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圖為1935年該校部分女生合影。　資料圖片
右圖為1915年廣東省立女子師范學校女教師合影。

　　舊時高校欠薪及頻換校長事件　　

　　舊聞回眸　　

　　1926－1928年　　

　　廣東省立女子師范學校欠薪及頻換校長事件　　

　　辛亥革命后，廣東官立女子師范學堂更名為廣東省立女子師范學校。1923年，廣東省政府撥旅粵中學校址給女師以擴充校舍，五年以后，接收私立女子體育學校圖工樂體專科二、三年級各1班，到1933年，廣東省立女子師范學校有高中師范科學生433人。　　

　　〈一〉　緣起　　　

　　教師欠薪11月，校長被迫辭職　　

　　1926年11月17日，廣東省立女子師范學校校長廖冰筠，因學校經費困難，呈請教育廳辭去校長職務，并委任許廣平、陳良烈、羅宗堂三人暫時維持校務。在給教育廳的信中，廖冰筠說明了學校的困難情況。　　

　　校長承政府委任主持女師范學校已歷六載，其間幾經變亂，苦心孤詣，幸得維持原狀。而以歷年政府因財政支絀，積欠學費經費甚多，至去年下一學期計欠教職員薪水十一個月，以此困難業集，無力撐持。曾據情呈請辭職未遂照準，并蒙廳長勉之竭力進行，然至本學期學校經費猶困難如故，積欠教職員薪金猶至十一個月之多。而今年增設之高中班，增開之科目，新聘之教職員，與因此而加之什費，均已提高，乃將本年度預算另行編造，總計支付數目比去年預算月增千余元。職校既無他項收入可以彌補，而每月向財政廳支領經費，亦只照舊預算額支發，積欠一項則更無切實辦法。　　

　　在給許廣平等三人的信中，廖冰筠所表達的想法更為令人心酸：“月來辭職他去者已七八人，冰筠自問年來因經費支絀，維持已至心疲力竭，本學期困苦較前有加，實再無繼續維持之可能，再三思維，惟有辭職以避賢路。”　　

　　女師校長再次辭職　　

　　當時教育廳為維持學校起見，特將解決經費辦法提出省政府委員會提議，并一面令該校長克日回校，未返校前由總務主任羅宗堂、教務主任陳良烈、訓育主任許廣平暫行代理校務。　　

　　一個月后，羅宗堂、陳良烈也相繼辭職，許廣平亦因病在假，省立女子師范學校不無渙散之象。廖冰筠在此上書教育廳，要求辭職，并推薦本校教員李勵莊同和許廣平主持校務。這次辭職的一個主要理由就是廖冰筠擔任了廣州市婦女部長，“頗欲專心竭盡綿薄，于婦女運動一途，就職伊始，部務殷繁，時間精神未能并，原校長一職，勢不能兼任”。至于該校的經費問題，“雖蒙政府照準，本年度新預算按月支給，而積欠一層，仍未有著，校務進行，仍不免拮據困難，自宜有精能干員，專任擘劃，方足以資整頓”。　　

　　〈二〉　發展　　　

　　教員鬧事，校長宣布停課　　

　　果然，李勵莊受命擔任了女師的校長，上任之初，就對女師進行改革，“蓋女師校紀凌夷，學風頑囂，有不得已者也，故就職之初，對于校務等議刷新，教員亦略有更動”。這一動不要緊，被開除的教員周棠、衛永保、劉萬鎰三人回校叫板李勵莊，“以破壞關約，應照關約補足全斯薪水為詞，回校質問，對于職校長措辭聲橫無理，徒逞意氣”。周堂等要求不遂，遂糾合去職各教員，聲言否認學校新定時間，照舊回校上課，由十日起，連日來校肆口謾罵，聚眾滋擾，更擅自召集學生開會，公然煽動，致使新舊教員懾威之盅惑，擅造公意，抗拒新教員，致令全校騷然，無形罷課。李勵莊除將詳細情形呈請廣州政治公會核辦，還上書廣東省教育廳反映情況，并由即日起宣布暫行停課，聽候省教育廳的指示。　　

　　與此同時，李勵莊希望廣東省婦女部，出面制止學潮，維持學生學業。婦女部開會研究后，一面上報省政府，一面要求教育所辦理。當時還有一種傳聞要將省立女師改為女子中學，當然后來并沒有該改名。　　

　　〈三〉　高潮　　　

　　女師學生請宋慶齡為校長　　

　　1927年3月，女師召開全體學生大會討論解決校長問題，從關系革命事業的高度決議電請宋慶齡同志為校長。但宋慶齡因前方任務繁重，不能即行回粵就職，故暫薦黃佩綸代理校長。女師學生會還在廣州民國日報上發表了歡迎黃佩綸的宣言，真實反映了在黨化教育之下女師學生的觀點，具體來說應是女師學生會的觀點。　　

　　“同學們都認為女師是省立的高級女校，為促成黨化教育，造就革命師資起見，校長一職，應與中國國民黨有歷史關系，以革命為職業，而才能學識適合為青年導師者，穩能勝任。在這種校長問題的人選條件之下，我們對于客觀事實的認識，一致議決，電請宋慶齡同志為校長。我們對于校長問題的公意，完全建筑在理性之上，我們對于消極方面，為免除學校的危機，維持本身的學業，認為非宋同志為校長不可。同時，對于積極方面，為促成女師教育之黨化，造就革命的師資，尤其認為非宋同志為校長不可。”　　

　　建立在黨化教育之下的理性的要求，女師學校只有宋慶齡才堪任校長，可見女師學生之境界。當然廣東省教育廳和宋慶齡也同意了擔任女師校長，但是因前方公務繁忙，不能立即回粵就職，于是推薦了黃佩綸先生代理校長。盡管黃只是一位男士，但女師學生會還是尊重宋慶齡的意見，“而歡迎黃先生，絕對不愿劃分男女界限的鴻溝，保持宗法社會的思想。”　　

　　以上綜合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1927年相關報道　　

　　〈四〉　結局　　　

　　教育廳委任一中女師兩校長　　

　　教育廳長許崇清，對于整理本省教育，積極整頓發展，經定有具體辦法，昨據省立第一中學校長黎杰，呈請辭職，特委黃希聲接充一中校長。又日省立女子師范學校校長，自沈芷芳辭職，李勵莊逃遁后，校務無人負責，昨特委任該校附小主任呂蘭芳開充。黃希聲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心理教育學碩士，歷充廣大教授，到任中大教育。呂蘭芳系廣大高師科畢業，并奉派赴日本等處，致察教育，歸國后，即充女師教員，兼附小主任云。　　

　　據1928年2月6日廣州民國日報　　

　　省立女子師范近況　　

　　女師自呂蘭芳長校后，深得學生之同情與合作，故近來校務非常發展。本季招考插班生，名額僅收二十八，而報名應試者多至百余，現為適應熱心向學者之需要，特自初中二年起至高中二年止，招收旁聽生，以廣造就云。至附小方面，校務亦非常發展，并將昨年由小學生捐來之款，全數撥出建筑校舍，頭門工程，現已告竣，極為堂皇冠冕。　　

　　據1928年2月29日廣州民國日報　　

　　歷史精神　　

　　從胡適“亡國的教育”說開　　

　　1918年1月，回國不久的胡適審視七年未見的中國，頗有感慨，遂提筆寫了篇《歸國雜感》，發表于《新青年》。他在文末肯定中國之進步的同時，于文中發了幾千字自稱是“悲觀”的“牢騷”。其中有兩大段，是針對教育而言。　　

　　“現今的人都說教育可以救種種的弊病。但是依我看來，中國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簡直可以亡國。……學堂的課程表，看來何嘗不完備？……但是學堂的弊病，卻正在這課程完備上。……這都由于學校里所教的功課，和社會上的需要毫無關涉。……社會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學堂所造成的是不會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這種教育不是亡國的教育嗎？”　　

　　胡適的語氣看似悲觀，實則是一種悲憫，類似于“恨鐵不成鋼”。　　

　　陶行知說，“教育是國家萬年根本大計”，“教育為公以達到天下為公”。中國近代以來，尤其是民國成立以來，人們對教育之于國家的發展、富強，有了愈來愈深的認知，當局也花費許多功夫為教育提供相應的支持，教育界籠羅人才也是“不拘一格”。然而，也許是因為新的教育模式尚待完善，也許是因為其他現實原因比如政治局勢，被認為是“根本大計”的教育往往處在一種尷尬的境地，這導致教育空有“口號”而無實質，流于表面形式，甚至是敷衍了事。　　

　　胡適說，“我奉勸列位辦學堂……盡不必去巴結視學員，且去巴結那些小百姓。視學員說這個學堂好，是沒有用的。須要小百姓都肯把他們的子弟送來上學，那才是教育有成效了。”這說明，教育單位存在嚴重的“欺上瞞下”的問題，敷衍上司非常在行，“視學員”一來“視學”，估計把校園內的樹漆成綠色也在所不惜。而對“小百姓”卻不以為然，被視為“天下為公”之充分條件的“教育為公”，自然無法做到。　　

　　而教育尷尬處境的另一種反映，則赤裸裸地體現在學校“欠薪”事件中。1926、1927年間，廣東省立女子師范學校校長廖冰筠(廖仲愷之妹)，曾兩次請辭校長之職，其原因都與學校經費緊張，教職工長時間被欠薪而紛紛另覓他途有關。之后，該學校頻換校長，一時間該校“校紀凌夷，學風頑囂”。　　

　　其實欠薪之學校并非此一所，也包括中山大學(原校名為廣東大學)及其他許多學校。有資料稱，當時“廣東的公立學校通通窮得揭不開鍋”，甚至出現了“國立廣東大學教職員請發欠薪大會”的“奇觀”。當時，在中山大學任教的郁達夫，也遭遇到了欠薪的“厄運”，當他面對學校現狀以及當局之腐敗黑暗時，最終憤然請辭。他寫道：今朝是中山先生的誕期，一班無聊的政客惡棍，又在講演，開紀念會，我終于和他們不能合作……　　

　　魯迅說，“學風如何，我以為是和政治狀態及社會情形相關的”。恰如所言。當欠薪學校校長辭職、頻繁更換，學校“學風頑囂”時，“政治狀態及社會情形”一定是其根本的土壤。教育之好，所有人－－無論內心清醒與否－－都懂得，然而該怎么個好法、是否可以放棄某些現實利益換取其好，卻是個未知數。如果腐敗也可以做到不“窮學校”，如果形式主義的官僚作風不蔓延至教育體系，“根本大計”之類的口號能踏踏實實、有條不紊地被實施，被網羅的教育人才能傾其心力“教育為公”，胡適的那些悲憫之語，也許就永遠成為歷史言論。否則，無論百年前還是百年后——甚至千年之后，他的那兩段“雜感”，也不會過時，其語氣中籠罩的悲憫氣息，也將一直揮之不散。　□　阿斐　　

　　專家訪談　　　　

　　省立女師的經費為什么沒有保障　　

　　受訪人：華南師范大學教育史專家袁征教授　　

　　上世紀20年代前期，包括省立女師在內的三所高等學校和四所中等學校，由省政府直接管轄。當時廣東政府指定省河筵捐和九拱海關厘臺費為這七所學校的專用經費，并成立了專門的委員會來管理這筆經費，當時廣東高等師范學校的校長鄒魯就是管理委員會的負責人，他對經費管理很嚴格。那是廣東財政來源被各路軍閥瓜分，以至于政府的資金非常短缺，七校的經費在鄒魯的看護之下，才得以保證。1924年，因國立廣東大學成立，七校變成了四校，于是委員會也就相應改名。1925年6月，廣東政府消滅了駐扎廣州的滇軍和桂軍，奪回了被他們控制的財源，這樣國民政府開始全面控制財政。管理這四所學校經費的委員會把錢交給了省財政廳，從此這個委員會也就消失了。而四校的經費全部由政府撥發。但是政府把這部分經費挪作他用，于是這四所學校的經費發生困難。1925年11月，國立廣東大學已經發不起工資了。后來省立女師拖欠教職員工資情況更為嚴重，竟達11個月之久。　　

　　舊聞延伸　　　

　　教育廳請款整頓省校之大計劃　　

　　廣東省教育廳以廣東全省省立學校共而是一所，除工專、一中、二中、女師四校直接有省庫領款外，其余二師、三師、四師、七中學校，每年由省庫與撥一萬七千元，作為補助費，其余悉由地方款劃撥。惟查各學校，雖然依照本年度預算領經費，而省庫未撥之款尚多，即以工專、一中、二中、女師四校論，每年尚差九萬余元，而省會外省立各校由地方費支出者，幾經變遷，收入亦減少，且地方官以為學校已屬省立，當不負維持之責，故辦理極感困難。但發展教育，為行政上之重要者，不能一時停頓，而學校亦不能停給，致礙教育之進行。教育廳為徹底整頓省立各學校，實行發展全省教育起見，將省立各校現在久欠以及未撥之經費數目，詳加考查，并參酌各校需要否建筑設備等費分別擬定，計省會內工專、一中、二中、女師四校，約需建筑設備等費共九十七萬五千元，省會外各省立學校共十七校，照教育委員會舊案，每校撥助五千元，共八萬五千元。又合現時各校呈請撥款建筑校舍，購置圖書儀器之數，約增加九萬元，合共十七萬元。連省會內四校需要之數，合計一百二十萬元。此項經費原屬重要，原以省庫支出，一時未能盡數撥給，經過昨呈請省政府，每月撥給十萬元，以資整頓。省政府據情懷后，經議決由十七年(1928年)一月份起照發，想此后省立學校得有充分之教育經費，全省教育狀況當能發展矣。　　

　　據1927年12月10日廣州民國日報　　

　　相關鏈接　　

　　郁達夫被欠薪，決定與當局決裂　　

　　據袁征《郁達夫在廣東大學》一文：郁達夫和他的同事不能按時按量拿到工資，這并不是中山大學的孤立現象。廣東的公立學校通通窮得揭不開鍋。就在這個月，廣東省立女子師范學校已經欠了教職員十一個月的工資，各種日常開支實在沒法繼續墊付，校長廖冰筠三番五次向政府呼吁無效，堅決辭職。在這樣的時候，當局卻大把大把地花錢搞奢華的紀念活動。中山艦事件發生后，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兩派矛盾空前尖銳，國民黨統治區里問題重重，千瘡百孔，但右派和左派官員一起在紀念儀式上大唱高調。這分明是想借歌頌孫中山，掩蓋統治集團的內部分裂和統治政策的嚴重問題，給統治者罩上一貫正確的神圣光環。郁達夫對國民黨兩派官員的矛盾和廣州地區的各種弊病看得一清二楚。他是個正直的人，對于廣州的政客臺上統一口徑，臺下你死我活的做法非常反感。這些人在孫中山誕辰紀念活動中的虛偽表演使他決心跟國民黨當局決裂。　　

　　舊時世相　　

　　中學生貼標語拒絕新校長　　

　　自教育廳委黃炳蔚為二中校長之命令發表后，二中學生咸謂現任校長鄧柱，辦理校務素稱完善，不宜遞易生手。該校學生會遂開緊急會議，議決請鄧勿去，勸黃勿來，但鄧校長恐因此惹起糾紛，去意甚決。昨特發出留別二中同學書，惟該校學生尤戀戀不舍，決議設法對付新校長，于門前遍貼“黃炳蔚止步”等標語，以示拒絕。教育廳聞耗，深恐致惹起糾紛，昨特派該廳督學黃發友、張資樸等人，與新校長同行到校。鄧校長即泰然將一切交代清楚，惟聞學生方面，則異常鼓噪云。　　

　　據1928年2月24日廣州民國日報　　

　　點評：當時的學生大膽，不屈從于教育部門的命令，敢于拒絕新來的校長，可見當時學生之風貌，但不知這里面是否有黨派之爭的因素。那個時代，黨化教育已經貫徹到各個學校，在學生之中也分幫分派，政治黨派斗爭的因素也融入學生活動之中。而鄧柱校長泰然交接工作，也反映此人之心胸。　　

　　舊時漫畫　　

　　民國時期的漫畫家相當關注當時的教育狀況。　　

　　①蔣漢澄《北京莘莘學子》；

　　②張光宇《教育》；原圖配文：哎喲，這棵樹已經被他們摧殘了，我們趕快設法培植罷。

　　③張光宇《要從根本上培植起來》；

　　④廖冰兄《教授之餐》；

　　⑤廖冰兄《“但愿有個溫室，讓我培育新苗”》；

　　⑥梁中銘《小學教員之現狀：騎牛找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