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成長離不開一定的環境，而環境對人的一生雖然不起決定作用，卻為人的成長與發展提供必要的客觀條件，產生重要影響。從接觸的范圍來看，它可以劃分為“大環境”和“小環境”兩種。“大環境”即國家、地區和整個社會，“小環境”即能夠直接接觸的工作和生活范圍，包括家庭、學校、工作單位和居住區域等。“大環境”可能是一代人或幾代人共同遇到的，對人的影響是共性的，而每個人因經歷不同所處的“小環境”各不相同，受到的影響也千差萬別。

與同齡人相比，莫言的人生經歷相對復雜和特殊一些。他小學未畢業即輟學，回家“放牧在荒原”。在家鄉務農、打工至21歲時，艱難地入伍當兵，期間先畢業于軍藝文學系，后又拿到了北師大和魯迅文學院的文藝學碩士學位。從軍20多年后，他轉業到檢察日報社，10年后調入中國藝術研究院工作至今。不同的人生階段，所處的環境對其影響也是多方面的和交叉錯綜的。

家庭：啟錨遠航的港灣

莫言的成長與成功，與家庭影響關系密切。莫言的家人可能并非有意地運用什么方法、培養他成什么才，但他們通過言傳身教，自覺或不自覺地遵循了家庭教育的三個重要原則：

以德為主。莫言的大爺爺、爺爺和父親都是品行端正、忠厚誠信的農民。他們很注重對孩子品德、心理和意志品質的培養，通過自己的言談舉止給子女留下了很多值得學習的精神和品格。莫言的母親寬厚仁慈，堅強樂觀。她自己舍不得吃，把半碗餃子給了乞丐。為賣白菜多算了買者一毛錢而懊悔不已，批評莫言“讓娘丟了臉”。莫言小時候怕母親尋短見，母親便對他說：“閻王爺不叫我是不會去的！”所有這些，都震撼了莫言幼小的心靈，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因材施教。莫言很小就顯露出對文學的興趣，他作文好，喜歡看小說、聽故事，也喜歡講故事、演節目。大爺爺、爺爺順其自然，經常給他講神仙鬼怪、歷史傳說等，是他最早的啟蒙老師。莫言的大哥是大學中文系高材生，對莫言的寫作由充滿憂慮到全力支持，給予寫作上的引領與幫助。他多次給初學寫作的莫言修改稿件，提出自己的建議和意見。不囿于傳統、勇于探索創新也是大哥向莫言提出的諄諄告誡。

寬嚴相濟。莫言的大爺爺、爺爺、母親和叔叔等，一直對莫言比較寬容，原諒莫言偶然犯的小錯。小時候，莫言因偷吃了生產隊一個蘿卜被父親往死里打，是爺爺的一句“不就是個鳥操的蘿卜嘛”解了圍。父親則嚴厲方正，不怒自威。莫言稱爺爺目光一掃，他渾身發抖；爺爺咳嗽一聲，他“屁滾尿流”。這固然是夸張說法，但他對孩子的要求的確實異常嚴格。由于擔心后輩“學問不成，莊戶不能”，父親對子女教育十分嚴厲，每次考試之后都要看成績單，若考得不好即嚴加訓斥。莫言后來回憶說：“如果沒有父親的嚴厲，我會成為一個什么樣子的人，還真是不好說。”

在這里，還應當特別說一下莫言的愛人杜勤蘭。莫言曾說，他最大的成功，不是寫出很多名篇，而是有一個幸福家庭。其實可以這樣說，美滿的婚姻、幸福的家庭是莫言成功的保證。莫言參軍前曾與杜勤蘭同在棉油廠上班，兩人相戀結婚，從此同甘共苦，夫妻恩愛。因為時間大多被寫作占據，莫言的許多生活細節都由妻子包辦。正是因為身邊有妻子日夜操勞和無微不至的關心照顧，為莫言解除了后顧之憂，他才能集中精力進行創作。

學校：指點迷津的燈塔

莫言就讀于大欄小學時，同是文學愛好者的張作圣老師對莫言的特長教育值得稱頌。他最早對莫言的文學才華加以肯定，是莫言文學上的啟蒙者。當年每周兩堂作文課，他總是點評莫言作文，寫上密密麻麻的評語。他經常給莫言“開小灶”，探討作文秘訣，教莫言如何寫好作文。他經常把莫言的作文當做范文在班上宣讀，并推薦到農業聯合中學當范文。他還借書給莫言看，支持莫言看“閑書”，并通過家訪讓莫言父母轉變對看“閑書”的態度。

1984年，莫言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學習，受益匪淺。首先，他遇到了對自己鐘愛有加、全力栽培的恩師徐懷中主任。徐主任親自幫莫言分析作品，找出毛病，探尋獨特的創作道路。他憑著自己在文學界的威望，向報刊和出版社推薦，對莫言予以無私地點撥與扶持。其次，當時諸多行業的專家學者和著名作家紛紛前來舉辦講座，這些講座信息密集，五花八門，雖不成系統，卻帶來了各自新鮮的文藝觀念，新知識、新方法、新感受層出不窮。過去，莫言都是遵循傳統的文學理念，基本上是主題先行，不可避免地烙上了公式化、模式化的缺陷。軍藝“八面來風”式的教學方法，使莫言頭腦中固有的文學觀念受到多種學科領域的輪番“轟炸”，從此豁然開朗，柳暗花明。他認識到過去寫作的狹隘，徹底解放了思想，改變了文學觀念，小說創作隨之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兩年之后，莫言又進入北師大與魯迅文學院合辦的創作研究生班學習，進一步開闊了視野，完善了知識結構，增強了文學素養，提高了寫作水平。

工作單位：助力前行的風帆

莫言20多年的軍旅生涯輾轉多地，先后在黃縣、保定、延慶和總參政治部等服役。令人欣慰的是，不管在哪里當兵，部隊的領導、戰友都曾關心和幫助過他，熱情鼓勵他復習、考學、上學，支持他業余閱讀名著和進行文學創作。在黃縣，部隊領導無視針對莫言成分不好的告狀信，毅然信任他、保護他、留住他，給他騰出屋子復習文化課考軍校，還發展他入了黨。在保定，部隊領導愛惜人才，還專門去找上級求情，破格實現了他提干的愿望，并支持他寫作和外出體驗生活，于是他開始在《蓮池》雜志發表作品，從此走上了文學創作之路。在延慶，他進入軍藝文學系學習兩年，獲得了寶貴的讓他受益終生的進修機會，從此因佳作不斷而走紅。在總參政治部，他成為文化部創作員，開始專業創作，有了時間和精力上的保證。另外，軍營無疑是個鍛煉人的地方，莫言長期在部隊工作和生活，在軍營中成長，站崗放哨，教學寫作，磨煉了意志，提升了素質。

莫言轉業到檢察日報社影視部工作后，報社領導只要求他寫一部電視劇，一月講兩次課，不用坐班，可以在家專門搞創作，給了他寬松和諧的創作環境。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報社領導為他接觸社會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使他有機會外出參觀和采訪，了解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對一個專業作家來說是極為重要的。莫言自己回憶說：在報社，我與上上下下關系非常融洽，報社領導和同仁們都對我很好，給我提供過很多幫助，以致讓我不知道該感謝哪一個。

地域文化：文學創作的源泉

齊魯大地孕育了齊魯文化，而實際上齊文化和魯文化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與重規范，主張中庸平和，子不語怪力亂神相比，齊文化更崇尚思想自由，尊重異端邪說，甚至敢于任其鬼怪之說泛濫，開放包容，狂放不羈，充滿浪漫主義色彩，表現出開放曠達的輝煌氣度。這顯然是一種更有利于文學發展的文化。高密居“齊地”腹部，民間文化有著濃郁的齊文化色彩。莫言在濃郁齊文化耳濡目染、潛移默化的熏陶中長大，浸潤高密東北鄉每一寸土地的齊文化氣息，在他的生長期遺傳到基因里、融入到血液里、銘刻在腦海里，成為他感知世界的初始方式和創作源泉。齊文化為他提供了豐厚的文化底蘊，濃烈的文化氛圍，從而為他一生的文學創作奠定了基調。

諾貝爾獎委員會給莫言的頒獎詞是：“將夢幻現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高密的傳統文化中有歷史名人鄭玄、晏嬰、劉墉，謂之“三賢”；還有藝術方面的泥塑、剪紙、撲灰年畫和茂腔，謂之“四寶”。歷史傳說中有孫文抗德、“孫家口伏擊戰”和“公婆廟慘案”、“野人”劉連仁的故事等。至于那些稀奇隱晦的神話鬼怪傳說、民間故事，加上祖祖輩輩延續下來的風土人情、生活習俗以及地方文化特性濃厚的各種人物和他們的故事等等，更是形形色色，無窮無盡。莫言充分利用這一得天獨厚的優良文化氛圍，掌握了大量的創作素材，從中吸取營養，爛熟于心，融會貫通，為我所用，成就了自己獨具特色的文學傳奇。

一個人出生的家庭和所處的“大環境”無法選擇，不可改變，但有些“小環境”是可以選擇和改變的。“小環境”對人具有重要作用，人也可以“反作用”于“小環境”。莫言其實就是駕馭環境的高手，他在環境面前的選擇和處理人與環境關系的方法，對我們有著啟發和借鑒意義。

善于利用環境

為了使自己更好地生存與發展，有時候要利用、適應“小環境”。一個人置身部隊，屬于個人支配的時間是比較多的。莫言充分利用這一特別長的時段，夜以繼日地刻苦學習文化，閱讀文學名著，并開始了艱苦的文學創作。在軍藝學習期間，有恩師指點，有寫作競爭的氛圍。面對天賜良機，莫言白天聽課，晚上寫作，于是有了成名作《透明的紅蘿卜》和《紅高粱》等多部作品的問世。他的創作當時呈“井噴”狀態，兩年寫了上百萬字。在檢察日報社，莫言十分珍惜那段人生積累與文學創作的“黃金歲月”，勤奮筆耕，寫出了長篇小說《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勞》等三部長篇小說，還有大量中短篇小說、散文和戲劇等，收獲頗豐。

及時更新環境

一個人通過主觀努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乃至更新“小環境”，尋求更為有利的成長空間。莫言在家鄉煎熬了21年，度過了他苦難的幼童時期和在生產隊勞動、到棉油廠打工的艱苦歲月。為了改變不幸的命運,實現自己“一天三頓吃餃子”的作家夢，他費盡周折，克服重重阻力于1976年參軍入伍，經歷了一次人生的大轉折。倘若沒有20多年在部隊的學習與歷練，可能就不會有今天的莫言。

在《豐乳肥臀》引起軒然大波之后，經歷了尖銳的批判、無力的辯解，參軍21年的莫言覺得該離開原來的環境了。他于1997年主動提出轉業的請求，很快就被批準，到了檢察日報社工作。另外，部隊作家身份使得他無法以個人身份自由地出訪西方國家，更好地進行民間文學的交流，也是莫言轉業的一個原因。至于后來從報社又調到中國藝術研究院文學院，則無疑是為了更好促進其文學事業的發展。

身處逆境不氣餒

人生不可能總是一帆風順，有順境也會有逆境。那么，能否經得住逆境的打擊，是成長道路上的嚴峻考驗。莫言“少時輟學牧牛羊”，失去了接受基礎教育的機會，所受的苦難比同齡人要多。在高密東北鄉忍饑挨餓、落寞孤獨、屢遭歧視，使他遭受了心靈的創傷和刺激，極大地影響了他未來的生活與文學創作。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段特殊經歷，也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昏暗時光。面對不幸和苦難，莫言沒有怨天尤人，自甘沉淪，而是把惡劣的環境當做上帝的恩賜和寶貴的財富，憑著堅定的信念和堅韌的毅力，在勞動之余勤奮刻苦地學文化、讀名著，如饑似渴地聽故事，在廣袤的原野上展開了想象的翅膀，為將來的文學創作打下堅實的基礎。當初他既愛又恨的高密東北鄉，最終成為他文學的幻境、創作的根基。正所謂：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搖籃。

上世紀九十年代，莫言傾力“打造”的《豐乳肥臀》在《大家》雜志發表后，引起強烈反響，同時也遭到不少人的攻擊謾罵，深陷非議泥沼。“商業”的初衷栽到莫言頭上,甚至被扣上了反動、反黨的“大帽子”，他被迫違心地寫檢查及寫信去阻止自己的作品出版。面對《豐乳肥臀》給他惹來的麻煩和受到的不公，他默默忍受，心地坦然，始終堅信自己寫的是一部神圣莊嚴的作品，相信《豐乳肥臀》在被罵過之后仍然還會在讀者中流傳，遲早會有公正的讀者和文學評論家發現《豐乳肥臀》的價值。歷史已經證明他的自信是正確的。

（山東高密市稅務局   梁守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