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廣州9月10日電(鄭天虹)在中國第20個教師節到來的前夕,幾個暨南大學昔日學子悄然回到了他們的母校。在這特別的日子和這熟悉的地方,作為中國設立教師節的倡議者的他們,首次批露了當年為中國教師節誕生而走過的艱辛。 “20年了,不變的是我們還是暨大的學生,變化的是如今人們對教師越來越尊敬。“暨大經濟學院工業經濟系82級的劉海珊帶著欣慰的笑容說道。這句話的內涵只有在經歷了當時情景的人才能完全體會得到。 一盒來自美國洛杉磯的錄音帶娓娓講述了當年的情形。這是暨大醫學院82級學生、當年暨大的學生會副主席卜群為第20個教師節的到來在越洋電話中特別錄制的。帶著幾近顫抖的嗓音,卜群說起了83年的那個12月。 一切要從暨大首屆校園演講比賽說起。暨大國際金融系81級學生朱川的題為《民族中興一條路--談尊師節》的演講震撼了在校的全體師生。當時的演講內容,卜群依然記憶猶新。 “古人說:’國將興,必尊師而重傅;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前些年,知識貶值,老師的地位更是等而下之。據有人統計,廣東每年毆打教師事件的次數竟比火災還要多!有一個公社書記曾對一個小學教師說:’你好好干,到時候我提拔你。’提拔到哪里去呢?原來是提拔他當營業員。“ “教師處于這樣的地位,我們的國家怎能躋身世界強國的行列?目前,在社會上大力倡導尊師顯得非常重要。眼下種樹有植樹節,護鳥有愛鳥周,育才,也應有尊師節!……“ 卜群說,這的確是當時的寫照。“很多中小學教師不愿在人前承認自己的職業,因為這是不入格的;中學畢業的學生也不愿報考師范院校。” 演講獲得強烈反響后,以朱川、卜群為代表的同學打算以實際行動來推動教師節的建立。他們印出在我國建立教師節的調查表,寄給全國二百多所大學的學生會和各界知名人士,廣泛征求意見。從收回的一千多份調查表中,他們看到絕大部分填的是“強烈贊成”或“贊成”在我國建立教師節。 這給了朱川、卜群他們更大的信心。1984年5月12日,在學校領導的支持下,他們邀請了廣州地區部分大、中、小學教師來暨大舉行隆重的師生聯誼會,“我們給老師帶上了大紅花,對他們表示感謝。我記得當時有位小學老師哭了,她說:’現在全國在搞振救千只大熊貓行動。千只大熊貓面臨災難,每人都捐出一毛錢;而中小學老師同樣面臨人為災難,卻沒人呼吁!’” 為了把這個尊師行動帶向整個中國,朱川、卜群等開始了北上倡議。他們聯系了華南師大、華南工學院、中山大學及本校共12位同學,帶著萬份倡議書兵分兩路,一路騎自行車,一路乘火車,北上北京倡議建立教師節。 由于長途跋涉,又是酷暑,同學們相繼病倒,但為了心中的信念,他們以天為被,以地作席,日曬雨淋,餐風露宿。每到一處,他們都積極為建立“教師節“奔走宣傳、發放傳單、組織座談,他們說:“寧可少帶干糧、水和藥品,也不能丟一份倡議書。” 他們的精神感動了當地的人們,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很多人還掏錢為他們買干糧。在到達河南鄭州時,正逢當地召開普通教育改革會議。他們被邀請列席會議,而建立教師節的倡議獲會議全體通過。鄭州市教育局就在那天做出了每年9月10日為該市“尊師日”的決定。 經過了20多日的風雨兼程,同學們終于到達了北京。他們又馬不停蹄地先后找到團中央、全國學聯、北京市教育局等有關單位,希望他們的倡議能被接納。然而,他們卻遇到了各種阻力,個別領導不理解他們的心情,阻撓推諉。甚至有領導勸他們不要“鬧”了,“弄不好人家把你們當作大串連、搞’文革’,本來前途無量的大學生,到時候被發配到大西北,何苦呢?” 同學們的心情一度跌至谷底,但暨大的領導和老師們卻給了他們一如既往的支持。當時的校團委書記蒙雅森說:“這是一種愛國行為,是尊師重教的體現,我們了解我們的學生,我們支持他們!終于,這封倡議書還是遞上去了。” 1985年1月11日,這對朱川、卜群等同學而言是個永生難忘的日子。在六屆人大常委會上,趙紫陽總理正式提出確定每年九月十日為“教師節”的議案。蒙雅森說:“當時同學們的喜悅之情幾乎到了要咬破自己手指寫喜訊的地步!太不容易了,他們已經說不清為等待這個日子付出了多少心血!” 錄音帶里,卜群的聲音仍在繼續:“我很高興能有機會通過這個電話與大家分享這段經歷。我更高興地看到,20年后,每個教師都快樂地過著他們的節日,我們的教師事業在蓬勃發展,每個教師都為他們的事業感到自豪!” 就在同一天,廣東省委、省政府在全省范圍內表彰了1460名優秀教師,并頒發了榮譽證書和一次性獎金。一位教師代表在發言中說到:“我為教師這個光榮的職業感到無比驕傲和自豪!” (完) 本站聲明:本站轉摘本文,為的是好文共賞、傳播美好,為的是發展和繁榮廣東校園文學事業,并不表示贊同文中的觀點。如涉及版權等問題,請作者或原載單位來函與廣東校園文學網聯系,我們將在接到投訴后第一時間刪除本文!最后,感謝作者創作這篇優秀的文章,感謝原載單位發表這篇優秀的文章。
以下內容,節選自李建權博士的一個小冊子。都是普通日本人的日常生活。 *********************************************************一盒錄像帶8000元滯納金日本有一個訪談節目設置了豐厚的獎金,以吸引觀眾的參與。有一天,節目來了一個年輕的家庭主婦參加。主持人問她:“你是否對于在熒屏前露面感興趣?”她回答說:“我來參賽只是為了想獲得優勝獎金。”“準備用獎金干嗎?”主持人繼續問。“償付租錄像帶的滯納金。”主持人感到不太理解。于是這位家庭主婦給主持人和觀眾做了解釋。原來,一年前她向一家錄像帶出租店租了一盤錄像帶,不久由于搬家,她忘了這件事。一年后,錄像帶出租店老板寫信到她新家中,要她歸還錄像帶,并繳納大約合8000元人民幣的滯納金。按照錄像帶出租店的規定,每超過一天,需要繳納約23元的滯納金,乘以365天,就是8000多元了。當時,購買一盒錄像帶大約需要230元左右。這個家庭主婦沒有辯解,更沒想逃避責任,只是一個勁地表示:“真是很對不起那家錄像帶出租店!”不過她希望碰碰運氣,贏個獎金償付滯納金。 *********************************************************只有一桿竹槍也會毫不猶豫戰斗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寫道:“只要有天皇下令,縱然只有一桿竹槍,(日本人)也會毫不猶豫地投入戰斗。同樣,只要是日本天皇下令,他也會立即停止戰斗。……如果天皇下詔,日本在第二天就會放下武器。……連最強最好戰的滿洲關東軍也會放下武器。……只有天皇的圣旨,才能使日本國民承認戰敗,并情愿為重建家園而生存下去。” *********************************************************沒有一例拖欠的現象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總部設在大阪的一家信用合作社向地震受災者提供了50萬日元的無期限無息緊急貸款。貸款不需要擔保,只需要將貸款者的姓名和聯絡方式寫下即可。一年后,80%的貸款人主動將貸款還清。其余的也在3年內全部還清,沒有一例拖欠現象。看到這里,筆者想起中國唐朝的一件事。唐貞觀時期,社會秩序可謂名符其實的“夜不閉戶、道不拾遺”。公元630年,全國判處死刑的囚犯只有29人。632年,死刑犯增至290人。這一年歲末,唐太宗李世民準許這些死刑犯回家辦理后事,要求第二年秋天再回來就死(古時秋天行刑)。次年9月,290個囚犯全部返回,慷慨就死。 *********************************************************火車上的空座位有一次,一位中國學者和大阪大學的一位教授一起乘地鐵,此時已過了上班的高峰時刻,車上很空。到了一站,上來一群有老師帶隊的小孩。他們都歡蹦亂跳地一個個上車,但沒有一個學生跑去爭搶座位。中國學者注意到,上車后孩子們就自動一個個挨在一起站著,列車駛或停靠站臺時彼此間有些推搡,有個孩子還差點倒下,但他們沒有一個人去坐空空的座位。中國學者大為不解,于是問同行的日本教授,日本教授告訴他,按照規定,他們這個年齡,上車是不準坐座位,即使有空位也不準。這些孩子自覺遵守這個規定,盡管這個中國學者看來這規定很荒唐…… *********************************************************巖磐不動之心號稱“日本第一劍客”的宮本武藏曾經寄居熊本,領主光尚作為他劍法上的弟子,向他請教何謂巖磐不動之身。武藏肅容端坐,說:“所謂巖磐之身乃不動而強的偉大心魄。人的身體本來很容易動,因而心魂也不斷動搖,要采取不動的姿態實在困難。超越生死,懷著不動之心,與敵相持,是所有兵法的奧秘。”光尚身邊的近臣林外記插嘴說:“我們凡人對此機微著實無法領會。武藏先生,能否煩你以完全的形像展示此巖磐之奧秘?”光尚點頭同意。武藏回答:“就在這里!”,然后吩咐近侍道:“寺尾信行今天也上朝奉職,傳他到御前來!”不久,信行(武藏的劍法傳人)靜靜地來了,俯伏在殿外。武藏轉向信行,赫然凝視,嚴肅地說道:“信行,主上要你在這里切腹。你沒異議吧!”信行臉色絲毫未變,“是,領命!”行禮后,即褪下褲子,坦開腹部,而后默默拔出短刀。光尚慌忙揚聲:“啊,信行等一等。”“是。”“不至于死,只是試試你的心而已。可以退下啦!”若是一般人一定會浮現出松口氣的表情,但信行的臉色依然絲毫未變。整理好衣裳,恢復原狀后,施個禮,跟來時一樣,靜靜退下。武藏不動地目送信行背影之后,才轉身對光尚說:“主上,剛才信行所表現的就是巖磐之身。家臣個個都忠貞不二,沒有一個會違抗主命。但若有一絲懷疑之色,身體就會動搖。但信行的身體絲毫沒有動搖。信行心中想必有不解之疑,但它沒有顯現在身體上。信行忠義之心未必強過其他家臣。只因經過兵法鍛煉,才獲得這種巖磐之身。若能有這種體態,即可以不畏大敵,不欺小敵,不會遭敵突襲,不生氣,不騷鬧,而能盡力為之。” *********************************************************誰會偷幾個蘋果呢?日本大館市的一個果園旁邊,路邊有一長木桌子,上面擺著用塑料袋裝好的蘋果,每四個一包。袋子上面貼著一張小紙條,標明每包蘋果兩百日元。四周沒有人看守,但桌子旁邊的樹上掛著一只玻璃瓶。陪同的一個日本人告訴參觀的中國客人,路人若要買蘋果,只需把“料金”放入瓶中。一邊說,他一邊拿出兩枚百圓的銀幣放入玻璃瓶里,叮當兩聲,清脆悅耳。中國人問道:“有沒有人偷蘋果呢?”日本人搖搖頭說:“我好像從來沒有聽說過有丟失的事情,誰會偷幾個蘋果呢?” *********************************************************我不偷了在一個有月光的夜晚,一個背著小孩的男人在路過一個瓜地時,不知不覺產生了要偷一個西瓜的念頭,他問背上的小孩:“有沒有人看見?”孩子說:“看見了。”爸爸嚇了一跳,問:“在哪兒?”這時候,孩子手指著蒼天說:“月亮看見了。”聽到這話,爸爸突然覺悟了,從內心深處感受到了恥辱,于是打消了偷瓜的念頭,說:“我不偷了。” *********************************************************這是你父親的首級嗎?很久以前,一個武士因為冒犯了一個親王,要被親王處以死刑。但是由于親王不認識這個武士,另外一個人被誤認為是那個武士被處死了。被處死者的首級放在了親王面前,但是親王依然不放心。他不能確認眼前是否就是他要殺死的武士。于是,他想出一個辦法。命人叫來那個武士的兒子。這個小孩只有7歲。當他來到親王面前時,親王指著面前的首級問到:“這個頭是你父親的首級嗎?”這個孩子年齡雖然很小,但是從小的武士教育使他很快明白了眼前的處境。于是,他沒有回答,而是先向首級鄭重地行了悲哀的敬禮,然后拿過一把刀,從容地切腹自殺了。在這突如其來的行為面前,親王所有的疑慮蕩然無存。亡命的父親也得以從容逃離。 *********************************************************海岸了義之死日本南北朝時期是陷入南北分裂的時期,南北方各自擁戴自己的天皇,兩派的對立和斗爭非常尖銳。這期間有件著名的事情。北朝的大德寺開山始祖大燈國師的弟子海岸了義作為國師的使者,到南朝的吉野去。途中要經過南朝的關卡,海岸了義不幸在途中給南朝的軍隊抓住。南朝的士兵問他是什么人,海岸了義這時如果說自己是南朝五山派或天龍寺人的話,南朝士兵就不會為難他,他會被當場釋放。但海岸了義沒有偽裝自己,堅持說自己是大燈的門徒,是為了去南朝完成大燈交給的任務。南朝士兵知道了他的身份,便將他逮捕,處以斬首之刑。 *********************************************************犬養毅之死1932年5月15日,9個日本軍官闖進首相犬養毅的府邸準備暗殺他。當時的犬養毅已經75歲,當他得知這些人的來意后,并沒有慌張,而是將這些暗殺者領進一間日本式的房間,在那里禮貌的脫下鞋子坐下。這時,一個刺殺者手持短劍大喊:“多說無益,開槍!”犬養毅倒在了血泊之中。犬養毅被刺身亡,原因是他不肯立即承認偽滿洲國。 *********************************************************為了理想,他自殺了2002年4月11日,一個五十四歲的日本男子在東京日比谷公園自焚。三十多年前,他是共產主義的純真信仰者,那時他崇拜毛澤東。1962年,毛澤東向日本勞動人民發表了重要題詞:“只要認真做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日本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日本革命的勝利就是毫無疑義的。”那時他與他的同志們跟警察搏斗,高呼“毛主席萬歲!”三十多年過去了,生活在富裕中的他感到信念與現實不符,為理想的破滅而悲傷,為了理想,他自殺了。 *********************************************************為有犧牲多壯志日本赤軍骨干坂口宏在獄中詠頌《長征》、《井岡山》和“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1975年,重信房子領導赤軍武裝占領了吉隆坡的美國大使館和瑞典大使館,要求日本政府釋放坂口等七人出境。日本政府答應了這個條件。然而當牢門打開后,坂口認為出獄對不起死去的戰友,拒絕離開日本。1993年他被最高法院判決死刑,1995年執行。 *********************************************************有了節義,即使粗魯、不周到,作為武士也就夠了日本的真木和泉評論說:“節義猶如人體之骨骼,沒有骨骼,頭就不能端正地處于上面。手也不能動,足也不能立。因此,一個人即使有才能、有學問,沒有節義就不能立身于世。有了節義,即使粗魯、不周到,作為武士也就夠了。” *********************************************************走向死神的行動1947年秋天,日本正在經歷著戰后最艱難的歲月,基本的食品供應都有很大困難。東京地方法院的刑事部的法官山口良忠和他的妻子及兩個孩子也面臨著饑餓的威脅。由于饑餓,孩子們叫苦連天,夫人實在看不下去了,想拿些衣服物品變賣,換點黑市糧食。山口知道后,堅決制止,他說:“身為裁定別人的審判官,怎么能去買黑市糧食呢?我們只能靠工資維持生活。”于是,他把自己的那份配給口糧全部給孩子吃,夫妻倆每天只是喝些湯汁糊口。岳父和朋友曾經從鄉下給他們弄來一些糧食,但被山口認為來路不正而拒絕了。戰后的日本違法案件非常多,山口的工作壓力很大。山口沒有因為經常餓著肚子放松自己的工作,而是更加努力地投入到工作中,他每天都埋頭審理案件,忘記饑餓的困擾,但長期的營養不良,使他的身體受到了極大損害。1947年8月,山口暈倒在工作崗位上,10月11日死去。山口在病榻上寫下這樣一段話:“糧食統制法并非良法,但它一旦作為成文法,每個國民都應該絕對服從,自己寧愿餓死也不能違反法規購買黑市商品。平素我非常羨慕蘇格拉底那種明知是孬法仍然竭誠服膺的精神。今天日本這個法制國的國民尤其需要這種精神,因而,我毅然決定向黑市挑戰,直至餓死。自己每天的生活就是走向死神的行動。” *********************************************************孩子的母親這樣做很好一次,一個母親帶著自己5歲的孩子開車上了高速公路,正碰上堵車,大家都把車停下等著。這時,孩子開始尿急,但日本法律規定,司機及乘客不能在高速公路上下車,即使前面堵車,你也得呆在車里等待。這就是說,孩子不能下來小解。萬般無奈,母親拿了一個塑料袋,讓自己的孩子小解,然后,開車帶回自己家。這個消息一經媒體披露,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大辯論。有的認為法律的制定應該更人性,讓普通老百姓有回旋的余地。但更多的人認為孩子的母親這樣做很好,是遵紀守法的典范。 *********************************************************可怕的秩序,可怕的日本人!一位北京學者在日本經歷了一次堵車,讓這位學者終身難忘。雖然北京的堵車之嚴重已經讓人“觸目驚心”了,但見到日本那次堵車的情形,這位學者還是震驚了:從伊豆半島到東京的路上,幾萬輛車一輛挨一輛排了一百多公里。那場景給人的感覺就是兩個字:震撼!那個時間段,幾乎所有的車都是回東京的,在道路右側堵成一條長龍。左側空出一條“無車道”,誰要是開到左側,可以一溜煙直奔東京。可在漫長的等待中,就是沒有一輛車插到空蕩蕩的“無車道”超行,一百多公里的塞車路上,不見一名交通警察維持秩序。在近十個小時的時間里,車流一步一步地挪,一尺一尺地挪,靜悄悄,不聞一聲鳴笛。“他們自己竟把這綿延一百多公里的車龍化解了!如此堅忍、守秩序、萬眾一心的民族,真是可敬又可怕!”這位學者不禁慨嘆:可怕的秩序,可怕的日本人!不能使用公家的傳真機辦私人的事情 *********************************************************公私分明一個中國人在日本東京大學工學部留學,每天都去實驗室。實驗室有一個日本助手,因為不熟悉業務,他經常向這個中國留學生請教,這樣,他們的關系慢慢密切起來。一次,這位中國人因為有急事想用一下傳真機,當向這個日本助手提出要求時,被他堅決拒絕了。那位日本助手對他說“公私要分明,不能使用公家的傳真機辦私人的事情。” *********************************************************這種想法是行不通的1976年10月6日,日本日立公司位于武藏的工廠的一名員工田中秀幸在下班前15分鐘接到加班通知。公司要求他加班5個小時。但他已經提前約好朋友,準備晚上一起見面。因此,他拒絕了公司的加班要求。第二天,田中回到公司后,他這一天加班到晚上9點,完成了前一天公司布置的工作。盡管如此,公司還是認為田中有錯,要求他承認錯誤。田中認為,自己有緊急情況,而且第二天完成了要求的工作,因而自己沒有錯。但公司堅持認為這種想法是行不通的,迫使他改變態度。雙方互不讓步,于是僵持起來。10月30日,公司以田中不悔過為由解雇了田中。田中于是向法院起訴公司。1978年,一審判決出來,判決田中勝訴。日立公司提出上訴,二審結果于1986年判決,認為公司解雇田中是合法的。田中認為這對所有勞動者不公,開始向媒體呼吁,得到廣泛聲援,無數簽名信寄到最高法院,要求進行再審。最高法院最終受理了,但1991年11月28日,最高法院依然判決田中上訴無效。 *********************************************************他們的孩子也有責任1976年,洛克希德行賄丑聞中,日本丸紅公司向當時的首相田中角榮贈送了政治“獻金”。這一消息被報紙披露出來后,丸紅公司員工的孩子在學校受到其他小朋友的歧視,還時常被欺負,一些以前和丸紅公司子弟玩得很好的小朋友和他們也疏遠了。當問道那些小朋友為什么疏遠丸紅公司的子弟時,才知道他們的媽媽告訴他們,不要和某某小朋友(丸紅公司員工的子弟)玩耍。因為丸紅公司出事,公司每個員工都有責任,連帶到他們的孩子也有責任了。********************************************************* 本站聲明:本站轉摘本文,為的是好文共賞、傳播美好,為的是發展和繁榮廣東校園文學事業,并不表示贊同文中的觀點。如涉及版權等問題,請作者或原載單位來函與廣東校園文學網聯系,我們將在接到投訴后第一時間刪除本文!最后,感謝作者創作這篇優秀的文章,感謝原載單位發表這篇優秀的文章。
1974年1月18日,越南政府不顧中國一再警告,派兵侵占中國西沙永樂群島,并與守島民兵發生沖突。從而展開了西沙海戰的序幕。南沙海軍火速支援,無奈越南艦隊噸位和火力都有絕對優勢,雖然中國海軍浴血奮戰,但是漸漸力不能支。緊要關頭,中央火速調動東海艦隊支援。然而,東海艦隊必然要通過臺灣國民黨海軍封鎖的臺灣海峽,如何安全通過,成為了中國海軍的一個難題。 毛當時準備去的時候,經過深思熟慮,也說了一句話:直接走! 中國人民海軍通過臺灣海峽的消息很快被臺灣國民黨得知,當臺灣海軍司令唐x林向蔣介石請示如何應對時,蔣介石說了他一生中最閃光的一段話:“你不知道西沙吃緊嗎?”畢竟蔣介石明白,國共之爭屬內斗,在外敵入侵的時刻,中國人還是會團結一致的。唐x林欲領命而去,蔣介石又指示說:“你們要一路護航,保證艦隊安然通過。還有準備補給船,給前線送給養。” 結果,出乎東海艦隊意料。國民黨海軍不但大開綠燈放東海艦隊過海峽,而且一路護航,保證了艦隊的安全。此外,臺灣補給船開赴西沙前線,為前線的解放軍戰士運送食物和淡水。 1月20日,東海艦隊如期抵達前線,雙方兵力對比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海軍形成絕對優勢,將入侵越軍幾乎全部殲滅。 本站聲明:本站轉摘本文,為的是好文共賞、傳播美好,為的是發展和繁榮廣東校園文學事業,如涉及版權等問題,請作者或原載單位來函與廣東校園文學網聯系,我們將在接到投訴后第一時間刪除本文!最后,感謝作者創作這篇優秀的文章,感謝原載單位發表這篇優秀的文章。
按照國際慣例,在每一份戰后簽署的和約中都包括戰爭賠償的內容。這種由戰敗國向戰勝國繳納的賠償,款額往往大得驚人,如1894-1895年甲午戰爭結束后,戰勝的日本就通過《馬關條約》以戰爭賠償的名義從戰敗的中國清政府手中掠走白銀兩億兩。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作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在長達14年的抗日戰爭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然而,令人驚異的是,在戰爭結束后,戰敗的日本卻沒有向作為主要戰勝國之一的中國繳付賠款!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受戰爭破壞遠較中國為輕的東南亞國家卻不同程度地獲得了賠償,其中緬甸、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所得賠款分別為2億美元、5.5億美元和2.23億美元,甚至連當時尚未統一的越南南方吳庭艷政權也獲得了賠款3900萬美元。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們還是讓歷史本身作出回答吧。 一、張群曾在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上大聲疾呼:“決不放棄我們對日要求應得的賠償!” 1945年8月15日,伴隨著廣播中日本天皇詔書的公布,在中國大地上飛揚跋扈了整整十四個年頭的太陽旗頹然墜地棗中國抗日戰爭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終取得了勝利。1945年9月2日上午10時,日本代表在停泊在東京灣的美國戰艦“密蘇里號”上,簽署了投降書。在德意日法西斯三國軸心集團中,日本是最后一個在投降書上簽字的。在此之前,意大利與德國已分別于1943年9月3日和1945年5月7日向盟軍投降。從表面上看,日本是在包括美國投擲原子彈和蘇聯出兵東北的行動在內的盟軍聯合打擊下乞降的,但實際上,對促使日本投降真正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是中國八年的全面抗戰。中國的抗日戰爭貢獻最大、損失也最大。據統計,在這場歷時持久的戰爭中,中國軍民傷亡人數總計高達3500萬;各種損失折合當時美元計算數額高達1000億以上。面對如此慘重的經濟損失,要求罪魁禍首日本給予中國戰爭賠償是天經地義的。中國政府對此態度相當明確,當時的國民政府外長王世杰在闡述戰后中國對日基本政策時指出:盡管中國不主張采取狹隘的報復主義,但就賠款問題則“應一本正義與公道之要求,以從事解決。”為此,中國政府特意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負責調查和統計戰爭中各項人力、物力損失的情況,以便對日提出賠償要求。中國要求日本賠償的政策與盟國戰后對戰敗國總的政策是一致的。早在1945年2月英美蘇首腦舉行雅爾塔會議時,便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國家給予盟國戰爭賠償的原則。規定德國應賠償200億美元,其中100億歸蘇聯,80億歸英美,20億歸其他國家。戰后,英、美、法、蘇對德國實行分區占領,成立盟國管制委員會,德國的賠償以盟國從各占領區拆遷工業設施抵償。同時,對于追隨德國與盟軍作戰的意大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芬蘭五國同樣提出了賠償要求。1947年2月10日盟國與上述五國計立的和約中規定,意、羅、保、匈、芬五國分別向蘇聯、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亞、希臘四國賠償2.55億、3億、0.7億、4億和3億美元。對于日本,以美英蘇中為首的同盟國在日本投降后成立了一個賠償委員會,專門協商日本賠償問題。1945年11月5日,該委員會一致認為,為了剝奪日本進行戰爭的產業能力,防止軍國主義復活,決定加重日本的戰爭賠償。方式是把日本工業設備的一大半拆遷給各戰爭受害國作為賠償。為此,指示各國分頭調查、統計戰爭期間的損失,以便具體確定賠償的方案。1947年10月25日,經過兩年多的調查核實,同盟各國向日本提出了索賠要求,總計金額為540億美元,中國也在其中。但是在賠償如何分配的問題上,各國意見不一,英國要求占有賠償的25%,美國要求34%,蘇聯要求14%,法國要占12%,澳大利亞要占28%,僅這幾個國家,還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國的要求,分配比例總和已超過了100%。中國在會上以“受害最久,犧牲最烈”為由據理力爭,堅持應獲日本賠償總數的40%,但各國不依,僅同意占30%,此后各方爭執不休,問題一拖再拖,久而未決。國民黨政府由于忙于打內戰,因而后來對日本賠償的分配問題也就無心顧及了。不過,國民黨政要張群在1947年9月9日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上所作的外交報告中仍大聲疾呼:“決不放棄我們對日要求應得的賠償!”這充分表明了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態度。而日本方面,直到舊金山對日和約簽字,從未向任何國家提起過戰爭賠償問題。這中間一晃就是四年。 二、美國為稱霸世界,操縱舊金山,會議把中國拒之門外1951年7月12日,美國公布了對日和約草案,并在7月20日向同盟各國發出了召開舊金山會議的邀請函,從而把一度被擱置的對日和約問題再次提上日程。但是,令世界各國大為驚訝的是,在美國起草的對日和約草案中所列的對日作戰國家的名單中沒有中國,其后中國也沒有收到出席舊金山和會的邀請函。這意味著中國---這個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作戰中歷時最長、貢獻最大、損失最重的國家,將不得參加盟國對日和約的擬定和簽署工作。舊金山和會把中國關在了門外。毫無疑問,美國是策劃將中國排除在對日集體締約之外的主謀。此舉的出籠與當時美蘇對立的國際形勢及美國戰后稱霸世界、遏制蘇聯的全球戰略有著密切的關系。二戰結束后,美國憑借戰爭中壯大起來的軍事和經濟實力,急于在世界建立“美國式的和平”,充當世界的霸主。但是戰后實力同樣強大的蘇聯以及在蘇聯影響下在東歐建立的一系列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打破了美國的夢想。美國便在“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幌子下,糾合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各地與蘇聯展開角逐。于是,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曾經并肩浴血奮戰的昔日盟友開始分道揚鐮。至五十年代初,美蘇對峙的冷戰格局已經形成。此間發生的國際事件如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爆發,東、西德的分裂以及朝鮮三八線的劃分,無不被打上美蘇冷戰的時代烙印。其中,中國事態的發展最典型地反映了這一時代特色。從1947年至1951年,對中國人來說的確稱得上是天翻地覆、江山易主的4年。這期間,點燃內戰戰火的蔣介石退踞臺灣;而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人則于1949年10月在北京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紅旗,宣告了新中國的誕生。面對中國形勢的變化,美、蘇兩大戰后強國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態度。蘇聯于1949年10月立即承認了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美國則極力否認新中國的合法地位,執意拉扯著日趨末落的蔣介石政府。為了平衡新中國的誕生給資本主義陣營帶來的沖擊,就必須在遠東重新扶植一個新的反共堡壘,以遏制共產主義的發展。美國選中了日本。1948年1月6日,美國陸軍部長亞羅爾在一次演講中公開宣布:“今后對日占領政策是扶植強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遠東方面發生新的共產主義威脅的堡壘作用。”這標志著美國對日政策來了個180度的大轉變棗由戰后初期的抑日變為扶日。此后,美國走上了重新武裝日本的道路。1950年6月,朝鮮半島爆發的戰爭點燃了美蘇兩大陣營間的第一次武裝沖突。隨著美國和中國先后的介入,朝鮮戰爭已由單純的內戰升級為一場國際戰爭。美國為了打贏這場所謂“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戰爭,急欲啟用日本這一反共先鋒。為此,美國力主盡快與日本締結和約,解除對日本的軍事管制,恢復其主權,以便使日本盡快加入反共的行列中。召開舊金山會議的建議,就是在這種火藥味極濃的氣氛中提出的。但是,由于美蘇對中國政府的認同不一,在邀請國、共哪一方出席舊金山會議的問題上雙方發生了爭執:美國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主張由臺灣蔣介石政府參加和會,這遭到了蘇聯政府的堅決反對。眼看舊金山會議有擱淺的危險,美國為了早日實現其扶日反共的目的,竟然置中國作為主要戰勝國的權益于不顧,借口盟國對中國政府的認同有分歧而單方決定不邀請中國代表出席舊金山和會,主張中國應在會外與日本單獨締結和約,對于將由中國哪一方與日本締約,美國強調“應由日本去決定”。這種把中國排除在對日和約談判之外并且給予日本選擇締約對象權利的做法,使中國在對日和約問題上失去了主動地位。中國海峽兩岸對美國無視中國權益的作法均表示了強烈的反對:7月16日,蔣介石在臺灣發表談話指出:“中國被拒絕參加對日和約簽字,乃破壞國際信義之舉,政府決不容忍。”8月15日,周恩來外長代表新中國政府對此提出了抗議,指出將于9月4日在舊金山召開的對日和約會議,背棄了國際義務,中國不予承認。然而,美國當局不顧中國方面的強烈抗議,一意孤行,于9月4日-8日召開了有52個國家出席的舊金山會議,并操縱會議通過了對日和約。舊金山和約是很不公正的條約,它把對日作戰的起始時定為1941年12月7日,從而抹殺了中國人民自1931年9月18日起,特別是1937年7月7日至1941年12月7日這幾年對日寇的單獨抗擊的歷史。同時,和約在賠償問題上極力寬大日本,只是泛泛地規定:“日本國對戰爭中造成的損害及痛苦,將向盟國支付賠償。”對于具體數額根本沒有提及,同時對戰勝國的賠償要求作了原則上的限制:即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撈上及對各該盟國的貢獻的其他服務上的技能與勞作,作為協定賠償各國修復其所受損失的費用”,而且必須在“日本可以維持生存的經濟范圍內進行”。這種重重限制的賠償規定就是以日本人的勞務充作賠償,實際上是變相減免日本的戰爭賠償,與1945年盟國賠償委員會作出的加重賠償的原則是相抵觸的。因而遭到了亞洲、歐洲正義國家的反對。除了中國、朝鮮、越南未被邀請赴會外,緬甸和印度拒絕出席會議,而出席會議的蘇聯、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會后拒絕簽字。這樣,由于中、印、蘇等國的抵制,當時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是不承認舊金山和約的。9月18日,周恩來外長代表新中國政府嚴厲譴責了舊金山和約,指斥它是“一個復活日本軍國主義,敵視中蘇,威脅亞洲,準備新的侵略戰爭的條約”。同時聲明,“舊金山和約由于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準備、擬制和簽訂,中央人民政府認為是非法的、無效的,因而是絕對不能承認的。”然而,與新中國政府捍衛民族權益的嚴正態度相反,退踞臺灣的國民黨當局為了爭得與日本締約的所謂“正統地位”,轉而承認舊金山和約,追隨美國的意愿走上了與日本單獨締約的道路。1951年9月12日,臺灣當局外長葉公超發表聲明表示:臺灣當局愿意以舊金山和約為藍本與日本簽訂雙邊和約。 三、日本利用舊金山和約玩弄花招,美國推波助瀾,臺北為爭正統放棄賠款1951年9月8日簽訂的舊金山和約,極大地改善了日本戰后所處的不利地位,因而11月26日,日本國會便非常痛快地批準了這個和約。與舊金山和約同樣給日本帶來好處的,即日本對于中日雙邊和約締結對象的選擇權。日本當時的首相吉田茂很興奮地宣布:“日本現在有選擇媾和對手之權,對于如何行使此權,應考慮客觀環境,考慮中國情形以及其與日本將來之關系,不擬輕予決定。”言下之意即日本一定要充分利用這一權利謀取最大的益處。事后證明,吉田政府的確在這個問題上絞盡腦汁,大做文章,極盡陰險、奸詐之能事。為了等待時機,日本政府在與中國締和問題上采取了拖延的對策,但為了防止盟國指責它蓄意拖延,吉田政府煞費苦心地搞了一個民意測驗,讓日本國民就同北京還是臺北締結和約表態,但得出的結果卻令人哭笑不得:支持與臺北或北京締約的比例一模一樣,均為38%,而余下的24%則是無所謂的。這樣,吉田政府便以民意難辨,難以作出決斷為由,理直氣壯地拒不表態,靜觀事態的發展。而私下里針對臺灣急于與之締約的心理,不時散布一些可能與北京締和的言論。1951年10月25日,蔣介石派駐日本代表董顯光拜會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岡崎勝男,詢問有關締約的事宜。岡崎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國現在若與貴國訂立雙邊和約,勢將引起大陸中國國民對我之仇視”,因此,“我們現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時機,以待日本實現獨立自主后,研究何時同中國簽訂和約或選擇中國的哪一方問題,我國歷來尊重中華民國政府,遺憾的是,中華民國政府的領土只限于臺灣。”言下之意似乎是并不準備與臺灣方面締約。五天以后,吉田在日本參議院的演講更讓臺灣心驚。吉田公開表示:“如果中共在今后三年內提議根據舊金山和約與日本討論締結和約,日本政府自然愿意談判并締約,絲毫不會提出反對。”事后吉田還在會見董顯光時表示:“日本不能忽視大陸上四億五千萬中國人的感情。”日本政要的一系列言論,使臺灣當局如坐針氈,臺灣當局為了保住所謂的正統地位,一方面連續電令駐美大使顧維鈞策動美國對日施加壓力,一方面又在草擬的對日和約當中廣作讓步,特別是在日本方面尤為敏感的賠償問題上更為明顯。如草案中規定:中國“承認日本國如欲維持足以生存之經濟,則其資源目前不足以完全賠償所有此類損失及災難,同時并承擔其他義務”,因此,只要求“利用日本國民為中華民國從事生產打撈及其他工作,以作為補償。除此以外,中華民國放棄一切賠償要求,放棄該國及其國民因日本國及日本國民在作戰過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動而產生之其他要求。”這個草案已初步放棄了日本賠償,僅僅保留了一部分勞務補償內容。與此同時,臺灣當局又處處小心謹慎,生怕惹惱了日本,喪失了締約的機會。有個小插曲充分表現了這一點,即當駐美大使顧維鈞遵命與美方交涉后,美國合眾社發了一個消息,內稱顧大使對日本拖延雙邊和約表示不快。臺灣外交部聞訊大驚失色,立即查詢此事,并發表否認聲明,指稱電訊報導有誤等等,由此可見臺灣誠惶誠恐到了何種程度。由于美國當時出于反共目的,在亞洲奉行的是扶日而不棄蔣的政策,因此,在臺灣力爭與日本簽約的問題上給予了大力支持。1951年11月5日,美國白宮表示:“堅決反對日本與中共拉籠關系之任何企圖。”此后又于12月10日,派舊金山和約的主要策劃人之一,負責對日締約的杜勒斯作為特使赴日,以促成日蔣和約而對吉田政府施加壓力。杜勒斯直接了當地要求日本與臺灣締約,并威脅道:“如果日本政府不同中華民國簽訂和約,美國國會就不批準舊金山條約。”在美國的強硬干預及臺灣方面作出了重大讓步的情況下,日本政府才“不情愿”地改變了態度。12月24日,吉田表示不承認共產黨中國,愿與臺灣締結和約。1952年1月30日,日本委任河田烈為中日和談首席全權代表赴臺,與國民黨政府外長葉公超進行雙邊談判。1952年2月30日談判正式開始,至4月28日和約簽字,前后進行了正式會談3次、非正式會談18次,歷時67天。談判期間,日本方面又一次暴露了其陰險、狡猾的面目。戰爭賠償問題是和約的重要內容,因而在這個問題上爭論十分激烈。根據中方起草的和約草案,在賠償問題上只要求日本對中國提供勞務補償,其他賠償已經放棄,這是臺灣當局作出的重大讓步,而且與舊金山和約的原則一致。但日本對此卻堅決反對,蠻不講理地堅持臺灣可以根據舊金山和約沒收日本在華財產和資產作為補償,不應再提勞務補償的要求。由于雙方觀點相差懸殊,談判多次陷入僵局。不僅如此,日本仿佛把戰敗國的身份忘在了腦后,竟多次提出自己起草的和約草案,氣焰囂張至極。而臺灣方面在談判初期自恃有美國撐腰,認為只要美國以不批準舊金山和約相威脅,便不難最終迫使日本就范,因而在談判中據理力爭,態度甚為堅決。對中方草案只作細節修改,重大原則毫不讓步。誰知至3月下旬,風云突變,美國先于3月20日,操縱國會以66票對10票批準了舊金山和約,后于4月16日宣布舊金山和約將于4月28日生效。美國的行徑對臺灣當局來說不啻于背后一刀。因為美國國會承認舊金山和約,使臺灣在對日談判中失掉了最有力的王牌;同時,美國限定了和約生效時間等于給了日本有力支持。因為一旦和約正式生效,日本解脫了戰敗國的束縛,恢復了主權,在對華締約問題上將更為主動,這對臺灣來講極為不利。在這種形勢逆轉的情勢下,蔣介石政府為了趕在舊金山和約生效前與日本達成和約,被迫在賠償問題上作出全面讓步,于3月25日決定放棄全部賠償。僅在條約草案中列入下述文字:“日本承認其賠償之義務,我方亦承認日本無力作出全部賠償,為此……我方宣布放棄以勞務進行賠償之要求。”然而,得了勢的日本變本加厲,居然抓住臺灣方面急于簽約的心理,對上述行文也不接受,堅持在和約中取消有關賠償問題的條款,否則采取拖延的方法,拒不談判。臺灣當局無可奈何,于4月12日答應了日本的要求。但是,蔣、日和約的最后簽字直到4月28日下午3時才告完成,此時距舊金山和約生效僅僅還剩7個小時。因此,在蔣日和約的正文中通篇找不到賠償二字,其相關內容僅是在和約以外的議定書中加以確認的。議定書第一條乙項原文為“為對日本人民表示寬大與友好之意起見,中華民國自動放棄根據舊金山和約第十四條甲項第一款日本國所應供應之服務之利益。”另一處相關內容是在和約正文附錄的記錄中,原文是:日本國全權代表:“本人了解:中華民國既已如本約議定書第一項乙款所述自動放棄服務補償,……是否如此?”中華民國全權代表:“然,即系如此。”蔣日和約的締結,引起了新中國人民的強烈抗議,1952年5月5日,即和約簽字一周后,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嚴正聲明:“對于美國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單獨對日和約,是絕對不能承認的;對于公開侮辱并敵視中國人民的吉田蔣介石和約,是堅決反對的”。并且指責蔣介石所謂放棄賠償要求的允諾是“慷他人之慨”,中國政府和人民絕對不予承認。 四、中日邦交正常化聯合聲明指出: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關系,中國放棄對日本的賠償要求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時27分,當那架銀白色的總統專機掠過浩瀚的太平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機場降落的一剎那,以中美蘇三國為基點的國際戰略新格局便誕生了。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的實況,通過衛星向世界各地進行轉播。這次行動改善了自1949年10月1日起中美間相互敵視的歷史,在世界范圍內引起的震動不亞于一場大地震。受到沖擊最嚴重的莫過于中國東部近鄰日本。面對美國180度的急轉變,一貫追隨美國敵視中國的日本措手不及,當時的日本首相佐藤榮作是歪著嘴看完電視轉播的。但是政治是排斥感情的,“識時務者為俊杰”,佐藤內閣深諳此理。盡管內心不滿,但為了跟上美國的步伐,日本政府在尼克松訪華后,便秘密地委托東京都知事美濃部在訪華時給周恩來總理捎信,表示佐藤首相“要求親自訪華”。誰知當即被周恩來以“佐藤政府說了不做”為由加以拒絕,并宣布中日談判不以佐藤為對象。佐藤政府碰了一鼻子灰。周恩來回絕佐藤的試探,并非表示中國不愿與日本復交,相反,新中國早在1949年6月20日便發表過迅速準備對日和約的社論。僅僅因為日本政府追隨美國,承認蔣介石政權并與之締結非法和約,才導致中日兩國長期的敵對。尼克松總統訪華后,形勢的發展有利于解決中日歷史上遺留的問題,因此毛澤東曾明確指出:中日恢復邦交問題“應該采取積極的態度,談得成也好,談不成也好,總之,現在到了火候,要抓緊。”周恩來回絕佐藤,一方面體現了欲擒故縱的外交策略,一方面也是對長期敵視中國人民的佐藤政府的一個懲誡。果然,6月17日,佐藤榮作內閣被迫下臺,7月7日,田中角榮內閣登場。田中在就職當天便表示了要與中國恢復邦交的愿望。對此周恩來于7月9日迅速作出了反應,他在歡迎也門民主共和國政府代表團的宴會上專門加了一句:“田中內閣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聲明要加緊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這是值得歡迎的。”隨即又讓中日友協副秘書長孫平化借率領上海舞劇團在東京訪問演出之機,轉告田中:“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當面談,一切問題都好商量。”當時日本政府要想恢復中日邦交必須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如何對待中國一再堅持的中日復交三原則(三原則的主要內容是: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二、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臺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必須廢除),另一個就是有關日本戰爭賠償問題。關于這一問題,中國政府在不承認日臺條約時已強調指出:“日本軍國主義者殺害了上千萬中國人,使中國蒙受數百億美元的公共財產和私人財產的損失。中國擁有要求賠償這些損失的權利”。這就意味著日本對中國的賠償數額將相當大。日本既然避免不了這一問題,便轉而指望中國高抬貴手。為了探摸中國的態度,預先就雙方的爭執點達成諒解,需要一個從中穿針引線的人。當時日本公明黨委員長、正在訪華的竹入義勝充當了這個重要的角色。1975年竹入義勝在他的回憶錄中記述了他于1972年7月25日與中國方面會晤的細節:“我把我們的意見全說了,共有十幾條,并告訴他們,如果你們贊成這些意見,事情就好辦了。……周總理最后問我,假如我們接受你們的建議,日本政府會采取行動嗎?于是,我就從北京打電話給田中先生,請他作出決斷。田中回答‘行’,很干脆。最后一次拜會周恩來總理的時候,周總理拿出一份打印文件并對我說‘這基本上是我們關于日中聯合聲明的原始方案。’我很吃驚,內容和后來的日中聯合聲明差不太多。”竹入義勝的活動為中日邦交談判打下了基礎。關于日本戰爭賠償的問題,在中方草案第七條這樣寫著:“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放棄對日本國要求戰爭賠償的權利。”但是在日后中日聯合聲明的正文中行文有了個別改動,去掉了“權利”二字換上了“要求”。外交文件上的一字之差,往往掩蓋著談判桌上的翻云覆雨,唇槍舌劍。在中方放棄賠償的問題上,中日雙方果然有一場短兵相接的較量。1972年9月26日,田中首相抵達北京的第二天,中日兩國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一輪外長談判。當談判進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賠償問題時,日方代表高島忽然狂妄地聲稱,根據1952年日本與臺灣締結的和約,日本戰爭賠償問題已經解決,因而不存在中國放棄什么賠償權利的問題。同時對中日間終止戰爭狀態等提法---表示拒絕,會談因此不歡而散。次日,周恩來會見田中,一反前一天溫和的態度,以嚴厲的口氣譴責了日本的行為。他說:“聽了今天上午外長會談的匯報。高島條約局長是破壞日中邦交正常化來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個政治問題,不是法律問題。高島局長是搞訟棍那一套嘛!我不認為高島局長的意見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同時周總理對中日賠償問題再次重申不承認臺灣的允諾,指出:“當時蔣介石已逃到臺灣,他是在締結舊金山和約后才簽訂日臺條約,表示所謂放棄賠償要求的。那時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國,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戰爭損失的主要是在大陸上。我們是從兩國人民的友好關系出發,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賠償負擔而受苦,所以放棄了賠償的要求。”“毛主席主張不要日本人民負擔賠款,我向日本朋友傳達,而你們的條約局長高島先生反過來不領情,說蔣介石已說過不要賠款,這個話是對我們的侮辱,我們絕對不能接受。我們經過50年革命,蔣介石早已被中國人民所推翻。高島先生的說話不符合你們兩位的精神。”面對周恩來總理義正辭嚴的聲明,田中一行垂頭喪氣,連晚飯都吃不下去了。第二天,中日聯合聲明起草小組再次開會,高島一上來便對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聲言日本國民對中國放棄戰爭賠款的要求深為感動。至此,由于戰爭賠償問題引起的風波方才平息下去。不過中方體諒到日本方面的難處,同意將聲明中有關賠償的“權利”一詞換為“要求”。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時20分,中日兩國代表在人民大會堂簽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聯合聲明。聲明第七條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關系,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至此,中日兩國間懸而未決長達27年之久的賠償問題,以中國政府的大義放棄而畫上了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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