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王干（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書法家，現任中國作協《小說選刊》副主編、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所教授、南京財經大學新聞學院名譽院長）：讀了忽培元先生的三部曲，我覺得第一他寫出了一種信念，第二他塑造了一位堅定的革命家，第三是記錄了近百年的西北革命史和涉及到全國的和平建設、改革開放的歷史。寫出一種信念是難得的，而且這種忠誠和激情是在很多作品里面比較稀少的。馬文瑞這樣一位堅定的革命家在忽培元的寫作里面，實際上是兩個視角，一個是作者本人的視角，第二個是馬文瑞的視角。馬文瑞這一代人的理想信念、忠誠于革命、熱血為蒼生，這種如火的激情貫穿到忽培元的寫作里，也貫穿到忽培元的工作、生活和文學的追求里。剛剛有人提到一個詞，我聽來心里一振，就是大忠大德。這種20年的忠誠是和馬文瑞九十幾歲的高齡、近百年的革命史的忠誠一脈相承的，所以他說他的書名有很多的關鍵詞他都舍不得丟，這里面是一種脈絡、是一種血脈、是一種精神。“我想延安”是馬文瑞的回首，也是作者的回首，延安是什么，就是一種信念、一種精神，一種理想。今天，我們常常在很多時候羞于談這個話題，就是革命的理想信念，他們這一代人的追求，在他這本書中如火一般的充滿了激情。

　　 第二就是塑造了一位堅定的革命家，他的塑造是生動的、鮮活的，是具有個性的，而不是概念的，不是圖解的，這跟馬文瑞忠誠于革命、熱血為蒼生有關，也跟忽培元的挖掘有關。比如他寫到馬文瑞對他書稿批閱的細節，都讓人非常感動，就是這么一位九十幾歲的國家領導人、無產階級革命家，到了這么大年齡的時候，還對書稿那么仔細、那么認真，甚至還帶著羞澀。我覺得這種描寫是特別具有個性的，他一再地說對個人的宣傳要低調，要少寫一些，而馬文瑞的這個角度使我們看到了這本書寫出的不僅是馬文瑞這一個人，而是寫出了這一代革命家、革命者，也可以說塑造了一組群像，這個是我覺得特別寶貴的。馬文瑞在書中是一位具有個性的革命家，而不是在我們很多的影視作品里面那種慷慨激昂、一呼百應的革命家。

　　 第三，他非常準確地、全景式地記錄了西北的革命史。西北的革命史中有非常多的敏感問題，包括我們和平建設時期和改革開放時期很多敏感的話題，剛才鄭伯農先生說到劉賓雁的事件，我也讀到了，覺得確實是鮮為人知，而且非常珍貴，這樣一些重大的、鮮為人知的事件和細節，從忽培元的書中讀到了。他不是嘩眾取寵，而是準確地、鮮活地、真實地還原了歷史，這個也是極為寶貴的。所以我想說這本書是能夠傳世的，是能夠被大眾最后記住而且流傳的一本書。

——《從個人敘事到國家敘事的成功實踐》

原載于2015年6月19日《文藝報》

第31章：馬文瑞帶著幾十塊現大洋，隨著同情革命的看守，來到警備森嚴的榆林第三監獄看望曹力如

 陜北重鎮榆林，原本是一座富饒美麗的古城。城池坐落在長城腳下的榆溪河畔。秀麗的榆溪河由北邊的大沙漠中蹣跚而來，河水清澈。有渠自上游引進城中，水質甘甜滑潤，汲以洗面，白皙細嫩。城中又有“桃花泉”，水質柔滑，用以做豆腐，可用秤鉤子鉤了叫賣，故稱之為榆林“桃花水”，實乃優質礦泉水，由于接近陜蒙晉交界地帶，榆林自古在軍事上和各民族之間的貿易往來方面，具有重要地位，歷代統治者均派重兵鎮守。

 1933年早春。塞上古城榆林，仍被茫茫風沙襲裹著。草木沒有發芽，河灣背陰地的冰雪尚未消融。遠遠望去，高高的古城墻和青灰色的古典式屋宇，全都淹沒在一片蒼涼的荒寒中，使這座長期被反動軍閥井岳秀盤踞的所謂陜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越發顯出一派毫無生機的蕭條。在城內東北角上，一片桑樹林邊，有一座被高墻和鐵絲網圍著的院子，院門緊閉，外面布著密集的崗哨，使得周圍的氣氛顯得更加森嚴，這就是“榆林第三監獄”——井岳秀關押重要政治犯的地方。另外還有一個榆林看守所，也關押著許多共產黨人。井岳秀在陜北的反動軍事統治是殘酷的，他對待被捕的那些企圖推翻他的統治的共產黨人的態度也就可想而知。監獄里的生活暗無天日。為了指導榆林城內地下黨團組織的活動，設法營救獄中的同志，鼓勵他們堅持斗爭，馬文瑞代表中共陜北特委，冒著被捕的危險秘密來到榆林，視察榆林黨團工作，探望獄中同志。

 這是他頭一次去榆林。步行至鎮川堡一帶，道路完全被流沙埋沒了，根本無法行走，只得雇騎駱駝。拉駱駝的女人是個大腳“蠻婆”，這使他記起了那年去綏德投考四師的情景。人騎在高高的駱駝背上，像乘坐一只小船在驚濤駭浪中漂游。前面是黃沙茫茫，背后是茫茫黃沙。拉駱駝的女人，弓著背在沒有路徑的沙地上艱難地行走著，這使他記起了那個邂逅相遇的烏曲木納，兵荒馬亂也不知道她是否還平安健在。騎在顛簸的駱駝背上，望著迷茫的遠方，很容易使人聯想到革命征途的艱險。榆林城里的斗爭形勢很復雜，敵人近期公開或秘密地殺害了不少共產黨人。“此次前往，務必膽大心細，謹慎從事，沉著應付。”他默默告誡自己，像即將深入虎穴的勇士，義無反顧地朝前走去。

 天將黑時，馬文瑞進了榆林城。南關街上有個很不顯眼的小客店，他就在這客店里住下來，同許多住不起大店的窮人睡在一盤通鋪大炕上。

 當時榆林城里的黨團組織都在學校。榆林省立第六中學、職業中學、省立第三女子師范學校，都有黨團組織。馬文瑞一到榆林，首先分別同這幾所學校的黨團組織取得聯系。榆林剛才發生了聳人聽聞的“東山慘案”。原來井岳秀86師炮兵營工兵連地下共產黨員張懷樹、何格蘭、楊德厚、趙經昌、魏志仁、邊臨雍等人準備舉行暴動。因叛徒出賣，暴動未遂，被井岳秀下令逮捕，秘密殺害于榆林東山。“左”傾盲動主義給革命造成不必要的慘重損失，令人痛心疾首。當馬文瑞只身來到榆林時，此事剛剛發生不久，正是城里人們偷著議論的中心話題。他得知此事，心情格外沉重，默然佇立在涌流不息的榆溪河畔，仿佛看到河水中依然漂流著烈士的鮮血。

 剛到榆林，他像一個忙忙碌碌的商人，白天出去活動，晚上就歇在小店里。他雖是初次來到這座聞名陜北的塞上古城，卻沒有半點心思來顧盼古城風貌。許多名勝古跡，譬如城南的三觀廟，城北的紅石峽、鎮北臺，城東駝峰山上的古剎戴興寺，城東南角巍然聳立的凌霄塔，他都只能遠遠地望上幾眼。城門洞、城墻上、街頭巷尾，到處可見氣勢洶洶的井家兵。在刺刀的寒光下面，街市也是空前的冷落，行人都是匆匆忙忙由街上走過，寒風在空曠的街巷里肆虐著。風沙迷漫中的榆林城，籠罩著反動軍事統治的恐怖氣氛。馬文瑞在榆林城里的活動，也就十分艱險。

一天，文瑞外出歸來，很覺疲憊，剛剛躺在那盤通鋪大炕上，一群兇神惡煞似的警察破門而入。他心想自己可能被捕，就做好應付一切的精神準備。不料沖進來的警察只抓了他不遠處睡著的一個人。后來才知，那人是個小偷，在城里偷東西被人發覺了。雖是虛驚一場，也覺得繼續住下去很不安全，當即移住東山坡上“戴興寺”旁邊的榆林中學。

 榆林中學黨支部書記叫曹士榮，保安縣人，是一位工作十分認真負責的同志。長期在敵人眼皮子底下開展工作，使他養成了做事謹慎的習慣。為了隱蔽身分，曹士榮把馬文瑞安排住進榆中學生宿舍，于是他的那副商人打扮又變成了一個學生的模樣，出入學校并不引人注意。

 別看馬文瑞平時給人的印象是性情內向溫和，在大庭廣眾中絕少豪言壯語、慷慨陳辭或者高談闊論，但實踐證明，他的革命的堅定性和對敵斗爭的膽略和氣魄卻是非凡的。他這回只身赴榆林，不光在各校黨團組織中做了大量工作，還千方百計同獄中的同志取得了聯系。在當時情況下，敵人四處搜捕共產黨人，作為中共陜北特委的負責人，只身到監獄里做工作很危險。馬文瑞不顧個人安危，毅然設法前往。關在這座魔窟中的共產黨員有王貴賓、石作奇、景仰山(后叛變)等許多人。他們被捕后，精神上很孤獨，很希望能同黨組織接上關系，以便在獄中堅持開展對敵斗爭。黨組織的營救計劃，也急需轉達獄中的同志，以便得到積極配合。特別是當時有相當一些人雖被捕了，但真實身分并沒有暴露，外面和獄中的情況很需要溝通。另外，聽說獄中的同志急需要一些錢。可惜敵人警戒森嚴，高墻內外很難打通聯系。好在榆林第三監獄中有一位同情革命的看守人員，馬文瑞在曹士榮的幫助下，同這個人拉上關系，選擇了適當時機，由這人帶著進到獄中看望被捕的同志。

這天，馬文瑞帶著事先準備好的幾十塊現大洋，隨著那位同情革命的看守，來到警備森嚴的榆林第三監獄。這是深入虎穴之舉，唯有把個人的安危完全置之度外的人，才能在這種時候，保持鎮定自如，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馬文瑞的表現，使那位內線都有些吃驚。從一個個兇神惡煞的軍警面前走過，軍警的目光像錐子一樣盯著他，他若無其事地走著，越過了幾道關卡，深入到監獄的鐵窗前，這才看到，獄中陰暗潮濕，在一個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小房間里，關押著二十多人。厚厚的墻壁上只有升子底大小的一個小窗口通氣，空氣污濁，令人透不過氣來。他們進去時，正遇開飯。伙食糟透了，每人每天只供應六七兩發霉的谷米。饑餓難耐，還得忍受嚴刑拷打和各種常人意想不到的非人的折磨。馬文瑞隔著鐵窗握住王貴賓的手。這位忠實可靠的黨內軍事交通員，長年累月為黨的兵運工作而四處奔波，不幸被捕后，在敵人的嚴刑拷打面前毫不畏懼。此刻，在不期而至的親人面前，他感動得流下了眼淚。他們的談話，在避開敵人看守的情況下輕聲進行著。

 “……你們吃苦了!”

 “獄中的同志們很想念黨。”

 “同志們還好吧?”

 “還好。”

 “請轉告大家，一定要挺住。黨組織正在設法營救你們……”

 兩人正說著，敵人的看守走過來了。馬文瑞改口說：“家里人都很想你，盼你早日回來。”

 看守感覺無聊，走開了。馬文瑞乘勢將錢包遞給他。

 “這是一點錢，分發給獄中的同志們，到時候會有用的。”

 王貴賓很感動，雙手顫抖著接過了錢。文瑞看見他的十指，因釘竹簽而腫脹潰爛，有幾個指甲蓋也壞死脫落了，心里十分難過。傳遞消息，送錢，要是讓敵人發現，會立即成為像王貴賓一樣的“階下囚”。但處境危險的馬文瑞，此刻所想的，卻是如何盡快設法營救獄中受難的同志。荷槍實彈的敵人近在咫尺，稍不留意便可能引起懷疑，被捕入獄。那種大無畏的革命氣魄，使他始終表現得從容不迫，竟然使敵人毫無覺察。

 隨后，馬文瑞由曹士榮陪引又到榆林縣看守所，看望了曹力如、王子宜、趙耀先等人。這是一次富有戲劇性的會面。文瑞抬起頭，看見自己的面前站著一個備受折磨的人。那人面色蠟黃，頭發胡子亂蓬蓬的，戴著沉重的腳鐐，一步步吃力地朝自己走過來。那是一幅令他終生難忘的、觸目驚心的情景。馬文瑞感覺到，在那個瘦羸不堪的人身上，有一股不可戰勝的威武氣概，那是敵人用任何手段也無法征服的、滲透在共產黨人骨子里面的東西。他想，敵人的愚蠢，也就在于他們無論如何都看不到這種東西。他突然意識到那咣當作響的腳鐐聲，帶給人的不是悲凄和恐怖，而是振作和昂奮，頓時覺得自己周身的熱血沸騰起來，仿佛受到了一種極大的鼓舞。曹力如的目光里，顯然是一種盡量掩飾著的驚喜。方才看守通知他說“家里來人探監”，他就覺得有些奇怪。他沒有想到會在這種場合見到馬文瑞。特委來人看望自己了，他心里那股高興勁兒就別提了。他們幾個是受劉志丹委派，為發展武裝，秘密購買武器，被敵人發現而被逮捕入獄的。好在敵人尚未弄清他們的身份。馬文瑞見了曹力如，壓低嗓子說：“你們萬不可暴露身份，組織正在積極設法營救你們。”曹力如會意地點一點頭，見看守的敵人踱過來，故意提高嗓門說：“家里人放心，咱們是本分生意人，無故被捉了來，相信井大人不會冤枉好人”。

 馬文瑞說：“真金子不怕火鐮點，隨后事情總會有個水落石出。”看守的敵人瞪起眼睛聽著，臉上泛出同情的神色，無精打采地走開了。

 馬文瑞忙從懷里掏出一包銀元，小聲說：“這點錢，請你分發給獄中的同志們，要耐心挺住。外面一有情況，會設法通知你們的。”

 此后不久，第三監獄營救工作因景仰山叛變而失敗。中共陜北特委軍事交通員王貴賓身分暴露。敵人威逼利誘，嚴刑拷打，要他供出黨組織名單。王貴賓面對酷刑，堅貞不屈，被敵人秘密殺害于城西門外。關押在榆林看守所的曹力如、王子宜 、趙耀先等人在一年之后，終于在黨組織的積極營救下出獄。

 敵人的血腥鎮壓像一股狂風，反倒把革命者心中的怒火吹得更旺。組建紅軍游擊隊，以革命的暴力反對反革命的暴力，已經刻不容緩地擺在中共陜北特委面前。此時，西北地區的革命武裝除了活動在陜甘邊一帶的紅26軍，陜北延川也拉起一支游擊隊。正如馬文瑞在清澗“馬記飯館”所聽說的，1932年3月，高朗亭、劉善忠等人帶領一些勇士，由民團手中奪得武器，組織起一支數十人的小隊伍，自發定名為“中國工農紅軍西北先鋒隊”。這支武裝開始組建，黨組織并不知道。隊伍拉起后，遇到不少困難，急切地想同黨組織取得聯系。此時，馬文瑞代表中共陜北特委正在清澗、安定一帶巡視工作。特委趙伯平、馬明方得知這支武裝的情況后，十分重視，專門把高朗亭召到特委開會，研究急需解決的問題，并派遣艾龍飛任政治委員。為了迷惑敵人，定名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九支隊”。

 1933年2月底，安定籍的強世清、師發直由紅26軍回到安定，同九支隊取得聯系。當時井岳秀指派的安定縣縣長劉述民反動氣焰十分囂張，民憤極大，強世清等人決心為民除害。2月25日這天，劉述民騎著高頭大馬，耀武揚威出了安定城去瓦窯堡。強世清等人埋伏在途中必經的欒家坪河灣一座石橋附近，等劉述民過橋時，突然開槍將其擊斃，繳槍兩枝，并以“九支隊”的名義發了布告。這件事震動了陜北。此后不久，陜北特委決定，把九支隊改為“紅一支隊”，由高朗亭任隊長，強世清任副隊長。人員也由二十多人擴大至三四十人，基本由延川和安定兩縣青年組成。這是中共陜北特委領導下，土生土長的一支革命武裝，是繼晉西游擊隊之后，陜北革命武裝斗爭最初燃起的又一支火炬。陜北特委對這支武裝的發展壯大十分關注。就在這時，發生了一件不該發生的事情，游擊隊在延川一帶活動，由于正、副隊長之間意見分歧，發生對抗。性情暴躁的強世清和 輕奔撞的白德勝一氣之下，竟然帶領安定籍戰士下了高朗亭及其部屬的槍，隨后安定籍戰士都跟隨強世清離開延川去了安定方向，動機不明。

消息傳開，正在清澗巡視工作的馬文瑞聽到后，心中十分焦急，生怕強世清、白德勝他們一時糊涂，攜槍投敵。絕不能眼看著這支新生的革命武裝垮掉。平日總是鎮定自若的馬文瑞，顯出少有的不安，忙對身邊的馬萬里(原名惠世文)說：“此事刻不容緩，得馬上把部隊追回來。”馬萬里說：“眼瞅天不早了，明天再動身吧。”馬文瑞說：“那不行，事情刻不容緩，得立即出發去追。”

 于是，由馬萬里帶路，馬文瑞當天下午從清澗出發，翻山越嶺來到延川。見了高朗亭，知道隊伍已由強世清帶著往安定方向去了。此時已近傍晚，高朗亭右手負傷，情緒非常低落。馬文瑞安慰他幾句，要他安心養傷，隨即出發往安定方向追趕。山路崎嶇不平。黑暗中，兩人憑借微弱的星光，高一腳低一腳地匆匆趕路，幾次失足踏進天窯，掙扎著爬上來繼續急行。一夜的狂奔，也說不清是汗水還是露水，浸濕了身上的衣服。天將亮時，氣溫更低，霧氣彌漫在山間，道路完全看不見了。人被濃霧裹著，冷得直打哆嗦。近旁的山畔上，有一個攔羊人避雨的小山窯。馬萬里建議說：“在山窯里打堆火，烤烤衣服，暖一暖身子，等天明再走吧。”馬文瑞說：“不行，一定要趕在部隊早起出發前追上。不然，等到天明霧氣一散，就趕不上了。”于是兩人強忍著饑餓和寒冷，咬緊牙關在濃霧中摸索前行。蜿蜒的山路再次由溝底里盤上一座山梁。等他倆相互拉扯著氣喘吁吁爬上山頂，發現天已大亮。東方天際已經透出紅光，太陽即將出山，腳下的晨霧在慢慢地消散著。浮起在大海一樣的茫茫霧氣之上的無數高山群峁，被晨曦映照得通紅通紅，仿佛正有一個偉大的生命即將誕生于這乳白與殷紅的交歡吻合之中。那種莊嚴而氣勢恢弘的高原日出的景象是過去從未見到過的。但是此刻，兩個渾身濕淋淋的疲憊不堪的趕路人，無心領略這大自然的瑰麗奇觀。馬文瑞焦慮地往西北方向望去，眼前仍是連綿不斷的群山，哪里有部隊的蹤影?就在他茫然不知所措的那一刻，連續奔波一天一夜的疲勞，突然乘機襲來。他頓時覺得雙腿像灌了鉛，沉甸甸的再也扯拉不動了，雙眼也沉重得抬不起眼皮。他就勢背靠著一棵杜梨樹站著，稍事休息。根據山形地貌判斷，已經到了安定西區一帶，再往前走，翻不了幾座山，就到了敵人盤踞的瓦窯堡了。“難道他們真是要去投敵?”這個可怕的念頭剛剛在腦海中一閃，馬文瑞突然感到胸中涌起一陣難以名狀的痛苦。他不忍心再想下去了。為了建立一支革命武裝，這些年來，多少人冒死東奔西顛，奉獻了多少心血，付出多大的犧牲!難道就眼睜睜看著這支革命武裝落入敵人手中?!想到此，馬文瑞突然感到像有一種巨大的力量，召喚著鼓舞著自己挺直了疲憊不堪的身子。“不行，一定要把他們追回來!”他暗自下了最后的決心。扭頭一看，同他空肚子奔跑了半天一夜的馬萬里已經累得躺在樹下睡著了。他顧不得許多，急忙上前，搖醒馬萬里，兩人又匆匆朝前趕路。

 半前晌時，兩人追到安定縣西區和北區交界的一座山頭的村子。看見村口布著崗哨，才知道總算追上了他們。當時，強世清已因病離隊休養，隊伍由白德勝帶著，情緒很不穩定。白德勝還不是共產黨員，他究竟要把隊伍帶到哪去?連白德勝自己當時也說不清。客觀來看，當時擺在這支徘徊不前的隊伍面前的道路無非有三條：一條是投敵叛變；一條是占山為匪；再一條就是接受中共陜北特委的領導，繼續革命。當下，哨兵給馬文瑞帶路，在一孔老百姓的窯洞里見到了白德勝。白德勝自知理虧，見了特委負責人后，只是低頭不語。馬文瑞盡量心平氣和地問：“老白，你們把隊伍拉過來，打算到哪里去?”

 白德勝仍是低頭不語。

 “聽說強世清同志病了?”文瑞故意把“同志”兩字，念得很重。

 “嗯，不曉怎啦，猛猛得了傷寒，病來得兇猛，把老大人挺倒了。”

 “他人呢?”

 “隊伍急行軍，不能帶著他，只得安頓到一戶老百姓家里養病。”

 “有人照顧嗎?”

 “有，留了兩個人。那個獨莊小村村很僻靜，保準沒外人知道。”

 馬文瑞沉吟半晌，說：“老白，延川發生的事情，老強應負主要責任。他是共產黨員，又是紅26軍的老戰士。隊伍內部發生了矛盾，應當及時報告特委派人來解決。你們收高朗亭的槍，還開槍打傷了他，這個做法不對。紅一支隊，這是咱陜北特委直接領導的第一支武裝。隊伍剛剛建立不久，本身力量就小，立足未穩，就鬧了分裂，這是很危險的，弄得不好，很容易被敵人吃掉。”馬文瑞講這些極為嚴肅的話時，面部的表情卻是溫和的。也許正因為是和風細雨，才使得聽話的人，于平心靜氣之中，更加掂量出這些話的分量。

 當過土匪平素性情簡單魯莽的白德勝，起初聽說特委有人追上來了，心想一定是高朗亭跑到特委告了他們的“黑狀”，心中很是有些抵觸情緒。然而當他面對這位穩穩當當的陜北特委負責人，卻感到有些惶恐不安，感到對方有一種令你不得不心悅誠服的威嚴，心里反倒想：那個高朗亭要有人家這兩下子，又何必逼著我們下他的槍呢?

 白德勝正暗自尋思著，只聽馬文瑞壓低嗓音問：“眼下，你們打算怎么辦?”

 白德勝遲疑了一下，說：“我們——完全聽特委的。”

 “那好!”馬文瑞立即表示：“我今天代表特委趕到游擊隊，就是要求你們聽從黨的指揮，繼續干革命。”

 白德勝忙說：“那好。我們從前鬧分裂不對，今后一定在特委的領導下好好干革命。”

 像一潭被污泥淤積停滯下來的流水，終于在清除了淤障后又開始流淌起來。周圍的戰士們聽了，都嘩嘩地鼓起掌來。

 馬文瑞被白德勝和戰士們的誠懇態度感動了，站起身來，緊握住白德勝那一雙大手，充滿感情地說：“在強世清養病期間，特委相信你能把隊位帶好。”不知是感動，還是因為慚愧，白德勝這條鋼打鐵鑄般的硬漢子，眼睛里霎時聚滿了淚水。他低下頭去，緊緊地把顫抖著的身子，靠在馬文瑞身上。馬文瑞也很動情地撫摸著他的肩頭說：“革命戰士，不是不犯錯誤，只要知錯能改，吸取教訓，今后的事情就好辦了。”白德勝說：“特委今后看我的行動!”就這樣，這支幾乎走偏方向的隊伍，終于重新回到革命道路上來了。后經中共陜北特委研究決定，正式任命強世清為紅一支隊隊長，李成榮為政委。高朗亭調回特委分配工作。以后的日子里，紅一支隊活動在安定、延川一帶，還曾經兩次南下，配合紅26軍作戰，在攻打合水的戰斗中擔任主力。總之，這支隊伍在陜北特委的直接領導下，一直表現很好，不斷發展壯大，成為陜北地方紅軍游擊隊中的一支勁旅。

忽培元，祖籍陜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傳記文學創作與研究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散文學會理事、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書畫院副院長。現任國務院參事。

       主要作品有文學傳記：《蒼生三部曲——群山、長河、浩海》《耕耘者——修軍評傳》《百年糊涂——鄭板橋傳》《難忘的歷程——延安歲月回訪》《劉志丹將軍》《謝子長評傳》《閻紅彥將軍傳》等；長篇小說《雪祭》《神湖》《老村》《鄉村第一書記》；中篇小說集《青春記事》《家風》，中短篇小說集《土炕情話》；散文集《延安記憶》《人生感悟》《毛頭柳記》《大慶賦·鐵人銘》《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記》《秦柏風骨》《山秀珍》《義耕堂筆記》；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和詩集《北斗》《開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軍評傳》分獲第一屆、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長篇）；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獲中華鐵人文學獎。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在國外出版。 反映當代生活的長篇小說力作《鄉村第一書記》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編成同名電視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