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嚴昭柱（《文藝報》原副主編、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群山莽莽的西北革命根據地，曾與中央蘇區遙相呼應，與其他革命根據地一起，鑄成工農武裝割據的星火燎原之勢。后來，它又為萬里長征的中央紅軍提供了落腳點，迎來黨中央，成為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對轉變中國人民的歷史命運起了重大作用。因此，西北的群山是神奇而神圣的，不但長期引起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關注、向往，而且持續不斷地引起文藝工作者的美感激情和歷史思索。且不談詩人的吟詠或豪唱，單是敘事性文藝作品就出現了不少思想藝術質量上乘的力作。這些作品，不論是50年代的長篇小說，如柳青的《銅墻鐵壁》、杜鵬程的《保衛延安》，還是90年代以來的《巍巍昆侖》為代表的影視作品和類似題材的紀實文學，都是描寫黨中央到達陜北以后，特別是描寫毛澤東同志轉戰陜北、指揮全國解放戰爭的歷史畫卷的，而表現西北革命的歷史發展過程的作品，則為數不多。這方面的作品，繼1979年出版的李建彤的紀傳體小說《劉志丹》之后，筆者又讀到新近出版的忽培元的長篇傳記文學《群山——馬文瑞與西北革命》(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深感其獨特的思想認識意義和審美價值，覺得應該向廣大讀者加以推薦。

       《群山》所描寫的，是馬文瑞同志在西北的革命生涯。同時它也就從這樣一個獨特角度，講述了西北革命發生、發展的歷史全程。這無疑豐富了我們對西北革命的了解。不過，《群山》的價值，并不僅僅在于這種史料的價值，而更在于歷史本身的意義以及它對于今天現實的意義。在改革開放、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大業的今天，我們應該如何正確認識和對待革命歷史和革命傳統?這是一個非常現實、非常尖銳的問題。近年來，一些人搞所謂“政治激進主義批判”，提出“告別革命”的口號，把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乃至舊民主主義革命都統統加以否定，在知識界一部分人中引起了相當程度的思想混亂。在這種情況下，寫作和出版《群山》這部長篇傳記文學，就不僅是對歷史的緬懷，而更是對現實的感應了。西北人民不革命就沒有活路。年僅15歲的學生娃馬文瑞親眼看到，青年農民馮二“整天像牛馬一樣替財主家拼命干活，卻無法給自己失去勞動的老母帶來起碼的溫飽”。在西北遭受大旱的1929年，17歲的共產黨員馬文瑞又親眼看到，一方面是民眾在饑餓的死亡線上掙扎，另一方面，“大量的糧食在地主的糧倉里存著”，不僅不救濟災民，反而趁火打劫，發家暴富。“那些大地主往往借名‘籌賑’以自肥。中小地主則乘機貴賣糧食，賤買土地，躍上大地主的階層。農民對他們恨之入骨，但又無可奈何。”要打碎這個不合理的世界，鏟除剝削的壓迫，使勞苦大眾過上好光景，就只有走革命的道路。這是西北革命興起的最深刻的根源。正是面對這樣嚴酷的現實，馬文瑞在為勞苦大眾謀利益的思想驅動下，由一個進步學生走上革命道路，在斗爭中成長為共產主義戰士。這不僅有力地說明了西北革命的合理性、必然性、正義性，也有力地說明了革命者的磊落和崇高。正是出于為勞苦大眾謀利益的崇高思想，馬文瑞在革命斗爭實踐中不斷提高著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才能才干，創下了一個又一個輝煌的業績。1928年，在白色恐怖中，16歲的馬文瑞裝成啞巴，只身闖進敵人戒備森嚴的米脂城，取出了中共陜北特委的重要文件。1929年，他提議并參與組織了大規模的饑民斗爭，四五千農民大鬧綏德城，震撼了陜北大地。1933年，他僅帶一人，連續一天一夜翻山越嶺，追上鬧分裂而出走的一支部隊，把他們重新帶回革命道路。1934年，他正在成功地開展著民運工作，該部突然調往西安，他硬是憑著兩條腿，急行軍十多天追上這支騎兵，拉出了一個排投奔革命。1935年，他受命帶領一支短小精干的武工隊，到四面是敵的東部地區開辟新區，他卓有成效地工作，不到半夜便成立了陜甘邊東地區革命委員會，還建立了一支革命武裝，開辟了幅員縱橫200余里的紅色根據地……僅舉這些事例，即可見到這位傳奇式革命英雄智勇雙全、文武兼備的風采。閱讀《群山》，你更可以了解馬文瑞深入細致地聯系群眾的工作作風。他更是一個深受人民愛戴的群眾領袖。《群山》用一支平實而不乏細膩的筆，為我們塑造了真實感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馬文瑞同志的光輝形象，并通過這個形象顯示了中國革命最深刻的根源和最深厚的力量，歌頌了老一輩中國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為人民的崇高思想品德。西北革命的光輝歷史，雄辯地駁斥了“告別革命”的謬論，昭示我們在今天繼承老一輩為人民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的光榮革命傳統，在改革開放條件下再創新的輝煌業績。再如果輕信了那種“告別革命”的讕言，就會墮入極端個人主義的泥坑；在市場經濟體制搞“一切向錢看”，這必然會把我們的國家引向災難。我想，這是《群山》首先的重要思想價值所在。

原載于《群山》評論集——《群山回響》

《民族復興的華彩樂章》之第一部分

第60章：葉劍英看得很高興，對馬文瑞說：“你們搞的這個市場可不簡單，連賣東西的老百姓都幫我們做工作”

 如何使外圍宣傳更加卓有成效? 如何在紅軍與東北軍之間建立起一種對雙方來講都很有吸引力、又便于開展爭取工作的聯系?馬文瑞苦苦思索著這個問題。

 安塞東北軍工委，駐在縣城下川的一個村子里，離東北軍封鎖著的邊界很近。通過前一時期的接觸，馬文瑞發現這些被蔣介石派遣來封鎖“圍剿”紅軍的東北軍，自己的軍需物資反倒比紅軍還要緊張。他從士兵們的口中了解到，由于戰線拉得太長，交通又不便，加之蔣介石有意克扣軍餉，東北軍當時的處境很困難。他們不光是服裝換季成問題，連吃飯也成了問題。陜北地區本來就貧窮，加之他們所到之處，老百姓跑的跑，躲的躲，還實行堅壁清野，把一切有用的物資全都轉移到山里埋藏起來了。沒有糧食，沒有蔬菜，肉食更是缺乏，許多人沒煙抽，馬匹的飼草更是成問題。馬文瑞召集全體工作人員開會，說：“我想，咱們可以在邊界地帶建立市場，派駐辦事處做工作，歡迎東北軍來收購柴草、蔬菜、肉蛋、糧食和日用小百貨，官兵都可以來，利用這種特殊場合進一步開展我們的爭取工作。”大家都認為這個辦法好。方案拿出來送給葉劍英（時為駐安寨的中共東北軍工委負責人）審批后，他們立即著手在磚窯灣和河莊坪分別辦起了兩個市場，還派出了辦事處。通過市場貿易來搞爭取工作的威力很快就體現出來了。

 河莊坪是安塞與延安之間一個較大的村子，原本不上百戶人家，眼下卻空前熱鬧起來。安塞東北軍工委辦起的新市場首先得到群眾的支持。聽說集市是紅軍設立的，上下川幾十里內的老百姓都聚集到這里來賣東西。人們對紅軍很信任，在紅軍立起的集市上賣東西，心里感到靠實。就近駐扎的東北軍正愁軍需困難無從解決，就派人前來買東西。漸漸地，也有三五成群的士兵前來逛市場，工委辦事處的同志們便乘機開展爭取工作。他們在市場最熱鬧最引人注目的十字路口上刷寫一條標語口號：“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打回老家去！”進入市場的人一眼便能看到這條標語。東北軍的官兵們看了，就像用一根火柴點燃了埋藏在他們心底的愛國熱情和復仇的火種。馬文瑞注意到了，許多采買東西的軍需官和逛市場的士兵，立在這條標語下，失神地望著東北的方向。他們顯然是想起了自己那被戰火吞沒了的故鄉和在日本鬼子的鐵蹄蹂躪下的親人。他們正愣著，就有人把一張油印的傳單悄悄塞到他們手中了。那是工委印制的宣傳“統一戰線，聯合抗日”主張的宣傳品。其中有中共中央的公開宣傳品，也有馬文瑞親自起草的文章。有一份傳單是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聯名發出的《紅軍愿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告東北軍全體將士書》。兩個東北軍的軍需官拿著傳單念道：“蔣介石要消滅東北軍，東北軍的出路在哪里呢?打紅軍是東北軍的出路嗎?進攻蘇區是東北軍的出路嗎?不是的，這不是你們的出路，而是你們的絕路……東北軍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強盜，是賣國賊頭子蔣介石，所以抗日反蔣是你們唯一的出路。”他們兩個念著，不知不覺周圍就圍了許多東北軍士兵和趕集的老鄉。一個老鄉說：“這單單上說的，句句在理。是什么人說出這么中聽的話?”東北軍士兵們聽了，個個低頭不語。可見 連賣東西的老百姓，也成了紅軍的義務宣傳員。

 這天，葉劍英和馬文瑞帶著紅軍文工團到市場上來演戲。演出之前，他們一道在市場上轉著看。這時候，有一個東北軍的軍需官迎面走過來。身邊一個賣肉的老鄉很神氣，他剃著光頭，穿著一件新縫的白汗褂，煙袋鍋斜插在褲腰帶上，像武裝工作隊員腰里別著一枝手槍。見那個軍需官一眼盯著他的豬肉走過來，他故意用手中的尖刀拍打著吊在肉架子上的那扇豬肉說：“豬肉賤賣。”那個軍需官走過來問：“一斤多少錢?”賣肉的老鄉說“旁人割一斤十吊錢，你們隊伍上的割一斤，我只收五吊錢。”軍需官聽了很高興，又有些奇怪地問：“為什么?”老鄉說：“聽說你們隊伍近來不打紅軍了，預備調轉槍頭子去打日本人，那半斤豬肉，我就不要錢，送給弟兄們吃了好上戰場。”軍需官很感動，急忙說：“那敢情好，我割十斤肋條肉。”老鄉二話沒說割下一塊子肉，鉤在秤上稱了稱，秤桿揚得停不住錘，便說：“高些吃嗑。”軍需官感動地付了錢，提著豬肉又去買別的東西了。

 葉劍英看得很高興，就對馬文瑞說：“你們搞的這個市場可不簡單，連賣東西的老百姓都幫我們做工作。”

 馬文瑞說：“這一帶的老鄉，多數心向共產黨。我們要求各級地方黨組織，都要積極做爭取東北軍的工作。”

 葉劍英說：“你們這個辦法好。我要給恩來同志建議，推廣你們的工作經驗。”

 兩人正說著話，就聽一陣鑼鼓響，掀起興奮的波瀾，人們奔走相告：“快去看，紅軍文工團來演戲啦。”“一定又是宣傳打日本的。”“走，咱們去看戲。”

許多穿著軍服的東北軍官兵和老百姓，大家來到臨時搭起的戲臺下。見一個穿灰軍服的女文工團員走出來報幕，隨后幕布拉開來，是許多人站著大合唱。前面還有一男一女領唱，唱的第一支歌竟是《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一曲終了，臺下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掌聲。葉劍英說：“馬文瑞同志，你發現了吧?鼓掌最賣力氣的，還是東北軍的弟兄們。這支歌實在太好，比我們講多少道理都強。”

馬文瑞顯然也很興奮。他想不到，一首歌竟有如此神奇的魅力。這時，人群里突然爆發出一聲高喊：“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人群高呼著。

 “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

 “打倒日本狗強盜！”

 “打倒日本狗強盜！”

 馬文瑞看時，帶頭喊口號的人，竟然是那天在山頭哨所里認識的“大驢子”，站在他身邊的老李頭和孫猴子也因激動而滿臉漲紅著。原來，經過一段時期的培養，老李頭和另外幾名傾向革命的東北軍士兵已經秘密加入共產黨。馬文瑞忙從人群里擠過去，那個性情暴躁的大驢子，一見馬文瑞，握著他的手焦急不安地說：“老馬呀，你們紅軍的主張好，我們服，就是那些當官的，他們怕蔣介石，這該怎么辦?”馬文瑞看著他身邊另外那一老一少兩個人，小聲說：“你們在士兵中多宣傳、多聯絡些人，官長自有辦法。”那個大驢子一聽，急著高聲說：“我們的當官的，他娘光顧自己往上爬，早把家鄉忘了。”不料這話讓不遠處一個軍官模樣的人聽見了。他手里攥著馬鞭子，一臉不高興地擠過來，怒氣沖沖地盯著大驢子，老半晌兒才用滿口的奉天話說：“誰說老子把家鄉忘了，你以為就你愛國?告訴你，當官的也是人，打日本的決心不比你們小！”他正說著話，人群外替他牽著馬的勤務兵喊道：“方團副，咱們快趕路，開會時間要過了。”那個方團副這才丟下大驢子，擠出人群走了。大驢子瞅著他騎馬遠去的背影，高興得直拍大腿。老李頭低聲說：“方團副當眾表態要抗日，這可是一件大好事兒呀！”

 馬文瑞過后立即派人了解方團副的情況，重點做他的爭取工作。方團副思想進步很快，替工委做了不少工作。經過一段時間培養，他秘密加入了共產黨（此人以后表現不好，被我黨放棄）。

 河莊坪市場，很快引起了國民黨特務的注意。延安城里的國民黨縣長高錦尚是個反動家伙，此人是米脂人，曾上過黃埔軍校，是個革命的叛徒。一天夜里，他派人抓走并殺害了安塞東北軍工委駐河莊坪辦事處的工作人員，搗毀了市場。馬文瑞得到消息，立即帶人趕去，同敵人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很快又恢復了市場。

 隨著爭取東北軍工作的不斷深入，馬文瑞感到光搞外圍宣傳和在士兵、下級軍官中做工作已經不夠。當時延安城里駐著王以哲軍的一個團部，馬文瑞決定深入到延安城里去做團長的爭取工作。

 這天黃昏，他化了裝，騎著騾子只身來到延安城下。站崗的哨兵正要關城門，見有人要進城，便把槍一橫說：“進城干什么?”馬文瑞說：“找人。”哨兵又問：“找什么人?”還沒等馬文瑞說話，方團副的勤務兵便跑過來了，說：“你們有眼不識泰山，這是方團副請來的客人，酒席擺下，一圈坐著，等著人家去吃哩。”哨兵忙收起槍，勤務兵便領著馬文瑞進了城。

 兩人趕到團部，方團副和那個姓王的中校團長果然等在那里。只是并沒有備什么酒菜，只是泡好一壺茶，點著一盞油燈的方桌上還擺著一碟炒南瓜子。馬文瑞和王團長面對面坐在桌子旁，秉燈暢談直到深夜。團長見了馬文瑞，很熱情，顯然已經聽過方團副介紹的一些情況，因此一見面，就握著馬文瑞的手，很真誠地說：“唉呀，你們共產黨、紅軍了不起！如此艱苦還不忘抗日救國，真是可歌可泣，可歌可泣。”

馬文瑞說：“咱們都是中國人，在團結抗日這個大前提下，紅軍和東北軍更是一家人。家里如今闖進來個東洋強盜，咱們就要扭成一股勁兒，把這個強盜趕出去。”

 王團長說：“那是，那是，你這個話，講得一點沒錯。”

 “可是強盜進了門，有人卻不懷好意，叫咱們丟下強盜不打，而打自家人，你說這是個什么道理?”

 “唉，這個道理我們也想不通。”

 “結果怎么樣呢?你們東北軍到西北‘剿共'兩個多月時間，在勞山、榆林橋、直羅鎮三次與紅軍作戰，三戰三敗，損失近三個師，兩名師長陣亡，七名團長或死或俘，這恐怕也是東北軍的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吧。尤其是你們的一O九、一一O師，素稱東北軍中之佼佼者，何立中、牛元峰兩位師長素為張學良器重。對于東北軍的損失，蔣介石不僅無關切之意，反而取消番號，核減軍餉……”沒等馬文瑞說完，那團長已是義憤填膺，再也坐不住，在地上來回地踱著方步。他突然停下來，面上兩道濃濃的劍眉立起來，說：“不瞞你說，俺們東北軍在西北，可受夠了窩囊氣！”

 “那么我們的毛主席提出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主張，團長贊成不贊成?”馬文瑞乘機問。

 “這個主張我擁護。”

 “說句心里話，我們紅軍根本不愿意同東北軍作戰。對俘虜東北軍的官兵也是格外優待。”

 “這個情況我已有所聞。”

 馬文瑞又說：“抗日不光是你們東北軍的事，也是共產黨和紅軍的事，是全中國軍民的事。只有全體中國人團結一致，才能夠打敗日本帝國主義。”

 王團長說：“停戰、合作抗日我贊成，只是……只是你們毛委員常敬奉些外國人，我想不大通。”

 馬文瑞明白，他所指的“外國人”，自然是馬、恩、列、斯了，便說：“我們共產黨人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的，馬克思、列寧是外國人，他們是外國人中的好人，他們的理論是正確的，是真理，對我們國家的民族解放事業可以起到好的作用。”

 王團長聽了，目光里仍然流露出不大信服的神色。

 馬文瑞便問：“你一定信奉‘三民主義’吧，那你應該是孫中山先生的信徒了。其實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學說，起先也曾參考外國人的東西。美國的林肯總統就曾經提出‘民有、民治、民享’。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學說就是從林肯的‘三民’思想中受到啟發的。可見信奉外國好的東西，并不是什么壞事情。”

 王團長聽得直點頭，心悅誠服地說：“嗯，是這么個理兒。”

 馬文瑞乘機說：“眼下據我們了解，東北軍的士兵中，抗日的熱情很高漲，但他們擔心你們當官的只聽蔣介石的話，把家鄉的父老鄉親忘記了。你們中高級軍官能不能把士兵弟兄們的抗日情緒報告張司令，好讓他同蔣介石講，東北軍的官兵都想打回老家去。”

 王團長聽了說：“這個話，我只能講給我們的王軍長。由他再報告張司令。”

 那一晚，兩人談得很上勁兒，不知不覺就聽到雞叫了。天快要亮時，馬文瑞才不得不告別那位性情豪爽又正直的東北軍團長。王團長親自把他送出城門，又派人把他一直護送到紅區與白區的邊界地帶。

 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努力，安塞東北軍工作取得了很大進展。不光是許多士兵和下級軍官接受了共產黨的停戰抗日的主張，連許多排長、連長、營長和團長也都對共產黨的主張心照不宣。到了1936年的八九月間，安塞、延安之間的數百里邊界防線上的碉堡和工事，實際上已經毫無用處。各村的赤衛軍和老百姓，公開有組織地敲鑼打鼓去扒碉堡、拆工事，東北軍的士兵也不認真阻攔。離安塞縣城不遠的地方駐守著東北軍一個營，營長姓陶。山野里的碉堡工事折完后，人們就動手扒縣城附近的工事。1936年8月間，葉劍英在給周恩來的一份報告中寫道：

 安塞川碉堡逼直拆到陶營附近（離城十里）。赤衛軍打起紅旗在扒工事。陶營士兵說：“老鄉，你們膽子真大！誰叫你們來拆碉堡?”群眾回答說：“你們要走了，讓我們拆掉不要緊。”

 哨兵說：“你們走開，我要打槍了！”

 老農說：“同志，槍打不得，你去問你們的陶營長，適才馬文瑞剛與陶營長談得起勁。”

 士兵果然去報告營長。陶乃禁止打槍，并請馬文瑞和群眾說話。馬說：“不要迫得太緊，等他們走后再拆。”足見陶營受革命的影響是比較深的。

 1936年10月5日，毛澤東、周恩來寫信給張學良，正式提出只要國民黨軍隊不向紅軍進攻，我們首先停止向國民黨軍隊的進攻，并轉告蔣介石即速決策互派正式代表，談判停戰抗日的具體條件。

忽培元，祖籍陜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傳記文學創作與研究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散文學會理事、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書畫院副院長。現任國務院參事。主要作品有文學傳記：《蒼生三部曲——群山、長河、浩海》《耕耘者——修軍評傳》《百年糊涂——鄭板橋傳》《難忘的歷程——延安歲月回訪》《劉志丹將軍》《謝子長評傳》《閻紅彥將軍傳》等；長篇小說《雪祭》《神湖》《老村》《鄉村第一書記》；中篇小說集《青春記事》《家風》，中短篇小說集《土炕情話》；散文集《延安記憶》《人生感悟》《毛頭柳記》《大慶賦·鐵人銘》《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記》《秦柏風骨》《山秀珍》《義耕堂筆記》；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和詩集《北斗》《開悟集》等。《群山》《耕耘者——修軍評傳》分獲第一屆、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長篇）；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獲中華鐵人文學獎。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在國外出版。 反映當代生活的長篇小說力作《鄉村第一書記》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編成同名電視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