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東省文物局6日公布的首批廣東省大遺址中,梅州市五華獅雄山建筑遺址榜上有名。當天正在獅雄山古建筑遺址看望慰問考古工作人員的廣東省文物局局長蘇桂芬,對此表示了熱烈的祝賀,并表示廣東省文化廳文物局將根據地方政府在大遺址保護規劃編制公布、保護措施的落實進度,以及保護經費的投入力度等情況,選擇條件成熟的大遺址與所在地政府共同建設大遺址公園。據了解,入選廣東省首批大遺址還有廣州市南沙區和東莞市虎門鎮的林則徐虎門銷煙池與虎門炮臺舊址、廣州市番禺區南漢二陵、佛山市南海區西樵山遺址、佛山市高明區古椰貝丘遺址、韶關市曲江區馬壩人(石峽)遺址、惠州市博羅縣銀崗古窯場遺址、潮州市湘橋區筆架山潮州窯遺址。獅雄山遺址位于五華縣華城鎮塔崗村,是廣東省罕見的漢代高臺古建筑遺址,此遺址在1982年5月全國文物普查中被發現。后經國家文物局批準,從1984年至1990年,廣東省考古研究所和五華縣相關單位聯合組成考古發掘隊對該遺址進行了4次發掘,轟動全國。1989年6月,該遺址被列為廣東省第三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0年以來,五華縣委、縣政府將西漢趙佗行宮長樂臺的規劃保護和開發利用,列為“文化名城”建設和推進旅游產業升級的重點工作項目,邀請廣東省文物考古專家進行規劃保護,擬在遺址上重建趙佗行宮,打造長樂臺文化產業園。
朝韓兩國民族相同、語言相同,血脈相連、骨肉難分。要不是當年那位美軍小軍官在北緯38度線上畫了一道,要不是為期3年的半島鏖兵,今天屹立在半島上的應當是一個強盛的、繁榮的、統一的高麗國家!在此對這兩個國家軍隊的軍銜制度作一簡述,同時真心希望這兩種軍銜在不久的將來合并成一種有高麗民族特色的軍銜。 朝鮮軍銜:等級之多,世界之最 朝鮮人民軍自1948年2月8日建軍伊始即實行軍銜制度,當時設立有如下軍銜等級:將官(大將、上將、中將、少將),校官(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士官(準尉、上士、中士、下士),戰士(上等兵/上等水兵、列兵/水兵),共5等18級。人民軍的第一代軍銜標志與當時的蘇聯紅軍極為相似,只是多了一個“兩杠四星”的大校。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當戰局危難時,朝鮮黨、政府推舉金日成同志為內閣首相(相當于國務院總理,1948年即任此職)兼人民軍最高司令官,并授予大將軍銜。“金日成將軍”這一尊稱由此而來。1953年2月7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發布政令:授予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以元帥稱號,授予民族保衛相崔庸健以次帥稱號。政令稱,由于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在抗日民族解放斗爭中和創建、加強與發展朝鮮人民軍的事業中,建立了特出的功勛,并在反對美、英帝國主義武裝侵略者的正義的祖國解放戰爭中,以卓越的指揮建立了光輝的功勛,特在光榮的朝鮮人民軍建軍5周年之際,授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由于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民族保衛相崔庸健在加強朝鮮人民軍的事業中和祖國解放戰爭中建立了功勛,特授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次帥軍銜。根據這一政令,朝鮮于1953年增設了朝鮮元帥、朝鮮次帥(習慣上稱人民軍次帥)等高級軍銜。1958年將準尉軍銜改為特務上士軍銜。1992年設立最高軍銜——朝鮮大元帥,并在金日成同志80歲壽辰時,將這一最高軍銜授予金日成同志。1998年,為慶祝朝鮮建國50周年,將列兵軍銜增為4級——上等兵、中等兵、下等兵、新兵。至此,朝鮮現行軍銜體系最終形成。 朝鮮軍銜的特點有五:1.元帥分3級、軍官分4等15級,等級之多為世界之最,即使蘇聯,軍官也只分3等14級;2.次帥軍銜,世界上只此一家,別無分號,地位相當于蘇聯的軍兵種主帥,高于設置4級將官國家的上將(大將),低于其他國家的元帥;3.大校軍銜,為朝鮮首創,是副師職(正旅職)軍官的編制軍銜;4.少尉軍銜作為“預備軍官軍銜”使用,類似于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實習學員(著尉官軍服,帶學員肩章),僅授予軍校畢業在部隊實習的預備軍官,一年后即晉升中尉軍銜;5.中等兵、下等兵軍銜,與外軍的一等兵、二等兵相同,但稱謂絕對獨特。據不完全統計,朝鮮從1953~2002年問,共授予大元帥1名(金日成,1992年),元帥2名(金日成,1953年;金正日,1992年),晉升元帥5名(崔庸健、樸一禹、吳振宇、崔光、李乙雪),授予次帥2名,晉升次帥26名,以上共授予、晉升大元帥、元帥、次帥30名、36人次。 朝鮮人民軍98式軍銜標志自1998年9月起使用,分禮服肩章、常服肩章、領章3類,各按陸軍、海軍、空軍區分。與舊式軍銜標志的區別主要是在肩章、領章上增設了兵種勤務符號。軍官禮服肩章為金屬絲編織金黃色版面,陸軍紅色邊緣,海軍黑色邊緣,空軍天藍色邊緣,釘綴金黃色軍徽圖案銅扣。大元帥肩章版面金線刺繡朝鮮地圖,上端繡朝鮮國徽,下端繡特大金星;元帥肩章上端繡朝鮮國徽,下端繡大金星(小于大元帥星徽);次帥肩章中間繡大金星,星徽正中嵌朝鮮國徽;將官肩章繡將級星徽,大將4顆,上將3顆,中將2顆,少將1顆;校官肩章版面繡兩條紅色縱杠,釘綴軍種標志、校級星徽,大校4顆,上校3顆,中校2顆,少校1顆;尉官肩章版面繡一條紅色縱杠,釘綴軍種標志、尉級星徽,大尉4顆,上尉3顆,中尉2顆,少尉1顆。 士兵禮服肩章,陸軍軍綠色版面,紅色邊緣;海軍黑色版面,無邊線;空軍藍灰色版面,天藍色邊線。陸軍、空軍士兵肩章綴金色銅扣,海軍士兵肩章綴金錨圖案銅扣。士官肩章用金色寬橫杠、縱杠、窄橫杠區分軍銜,特務上士一寬橫杠一縱杠,整體圖案呈T字形,上士一寬兩窄,中士一寬一窄,下士一寬;列兵肩章用金色窄橫杠區分軍銜,上等兵三窄,中等兵二窄,下等兵一窄,新兵無標志。士兵另有一種儀仗服肩章,陸軍紅色版面,紅色邊線;海軍黑色版面,藏青色邊線;空軍天藍色版面,黑色邊線。軍官常服肩章,陸軍為軍綠色版面,紅色邊線;空軍為軍綠色版面,天藍色邊線;海軍為黑色版面,金色邊線,其他和禮服肩章相同。大元帥和士兵不設常服肩章。領章是朝鮮人民軍主要的軍銜表達方式。大元帥不設軍銜領章。軍官領章為金黃色版面,軍種色邊線(全封邊),基本樣式同肩章。 [NextPage] 韓國軍銜:東西合璧,內外兼容 大韓民國軍隊建立于20世紀40年代末,當時設置的軍銜兼有美、日、韓的特點,可謂東西合璧、內外兼容。其設有:將官:上將(也稱大將)、中將、少將,校官:上校(也稱大校)、中校、少校,尉官:上尉(也稱大尉)、中尉、少尉,將官、校官、尉官合稱士官;準士官:準尉;下士官:上士、中士、下士;兵: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共6等16級。 朝鮮戰爭爆發后,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大量涌入南朝鮮。韓軍為與其交流,將軍銜作了較大調整,增設元帥、準將、士官長(從1等逐漸增到4等)等,軍銜標志也有所變化。戰后,隨著韓國經濟的發展、國力的提高、強烈的民族意識及反美情緒的增長,其軍銜也越來越呈現“高麗民族”特點。 韓軍的職務編制軍銜有美國特色,即規定正式軍銜和臨時軍銜。當某上尉被臨時任命為團長時,其臨時軍銜自動晉升為中校,佩戴中校軍銜,但正式軍銜仍為上尉;以后,正式任命為團長時,正式軍銜則晉升為少校(也可能越級晉升為中校);若臨時任命取消,則中校臨時軍銜也隨之消失,恢復為上尉軍銜。這種制度的優點是:需要時可隨時提升軍人軍銜,與新職務相匹配,避免出現高職低銜的現象;同時又避免在和平時期出現大量高級軍銜。 韓軍對職業軍人(按韓軍稱謂包括:土官、準士官、職業下士官)的服役按軍銜的不同有非常詳細的規定。韓軍的軍銜標志較之朝鮮軍銜,顯得較為簡樸,但樣式較多。陸軍有軍官禮服肩章、軍官常服肩徽(直接將符號釘在肩袢上)、夏服套式軟肩章、士兵禮服常服臂章、軍人野戰服軍銜標志等。 韓陸軍、海軍、空軍下士官軍銜標志是領花,以金色花托表示級別,以金色角杠區分等別,元士三杠一星,上士三杠,中士兩杠,下士一杠。海軍陸戰隊下士官的軍銜標志是綠地紅徽的臂章(另設紅地金徽的禮服臂章和黑地白徽的作訓服臂章),中間繡海軍陸戰隊隊徽一一鐵錨和交叉步槍,元士三條角杠一條弧形杠,上士三杠,中士兩杠,下士一杠。韓軍兵長、兵的軍銜臂章以底板顏色區分軍種,陸軍、海軍陸戰隊綠色,海軍黑色,空軍藍色,以金色橫杠區分軍銜,兵長4道,上等兵3道,一等兵2道,二等兵1道,新兵無標志。海軍陸戰隊兵長、兵以紅色(常服)、金色(禮服)、白色(作訓服)斜杠區分軍銜。韓陸軍、空軍、海軍陸戰隊野戰服軍銜標志為綠色長方形標志,可佩戴在野戰帽(正面)、野戰服(領、胸、肩、臂)上,用黑色標志替代禮服、常服的銀色標志,用棕色標志替代禮服、常服的金色標志。
一戰以來,一直對中國虎視眈眈,認為一戰是日本鯨吞中國天賜良機的日本,在袁世凱死后,突然變了調子,高唱起日中親善來,而且朝野上下,都急于表示對中國的友好。個中原由,從表明上看,是日本內閣換人,大隈換成了寺內。但更深層的原因,是大隈內閣想借一戰之機,把中國一口吞下的野心,碰到了很大的阻力,嘴張開了,卻好像被什么東西卡住,上不上,下不下。中國反彈強烈,西方也對日本的趁火打劫,心懷不滿。結果呢,日本的元老們,不高興了,于是大隈重信,只好走人。按日本學者井上清的說法,由于大隈過于強硬的對華政策,二十一條簽訂后,日美關系惡化,日英關系也出現了陰影。更重要的是,這種政策激起了中國人的強烈反彈,連親日派都不大親日了。結果,這些元老們,尤其是山縣有朋對大隈表示不滿。其實,在日本知識界,大隈名聲一直就不佳。哲學家中江兆民叫他“投機商”,人們提到大隈,往往稱之為“肥后之俗物” [ 肥后是大隈的故鄉 ] 。1因此,大隈下臺,得到政友會和國民黨兩黨支持的軍人寺內上臺組閣,一改過去對中國中央政府壓迫的策略,尋找合適的對象,加以扶植。因此,他們選擇了段祺瑞。2扶植段祺瑞的具體政策的實施,就是借給了段政府大量的金錢,讓段的北京政府硬起來。同時供給日制的武器,支持段祺瑞編練一支“中央軍”。其實,在當時的日本政界,大隈還算是一個有理論的政客。他曾經是著名的“支那保全論”的提倡者,但他同時又是一個明治以來堅定的西化論者。在他看來,在東方,唯有日本才是“西方文明的介紹者”,最完美地吸收和消化了西方文明,因此就成了東方唯一的代表者,屬于能在現代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唯一的東方國家。基于此,日本學者認為,正因為這樣的思想背景,大隈最終走向了把對華二十一條強加給中國的道路。3顯然,從所謂的“支那保全論”到趁一戰之機獨吞中國,帶有很強的投機色彩。這樣的投機,在當時的日本朝野,雖然沒有引起很大的反彈。但這種投機的具體操作,效果卻相當不好。雖然自甲午之后,日本的國勢蒸蒸日上,但想要在一戰之際,趁歐洲列強忙于戰事,一口吞下中國,依然屬于蛇吞象的妄想。因為,對于日本這個小國來說,中國實在太大,以日本當時的國力,吞下中國,還是力不從心。況且,地球是圓的,歐美列強,雖然陷于戰爭,但不等于從這個地球上消失了,無論如何,歐美不可能允許日本獨吞中國。唯一的機會是,利用各種機會,制造中國的內亂,趁亂下嘴,使得中國分裂。然后,再一塊塊吞下。從某種意義上講,日本逼迫中國政府簽訂二十一條,獲取利益并非主要目的,也不是想一下子就把中國變成朝鮮。否則,最為露骨的第五號條款,不會是所謂的建議條款。但是,這種不要求中國政府落實的條款,卻堂而皇之地提出來,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借此制造混亂,只要袁世凱政府答應了其他條款,在輿論看來,就等于答應了所有的條款。因為是秘密談判,袁世凱政府也無法很好地澄清。因此,這一招一出,就會使在日本人看來有強人面目的袁世凱政權,喪失合法性,統治不下去,產生內亂。當然,內亂真的還是出現了。只是,內亂沒有日本預料,在二十一條簽訂之時發生,而是在洪憲帝制之際出現了。因為袁世凱非常錯誤地判斷了形勢,他和他的策士如楊度之流,誤以為稱帝可以再樹權威,重建合法性,結果是反而給了反對者以對抗中央政府的最合適的借口——反倒退,這個借口,最大限度地符合自晚清以來來源于進化論意識形態的政治正確性,使得袁政權的合法性進一步喪失,最終導致袁世凱的垮臺。而居心叵測的日本人,在洪憲帝制的醞釀期間,扮演了十分可疑的角色,先是暗示帝制可為,然后又隨著西方列強,抵制袁世凱的帝制。在洪憲帝制期間,中國如日本所愿,再次陷于動蕩,在動蕩中,成心搗亂的日本人則花了大量的精力和資財,資助袁世凱的敵人,從革命黨到宗社黨,日本人一律給錢給槍,提供顧問,唯恐天下不亂。日本軍官,在旅順、大連為蒙古叛亂武裝巴布扎布訓練士兵。各地的日本浪人,也有組織地到處尋釁鬧事,用西原借款的主角西原龜三的話來說,就是“猖狂已極”。4可以說,這一切,都是日本自提出二十一條以來的一系列“組合拳”。然而,袁世凱死后,中國并沒有如日本所愿,陷入內戰無從自拔,反而各方很快達成妥協,在恢復臨時約法的前提下,重建共和,大體恢復了秩序。事實上,只要中國沒有陷入大的混亂,以當時日本的國力,依舊是不大可能一口將中國吞下的。日本人急于求成,四下點火挑釁的行為,卻激起中國人普遍的惡感和敵視,民間對日本人惡感陡然增加。這使得日本自參加八國聯軍占領北京以來表現出來的“善意”,蕩然無存。但比較起來,社會的上層,包括政界人士,對日本的惡感更甚,連中國著名的親日派人物,都對日本表現出敵意和警惕。據西原自己后來回憶,他第一次見曹汝霖的時候,一向親日的曹對日本的做法很不滿。更重要的是,盡管西方列強忙于歐戰,無暇東顧,但是,西方世界顯然不能容忍日本吞下中國,那就意味著在東方出現了一個龐然大物,整個東方,幾乎都變成了日本的囊中之物,這絕對不是西方所樂意見到的。因為這就等于日本一躍成為世界的巨無霸,一直以來的世界均勢就完全被破壞了。所以,自二十一條事件之后,日本和西方,尤其是和美國的關系驟然緊張,英法輿論也對日本相當不滿。 [NextPage]一時間,日本的對華政策,陷于兩難,一口吞不下,卡在喉嚨里,上不上,下不下,很是難受。而且隨著歐洲的逐漸明朗化,戰事接近尾聲,這種四面楚歌的局面,對于日本相當不利。在這種情況下,連當時在華的日本人,意見都出現了嚴重分歧,一種主張懷柔,“宋襄之仁”,一種則為“強橫蠻干”,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拿下中國算了。5而在日本的政界,對華政策的僵局,演變成政潮,大隈內閣的屁股開始有點坐不穩了,日本政壇勢力很大的政友會元老,越來越對大隈看不順眼。看準這個機會,當時任朝鮮總督的寺內正毅,特意派出他的密友西原龜三,來到中國收集大隈內閣的“黑材料”,寫成革命騷亂實情調查書,回國在議員聚會的場所演講,引起“大騷動”,然后各派議員決定到中國實地調查,向元老和宮廷報告。自甲午戰爭以來,中日成了密切相關的一對冤家,日本感冒,中國發燒,反之亦然。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朝野視之為“天佑”之機,當然很想借此時機一口將中國吞下,但是,對于日本來說,中國實在是太大了,如果貿然開戰,武力征服,誰也難以預后,不敢開戰,卻擺出一副強硬的姿態,咄咄逼人,不僅徒增中國人的敵意,順帶導致日本與英美之間出現裂痕,而且裂痕越來越大。英美,尤其是美國,對日本的野心也越來越警惕。所以,日本人在歐戰期間固然可以小動作不斷,但是一旦動作太大,等到歐戰結束,西方列強可以騰出手來的時候,日本的處境,將十分不利。中國問題處理不好,即便沒有趁火打劫的寺內正毅等人,大隈內閣也做不下去。換人,勢必改變政策。按日本人思維習慣,剛的一手碰到阻礙,勢必轉到柔的一面來,因此,比起此前的劍拔弩張、咄咄逼人來,改變了的政策有了一點懷柔的味道,而這味道的體現者,主要是一個人,他就是西原龜三,懷柔政策的具體內容,就是西原借款。西原龜三是個生意人,一個精明的生意人。在寺內正毅任朝鮮總督期間,勝田主計和他搭檔主政朝鮮銀行,而西原在朝鮮經營紡紗業,當時朝鮮銀行陷入困局,在西原的幫助下,得以解困,并且有了很大的發展。由此,西原跟寺內和勝田結交。后來,在寺內和勝田聯袂組閣,在勝田擔任藏相 [ 即財政部長 ] 的大藏省,西原沒有任何名分,但卻可以隨意出入,指揮秘書,呼來喝去,宛若主人,很有點類似于徐樹錚跟段祺瑞的關系,可見其受信任之深。西原出身貧寒,但十分勤勉,而且簡樸,發跡之后,家眷依然留在鄉下,自己單個一人在東京租住一個小公寓,生活簡樸到了極點。為人據說也十分清廉,掌管如此大的金錢往來,跟貪腐成性的中國權要打了那么多次交道,一點好處沒有拿過。人家送他古董香爐,也推說自己房子小,沒有地方放而卻而不納。但是,西原跟許多日本能人一樣,主意特別正,特別固執,只要自己認為對的事,無論如何都要堅持到底。西原借款,就是這樣一件在他看來一定要堅持做的事。從某種意義上說,如果沒有西原,日本對華政策的改變,會走向何方,真有點說不清。恰是這個在野人士,給這個改變定了調。這個改變,用西原自己的話來說,屬于介于“宋襄之仁”和“強橫蠻干”之間的中道。改變大隈政府支持中國合法中央政府的敵對方、專門搗亂、激化內亂的策略,選擇支持中國中央政府。扶植這個政府中的親日勢力,以懷柔政策,軟的一手,實現日本想要從中國得到的一切。而這種政策的改變,主要體現在一系列的借款上。這種以借款為標志的懷柔政策,其背后隱藏著非常險惡的用心。用西原自己的話來說,借款是要為中日關系打下一個共同的經濟基礎。即通過大量的日元借款,注入中國的國家銀行諸如交通銀行,通過幫助中國整頓金融,改革幣制,逐步實現“日中貨幣混合”,甚至最終“以保護資金為名”,實現日軍派憲兵駐守中國國家銀行,即不僅在資金上,而且通過軍事控制,從根本上掌握中國的金融,進而控制整個中國國家的命脈。7[NextPage]西原借款,據他自己統計,一共有8項,即交通銀行借款兩次,一次500萬日元,一次2000萬日元;有線電信借款2000萬日元;吉會鐵路借款1000萬日元;黑龍江吉林金礦森林借款3000萬日元;滿蒙四鐵路借款2000萬日元;山東濟順、徐高二鐵路借款2000萬日元;參戰借款2000萬日元。合計14500萬日元。當時日元跟中國貨幣的比價,1日元等于1銀元,折合銀兩,則1兩等于1.5日元。在寺內內閣期間,日本對華借款500萬以上一筆的借款,累計達21000萬多,而西原經手的,占一半以上。除了西原自己開列的這些項目之外,寺內政府對華最大額的借款,就是跟參戰借款相關的軍械借款,計32081548日元。8甚至可以這樣說,寺內政府對華政策的改變,以及各項政策的具體指向,大體上都可以在這些借款上體現出來。雖然說,在西原的參與策劃下,日本寺內政府對華策略,從形式上一改大隈政府的強橫,呈現出懷柔的一面,但是,并不意味著他們會放棄大隈內閣已經拿到的東西,或者說,他們的目的,只是要使“拿”的這個過程,顯得動作柔和一些,不太像明火執仗的硬搶。這種柔和的“拿”,被掩飾在大筆的日元后面,讓當權的中國人更容易接受。客觀地說,西原借款,比起此前中國跟西方 [ 包括日本 ] 的那種高利貸式的所謂借款,條件不可謂不優厚,經手人曹汝霖說,跟袁世凱時代的善后大借款相比,高達數億日元的西原借款,數目也不算小了,但前者抵押物是中國命脈的鹽稅,而西原借款的抵押物,則是電線、森林等有名無實的東西,“等于空頭支票,一無用處,至今分文未還”,以至于“變成了一筆大濫賬。日本政府不得已乃發行債劵歸還銀行以為救濟”,導致政策執行者,后來在日本國內被罵得臭死。9一直研究中日關系的老報人王蕓生也認為,西原借款“利息低,無回扣,無切實抵押,誠借款條件之優者矣”。雖然對中國來說,是“以投資手段使中國殖民化。然自另一種意義言,亦可謂彼等之賣國。蓋以二億巨資,一無切實之抵押,二無高息回扣,結果強半流為無著落之濫債,無怪寺內、勝田諸人受其國人之攻擊也”。10事實上,借款的抵押,連北京政府毫無信譽的國庫券都算上了,實在是濫無可濫。不過,嚴格地說,跟此前的外國借款比,西原借款利息其實并不低,一般都是7厘半或者8厘,只是借款時規定,借款的款項可以放在日本銀行,由銀行支付5厘的利息,一來一去,實際的利息就低了。可是段政府用錢孔急,根本沒有存放的可能,所以這項優惠等于沒有。相比較起來,此前的借款,雖然有高至1分3厘的,而且按月支付利息 [ 左宗棠西征借款 ] ,11但也有比較低的,比如甲午戰后,清政府跟四國銀行的借款,就4厘。唯一的區別,就是這樣的借款都有巨額的回扣,借款實付打折,四國銀行貸款,就按94.125折扣付款,而且抵押物一點都不能含糊。12清朝最后一年,清廷郵傳部跟日本1000萬日元的借款,雖然是5厘利息,但95折支付,而且還要加付2.5‰的傭金。13所以,所謂西原借款的優惠,主要體現在不要回扣、十足支付和沒有切實抵押上。一些學者的研究也證明,當時中國的外債,無確實擔保的借款,以日本最多。因此,從純粹的經濟賬上看,日本的借款是虧了。但不管結果如何,西原借款的日方操辦者們,即使賣國也絕對沒有人想賣日本的,他們大方的借款,背后還是有所圖的。實際上他們算的是獲利更大的政治賬,只是由于后來整個國際形勢的變化,寺內、勝田和西原他們的如意算盤,沒能實現而已。細數西原借款,我們會發現,其中的交通銀行借款,屬于穩定中國政府的金融體系,扶植以曹汝霖 [ 時任交通總長 ] 為代表的親日派。關于東北的幾項借款,無非是借以鞏固和擴張他們在東北的勢力。山東濟順、徐高鐵路借款,目的是把他們在膠濟鐵路的勢力,延伸到京漢線和京浦線。而參戰和軍械借款 [ 其中的電信借款,據西原后來講,也是軍事借款,用于幫助段祺瑞政府編練嫡系武力的 ] ,實際上使得日本把手伸到了中國軍隊和軍械制造層面。在中國接受借款的過程中,日本在山東的存駐,得到了充分的加強。日本人甚至在大隈時代尚且宣稱要還給中國政府行政權的青島,設置了民政署。 膠濟鐵路一直牢牢地控制在日本人手里,在德國控制的時代,鐵路的巡警隊還是由中國人承擔,德國人只做顧問和教練,但日本人來了以后,則要求不僅做教練,而且要由日本人指揮,實際上膠濟鐵路的巡警隊,變成了日本在中國的雇傭軍。15不僅如此,曹汝霖還代表中國政府,跟西原達成協議,允許日本在濟南保留“駐扎少數兵員”,16但實際上,沿線的日本軍隊,直到五四運動爆發,依然非常扎眼地駐扎著,人數一點都不少。也許,曹汝霖他們簽訂這樣的協議,依照過去對外交涉的慣例,是在日軍占領的既成事實下,一種企圖約束日軍的不得已的辦法。但中國官方的認可,畢竟給日本在山東的存在,提供了合法依據。況且,通過借款,在理論上日本可以借口修建濟順路 [ 濟南到河南的順德 ] 和徐高路 [ 高密到徐州 ] ,把手伸到了當時中國的兩大鐵路動脈,京浦路和京漢路,雖然借款談判規定了修建這兩條鐵路參與者的民間性質。但事實上只要有日本人插手,就難以讓國人放心。從來在中國存在的所謂日本民間力量,都不是真的民間。這一節,恰是五四運動中,中國人特別感到激憤的。至于插手軍械制造和軍隊事務,這本是二十一條第五號的內容,那時候,日本以武力威脅沒有讓袁世凱政府接受的東西,現在憑借日元,有的內容也都實現了,段祺瑞編練的參戰軍,軍械全由日本提供,而且一色用的是日本教練。借款的另一個重大目標,是扶植親日派把持的交通銀行,由這個銀行主導,推行中國的貨幣改變,建立跟日元密切聯系的金本位中國貨幣體系。17此計劃,由于比較復雜,直皖戰后,親日的皖系政府倒臺,最終夭折。如果也能如日本所愿實施的話,那么,中國真的要變成朝鮮了。至于在五四運動中為人大為詬病的中日共同防敵條約,如果沒有西原借款以來的北京政府親日氛圍,也是不可能的。正是這種中日親善的氣氛,使得日本人在實際上得以步步推進。大概已經感覺到了這種大借款背后的問題,因此,跟曹汝霖齊名的親日派陸宗輿,從一開始就對經手借款心懷疑慮,縮手縮腳,很是不安,擔心被人視為“賣國賊”,在代表段祺瑞和徐世昌跟西原簽備忘錄的時候,戰戰兢兢的。18事實上,由西原操作的日本政府的撒錢式的“懷柔政策”,背后也有日本自身的需求。自一戰以來,雖然日本名義上也參戰,但除了趁火打劫占了青島之外,沒有動一兵一卒,而拿下青島和山東,屬于代價很小、獲利巨大的買賣。不用出力的日本,一方面借歐洲列強無暇東顧之時,大肆擴張在中國的市場份額,同時還可以趁交戰國打得你死我活之際,大做買賣,兩下掙錢大發戰爭財,此時的日本,其實跟美國的處境相似。只是美國后來還大規模出兵歐洲,而日本一小仗打完,從此變成了供應商。因此,幾年下來,日本很是發了些橫財。寺內內閣的藏相勝田主計是這樣說的,當時的日本出于戰爭的緣故,“景象極旺,年年有巨額貿易出超。同時在國際借貸方面,國內金融界出現資金過剩局面,有巨額結算超收,積累了大量硬幣,這就危害了外匯資金交流。長此放任下去,將使經濟嚴重失調,其結果難保不引起國民經濟前途堪憂慮的局面”。19為了解決過剩資金的出路,日本只有兩條可走,一是加緊對外投資,另一條就是贏利性的借貸。顯然,在這種借貸,不僅可以算經濟賬,更可以算政治賬。后來,雖然由于中國政局的動蕩,借款擔保不可靠,很多筆借款實際上沒有還,但在政治上,卻收獲頗豐。不過,這種政治上的收獲,最終激起了中國另一部分人的強烈反彈。五四運動,從某種意義上,就是這種反彈的大爆發。而巴黎和會上的中國外交失敗,暴露了日本真實用心,給了這種反彈,一個展示的機會。
明太祖朱元璋給南京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除了孝陵,世界現存最長、保存最完好的都城城墻——南京明城墻,也是朱元璋的杰作。明城墻當年分分城與外郭兩大部分,當年內城有門十三座,外郭有門18座,此即所謂南京坊間所謂的“內十三,外十八”。 傳說,朱元璋下葬時搞了一個“迷魂陣”,當天,十三城門同時出棺。這個說法已傳講了六百年,是南京民間最經典的段子之一。南京過去有個民謠:“南京有三怪,龍潭的姑娘像老太,蘿卜當作小菜賣,十三個城門抬棺材。”朱元葬當年這個怪異下葬傳說,竟然被當成了南京的城市符號之一。可能有人覺得是無稽之談,其實并非空穴來風,史料上有記載,如明人朱國楨的《皇明大政記》上便有這樣的文字,朱元璋下葬那天,“而發引,各門下葬”。各門下葬,是一種障眼法,實行秘葬的步驟之一,屬反盜墓的典型特征。我在我的《中國人盜墓史》等書中也是這樣認為的,但我后來我進行了思考,發現這里面很蹊蹺,因為大家都知道朱元璋的墓在哪?如此反盜墓給誰看的?結合當年當年朱元璋死后嬪妃殉葬的事實,那些棺材里很可能裝的都是這些殉死的后宮美女!殉葬本是秦漢以前的喪葬制度,活殺死者身邊的妃妾新侍,到陰間給死者站崗放哨當“服務員”。秦始皇死后,秦二世便曾父皇生前多得不清的后宮女人全都處死了,天怨人恨。劉邦當皇帝后,果然地廢除了這一沒有人性的陋俗。但已消失了幾個朝代的殉葬,到朱元璋當皇帝時,又恢復了這一制度,死灰復燃。后為朱姓子孫皇帝仿效,明成祖朱棣死后,便用30多個宮妃殉葬,甚至連藩王都有殉人。如郢靖王朱棟位于湖北鐘祥市的墓被盜后,當地考古專家進行“搶救性”發掘時,便發現了殉人。在左右耳室里,各發現了六口棺材,從遺骸鑒定分析來看,年齡都不是很大,且都是女性,由于年輕,骨頭早都爛了,只剩下牙齒和金屬飾物。這些女人應當是朱棟生前年輕漂亮的妃侍,她們不可能同時生病死去,惟一的解釋是非正常死亡——殉死。再說回朱元璋。在皇太子朱標早喪的情況下,朱元璋依傳統禮制,立朱標的大兒子、長孫朱允炆為皇太孫。朱元璋死后,朱允炆承繼大位,史稱“建文帝”。朱允炆遵遺詔,依古制,將朱元璋生前沒有生育過的后宮嬪妃,全部下令處死殉葬,另有若干宮女從死。至于如何處死這些活生生的殉人,一直是個謎,有的說是水銀毒死。有的說是勒死。但根據《朝鮮李朝世宗實錄》,應該是吊死——“帝(明成祖朱棣)崩,宮人殉葬者三十余人。當死之日,皆餉之于庭,餉輟,俱引升堂,哭聲震殿閣。堂上置木小床,使立其上,掛繩圍于其上,以頭納其中,遂去其床,皆雉頸而死。”從上文所記可見,是讓殉葬妃女站到小床上,脖子伸進繩套后,太監猛然把下面小床抽走。當時,嗣新皇帝——朱棣的大兒子明仁宗朱高熾,還親自到場,與她們話別,實際是“監刑”。兩個朝鮮選獻進宮的美女韓氏和崔氏,也都處死了。韓氏臨死前哭喊,“媽媽,我去了!媽媽,我去了!”未等話說完,太監就抽去了她腳下的小床。其狀之慘不忍細想,連后皇帝都看不下去。后來明英宗朱祁鎮果斷地廢除了殉葬制度。朱祁鎮當皇帝時曾被瓦剌俘獲,此是他的一大恥辱,但因廢除殉葬,使他有了一個良好的口碑和歷史形象。《明史•英宗后紀》(卷十二)給他的蓋棺定論是,“罷宮妃殉葬,則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給朱元璋殉葬的人具體有多少人,史上并無確切的記載。據明末人毛奇齡所著《彤史拾遺記》記載,“太祖以四十六妃陪葬孝陵,其中所殉,惟宮人十數人。”后來,朱允炆對這些生殉后妃宮女的家屬進行了表彰和封賞。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賓、孫瑞、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等人都被封賞,授以“千戶”、“百戶”之職,其官皆世襲。他們都是給朱元璋殉葬宮人的父兄,即所謂“朝天女戶”。那么,這么多的殉葬者都要用棺材裝殮吧,然后陪葬于孝陵。而且,這殉葬的人數正好與“13”之數頗為接近。所以,在下葬那天,十三城門同時朝外抬棺材就很好理解了。當時的南京市民在朱元璋出殯那天肯定都出來看了,但因為朝廷“清街”,只能遠遠地看,因為棺材很多,坊間便你傳我傳,便傳成了“十三城門抬棺材”,近而變成了南京一大怪。殉葬也是一種榮譽。但這些殉葬者可能并未全部進入孝陵,而是葬在陵外,具體地點成謎。據中山陵園管理局的資料,1937年3月,在明孝陵東側的紫霞湖建水壩時,曾發現一座明代古墓,墓室高約3米,分內外二室,但奇怪的是室內竟然空無一物,此處是不是給殉葬者準備的?1976年,在距離明孝陵西側約300米的山麓處,又發現一座磚砌墓葬,出土了大批雕金首飾。有一只金鐲的內部印有“匠作局”三字,這是專門皇室制作首飾的官方工場。由于明代這里曾是禁區,非皇親國戚不能葬入,因此這兩座墓很可能是殉葬墓。著名考古學者、南京大學自然與文化研究所所長賀云翱教授,在負責明孝陵“申遺”時曾作專門做調查,朱元璋殉葬的宮妃葬地可能分布在三個地方,一處在今天陵西側百米處,今植物園內;其在孝陵陵宮墻外西南角處,第三處位于明孝陵右側,與東陵(太子陵)遙遙相望。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朱元璋在陰間艷福同樣不淺,被成群的美女在陰間“抱著””呢。當然,十三城門抬出的可能是殉葬宮妃棺材的推測,還需要更多的史料和考古發現來證實。
年輕的女王發動一場大戰1840年2月10日,大英帝國女王維多利亞舉行了大婚典禮,時年21歲。沉浸在新婚快樂中的維多利亞女王并沒有耽擱國務,她簽署了一份文件,同意內閣任命56歲的懿律為英軍司令,準備率兵遠赴中國作戰,并將配合內閣說服國會,通過對華戰爭法案。此前一個月,兩廣總督林則徐根據道光皇帝的旨意,宣布廣州封港,永遠斷絕和英國的貿易,英國軍艦“窩拉疑”號則宣布封鎖廣州口岸與珠江口,中英局勢陡然緊張。1月16日,維多利亞女王在國會發表演說,表示自己正密切關注發生在中國的“影響我國臣民利益與王室尊嚴的事件”。同年4月,英國國會經過激烈的辯論,以271票對262票的微弱優勢,同意對華采取軍事報復。第一次中英戰爭爆發了,英國國內的反鴉片人士將這場戰爭稱為“鴉片戰爭”,這個名稱日后得到了國際史學界的一致公認。維多利亞女王是在1837年登基的。當時這位年僅18歲的少女并沒想到,她將在今后長達64年的統治期內,為“日不落帝國”迎來極盛時期。己所不欲卻施于人的女王在《上帝保佑女王》的莊嚴國歌聲中,上帝卻給自己庇佑之下的維多利亞指引了一條道路:讓她去庇佑那個名叫鴉片的毒品的貿易。一個能令所有中國人大跌眼鏡的史實是:得到神佑的維多利亞女王不僅討厭鴉片,甚至討厭煙草——盡管它們在殖民地印度和加拿大分別是不可或缺的支柱產業。女王對煙草的近乎病態的憎恨,成為整個維多利亞時代宮廷內吸煙者的終身夢魘。女王下令,在皇家的溫莎城堡、巴爾莫勒爾堡和奧斯本宮內,絕對不得吸煙,因為她“在一英里之外就能聞到煙味”。在女王看來,煙草只是一種麻醉劑,吸煙這種毫無必要、毫無愉悅感的惡習是令人惡心的放縱,代表著個人意志的薄弱。她甚至認為,對于那些尼古丁成癮的人,應該將他們送進麻風病院去關禁閉。但是,此時的雪茄正在迅速成為英國乃至整個歐洲的時尚消費品。女王的高級官員和親友中,就有不少癮君子,他們在不斷地挑戰女王的禁煙決心。女王的老師兼第一任首相墨爾本爵士記載:“我總是因為抽煙而被女王指責,如果女王聞出我身上有煙味,我就得花半個小時去發誓戒煙。”顯然,在抽煙這個問題上,女王并沒有給這位年邁的帝師任何面子。女王的一個孫女日后回憶說,愛吸煙的她經常躲到煙囪旁抽煙。住在她樓下的一個女仆也吸煙,斷煙時就請她“救濟”,她就從窗口用細線綁住香煙,垂掛到女仆的窗前。來訪的女賓中有一些吸煙的,為了不觸怒女王,煙癮上來時,只能躲到窗口,把頭使勁探出窗外噴云吐霧,以免煙味內竄。盡管女王如此憎惡吸煙,但她的長子愛德華(即日后的國王愛德華七世)和次子阿爾弗雷德從少年時就開始抽煙,令女王痛惜不已。她試圖阻止三子亞瑟加入哥哥們的行列,但最后依然失敗了。愛德華王子嗜煙如命。1869年,他向自己參與的俱樂部“懷特”提議,“早報室”應該允許吸煙,結果被董事會否決,一怒之下,他干脆另行組建了一個俱樂部,以便自己隨時隨地能夠吞云吐霧。愛德華的煙癮極大,每天要吸20支雪茄外加20支紙煙,他將抽煙當做紳士風度的體現,因此令女王極為不滿。愛德華在40歲時就患上了嚴重的支氣管炎,引發各種疾病。當維多利亞女王在1901年去世時,剛剛即位的愛德華面對大臣們宣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生們,現在能抽煙了。”登基后不到10年,愛德華七世就死于吸煙引發的心臟病。等到女王發現孫女們也在抽煙時,只好放棄了嚴厲的管制,她甚至讓孫女們把雪茄拿給她聞聞,她的結論是:味道太可怕了。在1880年代的埃及戰爭中,女王做了個令人驚詫的舉動:她給戰爭部長寫了封信,提議給前線將士們提供香煙。如此痛恨煙草、蔑視癮君子的維多利亞女王,卻成為全球鴉片貿易最為有力的推行者。在她的統治下,大英帝國不僅向中國大量出口鴉片——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確定鴉片貿易合法地位前,絕大多數對華鴉片貿易都是不折不扣的走私——而且,為了拉動殖民地土耳其的經濟,從那里向英國本土大量進口鴉片。大英帝國本土的鴉片館和金發碧眼的癮君子,比例并不小于大清帝國。而這一切的動機,只是為了大英帝國拉動內需,促進GDP的發展。不擇手段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成為維多利亞時代大英帝國達到極盛的巨大動力。盡管給帝國國庫帶來了巨大的好處,鴉片貿易在大英帝國的名聲并不比在大清帝國好多少。甚至連英國東印度公司鴉片代理處經理賽蒙也認為:“鴉片產品摧垮了人民的健康,使其道德淪喪。哪里種植鴉片,哪里的人就吸鴉片,種得越多,吸得越多。”說一套做一套的義律代表女王陛下打響鴉片戰爭的大“煙槍”,是駐華商務總監義律。義律曾是一名海軍軍官,27歲那年以上校軍銜退役,被調往殖民部任職,后被派往圭亞那擔任“護奴使”,由此成為一名廢奴主義者,不斷呼吁帝國政府取消奴隸制度。1833年,32歲的義律跟隨駐華商務總監律勞卑勛爵來到中國,出任“幕僚長”,隨后職務不斷升遷。律勞卑勛爵去世后,總監職務由一位堅定的反鴉片貿易者羅拔臣爵士接任,義律則升任副總監。羅拔臣爵士向倫敦表態說:“無論什么時候,英國政府要我們制止英國船只參與鴉片非法貿易,我們都能夠完成。但更切實的辦法是禁止英屬印度的罌粟種植和鴉片生產。”這種態度,顯然是正在追求GDP的英國政府所不愿意接受的。羅拔臣爵士于1836年年底調任后,義律成為總監。這位日后被中國史書定位為兇惡的帝國主義分子的人物,卻與羅拔臣爵士一樣,一開始說的是反對鴉片貿易的話。1839年,義律在寫給外交大臣巴麥尊勛爵的信中說,鴉片貿易是大英帝國的“恥辱和罪惡”,“我將動用自己職權范圍內的所有法律手段和我個人的社會影響力,對此予以嚴厲的打擊”。沒有任何人比自己“對于在中國沿海進行的這種強制貿易所帶來的恥辱和罪惡,抱有更深刻的厭惡態度,我不知道在該貿易與海盜行為之間有何選擇”。今天看來,這些話語與其行為十分矛盾,其深層原因或許是為了給自己的行為找一個臺階吧。講的都是漂亮的說辭林則徐在廣州禁煙時,義律發布了措辭嚴厲的公告,警告那些為暴利而走私鴉片的英國商人們:“本首席監督進一步發出通知,警告所有在帆船、快艇或用其他方式裝配的小船中從事上述非法鴉片貿易的女王陛下臣民:如果有任何中國人因任何英國臣民造成死亡或其他傷害,該英國臣民被正式判定有罪后,將受到嚴厲的懲罰,如同該罪行是在威斯敏斯特的女王陛下法院管轄范圍內所犯的一樣……如果中國政府認為應該捕獲并沒收那些船只,女王陛下政府將決不進行干涉……對執行搜尋和捕獲任務的中國政府官員進行武力抵抗是一種非法行為……”這種夾縫中的定位,令義律左右為難:一方面,以怡和洋行為首的英國鴉片商人們認為他對同胞太不友善,沒有為商業利益保駕護航;另一方面,大清政府的官員們并不愿意與他探討任何加大兩國正當貿易的渠道,卻將因鴉片貿易引發的一系列麻煩歸咎于他這位“英國欽差”。盡管義律說痛恨鴉片貿易、蔑視鴉片商人,但他卻忠實執行了倫敦的指令,在雙方不斷升級的沖突中,旗幟鮮明地扮演著一個侵略者的角色。如同女王和首相巴麥尊一樣,他并不認為戰爭是為了保護鴉片,而是為了保護自由貿易。這些看似高尚而極有技巧地回避了道義責任的說法,在1838年6月15日巴麥尊發給義律的指令中表現得十分清晰:“女王陛下政府不會因為英國臣民破壞了他們前去貿易的那個國家的法律而進行干預。因此,這些由于更有效地執行中國關于此問題的法律而遭受的損失,必須由他們自己承擔。”甚至,在確定了對中國進行“軍事報復”之后,巴麥尊在電文中還強調:“女王陛下政府絕不懷疑中國政府有權禁止將鴉片輸入中國,并且有權查獲和沒收那些外國人或中國臣民不顧禁令而輸入中國領土內的任何鴉片。”一個人虛偽到如此程度,可謂罕見。戰爭雙方的主導者均被懲罰林則徐被道光皇帝“雙開”流放,換上了似乎更為“理性”的琦善。經過幾次武裝沖突之后,并不愿意擴大戰爭的義律,與同樣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琦善,在1841年1月簽訂了《川鼻草約》。這一條約規定:將香港本島及其港口割讓給英國,中國向英方賠款600萬元,英中官員平等相待,限于當年春節后10日內恢復廣州貿易。這一條約在北京和倫敦都引起了最高層的震怒。大清帝國因琦善允諾割讓香港,而將其“雙開”并且“雙規”,“革職鎖拿,查抄家產”,琦善從此成為中國史書中著名的“賣國賊”。而義律也因放棄了英軍已經占領的富庶的舟山群島,而換了個小漁村香港,且沒有爭取到中國全境自由貿易,因此被英國人當成了“賣國賊”,當局將他痛斥一番后調回本土,改派璞鼎查接任。互不滿意的中英雙方再度開戰。維多利亞女王本是將義律當做一桿敲開中國大門的“煙槍”,卻沒想到義律放了點煙后,就縮了回來。憤怒的女王似乎忘記了自己還在新婚之中,在寫給叔叔、比利時國王李爾帕德的信中說:“要不是義律不可靠的奇怪行為,我們想要的可能都得到了,他完全沒有遵守指令,只想達成最低的條件。”英國歷史學家安達科特認為:“義律奉行調解、寬容和適度戰爭的方略,并不被欣賞,英國遠征軍中的海軍和陸軍軍官們,都對他很怨憤。”顯然,義律擋了別人的財路,犯了眾怒。有意思的是,在礙事的義律被下崗后,巴麥尊在發給璞鼎查的電文中依然重申:“女王陛下政府對于這件事情(禁止鴉片)不提出任何要求,因為我們沒有權利這樣做。中國政府完全有權禁止鴉片,如果它愿意的話,從事違禁品貿易的英國臣民必須承擔這樣做的后果。”對于來自帝國政府的壓制,義律顯然并不服氣。1842年6月25日,他寫信給新任外交大臣阿伯丁,為自己辯護說:“(他們)指責我太關心中國人,但是我堅信,正是出于維護英國長遠利益和榮耀的考慮,我們應當保護那些友好且對我們有用的人,令中國南方各省的龐大的商人階層對我們重拾信心,我們首先就必須培育更多的、更為親密的社會與商業關系。”之后,義律還專門發行了一本小冊子,重申這些觀點:“如此多的人指責我太關照中國人,但是我必須澄清,為了維護英國長久的榮譽和實實在在的利益,我們必須更加關照這個無助的、友好的民族……”璞鼎查成為女王新的“煙槍”之后,駐華商務總監這個職位的年薪突然大幅漲價,達到了6000英鎊(1英鎊約合7.5兩白銀,1兩白銀的購買力約合今日200元人民幣,總計約合900萬元人民幣)。這是義律在任時的2倍,這既說明了女王對義律的不滿,更說明女王對中國市場更強烈的投資回報期望。義律在倫敦賦閑了一陣,直到1842年8月才重新被起用,調往美洲,出任大英帝國駐得克薩斯共和國的代辦,不久正式出任總領事,至死都在太平洋各群島上輾轉任職,形同高級流放。至于義律的中國老對手,比他更慘,林則徐和琦善都被流放,主戰派和主和派殊途同歸,也是極具大清特色的一大奇觀。而極端厭惡吸煙的維多利亞女王,以及看起來厭惡鴉片的義律,他們共同發動的戰爭,給古老的中華帝國帶來了巨大災難……
城市周邊沒有冰冷的圍墻,只要有一顆奮進的心,落戶廣州的路并不遠。因一封80后農民工的信,汪洋書記邀請百名外來工觀看勵志電影《所有夢想都開花》,并祝在粵打工的每一位外來工夢想成真。廣東是否為那顆夢想的種子備足了土壤?本報昨日采訪了幾名順利落戶廣州的外來工,還原他們美夢成真的故事,并希望能為其他人提供借鑒。今年6月,醞釀已久的《關于開展農民工積分制入戶城鎮工作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經廣東省政府頒布出臺。最新數據顯示,至7月底,全省已有超過1.7萬農民工順利入戶,農民工積分制入戶城鎮正在廣東全面鋪開。據悉,目前廣州、珠海、佛山、韶關、東莞、江門等市已起草具體實施辦法。“成為廣州人?想都不敢想”雖然有了制度,但多數農民工仍將入戶看得遙不可及。“能成為廣州人?想都不敢想,我是一個普通工人,能入戶也輪不到我。”在蘿崗區某企業打工的鄭先生坦言,因為不敢奢望入戶,他的計劃是掙夠錢就回鄉,在江西老家開個小店養老。他笑著補充說,如果真有機會落戶在廣州,他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留下,“廣州和老家沒得比。想離開廣州,是因為永遠變不成廣州人”。入戶廣東真有那么難?不然。記者了解到,以往通過“優秀外來工”等入戶的人數比較有限,而今年1-7月份,按照《指導意見》的積分標準,惠州已辦理農民工積分入戶1699人,數量增加了幾倍。來自中山市有關部門的統計也顯示,此前通過投靠親屬、投資入戶、高學歷高技能人才入戶等渠道,全市一年入戶總數約1.2萬,自開展積分制入戶后,僅今年新增加的指標就有5000多個,目前已完成2139名流動人員入戶。廣州積分指標最快本月出臺作為與京、滬、津三直轄市一樣屬于國務院嚴格控制人口機械增長的城市,廣州目前只對優秀農民工開放入戶,并需要用人單位申請入戶。廣州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相關負責人表示,廣州年機械增長人口名額由國務院分配,而各區、各行業的準入名額都會在總額中實行再分配。積分政策將改變只有優秀外來工可入戶的現狀,屆時依照省、市各項入戶積分指標,符合條件者均可申請入戶。此舉會否讓廣州的標準更嚴格?他表示,政策制定后將改變只有優秀外來工申報入戶的局面,凡符合準入標準者,屆時都可申報,排隊等候入戶。“尤其是對優秀外來工,不會有任何限制。”他透露,廣州積分指標最快在本月出臺。榜樣心聲從普通實驗員到集團技術骨干周意生:不要輕易跳槽1997年,23歲的周意生高考落榜,從湖南衡陽南下廣州尋找就業機會。13年后,周意生已是白云化工集團的技術骨干,獨自承擔產品研發課題。談及自己的打工歷程,周意生感慨萬千:“我是農家子弟,到廣州時一無所有,能找到一份工作就很滿足,根本沒想過輕易跳槽。”由于學歷不高,他的第一個崗位是普通實驗員,輔助技術工程師做小實驗。“人家干什么,怎樣干,就要用心去學。”周意生說,不少人認為小實驗員就是下手,但他懂得請教,自己也會讀書鉆研。因為沒有上過大學,他缺少理論知識,只能在實際操作方面付出更多。每次配好實驗材料后,別的工程師都去吃飯了,周意生卻守在實驗臺邊一動不動地觀察記錄。就這樣,當許多高學歷的工程師憑著理論在頭腦中計算的時候,周意生卻在實驗室加班加點調配方、做實驗。他勇于向工程師們提點子,“點子”越來越多,大家慢慢發現:這個不起眼的實驗員的“點子”很有用,于是技術會議也請他一起研討。公司一項又一項的技術成果填補了國內市場的空白,作為主要技術參與人的周意生功不可沒。周意生說,要落戶廣州,就要當一名優秀的農民工,而成為優秀農民工并不難,“讓我總結成功,最重要就八個字——踏實工作、提升自己”。他不贊成農民工經常跳槽,“不要輕易跳槽,否則永遠都是新手。從農村來的孩子,要付出比別人更多的努力”。 從一線工人到工會主席陸高峰:干一行愛一行“現在多好!政府和企業都有定期的培訓,年輕人更要珍惜機會。”15年前,陸高峰只身來到廣州打拼,入職白云區某皮革公司做了一名一線工人。15年后,他已是名副其實的城里人——有自己的房產,全家人的戶口都遷入廣州。因為工作中表現優秀,他還獲得2008年全省優秀農民工的榮譽稱號。“以前最大的擔心就是孩子的讀書,現在好了,戶口遷到廣州,他也能在廣州參加高考。”陸高峰告訴記者,落戶給他帶來最大的便利就是孩子的讀書,如果還是外地農村戶口,他兒子明年就要回去讀書,在湖南參加高考。他坦率地說,剛來廣州時起點也很低,“一線工人、管理人員……一步一步,都要踏踏實實。”和周意生非常相似的是,在廣州務工10多年,他從來沒有跳過槽,“我和企業一同成長,無論在哪個行業,只要你努力,一定能得到回報”。現狀觀察白云區50萬外來工目前只有13人入戶基層工會主席:沒幾個農民工了解入戶政策來自廣州總工會的一項新生代農民工調研報告顯示,除兩成多農民工希望留在城市外,超過七成人都不甘心過早的離開廣州,都希望掙夠錢后才"衣錦還鄉"。絕大部分人希望在廣州攢夠錢,能回到家鄉"做小老板"。回鄉并非故鄉情結那么單純。白云區某大型企業工會主席劉先生告訴記者,自己在廣州打工十多年,一直以為入戶廣州高不可攀,直到今年4月,才搞清楚農民工也有入戶城鎮的機會。"沒幾個農民工了解入戶政策,他們不是想離開,而是不敢想"留下"。"記者了解到,白云區現有企業9萬多家,員工60多萬人,保守估計,外來工總數在50萬以上。但截至目前,只有13名優秀農民工入戶,或正在辦理入戶手續。有多年工會工作經驗的劉先生坦言,政府、工會和企業三方都要加大對積分入戶政策的宣講,很多人確實將入戶當作一個夢,卻不知道這個夢有機會實現。現行政策需由用人單位申請入戶按照現有政策,根據廣州市人口計劃,在本市創業或被本市用人單位招用,按規定辦理了錄用備案、繳納社會保險費,所從事的工種及所持有的職業資格證書符合本市準入職業(工種)目錄規定,35周歲以下(有特殊貢獻的,年齡可放寬至40周歲),身體健康,無犯罪記錄,遵守計劃生育規定,持有本市有效暫住證并符合相關條件之一的外來工,屬于未婚或已婚配偶具有本市常住戶口的,可由用人單位申請其本人在本市入戶。而已婚的夫妻雙方均是非本市常住戶口,夫妻雙方均符合相關條件之一的,可由一方的用人單位申請其夫妻雙方及未成年子女在本市入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