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0月，周海嬰給毛澤東同志寫信，建議加強魯迅的研究和出版工作，并爭取在魯迅誕生一百周年時（1981年）將魯迅全部手稿影印出版。毛澤東同志在信上批示：“我贊成周海嬰同志意見，請將周信印發政治局，并討論一次，作出決定，立即實行。”隨后，根據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指示，由北京魯迅博物館和文物出版社組
　　成魯迅手稿全集編輯委員會，主持手稿全集的編輯出版工作。
　　編輯出版魯迅全部手稿，是一項極為繁浩艱巨的任務，在我國出版史上還從來沒有出版過任何一位作家的手稿全集，當時社里將其列為重點書之一。時間緊、要求高、任務重、而我們心里一點底也沒有。
　　手稿全集包括文稿（1903年至1936年10月17日）、書信（1904年至1936年）和日記（1912年5月5日至1936年10月18日病逝前一天）三部分。考慮到魯迅著作和日記已出版過不止一種版本，只有書信，除了少數見之于圖書報刊外，絕大部分沒有發表過，加之讀者要求比較迫切，社里決定先出版書信部分，也就是說文稿讓路，從中間出起。
　　而在考慮編排體例時，我們不能只限于書信，必須注意手稿全集的總體設計，前后兼顧，既要顧及文稿的完整，又要顧及書信、日記的合理，對于文稿和書信在內容上有交叉的手稿，如何避免重復又合乎邏輯，很是費了一番心思。譬如1927年7月31日，魯迅致顧頡剛信，同一信有三封手稿，我們針對不同情況分別作了處理，將已經寄出給收信人的手稿，收入書信部分，同一天魯迅致章矛塵信的附件收入，而這封信的原稿（草稿），按魯迅原編定的文集已見之于《三閑集》，則收入文稿部分。又如，魯迅致許廣平信共七十八封，1932年魯迅編《兩地書》時只收了六十七封半，而且內容有所增刪修改并重新抄定。手稿全集不僅將經過魯迅修改、重新抄定的《兩地書》收入文稿部分，而且將書信手稿原件包括未收入《兩地書》的十封半信，全部按寫信日期依序編入書信部分。上述做法并不是重復，而是保持了文稿和書信的完整，又能相互應證。
　　編輯過程中，由于認識上的不一致，也曾出現一些小插曲。對魯迅致許廣平沒有公開發表過的十封半信和1911年致張琴孫信，有同志堅持這幾封信不能收入，理由是前者有損魯迅形象，后者是周作人擬稿。我們反復閱讀了這些信件，認為致許廣平信的字里行間洋溢著關愛和思念之情，充滿了生活氣息和情趣，這正好反映了魯迅對生活的熱烈追求，反映了魯迅和許廣平以沫相濡的愛情和魯迅敢于拋開世俗非議，追求生活的崇高思想境界，更能理解真實的魯迅。致張琴孫信，雖是周作人事跡，署名卻是周樹人、周建人，且由魯迅親筆修改定稿，按原定方案應屬收入范圍。這封信以《維持小學的意見》為題，曾發表于1912年1月19日《越鐸日報》，本應作為書信體文稿收入文稿部分，但在了解到這一情況時，此文已作為早期書信底稿編入書信部份，而且難以更改了。1934年5月11日魯迅致王志之信，手稿被剪掉十七個字，后來發現王志之寫的《魯迅印象記》一書的封面圖版上有這十七個字，手稿據此得以拼復補齊，而且拼復得天衣無縫。類似情況，不一而足。編委會經過充分討論，統一了認識，使手稿全集的編排更超于完善合理。
　　《魯迅手稿全集》收入文稿368篇，書信1388封和全部現存日記手稿。在編輯過程中新發現的書信有59封，其中1904年致蔣抑卮信，即所謂仙臺書簡，是目前發現的魯迅最早的一封信。
　　《魯迅手稿全集》出版兩種版本，一種是宣紙珂羅版彩色套印的線裝本，外加函套；一種是彩色膠印的平裝本。印刷方面力求保持原貌，線裝本一律照原件尺寸影印，限于版面有的作了分錄處理，平裝本略有縮小。手稿有緣色稿低，紅繭行路，特別是書信部分，很多是花信箋，有臘梅、海棠、荷花、牡丹、牽牛花，還有人物、山水等等，炫麗多彩，非常漂亮。為保持手稿原貌，經與文物印刷廠珂羅版車間修版師傅反復商量，決定在膠片上一張一張地修，一個字一個字地修，他們保證決不損失一個字，也決不損害一張花紋圖案。珂羅版印刷師傅更是一塊版一塊版的套色印刷，并且印一張刷一次版，真是盡心盡力，令人感動。經過大家努力，保持了手稿原貌，效果滿意。
　　《魯迅手稿全集》從編輯到出版，歷時十余年，風風雨雨，幾度春秋，總算完滿出版，實屬不易。線裝本六函早已出齊，平裝本共二十四分冊，書信、日記各八分冊，也先后出版。唯一令人牽掛的是文稿八個分冊，至今還在待命中。魯迅文稿是魯迅手稿的重要組成部分，有雜文、小說、散文、詩歌、專著等，這些作品和當時的社會情況、政治動態息息相關，在文化戰線上代表人民大眾的利益，極為重要。我作為當年手稿編輯參與者之一，殷切期盼著魯迅文稿的平裝本早日問世，使《魯迅手稿全集》完美無缺地挺立于書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