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暗夜中，中共綏德縣委書記馮文江的許多話像銀針一樣，撥亮了馬文瑞心頭的燈盞

 1927年八九月間。陜西省省會西安。塵土飛揚的街道上，崗哨林立。城墻上，城門洞子里，鐘樓四壁，到處張貼著通緝共黨要犯的布告和已被捕、處決或被驅逐的共產黨員照片、名單。整個古城籠罩在一片殺氣騰騰的白色恐怖中。敵人妄圖通過緊鑼密鼓的“剿共”、“清黨”，把共產黨人一網打盡，撲滅方興未艾的西北革命的斗爭火焰。

 但是，革命的火種，仍然在黑暗中閃爍著亮光。9月26日，中共陜西省委在西安秘密召開第一次全委擴大會議。

 歷史永遠銘記著那個不平凡的日子，那個在城內西七路一座富家宅院客廳中所聚集著的為追求光明而將生死置之度外的人們。城內突然停電，黑沉沉的夜伴隨著凄厲的警車嘶吼聲，包圍著這個燃起了蠟燭的房間。人們似乎并沒有意識到帶著血腥味的近在咫尺的魔爪正在四處搜捕自己。橘紅色的燭光，映照著每一張嚴肅而興奮的臉。每一雙眼睛里都閃爍著堅定而充滿自信的亮光。此刻，大家正聚精會神地傾聽一位儀表堂堂、一身正氣的人講著什么。這個人就是曾經在北平創辦《共進》雜志、在綏師創建黨團組織的西北革命早期領導者李子洲。這個典型的綏德漢子，正用地道的陜北口音傳達中共中央“八七會議”精神。就是在這次會議上，針對敵人的白色恐怖，通過了陜西的《政治形勢與工作方針決議案》、《農民斗爭決議案》、《軍事行動決議案》等九項決議。會議針對新的斗爭形勢，對陜西黨的工作作了全面部署。

 再說，綏德師范被強行解散后，馬文瑞只得心事沉重地又回到周家鹼高小就學。起初那段日子，他感到精神壓抑，憂心如焚。他所寄予無限希望、全身心投入其間的風起云涌的國民革命，似乎從此要在陜北大地消失了。他想象不來，世間還有什么災難比一個人立志獻身的偉大事業遭受如此打擊而叫人痛心疾首。清晨和傍晚，他常常一個人呆坐在大理河畔，出神地望著默然逝去的流水發呆。暴風雨來臨時曾經是洶涌澎湃、濁浪排空、令人心潮起伏的大理河，眼下變得平平靜靜、毫無生機。因天氣大旱而過早干枯了的秋莊稼，在燥風中呻吟。洪水過后，又為烈日暴曬過的土地龜裂著。他覺得自己就像一株剛剛開始在春風里伸展枝葉的小樹，突然遭受到酷旱的磨難。天空板著清冷的面孔。遠處官道上偶爾揚起一哨黃塵，那是富人的馬車招搖而過。拄著打狗棍討飯的窮人，在塵霧中掙扎著。遠遠近近的，一切都令人憂傷，令人不寒而栗。

 不久的一天，突然傳來了清澗暴動的消息。這如同酷旱中自天而降的一陣甘霖，澆到文瑞焦渴難耐的心頭。原來，井岳秀在解決了各校共黨組織后，又向軍隊“清黨”。1927年8月22日，他以給自己過壽為名，把同情革命的旅長石謙由清澗誘至榆林城暗殺。當時在石部組織兵暴的共產黨員唐澍、李象九、謝子長、白明善等乘機打出“為石謙旅長報仇”的旗號，發動清澗兵暴。起義部隊公推李象九為旅長，唐澍為參謀長，謝子長為營長。部隊先后轉戰延川、延長、宜川、韓城等地，沿途打擊敵人，宣傳革命，威震西北。其后不久，起義部隊遭敵重兵“圍剿”。由于孤立無援，部隊在謝子長等人率領下，一路苦戰，經安定、保安，到達甘肅合水豹子川一帶，僅剩二十多人，終因寡不敵眾被打散。

省全委會議的召開和清澗兵暴充分證明：來勢兇猛的白色恐怖，并沒有嚇倒真正的共產黨人，他們依然在前仆后繼、英勇頑強地斗爭著。大革命失敗后，公開在西北地區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第一槍的清澗暴動失敗后不久，中共陜西省委毅然派遣馮文江、焦維熾等人秘密回到陜北。馮文江以綏德第一高等小學教員的身分做掩護，立即著手恢復黨團領導機構。首先恢復了中共綏德縣委，馮文江親自擔任縣委書記。于1927年農歷八月初二，利用城隍廟廟會之機，秘密建立了中共綏德城區區委、四十里鋪區委、鐵茄坪區委。黨團區委在一起，實行雙重領導。此時，中共綏德縣委實際上擔負著原綏德地委的領導職能。馮文江留綏德主持工作，派趙通儒到橫山、榆林、神府、米脂、葭縣等地，整頓黨團組織，恢復工作。

 得知表兄馮文江回到陜北，馬文瑞心中格外高興。他們上次分手后，已有兩年多沒有見面。只是文瑞入團、領導周家一帶農運的情況文江都聽說了。那天，表兄來到大理河川，還沒回家就到學校來找文瑞。兩人一見面，相互握著手，心情激動而又復雜，老半天無話。過了好一陣兒，表兄才說：“你瘦了，文瑞。”

 “你瘦得更厲害。”馬文瑞接著問道：“唉，這幾個月，大表哥你的日子不好過呀！聽說西安‘清黨’很厲害，你沒事吧？”

 “多虧腿長跑得歡，總算逃脫了。可我們不少同志被捕了。唉，馮玉祥，我們這一家子，到頭來還是不可靠呀！”

 文瑞發現表兄說話還是那么幽默風趣，充滿樂觀。這種情緒很快感染了他。

 “井岳秀這個老混蛋下手更狠。”

 “可是天下就沒那么簡單的事情。打個比方說，咱們共產人就像山野里的白草，你放上一把火，咱來年春天生得更旺；你斬斷一條根，過不了多久，又會聚出三條根！”

 “大表哥，這個比方恰當，白草是生命力頑強的植物。”

 “文瑞，你知道白草的生命力為甚這么強？”

 “是……根扎得深。”

 “對了！這些日子，我就尋思著，咱共產黨人要把革命鬧成個氣候，這‘根’還得往更深處扎。以前咱們黨員、團員大多數都是些讀書人，工農分子很少，這不行。再說總待在學校里讀紅色書籍、書寫張貼革命的標語口號不行，得到農村中去……”

 兩人一見面，真是三句話不離本行。一路拉著話，不覺得已到了馮家渠。當晚他倆又躺在大表哥家的小拐窯炕上整整拉談了一夜。

 在和新任中共綏德縣委書記馮文江的交談中，馬文瑞講述了綏德師范被封和周家高小黨團組織被迫停止活動的情況。同時，他對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和中共陜西省委對眼下陜北革命活動的戰略部署有了明確的了解。特別是得知許多縣的黨團組織都在秘密恢復，他對今后的斗爭增添了信心，不無興奮地說：“大表哥，用辯證法的觀點來看，大革命失敗是件壞事，說到底也是件好事。蔣介石、汪精衛公開叛變革命，反倒使我們革命隊伍變得純潔了。失敗和挫折換來的教訓，可以使我們的黨變得成熟起來。”

 馮文江聽得，十分高興。他覺得文瑞的思想較兩年前更加成熟了，心想經過一番實際斗爭的鍛煉，他一定能夠成為堅強的革命者。

兩人徹夜長談，不知不覺就聽見村子里的雞叫了。窯窗上開始透出微明的曙色。馬文瑞突然由炕上坐起來，鄭重其事地對馮文江說：“我想離開學校，跟你一道工作。”

 馮文江聽得，也激動地坐了起來。他很喜歡文瑞在革命最困難最艱苦的時候，自覺向組織提出要成為職業革命者的請求。但又覺得他還太年輕，暫時還應當留在學校，便說：“你這個想法不錯，我很能理解，可你才十四五歲，正是求學、增長知識的好年華，特別在當前，革命處于低潮的情況下，能隱蔽在學校中，多讀點書最好。”

 盡管大表兄講得有道理，文瑞還是有一些失望，說：眼下我高小已經畢業，榆中、綏師被封閉解散了，到哪里去繼續念書？”

 “可以上米脂縣三民主義第二中學嘛，這是剛剛創辦的一所學校。表面是國民黨政府辦的，據我所知，校內也有我們的同志，校長杜立亭，雖不是共產黨員，但他同情革命。你可以報考這所學校。在學校里，可以一邊學習，一邊參加秘密工作。”

 文瑞欣然接受了馮文江的建議，決定報考米脂三民二中。

 那一晚，在馮文江家小土窯中的交談，使馬文瑞終生難忘。暗夜中，中共綏德縣委書記的許多話像銀針一樣，撥亮了馬文瑞心頭的燈盞。交談中，馬文瑞興奮地回顧著投身革命以來的情形：一次次投入斗爭，一次次遭受失敗和挫折；一次次重新激發起革命的熱情，一次次再度陷入苦悶彷徨。他覺得自己就像是一塊鐵礦石，被斗爭的洪流卷入革命的熔爐中，翻來覆去地經受著脫胎換骨的考驗和鍛煉。他感到有一種超常的高溫和高壓，使自己身上潛伏著的那些農民的局限性和小知識分子的急躁狂熱，逐漸像生鐵中的雜質一樣被冶煉剔除著；使自己頭腦中那涉世不深的年輕人不切實際的天真和不無浪漫色彩的情緒，開始像氣泡一樣在高溫高壓下揮發著；使自己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復雜性，有了一些切身的體驗。他覺得自己較前堅定了，對在艱難困苦的情況下，迎接新的斗爭風雨有了一定的精神準備。殘酷而富有戲劇性的革命斗爭現實，將把一個普普通通的農家子弟一步一步培養鍛煉成能夠經受斗爭考驗的無畏的革命戰士。

 幾十年之后，當那一段歷史已經成為遙遠的過去，當馬文瑞像一位登山者，即將登臨生命峰巔時，回頭望著山下起步階段的足跡，他最感親切的倒不是那前進順利時的歡樂，而是那經受失敗和挫折時的痛苦。作為過來人，他總覺得：那些令人難以忍受的磨難和困苦，那種叫你苦悶彷徨的曲折經歷，倒是更值得回味。

忽培元，祖籍陜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傳記文學創作與研究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現任國務院參事。

      主要作品有文學傳記：《蒼生三部曲——群山、長河、浩海》《耕耘者——修軍評傳》《百年糊涂——鄭板橋傳》《難忘的歷程——習仲勛延安歲月回訪》《劉志丹將軍》《謝子長評傳》《閻紅彥將軍傳》等；長篇小說《雪祭》；中篇小說集《青春記事》《家風》，中短篇小說集《土炕情話》；散文集《延安記憶》《人生感悟》《大慶賦·鐵人銘》《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記》《秦柏風骨》《山秀珍》《義耕堂筆記》；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和詩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軍評傳》分獲第一屆、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長篇）；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獲中華鐵人文學獎。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在國外出版。

      反映當代生活的長篇小說力作《鄉村第一書記》，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