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女性意識的覺醒與女性聯(lián)盟對悲劇命運的反抗　　

童年的陰影和傷害，拉希德的壓迫和殘暴，使本已軟弱的瑪麗雅姆轉(zhuǎn)向容忍，她“已經(jīng)學(xué)會了橫下一條心，忍受他的輕蔑和責(zé)罵，他是嘲弄和斥責(zé)”，甚至得出這樣的教訓(xùn)：“愛是使人遍體鱗傷的錯誤，而它的幫兇，希望，則是令人悔恨莫及的幻想。無論什么時候，若這一對劇毒的兩生花開始在那片干涸的土地上生長出來，瑪麗雅姆就會將它們連根拔除。她把它們拔起來，還沒拿穩(wěn)就趕緊將其掩埋。”因為愛和希望曾經(jīng)給她造成莫大的傷害，她不再相信它們，甚至主動拒絕它們，沒有了愛和希望，她的心早已經(jīng)麻木枯萎，成了一片凄涼絕望的荒原。　　

萊拉和阿茲莎的出現(xiàn)，猶如一聲驚雷，喚醒了她沉睡已久的心靈。雖然她們起初有些矛盾，甚至“真的打起架來”。萊拉生女兒遭拉希德訓(xùn)斥，她還“冷眼旁觀”、“幸災(zāi)樂禍”，然而作為母親的萊拉卻又讓她“羨慕”，同樣的遭遇使她對萊拉“生出了憐憫”，萊拉還勸阻了拉希德對她的毒打，讓她免受皮肉之苦，尤其是阿茲莎“如此需要她”、“如此天真地、如此毫無保留地對她表達愛意”，喚醒了她因為自己孩子的流產(chǎn)而壓抑已久的母性，是她的“眼睛之光”、“心靈之王”，“變成她生命的一部分”，讓她“找到了人世間的真情”，讓愛和希望這“兩朵新的花朵始料未及地在她的生命中生長出來”，讓她重新獲得了自我和人性，獲得了女性意識的回歸。她們從此在生活中互相關(guān)心和照顧，聯(lián)合反抗家庭暴力，共同的命運，讓她們產(chǎn)生起了深厚的姐妹（母女）情誼，建立起了患難與共的女性聯(lián)盟。她們一起策劃出逃，雖未成功，卻鞏固了“革命情誼”。后來，當(dāng)拉希德得知萊拉和塔里克重逢時，他仿佛是一頭被激怒的公牛，“雙眼放出兇光”、“露出惡毒的獰笑”，想殺她們兩個。瑪麗雅姆從他“震驚、憤怒”的眼神發(fā)覺到了自己曾經(jīng)的溫順和服從“是多么愚蠢”，換來的只是他的得寸進尺，她進行了深刻反思，終于徹底地覺醒了過來，覺醒的力量是強大的，她走向堅決的反抗：“第一次決定自己生活的軌跡”，舉起鐵鍬“使盡了渾身的力氣”砸死拉希德。如果說，她上次離家出逃是在萊拉的建議和慫恿下半推半就的事情，那么這一次她身上的女性意識和反抗意識徹底覺醒了，她完全自主地決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為了讓萊拉和孩子們過上幸福生活，她主動承擔(dān)殺夫罪名，刑場上，她“雙腿沒有變軟”、“手臂沒有揮舞”、“無需被人拖下車”，在最后一刻，甚至“燃起了這么多希望”，“心中再也沒有懊悔，而是充滿了一陣安寧的感覺”，是一個“付出了愛也得到了愛的女人”，以“朋友、同伴、監(jiān)護人、母親”的身份離開這個世界，“終究成了別人眼中的重要人物”。她死了，但死得其所！她與真主同在！　　

與瑪麗雅姆一味的消極容忍不同，萊拉早就做好了出逃的準備，并一直在偷拉希德的錢，積極投入準備和策劃中，然而孩子的拖累、社會環(huán)境的兇險、法律的嚴酷（婦女出門要有男性親戚的陪同，婦女逃跑是犯罪行為，可以關(guān)進監(jiān)獄）、陌生男子的出賣，她終究沒能逃離魔窟。如果不是塔里克的重新出現(xiàn)，說不定她會像先前的瑪麗雅姆一樣忍耐下去。然而，正是塔里克奇跡般的出現(xiàn)，讓她深深震驚，對幸福和愛情的追求，往昔溫馨生活的點滴，喚醒了她沉睡的女性意識和潑辣的個性，讓她心中“升起一絲渴望，一絲不計后果的希冀”。可以想象，就算拉希德沒有被打死，她也會想方設(shè)法與塔里克在一起。　　

總之，瑪麗雅姆和萊拉在父權(quán)暴力面前，選擇了團結(jié)，建立起女性聯(lián)盟，從對暴力的忍耐和麻木的迷失中走向覺醒和反抗，改變了她們母親一輩逆來順受的思想和做法，大膽地追求自由、幸福和愛情。可以說，正是因為她們尤其是瑪麗雅姆的覺醒和反抗，讓她們擺脫了繼續(xù)寄人籬下、任人宰割的悲慘命運，重新獲得了自由、幸福和愛情。雖然瑪麗雅姆以死作為代價似乎太慘重了，但是她的死讓萊拉和孩子們過上了幸福生活，她又是幸福的，因為她從他們身上重新獲得了愛和希望，她的生命和幸福在他們身上得到了體現(xiàn)和延續(xù)。她的身體死了，但靈魂依然活著，并成為一股精神力量，充斥環(huán)宇：“她就在這兒，在這些他們重新粉刷過的墻壁之中，在他們種下的那些樹苗之中，在那些孩子保暖的毛毯之中，在那些枕頭、書本和鉛筆之中。她就在孩子們的笑聲之中。她就在阿茲莎背誦詩句和她朝西方鞠躬時念出的經(jīng)文之中。但是，最重要的是，瑪麗雅姆就在萊拉自己心中，在那兒，她發(fā)出一千個太陽般燦爛的光芒。”瑪麗雅姆和萊拉在這不可寬恕的時代，以看似不可能的友誼，寫下不可毀滅的愛，贏取了最終的勝利，譜寫了一曲從迷失走向覺醒和反抗的女性贊歌！　　

三、希望的曙光和偉大的突破　　

縱觀整部小說，太多的痛苦和離別、暴力和流血、痛苦和災(zāi)難讓人久久不能釋懷，給人一種壓抑甚至窒息的感覺，尤其是瑪麗雅姆被槍決，更是給人一種悲切甚至悲壯的感覺。然而，它同樣也給了我們希望：戰(zhàn)爭結(jié)束了，和平重新降臨這個國度；干旱結(jié)束了，大雪昭示著綠色和豐收。醫(yī)院里女大夫偷偷脫下布卡做手術(shù)，孤兒院里院長暗地里教授女童知識，行刑路上“小兄弟”安慰瑪麗雅姆不要害怕，更主要的是以萊拉為代表的阿富汗人開始返回家鄉(xiāng)重建家園：種樹苗、粉刷舊房子、搬磚頭蓋新房子、挖掘排水溝、打水井……萊拉回到女兒曾待過的孤兒院，帶著瑪麗雅姆來不及發(fā)揚光大的“愛”拾起教鞭，教育著失學(xué)多年的孩童，夫妻倆以愛滋潤千瘡百孔的家園，以行動加入國家重建行列。戰(zhàn)后的陽光，灑在她的臉頰，猶如燦爛千陽般光彩奪目！愛和希望重新降臨這片飽受了30年災(zāi)難的土地。阿富汗懂得了懺悔和贖罪，雖然這來得太遲了，但這終將把他們挽救，讓他們得到真主安拉的救贖。　　

逃脫了拉希德的魔爪、塔利班政權(quán)被推翻、民主政府上臺、與塔里克結(jié)婚，在各方面力量的作用下，萊拉重新獲得了自由和幸福，恢復(fù)了自我和本性。誠如魯樞元所說：“女性的真正解放，在于恢復(fù)女性長久以來被壓抑、被扭曲的天性，發(fā)揚女性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的獨特優(yōu)勢。這表現(xiàn)為：大地崇拜的女性精神，護佑萬物的女性倫理，充滿感性與溫情的女性思維。”女性只有首先確立自己作為“大寫的人”的地位，保持女性自我人格尊嚴和個性的完整與獨立，獲得獨立自主的經(jīng)濟地位，擁有獨立的自由和生活空間，找到愛情以外的其他感情和生活的意義，才能在這個基礎(chǔ)上爭取與男人的平等地位，從根本上建立起男女平等的世界，擺脫淪為“符號婦女”的悲慘命運。女性解放的道路雖然曲折，但最終在萊拉和阿茲莎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實現(xiàn)，由此，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阿富汗婦女一定能夠?qū)崿F(xiàn)與男子地位的平等，一定會在阿富汗的重建中發(fā)揮重要的作用。　　

長久以來，一些女性主義者為了爭取女性的獨立地位和自我解放，走上了一條絕對反抗男性的道路，在她們看來，女性的所有不幸、悲哀、痛苦和災(zāi)難，都是由男性一手造成的，似乎只有完全打倒乃至瓦解男性，才能報仇雪恨，才能彰顯女性存在的意義，才能徹底獲得解放。這固然在某種意義上揭示了女性悲劇命運的原因，也是女性自我解放的一種途徑，而且事實上也獲得了一定的成功；然而，從長遠來看，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是片面的不可取的。誠然，男性曾經(jīng)對女性犯下了極大的罪過，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應(yīng)該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但是，過猶不及，世界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組成的，彼此都不能離開了對方而孤立存在，只有男女和睦共處，人類的未來才有希望。胡塞尼的偉大之處就在于此，他走出了狹隘的女性主義的藩籬，建構(gòu)了和諧完美男女關(guān)系模式。　　

萊拉與塔里克最終走到了一起，“賴里和瑪姬濃”自幼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簡直是天造地設(shè)的一對，他們的戀愛出于真正的愛戀，是建立在雙方完全平等基礎(chǔ)上的相互吸引，完全沒有任何強迫的意味。只是好事多磨，由于各種原因，他們經(jīng)歷了十幾年的分離，但他們的愛依然為對方存在著，最終“有情人終成眷屬”。“男人和女人，各自都是一個流動的生命。如果沒有哪一方，我們都無法流淌，就如同沒有岸的河流不是河流一樣。我生命之河的一條岸是女人，另一條岸是世界。沒了這兩條岸，我的生命就會是一片沼澤，與女人及男人的關(guān)系使我成為一條生命之河。”勞倫斯的這一論斷多么富有哲理啊，男女之間的關(guān)系猶如河和岸的關(guān)系，沒有河就沒有岸，沒有岸成不了河，河和岸是須臾不可分離的，各自不能互相離開而存在。因此，娜拉們不應(yīng)該出走，因為“但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而是要以瑪麗雅姆和萊拉為榜樣，進行女性解放和斗爭，擁有獨立的經(jīng)濟地位，建立起獨立完整的人格和個性，與男人們建立起平等、和諧、互助、合作的關(guān)系，惟其如此，人類社會才能健康持續(xù)地發(fā)展，人類才能像其他生物一樣在地球上快樂、詩意地棲居著，人類和睦相處的美好構(gòu)想才能最終實現(xiàn)。　　

胡賽尼的偉大之處還在于，他所追求的女性解放，不是停留在女性擺脫男性的束縛和壓迫、取得自我主體獨立地位、男女平等和諧相處的目標(biāo)上，而是進一步把女性的解放與國家的解放、民族的獨立結(jié)合起來，這樣，女性解放就不再輕飄飄地顯得單薄無依，而是獲得了豐富的內(nèi)涵，擁有寬闊的視閾，得到了質(zhì)的升華，獲得了時代的廣度和歷史的深度。萊拉沒有留戀在巴基斯坦的幸福生活，而是毅然決然地回到幾乎淪為廢墟的阿富汗，肩負起重建家園的重任，因為那里才是她的根。在阿富汗面臨內(nèi)憂外患的特殊形勢下，作為國民的一份子，女性解放只有與民族國家的構(gòu)建相結(jié)合才能有所附麗，誠如董麗敏所說：“‘身體’的解放與作為‘國民’的覺醒，就并不是矛盾對峙的，恰恰相反，兩者卻可以是互為因果的：解放‘身體’必須依賴于民族國家的建立，依賴于一個同束縛／壓抑‘身體’的傳統(tǒng)帝國相異而又能抵御西方列強入侵的新國度的出現(xiàn)；而作為健全的現(xiàn)代‘國民’，‘身體’的解放也是基本的前提。”正是在此意義上，胡賽尼跳出了狹隘的女性主義窠臼，取得了偉大的突破，他的女性思想才有了深度和厚度。

（本文發(fā)表于華南師范大學(xué)《桃源》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