朱安，但他們的精神思想相距太遠，談話幾乎無法進行。有一次魯迅告訴朱安，說有一種食品很好吃，朱安也附和說她也吃過，確是好吃。魯迅不悅，因為魯迅說的這種食品是他在日本時吃過的，中國并沒有這種食品。朱安想湊趣，但適得其反。 魯迅繼續堅決地抵制著朱安。據郁達夫說，此時正當壯年的魯迅為壓抑性欲，特意穿單褲睡硬板床。魯迅自己也有這樣的說法：一個人如果不得已過單身生活，不合常態，生理變化不免導致心理變化，變得偏執，變得世事無味，人物可憎。1923年，魯迅與周作人反目割席，憤而出走，搬到磚塔胡同。搬家之前，魯迅問了朱安的去向——是留在八道灣，還是回紹興朱家？朱安黯然回答：“八道灣我不能住，我獨個人跟著叔嬸侄兒侄女過，算什么？紹興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磚塔胡同，橫豎總要人替你燒飯、縫補、洗衣、掃地，這些事我可以做……”言語十分自卑凄苦。1924年5月，魯迅借債重新購置了西三條胡同21號，即“我的后院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也是棗樹”之居所。兩人同在一個屋檐下，日常見面，形同陌路，日日無話。飯間對話，也無非問菜味咸淡如何，答應者或點頭，或曰“是”與“不是”。朱安為魯迅做了棉褲，魯迅棄之不穿，后來周母叫孫伏園勸說，他依然不穿——魯迅之禁欲，居然禁欲到一條胯下之棉褲！母親問他朱安有什么不好？魯迅只搖搖頭回答：和她談不來，談話沒味道，有時還自作聰明。魯迅舉了一個例子：有一次，我告訴她，日本有一種點心很好吃，她說是的，是的，她也吃過的。其實這種點心不但紹興沒有，全中國也沒有，她怎能吃到？魯迅與許廣平在上海定居后，曾一度與朱安同住的俞芳問她以后怎么辦？朱安激動又失望地說：“過去大先生待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順著他，將來總會好的。”又打了一個比方：“我好比是一只蝸牛，從墻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墻頂的。可是現在我沒有辦法了，我沒有力氣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無用。”又說：“看來我這輩子只好好好服侍娘娘(周母)一個人了，萬一娘娘歸了西，從大先生一向的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會管的。”——這時，朱安真如一只蝸牛落地跌傷了。魯迅有了海嬰后，朱安面露喜色，為自己“無后之錯”略微感到解脫。還想著，自己死后，有海嬰給她燒紙，送庚飯，送寒衣，閻王不會認為她是孤魂野鬼，罰她下地獄，讓她挨餓受凍……1944年，唐弢等人為保存魯迅遺物，勸阻出售魯迅藏書，到北平逗留。由魯迅學生宋紫佩陪同，去拜訪朱安。此時的朱安，已是白發蒼蒼，敝衣霜容，生活貧苦。朱安禁不住沖著來人說：“你們總是說魯迅遺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魯迅遺物，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呀！”這是她唯一也是最后的一聲吶喊，猶如杜鵑滴滴啼血。她曾經是魯迅的禮物，最后，她成為魯迅的遺物，而從來不是一個人，一個妻子。嗚呼悲哉！雖兩人都是一個時代的犧牲品，但朱安無疑承受了加倍的冷遇與痛苦。其一種冷遇與痛苦，直接來自魯迅。魯迅雖曾說自己也是“陪著作一世的犧牲”，但他后來有許廣平與周海嬰；而朱安做了一輩子無怨無尤的家仆，坐了一輩子無夫無子的冷宮。終其一生，魯迅對她敬重有余而形同陌路。在一生受囿于舊婚姻囹圄的女性中，朱安是妻性最不解放、境遇最悲苦的一個。魯迅回國后，先后在杭州師范學校、紹興浙江省五中和紹興師范學校，擔任教務長、學監和校長。此間，他住在學校，很少回家。1912年蔡元培擔任國民政府教育總長之后，聘任魯迅到教育部工作。魯迅自此離家。留下朱安陪著母親苦度生涯。1919年魯迅在北京八道灣買下一所宅院，將母親、朱安和兩個弟弟全家接來居住。后因與周作人反目，魯迅搬到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此間，他和朱安依然分居。朱安陪伴著母親，管理家務。朱安是受封建禮教影響很深的女子，魯迅把生活費用交給朱安，日常生活由她安排。她為魯家做飯菜，縫洗衣服，每天晚上為魯迅鋪好被褥。盡管魯迅不同意她這樣做，但是朱安仍然不改初衷。平時，兩人為了盡量不碰面，不說話，她準備了一只箱子，將魯迅換下的衣服洗好放在里邊，讓魯迅取用。這就使得單身的魯迅始終能穿上干凈的衣服。在朱安患病時，魯迅也很關心她，陪伴她到醫院治療。魯迅還定期為朱安的娘家寄錢。這對沒有愛情，卻又無法擺脫封建桎梏的婚姻，就這樣延續了30年之久。1927年10月，魯迅在上海與27歲的許廣平同居。朱安安于天命，對此并無怨恨，而且還對許廣平以妹相稱。1936年10月魯迅病逝后，朱安給周建人寫信，要他轉告許廣平：歡迎許廣平母子到北京和她一起居住，“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養遺孤”。1947年朱安孤獨地辭別人世。愛，在水到渠成時。許廣平祖籍福建，生于廣東番禺。1917年考入天津直隸女子師范學校，1922年畢業后進入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后更名為北京女子師大）國文系讀書。許廣平讀二年級時，魯迅到女高師給他們兼課講《中國小說史略》。當時的魯迅已經發表了小說《狂人日記》，在青年學生中很有影響。女高師的學生們聽說魯迅給他們講課，都很仰慕，特別是女孩子們更想看看他是怎樣一個人。不料，前來給她們上課的卻是一位個頭不高，表情嚴肅，衣著陳舊的人。學生們敬重他，可是看到他那嚴峻的面孔又有些懼怕。他以濃重的紹興口音的“官話”講課，常在講義之外講些大家聞所未聞的事，講得很幽默，逗得滿堂大笑而他自己卻不笑。許廣平是個好學的學生，每次聽課她都坐在第一排。認認真真地聽課和記筆記，有時有了不懂的問題，還敢于向老師提問。課間休息時，她還主動去擦黑板，也常與老師說幾句話。特別是對于魯迅淵博的學識，精辟的見解，更是從心底里敬仰。魯迅也對這個勤學好問的女生頗有好感。1924年5月，北洋政府任命楊蔭榆擔任女子師大校長后，推行奴化教育和封建教育，引起學生們的不滿。在1925年3月11日，女師大發生了反對校長楊蔭榆的學潮，思想激進的許廣平是學潮中的骨干。面對學校復雜的形勢和面臨畢業的選擇，許廣平陷入思想苦悶之中。畢業后何去何從，心里苦悶，無法解脫。她想把心中的苦悶說給自己敬重的老師，以得到指導。她大膽地給魯迅寫了封信，述說了學校狀況、人生道路，以及自己的苦悶，并且要求老師給予“無時地界限”的指導。魯迅在收到來信的當天，就給她寫了回信。這讓本來惴惴不安的許廣平激動不已。之后，他們書信頻仍，雖然每周聽課時能見面，但他們覺得通信便于思想交流，更拉近了彼此的距離。之后，許廣平去西三條胡同的魯迅家拜訪，見魯迅事務繁忙，便幫著干些力所能及的雜事。這樣，她逐漸成了魯迅家的常客，不僅幫助魯迅處理一些稿件或生活的瑣事，還常勸導他多休息，少吸煙，戒掉飲酒。這自然使魯迅對她的情誼逐漸加深。1925年10月20日這一天，許廣平在魯迅家一直待到晚上，魯迅坐在書桌邊的藤椅上，許廣平坐在魯迅書桌旁的床頭。他們談得很投緣，談得激動之時，許廣平順手抓住了魯迅扶在藤椅上的手，魯迅反手就緊緊地握住了她的手。兩顆心終于跳動在一起。1926年“三一八慘案”后，段祺瑞政府列出通緝名單，魯迅被列入其中。為躲避通緝，魯迅于同年8月來到廈門大學任教。而許廣平則回到家鄉，在廣州女子師范學校任職。兩地分隔，他們間的通信更加頻繁，更加強化了他們的感情系念。1927年1月，魯迅到廣州的中山大學任中文系主任，“四一二慘案”發生后，魯迅因校方營救被捕學生不力憤而辭職，同年的10月3日，魯迅和許廣平來到上海，46歲的魯迅與29歲的許廣平開始同居。此后，許廣平一直陪伴在魯迅身邊，直到他逝世。到１９１９年，朱安已是４０多歲的人了，她結婚也有整整１３個年頭了。對她來說，這１３年的婚姻等于一片荒漠。１９１９年１１月，魯迅買下了北京西直門內公用庫八道灣１１號這一處院子，共花了３５００元錢，其中一部分是向友人借的，一部分是賣掉紹興老屋所得，其余的是自己幾年來的一點積蓄。八道灣１１號是那種老式的三進院，外院是魯迅自己住以及門房和放一些書籍雜物，中院是母親和“大太太朱氏”住，里院一排正房最好住，是二弟一家和三弟一家分住。全家雖然團聚了，但魯迅的心依然孤獨痛苦。朱安做的飯菜魯迅也不想吃，但母親就在身邊，他把火壓下去了。朱安縫的衣服魯迅不想穿，他把它從屋中扔到院子里。夜晚就寢，朱安鋪好被褥等著魯迅，魯迅大發脾氣，鬧到要把床拆掉，最后還是分居。雖然如此，但當朱安身有不適，魯迅還是雇上人力車，陪同她到外國人開的醫院去治療，并且扶她上下車，這使外國醫生看了也很感動。１９２３年夏，魯迅同二弟周作人因家庭糾紛反目割席，同胞兄弟一下子成了仇人，兩人從此再無來往。在這種情況下，魯迅決定搬家。魯迅征求朱安的意思：是想回娘家還是跟著搬家？朱安明確堅定地表示，愿意跟著魯迅。８月２日，魯迅在日記中寫道：“下午攜婦遷居磚塔胡同６１號。”這次搬家是借住。遷到磚塔胡同，魯迅與朱安依然是分居一室。有時母親來住幾天。在這一階段，他們的日常生活由朱安安排。魯迅把足夠的生活費用交給朱安，并且跟以往一樣，親自給朱安的娘家寄錢同院住的雖然有“二房東”俞姓小姐妹，但魯迅和朱安還是感到比以往更別扭，因為他們中間缺少了一個中間人周老太太。為了減少見面，他們甚至安排了兩只箱子，一個要放洗的衣服，一個是已洗干凈的衣服。魯迅換洗衣服，都通過這兩個箱子來解決。 在磚塔胡同近十個月的這段日子里，是他們單獨接觸最多的時間，但是一切機會和努力均不可能挽回他們的婚姻了，更何況魯迅根本就不想挽回甚么。隨著歲月的流逝，魯迅對朱安已經是連發脾氣的必要也沒有了。 魯迅似曾也想開導朱安，但他們的精神思想相距太遠，談話幾乎無法進行。有一次魯迅告訴朱安，說有一種食品很好吃，朱安也附和說她也吃過，確是好吃。魯迅不悅，因為魯迅說的這種食品是他在日本時吃過的，中國并沒有這種食品。朱安想湊趣，但適得其反。 朱安對魯迅，甚至包括許廣平并無怨恨之意，但她的內心是十分痛苦的。有一次朱安向周老太太說她做了一個夢，夢見大先生（魯迅）領著一個孩子來了，她說夢時有些生氣，周老太太對朱安的生氣不以為然。可見，朱安在感情上是十分孤獨的，因為周老太太對自己的大兒子和許廣平的事還是很高興的，并且盼望有一個魯迅的孩子在自己跟前“走來走去”。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魯迅在上海逝世。消息傳到北京，朱安很想南下參加魯迅的葬禮，終因周老太太年已八旬，身體不好，無人照顧而未成行。西三條胡同２１號魯迅離京前的書房辟為靈堂，朱安為魯迅守靈。 １９４３年魯迅的母親病逝，只剩朱安一個人了。 魯迅逝世后，朱安和周老太太的生活主要是許廣平負擔，周作人也按月給一些錢，但周老太太病逝后，朱安拒絕周作人的錢，因為她知道大先生與二先生合不來。雖然許廣平千方百計克服困難給朱安寄生活費，但社會動蕩，物價飛漲，朱安的生活十分清苦，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窩頭、菜湯和幾樣自制的腌菜。很多時候，就連這樣的生活也不能保障，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她只好“賣書還債，維持生命”。 朱安登報要把魯迅的藏書賣掉，許廣平得知消息后，委托朋友去向朱安面談：不能把書賣掉，要好好保存魯迅的遺物。朱安尖銳地說：你們總說要好好保存魯迅的遺物，我也是魯迅的遺物，為什么不好好保存？當來人向她講到了許廣平在上海被監禁、并受到酷刑折磨的事情後，朱安態度改變了，從此她再未提出過賣書，而且還明確表示，愿把魯迅的遺物繼承權全部交給周海嬰。朱安生活困難的消息傳到社會上後，各界進步人士紛紛捐資，但朱安始終一分錢也沒有拿。許廣平對這一點十分贊賞。 朱安還是個明白人，還是有些骨氣的女人。 １９４７年６月２９日，在凌晨這段時間里，朱安孤獨地去世了，身邊沒有一個人。早一天，魯迅的學生宋琳（紫佩）去看望朱安。她已不能起床，但神態清醒，她淚流滿面地向宋琳說：請轉告許廣平，希望死後葬在大先生之旁；另外，再給她供一點水飯，念一點經。她還說，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許廣平和海嬰。 朱安死后次日，接三念經，第三日安葬。墓地在西直門外保福寺處，沒有墓碑，她象未曾存在過一樣消失了。她在北京度過了２８年，在這個世界上生活了６９個春秋。朱安生前反復對人講：“周先生對我不壞，彼此間沒有爭吵。”從來沒有如魯迅與朱安這樣孤獨痛苦的婚姻。誰之罪？似乎找不到罪人，但痛苦卻是明明白白的。 1934年12月9日，魯迅購得《芥子園畫譜》三集，是上海有正書局的翻造本。原刻難得，翻本無勝于此者，魯迅以此贈妻子許廣平，并題詩一首，云：十年攜手共艱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畫圖怡倦眼，此中甘苦兩心知。魯迅說：“《兩地書》其實并不像所謂‘情書’，一者因為我們通信之初，實在并沒有什么關于后來的預料的；二則年齡、境遇都已傾向了沉靜方面，所以絕不會顯出什么熱烈。”“其中既沒有死呀活呀的熱情，也沒有花呀月呀的佳句。”學者王得后先生在《‘兩地書’研究》①?一書中指出，《兩地書》不是所謂“情書”，卻是別具一格的情書，很有風格的情書。魯迅與許廣平的通信，原信現存一六○封，其中魯迅致許廣平有七十八封；許廣平致魯迅的有八十二封。收入《兩地書》的是一百三十五封。其中魯迅致許廣平的六十八封；許廣平致魯迅的六十七封。《兩地書》是1932年11月編好的，因此在這之后有十八封來不及編入，而真正在這之前有而沒編入的只有六封半。王得后先生曾就原信與《兩地書》的文字作校讀，指出他們在編定《兩地書》的時候，對原信做了許多增刪修改，特別是許廣平的信，文字的修改很多，有的信常常是整段整段地刪去。但卻也不是為了藏匿什么隱私，因為所謂隱私的東西，原信中一點也沒有。比起《兩地書》來，原信自然更豐富，更生動，特別是有更多的細致的心理活動的表現，但《兩地書》卻更準確、更精煉。許廣平是廣東番禺人，生于1898年，比魯迅小十七歲。1923年秋天，魯迅應好友許壽裳之邀，到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1924年更名為北京女子師范大學)講課，就在這里認識了許廣平。許廣平長得身材高大，而且總是坐在第一排，盡管如此，魯迅對這位外貌并不太出眾的廣東姑娘，并不會有很深的印象。而許廣平多年以后這樣回憶道：“突然，一個黑影子投進教室來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約有兩寸長的頭發，粗而且硬，筆挺的豎立著，真當得‘怒發沖冠’的一個‘沖’字。一向以為這句話有點夸大，看到了這，也就恍然大悟了。褪色的暗綠夾袍，褪色的黑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彎上，衣身上許多補釘，則炫著異樣的新鮮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紋。皮鞋的四周也滿是補釘。人又鶻落，常從講壇跳上跳下，因此兩膝蓋的大補釘，也遮蓋不住了。一句話說完：一團的黑。那補釘呢，就是黑夜的星星，特別熠眼耀人。小姐們嘩笑了！‘怪物，有似出喪時那乞丐的頭兒’。也許有人這么想。講授功課，在迅速的進行。當那笑聲還沒有停止的一剎那，人們不知為什么全都肅然了。沒有一個人逃課，也沒有一個人在聽講之外，拿出什么東西來偷偷做。鐘聲剛止，還來不及包圍著請教，人不見了，那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許久許久，同學們醒過來了，那是初春的和風，新從冰冷的世間吹拂著人們，陰森森中感到一絲絲的暖氣。不約而同的大家吐了一口氣回轉過來了?”這樣的師生關系延續了一年多，直到1925年3月，由于許廣平寫信向魯迅求教，他們之間才有了進一步的接觸，原本疏遠的師生關系才有了突破。1924年5月，北洋政府任命楊蔭榆擔任女子師大校長后，推行奴化教育和封建教育，引起學生們的不滿。在1925年3月11日，女師大發生了反對校長楊蔭榆的學潮，思想激進的許廣平是學潮中的骨干。面對學校復雜的形勢和面臨畢業的選擇，許廣平陷入思想苦悶之中。畢業后何去何從，心里苦悶，無法解脫。她想把心中的苦悶說給自己敬重的老師，以得到指導。她大膽地給魯迅寫了封信，述說了學校狀況、人生道路，以及自己的苦悶，并且要求老師給予“無時地界限”的指導。就在許廣平寫信的第二天，也就是1925年3月12日， 59歲的孫中山因肝癌晚期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孫中山逝世后，約有74萬民眾前往致祭。當時的段祺瑞政府決定為其舉行國葬，靈柩暫時安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3月12日這一天，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的許多學生想去參加孫中山的追悼會，但是遭到了校長楊蔭榆的阻攔。 楊蔭榆不希望學生們加入到社會的政治運動中，當有學生提出悼念孫中山時，她覺得孫中山思想當中有另外的一種破壞的作用，認為學生們應當好好的學習文化，因此拒絕了學生的請求，矛盾由此激化。 楊蔭榆的行為引起了學生們的憤怒。而許廣平寫信給老師的目的，也正是希望先生對學校中正在發生的事情作出一些指點。這封信寄出去兩天以后，許廣平就得到了老師的回信，信中說：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勝于無糖，但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哪里，只好交白卷了。這位向學生交白卷的老師，就是魯迅。這封信也是許廣平寫給魯迅的第一封信。這一年，魯迅在女師大任教已經快5年了。魯迅在收到來信的當天，就給她寫了回信。這讓本來惴惴不安的許廣平激動不已。之后，他們書信頻仍，雖然每周聽課時能見面，但他們覺得通信便于思想交流，更拉近了彼此的距離。之后，許廣平去西三條胡同的魯迅家拜訪，見魯迅事務繁忙，便幫著干些力所能及的雜事。這樣，她逐漸成了魯迅家的常客，不僅幫助魯迅處理一些稿件或生活的瑣事，還常勸導他多休息，少吸煙，戒掉飲酒。這自然使魯迅對她的情誼逐漸加深。1925年10月20日這一天，許廣平在魯迅家一直待到晚上，魯迅坐在書桌邊的藤椅上，許廣平坐在魯迅書桌旁的床頭。他們談得很投緣，談得激動之時，許廣平順手抓住了魯迅扶在藤椅上的手，魯迅反手就緊緊地握住了她的手。兩顆心終于跳動在一起。1926年9月29日，魯迅與許廣平同乘火車沿著京浦線抵達上海。9月2日清晨，他們又分別搭乘“新寧”輪到廈門，及“廣大”輪到廣州。魯迅是應聘到廈門大學執教的，許廣平則回到故鄉發展自己的事業。臨分手時，他們約定：大家好好地為社會服務兩年，一方面為事業，一方面也為自己生活積聚點必需的錢。誰知，許廣平還在船上，就給魯迅寫道：“臨行之預約時間，我或者不能守住，要反抗的。”而魯迅剛到廈門，行李甫卸，也馬上就“覺得太閑，有些無聊，倒望從速開學，而且合同的年限早滿”。相互之間流露出多么熾熱的戀情與難耐的心境！《兩地書》的第二部分即是這段期間的相思之情，我們看到許廣平的回信：“My dear teacher!?你為什么希望‘合同年限早滿’呢？你是因為覺得諸多不慣，又不懂話，起居飲食不便么？如果對身體的確不好，甚至有妨健康，則還不如辭去的好。然而，你不是要‘去作工’么？你這樣不安，怎么可以安心作工？！你有更好的方法解決沒有？或者于衣食，抄寫有需我幫忙的地方，也不妨通知，從長討論。”多么溫情的撫慰，多么體貼的“從長討論”啊！他們為了愛情而飽受苦難，磨練了意志，最后享受了歡欣！ 1929年10月1日，兩人愛子出世，取名海嬰。 1933年5月，兩人將此前的書信編輯成《兩地書》出版，作為他們愛情的見證。 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時25分，魯迅在上海病逝。 1968年3月3日，許廣平在北京逝世。
老舍的一生中出現過幾位女性，對他的生活、性情，乃至人生取向，都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一位是他的初戀對象劉家小姐，一位是他的妻子胡薭青，還有一位則是與他維系了特殊情誼的女作家趙清閣。說到老舍的初戀對象，不得不提到其自傳體小說 《正紅旗下》里“定大爺”的原型——劉壽綿大叔。劉壽綿的女兒，正是老舍的初戀，兩人同為師范學校畢業生。當初，母親私自為兒子找媳婦時，老舍很痛苦，就因他已有了這個愛戀的對象。劉壽綿也是因為女兒，才注意到老舍；他帶老舍上學后，老舍得以經常出入劉家，與劉小姐有了接近的機會。老舍上中學時就幫劉壽綿辦學校和慈善事業，學校就在劉壽綿家的西跨院，他女兒也在這里義務做教師。隨著接觸增多，兩人的感情一天天加深，大概在17歲的時候，兩人萌發了愛的情愫。可是老舍的性格很要強，又內向、固執，他極力壓抑情感，不肯表白，也未提親，只是把秘密告訴了同學羅常培。劉小姐更不會主動提出來。好景不長，美好的初戀徹底粉碎，1923年，劉壽綿因不善經營，迅速敗落下來，出家做了和尚，并讓夫人和女兒隨之做了帶發修行的居士。他們以為遁入佛門便可清凈無事，其實在多事之秋并不然。劉小姐結局如何雖不得而知，但一定遇到了麻煩。最初，在知道劉小姐出家的消息后，老舍心碎人瘦，把巨大的悲傷埋在心底，毅然出走英國。而老舍是個極重感情的人，所以盡管這樣，他還想娶這劉姑娘，可是在當時那種情況下，這是做不到的。從寫于1933年的《微神》這篇自傳體小說中，可以發現一些關于這位劉小姐的線索：他倆青梅竹馬，都喜歡對方，卻顧忌傳統，沒有采取任何行動；她出家后，他遠走他邦，想念著她，沒有她的消息；他回來才打聽到，她不幸淪落，被人蹂躪。他終于向她求婚，得到的是狂笑；他覺得要當面找她說清楚，去了卻看見了尸體——她已因又一次打胎而死。老舍始終對劉小姐藏著真情，以至于一時之間，很難再有哪位女子能夠替代她在他心中的地位。劉小姐在老舍的小說里，也一再現身，使得他凡描寫到男女愛情的小說，都帶有一定的模式：男女相愛，女方的地位一般比男方高，女方或失意，或淪落風塵，或過早夭亡，男方則都是遠走他鄉，如老舍本人的出行英國一樣。而他筆下的年輕娼妓，小福子、月牙兒等，也都讀過書，大多是師范畢業，做過小學教師，賣身都有個被強迫的過程。暗含了這位劉小姐的身世和遭遇。如果沒有這么一個初戀，老舍的藝術世界、人物形象，怕是會有極大改變。1930年，老舍初回國。因發表了三部長篇小說小有名氣，7月7日，應邀到北京師范大學作題為《論創作》的報告。而這次去邀請他來作講演的人，正是胡絜青，時為師大學生，差一年畢業，25歲，愛好新文藝，和同學一起，組織了一個叫“真社”的文學團體。他們聽說老舍從國外回來，以“真社”名義作出邀請。同學們公推胡絜青出面。不想老舍答應得很爽快，并定下演講的日期。到家后，胡絜青母親打聽老舍是怎么個人。胡絜青很奇怪，老太太保守，連大學都不樂意女兒去上，常叮囑女兒別和男生來往，這次反常了。后來她才知道，自己被蒙在鼓里了。老太太見她靦腆老實、不認識人，害怕把姑娘“擱老了”，早托了她哥哥的朋友羅常培給物色個女婿。羅常培想到了知己老舍，他覺得二人性情、愛好很接近，就對胡家老太太講了。老太太同意，只瞞著女兒一個人，老舍講演時也不知情，她去約老舍，是順理成章的天作之合。老舍本未想過結婚的事，朋友們卻急了，說：你要是再不結婚，會變成個脾氣古怪的人，我們再不理你了!老舍這才丟掉獨身思想，同意他們幫自己去找，恰好胡家也來托親，羅常培沒費什么事便撮合成功。沒幾天，老舍去了濟南齊魯大學教書，他很快喜歡上這個校園，決心在此安營扎寨，只是婚姻大事仍沒有大進展。寒假時，朋友們為老舍接風，胡絜青每次也在受請之列。一起吃了幾頓飯后，他們都感到了對方越來越強的吸引力。老舍雖認為歷來這種事情總該是男人先張口，況且自己年長幾歲，又留過洋，也見過不少外國人那種火熱、奔放的愛情方式，但他下了無數次決心，還是說不出口，最后拿起了筆：“飯，我們是吃了，酒，我們也喝了，再往下我們還要見面，不能總靠吃人家飯來見面吧。我們心里話很多，有的當面可以說，而更多的難以說出來，因為要說就要有勇氣，而我的勇氣只夠把那些難以說出的寫在紙上……”胡絜青回了信肯定了他們的感情。事情定下來，兩家大人都很高興，他們決定等胡絜青上完大學，再成婚。1931年老舍與胡絜青在北成了親。半個月后，夫妻倆去了濟南，胡絜青在一家中學教書。1937年9月底，日本人入侵山東，局勢危急，學生、友人紛紛辭別逃難，老舍也想走，濟南一旦失陷，他就有被逼為漢奸的危險。可是三個孩子，一個4歲，一個2歲.一個才3個月，還有老人，怎么走呢？胡絜青理解丈夫，一肩擔過來。老舍自述道：“她的膽子并不大。可是，當我要走的那天，鋪子關上了門，飛機整天在飛鳴，人心恐慌到極度，她卻把淚落在肚中，沉靜地給我打點行李。她曉得必須放我走……”走的那天是11月15日，能聽到驚天動地的爆炸聲了，老舍覺得不能再遲疑，他把積蓄都留在家里，只帶了50塊錢，提了皮箱走出家門，開始了流亡生涯。在那些流亡的日子里，他始終擔心留在敵區的家眷，想接他們出來，卻沒有路費。直到老舍母親在北平去世，胡絜青為老人辦完喪事，才拖兒帶女，歷時50余天，穿過重重封鎖逃出來，于1943年11月17日，輾轉到重慶。這時，兩人分別已整整6年。胡絜青留在北 淪陷區5年，當了4年多的中學教員，嘗夠了國亡家破的苦楚，孩子也改姓胡，即使這樣仍常受日本孩子欺負。當時的北京，成了活地獄。其回報就是，胡絜青細心介紹了那邊方方面面的生活，說了兩三個月時間，促成老舍排除一切干擾，在北碚小鎮開始了近百萬字的《四世同堂》的創作。這個大部頭是胡絜青九死一生從北京帶來的，妻子從旁告知的細節讓它踩住了“實景”。1945年3月，老舍應邀去美國，在美國，他將《四世同堂》的最后一部做完，并著手寫長篇小說《鼓書藝人》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才于1949年12月回到闊別14年之久的北京。不久，胡絜青母子自重慶到北京，一家人方結束聚少離多、動蕩不定的生活。正因為家人、尤其是妻子作出了巨大犧牲，老舍才能有如此斐然卓著的文學成就，其多數作品，都寫成于離群索居的環境下。老舍和知名女作家趙清閣之間的親密情誼，在他的人生里也占據了特別重要的位置。老舍與趙清閣的最初交往，是從抗戰爆發后的武漢開始。1937年11月20日，老舍拋妻別子，只身奔赴武漢，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同年年底，趙清閣也從河南輾轉來到武漢，成為作家流亡大軍中的一員。恰逢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老舍做了協會總負責。在“文協”的日常工作中，趙清閣與老舍有了更多的接觸和交往。周恩來還想讓趙清閣做老舍的秘書。當時趙清閣還身兼主編宣傳抗戰的文藝月刊《彈花》的重任。結果老舍成為《彈花》的主要撰稿人，并為《彈花》創刊號寫了《我們攜起手來》。在抗戰時期的重慶，趙清閣的名字常與老舍聯在一起。趙清閣剛強豪爽，也許是這種略帶陽剛的性格，使“見著女人老覺得拘束”的老舍有勇氣跟她合作。他們合寫了劇本《虎嘯》《桃李春風》以及《萬世師表》。趙清閣寫戲劇先于老舍，所以在劇本創作技巧及操作方面曾影響過老舍。其中四幕話劇《桃李春風》最為引人關注。趙清閣說：“當初老舍叫我同他合作劇本的時候，我不大贊成，因為他的意思，是希望發揮兩個人的長處！他善于寫對話，我比較懂得戲的表現。而我卻擔心這樣會失敗。合作的經過是這樣的：故事由我們兩個人共同商定后，他把故事寫出來，我從事分幕。好像蓋房子，我把架子搭好以后，他執筆第一二幕。那時候我正住醫院，他帶著一二幕的原稿來看我的病，于是我躺在床上接著草寫第三四幕。但文字上還是他整理起來的。老舍的對話很幽默，如第一二幕情節雖嫌平靜，對話卻調和了空氣，演出博得不少喝彩聲。”日后老舍工作在北京，趙清閣定居于上海，再加上雙方工作的繁忙，相互見面的機會很少。不過空間的相隔并未阻斷二人的友誼，他們更多的是采用通信方式來進行交流。趙清閣生前，曾有人讀到由她提供的老舍給她的10多封信，據說她當時收有老舍的信達100多封，去世前卻燒毀大半。加上趙清閣一生抱定獨身主義，始終未有組建家庭，更使她與老舍的關系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
阮玲玉短短的25歲的人生，所經歷的幾段情都相當不順暢，無論是和闊少張達民還是和富商唐季珊，都是剪不斷理還亂，而且還都鬧上了法庭。最后，她在悲哀失望中選擇了自盡，讓人惋惜。阮玲玉出生在1910年的上海，她祖籍廣東，幼年因父親早逝，便隨母親在一個姓張的大戶人家幫傭。阮玲玉在這個院子里認識了四少爺張達民。張達民雖然是一個紈绔子弟，但是那個時候他是經受過“五四”新思潮影響的一個青年，所以他對保姆的女兒并沒有歧視。但是張達民的母親不同意，于是張達民向阮玲玉提出，要不我們同居吧？那一年，阮玲玉只有16歲。同居的日子很困難，經人介紹，阮玲玉來到香港，開始接觸電影行業。漸漸那個女孩長大了，她變成了明星，男孩家道中落，開始依靠女人的金錢，女孩變成了女人，有富商，著名導演，還有熱愛她的觀眾，有越來越多的人愛她，而他的愛情，漸漸退到角落，退到一個尷尬的境地。1932年當阮玲玉在電影藝術上有著迅速發展的時候，“一·二八”事變在上海爆發，日本把侵略的戰火燒到了上海。此時，上海很多富商為了安全紛紛躲避到了香港，阮玲玉也帶著自己的養女和張達民一起來到香港。在香港阮玲玉遇到了她生命當中的第二個男人，這位中年男子的出現，再次把阮玲玉推向了死的邊緣。唐季珊當時在東南亞是一個特別著名的富商，他是做茶葉生意的。因為他很有錢，電影公司都拉他入股，所以他當時就是阮玲玉電影制片廠聯華公司的一個很大的股東。阮玲玉就在一個場面上見到了唐季珊。當時見面的時候，也沒有太多的交流，只是場面上的應酬。過后阮玲玉也沒有把見到唐季珊的這件事情放在心上，但是唐季珊見到阮玲玉以后，把阮玲玉放在了心上。而這個時候唐季珊身邊也有一個美女，她就是阮玲玉的前輩，也是在中國默片歷史上一個很著名的女明星叫張織云。張織云的氣質和阮玲玉非常相像，在她們的氣質里面都有一種悲劇的成分，都有一種講不出來的，壓抑著的悲哀的感覺。而當時這位大明星已經息影了，和唐季珊同居。唐季珊知道阮玲玉喜歡跳舞，于是他接觸她的第一個方式那就是邀請阮玲玉不斷地跳舞，去高級的場合跳舞，去最豪華的場合跳舞。跳舞是很近距離的接觸，于是這樣一來一去，阮玲玉漸漸地和唐季珊有了感情。那么當阮玲玉和唐季珊好的時候，張織云的心里也是不舒服的，張織云寫了一封信給阮玲玉，她對阮玲玉說：你看到我，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明天，說唐季珊不是一個好男人。但是那個時候阮玲玉聽不進去這種話，她以為張織云是在嫉妒她，是想把她和唐季珊拆開來。所以她還是和唐季珊住到了一起。我們可以看到一張照片，當時唐季珊在上海的新閘路買了一棟三層樓的小洋樓。不久，阮玲玉和唐季珊住到了一起。就在阮玲玉和唐季珊開始新的同居生活時，張達民出現了，當張達民看到阮玲玉身邊的唐季珊時，阮玲玉暫時平靜的生活再次掀起了風波。 那個時候張達民已經潦倒了，他看到與自己同居了八年的阮玲玉居然和另外一個男人在一起，并且這個男人比他更有錢，他心中那種復雜的感覺是不言而喻的。在這種復雜的感覺當中，恨和嫉妒占了主要的情緒，控制了他整個的情緒。于是張達民人性中惡的一面就表現出來，他開始使用一種非常無賴的方式糾纏阮玲玉。 于是，他就來敲詐錢財，并且數額很高，但一向軟弱的阮玲玉這次居然一分錢都沒給。張達民就到法院遞了一張狀子，說阮玲玉偷走了他們家很多東西，然后把這些偷來的東西全部送給了唐季珊。唐季珊為了自己的名譽，也要打官司，說張達民對他是名譽誣陷。他還要阮玲玉出面在報紙上登一篇宣言，說自己沒有把張家的東西拿來送給唐季珊，兩人在經濟上是獨立的。這個時候唐季珊在外面又有了新的相好，這是阮玲玉處于一個女人的敏感，跟蹤而去發現的。這個相好叫梁賽珍，當時是上海灘上著名的一個舞女，舞跳得好，人也長得好，所以經常去拍電影的。等于是和阮玲玉一個圈子里面的人。當阮玲玉發現唐季珊在外面等于是和自己的朋友梁賽珍有了這樣的關系的時候，她的內心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她要面子，她不說。由于張達民的無賴和唐季珊的不忠，阮玲玉再次失去了感情的寄托。此時阮玲玉惟有把心中的悲哀和痛苦融化在所扮演的角色當中。這時一次偶然的機會，阮玲玉生命中的第三個男人再次闖入了她的生活，他是阮玲玉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唯一可抓的稻草。但最后阮玲玉放棄了，為此阮玲玉付出了血的代價。就在阮玲玉和男人理不清感情糾葛時，電影《新女性》又遭到了小報記者的攻擊，他們把矛頭直接指向扮演女主角的阮玲玉。這時阮玲玉在感情方面的受挫和被報刊記者攻擊的雙重壓力下，于1935年3月8日，在家中留下了遺言，離開了這個令她心力交瘁的人世。 她給張達民、唐季珊的遺書這樣寫著：我現在一死，人們一定以為我是畏罪。其是(實)我何罪可畏，因為我對于張達民沒有一樣有對他不住的地方，別的姑且勿論，就拿我和他臨別脫離同居的時候，還每月給他一百元。這不是空口說的話，是有憑據和收條的。可是他恩將仇報，以冤(怨)來報德，更加以外界不明，還以為我對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了又想，惟有以一死了之罷。唉，我一死何足惜，不過，還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罷了。 阮玲玉絕筆廿四、三月七日 午夜致唐季珊 季珊：我真做夢也想不到這樣快，就會和你死別，但是不要悲哀，因為天下無不散的筵席，請代千萬節哀為要。我很對你不住，令你為我受罪。現在他雖這樣百般的誣害你我，但終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我看他又怎樣的活著呢。鳥之將死，其鳴也悲，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死而有靈，將永永遠遠保護你的。我死之后，請代拿我之余資，來養活我母親和囡囡，如果不夠的話，請你費力罷!而且刻刻提防，免他老人家步我后塵，那是我所至望你的。你如果真的愛我，那就請你千萬不要負我之所望才好。好了，有緣來生再會!另有公司欠我之人工，請向之收回，用來供養阿媽和囡囡，共二千零五十元，至要至要。另有一封信，如果外界知我自殺，即登報發表，如不知請即不宣為要。 阮玲玉絕筆廿四、三月七日午夜 《思明商學報》刊登的遺書 (當這份遺書發表以后,梁家的姐妹就是梁賽珍和梁珊珊從此就消失了,再也找不到了）其一 達民：我已被你迫死的，哪個人肯相信呢？你不想想我和你分離后，每月又津貼你一百元嗎？你真無良心，現在我死了，你大概心滿意足啊！人們一定以為我畏罪？其實我何罪可畏，我不過很悔悟不應該做你們兩人的爭奪品，但是太遲了！不必哭啊！我不會活了！也不用悔改，因為事情已到了這種地步。 其二 季珊：沒有你迷戀“XXX”，沒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約不會這樣做吧！我死之后，將來一定會有人說你是玩弄女性的惡魔，更加要說我是沒有靈魂的女性，但那時，我不在人世了，你自己去受吧！過去的織云(唐季珊前女友)，今日的我，明日是誰，我想你自己知道了就是。我死了，我并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媽媽和小囡囡(阮玲玉的養女)。還有聯華欠我的人工二千零五十元，請作撫養她們的費用，還請你細心看顧她們，因為她們惟有你可以靠了！ 沒有我，你可以做你喜歡的事了，我很快樂。 玲玉絕筆那兩封遺書里，阮玲玉對那兩個男人的絕望之意顯而易見。可以想象阮玲玉當時的心情，她愛過他們，可是，他們又怎么對她呢？這兩個男人讓她傷心透了，她會想：男人是靠不住的，感情是靠不住的。再想想自己這25年來所經歷的一切苦楚，就更加絕望了。
1908年2月21日,一個乳名為寶娟的小女孩誕生在上海提籃橋輔慶里第一弄第三家，作為家中的獨生女，她理所當然地享受了父母所有的疼愛，只是誰也沒有意識到這個乖巧的孩子日后竟成為風華絕代的電影皇后。如今的輔慶里，對于這個長大后改名為“胡蝶”的女孩，已漸漸陌生，然而在二三十年代風雨飄搖的舊上海，她的名字卻是家喻戶曉，是這個城市的驕傲。在先后主演的百余部影片中，她成功地飾演了中國不同階層的各類女性形象，成為中國電影拓荒期和成長期的同步人和見證人，她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演藝生涯和藝術成就構成了中國電影歷史重要而獨特的篇章。上海，造就了她的輝煌，記錄了她的情感，在這個出生和成名的地方，她以自己對生活的理解，深情演繹了一幕幕人生的悲歡離合。胡蝶的美從小就顯現出來，美麗的女孩子都有明星夢。已經長成十六歲靚妹的胡蝶一回到上海，就尋找圓夢的機會，中華電影學校正在招生，她去報考，一千多人來應試，要讓自己脫穎而出，必須想個吸引考官眼球的點子。她別出心裁梳了一個橫S發型，在左襟別了一朵大花，長墜耳環叮咚掛在耳朵上，身上是長裙圓角短襖，很搞怪的打扮，在眾多時裝女孩中鶴立雞群。她居然一下子就考中了，成為中華電影學校的黃埔一期也是唯一一期學生。早年間的電影學校不像現在的電影學院一上就是四年，許多最美好的青春時光在緩慢拖沓的學業中耗費。只用了半年時間她就畢業了，立即參加拍攝無聲片《戰功》。雖然在那部影片不是女主角，她扮演一個在游藝會上賣糖果的女孩，只有幾個鏡頭，也沒有一炮打紅，卻讓她找到了當電影演員的感覺。當女主角的機會很快就來了，在電影《秋扇怨》里，胡碟第一次擔任女主角，這部戲不僅僅讓她收獲了名氣，還收獲了愛情。在鴛鴦蝴蝶才子佳人式愛情戲里，從來沒有品嘗過愛情的胡蝶和清秀瀟灑的帥哥林雪懷演一對情人，戲里眉目傳情，戲外她也有些芳心暗動，不留神和男主角擦出火花。像所有初戀中的女孩子一樣，胡碟全心全意投入到這場轟轟烈烈的初戀中，她以為自己遇上的這一個是天底下最好的，所以當寶貝似地愛著，唯恐別人發現了這個寶貝搶了去。《秋扇怨》首映，胡碟和林雪懷已經是一對如膠似漆的戀人了，她臉上洋溢著幸福與滿足，從來沒有細細想過，生活遠不是談戀愛過家家那么簡單，這是上海，這是二十年代的上海，沒本事沒錢一天都活不下去。她以為他的林雪懷有一雙可以依靠的堅實臂膀，卻看走了眼。他們從高調訂婚到高調分手，走了一段艱難的情感之路。林雪懷也想干出一番稍大一些的事業，依照他的潛質，在影壇上走不動了，就想下海經商，沒想到他把本賠盡了也沒賺到錢，沒想多他在下海的過程中增添了不少業余愛好。不斷接拍新戲的胡蝶已經不再是剛剛出道時的小女孩了，她的眼界開闊了，她漸漸發現自己愛著的這個男人原來有這樣多的缺點，原來是一個扶不起來的阿斗。胡蝶的美從小就顯現出來，美麗的女孩子都有明星夢。已經長成十六歲靚妹的胡蝶一回到上海，就尋找圓夢的機會，中華電影學校正在招生，她去報考，一千多人來應試，要讓自己脫穎而出，必須想個吸引考官眼球的點子。她別出心裁梳了一個橫S發型，在左襟別了一朵大花，長墜耳環叮咚掛在耳朵上，身上是長裙圓角短襖，很搞怪的打扮，在眾多時裝女孩中鶴立雞群。她居然一下子就考中了，成為中華電影學校的黃埔一期也是唯一一期學生。早年間的電影學校不像現在的電影學院一上就是四年，許多最美好的青春時光在緩慢拖沓的學業中耗費。只用了半年時間她就畢業了，立即參加拍攝無聲片《戰功》。雖然在那部影片不是女主角，她扮演一個在游藝會上賣糖果的女孩，只有幾個鏡頭，也沒有一炮打紅，卻讓她找到了當電影演員的感覺。當女主角的機會很快就來了，在電影《秋扇怨》里，胡碟第一次擔任女主角，這部戲不僅僅讓她收獲了名氣，還收獲了愛情。在鴛鴦蝴蝶才子佳人式愛情戲里，從來沒有品嘗過愛情的胡蝶和清秀瀟灑的帥哥林雪懷演一對情人，戲里眉目傳情，戲外她也有些芳心暗動，不留神和男主角擦出火花。像所有初戀中的女孩子一樣，胡碟全心全意投入到這場轟轟烈烈的初戀中，她以為自己遇上的這一個是天底下最好的，所以當寶貝似地愛著，唯恐別人發現了這個寶貝搶了去。《秋扇怨》首映，胡碟和林雪懷已經是一對如膠似漆的戀人了，她臉上洋溢著幸福與滿足，從來沒有細細想過，生活遠不是談戀愛過家家那么簡單，這是上海，這是二十年代的上海，沒本事沒錢一天都活不下去。她以為他的林雪懷有一雙可以依靠的堅實臂膀，卻看走了眼。他們從高調訂婚到高調分手，走了一段艱難的情感之路。林雪懷也想干出一番稍大一些的事業，依照他的潛質，在影壇上走不動了，就想下海經商，胡蝶幫他湊了本錢，并替他買了輛小轎車，林帥哥成為上海灘早期的有車一族。把他裝扮齊整了送到海邊去下海，沒想到他把本賠盡了也沒賺到錢，沒想多他在下海的過程中增添了不少業余愛好，比如泡舞廳。不斷接拍新戲的胡蝶已經不再是剛剛出道時的小女孩了，她的眼界開闊了，她漸漸發現自己愛著的這個男人原來有這樣多的缺點，原來是一個扶不起來的阿斗。她有些怨有些不滿意了，男人的自尊心受到傷害，林雪懷知道這個女孩最終不會屬于自己，就率先提出退婚。從激情萬丈的熱戀，到被退婚，愛的激情雖然已經退去，但是胡蝶心里總有一種被欺辱玩弄的感覺。你想談就談，想退就退，憑什么？早知有今日，何必當初！從怨到恨到最后撕破臉皮走上法庭，愛恨情仇，讓兩個人都累得精疲力竭了。胡碟把初戀情人告上了法庭，無非是尋找一絲心理上的平衡，但是為了這份平衡，他們付出的代價也很大，小報記者傾巢出動，煽風點火大肆渲染“雪蝶分飛”。經過了這場轟轟烈烈的炒作，純情可愛冰雪聰明的胡蝶不復存在了，敗訴的林雪懷心靈上巨痛苦，他饑不擇食匆匆找了個女人成婚，想用家庭慰藉一下傷得慘不忍睹的心，他離開傷心之地上海，到蘇州開了家照相館，卻依然擺脫不掉過去的陰影，抑郁成疾，一九三五年在落寞中悄然逝去。此時，胡蝶已經是影壇上的大姐大了，她已經是中國電影界的皇后了，她隨代表團參加在蘇聯舉行的世界電影展覽會，同行的有梅蘭芳等一批中國文化大鱷，她的《姐妹花》正在世界各地展演，她以中國影壇一姐的身份到歐洲旅行，旅行回來才聽說林雪懷已經去世了。聽到這個消息，胡蝶只是冷笑了一下，這個冷笑只是臉上做出來的一個表情，至于她心里怎樣的感受的只有她自己知道。一九三一年對胡蝶來說是一個多事之秋，這一年除了“雪蝶分飛”的婚約官司，還有一場更讓她難以洗白自己的政治緋聞——“九·一八”之夜“紅顏禍國”跳舞事件。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張學良因為執行蔣介石對日本侵略者的“不抵抗政策”而丟掉東北三省，致使他成為輿論攻擊的焦點，他不檢點的私生活同樣成為非議的話題之一。進步報人鄒韜奮主編的《生活周刊》發表《東北的漆黑一團》一文指出：“少帥的確沒有名義上的姨太太的。然而后宮佳麗卻足有數十人，這數十位實際姨太太，優伶也有，娼妓也有，次要人的太太小姐也有。總而言之，他的穢德，在東省是彰聞的。他的大煙癮也是蓋世無雙，一槍在手，美人在懷，神魂顛倒，樂不思蜀，無怪乎日兵一到，只能把遼、吉揖讓恭送。”其后，《生活周刊》發表的另一篇文章，在繼續緋聞的同時，卻把當時上海著名的影星胡蝶給卷將進來，由此引發了當時沸沸揚揚，若干年后依然沸沸揚揚的一段歷史公案。紅極一時的電影明星胡蝶被馬君武扣上了紅顏禍水的帽子一位署名“越民”的讀者給鄒韜奮主編的《生活周刊》發來一篇《不愛江山愛美人》的小文章，作者以“確息”這樣的給人感覺是準確的消息來源的口吻，敘述張學良與胡蝶女士在北平相見。因此，當時，一些小報紛紛轉發這一消息，并作為譴責張學良不抵抗的理由。而譴責張學良最厲害的，莫過于國民黨元老、北平民國大學校長馬君武在上海《時事新報》等報紙上發表感時近作《哀沈陽》詩二首：（一）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沈陽。（二）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弦管又相催。沈陽已陷休回顧，更抱佳人舞幾回。北平民國大學校長馬君武。他當年所作的《哀沈陽》詩，傳遍了大江南北，也將張學良推到了風口浪尖上據馬君武自稱，此詩是仿李義山《北齊》體而作。原詩是這樣的：一笑相看國便亡，何勞荊棘始堪傷。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巧笑知堪敵萬機，傾城最在著戎衣；晉陽已陷休回顧，更請君王獵一圍。詩中所說的小憐是北齊皇后婢女，貌美，喜著戎衣，為后主高緯（565-576 年在位）所寵愛，被封為淑妃，與之坐則同席，騎則并馬，兩人常出外打獵消遣。有一次，遇到北周軍入侵，丞相隱匿軍情不報，致使晉陽失陷。高緯欲率軍南下，小憐于此時恃寵撒嬌，堅持再獵一圍，致誤反攻時機。后來，高緯反攻晉陽，城內北周軍已漸感不支，城垣崩潰，在這個關鍵時刻，高緯卻忽然下令停止攻擊。他的用意是想炫耀武力，要讓小憐看看他大軍破城的。景象，而小憐此時正在梳妝，良久未竟。北周軍遂利用這段時間搶修城防。等小憐妝成后，雙方繼續會戰。高緯帶小憐并馬在高地上觀戰。北齊軍右翼稍后移，小憐誤以為敗退，遂在馬上驚呼：“我軍敗了！”他倆急忙撤離戰場，以致北齊軍軍心動搖，一敗而不可收拾，導致北齊政權很快滅亡。從上述情況可知，馬君武的《哀沈陽》是借古諷今，說張學良不重江山重美人，在九一八事變之夜猶與胡蝶翩翩起舞，結果把東北三省給斷送了。馬君武的詩作發表后，各報廣泛轉載，并傳誦一時。從此，張學良被國人罵為“風流將軍”、“不抵抗將軍”；胡蝶則被視為“紅顏禍水”，承受很大的精神壓力。以馬君武的名流地位以及這首本身就激蕩著愛國主義義憤的詩，人們無暇來考察歷史的真實如何，卻很樂意把詩中所言的內容在張學良身上坐實。詩中的趙四，無須多說。所謂朱五，是當年北洋政府內務總長朱啟鈐的五女兒朱湄筠。她是張學良二弟張學銘的大姨子，即張學銘太太的五姐。她經常與張學良跳舞，后來嫁給張學良的秘書朱光沐為妻。至于胡蝶，則是當時著名的電影明星。詩的意思主要是講當時風傳張學良思想摩登，已經腐化墮落，早把國難家仇置于腦后，在九一八事變時，他正在北京六國飯店與胡蝶跳舞。對于馬君武的詩，身為當事人的張學良、趙四、朱五均未置一詞--這恐怕是當時最好的策略，因為假如要發表聲明的話，在那種環境下只能是越描越黑。而對電影皇后胡蝶就不一樣了。胡蝶本與張學良沒有見過面，卻無端地承受這樣的冤枉，她當然不干了。于是，她在《申報》等報刊上刊登一則辟謠啟事，鄭重聲明：蝶于上月為攝演影劇曾赴北平，抵平之日，適逢國難，明星同人乃開會集議公決抵制日貨，并規定罰則，禁止男女演員私自出外游戲及酬酢，所有私人宴會一概予以謝絕。留平五十日，未嘗一涉舞場。不料公畢回申，忽聞海上有數報登載蝶與張副司令由相與跳舞而過從甚密，且獲巨值之饋贈云云。蝶初以為此種捕風捉影之謠，不久必然水落石出，無須亟亟分辨乃曰。昨有日本新聞將蝶之小影與張副司令之名字并列報端，更造作饋贈十萬元等等之蜚語，其用意無非欲借男女曖昧之事，不惜犧牲蝶個人之名譽，以遂其污蔑陷害之毒計。查此次日人利用宣傳陰謀，凡有可以侮辱我中華官吏與國民者，無所不用其極，亦不僅只此一事。惟事實不容顛倒，良心尚未盡喪，蝶，亦國民一分子也，雖尚未能以頸血濺仇人，豈能于國難當前之時，與負守土之責者相與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國恨”，是真狗彘不食者矣。嗚呼！暴日欲遂其并吞中國之野心，造謠生事，設想之奇，造事之巧，目的蓋欲毀張副司令之名譽，冀阻止其回遼反攻。愿我國人，悉燭其奸而毋遂其借刀殺人之計也。胡蝶辟謠啟事登出后，明星電影公司導演張石川及洪深、董天涯、鄭小秋、龔稼農、夏佩珍等全體演職員，也在《申報》上發表啟事為胡蝶作證，啟事說：胡女士辟謠之言，盡屬實情實事。同人此次赴平攝取《啼笑因緣》、《舊時京華》、《自由花》等外景部分，為時幾近兩月，每日工作甚忙。不獨胡女士未嘗違犯公司罰規而外出，更未嘗得見張副司令一面。今赴平之男女演職員同住東四牌樓三條胡同十四號后大院內，每值攝片同出同歸，演員中更未嘗有一人獨自出游者。初到及歸前數日，或出購買物件亦必三五成群，往返與偕，故各人行動無不盡知。同人非全無心肝者，豈能容女演員做此不名譽之行動？尚祈各界勿信謠傳，同人愿以人格為之保證焉！歸自北平之張石川、洪深、董天涯等全體職員及鄭小秋、龔稼農、夏佩珍等全體演員同啟。事實是，明星影片公司為赴北平拍外景，一行四十余人在導演張石川率領下，于1931 年9 月中旬離開上海北上，九一八事變發生后才到達天津。胡蝶在回憶錄中說道：“我們到達天津時，見到大批撤下來的軍隊，知是沈陽失守了。”所以，胡蝶到北平，當是九一八事變之后。所謂九一八事變之夜胡蝶與張學良翩翩起舞一事純屬子虛烏有，純屬攻擊者的想象。胡蝶在北平五十余日，始終未與張學良謀一面，后來張學良因事到上海，有人想介紹他與胡蝶相見，張學良婉言謝絕了。他說：“如果這樣，謠言豈不得到證實？”遂一笑置之。張學良與胡蝶可說是“素昧平生”。胡蝶在晚年寫的回憶錄中特別指出，馬君武的詩是一段“莫須有的公案”，這是可信的。另外，還有人說，朱湄筠在抗戰期間曾在香港一家飯店中看到馬君武，就走過去對他說：“馬先生，你認識我嗎？我就是你詩中所寫的朱五小姐。”馬君武一看，拔腿就走。馬君武的兩首詩誠然不免牽強附會，并沿襲了古代“紅顏禍水”的偏見，但卻反映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和愛國人士憂國憂民的心情，對于蔣介石、張學良推行“不抵抗政策”喪失祖國大片河山表達了強烈不滿和痛心，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的共鳴，很快流傳開來，成為膾炙人口的詩句。馬君武后來對人自夸說，他的《哀沈陽》詩足以和明朝末年吳梅村祭酒譴責降清大將吳三桂的詩《圓圓曲》媲美，永垂史冊。但是，根據張學良當年的秘書惠德安的回憶，馬君武寫這兩首詩，還有他和張學良個人之間的恩怨因素，并非完全出自愛國的公心。惠德安說：馬君武早年留學德國，取得工學博士學位后，曾在北平創立一所民國大學，這所私立大學，資金很少，由大學的董事會籌措經費維持它。馬君武聽傳說張學良曾給天津張伯苓辦的南開大學捐助不少辦學金。馬幾次求見張，請他拿出一筆款助學，由于東北情況緊張，又加張的身體不好，沒能邀見他，他很不滿意。事情湊巧，九一八事變后的這些天，北平學生去順承王府請愿共赴國難。張接見了學生并講了話，馬君武認為既能接見學生，為什么不能會見他。他特往順承王府承啟處，要求無論如何也得見張，不見，他就不走，要在承啟處坐以達旦。張學良只好會見他。據當時財政部冀晉察綏特派員荊有巖說，張見馬以后，張曾詢問荊能否設法給“民大”弄點錢？荊說他那特派員公署，每月支付班禪北平辦事處、蒙藏委員會駐平機構、外交部辦事處以及其他一些額外開支，數目就很可觀。現在東北出了問題，以后的軍餉能否發出去，都成疑問。馬校長在這時候，要那么多錢，豈不是給我們出難題？張聽了以后，久久未作表示。幾個月后，馬君武從上海寄給張一封信，作最后的要求。張回信的大意是，現今的軍事費用，已窮于籌措，風起云涌的東北義勇軍，且無力接濟，對于“民大”，實已愛莫能助。惠德安以當事人的身份說的這個事情也很難否定，不能排除馬君武借機發泄對張學良的怨氣的可能。如果是這樣，馬君武的《哀沈陽》詩就包含有公私兼顧的含義。不管出于什么樣的動機，馬君武的詩確實給張學良造成很壞的影響，使他和胡蝶都蒙受了不白之冤。張學良對此備感痛苦，但他從未作公開或書面的辯解。他最氣的是人家說他與朱五小姐有染，是天大的冤枉，后來連玩笑都不敢與部下的太太開了。對此，張學良始終耿耿于懷。他幽禁期間所寫的《雜憶隨感漫錄》中，特意對此提出辯證：雖然由于馬的詩而釀成了這一公案，但是，胡蝶把馬君武當作謠言的始作俑者，也未免冤枉了這位愛國志士。她無法了解的是，這謠言之所以流傳甚廣，責任主要還不是那首詩，而是謠言的炮制者。這有兩種說法：一說是天津日本特務機關報《庸報》故意造謠，以轉移人們的視線；另一說法是南京國民黨政府中的親日派蓄意借題發揮，目的在于把一切罪過都推到張學良身上，為蔣介石、同時也為日本侵略者開脫罪責。可謂用心良苦。關于張學良與胡蝶后來是否見過面，胡蝶女士在她的回憶錄里也講得很清楚：“我和張學良將軍不僅那時未曾謀面，以后也未見過面，真可謂素昧平生。1964 年6 月，我赴臺灣出席第十一屆亞洲影展時，還曾有記者問我要不要見張學良，我回答說：‘專程拜訪就不必了，既未相識就不必相識了。'我還開玩笑地對朋友說：‘過去那段冤案好不容易弄清楚。現在相識，豈不又給人以題目嗎？”胡蝶女士的這一談話在報上發表不久，考試院院長莫德惠去看張學良。據莫事后對記者說，張曾問他，是否看到胡蝶那段談話，然后說：“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這自然是以后的事實了，但在當時，由于馬君武的詩流布很廣，張學良也罷，胡蝶也罷，還要忍受這種冤屈而無處辯解。倒是詩作者本人在后來了解到了張學良不抵抗的真實情況后，才放過了張學良，把責罵的矛頭指向了蔣介石。他在《致蔣介石、汪精衛電》中說：“國事敗壞至此，論者異口同聲皆曰：是乃精衛兄在武昌一年，介石兄在南京四年倒行逆施之總結果。介石兄堅持對內不妥協、對外不抵抗之主張，日本已占據東三省，介石兄猶唱先統一后對外之說……介石兄對內面獰如鬼，對外膽小如鼠。”雖然這封電文也是公之于世的，并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但也并未就減輕張學良的罪名起多大作用。直到張學良宣布下野出國后，著名學者林語堂先生主編的《論語》雜志上，還登了一首打油詩諷刺道：贊助革命丟爸爸，擁護統一失老家。巴黎風光多和麗，將軍走馬看茶花。如同馬君武的詩沒有事實的影子一樣，這首打油詩也是完全離譜了。詩作者完全不知道在國外的張學良為抗日奔走的苦衷。與初戀情人林雪懷解除了婚約，耗時一年半已是身心俱疲。細心的堂妹看到了為她難過，于是就介紹了一位商界的年青人物給她認識，順便牽線搭橋。此人便是潘有聲，那時他還在洋行的茶葉部任職，但是高岸魁梧的身材，文質彬彬的書生氣，倒也讓人歡欣。 與胡蝶交往，潘有聲才感慨明星在生活中最真實的可親一面是多么的難能可貴；而胡蝶在后來的回憶錄中這樣評價他：“潘有聲是個干事業的人，做事情扎扎實實，待人誠懇，講信用，肯動腦筋，肯鉆研，如他做茶葉生意，對茶葉就很有研究，他只要稍一品茗，就可以說出茶葉的產地，品級”。多次接觸之后，彼此有了愛的火花。 潘有聲并沒有大張旗鼓地向胡蝶展開情感攻勢，而是同她保持著一種君子之交的關系。在他看來，給對方一個空間，或許距離會拉得更近。他的細致入微，她的樸實無華，漸漸顯露給了對方，并被彼此珍藏在心里。那幾年胡蝶的演藝輝煌，少不得愛情的濃墨淡彩。 四年的愛情路，終于看到了幸福的彼岸。1935年，已經成為影后的胡蝶進入了人生的第27個年頭，雖然她的風韻仍不減當年，但是體型卻開始發胖，后起之秀銳不可擋的鋒芒讓胡蝶逐漸萌生了息影的想法。胡蝶的父親胡少貢此時突然被檢查出患有肺癌，并且已經到了晚期。為了滿足父親的心愿，胡蝶終于作出了和潘有聲結婚的決定。 婚后的她，漸漸淡出了演繹事業，做個普通人享受著愛情里的甜蜜生活。可哪曾想，兩年后日本侵略者占領了上海，她與家人被迫遷往香港。四年后，香港淪陷，日本邀請她到東京去玩一趟，拍一個叫《胡蝶訪東京》的紀錄片。胡蝶漸漸不安起來，推說自己懷孕擋掉了。第二年，在東江游擊隊的幫助下，她與潘有聲轉西貢，經桂林一直輾轉到重慶，借住在中學時的同學林芷茗家中。潘有聲幾經周折同幾個朋友一起開辦了一家公司，從事茶葉和木材生意。胡蝶則準備參加抗日電影《建國之路》的拍攝。也就在這時，兩人情感生活的威脅隨之而來。上海失陷后，胡蝶隨丈夫潘有聲去香港，繼續活躍在影壇拍片。香港淪陷時，胡蝶開始打算在香港偷安。誰知日本人找上門來，邀她赴日本拍一部題為《胡蝶游東京》的影片，宣揚所謂“中日親善”。這不是為日本人張目的漢奸行為么？胡蝶這才意識到問題嚴重。與丈夫一商量，決定逃回大陸。行前，胡蝶夫婦將歷年積存的財物裝成30箱，托楊惠敏女士裝運回大陸。楊惠敏女士在當時也是家喻戶曉、人人皆知的風云人物。淞滬抗戰時，我軍800將士堅守在四行倉庫，與日本侵略軍血戰，楊小姐作為女童子軍的代表，冒著槍林彈雨，向800孤軍獻旗。楊的勇敢行為感動了全國，受到各界輿論的贊揚。后來，楊惠敏女士受國民政府賑濟委員會的派遣，前往香港接運愛國抗日人士到大后方去工作。在香港期間，楊小姐與胡蝶夫婦頗有交往。因此，胡蝶夫婦將30箱東西放心地交給楊小姐，請代運回大陸。由于胡蝶是以“深夜出走”的實際行動拒絕與日本人合作，因而只能悄悄地逃出香港。她的愛國行動，受到國內輿論異口同聲地贊揚。不料，當胡蝶夫婦過西貢，步行至淡水，然后抵達廣東曲江（韶關）時，卻得到30箱物品被劫的消息。胡蝶失寶，自然極是傷心，特別是行李箱內有胡蝶歐游時各國名流和朋友的照片、題字，她在香港演《孔雀東南飛》時特制的衣服以及許多名貴首飾，紀念品等，均是無價之寶。獲悉遭劫消息后，胡心急如焚，急忙向當局報案。因一時未能破案，胡蝶苦思成疾，在桂林大病一場。胡蝶在上海時的好友楊虎、杜月笙等得悉后，立即致電戴笠，請他幫忙破案。戴笠聞此消息，不禁喜出望外，連呼“真乃天賜良機！”立即電邀胡蝶夫婦赴重慶。為了贏得胡蝶的好感，戴笠先是百般安慰，然后又信誓旦旦地保證要破案。于是他將楊惠敏和她的情夫抓來嚴刑拷打，得知的確是土匪搶劫之后，又派一批強干的辦案人員赴廣東全力偵破劫案。由于兵荒馬亂，劫匪如麻，任憑有通天之能，此案也無法偵破。戴笠情急之中心生一計，按胡蝶開的丟失珠寶、衣物的賬單，派人去外國購置，然后謊說是追回了一部分財物。胡蝶是見過世面的人，一看這些“追回”的珠寶，衣物雖不是原物，但款色更新，價值更貴，于是對戴笠說了許多感激的話。1944年春季的一天，當疲憊不堪的胡蝶從電影外景地返回家中時，從朋友林芷茗和母親的口中得知自己的丈夫潘有聲在幾天前被警察無端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面對丈夫的被捕，胡蝶心急如焚，這時，朋友林芷茗已經大致猜測到了潘有聲被捕的原因。于是，胡蝶被迫去找當時在重慶官銜不大卻受蔣介石器重的國民黨軍統局副局長戴笠。胡蝶離開戴公館回到林芷茗家中后不久，潘有聲便被軍統局用車送了回來，一年來的逃亡生活，早已讓胡蝶疲憊不堪，見到潘有聲平安歸來，胡蝶再也支持不住了，終于一病不起。胡蝶養病期間，戴笠經常來到林芷茗家中看望她。 戴笠對胡蝶如此關心，潘有聲已經感覺到了他別有用意，但考慮到自己就在胡蝶身邊，便也沒有對他們的來往強加干涉。為了達到自己目的，戴笠又使出一招，派人打發走潘有聲，封了潘有聲一個專員的頭銜，讓他去昆明做生意，還給潘有聲發了商人夢寐以求的專員委任狀和滇緬公路通行證。潘有聲一走，戴笠再也按捺不住強行占有了胡蝶。自此，胡蝶開始了在重慶被幽禁三年的日子。潘有聲走后，胡蝶感受到了度日如年的孤獨和失落。而潘有聲在抵達云南后，便發現自己落入了戴笠設下的圈套。有一次，潘有聲從云南專門回到重慶去找胡蝶，卻怎么也找不到。戴笠專門在歌樂山中美合作研究所邊上建了一棟別墅，把胡蝶跟外界隔絕開來。自此，胡蝶過上了幽禁的生活。萬般無奈的潘有聲，最后只得孤身回到上海，在亨利路他和胡蝶曾經的舊巢里過起了隱居的生活。 1943年，戴笠和胡蝶同居于中美合作所內的楊家山公館，布置得相當豪華。但胡蝶還是討厭這個地方，屋前是山，屋后是山，連一個供散步的花園也沒有。戴笠聽見胡蝶這樣一講，立即下令在公館前速造一所大花園，限一個月內完成。戴笠還親自設計，在斜坡上用石塊鑲成了“喜”和“壽”兩個大字，空隙處栽上各種奇花異草。據說，僅花卉和樹木一項，就花去了法幣一萬多元。為了博得胡蝶的歡心，戴笠費盡了心機。胡蝶只要說一句話，戴笠就把它當成天子的圣旨，立即派人去辦；胡蝶只要提一個要求，戴笠就把它看成是上帝的意志，千方百計也要予以滿足。因而，胡蝶想吃什么，立即會有專人去買來；胡蝶想穿什么，立即會有專人送來。當時，胡蝶因旅途勞累，又傷心過度，大病之后，身體恢復較慢。戴笠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不但延請中西名醫為胡蝶治病，購買名貴補品，安排調養身體；還在百忙之中，每日登門看望，和胡蝶聊天解悶。除此之外，戴笠在附近的神仙洞畔，又造了一所更華麗的公館，作為他和胡蝶的新居。為了使胡蝶不爬坡，把平坦的馬路一直修到胡蝶的房門口。戴笠的部下沈醉為了討好她，采用強制的辦法，逼迫工人們通宵達旦地趕工。因為疲勞過度，精力不集中，3名石匠被砸死，12名工匠被砸成重傷，輕傷則天天不斷。潘有聲從外地歸來，得知嬌妻已被“鳩占鵲巢”，當時非常惱火，就直奔中二路羅家灣19號軍統局本部，但連去幾次，都吃了閉門羹，又打聽不出胡蝶的住所。有一天，他正在皇后飯店生悶氣，戴笠的秘書王漢光去找了他，明確指出：“你要把胡蝶女士帶回去，這點萬萬做不到，你還是拿些錢，做個官算了，聰明人不吃眼前虧。”潘有聲知道雞蛋碰不過石頭，就獨自悻悻回到了上海。1944年圣誕節，戴笠選擇這一天公開了與胡蝶的關系。這一天晚上，重慶中美合作所舉行盛大聯歡晚宴。華燈初照，光輝簇簇。胡蝶以女主人的身份出現在大廳之上，與出席晚宴的美國以及各國駐華使節、武官和其他來賓見面，全場雀躍歡呼掌聲雷動。此時的戴笠，正處在人生最愜意的時刻，他一手挽胡蝶，一手頻舉杯，暢懷痛飲，毫無醉意。他的祝酒詞，將整個圣誕節慶祝活動推向最高潮。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政府還都南京，戴笠變得十分繁忙，因為擔心胡蝶寂寞，戴笠將胡蝶送回上海，并積極籌備在上海和胡蝶結婚。就在戴笠與胡蝶準備結婚的前夕，潘有聲來向胡蝶作了最后的告別。戴笠囑咐胡蝶飛往上海，先與潘有聲辦理離婚手續。潘有聲迫于權勢，同意與胡蝶解除婚姻關系。胡蝶掉著眼淚對丈夫說：“姓戴的只能霸占我的身體，卻霸占不了我的心。有聲，我的心永遠屬于你。”正在這個節骨眼上，戴笠因飛機失事摔死于南京近郊，與胡蝶結婚即刻成為泡影。1946年3月17日，正在胡蝶與潘有聲悲嘆兩人緣分已盡的時候，戴笠乘座的專機在從北京飛往南京的途中失事，正準備要與胡蝶結婚的戴笠突然死亡，這使得胡蝶終于結束了長達兩年之久的幽禁一樣的生活，回到了潘有聲的身邊，從此兩人離開了曾經給胡蝶帶來無數光環的上海，定居香港。
佛教子弟中能入得大師行列的多半是把佛教教義發揚光大的級別，可是仲殊大師卻是個例外，不但不專心參禪悟道，普度眾生，將佛法發揚光大。反而表現的有些另類，有些與大師格格不入，除了葷腥外，幾乎完全算得一個瘋癲的花和尚，每天四處游蕩，還美其名曰云游四方，饑餓時手持缽盂四處化緣，吃飽喝足時四處打量美女，寫些艷麗詞句。斜日平山寒已暮，雪過松梢，猶有殘英落。晚色際天天似幕，一樽先與東風約。 邀得紅梅同宴樂，酒面融春，春滿纖纖萼。客意為伊渾忘卻，歸船且傍花陰泊。一個雨天，仲殊來到杭州太守衙門，見一少婦前來投牒，體態單薄不勝風雨的樣子，便告訴了蘇軾，蘇軾讓仲殊將所見之事做一詞，其實他早已心有所感，當即口就：濃潤侵衣，暗香飄砌，雨中花色添憔悴。鳳鞋濕透立多時，不言不語厭厭地。眉上新愁，手中文字，因何不倩鱗鴻寄？想伊只訴薄情人，官中誰管閑公事！雖然文筆精致，寥寥數語就將一個清晰的畫面烘托語出，字里行間卻充滿輕薄嘴臉，完全不合乎一個大師的尊榮，可是居然博得一個大師的響亮名頭，著實有些讓人驚詫。如此文筆，一定博覽群書，可是仲殊大師不但如此，而且曾經高中進士。按照正常邏輯，至此他本來應該循規蹈矩的躋身仕途，需求書生十年寒窗的共同宿求：學而優則仕的共同誓言。可是一場生命的變故卻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風流倜儻，放蕩不羈的他，在高中進士風光無限的返回時，等待他的卻是一場兇殺。家有嬌妻美眷置之不顧，反而到處尋花問柳。對妻子長久的冷漠與情感的忽略，終于讓她有愛生恨，最后步入絕望，無盡無處宣泄的堆積情感的交集讓她對他甚是憤恨不滿。竟在他高中進士的接風酒中投下劇毒，可是他卻得到鄰居解救，僥幸未死。然而妻子的種種已傷了仲殊那顆脆弱的心，讓他對女人心生恐懼；醫生的警告更讓仲殊心有余悸，從此雖然對美色的執著不減，卻只是停留在了觀賞的角度。但從此心死，之后削發為僧，寄身蘇州承天寺。雖然出家為僧，但他并不守佛門清規，每食，必有酒蜜相伴。不知道是不是解毒解出了心理依賴，總之仲殊從此喜歡上了食蜜，無論豆腐青菜，都要蘸著蜜吃，博得蘇東坡取的“蜜殊”外號。蘇東坡竟然也迅速喜歡上了蜂蜜，于是不但與他一起大吃蜂蜜，還專門寫過一首《安州老人食蜜歌》：東坡先生取人廉，幾人相歡幾人嫌。恰似飲茶甘苦雜，不如食蜜中邊甜。他辭別蘇軾，回到寶月寺后，再也沒有踏出寺門半步，卻有一天，自縊于寺院方丈內枇杷樹下。 縱觀他的一生，有些悲愴凄涼，一個心有悲戚的出家人，本該與十丈軟紅劃清界限，做一個徹底的頓悟與了結。可是層層疊疊的心結纏繞心緒，緊緊繞懷，讓他窮盡一生，都怎么也無法解開，因而投向世間的眼神，縱然可以用一種放蕩形骸的方式彰顯一種灑脫，實則卻是在極力掩飾內心的種種不解與困惑。對滾滾紅塵，始終無法心如止水，不再做絲毫掛懷與掙扎，徹底放下，卻分明帶有孩子氣的眷戀，一腔佛門羈押不住的情腸他的心本是個矛盾體，對人生既愛且厭，無法超脫卻又不能面對，不敢正視現實中只好寄托于另一種生存哲學，或許正因如此他才選擇了既不崇貴又不卑賤第三條路，與塵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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