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劉潤為（《求是》雜志文教部原副主任、編審，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進行民族精神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保衛我們民族的優秀人物。同志們知道，自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文化界刮起了一股翻案的歪風。凡是對中華民族的發展進步有過重大貢獻的人物，凡是在億萬人民中樹有豐碑的人物，都在他們掀翻、打倒之列。魯迅不是偉大么？他偏說沒有那么偉大，那是“魯禍”，中華民族的禍害；屈原不是高尚么？他偏說沒有那么高尚，他經常搞女人，他的死也沒有那么壯烈，根本不是為愛國而死，而是因為搞到楚懷王的宏妃頭上而被楚懷王派人殺死的……至于對中國的發展進步產生過劃時代影響的老一輩革命家，則更是首當其沖。中國窮人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在他們的筆下，簡直成了惡魔；中國窮人敬愛的好總理周恩來，也被潑上很多污水……那么，這股風是從哪里刮來的呢？是從西邊刮來的，風源就是西方的文化霸權主義。眾所周知，西方的那些大亨寡頭們是一批霸權主義者。他們不但要在經濟上、政治上謀求霸權，而且要在文化上謀求霸權。謀求文化霸權的手段主要有兩個：一個是以花樣繁多的形式向第三世界滲透他們的文化，用他們的那一套價值觀念來給第三世界人民換腦：一個是無所不用其極地消解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化，其核心是摧毀支撐第三世界人民獨立、主權的那一套價值觀念。而要消解第三世界的文化，首先就要搞臭這個文化的象征——為本民族發展進步做出過杰出貢獻的優秀人物。這就是說，搞臭第三世界的優秀人物，是西方推行文化霸權主義的既定政策。既然洋大人們有這個導向，就有第三世界的民族敗類趨之若鶩。小題大作呀，無中生有呀，歪曲丑化呀，深文周納呀，什么手段都用上了。他們為什么要干這個呢？因為這里邊有不小的實惠。可以出國風光，可以獲大獎，如果干得再“好”，則可以在西方撈到一個終身的什么職位……當然，不是說所有反傳統的人都是甘當大亨寡頭的幫兇或者幫兇的奴才，其中有很多人是為了趕時髦，尤其是一些小青年，學歷淺薄又急于成名，于是就玩起了邪門歪道。這就更加令人痛心。有人或許會說，毛澤東、周恩來這些人物確有缺點呀。有缺點就應當糟踏么？在這一點上，我看我們到應當學一學西方的資產階級。這個階級對于自己的代表人物，從來就沒有糟踏過。豈但沒有糟踏，簡直是百般呵護的。拿破侖有沒有毛病呢？不但有，而且大得很。他干了多少沒德行的事？殺了多少無辜？侵略了多少國家？除了這些之外，還干了當皇帝那樣倒退的事。但是西方資產階級從來不因為這些而否定他對發展資本主義的偉大貢獻，一直對他的錯誤采取寬容的態度。那么，我們為什么就一定要把我們的優秀人物搞臭、打倒呢？毋庸說寬容，不再無中生有、造謠栽贓好不好呢？從這個角度看，《群山》是一本反潮流的書。它以對馬文瑞、謝子長、劉志丹至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歌頌，駁斥了群小的無恥讕言，回答了西方文化霸權主義的挑戰。這對于我們民族的現在和未來，都是很有意義的。我希望有更多的文藝家覺醒過來，振作起來，投入捍衛民族文化的戰斗！

原載于《群山》評論集——《群山回響》

《陜人的光榮》之第四部分

第55章：董老穿著很不講究，一件米黃色長袍，好像是寺廟里出家人的衣服，穿著很寬大顯得臃腫

 許多日子，馬文瑞的心情不能平靜。回到瓦窯堡，他還沉浸在東地區人民的深情厚誼之中。作為一名堅定不移的職業革命者，他從人民的火辣辣的情緒中，感覺到反動派的末日不遠了，也預想到了革命事業的輝煌前景。這是一種來自人民的特殊力量，對于他那顆剛剛受過創傷的心靈，是莫大的慰藉。老百姓的信任和擁戴又像一陣強勁的風，吹散了錯誤肅反留在他心頭的最后幾絲陰影。繩索和鐐銬留下來的傷疤尚未痊愈，他似乎已經完全忘記了個人的冤屈。此刻，毛澤東親率紅軍主力揮師東征，后方諸機關的工作也是非常的熱烈而緊張。他焦急地等待組織分配工作。從14歲投身革命開始，他幾乎每天都是在緊張的工作中度過的，從臨鎮被抓至今已經近兩個月沒有工作了，他感到了一種新的痛苦。這種閑散的日子，甚至比囚禁的日子還要難熬。這天晚上，他一個人在窯里看書，但卻怎么也看不進去。燈光里，眼前的字跡，恍惚之中化作一張張熟悉的面孔。那是劉大才、黑志德，是房東大娘……是與他日日夜夜同甘共苦的同志和朝夕相處、時常噓寒問暖的農民朋友們。他渴望著組織能派自己重返東地區，他將按照原先的設想，再開辟兩個縣……

 他正想著，突然聽到院子里有人說話。窯門開時，進來的是郭洪濤和賈拓夫兩人。他們的隨行人員手里提著一盞馬燈，一起帶著一股寒氣進來，馬文瑞感覺有些突然。

 兩人一進門便高聲說：“文瑞同志，我們看你來啦!”

 馬文瑞跳下炕，同他倆握了手。三個人坐下來。一小會兒，誰也沒說什么。馬文瑞抬眼看了一眼郭洪濤，郭洪濤也在此刻打量著馬文瑞，兩人的目光不期而遇。郭洪濤顯然很敏感，他從馬文瑞的目光里隱約看出了一種情緒。但他畢竟是善于處理微妙場面的人，立即用那特有的高嗓門對賈拓夫說：“我剛回陜北那陣兒，多虧文瑞同志幫忙，才避免遭禍……”

 “是嗎?”賈拓夫莫名其妙地問：“我怎么以前沒聽你說過?”

 馬文瑞也被他的這句話給鬧糊涂了，瞪起眼睛等待他的下文。

 郭洪濤笑著問：“文瑞同志，你做過的好事，難道忘記了嗎?”

 “什么事情，我怎么一點也不記得?”

 郭洪濤說：“忘了吧?我剛到陜北時，回了一趟家，消息很快傳開了，引起了敵人的注意。你離開特委要到三邊搞兵運，我想了個辦法，寫了好幾封報平安的家信，要你帶上，過一段時間給我家里寄一封。你辦得很認真，寄的信家里全收到了。有一封信還是從西安寄出來的，連我家里都以為我不在陜北了。”

 馬文瑞聽得，這才恍然大悟，便笑笑說：“信是我替你發了，但你能在陜北站住腳可主要不是因為那幾封信，而是因為有黨組織，有那么多擁護革命的老百姓呀!”

 郭洪濤連聲說：“那當然，那當然。”

 賈拓夫說：“文瑞同志，你對工作問題，有什么考慮?”

 郭洪濤聽得也接過話茬兒說：“對，有什么想法你就直說。”

 馬文瑞說：“工作問題，我給周副主席已經表過態了，由組織決定吧。”

 二人聽得，相望一下，郭洪濤說：“你能不能到陜北省委來工作?”

 馬文瑞聽得，看看郭洪濤，又看看賈拓夫。發現兩人都用同樣期待的目光望著自己。他想，郭洪濤是陜北省委書記，他們兩人來，一定是省委事先在會上已經商量過了。郭洪濤見馬文瑞沉吟不語，又說：“省委眼下的情況是，拓夫任宣傳部長，王達成任組織部長，李堅真任婦女部長。你來擔任省委秘書長吧?”

 馬文瑞聽罷他的話，隨后才說：“關于工作，我服從組織分配。”

 郭洪濤聽了對賈拓夫說：“文瑞同志擔任秘書長一定能搞好。”

陜北省委機關設在米糧山上。這是整個瓦窯堡鎮的一個制高點。站在山巔的關帝廟前，全鎮的東西南北大街小巷一覽無余。瓦窯堡在當時的陜北，是一個很有特色的城鎮。特別是在軍事上，這里東南距延安不足一百公里，西北距綏德也不過百多公里，像一顆釘子，釘在敵人的兩眼之間，又像一把虎鉗，夾在老虎的首尾之間。進可以東渡黃河，直搗閻錫山的老巢，退可以越過靖定，進入鄂爾多斯高原乃至內蒙古草原的廣闊地域里。更重要的是，這一帶的老百姓大革命時期在謝子長的領導下，開展農民運動，以后又在中共地下黨縣委領導下，發展黨團組織和貧農團等革命團體，打下了深厚的群眾基礎。

 當時正是紅軍東征期間，擴紅支前、開展經濟工作的任務很緊急、很繁重。馬文瑞一到陜北省委，便責無旁貸地同大伙一道進行這些工作。不久，他到安定農村去搞擴大紅軍的工作，由于夜以繼日地工作，一下病倒了，重感冒，發高燒。人已昏迷不醒，當地政府派民夫用擔架抬著往瓦窯堡送。走到半路，遇白軍飛機轟炸，抬擔架的農民沒有見過那陣勢，怕得把擔架丟在當路上跑到路邊溝渠、樹叢中躲藏起來。敵機發現了路上放的擔架，接連反復俯沖掃射，還投下幾顆炸彈。馬文瑞迷迷糊糊躺在擔架上，聽見爆炸聲就在耳邊，震得地動山搖，槍彈在周圍打得土花飛濺，驚醒過來，卻無力爬到路邊隱蔽，只得硬著頭皮躺在擔架上聽天由命。好在敵人的槍彈打得不準，才使他大難不死。

 一次省委開會研究支前、擴紅工作，周恩來也來參加會議，同來的還有一位身材高大看著很有精神的同志。他和周副主席一樣，穿著一身普通灰軍服，只是腰間未扎皮帶，褲腳也敞開著，看著有幾分文氣。馬文瑞過去沒有見過這位同志。趁著還沒有開會，周恩來指著那個同志說：“我給你們介紹一下吧，這一位是羅邁同志，我們黨中央的組織部長，中央確定他幫助你們陜北省委工作。”從此，他們時常一起開會，研究工作。馬文瑞發現，曾經到過蘇聯的羅邁讀了不少的書，有實際工作經驗，覺得和這樣的同志共事，有助于自己進一步提高工作能力。

 過了一些日子，當時擔任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的劉少奇也來參加省委會議。他穿著便服，戴著一頂深色工人帽，由于身體瘦削，面部顴骨和牙床骨顯得突出。當有人發言時，他總是嚴肅而目光專注地望著發言的同志。由于一支接一支地不停地抽煙，他的周圍便總是彌漫著煙霧，越發顯出是一個深思熟慮的領導者。當馬文瑞發言的時候，他表現出了格外的關注。馬文瑞由于長時期搞地方黨和群眾工作，他講的許多情況和根據自己的經驗提出的主張，在劉少奇聽來，既新鮮又很實際。他開始用鋼筆往自己面前那個攤開的小本上簡明地記錄幾筆，還不時地提出問題，要他談得更具體翔實一點。劉少奇似乎對數字特別感興趣，許多原本很抽象、甚至有些模糊的情況，被他幾經追問，便用一個較為確切明了的數字（包括百分比）表現了出來。他的提問方式既簡明卻又很巧妙，叫你一下便能抓住要領，把你原先掌握的那些零散的東西像鹵水點豆腐一樣地點化出來，形成集中的意見。馬文瑞發現，劉少奇是一位很善于調查研究的領導者，而這種本領對于黨的領導者來講，又顯得十分重要。他當時的一些提問，對馬文瑞很有啟發。譬如談及蘇區的土地改革問題，有的同志提出，土改分配土地，只能分給貧雇農，地主富農的土地統統沒收，不能再分給他們。馬文瑞說：“沒收地主富農的土地應該，但沒收之后，不給他們地種，有問題。他們也是人，也要吃飯穿衣。你不給他土地，他就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凍餓而死；另一條就是逼迫他們跑到敵人那面去。我們在東地區采取的辦法是，地主富農的土地沒收后，也按人口分配給他們一份土地。只是把握一個原則，只分給差點的土地，不分給好地。讓他們通過勞動，自食其力，改造成守法農民。”劉少奇點頭稱是，問道：“東地區多少戶，多少口人?像這樣的地主、富農有多少戶?你們分了土地后，他們是不是自己動手干活?貧雇農怎么看待這個問題?”他提出的一連串簡明的問題，一下子把討論深化了，也量化了。把一個實際工作中遇到的問題，上升到了理論探討的高度，使它有可能成為一條新的重要政策產生的依據。此后不久，中華蘇維埃政府駐西北辦事處發布命令，公布了《怎樣分析農村階級》》和《陜甘蘇區土地斗爭中的一些問題的決定》，對陜甘蘇區土地斗爭中在階級成分劃分與土地財產處置等方面“左”的偏向進行了糾正。那次會議，劉少奇給馬文瑞留下了較深刻的印象。

一天，馬文瑞正在辦公室起草文件，郭洪濤領著一位上了年紀的同志來找他。一進門，郭洪濤說：“這位是中央黨校校長董必武同志。”馬文瑞一聽，趕忙站起來迎接。早就聽說了參加紅軍長征的四位備受尊敬的老同志：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謝覺哉，人稱“四老”。不料其中的董老，如今就站在自己面前。只見董老穿著很不講究，一件米黃色長袍，好像是由寺廟里搞來的出家人的衣服，穿著很寬大，舉止顯得有些臃腫。董老也不客氣，坐下來端起碗喝了一口馬文瑞給他倒的白開水，然后說：“黨校普通班多數是你們陜甘地方的干部，我們想請省委負責人去講黨的建設問題，郭洪濤同志讓你來講。”馬文瑞一聽，先紅了臉，說：“我怕講不好。”郭洪濤說：“你去講比較合適。”馬文瑞無奈只好答應下來。他考慮了一番，第二天就去中央黨校講課。董老對他講課很重視，親自搬一把椅子坐在前排聽。普通班三個班的學員都來聽課。當他登上講臺時，起先的確還有些緊張。后來發現那一百多人個個很誠懇而殷切地看著自己，便消除了最后一點顧慮，大膽地講起來。他講的內容很注意聯系陜北黨建工作的實際，有理論，也有實際情況，講經驗，也講教訓。大家聽得很認真，許多人還不停地做筆記。那一次講課，長征來的同志破舊的衣著和瘦羸的身體給他留下的印象很深。他暗暗下決心要努力工作，和大家一起，盡快改變黨中央和紅軍在物質生活方面的困難境況。講完了課，董老拉著他的手，連聲說：“馬文瑞同志，你講得很好，你們這些同志雖然年輕，但是從革命最基層最具體的事情做起的，從理論到實踐都有一套呀!”馬文瑞說：“董老過獎了，我也是奉董老之命，勉為其難呀。”董老遂留馬文瑞一道吃午飯。他們一邊就著咸蘿卜喝小米稀飯，一邊拉談得很熱烈。馬文瑞的印象中，董必武很有學問，但卻又是很虛心、很注重學習的人。他問了許多西北革命的情況，有些問題是馬文瑞平素并不關注的，經董老一提，對他很有啟發。在此期間，馬文瑞還認識了在中央黨校任教的成仿吾、馮雪峰。在他的印象中，這些同志都是很有學問的大知識分子。這一時期，中共陜北省委實際上是在中央直接領導下開展工作的，使馬文瑞有更多的機會接觸了中共中央高級領導層中的一些同志。這段經歷，對于一直在西北地區堅持斗爭的馬文瑞來講，顯得很重要。他感到自己仿佛是上黨校深造一樣，那些領導同志，更像是自己的老師。他從他們身上學到了許多書本上和實際斗爭中難以學到的東西，更重要的是大大開闊了他的政治視野。

忽培元，祖籍陜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傳記文學創作與研究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散文學會理事、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書畫院副院長。現任國務院參事。

       主要作品有文學傳記：《蒼生三部曲——群山、長河、浩海》《耕耘者——修軍評傳》《百年糊涂——鄭板橋傳》《難忘的歷程——延安歲月回訪》《劉志丹將軍》《謝子長評傳》《閻紅彥將軍傳》等；長篇小說《雪祭》《神湖》《老村》《鄉村第一書記》；中篇小說集《青春記事》《家風》，中短篇小說集《土炕情話》；散文集《延安記憶》《人生感悟》《毛頭柳記》《大慶賦·鐵人銘》《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記》《秦柏風骨》《山秀珍》《義耕堂筆記》；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和詩集《北斗》《開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軍評傳》分獲第一屆、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長篇）；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獲中華鐵人文學獎。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在國外出版。反映當代生活的長篇小說力作《鄉村第一書記》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編成同名電視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