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王維玲(中國傳記文學會會長、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群山——馬文瑞和西北革命》的意義正如它的書名《群山》一樣,山巒疊嶂,巍巍深遠,是一部內容豐富、史料翔實、以史鑒今、以史育人的有價值、有意義的傳記文學作品。《群山》從20年代馬老14歲入團參加革命寫起,一直寫到40年代末全國解放為止。寫了馬老在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不同歲月、不同年代、不同內容的革命經歷和革命活動,真實地、歷史地、生動地展示了一個老共產黨員、一個老革命家對革命事業的自覺貢獻和不朽功勛。
西北地區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發生了許多威武雄壯、可歌可泣的重大歷史事件,涌現了許多扣人心弦、為世人永難忘懷的英雄人物。無論是這些英雄人物,還是那些重大的歷史事件,都在有力地推動中國革命事業前進,推動歷史發展,都應該青史留名,光照后世。《群山》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我們這個愿望,它通過馬老的革命經歷和革命活動,讓我們真實而生動地看到了西北革命根據地、陜北游擊隊、陜北紅軍的建立、發展、壯大、勝利的艱苦行程,生動感人地展示了劉志丹、謝子長和西北地區眾多的黨、政、軍領導人的事跡和貢獻,犧牲和奮斗,品質和作風,精神和風貌,及中國革命領導中心奠基陜北后,馬老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任弼時、彭德懷、董必武、賀龍、王震等領導人的直接接觸和親身經歷的一些感人的事跡。所有這些,從史料價值上來說,是非常珍貴的;從藝術價值上來說,具有獨特的角度,獨有的內容,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所以我說,《群山》為我們提供的不僅僅是馬老的生活道路、革命經歷、思想發展、個性特征、成就業績,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我國革命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一個重要地區的革命的誕生、發展、壯大、勝利的歷史進程,這是這本書的價值所在。
讀過《群山》,我感到在《群山》記述的眾多人物之中,謝子長、劉志丹、任志貞是最突出、最感人的。雖然都是從馬老的角度展開,雖然寫的都是一些片斷,但卻有許多寫人敘事的情節段落,描繪得有聲有色,頗為生動,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陜北特委成立時,馬文瑞第一次和謝子長見面,從此二人相識相交,親如兄弟。作品里寫謝子長要馬文瑞幫忙寫戀愛信,馬不給寫。謝子長伏在炕桌上專心致志地給史秀云寫信的場面,是那么喜人有趣,那么輕松自然。當時敵人正到處通緝捉拿“共匪頭目”謝子長,可謝子長此刻卻在這兒從容不迫地給自己心愛的人寫戀愛信,巧妙的構思,一下子就把在白色恐怖環境中,謝子長的熱愛生活、樂觀精神、大無畏的英雄氣概通通地表現出來了。在作者的筆下,30歲的謝子長和20歲的馬文瑞,一個是搞武裝斗爭的軍事領導人,一個是從事地方黨和群眾工作的領導干部,一個性情豪爽,心直口快,一個沉靜溫和,不茍言笑,兩個人是那么知心融洽、和諧一致。作品里有一個細節十分感人,謝子長與馬文瑞分手時,依依不舍,謝子長把他自制的、心愛的、一直帶在身上的椿木小煙鍋送給馬文瑞留念。那情那景太動人、太深刻了。這個小小細節一直埋伏到謝子長犧牲。馬老每每看到小煙鍋,就無比懷念親密的戰友和兄長謝子長。一個小小的細節,表現了一對知心的生死戰友之間的深厚情誼,這感人的細節,把馬老與謝子長之間的那種戰友的親情、深情、友情生動而深刻地表現出來了。
還有劉志丹,在《群山》里也寫得很出色。劉志丹待人和藹、謙和、坦率、親切,讓人很難相信他是陜北特委軍委書記,是西北紅軍的統帥。慢慢地從作品中就感覺到,他不僅有軍事指揮將領的胸懷和才智,而且有堅定的黨性和極強的原則性。他的這些特征,他的氣概、風范和形象,會讓你猛然醒悟到,為什么貧苦的農民情愿拿出身家性命,冒犯官府王法,也要跟著劉志丹鬧革命的原因和道理。劉志丹是在親臨戰斗的第一線,觀察敵人陣地時,被敵人的冷槍擊中而犧牲的。作品寫馬老懷著難忍的悲痛,在為劉志丹寫簡傳時,從檔案中發現對劉志丹的錯誤記載。這件事在馬老的心中埋藏了幾十年,讓馬老對劉志丹受到的不公正的政治境遇而不平,對這位對革命無比忠誠、對西北革命有重大貢獻、為革命而壯烈犧牲的戰友懷有強烈的思念之情。一直到1982年中央對劉志丹和西北革命歷史問題終于作出了公正、正確的結論之后,馬老心中的這塊石頭才放下。《群山》無比感人地反映了一個老革命家對戰友的深厚情誼和堅持真理、實事求是的革命品格和革命風范。
在《群山》里,任志貞這個女紅軍形象,是寫得最感人的,這是一個永遠值得紀念的女英雄。這個16歲的農村女子,活潑開朗,利索大方,追求革命,好學進取。她不像同齡女性,裹了一雙小腳。她有一雙大腳,有一股男子的英武壯美的氣質。自從和年輕的區委書記馬文瑞接觸后,她暗暗地喜歡上了他。作品里有不少細致的描寫,都非常生動。寫馬文瑞下地割谷子,任志貞在后邊捆扎,兩個人一邊勞動,一邊拉話,一個有心,一個無意,有聲有色,有趣有味;寫組織上派任志貞去辦冬學,去當教員,她一面興奮不已,一面又產生遠離馬文瑞依依不舍的矛盾心情,這些展示得細致入微;寫任志貞入黨時的激動心情和感人場面;寫任志貞終于向馬文瑞表白了愛情,兩個人書信不斷,互相勉勵鞭策……。什么叫崇高而樸素、堅貞而純潔的愛情,在這里找到了答案。后來任志貞參加了紅軍游擊隊,是西北革命歷史上的第一位女紅軍戰士,她與男戰士一道并肩戰斗,在一次戰斗中不幸被捕,受盡酷刑折磨,始終堅貞不屈,最后在敵人的鍘刀下壯烈犧牲,年僅18歲。全國解放后,有人說:“任志貞是劉胡蘭式的英雄。”馬老糾正道:“這話不對,應當說劉胡蘭是任志貞式的人物。”時間和歲月雖然過去了60年,但馬老對任志貞一直懷念在心中。在《群山》里這是一個非常動人的革命故事。
原載于《群山》評論集——《群山回響》
喜讀《群山》之第二部分
第46章:馬文瑞看看劉志丹和習仲勛,見他們正用期待的眼光望著自己,便問:“什么工作?”劉志丹說:“開辟新區”
春天悄然地降臨南梁山區。1935年二三月間,舊歷年過后,漫山遍野的冰雪無聲地消融成千百條涓涓細流。豹子河的流水,開始漂泛著黑糊糊的柴草末子和淡黃色的旋浪,淹沒了岸邊的殘冰。向陽的山坡上,隱約泛著草青,黑白兩色的羊群像云朵一樣飄游在其間。不知什么時候開始,遍野的白楊和黑樺枝梢上,凝結出暗褐色的并不引人注目的芽苞。小風輕掃山野,春潮悄然萌動。攔牛放羊的老漢和后生們,在暖堂堂的陽光下,敞開襖襟,吼喊著酸不溜溜的信天游。“三十三顆蕎麥,九十九道塄,二妹子雖好是人家人……”那撩人的歌聲像在起伏延綿的林梢上打著“水漂”,驚飛起一群一群山雞和木鴿,引逗皂鷹久久地在碧空里盤旋。
然而這一切春天的信息,并沒有引起軍政干校師生們的注意。操練、聽課、討論、吃飯、睡覺,他們的生活依舊按照同一個節奏緊張地進行著。總不斷地有新鮮的知識和新鮮的革命道理吸引著他們,總不斷地有學習中的“攔路虎”需要他們去努力克服。他們只覺得每天早上到河灣里去洗臉,水變得既冰又渾。他們只感到晌午坐在院子里聽課,捂著老棉襖的脊背熱得有些發癢。只是粗略望去,原野上并沒有改變冬日的色調,也就沒有人注意到春天來了。這天,馬文瑞正上著課,見河川下的大路上過來幾個騎馬的人。走近了才看出是老劉帶著幾個紅軍戰士。馬隊沿著斜坡,一直走到學員正在上課的院子里。志丹前兩天剛走,該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任務?馬文瑞有一種預感,覺得他們的到來,似乎與自己有關。
果然,劉志丹牽著馬從坡里走上來了,同來的還有習仲勛。劉志丹見到馬文瑞,第一句話就說:“老馬,快下課了嗎?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咱們商量一下。”
當下,馬文瑞給學員們布置兩道討論題,便隨劉志丹他們走進時常備課的那孔窯洞。一進門,劉志丹顯得有些興奮,開門見山說:“老馬,這期學員眼看要畢業了,有一項重要的工作,想派你帶人去做。”
馬文瑞聽了,看看劉志丹,又看看習仲勛,見他們正用期待的眼光望著自己,便問:“什么工作?” 劉志丹說: “開辟新區。”說著由桌前站起來,從懷里掏出一封信,交給馬文瑞,掏出煙卷,點燃一支吸著,很快地在地上踱來踱去。馬文瑞已經習慣了特委軍委主席的這一舉動,當他對一個重要問題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即將做出決斷的那一刻,總是這樣。馬文瑞迅速展開信來讀,原來是紅42師師長楊森寫給志丹和仲勛的。信中寫道:“……近日我團在甘泉、南泥灣、金盆灣、麻洞川、臨鎮和宜川云巖、北池鎮等地打土豪,給群眾分物分糧,并打算在此休整半月。這回東進,我騎兵團連日奔襲沿途民團、保甲武裝,使反動政權受到重挫,當地人民革命熱情很高。請求特委、軍委速派文武雙全的得力干部來領導群眾,建黨建政,開辟新區……”
馬文瑞看完信,劉志丹突然停下來,面對著馬文瑞,十分慎重地說:“昨天夜里,我反復想過了,這個任務,只有老馬你合適。”
“開辟新區?”外表看著依然平靜如故的馬文瑞,腦子里飛快地思索著。他很快便想到了東部的延安、甘泉、宜川一帶。因為他知道,蘇區眼下除了南梁(含東華池,合水山區、慶北、赤安一帶)大本營外,在南地區一帶(栒邑、淳化、寧縣等山區)成立了南區革命委員會,張邦英擔任主席。但實際情況是,北區(即南梁一帶)山大林密,地處偏遠,雖便于紅軍隱蔽,但人口稀少,物產欠豐,不利于籌集糧食,補充兵員,也不利于開展群眾工作;南區又距西安和關中平原地區太近,雖建立了紅色政權,敵人說到就到,拉鋸作戰,局面較難控制;而人口稠密、自然條件較好的東部地區,尚未建立紅色政權。他知道,在那一帶開辟新區,就意味著在陜甘邊與陜北之間架設一座橋梁,使之連接起來,便抬頭瞪圓眼睛,等待劉志丹下達具體任務。習仲勛不慌不忙地端起桌上的碗喝了一口水,以他特有的簡潔、準確的語氣介紹道:“從地理位置來看,甘泉、宜川、韓城是關中、陜北邊境地帶,地形較復雜,進可以出擊延安、宜川、甘泉縣城以及韓城等東府渭北諸縣,退能夠入南泥灣、金盆灣一帶梢區。加之又有臨鎮、云巖、北池幾個鎮以及洛河川、陽灣川、麻洞川等幾條大川,人口稠密,物產也較豐富,如果開辟出來,不光具有重要的軍事戰略意義和政治意義,對于解決目前蘇區經濟困難都大有好處。特委決定派你以陜甘邊特委黨代表和東區工委書記的身分率領一支武裝工作隊開赴這一地區,楊森同志將率騎兵配合你們工作。”
馬文瑞的臉上依然是那么平靜。他望著窗外的遠山沉吟了片刻,又扭頭看了看劉志丹,異常果斷地說:“好吧,什么時候出發?”劉志丹緊緊握著馬文瑞的手說:“不急,等隊伍組織起來再說,你先提個設想。不過,這可是一次既重要又很艱巨的任務。那一帶遠離南梁,楊森率領的騎兵團也不過僅有百八十人馬,而你們的周圍,西南是甘泉、洛川守敵;東南是宜川、韓城守敵;西北又是延安守敵,可以說是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孤軍活動。敵人隨時都可能出動圍剿,你們隨時都處在腹背受敵的情況下。”
馬文瑞說:“不怕,只要有老百姓的擁護,就什么也不怕。我們過去后可以深入發動群眾,等到時機成熟,再建立紅色政權。”劉志丹聽得,緊緊握著馬文瑞的手說:“相信你能完成任務。”
派馬文瑞去開辟新區,是陜甘邊特委研究決定的。劉志丹提議,這項工作事關重大,必須派最得力的人去。這個人既要政治上可靠,還要有做地方群眾工作的豐富經驗;既要有組織領導能力,又要善于集思廣益、團結同志。他說這些條件,唯有馬文瑞具備。
一支短小精干的武裝工作隊,很快組建起來了。三天之后,一身戎裝、腰間掛著短槍、背著習仲勛送給他的皮公文包的馬文瑞,帶領胡自祿(原陜甘邊蘇維埃政府經濟部長)、張彥福(原華池縣赤衛隊隊長)、許克昌等,外加軍政干校幾名干部,并有三十多人的一支警衛隊,按照陜甘邊特委指示,赴南梁地區以東開辟新區。
一整天,他們都在荒無人煙的梢林地帶翻山越嶺。天拂曉時,他們來到延安城西南的三十里鋪村。延安是敵人在陜北盤踞的一個重要城鎮,僅次于榆林、綏德。高雙成的師部駐在城內。各縣城都派駐一個連的兵力,加之三十里鋪又是西安至延安公路的咽喉,交通便利,敵人說到就到。馬文瑞率隊到達三十里鋪,進入南面的仁臺溝,再翻過一架山就進入南泥灣梢區了。就在他們越過三十里鋪公路后,有個衣衫破爛、蓬頭垢面的乞丐在后面不緊不慢地尾隨著他們。馬文瑞早就注意到了這個人,便對張彥福說:“后面這個叫花子有點不對勁兒,他怎么老跟著我們?”張彥福立即派人把“叫花子”帶了過來,問道:“你是干什么的?”
那人不說話,但眼睛里流露出驚慌失措的神色。
馬文瑞親自審問:“你家是哪里人?”
“當……當地人。”那人指著不遠處的三十里鋪村說。
“胡說,當地人怎么說的外路話。”
“說——不老實小心狗頭!”
張彥福從背上“嗖”的一聲拔出明晃晃的大刀,按在“叫花子”的后脖頸上。
馬文瑞說:“老實說,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我……紅軍老爺,我……”
“快說!”
“唉呀,我……說,我是延安城里派出來的探子。”
那家伙說著,就要伸手去懷里掏槍,被兩個戰士把雙手扭到了背上。張彥福上去繳了他的槍。
馬文瑞一看,此處不可久留,便下命令說:“殺!”
話音剛落,張彥福手起刀落,探子的腦袋早“嗵”的一聲掉在地上。這是工作隊進入東地區開辟工作的“第一刀”,也是馬文瑞第一次下令殺人。自從那天接受了任務,他就明白,這次東進,不同于在陜北搞秘密工作,這是武裝開辟新區,是要把政權從敵人手里強行奪過來。因此,既要深入發動群眾,又要同敵人展開你死我活的斗爭。而群眾能否真正發動起來,很大程度上又取決于能不能把敵人(包括當地各種反動勢力)的囂張氣焰鎮住。因此,他在三十里鋪下令開的這第一刀,雖是無聲無息,但是震動很大。身邊的干部戰士們發現,看起來文質彬彬的黨代表,倒是一位敢作敢為的痛快人!
殺了敵人的暗探,本來連續行軍已經有些疲倦的工作隊員們,士氣頓然高漲。還不到吃早飯的時候,已經行進三十多里,來到山根下一個叫驢糞坡的小村莊。莊里只住七八戶人,多數是由綏德、米脂一帶逃荒下來倒山種地的饑民。他們早就聽說劉志丹的隊伍過來了,眼見一支紅軍隊伍從天而降,真是又驚又喜。為首的這位慈眉善眼說話和氣的老馬,一拉話竟是上頭老鄉(延安一帶俗稱綏德米脂諸縣人),備感親切。雖是青黃不接的春荒時節,仍然幾家湊著給他們壓著吃蕎面饸饹。吃飯時,馬文瑞坐在熱炕上端起一老碗調了腌韭花、芝麻鹽的香噴噴的饸饹,卻感動得難以下咽。因為他留意到,老鄉的幾個嘴唇上拖著鼻涕的猴娃娃像一窩小燕子一樣,挨著個兒站在炕棱下面,仰起頭,張大口,巴望著他那一碗冒著香氣兒的饸饹。他便用筷子敲著碗沿兒說:“我吃不了這么多,給娃娃們撥些。”不料,做飯的大嫂一聽急了,慌忙解下腰裙,像趕麻雀一樣,把猴娃娃們趕到窯外面去了。馬文瑞看著,心里很不是滋味,挑在筷子上的長長的饸饹面,怎么也不忍心往嘴里送。房東老鄉說:“快直勁吃,咱莊戶人再沒好的,蕎面有哩。”他吃著飯,心里熱乎乎的。多么好的老百姓,他們沒有多少歡迎你的言詞,他們對于共產黨和紅軍的情意,是通過這一碗熱飯食,送到你的心窩里去的。這樣好的民眾,只要組織起來,必然形成不可估量的革命力量。在這種力量面前,任何兇惡的敵人都將潰退滅亡。馬文瑞一邊吃著飯,一邊很動情地想,隨即同地上站著的農民拉起話來:“老鄉,家里幾口人?”一個老漢說:“唉,七口人,只一個吃閑飯的,還沒吃的。”“種多少畝地?”“種兩架梁,四顆屹,一年有三季兩頭不見太陽,秋里打的糧食全讓延安城的‘刮民黨’摟走啦。”另一個接過說:“你們這一來,我們可盼到頭來了。‘刮民黨’半月二十天就要來擄一回糧草,保長、甲長像催命鬼,三天兩頭踢踏門檻。”“麻洞川那邊情況怎樣?”“唉,一個樣!人家實行的是鄉村保甲,像給咱老百姓脖頸上套了鐵鏈子,遠遠近近,誰想逃也逃不脫。”
就這樣,馬文瑞他們進入東地區一路走,一路搞調查,宣傳共產黨和紅軍的主張,考慮著如何著手開辟工作。在敵人神不知鬼不覺中,他們就像一陣春風,悄無聲息地刮到了陜甘邊東部地區的梢林、原野和溝壑,呼喚著刮進一個個村莊、一孔孔窯洞,喚醒著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民眾。

忽培元,祖籍陜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傳記文學創作與研究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散文學會理事、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書畫院副院長。現任國務院參事。
主要作品有文學傳記:《蒼生三部曲——群山、長河、浩海》《耕耘者——修軍評傳》《百年糊涂——鄭板橋傳》《難忘的歷程——延安歲月回訪》《劉志丹將軍》《謝子長評傳》《閻紅彥將軍傳》等;長篇小說《雪祭》《神湖》《老村》《鄉村第一書記》;中篇小說集《青春記事》《家風》,中短篇小說集《土炕情話》;散文集《延安記憶》《人生感悟》《毛頭柳記》《大慶賦·鐵人銘》《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記》《秦柏風骨》《山秀珍》《義耕堂筆記》;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和詩集《北斗》《開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軍評傳》分獲第一屆、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長篇);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獲中華鐵人文學獎。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在國外出版。反映當代生活的長篇小說力作《鄉村第一書記》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編成同名電視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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