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涂武生（《文藝理論與批評》雜志原主編、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原所長、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其次，《群山》運用了由小見大、寓大于小的藝術手法，將馬文瑞個人的經歷和活動作為線索，勾畫了從本世紀初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幾十年間整個西北的重大革命事件。讀者跟隨著馬文瑞的成長、成熟、成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經歷了國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等歷史時期中幾乎所有的巨變。例如，年僅14歲的馬文瑞是在北伐戰爭勝利和工農運動高漲的1926年秘密入團的。可是，不久就出現了“四·一二”的反革命政變和大革命的失敗，于是，他像陜北黨團委的許多干部一樣，便默默無聞地行進在“鬧紅”（地下革命工作）者的行列中。在參加米脂三民二中學生罷課上街游行示威后，16歲的馬文瑞又只身一人喬裝啞巴趕著一頭毛驢混入戒備森嚴的米脂縣城，取出了中共陜北特委的秘密文件。這里描寫的似乎都是馬文瑞個人經歷的小事，但在當時的革命環境中卻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許多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我們黨建立的初期都有過類似的經歷。馬文瑞參加西北革命的時期，正是整個中國革命從轟轟烈烈、熱熱鬧鬧的高潮階段猛然轉入殺氣騰騰、一片白色恐怖的低谷中。因此，他在當時感受的“一次次投入斗爭，一次次遭受失敗和挫折；一次次重新激發起革命的熱情，一次次再度陷入苦悶彷徨”，就是帶有普遍性的，反映了革命運動的風云變幻、曲折復雜。再如，在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影響下，以劉志丹為首的陜甘蘇區和西北紅軍中的一大批領導干部都被錯誤地劃定為“肅反”對象，有的倍受折磨，有的遭到殺害，給中國革命帶來了極為慘痛的損失。對于這一段歷史，我們以往所知甚少。《群山》并沒有回避陜北革命中的這一段“肅反”擴大化的災難，用了三章的篇幅描寫了馬文瑞如何蒙冤遭受迫害，戴上了十多斤重的土制腳鐐，關入到陰暗潮濕的窯洞里，前后20多天。直到毛澤東、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才把他們解救出來。這是馬文瑞的個人史，又是活生生、沉重重的黨史。還有，像延安的整風運動，毛澤東、黨中央轉戰陜北，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都是通過馬文瑞的親身經歷、所見所聞反映出來的。作者在書中并不是簡單地、枯燥地記錄和復述這些歷史事實，而是形象地、藝術地描繪馬文瑞作為一名黨的高級干部，在這些重要歷史事件中采取的態度、思考的問題和起到的作用。并且，還透過馬文瑞的眼睛和所思所想，向我們揭示了這些歷史事件的內在本質和應有的地位。

最后，我覺得《群山》這部作品還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特色，那就是把人和景結合得很好，溶為一體，情景交融。這里所說的“景”，不單單指自然地域景色，還包括歷史背景和社會環境。書中著重對傳主性格進行了多方面的、細膩生動的刻畫，同時又濃墨重彩地描畫了陜北高原的群山峻嶺、黃土高坡、“山舞銀蛇，原馳蠟像”。從書的“序曲”到“尾聲”、“后記”，都有不少西北獨特景色的描寫。作者不僅時時用那支優美多彩的筆，散文式地盡情贊美著陜北的山山水水，還常常不忘描寫的對象所處的地域環境和氣候變化。這樣，就讓我們看到了土生土長的馬文瑞，為什么能始終保持著與這片黃土山巒的血肉聯系，也讓我們看到一個“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這是第二次來到延安和陜北了，可能正是受到《群山》中描寫的感染和影響，從西安驅車一直到延安，又從延安乘車到榆林，沿途的景色對我來說比以往感到格外的熟悉和親切。坐在車里向窗外觀望著不斷流動的巍巍群山、片片黃土、層層溝壑、潺潺小河，總是情不自禁地聯想到馬文瑞和一大批曾經在這塊土地上生活過、勞動過、戰斗過的前輩們。每一座高高聳入云霄的山峰，都是一尊永垂不朽的雕塑，這是自然界的天地造化、鬼斧神工；然而，長眠于這片窮山惡水之中和走過了千山萬水仍然還在奮斗著的數不清的老黨員、老革命、老干部，應當說也是一座座經過時代風雨精雕細刻的永具魅力的塑像，他們需要、也應當再現于社會主義的文學藝術作品中。正如作者所說的那樣，這兩組群雕都具有“堅定不移、堅韌不拔、豁達大度、含蓄謙和，質樸雄渾、一往情深”的偉岸風范和高尚品性。也許，只有閱讀過《群山——馬文瑞與西北革命》這部作品的人，才會這樣觸景生情、浮想聯翩；而從未到過陜北這片黃土高原的讀者，就恐怕難以如此真切深刻動情地領悟這部著作蘊藏的涵義吧！作者在記敘馬文瑞的革命生涯時，每個時代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環境都交待得相當清楚明白，使讀者似乎也處在當時的氣候條件和政治氛圍之中；歷史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相結合和統一，紀實性與抒情性相結合和統一，這是一部個人歷史的真實記錄，又是一幅藝術地再現革命歷史的畫卷。

原載于《群山》評論集——《群山回響》

《群山》——不朽的雕像之第三部分

第58章：“紅大”成立集會上，毛澤東登臺演講。他顯得很興奮，雙手側后叉在腰間，很有氣勢地面對大家

 瓦窯堡初夏的黃昏是絢麗多彩的。夕陽紅紅的枕著西川盡頭隱約可辨的山梁，把滿溝川滿山坡的莊稼苗兒染成紫藍的顏色。天空中的幾團云彩，像幾塊燒紅了的炭，暗紅色透著青紫，涌動在天邊，不斷地變幻著形態，時而像幾只爬出海岸的大海龜，時而又像幾匹由沙漠瀚海中走來的駱駝什么的。天空中沒有一絲風。城門外河灘上，有許多人在散步。留剪發頭、腰間扎著皮帶的年輕的女同志們，則干脆脫了鞋，在清清的秀延河水中洗頭洗臉。她們深深地彎著腰，水波不動的河面，像明亮的鏡子，映照出她們美麗的笑臉。晚霞使得她們的臉色有些羞紅，顯得更加嫵媚動人。她們秀發烏黑，身材苗條，吸引了許多岸上散步的男同志。他們也是一些尚未婚配的年輕人，處在那種對異性的存在特別敏感的年華里。他們三五成群地說笑著，還不時有意無意地踢踢腳下渾圓的鵝卵石。“秀延河在它不發洪水也不干旱的季節里，是一條安詳而迷人的河。”他們中間有一個人說，仿佛是找到了一個理由，便大膽地把頭扭向河水那邊望去。然而他的眼睛并沒有落在河水中，而是盡在梳洗頭發的女同志身上瞅。另一位說：“河水再迷人，也沒有河里的姑娘可愛。”大家聽得小聲哧哧地笑，先前那一位卻紅了臉。河里的姑娘們很敏感，聽到岸上的人在笑，就覺得是與自己有關，不禁羞紅了臉，扭過身子，把扎著皮帶的背朝著岸上的人。不料這么一來又引發了一陣哄笑。她們的胸口便隨之跳得像裝了一只小兔子。

 岸上的那一伙散步的男青年，正覺得有趣，有人卻說：“你們別調皮了，秘書長和新上任的宣傳部長來了。”大家抬頭看時，果然見馬文瑞和另一個個子較小的同志并肩走過來。他們顯然也是來散步的。他倆的年齡，其實同那一伙青年差不多，不過也二十四五歲，但卻顯得老練成熟得多。他倆走過來，低頭談著話，并沒有注意到晚霞里秀延河畔的美景和男女青年的羞慕之情。他們正在討論根據地土地改革中的政策問題。他們對于在“左”的錯誤思潮影響下，把許多中農和富裕中農也硬性劃為富農、地主很有看法。認為即使對待富農、地主（除過那些罪大惡極者），也要給飯吃，給出路，教育爭取他們，使之不投向敵人。也許是他們討論的問題太嚴肅了，也許是他們分別所講的陜北和閩北的經驗和教訓，都使對方覺得新鮮，都受到了某種啟發吧，他們誰也沒有注意到有許多人，包括河里洗衣、洗臉的人們正在用一種敬仰的目光留意著他們。

 戰爭年月，革命的形勢每天都在發生變化。馬文瑞到陜北省委工作不久，賈拓夫調任關中特委書記，省委決定由他兼任宣傳部長。兩個月后，中央委派郭滴人擔任宣傳部長。郭滴人是福建人，是閩北地區早期革命領導人之一，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過，在閩北地區群眾中很有影響。郭滴人來省委工作，和馬文瑞住在一孔窯洞里。他們年齡相當，又有大致相同的革命經歷，很能談得來。每天黃昏，當緊張地工作了一天之后，他們喜歡利用晚飯后那一小會兒時間到秀延河畔散步，這是他們感覺最為愜意愉快的事情。他們的兩條腿，也許是日夜奔波慣了，只有在行走著的時候，才覺得周身舒服。他們在散步中總是伴隨著親切的交談。兩個人的性情都是謙虛溫和而不乏主見，屬于柔中有剛的一類。因此他們交談時，很少像同齡的年輕人那樣如入無人之境高談闊論，更少有爭論得面紅耳赤的時候。他們的談話總像平靜的秀延河水，娓娓道來，波瀾不驚。他們各自同中有異的革命經歷，正好造成了一種互補的機遇。他們的交談，也就往往成為一種交流和借鑒的過程。當夕陽沉落到西邊山梁背后的時候，暮色開始從原野的千溝萬壑之中涌起，聚合成越來越濃的夜幕掩蓋了山川、樹木、河流和莊稼，卻無法影響到他們熱烈的談興。這時候，他們便回到共同居住的那孔窯洞里，繼續著剛才的話題。那一段日子，除了緊張的工作，這種交談，使他們各自都感到獲益匪淺，也使過去相隔萬里之遙的革命者成為情同手足的革命同志。那時候，一些人的觀念中，還存在著狹隘的山頭主義思想，馬文瑞覺得這個山頭主義絲毫要不得。他很贊成毛澤東時常在演說里講到的“五湖四海”這個詞語。革命就是要搞五湖四海，不能搞孤家寡人。這種認識使他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能和同志（包括那些整過自己的人）搞好團結。后來，郭滴人不幸病故。馬文瑞很悲痛，心中時常惦記著他。1992年他到福建閩北視察工作，還特意拜謁了郭滴人的陵園。他對同志和戰友的深情至誠，由此可見。在瓦窯堡工作的日子里，最難忘的還是聆聽毛澤東演講。紅軍東征歸來后，為了培養軍隊干部，中央決定在瓦窯堡創辦“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抗日紅軍大學”，不久改名為“中國抗日紅軍軍政大學” （簡稱“紅大”），林彪任校長，羅瑞卿任教育長，莫文驊任政治部主任。

1936年6月1日，“紅大”成立集會上，毛澤東登臺演講。這一次，他顯得很興奮，雙手側后叉在腰間，很有氣勢地面對著大家，親切地環視著人們，聲音很洪亮：“同志們，當年，國共合作期間，廣州辦過一所軍校，叫做‘黃埔軍校’。恩來同志、劍英同志都曾經受黨的委派在這所學校工作。這所學校，培養了大批軍事人才，在北伐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我們紅軍中的一些高級將領，也是黃埔的學生。今天，我們創辦‘紅大’，也是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我們這所學校，在抗日戰爭中，要培養更多的人才，發揮更大的作用。”

 臺下響起了熱烈的掌聲。馬文瑞覺得毛澤東的話，很能抓住要領，很有號召力，很能鼓舞士氣。他的講話，一下子就把“紅大”在人們心中的地位確立起來了。“紅軍大學”這個名稱，立刻變得比黃埔軍校還要響亮。

 接下來是新任的“紅大”校長林彪講話。那時候的林彪在大家心目中還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物。可惜他滿嘴湖北口音，許多人聽不懂，只覺得他年輕，人也精干，清瘦的面部，那兩道與眾不同的濃眉，倒是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馬文瑞后來回憶道：“在那個時候，林彪肯定也沒有想到要篡黨奪權。當他作為毛澤東信任的紅大校長，站在那里講話的時候，一定也是真誠的，胸中也涌動著革命的激情，他所講的話，也是出于真誠的吧。那時誰會想到他以后變得那樣壞。”他不止一次地感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確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世間任何事物都是要發展和變化的。總的趨勢是前進的，向上的，但在一定時間內，也會倒退，好人也可能變壞。社會發展是這樣，人的一生也是這樣。

 6月初，中共陜北省委召開省委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除了省委的各部負責人，還有各地的負責同志計三十多人。郭洪濤主持會議，周恩來到會講話。周副主席簡要概括地分析了當前形勢。當時，為了擴大蘇區和紅軍，中央確定西征。彭德懷率部開始西進，紅軍主力已經離開安定一帶，毛澤東主席留在后方。周恩來最后講道：“中央提出三大任務：一是紅軍西征，創造新的陜甘寧蘇區，打隴東、三邊、寧夏，部隊將分兩路由陜北出發，在彭德懷指揮下，徐海東率十五軍團為右路軍，左權率一軍團為左路軍；二是堅持陜北游擊戰爭，保住現有的這塊根據地。這就要發揮我們地方黨和游擊隊、赤衛軍的作用；三是爭取東北軍，聯合抗日，逐步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方面，我們地方黨和政府要做的工作很多。這是一項極為重要的工作。”

 會后不久，中央成立了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由周恩來擔任書記。陜北省委成立了安塞東北軍工作委員會，選定馬文瑞負責，主要擔負做安塞、延安等地東北軍工作。陜甘工委、陜甘寧省委也成立了相應的組織機構。

 此后不久，1936年6月21日，井岳秀一個營（營長張云衢）進攻瓦窯堡，中央決定我軍主動退出。

 撤退的時間是在上午。敵人是由東邊攻城的，我們的人由西邊撤退。陜北省委接到撤退的命令，東邊雙方已經接火，槍聲大作，形勢看起來十分緊急。馬文瑞所在的省委機關匆忙出了城堡。他看見周副主席也帶著警衛人員騎馬退了出來。這使他十分吃驚，怎么，中央軍委機關還沒有撤走?!東邊的槍聲越來越激烈了。這時，周恩來騎在馬上，很焦急地用目光在人群中尋找，突然問：“主席哪里去了?”警衛人員說：“主席還沒有出來。”周恩來一聽，急了，厲聲批評道：“知道主席還沒走，為什么不及時報告我?!”周圍的人一聽說毛主席還沒有撤出來，心情都非常緊張，這該怎么辦呢?周恩來立刻掉轉馬頭，策馬就要往城里沖。就在這時候，毛澤東卻不慌不忙地騎著馬由城門洞里走出來了，見大家都顯出很緊張的樣子，說：“莫慌，莫慌，敵人從東邊來，我們由西邊走，他來他的，我走我的，井水不犯河水嘛。”一席話，逗得大家都樂了。馬文瑞還是第一次看到毛澤東這么樂觀而幽默。見了毛澤東，大家虛驚一場，隨即都很高興。一路上受毛澤東的影響，有說有笑沿著山路朝安塞方向走，漸漸地把槍聲丟得聽不見了。

 上山的時候，軍委后方機關參謀長張云逸騎個毛驢子。也許是他的廣西話陜北的毛驢子聽不懂，他說走東，毛驢子偏走西，他說走快，毛驢子偏走慢，再不然干脆停下來原地轉圈圈，稍不留意，它還轉身往回跑哩，整得參謀長滿頭大汗，嘴里不停地罵那頭沒收地主家的毛驢子是“反動派”。毛澤東看見了說：“我的參謀長喲，你連個四條腿的反動派都沒辦法，怎么制服兩條腿的反動派哩?”張云逸說：“兩條腿的反動派我可以和他講道理，四條腿的反動派耳朵長得不小，就是聽不進道理去嘛。”他倆的對話，逗得大家哄笑不止。馬文瑞見張云逸把那頭倔強的毛驢實在沒辦法，便策馬過去對他說：“張參謀長，我看咱們還是換著騎吧。我是陜北人，毛驢子能聽懂我的話。”張云逸忙說：“唉呀，馬文瑞同志，謝天謝地。”說著跳下毛驢子，擦著滿頭滿臉的汗，接過馬文瑞遞過來的馬韁。馬文瑞拉過那頭毛驢子，用手拍拍它的屁股，輕輕叫了一聲，那驢子便乖乖地立定了等人來騎。小時候，他時常趕著毛驢子送大嫂回娘家，懂得怎么吆喝毛驢子。他騎上毛驢，嘴里“嘚秋，嘚秋”地輕輕一吆喝，驢子便往前走起來。毛澤東見了風趣地說：“看起來，當地的反動派，還是要當地的革命者來制服它。”

大家一路說笑著，向安塞方向前進。翻過幾架山，當天傍晚到達安塞縣城附近的一個村子。由于村子太小，陜北省委只能駐扎到另外一個村子里，中央機關與省委機關相距有十多里路。人們習慣上把中央暫時駐扎的那個村子稱為“安塞”。7月初，中央轉移到保安縣城，陜北省委仍留駐安塞，此為后話。撤出瓦窯堡不久，馬文瑞按照組織安排，離開陜北省委，專門從事爭取東北軍的工作。這里應當特別指出的是，如今的關于“西安事變”的記載和研究中，似乎較多注意到了促成這場事變的直接原因，即張學良、楊虎城與蔣介石之間的矛盾，而較少注意中共方面的一切積極努力。其實，如果說張、楊與蔣之間的矛盾對于西安事變的爆發具有某種偶然性的話，那么中共方面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方針和艱苦細致的積極爭取工作，則對于事變的發生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這個問題，當然還有待于歷史學家和中共黨史研究工作者們去進一步地研究探討。筆者的目的，只是向讀者展現歷史的真實情景。在“西安事變”發生前的一個時期里，毛澤東清醒而理智地運籌帷幄，周恩來創造性地貫徹執行著中央“爭取東北軍，聯合抗日”的正確方針。“西安事變”之所以發生，其中重要的一條，是我黨卓有成效工作的結果。

 讓我們再回到1936年6月。

 這天，中共陜北省委白軍工作部部長兼安塞東北軍工委書記馬文瑞離開省委，到安塞縣城附近去見周副主席接受任務。他像每次接受一項新任務一樣，心情很不平靜。因為他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不光是服從組織安排，還要出色地完成黨交給的每一項工作任務。他的最基本的經驗和體會是兩條：一是發動依靠干部和群眾；二是不斷地學習和總結經驗，提高工作的自覺性。這兩條，看起來是極普通的，其實又是頂重要、頂不容易做好的。作為一個獨當一面的黨的領導者，他工作中的一切努力，都不外乎圍繞著這兩件事情。他是很善于思索的人，考慮一個問題總要順藤摸瓜，細致入微。他知道，這回省委之所以決定自己去搞東北軍爭取工作，是因為過去自己曾從事過兵運工作，對國民黨軍隊內部的一些情況比較了解。但是，同是國民黨的軍隊，西北軍和東北軍的情況和處境又有許多不同。要做好東北軍的爭取工作，首先還是要深入地了解東北軍內部的情況，了解一般士兵的心態和長官有什么共同和不同；了解下級軍官與中高級軍官的心態又有什么共同和不同；士兵之中，也會因為出身和文化等差別而表現出不同的政治態度。這些都需要仔細了解清楚，然后才能對癥下藥……

 那天，他騎著一匹騾子，一邊趕路一邊思考著。不料，轉過一道山彎，卻見路上走過來幾個人，其中一個走在前面，后面跟著幾個背槍的警衛人員。“那不是毛主席嗎?”馬文瑞心里這么想著，便遠遠地下了騾子，緊走幾步來到毛澤東面前，問候道：“主席你好。”毛澤東說：“你怎么在這里?”馬文瑞說：“省委確定我搞東北軍的爭取工作，我這就去向周副主席報到。”毛澤東說：“噢，是恩來同志點的將吧。我告訴過他，要調有經驗、熟悉情況的同志來搞這項工作，你顯然是他看中的一個嘍。”馬文瑞不好意思地問道：“主席，周副主席的住地不遠了吧?”毛澤東說：“不遠，前面馬上就要到了。噢，你知道去保安的路怎么走?”馬文瑞說：“沿著這道溝一直往西走，翻過那架山，就到周河川了。”毛澤東說：“那好吧，趁著天色尚早，我們各自趕路吧。”馬文瑞一直站著，把毛澤東他們目送了好遠。他看見毛澤東有馬不騎，身上穿著和自己一樣的粗布軍裝，腳下穿著一雙草鞋，大步走在黃土山路上，猶如閑庭信步一樣自在逍遙。通過聽毛澤東講演和幾次短暫的接觸，使他感覺到，這個人的身上，有一種不可戰勝的力量。領袖的風采，使他很受感動，心想有毛澤東掌舵，中國革命一定能夠成功。

忽培元，祖籍陜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傳記文學創作與研究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散文學會理事、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書畫院副院長。現任國務院參事。

       主要作品有文學傳記：《蒼生三部曲——群山、長河、浩海》《耕耘者——修軍評傳》《百年糊涂——鄭板橋傳》《難忘的歷程——延安歲月回訪》《劉志丹將軍》《謝子長評傳》《閻紅彥將軍傳》等；長篇小說《雪祭》《神湖》《老村》《鄉村第一書記》；中篇小說集《青春記事》《家風》，中短篇小說集《土炕情話》；散文集《延安記憶》《人生感悟》《毛頭柳記》《大慶賦·鐵人銘》《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記》《秦柏風骨》《山秀珍》《義耕堂筆記》；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和詩集《北斗》《開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軍評傳》分獲第一屆、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長篇）；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獲中華鐵人文學獎。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在國外出版。反映當代生活的長篇小說力作《鄉村第一書記》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編成同名電視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