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嚴昭柱（《文藝報》原副主編、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群山》以馬文瑞在西北的革命生涯為中心，還描寫了大量的歷史人物。這些人物，有革命領袖，有基層的干部和戰士，還有甚至記不得姓名的老百姓，雖然都著墨不多，但幾筆勾勒，幾筆點染，便栩栩如生。特別是對劉志丹、謝子長等西北革命領袖的描寫，是其他書籍少有寫到的，具有相當珍貴的史料價值。就是那些讀者已經非常熟悉的革命領袖，如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彭德懷、王震等，由于是寫馬文瑞與他們的直接交往，寫馬文瑞對他們的觀察、感受和印象，因而便具真實性和親切感。作品對人民群眾的描寫，同樣是親切感人的。特別是姜家兄弟的母親——那個掩護馬文瑞等人脫離險境而自己被敵人拷打的剛強老人，還有那個在危難中讓馬文瑞上炕睡覺、給他煮南瓜吃、在雨中趕來送草帽的滿臉皺紋的老人，還有那些在敵人槍口下搶回革命烈士遺體的群眾，還有那個怕“紅軍爺爺”受凍、跑著送來羊毛襪子的小女孩，都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和那飽含深情的感慨——“革命在最困難的時候，多虧了人民的支持”——一起，給我們的心靈以巨大的支持——一起，給我們的心靈以巨大的情感沖擊，使我們領悟到遠比時下的生命意識、性欲沖動深刻得無法比擬的人生哲理。

《群山》曾這樣描寫西北的莽莽群山:四周是無窮無盡的山巒，那萬千的溝壑與梁峁，仿佛從天而降的滔滔洪波，突然因某種神奇的力量作用，而凝固下來了。那是何等的宏偉壯觀！……這是天底下最能代表中華民族氣質與風采的自然景觀……每一道溝壑和溪流，每一座山梁和山峁，都象征著一個村莊或一座城鎮；每一棵草，每一株樹都象征著黃皮膚的男人和女人。看起來獨立不群，其實又緊緊地凝聚在太陽照耀之下。整體來看又像一顆碩大無朋的沉思著的溝回曲折的大腦，無時無刻都在閃爍智慧的光輝。憑著這種力量和智慧，老一輩革命家已經奏響了民族復興輝煌的理想華章，我們的使命是要繼續前進，使理想進一步向現實轉化和飛躍。我想，這就是《群山》給我們最深刻有力的啟示和激勵吧。

原載于《群山》評論集——《群山回響》

《民族復興的華彩樂章》之第三部分

第62章：張云逸一直笑瞇瞇地聽大家爭論并不插話。顯然，他對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態度，已經是略知一二

 宜川城里，駐守西北軍一個營。國民黨的縣政府很反動。兩者無視“協議”狼狽為奸，逮捕關押了一批共產黨員。馬文瑞得知這個情況后，便下決心爭取西北軍那個營能夠同情革命，然后再通過他們施加壓力，迫使縣政府放人。

 據了解，這個營的營長叫陳玉璧，是榆林縣鎮川堡人，黃埔第四期學生，同劉志丹是同學。馬文瑞在米脂三民二中讀書時，他曾擔任過體育教師。俗話說：“親不親，鄉黨分。”馬文瑞親筆寫了一封信，派人去聯絡。派去的人回來說：“那家伙很反動，根本不認你這個共產黨老鄉，我說了老半天，他連個回信也不寫。”馬文瑞一聽，不服氣，決定自己親自帶人到宜川城里去做工作。就在這時候，接到了一項新的重要任務。

 原來，中央紅軍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會師后，紅軍人馬大增，供給有了問題，連吃飯穿衣都有困難。這時，敵人大軍壓來，為了躲開重兵，開辟新區，中央決定再度東征。于是派后方參謀長張云逸帶一部電臺，來到延川做渡河準備，馬文瑞、邵式平、戴季英也參加此項工作。

 接到任務后，他們來到緊靠黃河的延水關村住下來，和地方黨組織一道，發動群眾，開展工作。不料，剛過了兩三天，就傳來了“西安事變”爆發的消息。

 那天上午，張云逸興奮地操著濃重的廣西話對大家說：“哎呀，發生大事情了！”

 馬文瑞問：“什么大事情，叫參謀長這么高興?”自從那次撤離瓦窯堡認識張云逸后，他就很喜歡這個性格幽默的老同志，覺得他人很樸實，沒有一點架子，說起話來總是樂呵呵的。

 “大事情，大事情，這可真是天大的事情！”大家被他弄得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他才神秘地說：“昨天夜里，西安張學良和楊虎城把蔣介石抓起來了！”

 “是真的嗎?”

 “這還有假，軍委剛才來電報通知我們的。這個消息，眼下恐怕全世界都知道了！”

 戴季英因錯誤“肅反”被撤了職，情緒本來不高，一聽說“西安抓了蔣介石”，一下子來了勁頭兒，說：“參謀長，發生了這么大的事，咱可得喝酒慶賀呀！”張云逸說：“應該，應該，可到哪里去搞酒呢?”他的眼光望著馬文瑞。馬文瑞說：“讓我試試看。”說著拿上一只搪瓷缸，出門走到一戶熟悉的老船工家里。他知道長年累月在黃河上擺渡行船的老艄公，腰間總有一個裝燒酒的酒葫蘆。果然，不費多大勁兒，就找到一缸子燒酒。大家喝著酒，熱烈地議論著應該如何處置蔣介石。

 馬文瑞平時滴酒不沾，今天心中太高興，也乘興喝了兩口酒，有些興奮地說：“西安捉了蔣介石，等于搬掉了擋在抗日統一戰線道路上的一塊絆腳石。東北軍和西北軍再也不必偷偷摸摸和我們搞統一戰線了，可以公開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逼蔣介石表態同意。這樣，對我們在全國推行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有利，也有利于蘇區的鞏固和發展。”

戴季英一聽，急了眼，把酒缸子往桌上一蹾，紅著一雙眼睛說：“我看首先應當公審蔣介石，槍斃蔣介石！”

 邵式平也說：“是的，蔣介石叛變革命，屠殺共產黨員，‘圍剿’紅軍，是千古罪人，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抓住而又不殺，就不如不抓了。”

 張云逸一直笑瞇瞇地聽大家爭論，并不插話，也不明確表態。顯然，他對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態度，已經略知一二。

 馬文瑞聽了那兩位的意見后說：“主張殺蔣介石我不反對，但什么時候來殺，得慎重考慮。”

 “什么慎重不慎重，我看對蔣介石這樣的人，關鍵是要快殺，不然夜長夢多，一旦放虎歸山，必定后患無窮。”

 那天中午，他們幾個人在黃河畔上熱烈地爭論著。他們并不知道，他們所爭論的問題，正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們在保安的紅石窯里，熱烈討論著的問題。也就是在這個時刻，毛澤東和黨中央從全民族的利益出發，正確地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高瞻遠矚地作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英明決策。實踐證明，毛澤東、黨中央的主張是正確的，因為如果殺掉蔣介石，會爆發內戰，繼而出現軍閥混戰的局面。那樣一來，客觀上將有利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蔣介石被迫接受中共中央“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正確主張。1936年12月17日，駐守延安的東北軍奉命撤出，紅軍隨即駐防于此。在此期間，東北軍、西北軍駐防陜北的部隊撤走了。1937年1月13日，毛澤東率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機關進駐延安。但有些縣城里還是國民黨的天下，宜川縣國民黨縣政府仍然關押著我們一批同志。馬文瑞分析了當時的斗爭形勢，派王秉章前去交涉，才把我們的同志放了出來。有個縣蘇維埃主席姓趙，長期囚禁，快被折磨死了，放出來時連路也不能走，被人用擔架抬著。這個同志握著馬文瑞的手，激動得不知該說什么，老半天才說：“感謝組織營救我們出獄。”馬文瑞說：“老趙同志，聽說你被捕后，堅強不屈，一直在獄中堅持同敵人斗爭，我代表黨組織感謝你，你為黨和人民爭了光。”被營救出獄的同志都很感動。經過獄中的磨煉和考驗，這批同志成了更加堅強的革命者。

 白軍爭取工作圓滿結束后，馬文瑞回到陜北省委。這時毛澤東和黨中央已遷駐延安，中共陜北省委遷往距延安城六十多里的蟠龍鎮。當時，郭洪濤已調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由馬明方擔任中共陜北省委書記。

 馬文瑞在蟠龍鎮見到馬明方，兩人都非常高興。“唉呀，早就聽說你要回來了，就是只等不見！”“宜川縣有幾個被捕的同志，剛交涉把他們營救出來。”當攜手從陜北革命最艱苦的歲月里，舍生忘死走過來的革命戰友又得以重逢，真是不勝欣喜，感慨萬分。陜北特委的“二馬”又見面了！兩個人握著手，心情都有些激動，反而無話可說。馬明方看到如今自己面前站著的這個比自己小七八歲的馬文瑞，已經完全成長為一個老練成熟的黨的領導干部。他那當年學生派的年輕而英俊的臉上 已經被風霜雨雪磨煉出一種工農干部式的粗獷而深沉的表情。更有趣兒的是上唇也已經有了黑黑的一抹胡碴子，給人暗示出一種不可抗拒的男子漢的力量。馬文瑞的眼里，這位他一直很信賴的兄長式的同志，顯得有些蒼老憔悴。但他的目光，依然還是那么聰慧、堅定而樂觀，總給人一種胸有成竹的感覺。馬文瑞心中突然涌起這樣一個奇怪的念頭：這個同志，他的精明天資和沉穩個性，使他在復雜的黨內斗爭中，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和正確的態度。這一點在他看來，很是難能可貴的。

省委的同志們聽說馬文瑞回來了，紛紛前來看望。在艱苦卓絕的戰爭年月里，幾乎每天都有人流血犧牲，革命者每時每刻都可能獻身革命。因此，戰友和同志的久別重逢就顯得像過節日一樣重要。于是，那個寒冷的陜北早春的夜晚，同志們興致勃勃地一直拉談到深夜。“馬文瑞同志，聽說你還只身進過一次延安城，同東北軍的一個團長長談過一次，那個團長長得什么樣子?”“聽說你交了不少東北軍的朋友，連他們的營長都聽你指揮，真有這事?”“延長縣有個西北軍的連長抽大煙，讓你訓得頭也抬不起來，這是真的嗎?”人們七嘴八舌，問長問短。馬文瑞萬萬沒有想到，原本默默無聞的白軍爭取工作，竟然在蘇區產生了這么大的影響。再下來，他幾乎聽不清人們的話題，只感到人們相互間的心心相印。處在那種熱烈而親近的氣氛中，表面上依然保持著往日平靜的馬文瑞，心里卻十分感動。這種同志加兄弟式的溫暖，使他產生一種回到久別的家一樣的感覺，體會到和親人重逢的氣氛。窯洞、熱炕和春風拂面一樣的輕聲交談、噓寒問暖和充滿真誠情誼的目光，使他周身的熱血都舒緩地流淌著，一切郁悶、委屈和因艱苦工作帶來的倦怠以及長途跋涉造成的疲勞統統煙消云散了，只有一種安全感，一種幸福感，一種處在信任和友誼包圍之中的寬慰，一種革命同志團結友愛的神奇的力量。他感到，在這樣的氣氛中，每個人的靈魂，都經過友愛的洗禮，會變得很單純、很干凈的，頭腦里種種個人主義和非無產階級思想的銹斑會自行脫落，而被鍍上一層純金的顏色。這種人際關系，只有在革命隊伍內部才可能有的，只有在黨內生活很正常的情況下，才可能出現。

 第二天早晨，當馬文瑞與馬明方在蜿蜒東去的蟠龍河畔迎著朝陽散步時，那種溫暖的感覺仍然保留在心中。他們注意到了腳下的這條小河，它被嚴寒封凍著，但汩汩的流水卻從堅冰下面發出悅耳清響。他們誰也不說話，一邊邁步朝前，一邊傾聽著河水流淌發出的聲音，那是最真實最動聽的音樂，只有從艱辛和坎坷中過來的人們才能聽得懂，才會被它感動。

 “文瑞，你對今后的工作有什么想法?”

 “有可能的話，我想離職到中央黨校學習一段時間。我覺得自己已經做了多年實際工作，雖然也注意學習，但理論水平不高，很有必要靜下心來系統地學一學馬列主義理論。”

 “這個想法不錯，”馬明方說。他的聲音突然低沉下去，臉色變得很蒼白，咬緊牙關，顯出很痛苦的樣子。馬文瑞忙扶住他，知道明方的胃病又犯了。好些年了，他有病就這樣硬拖著。馬文瑞突然想起了郭滴人……便擔憂地說：“明方呀，你的病可不能再拖了，得找個好大夫，或是到外面去徹底治療。不然拖下去可不是小事情。”馬明方用雙手按著肚子，強打精神說：“不要緊，我這是老毛病了，一著涼就發作，過一陣子也就沒事了。”

 馬文瑞不無埋怨地說：“不是沒事了，病根子實際還在。經過治療，除了病根兒，再投入工作也不遲嘛。”

 馬明方點點頭說：“好吧，我瞅個機會。”

 兩個人并肩慢慢走去，開始誰也不再說話。堅冰下面的流水依舊汩汩地流淌著，他們卻聽不見了。流水的歌唱對于革命者來講，顯然屬于超越現實的音樂。當他們討論著現實問題的時候，他們的感覺和思維是屬于現實的，任何富有浪漫色彩的自我意識，都頃刻之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忽培元，祖籍陜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傳記文學創作與研究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散文學會理事、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書畫院副院長。現任國務院參事。主要作品有文學傳記：《蒼生三部曲——群山、長河、浩海》《耕耘者——修軍評傳》《百年糊涂——鄭板橋傳》《難忘的歷程——延安歲月回訪》《劉志丹將軍》《謝子長評傳》《閻紅彥將軍傳》等；長篇小說《雪祭》《神湖》《老村》《鄉村第一書記》；中篇小說集《青春記事》《家風》，中短篇小說集《土炕情話》；散文集《延安記憶》《人生感悟》《毛頭柳記》《大慶賦·鐵人銘》《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記》《秦柏風骨》《山秀珍》《義耕堂筆記》；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和詩集《北斗》《開悟集》等。《群山》《耕耘者——修軍評傳》分獲第一屆、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長篇）；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獲中華鐵人文學獎。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在國外出版。 反映當代生活的長篇小說力作《鄉村第一書記》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編成同名電視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