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在時代的夾縫中悲泣　　

——為中國古代社會之妻鳴冤　　

中山大學法學院06級1班    陳敏

《說文》曰：“妻與己齊者也。”《釋義》曰：“夫妻匹敵之義也。”似乎中國古代社會，夫妻之間是平等的。但是這不過是種假象。事實上，古代的夫妻之間是沒有平等可言的。《白虎通義》揭露了這一點：“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服也。”[1]　　

女人以“三從四德”為則，始終在男人的意志和權力之下生活。女子出嫁前，父母戒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夫子”。[2]然后她們便“既嫁從夫”，卻發現自己在“七出”、“義絕”的制度下隨時會被離棄，甚至在夫死后，還得淪為陪葬品。　　

在整個婚姻過程中，女子的個人意志與自主權力被完全抹煞，女性作為父權和夫權的附屬品而長期存在，使以男權為中心的封建宗法等級制度得以維系和鞏固。　　

在結婚問題上，孟子云：“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鉆穴隙相窺，逾墻相從，則周人皆賤之。”[3]可以說在古代，“婚姻完全是以家族為中心的”[4]，是一種“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后世”[5]的家族責任，是由雙方家長決定，媒人做中介，當事人聽命行事的“禮教儀式”，與愛情無關，與個人意愿無關。正如恩格斯所言：“古代所僅有的那一點夫妻之愛，并不是主觀的愛好，而是客觀的義務；不是婚姻的基礎，而是婚姻的附加物”。[6]　　

這樣的婚姻作為古代家族的附屬品，其中的夫妻，尤其是妻子，更像是道具、擺設、木偶，任人擺布，毫無婚姻自主權。作為“封建宗法制、家長制足以炫耀的勝利成果”，她們的婚姻甚至還被擺上臺面，成為社會交易的祛碼。元代鄭介夫論之曰：“婚姻聘財，今之嫁女者重要錢財，與估賣牲口無異。”　　

就算是那些衣食不愁的貴族家庭出身的女性，仍然不能免于和親的命運。西施、貂禪，文成公主，她們因為“有為家族利益犧牲個人幸福的義務”，[7]而不得不成為政治或商業聯姻的犧牲品，終此一生，可能都無法參透愛情的真義。　　

 在中國古代的婚姻生活中，妻子的地位也是卑弱的。　　

首先，男尊女卑和夫為妻綱的思想在中國古代家庭分工中的表現就是“男不言內，女不言外”。[8]《爾雅·釋親》說得更透徹：“婦之言服也，服事于夫也”。女子須以夫為中心，根據丈夫的生活安排自己的生活起居，每日“供酒食、侍巾櫛、執其帚”。　　

在婚姻關系的生活分工中，妻子被賦予了“服侍”、“伺候”的角色，個人能動性被大大地忽略、壓抑。她們不能接觸到外界社會和生產活動，欠缺基本的謀生技能，因此只能屈服于男性權威。　　

其次，在中國古代社會，妻子不得有私財。《禮記·內則》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妻子雖然統領家事之責，卻沒有“家事管理權”，只能“按時從夫處領得定額的家用，然后在一定范圍內支配這些資財”，[9]甚至女子的嫁奩，也往往并入夫家，成為丈夫家族財產體系中一部分。如宋代案例集《清明集》說：“婦人隨嫁奩田，乃是父母給予夫家田業，自有夫家承分人，豈容卷以自隨乎？”[10]　　

丈夫死后，妻子就被間接剝奪了財產繼承權。夫死而有子者，其遺產由子承受。夫死無子，妻守志不嫁的，承夫分，為夫立繼，由繼絕子孫繼承。只有在丈夫兄弟皆亡的情況下，妻才能分到一份。婦女改嫁，不得帶走夫家財產和自己的嫁妝，應“并聽前夫之家為主。”　　

    再者，“在法律上夫的地位如尊長，而妻的地位如卑幼。”[11]丈夫有權打罵、奴役、甚至轉讓妻子，妻子只能無條件服從丈夫的支配和休棄，接受丈夫的奴役和虐待。　　

由于倫理和輿論的支持，社會也認同了夫對妻的“天權”。尤其是漢代“法律儒家化”之后，禮教的法律觀當道，夫妻之間的犯罪實行“同罪不同罰”的原則：用“減刑主義”縱容丈夫，為其開脫；而對妻子實施了一系列的限制，“加凡人二等”的法律條文使婦女在婚姻里完全處于被動地位。　　

夫妻的同罪異罰，是中國古代家族倫常精神在法律上的反映。對于家族內親屬之間的相互侵犯從罪名到刑罰的使用都注重“親親”、“尊尊”的宗法等級主義，以宗法服制上尊卑親疏之序為依據，重處卑幼侵犯尊長的行為。在法律人格上的夫尊妻卑，正是古代婚姻關系中妻子地位的真實反映。　　

雖然“男尊女卑”確是中國古代社會的整體格局和基本原則，但要真正了解中國婦女在婚姻中的地位，還需進一步把握到儒家的“孝”文化以及“長幼有序”的禮教觀對民眾意識的浸淫，以及貴賤、嫡庶、貧富的階級之分的影響，不能一味強調女性地位的卑下。　　

    與宗法家族制度和古代倫理觀念相適應，男尊女卑、夫權統治，在離婚問題上有著極為明顯的表現。中國古代的離婚，于禮有“七出”之目，于律有“義絕”之條，于情有“和離”之義。“和離”是歷史發展的異數，而前兩者無不反映妻子在離婚中權利的缺失。　　

“七出”[12]的出現是中國古代社會，妻子在婚姻關系中卑弱地位的集中表現。這一休妻制度，無一條件涉及夫妻之間的個人情愛歸屬和獨立意志，其本質就是夫家家長靠犧牲女方的利益，來維護宗法統治秩序。但是“夫有惡行，妻不得去者，地無去天之義也”，女性從無提出離婚的權利，被丈夫離棄后，還要遭受不容于夫家，也不容于娘家的悲慘境遇。　　

為了避免被休，妻子大多都會忍辱負重，為丈夫娶妾，以滿足丈夫的淫欲和家族傳宗接代的目的，否則就會因“悍忌”犯“七出”而被休棄。與眾多姬妾分享自己的丈夫，又豈是人道之行為？　　

班昭《女誡》有云：“男有再娶之義，婦無再適之文。”《儀禮·喪服》又云：“婦人不二斬者，猶日不二天也”。簡言之，就是男子可以改娶，女子不許改嫁。　　

自從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欲”與封建的婦女貞節觀結合起來后，女子結婚，就相當于套進了一個永遠掙脫不得的枷鎖。婚前全無個人意愿的被動接受，婚后夫家的百般壓榨，甚至在丈夫死后，寡妻要不為殉夫而自殺，要不為守節而清燈長夜地度過一生。這樣滅絕人性的做法，嚴重地妨礙婦女對人性本質的正確理解和對幸福生活的追求。　　

中國古代的婚姻關系，從根本上來說，就是以犧牲婦女的權利和獨立人格為前提，把婦女壓制在男子之下，束縛在家庭之中，置于社會的最底層。古代婚姻中的女性是愚昧的自殘者，更是無辜的被害者。她們在父權、夫權、家權、族權的威權下，被摧殘、被奴役、被戕害、被犧牲。她們必須克制住自己生理和心理的正常欲望，壓抑自己追求愛情的美好愿求，以追求倫理道德的完善。嗚呼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