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通俗文化研究會七屆二次理事擴大會議成功召開。國務院參事、中國通俗文化研究會名譽會長忽培元出席會議，并發表講話。忽培元指出在抗疫期間，能夠網上召開這個會議，充分體現了中國通俗文藝研究會有擔當，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社會責任感。并向大家表示親切地問候和美好祝愿。

　　以下為忽培元會長的致辭！

　　各位同仁，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

　　楚水會長提議，會議安排我作個演講。我想了一下，也談不上演講，就是和大家一塊兒探討一些有關文藝規律的問題。比如說最近，有一位作家寫了一些東西，即所謂的日記，也有的作家在一些國際場合演說中宣告了自己的文藝創作態度，說白了就是表白自己的文藝觀，引發了我的憂慮和思考。文藝應當提倡和保護個性、鼓勵創新。但是任何事物都要有自己的底線和原則。比如說《方方日記》，和對這個日記不同的態度所引發的爭論，實質就聚焦于此。據此歸結出一個話題：文藝究竟有沒有歌頌真、善、美的功能？

　　有人說文學不是用來贊揚的工具，這話顯然是話中有話，很有挑戰性。接下來他公開講，文學唯一的功能就是暴露，就是寫黑暗，就是呈現社會陰暗面和人性中的丑惡。一句話就是要揭露社會弊端，就是要攻擊“當局”、唱出讓人們“不高興”的反調等等。甚至還說，哪怕只有一個讀者，他也要這樣寫下去。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的孤膽英豪勁頭。貌似獨傲清高，其實這種人很懂世故。當他們這么講時，他們是在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事實上他們已經按照能讓洋人認可叫好的所謂普世價值觀，即一味迎合和釋放世俗負能量和對某些敵對勢力的特殊需要幫腔示好，結果，早就贏得了好多好多夢寐以求的世俗利益。而且為了得到更大更多的世俗利益，不惜在洋人面前大肆“亂講”。

　　文藝的功能究竟應該是歌頌還是暴露？這不是一個新話題，而是老話題了。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明確提出，并作為一個重要的話題討論而有了結論。是歌頌，還是暴露，并不決定作品是高還是低，是文還是野，是正確還是錯誤。暴露也有好作品，歌頌也有壞作品，關鍵看是不是符合真、善、美，關鍵要看出發點，看立場和感情，看屁股坐在哪里。是像魯迅先生、老舍先生們那樣，在黑暗中厲聲吶喊，還是像賀敬之同志、孫犁同志這樣在陽光下放聲歌唱。當時在延安，即陽光普照的解放區，就有這樣兩種觀點。有一些來自國統區的文化人堅持認為，文藝就是要暴露，文藝家應該保持在國共兩黨之間的獨立的身份，不偏不倚，發表自由言論。也有的干脆聲稱文藝就是暴露，歌頌就不是文藝。

　　上述這樣的一些偏頗的觀點，當時就受到了多數文藝家的批評否定。也就是說，是非已經辯明，問題已經得到解決。為啥今天又沉渣泛起，重新好像又成為一個問題？可見是遇到了類似的氣候和環境。那時是延安與國統區對壘，今天是中國和西方世界較量。可見解決世界觀亦即文藝觀問題，不是一勞永逸，而是需要長期堅持培育、提醒和批判強調。既然文藝的功能，關鍵不是歌頌還是暴露，而是看文藝家懷著怎樣的立場和感情，那就不能對錯誤觀點聽之任之，而是要旗幟鮮明地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其實是非曲直并不復雜。我相信誰都能夠判斷出父母責罵孩子式的批評、兄弟相互辯論的否定和敵對惡意中傷之間的本質區別。可見在有階級和階層存在的社會中，文藝不可能不具有強烈的階級和階層利益色彩，即從某種意義上講，很難不帶有不同立場和感情色彩。托爾斯泰的《復活》和普希金的大量詩歌，對于俄國黑暗的封建奴隸制度的揭露和對于富有民主思想的革命黨人的同情歌頌是相輔相成、融為一體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文藝是通過揭露或是贊頌來醒人醒世，呼喚光明，控訴黑暗、維護公平正義、拯救社會和拯救人類靈魂的一種不可替代的精神文化創造。暴露也好，歌頌也好，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存在一個辯證統一的關系問題。馬克思主義文藝觀認為，文藝的主要功能就是歌頌真善美，鞭笞假惡丑。真善美提升人的境界，拯救人們的靈魂。因為物欲和各種欲望的膨脹難免會導致人們精神墮落。要把人類的精神，通過審美的陶冶和啟迪而從獸性誘惑轉為引導提高到人性的高度，這才是文藝最基本的社會功能。當然娛樂與審美享受過程也就在其中。

　　因為人有惰性和自然屬性，人有時候許多欲望和動物的需求一樣。改革開放以來，形形色色的文藝思潮如洪水襲來。有一個時期出現了以“解放思想”為名，強調回歸“人性”，書寫“人性”的風潮。所以有些作家的作品中，把人性曲解等同于獸性，把人的精神追求與人格尊嚴降低到動物屬性的層面，即回歸了獸性。所謂“下半身寫作”，追求感觀刺激和迎合低級趣味等。在文學作品中有意無意地強化人的動物屬性而忽略了真正的人性。赤裸裸地展示人的動物屬性的欲念和訴求，還給這些四不像的奇怪物象貼上一個好聽的標簽，叫做“人性的回歸”。實際上是對人性最大的踐踏。

　　對于這樣的一些文學觀點和作品，廣大的人民群眾當然不能接受、認同，因此就只能在少數文人小圈子里孤芳自賞。這就形成了毛澤東當年批評過的“大魯藝”與“小魯藝”。文藝不僅是表揚或者批評，而是既有表揚也有批評，關鍵是看你的原則立場。比如說這次方方那些所謂的日記，她看的、寫的幾乎都是消極內容和問題，發散的都是憤憤不平和不滿。總之，反映的基本上都是“不行”、“不對”和“不得了”。所釋放的幾乎是境外抹黑中國所想見到的“證據”和負面的東西。日記把她心靈中對這個時代，對這個社會，對這個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好的，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家的一慣的怨恨之氣，借助于這個災難來臨的時候發泄出來了，公然把一個自然災害寫成仿佛是人為制造的災難，硬是把一個強有力的黨和政府，把正面的、足以感動人心、感動世界、充滿陽光和溫暖的現實存在統統忽略，而斷章取義地主觀臆造出一種毫無生機希望的灰色氛圍，甚至涂抹出黑色的畫面效果。這也是由其世界觀、文藝觀所決定的。無論面對黑還是白，一定要寫成黑的，哪怕戴上有色眼鏡，也要把光亮隱沒，把正面寫成反面。就像對待已經早有歷史定論的讓億萬農民翻身解放的“土改”那樣，寫成《軟埋》。即使你那么多人，在那么長的時間里和那么令人難以想象的艱難條件下，付出健康甚至生命的代價和毒魔作斗爭，也是視而不見，無動于衷。俗話說，王八吃秤砣——鐵了心地不管不顧、一味要尋找和表現“黑暗”。全國十幾億人團結起來，一心抗疫這樣的一個偉大時代的偉大歷史事件，硬是視而不見，而把自己關在一個小房子里頭，關在所謂私人空間的象牙之塔里面，恪守“暴露”使命，通過一些電話，通過一些有選擇的網絡信息和一些未曾核實的街頭傳聞，再加上理所當然的想象、推斷和臆想，借題發揮，寫出來的東西，恰恰就是親者痛、仇者快，或者是替那些惡意誣蔑中國，否定社會主義中國和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的人助力加油。這是對于我們的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制度持偏見者求之不得的。在很短時間內就授權翻譯成外文出版，確實令人痛心。我不知道為什么有些文人對我們這個社會制度這樣無視，這樣痛恨，甚至仇視？

　　這就又回到我們開始要談的話題上來了，文藝的功能問題。從歷史到現實最好的作品，有歌頌的，也有暴露的。比如杜甫的詩里，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也有對于美好事物向往的，比如《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就寄托了詩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的美好社會理想。我們今天的社會，我認為就是正朝著詩人杜甫所希望的美好社會推進的一個現實版。我們偉大的扶貧攻堅事業就是例證。我們黨中央領導開展的這個偉大事業，讓廣大農民受益的全球注目的扶貧工程，也就是民族復興的重點工程。在人類歷史上沒有過，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上也是絕無僅有。像這樣的一些事實，我們一些作家視而不見。有的還認為，如果歌頌，文學就沒前途，我必須暴露，才能寫出傳世的作品。為了讓自己寫出所謂傳世作品，他們不惜無視現實。甚至不惜把筆下人物的靈魂扭曲成野獸的靈魂。在野獸眼里沒有光明，在狼的眼里，吃羊高于一切。文藝觀決定了一個人的文學思想，也就規定了他能創作什么作品。寫什么不寫什么，感情是和勞動人民融為一體，還是被個人的小情小調兒所左右，都是由世界觀和文藝思想所決定的。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抗疫期間，我們中國通俗文藝研究會的一些同仁組建了“紅土地文學社”，創辦了網絡《紅土地文學》期刊，已經出了四十多期，集中反映英勇抗疫的內容。這幾年我也讀了許多同志寫的一些作品。感到絕大多數同志的文藝觀是正確的，這是我們團結的前提，它使我們的心凝聚在一起。所以才能在祖國經受考驗，文藝經歷風雨的過程中，始終都站在一起，堅定不移地堅持正確的文藝思想，堅持正確的創作立場，堅持正確的感情立場。

　　文藝是有階級性的，它不可能是超階級的，也不可能是普世的。從這一點上看，我還是認為毛澤東文藝思想一直到習近平文藝思想，是一脈相承的正確指導思想。目前看，各種模糊認識和干擾的歪風邪氣不小。我們應該捍衛，要用我們的創作實績來證明這一文藝思想的正確性。習近平在去年兩會期間，進一步強調了文藝要歌頌英雄，寫我們的時代英雄。我們這個時代，是英雄輩出的時代，我們有幸生活在民族大復興這樣一個偉大事業推進過程中間，出現的各個方面的英雄人物是文藝應當反映的活生生的新人形象。各條戰線英雄群體，令人鼓舞。黨員領導干部楊善洲，孔繁森，谷文昌、焦裕祿等人民公仆形象，所有的英雄形象，實際上是我們時代精神的一種凝聚，也是我們中華民族偉大振興的事業中，奮斗精神的人格化體現。如果我們的文藝作品對這些英雄視而不見，筆下竟寫出一些和時代脫節，與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不沾調兒的東西，這就和我們的中華美學精神背道而馳。一些在暴露狂思維下捏造出的所謂的藝術形象，我認為這樣的形象，是垃圾人，根本不可能長久。

　　我們這個世界不安寧，兩大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所謂的西方發達國家和我們發展中國家，兩種世界，很難有共同情感和共同立場。這次疫情，兩種制度，兩種態度，兩種局面，兩種效果，看得一清二楚。

　　資本主義平時大談民主，人權，可災難一來，如何對待人的生命，對勞動人民報以怎樣的態度和情感，結果怎么樣？而我們又是怎么樣的，不言自明。通過比較，我們看得更加清楚了。不管你叫社會主義，還是叫資本主義，你對全體社會成員的態度和感情，是高低真偽的試金石。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桿秤。是高還是低，是偉大還是渺小，是光明還是黑暗，是崇高還是卑劣等等，不辯自明。

　　所以，我們開這樣的會，一定要強調正確的文藝觀和文學立場。一定要進一步統一思想明確任務，為我們這個時代，為我們這個國家，為我們民族和全人類，做出我們的貢獻。最后歸結為一句話，通俗不媚俗。這是文學的最高境界。所謂“通俗”，就是與大眾心靈相通。所謂不媚俗，就是指要遠離“暴露狂”。那種為了“暴露”而脫離普通人情感，那種誰也看不懂的陰暗詩歌也好，其它灰色作品也好，勞動人民不喜歡，也是不需要的。有些書獲了獎，我看了半天看不懂。有些小說獲了大獎，我怎么也看不明白他在寫什么，就是把水攪渾以表深刻。這樣老百姓鬧得清楚嗎？這就是你的高明嗎？魯迅先生講過，把水攪渾了，渾水一潭，以表現深沉。寧要清清爽爽清澈見底的清流，也不要那樣的渾水的深刻。所以我們哪怕寫一首小詩，也要讓人能看懂。就像白居易寫的詩，給農村的老太婆讀，老太婆聽明白了，他才認為是好詩。這是一個鑒別文藝的標準問題。不要有意識地把自己的作品，寫的連自己都弄不明白，這樣別人更看不懂，我認為這樣的所謂高深之作，談不上什么生命力，即使獲了獎，也沒有什么值得推崇。

　　我最近讀《紅樓夢》，也讀了托爾斯泰的《復活》，羅曼·羅蘭的《名人傳》，同時，也在讀海明威的中短篇小說。我覺得在文學史上留下來的光輝名字和經典作品，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單純，就是樸實，就是淺顯易懂。但他們的思想的河流啊，深刻的博大的精神力量，是在文字下面的，是讓人通過讀那些淺顯易懂的文字，來感受到時代脈搏，感悟社會面貌、時代精神。人類歷史長河的精深博大，不是云霧可現，而是人物與故事鑄就。這樣的一些作品，才是時代需要的、人類需要的。長期以來，中國的文學和藝術，一直在各種思潮的沖擊下波動，也受到了西方文藝思想的一些干擾和誤導。我認為習近平文藝思想、毛主席文藝思想、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永遠都是我們堅持文藝創作的正確指導思想。所以我今天提出這個問題，供大家參考和討論，謝謝大家。 （責任編輯：雷建明.白軍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