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馮驥才

　　浙江寧波人，1942年生于天津，當代著名作家、畫家、民間文藝家，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民協主席。早年以《一百個人的十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炮打雙燈》《神鞭》《三寸金蓮》《俗世奇人》等作品蜚聲文壇，后逐漸將重心轉向城市保護和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在推動木版年畫申遺、搶救皇會、保護古村落等民間文化保護方面貢獻巨大。

　　2004年，作為馮驥才民間文化基金會發起人，他與趙文瑄共同捐贈注冊資金200萬元；2010年，他又與各界有識之士成立了天津第一個純民間的文化保護基金——民間保護天津皇會獎勵基金；2005年，由他提出并經國務院批準，每年6月的第二個星期六被定為中國文化遺產日；在今年第七個文化遺產日，馮驥才又牽頭啟動了天津皇會再搶救活動，并發出“天津皇會搶救和保護到了關鍵時刻”的呼聲。

　　因為民間文化在田野不在書齋，已屆古稀的馮驥才，多年來一直奔走于全國鄉間田野實地調查、輾轉聯系散佚各地的老藝人，并不斷提出搶救、保護、利用的建設性意見。身高1米9幾的他始終站在搶救民間文化第一線，并帶動更多人加入到民間文化搶救和保護工作中。采訪中，他說：“我們應該以切實的行動來過這個遺產日，政府是文化遺產保護的第一人，學院專家、民間力量作為輔助力量，這樣三合一的協作是最好的保護模式。我希望能喚醒人們保護民間文化的自覺意識，皇會堪稱國寶，希望全社會都能關注。”

　　新報：之前已經啟動過皇會搶救活動了，今年的再搶救有什么不同？

　　馮驥才：皇會是罕見的雙料國家級非遺——自2006年起先后有5道花會進入國家級非遺名錄，2008年天津皇會又作為天津民俗整體“打包”成為國家級非遺。上一次做的是摸底普查工作，當初只是填表登記，但是沒來得及做檔案。現在我們要做的是給皇會做一份翔實、科學、完善的文化傳承檔案，包括老藝人的口述史。天津皇會和別的地方不一樣，還沒有被商業化扭曲，具有強烈鮮明的天津地域特征，集中體現了天津人豪爽熱烈、急公好義、逞強好勝、守望相助、講理講面的地域性格特點。歷史上天津皇會有上千道，目前天津皇會活態傳承的老會約100余道會，其中20余所道會缺乏會所，藝人年事已高，傳續乏人，亟待再搶救。

　　新報：作為文化部非遺專家部主任，你覺得我們目前對非遺項目的保護如何？

　　馮驥才：我們的非遺保護體系日漸完善，從2006年開始公布第1批國家級非遺名錄，今年將迎來第4批名錄；我們的非遺保護實施“國家+省+市+縣”4級保護體系，列入這4級保護名錄的共有7000項，其中國家級的1300項；去年6月我們實施了《非遺法》；不少科研單位和大學設立了非遺研究項目；重要非遺項目和代表性的非遺傳承人可以得到國家的專項補貼，傳承人每人每年的補助已經從8000元漲到了1萬元，每個非遺項目的補貼大約10萬元到50萬元不等；不少地方還修建了非遺博物館，甚至有的非遺進入了當地的中小學課堂……但是不是被定為國寶就安然無恙了，非遺的瀕危消亡速度并未放緩，甚至有的剛列入國家非遺名錄就消亡了，還有一些雖進入名錄但面臨新的困難。

　　新報：都面臨什么困難？

　　馮驥才：我國歷史上是農耕社會，歷史的源頭在村落，古村落是民間文化生態博物館，是中華民族的根性文化，非遺多半在古村落，少數民族的非遺幾乎全部在古村落(寨)。然而隨著城市改造和城鎮化，從2000年到2010年，我國的古村落從361萬個銳減到270萬個，每年平均消失9萬多個。失去原有文化土壤，非遺也就隨之化為烏有。其次村落解體后，原有的生活方式也隨之瓦解。就像皇會，原本自發聚在一起的人們散落各處，離得遠了，也沒了聚會場所和氛圍，時間久了，自然就沒人弄了。然后是傳承人老化，后繼乏人。今年下半年，皇會要開傳承人大會，農耕時代最后一批傳承人都七八十歲了。其他國家級代表性非遺傳承人也大多在70歲以上，甚至更老，對很多非遺項目來說，人亡歌息的情況時有出現。最后，做文化最重要的是情懷，不能把非遺當成賺錢的資源。現在有些地方對非遺的開發和商業關注遠遠熱過對它的保護，申遺很積極，進入名錄，就放在一邊，往往只是在逢年過節、顯示文化保護成果時，搬出來熱熱鬧鬧表演一番，非遺成了一種“表演秀”。除了法律和名錄的保護，目前更需要的是科學的管理、保護、執行與監督，現在全社會對非遺自覺的關愛還沒有形成，讓人擔憂。

　　新報：皇會依托于民間信仰和傳統生活方式，現在的年輕人恐怕很難去自覺關愛這類非遺了吧？

　　馮驥才：民間文化遺產是指農耕時代所創造的文化財富，隨著人們觀念、生活和娛樂方式的改變而自然消亡，這很正常。但是我們民間文化遺產的消亡卻有斷裂之感，并非常態的自然消亡。現在美國草裙舞都不是印第安人在跳了，而是大學生在跳。所以應該讓我們的民間文化遺產進入中小學課程，把非遺納入教育保護體系，其實很多年輕人還是很熱愛和關注民間文化的，像絳州大鼓、泉州南音列入當地小學課程之后，就有不少小孩專門去學。這些民間技藝，你得讓小孩有機會去了解、去學習，才可能激發他的興趣。所以在保護非遺方面，教育傳承也是不可缺少的。

　　馮驥才透露：“今年4月17日開始，國家已經著手全國古村落普查工作，年內可能要把中國古村落的名錄定出來，隨后注入資金。”雖然出了很多成績，但是由于在保護民間文化過程中，發現了很多無能為力的問題，馮驥才也一直以“文化保護失敗者”自居。

　　新報：在對待非遺的態度上，你最反對一個詞——“開發”，為什么？

　　馮驥才：開發這個概念是絕對不能使用在文化遺產上的。國際上對文化遺產使用的概念是保護和利用，利用是能獲得經濟利益的，但利用的主要目的是發揮遺產良性的文化作用和精神影響。而開發是粗鄙的態度和做法，文化遺產一旦進入開發，就要追求利潤最大化，從而被扭曲、改造，使其面目全非或名存實亡，這其實是非遺當前面臨的最大破壞。把文化遺產推向商業化，反倒加速了非遺的變相消亡。像現在華州皮影、盂縣剪紙、內丘年畫，為了追求經濟效益大批量生產，嫌手工慢，就不用手工做了，開始用機器，這等于從農業文明變成了工業文明，把自己的文化符號全弄丟了。現在我們的民間工藝原本單純樸素的美在消失，文化的多樣性也在消失，比如山西布老虎很出名，然后到處都弄布老虎，現在從南到北布老虎都長一個樣，我還見過渾身亮片的布老虎，不倫不類的；要么各地刺繡全都一窩蜂繡《清明上河圖》，完全喪失了自己的地域特征。文化保護與產業發展更重要的意義在于使人們生活得更快樂，而不僅僅是在經濟上爭先后。

　　新報：那你覺得最理想的保護方式是怎樣的，并應遵循怎樣的原則？

　　馮驥才：對于文化保護，評上非遺并不是終極目標，把遺產挖掘出來進入名錄，保護工作其實才真正開始，我稱之為“非遺后時代”。保護模式上，政府的定位應是統籌管理，學術界是科學指導，而商界則是在科學保護基礎之上進行適度參與，三者任何一方的過度參與，都會對非遺的自主傳承造成不必要的傷害。要遵循的原則有三個，第一，要保護地域性也就是保護文化的多樣性，天津楊柳青年畫做得跟蘇州桃花塢年畫一樣了，那就不是楊柳青年畫了。第二，要保護它的手工性，拿機器做就失去意義了。第三，要保持它的藝術特征，基本元素不能丟，像民間音樂里加了好多電子配器是不行的。

　　新報：所以你也提出把申遺變成“審遺”？

　　馮驥才：作為一個文化大國，我們應重新審視對待文化遺產的態度，提升文化自覺。文化自覺就是要清醒地認識到文化和文明之于人類的意義，保護不僅是專家的保護，而是要促進全民的保護。我建議，對于非遺要設立紅黃牌審查制度，不僅要在申遺時經過嚴格評審，對已確定的非遺更要進行長期監督并對非遺目錄進行重新梳理，不能把變味兒的粗制濫造的東西留給后代。此外，非物質文化遺產雖然是百姓在生活中創造的民間文化，但要從文化的高度認識，找出真正有保護價值的珍品。

　　新報：“運動中的賽跑，是在有限的路程內看你使用了多少時間；人生中的賽跑，是在有限的時間內看你跑了多少路程”，你知道今年福建高考作文題引用了您《靈性》中的這段話嗎？

　　馮驥才：其實我都忘了當時寫下這句話的情景，不過，我想要表達的意思就是：人生時間有限，要盡可能地發揮自己的能量，努力實現理想，盡量走得更遠、做更多的事、做好一點兒。我也知道有網友說“人生為什么要賽跑，為什么不可以悠閑地散步看風景，享受每一分鐘”，我覺得這種人生態度也挺好的。考試所有題目都有標準答案，唯獨作文沒有標準答案。我覺得只要言之有理、有自己的審美就好，不一定觀念要和我的一樣。教育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啟發，特別是我還在從事教育工作帶博士，就更明白“大鳥就是要教會小鳥用自己的翅膀飛翔”這個道理，只要我的這句話能讓人有所啟發，就夠了。

　　新報記者 宇浩  攝影 耿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