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劉潤為（《求是》雜志文教部原副主任、編審，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從北京到延安，到榆林，一路看到陜北的風光，陜北的地貌，就考慮這么一個問題，就是為什么會在這里誕生馬文瑞這樣的人物，為什么會出現《群山——馬文瑞與西北革命》這樣的作品。我以為，這是陜北特定地域文化、革命傳統和陜北特有的群眾基礎所決定的。

 我是第一次到陜北來，第一次看到黃土高原。這里的雄渾、蒼莽、粗獷給我的心理造成了強烈的沖擊。我的感覺就像禪宗的頓悟一樣，一下子找到了心靈的歸宿。這種感覺微妙得很，真可以說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由此我也明白了陜北的“信天游”等民歌，何以是那樣一種風格、那樣一種曲調。從地理的意義上說，正是陜北大地的這種磅礴大氣，造就了陜人獨特的氣質，造就了陜北獨特的文化。這種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源或根。與會的很多同志都談到陜北的窮，剛才肖云儒同志就講了一只羊為了吃懸崖上僅有的一株草而粉身碎骨那樣悲慘的事。中國自古就有一句熟語：“窮山惡水出刁民”。這話當然不是窮苦百姓們說的，而是飲甘飫肥者流造出來的。不過，它也從反面反映了歷史的真實——越是窮的地方，就越是容易發生反抗、發生革命，因為這樣的地方是階級壓迫、階級剝削最為深重的地方。由于土地貧瘠，生存條件本來就很艱難，你還剝我身上衣，奪我口中粟，鉤爪利牙食人肉，我能不造反么？對剝奪者進行反剝奪，本是天經地義，怎么能說是刁民呢？陜北人民反抗壓迫的革命，至少可以追溯到闖王李自成。李自成是一位真正的農民領袖，在他的紀念館，就有毛主席的題詞：“陜人的光榮”。李自成這樣偉大的人物出在陜北，的的確確是陜人的光榮啊，在座的陜北同志們的光榮啊！那么，陜北的革命傳統是怎樣傳下來的呢？誰是這個傳統的載體呢？就是人民群眾，受壓迫、受剝削的人民群眾。和我住在一個房間的陜北黨史專家高中哲同志，曾對我講：像馬文瑞同志這樣的革命者，在當年無論走到哪里，老百姓就是熱忱接待、舍命保護，從來不問姓甚名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這是多好的老百姓啊！我們說，劉志丹、謝子長、馬文瑞這樣的人物出在陜北，也是陜人的光榮，而且是比出現李自成更大得多的光榮。然而，這樣光榮的人物卻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由這片光榮的土地、這種光榮的傳統和這些光榮的人民孕育、培養的。

原載于《群山》評論集——《群山回響》

《陜人的光榮》之第一部分

第52章：毛澤東、周恩來立即派王首道、賈拓夫等前往瓦窯堡，“要他們刀下留人！再不要抓人了！”

 正如1930年秋天的李立三“左”傾盲動主義路線，給陜北地下黨的工作造成無法彌補的巨大損失一樣，1935年冬天，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像遠方飄來的一團烏云，剎那間遮天蔽日，給陜甘蘇區和西北紅軍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根據地以劉志丹為首的許多地方和紅軍負責同志被錯誤地劃定為“肅反”對象關押起來，他們有的被殺害，有的備受折磨，連準備活埋的土坑都挖好了。在這千鈞一發的危難時刻，毛澤東、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這給事態的發展帶來了意想不到的轉機。歷史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有一首當時的民歌至今流傳西北民間：

 千里的雷聲萬里的閃，

 咱們中央紅軍到陜甘；

 滿天的烏云風吹散，

 毛主席來了晴了天；

 一桿桿紅旗迎風展，

 蘇區軍民好喜歡。

 然而當時，被關押在瓦窯堡的人們并不知道中央紅軍長征抵達吳起鎮，更不知道在毛澤東親自布置指揮威震西北的直羅鎮戰役的同時，張聞天、博古、劉少奇、鄧發、董必武、李維漢等受毛澤東、周恩來委托率領黨中央機關、中央軍委機關已經進駐瓦窯堡。

 馬文瑞事后得知：就在黨中央到達吳起鎮時，張明科、劉錦瑞、龔逢春等人找到黨中央和毛澤東，反映了劉志丹等一大批蘇區和紅軍負責人被抓的情況。毛澤東和周恩來一聽，覺得情況緊迫，立即派王首道、李濤、賈拓夫、劉向三等前往瓦窯堡找有關領導處理此事。王首道等人臨出發前，毛澤東特別叮嚀：“要他們刀下留人！再不要抓人了！”這幾位同志接受任務后，星夜兼程趕到瓦窯堡。戴季英一伙正在磨刀霍霍、殺氣騰騰，情況萬分緊急。他們立刻傳達毛澤東的指示，命令停止抓人，立即審理釋放被關押的同志。由于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親自干預，陜北錯誤“肅反”的問題很快得到了糾正，釋放了被捕的劉志丹等黨、政、軍領導干部一百多人。

就這樣，馬文瑞枕著的磚頭尚未畫滿三十條線時，便被出乎意料地打開腳鐐釋放了。“這究竟是怎么回事？”當他舒展著解放了的四肢，邁步走出“牢”門，望著藍天白云，深深吸一口氣時，心中還莫名其妙地問自己：“難道果真是毛主席率領中央紅軍來了？”

 馬文瑞被放出來，暫時住在保衛局的窯院里，同李濤住在一起。他很快就感覺到自己由“囚犯”一下成了“貴賓”，處處都受到令人有些不大舒服的過分的“禮遇”。前幾天還暴戾恣睢的保衛局長戴季英突然變得像漏氣的氣球一樣，蔫頭耷拉腦地仰不起脖子了，腰間的短槍和手中的馬鞭也不知去向。事態的發展充滿了戲劇性，一切變化又來得過分突然，令人思想上一下還有些反應不過來。窯院的大門口依然有哨兵站立著，但那不是為了看守“犯人”，而是為了保衛首長和“貴賓”的安全。住在里面的人進出自由，許多在瓦窯堡工作的陜北同志聽說馬文瑞住在這里，都紛紛前來看望他。馬文瑞每天出來進去，看到前幾天還持槍看守過自己的穿著灰色軍服打著裹腿的戰士們很莊嚴地舉起右手向自己致禮時，簡直有些處在夢境之中的感覺。同樣是這些戰士，他們突然變得英俊可親起來。他們顯然已經明白過來，過去發生的事情完全是不該發生的一場災難。

 馬文瑞出牢的第二天，劉嫂子就帶著劉力貞來看望他。一見面，見他被折磨成那副衰弱的樣子，未曾開口說話，眼淚早流下來了。馬文瑞見狀，急切地問：“志丹怎么樣？”劉嫂子說“人也放出來了，被折磨得不像樣子。”“人在哪里？”“在窯里，叫我來喊你吃剁蕎面哩，走。”說著拉了馬文瑞的衣袖，不由分說就往外走。到了米糧山半坡上他們住的窯里，一進門，馬文瑞見劉志丹裹著他那件老羊皮襖，斜仰在炕上，頭發老長，面色蒼白，全失了以往的精神。劉志丹見了馬文瑞，掙扎著把他迎上炕，兩人雙手緊握著，老半天相對無語。過了一陣兒，習仲勛、張秀山幾個相繼來了。大家都沒有多說什么，但都知道彼此心中想著什么。不一會兒，劉嫂子端上了香噴噴的酸菜剁蕎面，大家也只是埋頭吃飯。馬文瑞發現志丹吃得很少，只吃了幾口，便滿頭冒汗，停下來，用拳頭壓著肚子。知道他的胃病又犯了。看他那痛苦的樣子，真想象不來，不久之后，他竟能率部出征，真是鋼鐵的漢子。

昨天的“罪人”馬文瑞，今天同毛澤東、周恩來親自派來解決錯誤“肅反”問題的負責人之一的李濤住在一起。從李濤處處表現出的敬重和熱情里，他體會到了同志式的平等、信任和溫暖。每天晚上一盤燒得滾熱的土炕上，并排睡著他們口音不同、素昧平生的兩個人，但他們卻相互感覺很親近。窗外是陜北寒冷而漫長的冬夜，越發襯托出了窯里土炕的綿綿溫情。他們吹滅了炕桌上的小油燈，卻依然大睜雙眼，瞅著弧形的窯頂，毫無睡意。此刻，他們——李濤和馬文瑞，并不像南梁軍政干校時的馬文瑞和吳岱峰，圍坐在通紅的木炭火盆旁輕唱《國際歌》。他們躺在熱炕上，起初雖然默不作聲，卻因為各自都十分熟悉的《國際歌》的旋律，感覺到了同志心靈的相通。于是，一種同志加兄弟的親熱，洋溢在這孔小小的窯洞里。真誠而絕少顧忌的交談，像小溪流水，把兩顆滾燙的心連接為一體。馬文瑞介紹著陜北和陜甘邊黨的組織、地方革命政權建設和紅軍的發展情況。李濤詳細地敘述著中央蘇區和紅軍的光輝歷程，講了五次反“圍剿”，講了遵義會議，講了令人肅然起敬的兩萬五千里長征。馬文瑞還是第一次聽到有關一、四方面軍會師和“分家”的情況，這雖然是長征路上的“插曲”，但卻聞所未聞，驚心動魄。使他第一次比較清醒地意識到，革命的敵人和絆腳石，不光是白軍和反動政權，不光是地主老財和種種反動勢力，還包括革命陣營內部的“左”右傾機會主義、宗派主義、分裂主義等形形色色的非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思潮和錯誤行為。這些錯誤思潮和行為的蔓延滋長以致泛濫成災，往往抵消削弱革命力量，甚至斷送革命事業。這種令人痛心疾首的惡果，往往又是外部任何窮兇極惡的反動勢力所難以辦到的。有一個問題，馬文瑞有些不大明白，便問李濤：“毛主席、黨中央怎么能一下就看出我們這里的‘肅反’是錯誤的？”李濤說：“毛主席、周副主席他們有中央蘇區和其他蘇區肅反擴大化的教訓，因此一下就看清了問題的本質。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和川陜蘇區搞‘肅反’就抓了不少好干部，也殺了不少無辜者。你們這里的情況同鄂豫皖十分類似。為了盡快解決陜北錯誤肅反的問題，毛主席派我們四個人來，隨后周副主席又親自趕到瓦窯堡，坐鎮解決這個問題。中央認為，把你們抓錯了。為此，專門在甘泉下寺灣召開會議，糾正西北根據地的錯誤肅反，并且研究成立了黨務委員會，董必武同志為書記，李維漢等同志參加負責審理此事。”

 聽了李濤的話，馬文瑞很受感動。通過這件事，他感覺到毛澤東、周恩來是英明的領導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實際上是在千鈞一發之際挽救了西北革命。要是沒有黨中央的干預，任憑那些人折騰下去，不光蘇區保不住，就是紅軍內部也可能出現分裂的局面，后果不堪設想。

 隆冬臘月里的瓦窯堡夜話，充滿了融融的春意。1936年的春天，仿佛提早來到了依然被冰雪覆蓋著的旁延河畔。眼前雖然是一片冬天的景象，但是人們的心間卻已明顯感覺到了春天的溫暖。寒冷的西北風突然變得并不那么兇猛嚴酷，陽光倒顯得格外溫暖起來。避風向陽的山灣里地椒草和白蒿芽子悄悄冒出了地皮。據攔羊的老漢說，這是往年沒有過的新奇事兒。

 此后，過了幾天，馬文瑞接到通知，說周恩來找他談話。周恩來這個名字，對于馬文瑞來講并不陌生，許多年了，經常在黨內會議上和黨的文件上聽到和看到這個親切而熟悉的名字。在他的心目中，這個名字和朱德、毛澤東是一樣具有令人肅然起敬的魅力。這個名字，在震驚中外的上海工人武裝暴動和八一南昌起義中被人們叫得最響。未曾見面之前，周恩來這個人就像一棵在風雨雷電中巍然挺立的大樹，聳立在馬文瑞心間。因此，接到周恩來親自邀請他談話的通知，他心中十分高興。

忽培元，祖籍陜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傳記文學創作與研究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散文學會理事、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書畫院副院長。現任國務院參事。

       主要作品有文學傳記：《蒼生三部曲——群山、長河、浩海》《耕耘者——修軍評傳》《百年糊涂——鄭板橋傳》《難忘的歷程——延安歲月回訪》《劉志丹將軍》《謝子長評傳》《閻紅彥將軍傳》等；長篇小說《雪祭》《神湖》《老村》《鄉村第一書記》；中篇小說集《青春記事》《家風》，中短篇小說集《土炕情話》；散文集《延安記憶》《人生感悟》《毛頭柳記》《大慶賦·鐵人銘》《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記》《秦柏風骨》《山秀珍》《義耕堂筆記》；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和詩集《北斗》《開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軍評傳》分獲第一屆、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長篇）；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獲中華鐵人文學獎。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在國外出版。反映當代生活的長篇小說力作《鄉村第一書記》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編成同名電視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