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共同建設共同享有和諧社會的今天，十分需要弘揚正面精神價值，尤其應該包括先進文化的核心價值和主導價值。這對于我們的文學創作，也是十分重要的。
　　評論家雷達認為，正面價值就是那種引向善、呼喚愛、爭取光明、明辨是非、正面造就人的能力的東西。他說，一些當代文學作品缺失弘揚正面精神價值的能力，這是令人擔憂的，比如不少作品并不缺少揭示負面現實的能力，有的作家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中形成了一種錯覺，那就是把激憤批判等同于批判現實主義。一個民族的文學倘若沒有自己正面的精神價值作為基礎、作為理想、作為照徹寒夜的火光，它的作品的人文精神的內涵、它的思想藝術的境界就會大打折扣。雷達認為，這個問題與我們的精神資源有關。我們的民族精神資源很豐厚，但今天面臨的是如何整合和轉化的問題，即如何把它們化為我們內心深處很豐富的信仰，并且運用到我們的創作中去，把它們轉化成我們作品的精神力量——不僅有形而下的生存關懷和世俗關懷，而且還有形而上的精神關懷和靈魂關懷。
　　作家陳世旭說：“藝術所追求的精神，應該是人類精神的至高點。”多年來，他在創作中堅持以冷峻的目光穿透喧囂浮躁的現實生活，關注著當代人的精神狀態。尤其是他的《青藏手記》等作品以低視點寫高境界，張揚了生生不息的理想主義，表達著他對生命的終極關懷。他認為，文學作品樹立正面價值形象的問題，就是一個作家是否有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的問題。縱觀文學史，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文學史上有兩類人是最顯眼的，一類人就是在藝術上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把一種藝術形式乃至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推到一個輝煌的高度；一類人就是在高度的藝術性的基礎上有著特別深刻的人民性。他舉例說，李白和杜甫就很典型。李白被稱作“詩仙”，出塵、豪邁、放達、超凡脫俗、汪洋恣肆、氣象萬千，他的詩歌成就達到了當時的最高峰。但是，讓他感動至深的是杜甫。杜甫被稱作“詩圣”，而“圣人”就是智慧品德最高的那個人。因為杜甫寫詩不止是認真，更因為他關心國家命運，同情民生疾苦，那么蒼涼，那么沉郁。他在“安史之亂”中寫《三吏》《三別》，他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他自己最后也很悲慘地死在貧病交加中。歷史永遠不會忘記這樣一些善良、深沉、充滿了偉大愛心的作家。“仙”和“圣”，一個在天上，一個在人間；“仙”讓人神往，“圣”讓人崇敬。
　　“應當在哪兒尋找那些美好的、逝去的東西呢？我自己就有過相當時間的苦悶和彷徨。后來我決定去神農架，我相信那遙遠的山里可能醫治我的迷茫和紛亂。”作家陳應松深有感受地說，在那未被污染的山林深處，他找到了使他清心明目的東西。他寫《松鴉為什么鳴叫》，正是一次艱難的尋找。在神農架期間，陳應松與交警大隊的朋友一起去采訪過不少在公路上救人的“活菩薩”，這些人有農民、養路工，他們在神農架險峻的公路上經常施救，把那些翻下公路的傷者從深谷里背上來，這些事跡讓人熱淚盈眶，時時感動著他：他們救人不圖回報，全憑一顆善良的心。他因此想到曾在離城市不遠的平原地區，他的一個朋友翻了車，可當地的農民要先給錢才施救，兩相比較，美與丑就一目了然。于是他滿懷敬意和激情，寫下了這個小說。此外，陳應松還寫了恪盡職守的《云彩擦過懸崖》，寫了尋找母愛的《望糧山》，寫了渴望城鄉溝通的《馬嘶嶺血案》，寫了歌頌忠于主人的一只偉大的狗的《太平狗》等等。“毫無疑問，文學必須要樹立人類和民族正面價值的形象，并且要大力鼓吹我們社會的美好的價值觀念。這是一個民族得以萬世繁衍的活力根源。作家所傾其一生追求的，正是人類的普世價值。”陳應松認為，農民和農村正是我們的文學需要滿懷深情擁抱的一塊充滿陽光的土地。只有土地、勞動、人民，才是最偉大的、熠熠生輝的，它不會讓我們的文學走偏。作家們應理直氣壯、胸有成竹、心無旁騖地去謳歌我們民族和人民美好的品質美德，而不需要陰暗，不需要嘩眾取寵，不需要玩噱頭，不需要顧影自憐、喃喃自語、搔首弄姿。社會需要正確的藝術來引導，作家必須有自己明確的、堅定不移的是非觀。他相信有些東西是恒久的，它首先照亮了作家的內心，然后照亮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