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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壇注定是不平靜的。進入2007年以來，文壇上的一個個焦點文化新聞事件，便接踵而至，大有亂花迷眼，應(yīng)接不暇之感……但文壇上的這些浮躁和喧囂暫時沉寂下來之后，我們或許能夠看到文壇上更多本質(zhì)的東西。 季羨林教授的新作《病榻雜記》出版發(fā)行后，吸引文化界高度關(guān)注的是，季羨林老先生在這本書中表露的真誠心愿：請文化媒體、學(xué)術(shù)界和大眾讀者把他頭頂上“國學(xué)大師”、“學(xué)界(術(shù))泰斗”、“國寶”這三大桂冠摘下來，“還了我一個自由自在身”。 與季羨林做法相仿佛的是，作家余秋雨的“請辭‘作家’的稱號”，他“一再聲明，我不是‘作家’”，作家身份其實就是一個“圈套”，承認了身份，也就為“圈套”所束縛…… 對季羨林堅辭“三大桂冠”的這種文化行為，文化界、文化媒體是眾口一詞的贊譽和好評，而在季羨林教授《病榻雜記》座談會上，不少文化媒體更是高度贊揚季羨林“偉大的人格魅力”。可見，一位作家文人之受歡迎，他的文化人格和其作品，是同樣重要的。 對余秋雨的辭“作家”，文化界和媒體，也是同樣高度關(guān)注。但幾乎和過去常常處于爭議的中心一樣，余秋雨的這種不當作家的言論，再次受到了人們的質(zhì)疑：他的請辭行為，有一種拔高自身形象的意味，“作為一個既得利益者，余秋雨現(xiàn)在要做的工作不是毀滅而是塑造，不是急于擺脫作家的公眾形象轉(zhuǎn)而走向高處不勝寒的大師神壇，而是勇于承擔(dān)起一個作家的責(zé)任，把這個更貼近且有益于受眾的角色扮演好”。面對廣泛的爭議，不知余秋雨對自己的初衷和行為有無反思，是否受到啟發(fā)？ 而王朔則是以“罵”的方式，重新回到文壇的。王朔罵“紅學(xué)家”是最無聊的一群，認為“80后”是泡沫，表示自己本能地不喜歡余秋雨、張承志、北村這些自認為是知識精英的人……一些文化批評家直言不諱：王朔此舉多為炒作。盡管王朔批罵文壇，痛快淋漓，一針見血，對戴著大師桂冠的文化權(quán)威的反叛和挑戰(zhàn)，其判斷力越來越有把握，但在道德和文化方面的思考和嚴肅，分量上顯然是有欠缺的。 有的文化批評家指出：中國文壇的種種爭論已經(jīng)達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熱度，文壇亂象紛呈，丑聞比作品更轟動，口水比銷量更驚人，這已令中國作家集體遭遇前所未有的信譽危機，以至于有人發(fā)問：“當代文壇怎么了？”“當代文學(xué)怎么了？” 事實上，這正是當今文壇的一個重要的文化特征，充滿了喧囂和浮躁。的確，我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很難再尋找得到一個寧靜的文化圣壇、文學(xué)圣壇、精神圣壇。作家中潛心創(chuàng)作者少，熱衷炒作者多；他們對成為一個時代真正的“文化大師”不再感興趣，而是甘愿使自我形象成為娛樂明星式的人物；如何登上“作家財富榜”，使自己的作品更加富有“含金量”是其目標，而很少考慮作品的社會價值、思想價值、文化價值和精神價值，很少考慮他所從事的文學(xué)能不能對社會和時代的發(fā)展和進步提出任何問題來——文學(xué)提不出任何問題來，就逐漸失去了它的一切意義。 這種混亂的文壇現(xiàn)象，折射出我們的文壇、我們的文學(xué)、我們的作家，物質(zhì)感性和精神理性選擇上的焦灼，自我拷問的痛苦，探索和追尋歷程上的迷惘，而當一個時代處于劇烈的嬗變之際，社會文化和精神的價值體系尚未重新建立起來，精神信仰和道德追求需要重新恢復(fù)，一個作家的新的文化人格和道德人格沒有完全建構(gòu)起來，對人類的終極文化和精神的追求尚未變成自覺意識，文壇亂象紛呈，應(yīng)該說正是這個時代特征的一種反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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