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嚴昭柱（《文藝報》原副主編、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群山》的思想價值，還在于關于思想政治路線的歷史教訓上。馬文瑞作為在西北土生土長、長期在西北從事群眾工作的領導干部，對西北革命乃至中國革命的經驗有特殊的感受和領悟。他曾感到：“中國革命的艱難曲折，不僅在于敵人的強大，更在于革命陣營內部的組織不純和思想不純，在于某些革命者自身的不堅定和不成熟。”他與這種組織不純、思想不純現象進行了堅決斗爭。1929年他調到綏德縣任縣委常委兼縣團委書記。縣委書記周發源以掩護身份為名，開了一家商店，“整天點頭哈腰，拱手作揖，肥吃海喝，忙于生意應酬，縣委的工作反倒丟在一邊顧不得過問了”。馬文瑞感到“這個周發源，開始由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革命者，變成了一個渾身散發著銅臭氣味的買賣人”。他當面嚴肅地批評周發源說：“你整天忙著做生意，三天兩頭跑山西進貨。你身為縣委書記，不下去巡視工作，這難道還不是不務正業嗎?”這種批評的鋒芒和勇氣，完全來自他對革命對人民的無限忠誠。他又曾清醒地意識到：“革命的敵人和絆腳石，不光是白軍和反動政權，不光是地主老財和種種反動勢力，還包括革命陣營內部的‘左‘右’傾機會主義、宗派主義、分裂主義等形形色色的非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思潮和錯誤行為。這些錯誤思潮和行為的蔓延滋長以至泛濫成災，往往削弱革命力量，甚至斷送革命事業。”他始終以革命利益為重，從實際出發去決定工作方針和行動。1930年年中，立三路線傳到陜西，主觀主義地認為革命高潮已經到來，盲目地要求“地方暴動”、“武裝起義”，結果使革命力量遭到很大損失；由于馬文瑞從實際出發，對立三路線采取了消極抵制的態度，所以他所在的北區黨團組織的各外圍群眾組織都完好無損。但是到1933年冬，“從上面最近發來的一些文件看，他們對陜北的實際斗爭情況了解很不夠……不知道陜北反動軍事統治的嚴酷，不清楚陜北的同志們是在怎樣一種艱難困苦的情況下堅持斗爭的……他很不理解，上級黨組織為什么只是根據個別人的書面匯報來指示工作呢?為什么不能經常派人下來巡視指導工作?……他心中的共產主義信念是絕不會動搖的。他革命斗爭的艱難，特別是被上級的誤解，又常常使他感到苦悶困惑。”終于在1935年冬，劉志丹和包括馬文瑞在內的西北主要軍政干部，統統被當作“反革命”給抓起來了，他們被關押，被折磨，有的遭到殺害。在這千鈞一發的危難時刻，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到達了陜北，才把他們解救出來。了解西北革命的這個沉重教訓，讀到馬文瑞同志的親身感受和深入思考，對我們今天是有啟發和警示意義的。我們共產黨人，一定要忠誠于人民、忠誠于共產主義思想，一定要實事求是，不唯上、不媚俗、不謀個人私利，才能抵制錯誤思潮的侵蝕，使黨和人民的事業不斷勝利前進。

原載于《群山》評論集——《群山回響》

《民族復興的華彩樂章》之第二部分

第61章：群眾見紅軍派來的人這么威風，膽子也壯了，一陣連罵帶奚落，把個白軍一連人弄了個大紅臉

1936年冬季，即爭取東北軍停戰抗日的任務基本完成后，馬文瑞又奉命前往陜北東地區（延川、延長、宜川一帶）做楊虎城的西北軍工作。臨行之前，周恩來說：“你們安塞東北軍工委任務可以講已經圓滿完成了。這次派你去陜北東地區，情況又有所不同。楊虎城的十七路軍（即西北軍）經過我黨的多方努力，雙方上層已經達成了‘互不侵犯’、‘消除經濟封鎖’和‘建立軍民聯系’的三項協議。但駐防部隊在付諸實施的過程中，還存在著不少問題。有一些下級軍官思想上、政治上并沒有完全接受我黨實行‘抗日統一戰線’的主張。你們的任務，主要是設法通過各種方式在普通士兵和下級軍官中做宣傳爭取工作，以保證‘協議’的付諸實施。”其實，這次派他前去，還有一個重大使命，也許需要保密，周副主席當時沒有講。這是后話。

陜北東地區，處在黃河西岸的山區。山大溝深，交通很不便利。土地革命前期，作為中共陜北特委的負責人之一，馬文瑞曾經長期奔波在這一帶山區，開展黨的秘密工作。當地許多村子他都去過，許多共產黨員和農民群眾都認識他。因此，他在這一帶開展工作，有許多便利條件。當時的情況是，多數城鎮駐扎著楊虎城的部隊，并設有國民黨的縣黨部和縣政府，鄉村仍是蘇區。中共黨的縣委和縣蘇維埃政權多數設在農村。馬文瑞奉命率領新組建的陜北東地區西北軍工作委員會，來到東地區，立即投入工作。

延長縣城這天逢集。天很冷，太陽剛冒花，把凍實了的河灘里的水汽趕起來，再經風一吹，更是冷颼颼令人縮骨難耐。延河川大路上走著些進城趕集的老鄉，每個人嘴里呼出來的霜氣，把眉毛胡子都染白了。為了避免麻煩，馬文瑞和幾位同志一道兒穿著老百姓的爛襖子，頭上攏著羊肚子手巾，走在趕集的人群里。這一帶的老百姓生活很苦焦，老鄉們進城去，主要是采購食鹽和煤油一類生活必需品。人們也沒有多少東西可賣，大多數背上背著幾捆紅蔥或一點藥材，要么手中的筐筐里裝著十來個雞蛋或梨子、紅棗。這些土特產，在城里也賣不了幾個錢。人們也不敢多帶，弄得不好，碰上白軍的軍需，便要拉去“充公”，那可就慘了。紅軍和西北軍，上面雖已商定了協議，老百姓和持槍駐防的士兵卻并不清楚什么“協議”不“協議”。西北軍的士兵，多數是關中人，在他們眼里，陜北的老百姓都是些窮爛桿“北山狼”，是屬核桃的，只能壓榨著打著吃。而老百姓的眼里，這些穿著“二尺五”的灰皮，說話操聲咕亂就像狗咬仗，手里端個“七斤半”，專門欺侮老百姓，不是些東西，統統稱之為“白狗子”。馬文瑞走著路，看出點兒問題來，便問身邊一個進城賣蔥的老漢：“你老走城呀?”“嗯。”老漢抬起頭，打量他兩眼，繼續低頭走路。“趕集的怎凈是些老漢娃娃、婆姨女子?小腳老婆兒們為啥連個毛驢子也不騎?”“唉，后生怕抓壯丁，吆驢剛趕上給白狗子支差。”老人說著，伸出一雙干柴般的手搓了搓凍僵了的臉頰和耳朵。他的下巴上的一撮胡子，吊著冰凌珠子，在陽光里閃著光，更增強了他生氣的表情。

馬文瑞明白了。他心里盤算著進了城如何做工作。他事先已派人摸清了情況：延長城里住著西北軍一個連，連長姓孫，好嫖女人抽大煙，部隊的紀律很渙散，時常在城里敲詐勒索，在四鄉抓雞擾民，群眾對他們很反感。由于山高皇帝遠，紅軍與西北軍達成的“三項協議”，并沒有在這里得到實施。通過與西北軍士兵初步接觸，馬文瑞感到，西北軍士兵看起來都是本鄉本土的，但爭取工作并不好做。因為這些士兵，多數抱著“吃糧當兵”的雇傭思想，并沒有多少政治覺悟，有些流氓成性，惡習滿身。你給他講道理，往往就像對牛彈琴。你說：“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他嬉皮笑臉說：“文魁武魁，不如半個鍋盔（關中人做的大面餅）。”你說：“當兵的不應該欺侮老百姓。”他反問道：“不欺侮老百姓，那讓我們欺侮誰呢?”整得人軟硬不行，哭笑不得。工委的同志們都說，這工作真難做，整天受的是窩囊氣。有人主張干脆給他們點兒顏色，像紅軍開始打東北軍那樣，等到槍一響，他們就知道喇叭是銅鍋是鐵了。馬文瑞對大家說：“爭取工作難，動武容易，我們可不能避難就易呀！”

馬文瑞一路思索著進了延長縣城。城里僅有的一條街道，兩邊的店鋪、民房破破爛爛，街上稀稀拉拉也沒有多少人。他們一打聽，說駐軍的連部設在城隍廟里，就直奔連部駐地。

那個西北軍的連長還沒起來，正抱著個女人在大殿的耳房里面睡大覺，勤務兵端著煙盤子在外面伺候著。等了老半天，他才吸足了煙，趿拉著兩只鞋，打著哈欠出來見客人。馬文瑞看見連長那副萎靡不振的模樣很生氣，心想連長這么個模樣兒，怎么帶兵去抗日?便說：“天都快晌午了，你怎么才起床?”那家伙三楞眼一瞪說：“我們幾時起床，你們共產黨管不了。”馬文瑞說：“你們楊司令和我們毛主席定了三項協議，你知道不知道?”那個連長說：“聽說有那么幾條條，具體怎么講，咱也不清楚。”馬文瑞說：“這話是你講的，那好，我要致電楊虎城，說駐守延長縣城的孫連長不知道三項協議是什么。”他聽了，態度頓時軟下來，擠瞇著一雙小眼睛說：“三項協議是什么，你能告訴我嗎？”馬文瑞說：“這可以，只是你得把全連士兵集合起來，帶到十字大街上去，我要當眾宣傳。”孫連長遲疑了一下無可奈何地說，“那好吧。”

隊伍集合起來，帶到十字街上。十字街口坐北面南有一座戲樓，馬文瑞就站在戲臺上面講話。趕集做生意的老鄉，見平時兇神惡煞的白軍破天荒地站著隊聽一個穿爛襖子的人講話，都覺得好奇，便圍著看熱鬧。戲臺下面很快圍了許多人，個個瞪著眼睛側耳聽。好在馬文瑞講的是本地話，老百姓句句都聽得懂：“……西北軍弟兄們，大家都知道，在我們中國的土地上，狼煙四起，哀鴻遍野，日本鬼子在殺我們中國人，燒我們中國老百姓的房子，強奸我們中國婦女，把我們中國兒童活活用刺刀挑起來丟進火坑里面……西北軍兄弟們，你們說，面對這樣的侵略者，我們中國軍人應當怎么辦?”

“打，打他個挨慆貨！”

“對，打狗日的！”士兵中有人高喊了一聲，其他幾個響應道。看熱鬧的老百姓中有人聲音不高不低地說：“指你們那個慆樣兒，還能打日本！?”人群哄地一聲笑起來，那個孫連長臉上青一陣白一陣。

馬文瑞說：“對，這幾位士兵兄弟的主張同我們共產黨和紅軍的主張一樣，也和你們楊司令的主張一樣。在共同抗日的原則下，我們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愿與十七路軍攜手戰斗，打擊日本侵略者。因此前不久，我們的毛主席和你們的楊司令達成了‘三項協議’。這頭一條就說要‘互不侵犯’，要求雙方在防區取消敵對行動。這包括要求你們駐軍不摧殘革命組織，改善軍隊紀律，密切與群眾的聯系。這一條你們這個連執行得怎么樣?”問這話時，馬文瑞故意把目光轉向看熱鬧的老百姓。只見工委的其他人，也都穿著爛襖子，混在老百姓中。

“執行個屁來，他們就解開買東西不給錢，拉驢支差不講理！”

“對，還有那個孫連長，吃喝嫖賭數他行！”

“這號兒軍隊，招不住日本人一耳光！”

群眾見紅軍派來的人這么威風，膽子也壯了，一陣連罵帶奚落，把個白軍一連人弄了個大紅臉。包括孫連長本人在內，個個低頭不說話。

馬文瑞揮手壓下了群眾的議論，說：“你們聽一聽群眾的呼聲吧。你們這么個樣子，可是和協議精神相反的。要是叫楊司令知道了，撤職是小，有人說不定要掉腦袋！你們楊司令這個人，我知道，是個窮苦人出身，他最恨當兵的欺壓老百姓。你們自己說今后怎么辦?”

只見連長看士兵，士兵瞅連長，大眼瞪小眼，到底沒有言聲。過了老半天，那個孫連長說：“按著協議辦，我們整飭紀律。”

馬文瑞說：“那好吧，限你們十天之內整頓好。到時候，咱們再聽聽老百姓怎么說。”

事后，四鄉的老百姓都說這出“三娘教子”唱得好。西北軍駐延長縣城那個連，再也不敢欺侮老百姓，每天操練隊伍。孫連長抽大煙嫖女人的毛病也收斂了許多。

忽培元，祖籍陜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傳記文學創作與研究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散文學會理事、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書畫院副院長。現任國務院參事。主要作品有文學傳記：《蒼生三部曲——群山、長河、浩海》《耕耘者——修軍評傳》《百年糊涂——鄭板橋傳》《難忘的歷程——延安歲月回訪》《劉志丹將軍》《謝子長評傳》《閻紅彥將軍傳》等；長篇小說《雪祭》《神湖》《老村》《鄉村第一書記》；中篇小說集《青春記事》《家風》，中短篇小說集《土炕情話》；散文集《延安記憶》《人生感悟》《毛頭柳記》《大慶賦·鐵人銘》《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記》《秦柏風骨》《山秀珍》《義耕堂筆記》；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和詩集《北斗》《開悟集》等。《群山》《耕耘者——修軍評傳》分獲第一屆、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長篇）；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獲中華鐵人文學獎。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在國外出版。反映當代生活的長篇小說力作《鄉村第一書記》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編成同名電視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