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胡賽尼的小說《燦爛千陽》從女性視角詮釋了瑪麗雅姆與萊拉、阿茲莎由敵對走向友好的生死情誼，是阿富汗女性主義文學的經典文本，也是21世紀以來世界女性主義文學的經典文本。強大父權在家庭和社會暴力方面擠壓了女性的生存空間，造成她們自我和人性的矮化，處于遠離父權話語中心的邊緣，成為男性的附屬物和私有財產，迷失在父權道德觀念設置的陷阱里。但她們的女性意識在反思中覺醒了過來，產生姐妹（母女）情誼，結成女性聯盟，作出了頑強決絕的反抗，終于贏得了女性自我和人性的復歸，譜寫了一曲從迷失走向覺醒和反抗的女性贊歌。胡賽尼構建了和諧完美的男女關系模式，并把女性解放與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結合起來，獲得了豐富的內涵和寬闊的視閾。　　

    關鍵詞：女性；父權制；迷失；覺醒；反抗

2003年，阿富汗裔美國作家卡勒德•胡賽尼（Khaled Hosseini）出版了處女作《追風箏的人》(The Kite Runner)，小說憑借精巧玄妙的敘事結構、鮮活生動的人物形象、震撼感人的故事情節，深深地觸動了讀者的心靈，獲得好評如潮，奪得一系列文學大獎。時隔4年，他的新作《燦爛千陽》（A Thousand Splendid Suns）一經出版就受到美國主流媒體的廣泛關注，《出版商周刊》、《華盛頓郵報》等紛紛發表書評，認為它是“通俗小說的精品，是一部有關勇敢、榮譽與寬容的書”，是“阿富汗30年歷史的揪心記錄”，講述了一個“關于家庭、友誼、信念和因愛得救的極其動人的故事”。　　

如果說《追風箏的人》從男性的視角，探討了男性世界中阿米爾父子、拉辛汗、哈桑、索拉博之間的默默溫情，表達了懺悔和救贖的主題，展現出人性的溫情和美好，那么《燦爛千陽》則從女性的視角，詮釋了女性世界中瑪麗雅姆和萊拉、阿茲莎之間由敵對仇恨走向友好相處的生死情誼。小說以20世紀70年代到21世紀初30多年來阿富汗重大社會政治事件如蘇聯入侵、軍閥混戰、塔利班專制為背景，講述了阿富汗婦女凄婉動人的從女性自我和主體的迷失走向覺醒和抗爭的故事，一個“關于不可寬恕的時代，不可能的友誼以及不可毀滅的愛”的感人故事，可以當之無愧地說是阿富汗文學史上女性主義文學的經典文本，也是21世紀以來世界文學史上女性主義文學的經典文本。　　

毋庸置疑，胡賽尼對于女性的描寫是非常出色和成功的，他對于女性的情感經歷、心理起伏有著如此深刻全面的理解和透視，成功塑造了幾個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而這一切竟然出于男性之手，不能不讓人在驚訝的同時深為嘆服。那么，身為男性的他，究竟表達了怎樣的女性思想？有什么獨到之處？　　

一、家庭與社會暴力雙重父權壓迫下女性自我和人性的迷失　　

美國著名女性主義者阿德里安•里奇認為女性處處都處于父權制的控制之下：“父權制指一種家庭——社會的、意識形態的和政治的體系，在此體系中，男人通過強力和直接的壓迫，或通過儀式、傳統、法律、語言、習俗、禮儀、教育和勞動分工來決定婦女應起什么作用，同時把女性處置于男性的統轄之下……”概言之，父權制是通過家庭和社會（包括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雙重架構來運轉的。通觀整部小說可知，幾乎所有的災難和不幸都是直接或間接地由父權制造成的：無論是娜娜、瑪麗萊姆還是萊拉、阿茲莎，乃至男人，他們的悲劇人生和悲慘遭遇都是由家庭里的父親、丈夫的蠻橫暴力和代表男性意志的政府和軍閥貪污腐化、爭權奪利而導致的。　　

父權制的力量是強大的，尤其是在阿富汗這樣一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它的影響更是幽靈般如影隨形地伴隨著每個女性的一生，不招即來揮之不去，無時無處不在。《燦爛千陽》中，女主人公瑪麗雅姆和萊拉，正是在強大的父權制從家庭和社會暴力雙重壓迫和滲透下一步步迷失了自我和人性，喪失了人格的主體性和完整性。　　

家庭暴力：西蒙•波娃在被稱為“女權主義的寶典”的《第二性——女人》中認為：“婚姻，是傳統社會指派給女性的命運。”她反對妻子作為“滿足男人的性欲并照顧他的家務”的家庭意義。如果在某種意義上說婚姻是愛情的墳墓，那么家庭則是造成女性苦難的無底深淵。　　

一般而言，人生下來便生活在一定形式的家庭中，這似乎是不可逃脫的宿命。對于瑪麗雅姆來說，她的出生似乎就意味著厄運的開端：作為扎里勒與仆人娜娜的私生子，被扎里勒堂而皇之地趕出家門。雖然扎里勒經常給她帶些玩具和禮物，帶來興奮和期待，是她“最最最想見到的人”。然而在她去找他時，他撒謊說不在家，讓她露宿街頭，當真相大白時，她流下了“悲哀的”、“憤怒的”、“夢想破滅的”眼淚，幼小的心靈受到了深深的傷害，夢想碎了一地。禍不單行，回家后，她發現了娜娜的死，更感到震驚和深深的自責。這些猶如一個重磅炸彈，振聾發聵，“愛和希望”破滅了，她幡然醒悟，認識到娜娜的話的深刻性：“就像指南針總是指向北方一樣，男人怪罪的手指總是指向女人。”“男人的心是一種狠毒的東西，它不像母親的子宮。它不會流血，它不會為了給你多點空間而擴張。”童年的傷害和陰影，哈拉米（私生子）的羞辱身份，“愛和希望”的破滅，娜娜的尊尊教誨和忍辱負重、不敢反抗的行為，在她幼小的心里播種下了忍耐的種子，扭曲了她的價值觀念，并刻骨銘心地烙印在了她的心靈深處。　　

扎里勒在妻子們的糾纏下，半推半就地逼迫15歲的她嫁給了40多歲的拉希德，仿佛這是一次物品交易，而她只是一件待處理商品，“是她們的恥辱的一個會走路、會呼吸的體現”。正是由于這一紙婚約，讓瑪麗雅姆和拉希德組成一個家庭，表面上她從父親的陰影中走了出來，實際上卻走向另一個更為黑暗的深淵，一個痛苦絕望的無底洞。　　

1848年美國首屆女權大會認為，婚姻是女性自由的墳墓：“他把她的個人權利剝削殆盡，他奪去了她所有的財產權……她在婚姻這個契約的約束下，被迫服從于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實際上成了她的主人——法律賦予他剝奪她的自由、對她懲罰的權利……他竊取了耶和華的特權，宣稱限制她的活動范圍是他的權利，而這權利本來應當屬于她的良知和她的上帝。他竭盡努力去摧毀她對自己能力的信念，去削弱她的自尊，迫使她心甘情愿地過那種依附于人的悲慘生活。”正是在這一紙代表男性權利和意志的婚約的約束下，瑪麗雅姆的苦難開始了。　　

拉希德作為家長，有穩定體面的工作，是家庭唯一的經濟來源，而她則在家里做家務。“就兩性的活動而言，性的角色決定由女人從事家務和照料孩子，而人類的其他業績、事業和抱負卻是男性的份內事。分配給女性的有限的角色趨向于讓她們停留在生物體驗的水準上。結果是，幾乎所有能夠被描述為真正的人而非動物的活動（因為動物也以它特有的方式在生育和照料幼仔）都保留給了男性。”正是因為夫妻雙方這種不同的分工形式，決定了拉希德作為家長的地位，而瑪麗雅姆只是附屬物，他可以無償占有她的勞動（不必像資本家對工人支付工資）和身體，把她當做自己的私有財產，作為性欲對象和生育工具。　　

拉希德對瑪麗雅姆是比較嚴厲的，剛嫁過去就約法三章不能哭、不能會見客人、外出要穿布卡（這在女性主義者看來是“殘酷行為和野蠻行徑”）。尤其是在她流產后，他渴望得到兒子的希望落空了，便經常對她發火、挑剔、指責、嘲弄，甚至辱罵、毒打，她不僅要承受失去孩子的痛楚，還要忍受身體和精神上的暴力，這讓她“心懷恐懼”、“提心吊膽”、“戰戰兢兢”，對自己“毫無信心”，一味地轉向妥協與容忍，“自認命苦、忍辱負重、隱藏著無盡悲哀”，娜娜遺傳給她的忍耐的“魔鬼”發作了。尤其是七次流產，讓她毫無立足之地，她拼命屈就自己去討他的歡心，卻得不到滿心渴望得到兒子的拉希德的認同，反而遭到嚼小石頭的獸性的懲罰。　　

總之，正是在童年陰影和家庭暴力兩個方面的父權制的強大攻勢面前，瑪麗雅姆被“禁錮”在家里，沒有自己獨立的經濟地位，只有依靠討好他才能生存下去，從而淪為他的附屬物和私有財產，她的自我和人性遭到驅逐、擠壓甚至粗暴的蹂躪踐踏，一步步走向萎縮和干癟，最后只剩下一具形容枯槁的干軀，成了父權制的犧牲品。靈魂深處沉積的陳腐的“忍耐”觀念壓得她透不過氣來，讓她迷失在父權道德觀念設置的陷阱里。　　

如果說，瑪麗雅姆自我和人性的迷失更多的是來自內心深處的忍耐和妥協，那么對出生書香門第、接受過良好教育的萊拉而言，則更多的是來自外在社會的壓迫和暴力。　　

與瑪麗雅姆的相貌平平、卑微和貧寒形成強烈對比的是，萊拉是一個“美女”、“風華絕代”、“傾國傾城”，家境比較殷實，父親很開明，提倡男女平等，“除了她的安全之外，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她的教育”，不僅送她去上學，還通過帶她參觀巴米揚大佛和日常生活中的言傳身教，傳授民族觀、國家觀、婦女觀；加上家里媽媽比較強勢，經常“欺負”爸爸，自己從小與塔里克青梅竹馬，情投意合，即便是遭到男生欺負，也有塔里克代為擺平，這些都為萊拉形成正確的男女觀、人生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應該說，她的人生詞典里是沒有“不平等”、“壓迫”之類的概念的。　　

然而，混亂的政治局勢卻擾亂了他們平靜的生活，戰爭先后帶走了她兩個哥哥和父母的生命，剩下她一個人孤零零地活著。因為懷著塔里克的孩子，環境又很危險——“到處都有子彈和火箭彈在飛來飛去。她可能被拐賣、強奸，或者被人割開喉嚨，扔進路邊的臭水溝”，更主要的是被拉希德施計蒙騙以為塔里克已經死去，她才無奈屈就自己嫁給了拉希德，為他犧牲“品德”和身體。　　

或許是因為萊拉的美麗，拉希德盡量投其所好、威逼利誘，甚至不惜讓瑪麗雅姆做她的下人，極盡討好巴結之能事。盡管萊拉一度是“拉希德宮殿中的皇后”，但仍然避免不了淪為泄欲和生育工具的厄運——萊拉生下女兒阿茲莎，拉希德的兒子夢再一次泡湯，她“失寵”了，較之瑪麗雅姆不能生育，這“更加不能得到他的饒恕”，她的苦難由此開始了。　　

雖然瑪麗雅姆和萊拉一開始關系有點緊張和不快，但是共同的命運，讓她們擯棄前嫌，聯合起來，并肩戰斗，甚至共同謀劃出逃。然而她們遭到了陌生男子的出賣，被政府強制帶回拉希德家里，暴跳如雷的拉希德二話沒說就是一頓暴打，把萊拉母女囚禁在炎熱的房間里，兩天兩夜不給食物和水，瑪麗雅姆也被打得遍體鱗傷。殘酷的家庭暴力、孩子的負累、社會環境的危險、意中人已死的錯誤認識，讓本來性格倔強潑辣的萊拉“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正如米利特所說：“就像任何寄生于其統治者的群體一樣，婦女是一個靠剩余物存活的附屬階級。由于她們生活于邊緣，這常常使她們趨于保守。因為，就像所有處在她們那樣境遇（一個經典例證是奴隸）的人一樣，她們將自己的生存與養活她們的人的昌盛聯系起來。”在遭遇戰亂和干旱雙重災害的日子里，一家5口人的生活完全靠拉希德工作來艱難維持，而無情的火災燒毀了拉希德的鞋店，他們的生活完全陷入困境，最后萊拉不得不忍痛割愛把阿茲莎送到孤兒院撫養。正是在父權制強大的勢力面前，在殘暴的政治統治和嚴酷的家庭暴力雙重壓迫下，女性成了男人的衛星，成為傀儡和玩偶，被迫圍繞著男人轉，失去了個人的主體性，也失去了自我，跌入了自我和人性迷失的深淵，成為了任人宰割的“沉默的羔羊”。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男權制的主要定制是家庭，它反映和聯系著那個大社會：它是男權制大社會中的男權制小單元。通過在個人和社會之間進行斡旋，家庭在政治和其他權威不充分的場所促成順應和實施統治。……男權制通過各位家長對公民實施統治時，家庭還讓自己作為這一統治的一個單位發揮作用。”米利特的這一認識非常具有洞見性：當瑪麗雅姆和萊拉帶著阿茲莎出逃未遂時，政府把并沒有對她們進行懲罰，而是以“不干涉家庭私事”為由，把她們送回家里，由拉希德實施懲罰，這表面上可以看作是拉希德在處理家庭私事，對“犯了錯誤”的妻子進行處罰，事實上，政府是把處罰的權利交給作為家長的拉希德，他實際上是政府的幫兇、爪牙，充當了政府嚴刑酷法的執行人的角色。“這個見鬼的國家沒有一個法院會為我所做的事情判我的罪”更讓他有恃無恐，這一針見血地暴露了父權制下政府和家庭互相勾結的陰險勾當，政治壓迫和家庭暴力雙管齊下，狼狽為奸，共同戕害著阿富汗廣大婦女的身體和靈魂。　　

社會暴力：父權壓迫不僅體現在家庭暴力上，更體現在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的社會（包括政治、意識形態和宗教等）暴力中，這正如人是通過兩條腿平衡著行走的。如果說，拉希德的家庭暴力從微觀的層面上造成了兩個婦女的悲慘命運，那么代表著父權意志的社會（包括政治、意識形態和宗教等）則是在宏觀層面上造成阿富汗婦女兒童乃至包括男人在內的所有悲劇的根源。外族入侵讓阿富汗損失慘重：蘇聯軍隊殺了一百萬人，數字之大令人觸目驚心。反擊蘇聯勝利后，圣戰組織也變了質，為了爭權奪利不惜重燃戰火，成為殺人機器，在四年時間里僅在喀布爾就殺了一萬五千人，讓阿富汗重新陷入苦難的深淵。　　

政治方面，政府貪污腐化，實行高壓統治：“腐敗的、貪得無厭的圣戰組織將領，武裝到牙齒，靠海洛因發財，彼此宣戰，濫殺無辜”，“各個派別犯下了滔天的罪行——謀殺、搶劫、強奸、嚴刑拷打、處決、轟炸、彼此發射成千上萬的火箭彈、難以計數的平民百姓在他們的交火中死于非命”；塔利班上臺后更是頒布了嚴刑酷法，實施高壓統治，制造白色恐怖。社會方面，秩序極度混亂，民不聊生，生靈涂炭：“火箭彈如雨水般降落在喀布爾”、“強奸被用來懲罰市民和獎勵士兵”、“每個拐角都有軍犬和強盜”、“幾個總統在喀布爾上任又被謀殺”，總統權貴尚且難以保命，遑論黎民百姓？對婦女更是采取嚴厲的宗教和意識形態控制：禁止工作，要求蒙面不能露出面孔，嚴禁在沒有男性親戚的陪同下出遠門，以石刑嚴懲通奸，婦女醫院經費被貪污或者挪用到男子醫院，導致設備極為簡陋……阿富汗仿佛已經淪為殺人的屠宰場，淪為恐怖的埋葬場，淪為萬劫不復的人間地獄，幾乎“每個人的故事都充滿了死亡、失去和無法想象的悲哀”。　　

“一個女人之為女人，與其說是‘天生’的，不如說是‘形成’的。沒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經濟上的定命能決定女人在社會中的地位，而是人類文化之整體，產生出這居間于男性與無性中的所謂‘女性’。”西蒙•波娃的這一論斷可謂獨到與深刻，在父權壓迫下，不僅“形成”了“女性”，更帶來了女性的災難。通觀瑪麗雅姆和萊拉的悲慘人生和命運，不難發現，所有的痛苦和災難都是在父權意志下的童年陰影、家庭暴力、社會恐怖、戰火紛飛、政治高壓、性別歧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造成的。“這個世界是男人的世界，法律是男人的法律，政府是男人的政府，國家是男人的國家”，而女性完全淪為男性統治的對象，她們生活在男性的陰影和淫威之下，地位被父權制度所歪曲，處于遠離父權文化和話語中心的邊緣地位，成為男性的附屬物和私有財產，從而使她們的存在僅僅是“作為符號的婦女”，而非女性自我與人性的存在。她們也曾經試圖反抗，可是“在男權制下，孩子和母親的地位從根本上來說是一種依附于男人的地位。并且，由于男人的這一重要性不僅僅是社會性的，還涉及她的依附者賴以生存的經濟權力，男性在家庭內部（和外部）的地位，無論在物質或意識形態上，都是十分穩固的”，這些反抗分散地微乎其微，絲毫不足為慮。沒有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殘酷暴力、法律道德和意識形態的壓迫、社會戰亂動蕩不安……這完全是一個“男人的社會，法律是男人寫的，起訴人和法官都是男人，他們從男人的立場出發判斷女人的行為方式，在這樣的社會里，一個女人不可能忠實于自己”，強大而穩固的父權制讓作為個體的婦女無法也無力抵抗，最終陷于女性自我和本性迷失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瑪麗雅姆和萊拉的痛苦遭遇折射出阿富汗萬千婦女的悲慘命運，也是阿富汗所有苦難的一個縮影。（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