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能在歷史的轉折點到來時，預見到未來的方向，并引領社會前進。任仲夷就是其中一人，從1980年起，他執掌廣東大權，在重重束縛之中尋求突破。5年后，這個貧窮的邊防省份，一躍變成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引領著整個中國走向一個與過去截然不同的道路，并再也不會回頭。
    在中國改革史上，任仲夷是個繞不過去的名字。從最初響應真理標準大討論，到帶領廣東改革開放，再到退休后為政治體制改革大聲疾呼，任仲夷的思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盡管有時遭到質疑和排斥，但是他憑借智慧和勇氣，堅定的推動著這個國家前進，為自己在改革歷史上寫下濃重一筆。

主政南粵開啟思想解放閘門

任仲夷樹立“先行一步”觀念，使廣東走在改革開放前沿

任仲夷同志是改革開放初期的一位先驅人物。他在遼寧、廣東擔任省委第一書記期間，以思想解放、作風開明著稱。多年以后，當被問及“中央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是不是正因為你思想解放，中央才挑選你來執掌祖國的南大門廣東？”任仲夷說，不少人是這樣估計的，我想也可能是這樣。

第一難題破除“緩改革”

任仲夷來廣東遇到的第一難題是在1981年，中央召開工作會議，中心議題是討論國民經濟的調整，這自然就涉及到改革開放，涉及到廣東辦特區的問題。

會議期間，一位中央領導同志在會上講了一封4個青年人寫給中央領導的關于經濟調整的來信，信中提出了“緩改革，抑需求，重調整，舍發展”12字方針。任仲夷聽了以后感到信的出發點是好的，但藥方下得不對。什么叫“緩改革”？他認為正是由于過去思想保守，不肯和不敢進行改革，改革的步子太慢，才在經濟上出現了許多的問題。“抑需求”？社會的需求、人民群眾對物質、文化需求的不斷增長是必然的和正常的，只能逐步地積極地去解決，逐步地去滿足，特別在當時情況下，不應當再強調抑制群眾的需求。對絕大多數群眾來說，他們的生活已經夠苦的了，對他們的需求，不能再去抑制了。調整是必要的，但“舍發展”就不對了。中央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辦特區，就是希望廣東先走一步，發展得快一點。

他認為至少在廣東，改革不能緩，發展不能舍，而是改革要堅持，發展要加快。不搞改革，舍掉發展，一切都談不上。

中央要求廣東“對外更加開放”，廣東更加躍躍欲試。1982年1月，任仲夷在地市委書記會議上提出既要注意吸引港澳資金和技術，也要吸引日本、歐美的資金和技術。對前者，廣東是“近水樓臺”；對后者，要學會“長袖善舞”。

“搞特區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1982年，中國第一家國際酒店白天鵝賓館部分試營業，霍英東請了任仲夷，但心里沒底。結果，任仲夷到場，并應要求題詞：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意味深長，表達他對中國和廣東堅持改革開放的樂觀態度。

特區初創，任務很重，還要面臨一些指責。當時有“特區除了國旗是紅色的以外，已經沒有社會主義的味道了”的說法。對此，任仲夷和省委一班人利用各種機會和方式，以自己的認識和理解為特區正名。1981年5月，任仲夷在省委常委會上指出：“有的同志懷疑辦特區會有損主權，會變成殖民地，我們要肯定回答不會。辦特區是對主權的運用，是行使主權的表現。”1983年4月25日，在省委常委會上，任仲夷又說：“搞特區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不會損害社會主義，而是大大地有利于社會主義。”

“任老是帶著改革開放精神來的”

“任老來廣東后第一次視察，就是我陪同的！”在記者打電話采訪前的一個小時，廣東省委原副秘書長關相生已從其他老同志那里得知了任老去世的消息。他非常難過，說像這樣思想活躍、平易近人的人，現在不多了。

1980年至1985年，任老在廣東擔任第一書記的5年間，是廣東改革開放最困難的時期。關相生說，當時思想還不像現在這么解放。后來又出現了“精神污染”問題，思想也混亂，亂七八糟的東西都算成精神污染。

“我們心里七上八下的”。還有的老干部到了深圳參觀后，說除了五星紅旗沒變，別的全變了。年輕人留長發，穿喇叭褲也有人大驚小怪。對此，任仲夷就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觀點，叫做“排污不排外”，“有所引進、有所抵制”。據說這些口號在當時非常深入人心，也有利地支持了改革開放。

-精彩言論

“見怪不怪”與“少見多怪”

過去有人說，廣東對開放以來出現的一些問題“見怪不怪”。我認為，不能籠統這樣講，更多的還是有人自己“少見多怪”，對一些新人新事看不慣，接受不了，橫加指責，干預過多。

“排污不排外”

不可否認，實行改革開放，在長期封閉的墻上打開窗口，隨著新鮮空氣進來的，也難免有少許污濁的氣息和蚊子、蒼蠅。但盲目排外是錯誤的、愚蠢的；自覺排污是必要的、明智的。

排外污，更要排內污，只強調外來的一面還不夠，還必須看到我們內部這一面。

-任仲夷簡介

任仲夷（1914-2005）

原名任蘭甲，曾用名任夷，漢族，1914年9月出生河北省威縣西小莊人（西小莊在1940年前屬山東省）。1935年在北平市中國大學就讀期間參加“一二·九”抗日救國學生運動。1936年3月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5月轉中國共產黨。1936年任北平市中共中國大學黨支部書記。1937年任北平市中共西北區委書記。1937—1938年在濟南做平津流亡學生中黨的工作，后任山西友軍第六十六師政訓處組織科科長、政訓處中共黨總支組委，魯西北聊城政治干部學校中共黨總支委員兼政治教官。1938—1945年任魯西北抗日游擊第三縱隊司令部秘書長、泰西八路軍六支隊軍政干校校長、冀南行政公署教育處處長、中共冀南區黨委黨校總支書記、冀南政治學校校長、中共冀南五地委常委兼冀南五專署專員、中共冀南二地委常委兼冀南二專署專員、中共邢臺市委書記兼市長。1946—1952年任中共遼南三地委常委兼三專署副專員，中共大連市委書記兼副市長，中共旅大行政公署黨組副書記、行政公署秘書長，旅大市委常委兼秘書長。1952年任中共松江省委常委兼秘書長。1953年任中共哈爾濱（直屬市）市委第二書記。1954—1966年任中共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兼市政協主席、市警備區第一政委，中共黑龍江省委常務書記。1966年秋開始被批斗，后下放農村勞動。1972—1976年任中共黑龍江省委書記兼省革委會副主任。1977—1980年任中共遼寧省委第二書記兼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中共遼寧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1980—1985年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1985年后退出領導工作崗位，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2005年11月15日在廣州逝世。

中共第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中共第十一、十二屆中央委員，中共第十二、十三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第一、二、四、五、六、七屆全國人大代表。
      在遼寧任職期間，曾在其主持張志新案的平反工作，在廣東任職期間，大力開展市場經濟試點，使廣東走在全國的經濟前列，并推動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中國的經濟改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