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曾經說過：“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生活中的每一天，或許確實像這句話所形容的那樣，表面看似光鮮，卻隱藏著諸多煩惱與無奈。生活的本質并非時時刻刻充滿新鮮感，它也有平淡、無聊和疲憊的一面。然而，如何看待這些日常的瑣碎，如何從中找到內心的平靜與滿足，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初一的時候，學校里組織看了一部電影《千與千尋》，宮崎駿給了我們一個獨特的視角：在人生的旅途中，每個人都會迷失自己，但最重要的是，在這場迷失中找到真正的自我。換句話說，生活可能不會總是充滿新奇，但我們可以在這份平淡中，找到屬于自己的節奏與意義。
前兩天正好我的一位好友打電話和我說她從甘肅支教回來了，她叫小玲。在小玲大四的下半年我們的一次聚會上，她突然和我說：“我想去報考三支一扶，準備去山區支教。”我感覺很驚訝，問她：“ 怎么突然想到去支教的啊？”她喝了一杯酒后說道：“平時刷抖音看到還有這么多偏遠地區的小朋友上學困難，有的在貴州等地，因山區地形復雜，道路崎嶇，很多孩子需要走很長的山路去上學，甚至需要攀爬懸崖、過江飛索等危險方式，一些偏遠地區的教育資源相對匱乏，很多學校設施簡陋，師資力量薄弱，教學質量難以保證。一些山村小學的教室連完整玻璃都沒有，課桌都幾乎要散架了，視頻里看到那一雙雙渴望讀書的眼神，我都忍不住流眼淚。”
“你這個想法是好的，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你去支教短時間是回不來的，而一般支教的地區都是很偏遠的農村，條件比較艱苦，你又人生地不熟，一個小姑娘遇到危險怎么辦？”我看著她問道。 “不會有什么事的，很多山區都需要支教老師，再說了，現在社會治安這么好，能有啥危險啊？”小玲一臉無所謂地說著。
很快，小玲被分配到甘肅省定西市隴西縣下的一個偏遠山村里支教，這是一所新建的小學，校舍剛剛落成，據說在這之前，村子里是沒有學校的，而村子里的孩子們需要走三四公里的路去鎮上的學校上學。小玲說：“剛到村子里時發現這個村子很窮，學校方圓附近都是些又低又矮的小破房子，手機在學校里幾乎沒有信號……”
接待她的校長是一個五十來歲的中年人，校長的愛人是他師專時候的同班同學，他們兩夫妻是學校里的在編人員。我們一共去了四個人，全都是女大學生，就在我們到的第一天，校長就問了我們一個問題：“你們平時吃住都在學校，星期六星期天最好也不要外出，這個你們能不能做到？”當時，有兩個比較外向的女孩表示強烈反對，大聲地說：“我們是過來支教的，又不是過來蹲監獄的，哪有不讓出去的道理？”最后，經過一番溝通，這兩個女孩接受不了校長的要求，憤然收拾行李離開了，只有小玲和另外一個女孩傻乎乎地留了下來。聊到這里，我問她有沒有后悔當初的選擇，小玲搖頭苦笑，說道：“我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選擇，有些事不是后不后悔的問題，而是當時覺得值就可以了。”
我們于這紛擾的塵世間，熙來攘往，鮮有人為心靈拂塵，使之熠熠生輝。故而，眾生百態，究其本質，不過千篇一律，既無韻律之美，亦乏華彩之飾，仿佛眾人皆為凡庸之句。入場或許輕描淡寫，退場卻往往難如登天，恍若耗盡年華，僅在一場非主角的戲劇中，默默演繹。
我曾以為，時間不過是歲月長河中的一位冷漠旁觀者，它帶來皮膚的松弛、年歲的增長，以及使那些或美好或憂傷記憶的淡去。然而，隨著年歲的增長，我漸漸明白，成長并非時間單獨作用的結果，它更像是一場需要時間與各種經歷共同參與的化學反應。在時間的長河里，仿佛被一條無形的線分割，一邊是曾經懵懂、青澀的自己，另一邊則是經歷了風霜雨雪、逐漸成熟的自己。
我們總喜歡以“順其自然”之名，逃避人生路上的艱難險阻，卻鮮少正視，真正的順其自然，在竭盡全力之后的淡然放手，而非面對困境時的無動于衷與推卸責任。
人生自由而又是非自由的，無時無刻不被無形的枷鎖所束縛。我們曾無數次自省。或許，孤獨才是我們最終的歸宿。我也曾為此勇敢嘗試，然而，現實如無形的刀，刀刀致命，讓似曾相識的你感覺自己仿佛是個異類，在這世間，格格不入。追根問底，又有誰，不是背負著過往的重擔，踽踽獨行？只是，有人善于隱藏，有人則難以掩飾罷了。
生活在這單調乏味的世間，更應去追尋那些令自己心生歡喜的事物，讓歲月充滿歡聲笑語。又或者，與心愛的人，共同去做那些彼此都喜歡的事情，共度這美好時光，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張小龍，男，筆名夢游雙魚，溫州市網絡作家協會成員，2022年參加工作，現就職于龍港市公安局，其中撰寫文章多次被溫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隊和龍港市公安局采用，作品散見于《舥艚公社》《蘆葦的天空》《青年作家》《解放軍報》《散文選刊》《中國詩歌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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