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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衡（原為光明日報資深記者，后任新聞出版署副署長，現在是人民日報副總編。）
今年是周恩來誕辰一百零六年，他離開我們也已經22年。作為在這個世界上走了一遭的偉人，他幾乎沒有留下什么有形的東西，但是他的身影卻時時在我們身邊，至今，許多人仍是一提總理雙淚流，一談國事就念總理。陸放翁詩：“何方可化身千億，一樹梅前一放翁”，是什么辦法化作總理身千億，人人面前有總理呢？難道世界上真的有什么靈魂的永恒？偉人之魂竟是可以這樣地充盈天地，浸潤萬物嗎？就像老僧悟禪，就如朱子格物，自從1976年1月國喪以來，我就常窮思默想這個費解的難題。20多年了，終于有一天我悟出了一個理：總理這時時處處的“有”，原來是因為他那許許多多的“無”，那些最不該，最讓人想不到、受不了的“無”啊。
總理的一無是死不留灰
周恩來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當總理去世的時候，正是中國政治風云變幻的日子，林彪集團剛被粉碎，江青“四人幫”集團正自鳴得意，中國上空烏云壓城，百姓肚里愁腸千結。1976年新年剛過，一個寒冷的早晨突然廣播里傳出了哀樂。人們噙著淚水，對著電視一遍遍地看著那個簡陋的遺體告別儀式，突然江青那副可憎的面容出現了，她居然不脫帽鞠躬，許多電視機旁都發出了怒吼：江青脫掉帽子！過了幾天，報上又公布了八寶山火化，并且根據總理遺囑不留骨灰。許多人都不相信這個事實，一定是江青這個臭婆娘又在搞什么陰謀。直到多少年后，我們才清楚，這確實是總理遺愿。
但人們還是不能接受這一事實。多少年后還是有人提問，難道總理的骨灰就真的一點也沒有留下嗎？中國人和世界上大多數民族都習慣修墓土葬，這對生者來說，以備不時之念，對死者來說則希望還能長留人間。千百年來越有權的人就越下力氣去做這件事。許多世界上著名的陵寢，中國的十三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還有一些埋葬神父的大教堂，我都看過。共產黨是無神論，又是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當然不會為自己的身后事去費許多神。所以一解放，毛澤東就帶頭簽名火葬，以節約耕地，但徹底如周恩來這樣連骨灰都不留卻還是第一次，你看一座八寶山上，還不就是存灰為記嗎？歷史上有多少名人，死后即使無尸人們也要為他修一個衣冠冢。老舍先生的追悼會上，骨灰盒里放的是一副眼鏡，一支鋼筆。紀念死者總得有個念物，有個引子啊。
沒有灰，當然也談不上埋灰之處，也就沒有碑和墓，欲哭無淚，欲祭無碑，魂兮何在，無限哀思寄何處？中外文學史上有許多名篇都是碑文、墓志和在名人墓前的憑吊之作，有許多還發揮出熾熱的情和永恒的理。如韓愈為柳宗元寫的墓志痛呼：“士窮乃見節義”，如杜甫在諸葛亮祠中所嘆：“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都成了千古名言。明代張博著名的《五人墓碑記》“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簡直就是一篇正義對邪惡的宣言。就是空前偉大如馬克思這樣的人，死后也有一塊墓地，恩格斯在他墓前的演說也選入馬恩文選，成了國際共運的重要文獻。馬克思的形象也因這篇文章更加輝煌。為偉人修墓立碑已成中國文化的傳統，中國百姓的習慣，你看明山秀水間，市井鄉村里，還有那些州縣府志的字里行間，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故人墓、碑、廟、祠、銘、志。于是人們難免生出一絲絲的猜測，有的說是總理英明，見“四人幫”猖狂，政局反復，不愿身后有伍子胥鞭尸之事；有的說是總理節儉，不愿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費國家錢財，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個干凈。生時鞠躬盡瘁，死后不留麻煩。他是一個只講奉獻，獻完轉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紀念的回報和香火的饋餉。也許隱隱還有另一層意思。以他共產主義者的無私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忠君，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現什么“僭越”式的悼念，或因此又生出一些政治上的尷尬。果然，地球上第一個為周恩來修紀念碑的，并不是在中國，而是在日本。第一個紀念館也并不是建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家鄉。日本的紀念碑是一塊天然的石頭，上面刻著他留學日本時的那首《雨中嵐山》。1994年我去日本時曾專門到櫻花叢中去尋找過這塊詩碑。我雙手撫石，西望長安，不覺淚水漣漣。一個曾叫世界天翻地覆的英雄，一個為民族留下了一個共和國的總理，卻連一點骨灰也沒有留下，這強烈的反差，讓人一想，心里就有如墜落千丈似地空茫。
總理的二無是生而無后
中國人習慣續家譜，重出身，愛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劉備明明是個編席賣履的小販，卻攀了個皇族之后，被尊為皇叔，諸葛亮和關、張、趙、馬、黃等一批文武，就捧著這塊招牌，居然三分天下。一般人有后無后，還是個人和家族的事。名人無后卻成了國人的遺憾。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紀念故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為大。雖然后人不能盡續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對世人來說，有一條血緣的根傳下來，總比無聲的遺物更惹人懷舊。人們尊其后，說到底還是尊其人。這是一種紀念，一種傳揚，要不怎么不去找出個秦檜的幾世孫呢？清朝乾隆年間有位叫秦大士的名士過岳墳，不由感嘆道：“人從宋后羞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可見前人與后人還是大有關系，名人之后更是關系重大。對越是功高德重為民族作出犧牲的逝者，人們就越尊重他們的后代，好像只有這樣才能表達對他們的感激，贖回生者的遺憾。總理并不脫俗，也不寡情。我在他的紹興祖居，親眼見過抗戰時期他和鄧穎超回鄉動員抗日時，恭恭敬敬地續寫在家譜上的名字。他在白區經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遺孤，安排撫養。他常說：不這樣我怎么能對得起他們的父母？他在延安時親自安排將瞿秋白、蔡和森、蘇兆征、張太雷、趙世炎、王若飛等烈士子女送到蘇聯好生教育、看護，并親自到蘇聯去與斯大林談判，達成了一個誰也想不到的協議：這批子弟在蘇聯只求學，不上前線（而蘇聯國際兒童院中其他國家的子弟，在戰爭中上前線共犧牲了21名）。這恐怕是當時世界上兩個最大的人物，達成的一個最小的協議。總理何等苦心，他是要為烈士存孤續后啊。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間友好往來，日本著名女運動員
總理的三無是官而不顯
千百年來，官和權是連在一起的。官就是顯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個對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種對立的形象，但周恩來作為一國總理則只求不顯。在外交、公務場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內心深處，他是一個最低標準的平民。他是中國有史以來的一位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總理。一次他出國訪問，內衣破了送到我駐外使館去補，去洗。當大使夫人抱著這一團衣服回來時，傷心的淚水盈眶，她怒指著工作人員道：“原來你們就這樣照顧總理啊！這是一個大國總理的衣服嗎？”總理的襯衣多處打過補丁，白領子和袖口是換過幾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來白底藍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紗衣。后來我見過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來的紋路。這樣寒酸的行頭，當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國人。所以總理出國總帶一只特殊的箱子，這專用箱里鎖著一個貧民的靈魂。而當總理在國內辦公時就不必這樣遮擋“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藍布袖套。許多政府工作報告，國務院文件和震驚世界的聲明，都是在這藍袖套下寫出的啊。只有總理的貼身人員才知道他的生活實在太不像個總理。總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廳辦公，一直住了25年，這是座老平房，又濕又暗，多次請示總理都不準維修。終于有一次工作人員趁總理外出時將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來年譜》記載：
你看那排揚：“紅漆了銀*，銀錚了斧。甜瓜苦瓜黃金鍍。明晃晃馬鐙槍尖上挑。白雪雪鵝毛扇上鋪。這幾個大人物，拿著些不曾見的器仗，穿著些大作怪的衣服。”西晉時有個石崇官做到了荊州刺史，也就是地委書記吧，就敢于同皇帝司馬昭的小舅子王愷斗富。他平時生活“絲竹盡當時之精，皰膳窮水陸之珍”，招待客人，以錦圍步樟五十里，以蠟燒柴做飯，王愷自嘆不如。現在這種顯弄之舉更有新招，比坐位，比上鏡頭，比好房，比好車，比架子。一次一位縣級小官到我辦公室，身披呢子大衣，剛握完手，突然后面竄上一小童，雙手托舉一張名片。原來這是他的跟班，連遞名片也要秘書代勞，這個架子設計之精，我萬沒有想到。剛說幾句話又抽出“大哥大”，向千里之外的窮鄉僻壤報告他已到京，正在某某辦公室，連我也被他編入了顯耀自己的廣告詞。我不知他在地方上有多大政績，為百姓辦了多少實事，看這架子心里只有說不出的苦和酸。想總理有權不私，有名不顯，權傾一國兩袖清風，這種近似殘酷的反差隨著歲月的增加倒叫人更加十分地不安和不忍了。
總理的四無是黨而不私
列寧講：人是分為階級的，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是由領袖來主持的。大概有人類就有黨，除政黨外還有朋黨、鄉黨等小黨。毛澤東同志就提到過黨外有黨，黨內有派。同好者為黨，同利者為黨，在私有制的基礎上，結黨為了營私，黨成了求權、求榮、求利的工具。項羽、劉邦為楚漢兩黨，漢黨勝，建劉漢王朝，三國演義就是曹、孫、劉三黨演義。朱元璋結黨扯旗，他的對立面除元政權這個執政黨外，還有張士誠、陳友諒各在野黨，結果朱黨勝而建朱明王朝。只有共產黨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專門為解放全人類而做犧牲的黨，除了人民利益，國家民族利益，黨無私利，黨員個人無私求。無數如白求恩、張思德、雷鋒、焦裕祿這樣的基層黨員，都做到了入黨無私，在黨無私。但是當身處要位甚至領袖之位，權握一國之財，而要私無一點，利無一分，卻是最難最難的。權用于私，權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做無私的戰士易，做無私的官難，做無私的大官更難。像總理這樣軍政大權在握的人，權力的砝碼已經可以使他左偏則個人為黨所用，右偏則黨為個人所私，或可為黨員，或可為黨閥了。王明、張國燾不都是這樣嗎？而總理的可貴正在黨而不私。
1974年，康生被查出癌癥住院治療。周恩來這時也有絕癥在身，還是拖著病體常去看他。康一輩子與總理不合，總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罵。工作人員告訴總理，說既然這樣您何必去看他。但總理笑一笑，還是去。這種以德報怨，顧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舉不勝舉。周總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與三弟恩壽情同手足。恩壽解放前經商為我黨提供過不少經費，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內務部，他指示職務要安排得盡量低些，因為他是我弟弟。后恩壽胃有病，不能正常上班，他又指示要辦退休，不上班就不能領國家工資。曾三部長執行得慢了些，總理又嚴厲批評說：“你不辦，我就要給你處分了。”“文革”中總理盡全力保護救助干部。一次范長
如果說總理要借在黨的力量謀大私，鬧獨立，鬧分裂，篡權的話，他比任何人都有最多的機會，最好的條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堅定的黨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黨內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機。50年來他是黨內須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劑。第一次是紅軍長征時，這時周恩來身兼五職，是中央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在遵義會議上，只有他才有資格去和博古、李德爭吵，把毛澤東請了回來。王明派對黨的干擾基本排除了（徹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風以后），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又冒出個張國燾。張兵力遠勝中央紅軍，是個實力派。有槍就要權，不給權就翻臉，黨和紅軍又面臨一次分裂。這時周恩來主動將自己擔任的紅軍總政委讓給了張國燾。紅軍總算統一，得以順利北進，扎根陜北。第二次是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1957年底，冒進情緒明顯抬頭，周恩來、劉少奇、陳云等提出反冒進。后來周恩來立即站出將責任全部攬在自己身上，幾乎逢會就檢討，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保住黨的團結，保住一批如陳云、劉少奇等有正確經濟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為黨渡危機。而他在修訂規劃時，又小心地堅持原則，實事求是。他藏而不露地將“十五年趕上英國”，改為“十五年或者更多的一點時間”，加了九個字。將“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一句刪去了“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八個字。不要小看這一加一減八九個字，果然一年以后，經濟凋敝，毛澤東說：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搞經濟還得靠恩來、陳云，多虧恩來給我留了三年余地。第三次是“文革”中，林彪騙取了毛主席信任。這時作為二把手的周恩來再次讓出了自己的位置。
他這個當年黃埔軍校的主任，須向他當年的學生，現在的副統帥請示匯報。果然，“九大”之后只有兩年多，林彪自我 ，總理連夜坐鎮大會堂，彈指一揮，將其余黨一網打盡，為國為黨再定乾坤。讓也總理，爭也總理，一屈一伸又彌合了一次分裂。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后總理威信已到絕高之境，但“四人幫”的篡權陰謀也到了劍拔弩張的境地。這時已經不是拯救黨的分裂，而是拯救黨的危亡了。總理自知身染絕癥，一病難起，于是他在抓緊尋找接班人，尋找可以接替他與“四人幫”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鄧小平。1974年12月，他不顧危病在身飛到韶山與毛澤東商量鄧小平的任職。小平一出山，雙方就展開拉鋸戰，這時總理躺在醫院里，就像諸葛亮當年臥病軍帳之中，仍側耳靜聽著帳外的金戈鐵馬聲。“四人幫”惟一忌憚的就是周恩來還在世。這時主席病重，全黨的安危系周恩來于一身，他生命延緩一分鐘，黨的統一就能維持一分鐘。現在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沒有了彈藥的戰士，只能以重病之軀撲上去堵槍眼了。癌癥折磨得他消瘦，發燒，常處在如針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來連大劑量的鎮痛、麻醉藥都已不起作用。但是他忍著，他知道多堅持一分鐘，黨的希望就多一分。因為人民正在覺醒，葉帥他們正在組織反擊。他已到彌留之際，當他清醒過來時，對身邊的人員說：“你去給中央打一個電話，中央讓我活幾天，我就活幾天！”就這樣一直撐到
宋代歐陽修寫過一篇著名的《朋黨論》，指出有兩種朋黨，一種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祿利，所領者財貨”，一種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而只有君于之朋才能萬眾一心，“周武王之臣，三千人成一大朋”，以周公為首。這就是周滅商的道理。周恩來在重慶時就被人稱周公，直到晚年，他立黨為公，功同周公的形象更加鮮明。“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他只不過是“一飯三吐哺”，而我們的總理在病榻上還心憂國事，“一次輸液三拔針”啊。如此憂國，如此竭誠，怎么能不天下歸心呢？
總理的五無是勞而無怨
周總理是中國革命的第一吃苦人。上海工人起義、“八一”起義、萬里長征、三大戰役，這種真刀真槍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爭、國統區長駐虎穴，這種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經濟工作、文化工作，這種大管家的煩人雜事他干；文化革命中上下周旋，這種在夾縫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如果計算工作量，他真正是黨內之最。周恩來是
總理的六無是死不留言
1976年元旦前后總理已經到了彌留之際。這時中央領導對總理病情已是一日一問，鄧穎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可惜總理將去之時正是中央領導核心中魚龍混雜，忠*共處的混亂之際。好侫之徒江青、王洪文常假惺惺地慰問卻又暗藏殺機。這時忠節老臣中還沒有被打倒的只有葉劍英了。葉帥與總理自黃埔時期起便患難與共，又共同經歷過黨史上許多是非曲折。眼見總理已是一日三厥，氣若游絲，而“四人幫”又趁危亂國，葉帥心亂如麻，老淚縱橫。一日他取來一疊白紙，對病房值班人員說，總理一生顧全大局，嚴守機密，肚子里裝著很多東西，死前肯定有話要說。你們要隨時記下。但總理去世后，值班人員交到葉帥手里的仍然是一疊白紙。
當真是總理肚中無話嗎？當然不是，在會場上，在向領袖匯報時，在對“四人幫”斗爭時，在與同志談心時，該說的都說過了，他覺得不該說的，平時不多說一字，現在并不因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負責任，隨心所欲。總理的辦公室和臥室同處一棟，鄧穎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總理工作上的事鄧穎超自動回避，總理也不與她多講一字。總理辦公室有三把鑰匙，他一把，秘書一把，警衛一把，鄧穎超沒有，她要進辦公室必須先敲門。周總理把自己一劈兩半，一半是公家的人，黨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個人豐富的內心世界，但是這兩部分涇渭分明，決不相混。周恩來與鄧穎超的愛可謂至純至誠，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們兩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給妻子，但決不能搭上公家的一點東西；反過來妻子對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關心，但決不能關心到公事里去。總理與鄧大姐這對權高德重的伴侶堪稱是正確處理家事國事的楷模。詩言志，為說心里話而寫。總理年輕時還有詩作，現在東瀛島的詩碑上就刻著他那首著名的《雨中嵐山》。皖南事變驟起，他憤怒地以詩懲敵“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但解放后，他除了公文報告，卻很少有詩。當真他的內心情感之門關閉了嗎？沒有。工作人員回憶，總理工作之余也寫詩，用毛筆寫在信箋上，反復改。但寫好后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紙簍，宛如一群夢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黨的決定和紀律所做的事，他不愿再表白什么，留下什么。瞿秋白在臨終前留下一篇《多余的話》將一個真實的我剖析得淋漓盡致，然后昂然就義，舍身成仁，坦白是一種崇高。周恩來在臨終前只留下一疊白紙。“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就無我，我復何言哉？”不必再說，又是一種崇高。
周恩來的六個“大無”，說到底是一個無私。公私之分古來有之，但真正的大公無私自共產黨始。1998年是周恩來誕辰百周年，也是劃時代的《共產黨宣言》發表150周年。是這個宣言公開提出要消滅私有制，要求每個黨員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敢大膽說一句，150年來，實踐《宣言》精神，將公私關系處理得這樣徹底、完美，達到如此絕妙之境者，當數周恩來。因為即使如馬恩、列寧也沒有他這樣長期處于手握黨權、政權的誘惑和身處各種矛盾的煎熬。總理在甩脫自我，真正實現“大無”的同時卻得到了別人沒有的“大有”。有大智、大勇、大才和大貌——那種傾城傾國，傾倒聯合國的風貌，特別是他的大愛大德。
他愛心博大，覆蓋國家、人民及整個世界。你看他大至處理國際關系，小至處理人際關系，無不充滿濃濃的，厚厚的愛心。美帝國主義和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曾是積怨如山的，但是戰爭結束后，1954年周恩來第一次與美國代表團在日內瓦見面時就發出友好的表示，雖然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拒絕了，或者是不敢接受，但周恩來還是滿臉的寬厚與自信，就是這種寬厚與自信，終于吸引尼克松在我們立國21年后，橫跨太平洋到中國來與周恩來握手。國共兩黨是曾有血海深仇的，蔣介石曾以巨額大洋懸賞要周恩來的頭。但是當“西安事變”，蔣介石己成階下囚，國人皆曰可殺，連曾經向蔣介石右傾過的陳獨秀都高興地連呼打酒來，蔣介石必死無疑。但是周恩來只帶了十個人，進到刀槍如林的西安城去與蔣介石握手。周恩來長期代表共產黨與國民黨談判，在重慶，南京，在北平，到最后。這些敵方代表竟為他的魅力所吸引，投向了共產黨。只有團長張治中說別人可以留下，從手續上講他應回去復命。周卻堅決挽留，說“西安事變”已對不起一位姓張的朋友（張學良），這次不能重演悲劇，并立即通過地下黨將張的家屬也接到了北平。他的愛心征服了多少人，溫暖了多少人，甚至連敵人也不得不嘆服。宋美齡連問蔣介石，為什么我們就沒有這樣的人。美方與他長期打交道后，甚至后悔當初不該去扶植蔣介石。至于他對人們的愛，革命隊伍內同志的愛，更是如雨潤田，如土載物般地渾厚深沉。曾任黨的總書記犯左傾路線錯誤的博古，可說是經周恩來親手“顛覆”下臺的，但后來他們相處得很好，在重慶博古成了周的得力助手。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講話說：“他可能有過許多敵人，但未必有一個私敵。”這話移來評價周恩來最合適不過。當周恩來去世時，無論東方西方同聲悲泣，整個地球都載不動這許多遺憾許多愁。他的大德，再造了黨，再造了共和國，并且將一個共產主義者的無私和儒家傳統的仁義忠信糅合成一種新的美德，為中華文明提供了新的典范。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周恩來則是黨和國家的養護人。他硬是讓各方面的壓力，各種矛盾將自己壓成了粉，擠成了油，潤滑著黨和共和國這架機器，維持著它的正常運行。50年來他親手托起黨的兩任領袖，又拯救過共和國的三次危機。遵義會議他扶起了毛澤東，“文革”后期他托出鄧小平。作為兩代領袖，毛鄧之功彪炳史冊，而周恩來卻靜靜地化作了那六個“無”。建國后他首治戰爭創傷，國家復蘇；二治大躍進災難，國又中興；三抗林彪江青集團，鏟除妖孽。而他在舉國狂慶的前夜卻先悄悄地走了，走時連一點骨灰也沒有留。
周恩來為什么這樣地感人至深，感人至久呢？正是這“六無”，“六有”在人們心中撞擊、翻攪和掀動著大起大落、大跌大蕩的波浪。他的博愛與大德拯救、溫暖和護佑了太多太多的人。自古以來，愛民之君受人愛。諸葛亮治蜀27年，而武侯祠香火不斷1500年。陳毅游武侯祠道：“孔明反勝昭烈（劉備）其何故也，余意孔明治蜀留有遺愛。”遺愛愈厚，念之愈切。平日常人相處尚投桃報李，有恩必報，而一個偉人再造了國家，復興了民族，澤潤了百姓，后人又怎能輕易地淡忘了他呢？魯迅說，悲劇是把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撕裂給人看。是命運從總理身上一條條地撕去許多本該屬于他的東西，同時也在撕裂后人的心肺肝腸。那是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這遺憾又加倍轉化為深深的思念，22年漸漸過去了，思念又轉化為人們更深的思考，于是總理的人格力量在濃縮，在定格，在突現。而人格的力量一旦形成便是超時空的。不獨總理，所有歷史上的偉人，中園的司馬遷、文天祥，外國的馬克思、列寧，我們又何曾見過呢？愛因斯坦先生將一座物理大山鑿穿而得出一個哲學結論：當速度等于光速時，時間就停止；當質量足夠大時它周圍的空間就彎曲。那么，我們為什么不可以再提出一個“人格相對論”呢？當人格的力量達到一定強度時，它就會迅如光速而追附萬物；穹廬空間而護佑生靈。我們與偉人當然就既無時間之差又無空間之別了。
這就是生命的哲學。
周恩來還會伴我們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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