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2016年當代文學:文學鏡像中,生活氣象萬千
站在2017年的時光里,捕捉2016年中國當代文學的光亮,具有雙重的出發(fā)點。
其一,2016年被稱為中國文壇的豐收年,特別是多部長篇小說在海量文本中閃爍出縷縷光亮。照進2016年的文學光亮,來自哪些優(yōu)秀的長篇小說?
其二,追隨時間的腳步邁進2017年的當代文學,依然面對的是現(xiàn)代社會的常態(tài)生存與不斷變化、表象的泡沫與真實的硬核,那些攜帶著2016年文字重量的經(jīng)驗或創(chuàng)新,可以為今后的文學創(chuàng)作帶來什么啟思?
今天,本版綜合多方面的評論和各大獎項、榜單的評選,為讀者介紹2016年的幾部長篇小說。這是一種回望,也是一種展望。
2016年,廣闊而豐富的中國當下賦予了文學堅實的故事性。其中具有標志性的是,鄉(xiāng)土成為多名作家筆下的現(xiàn)實空間和價值模式。
賈平凹的《極花》,直接取材自發(fā)生在真實大地上的新聞事件。這一事件經(jīng)過作家文字與情感的發(fā)酵,最終將現(xiàn)實山村的困與痛釀成了一壺烈酒。這樣的酒,不能澆胸中之塊壘,卻可使人清醒——遠離都市,那些容易被漠視的生活現(xiàn)場,肩負著更為復雜沉重的發(fā)展命題。
格非寫《望春風》,讓鄉(xiāng)村走過了漫長的歷史、不同的嬗變,攜帶著鮮活的記憶與思想資源,走到了現(xiàn)代。如同評論所說,《望春風》“沒有把鄉(xiāng)村生活風景化,也沒有從鄉(xiāng)村中心主義的角度來寫,而是作為現(xiàn)代生活的元素來寫”。在經(jīng)歷了關于鄉(xiāng)土粗陋的欲望化、政治化和農(nóng)村化的記憶之后,今天的作家轉向對中國鄉(xiāng)土精神性的回望與反思。
還有,劉繼明的《人境》在鄉(xiāng)村凋敝的主流敘事中,試圖以情懷去重建一個“合作社”;付秀瑩的《陌上》以鄉(xiāng)村中那些命運風口處的人們?yōu)榍腥肟冢瑫鴮懸粋€時代的新鄉(xiāng)愁……2016年度的鄉(xiāng)土寫作,拉伸了歷史視野,構筑了關于鄉(xiāng)村的新的解讀和想象。
與鄉(xiāng)土同在2016年文學現(xiàn)場的是歷史。《慈悲》《流年物語》《軟埋》《朝霞》《繭》等多部長篇小說里,作家置身于不同的發(fā)生地,重返時間的長河,打撈遺失的記憶,或者在歷史中艱難跋涉后回歸當下,或者在消費性的敘事中讓歷史走向某種虛無。
無論落腳何處,對歷史的探尋成為了這一年長篇小說的重要議題。
方方的《軟埋》直接喊出了不要讓時間埋沒歷史的呼聲,以期建構一種“拒絕遺忘”的歷史觀與倫理態(tài)度。
80后作家張悅然的《繭》,是這名年輕作家對歷史進行回望的蹣跚起步。盡管,她是以“歷史被強行植入的方式”來處理歷史議題的,但依然贏得了評論對80后書寫歷史的肯定。
歷史總是在那里。
對歷史的書寫,被關注的不僅是歷史的景致,也是今天對待歷史的方式。當歷史的議題對作家們施展出不朽的魔力時,作家們所代表的當代態(tài)度和思考則顯得如此百態(tài)千姿。
由此,所有的文學創(chuàng)作最終又回到今天的生活現(xiàn)場,在人與事、歷史與現(xiàn)實、打撈與消解、冷峻與慈悲之間,尋求文字與現(xiàn)實的精神性聯(lián)系。說到底,在文學的鏡像中,是生活的氣象萬千。
通過慈悲,懂得命運
從《慈悲》中我們看到對于中國的經(jīng)驗、對于我們共同經(jīng)歷的豐富復雜經(jīng)驗的表達,依然存在巨大的藝術和人性的空間等待著我們去開掘。在這方面,《慈悲》是非常值得探討的,它體現(xiàn)出很多新的、有意思的藝術特質。
——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 李敬澤
2016年,路內憑借長篇小說《慈悲》獲得第14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小說家獎”。
這一獎項多少折射出《慈悲》這部作品的力量與作家的成長史:從傷懷走向悲憫,從鋒利趨于寬闊,路內的寫作已不囿于個人的省思,而開始轉向對尋常人生和對日常生活的透析。這是他關于寫作超越性的一次跋涉。
盡管,《慈悲》書寫的主題仍舊是路內所熟悉的“工廠”空間,但他卻投射到了冷峭時代下人如何生存的問題。小說講述了一家化工廠五十年的興衰史,它既是社會發(fā)展的縮影,也是一代工人命運跌宕的時空。那些卑微的小人物們的恩仇,雖然隱忍于生活之下,卻成為暗流涌動中人性深刻的印記。
評論家認為,就當代文學史而言,路內貢獻了一部忠實記錄此時此刻的作品,那里有五十年來中國工人的生活史;同時,這也是能超越此時此刻的作品。路內以《慈悲》向讀者有力地證明了屬于新一代寫作者的文學尊嚴。
積極的“旁觀者”視角
讀張翎不可能一目十行。我喜歡作品中精致的、略帶反諷語言以及要求讀者參與的敘事風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 陸建德
近年來,多位海外華文作家的作品被改編成熱門影視劇,由此海外華文文學走進大眾的視野。在2016海外華文文學上海論壇上,旅居加拿大的華人作家張翎因其新作 《流年物語》備受矚目。
《流年物語》講述了大時代的流年中,兩個家族三代人之間的中國式家庭生活。從上世紀50年代到本世紀初,家國的風云變幻和命運的浮沉飄零,隨著故事的迤邐推進一一鋪展開來。從文字上讀來,故事是關于貧窮和恐懼的,而往深里細思,它同時也是關于謊言和真相、追求和幻滅的。
遠在海外,書寫故土,張翎是沿著母語書寫的路徑跨越了現(xiàn)實的山水,回返此時此刻的大地,凸顯出一種積極的“旁觀者”的視角。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流年物語》稱得上是代表著海外華文創(chuàng)作的一個當下姿態(tài)。
生活湍流里,普通人的浮沉
《極花》是具有現(xiàn)實提問能力的小說,作家將貧瘠之地寫出了人性豐饒和世事紛繁,既有對人的體恤、對鄉(xiāng)村的探察,也有風俗志式的地方知識譜系的精妙書寫。
——《人民文學》主編 施戰(zhàn)軍
文學評論家陳思和曾用“一頭沙漠里的駱駝”來形容賈平凹,“他邁著沉重雄厚的步伐,跋涉在現(xiàn)實生活的泥漿之上。”
2016年,這頭“駱駝”帶來的是《極花》,作品位列“《當代》 長篇小說論壇2016年度五佳”、“《收獲》文學排行榜”等。
《極花》依然是書寫鄉(xiāng)土,但落到了一個難以言說的點上——拐賣婦女、貧困山村的婚姻問題。小說通過女主人公的第一人稱敘事,講述了一個被拐賣女子的故事。在紛至沓來的順敘、插敘、倒敘等各種手法中,讀者看到了女主人公的痛和抗爭,也看到貧窮山村的百態(tài)。
《極花》取材于這塊土地上發(fā)生的一個新聞事件。對賈平凹來說,“這件事像刀子一樣刻在我的心里。”十年后,他用自己的文字一筆一畫將之刻在紙上、刻在讀者心里。
來自土地的疼痛,“澆灌”出這朵“極花”。在生活撕開的小口子里,作家用文字忍痛深究——“深度夯入生活的地層,刻畫生活湍流里普通人的浮沉”,體現(xiàn)出文學作品向現(xiàn)實提問的擔當。
重返時間河流,探尋鄉(xiāng)村力量
《望春風》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沒有把鄉(xiāng)村生活風景化,也沒有從鄉(xiāng)村中心主義的角度來寫,而是作為現(xiàn)代生活的元素來寫。
——作家、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 梁鴻
2016年年末,《當代》 長篇小說論壇暨第18屆《當代》文學拉力賽頒獎典禮上,格非的《望春風》榮獲年度最佳長篇小說。
小說從1958年寫起,一直寫到2007年,以鄉(xiāng)村里不同的村民故事為切入點,重返時間的河流,刻畫村莊衍變的復雜過程。
快速發(fā)展的城市化進程為“鄉(xiāng)村”的概念注入了新元素,《望春風》深入解讀了鄉(xiāng)村城市化過程中的困惑和隱痛,“今天的人昂揚向前,不習慣往后看。小說的意義就在于通過回顧過去,真實了解自己的現(xiàn)實處境”。
在中國的文學世界,村莊向來是具有寓言傾向和隱喻意義的原型意象。但《望春風》中所推崇的則是鄉(xiāng)村生活中那些鮮活有趣的生命和故事,去努力探尋鄉(xiāng)村內部的精神力量,刻寫一種失落在生活里的昂揚生命力。
以文字的力量,掀開時間的塵埃
《軟埋》中方方用了一個讓我拍案叫絕的方法,特別簡單,就是回憶。
——作家 格非
方方的《軟埋》因“歷史責任感及思想深度折服評委”,入圍2016年第三屆“路遙文學獎”。
《軟埋》的故事很抓人。作者在近20萬字的故事里,講述了女主人公和兒子兩代人在同一段歷史記憶中沉淪、掙扎、追索的故事。但從《軟埋》的題旨來看,它又并不只是寫歷史的小說,因為它的主題已經(jīng)超越了歷史而富有哲學內涵,進而獲得了指向現(xiàn)實的筆觸。“軟埋”的意象或者概念,對某種社會現(xiàn)實有著高度概括力。在引申的意義上,作品把拒絕回憶、用時間把歷史中的一些真相掩埋的情形也視為軟埋。
時間對記憶的“軟埋”無所不在。但歷史的真相終究要有人挖掘和記錄,這便成了作家和學者的責任。《軟埋》正試圖以文字的力量,拭去一點時間的塵埃。它是一個提醒,也是一種打撈。
生命渺小,卻值得不斷接近
我們不習慣那些表現(xiàn)知識的內容,不習慣那些充滿對話精神的內容……而《朝霞》卻在這方面展示了它的方式。
——作家 李洱
2016年,一份全新的文學榜單“《收獲》文學排行榜”首次亮相。吳亮的《朝霞》位列長篇小說排行榜第一。
批評家吳亮曾在新時期文學的發(fā)展中留下了自己的身影。2016年,他以自己的首部長篇小說《朝霞》,完成了一次從未離開的歸來。
《朝霞》是一部關于往昔的小說。上世紀70年代的上海,主人公及其伙伴整日生活在漫無邊際的聊天和格格不入的閑言碎語之中。在對這群游蕩在都市縫隙中少年的摹寫中,吳亮精準把握住了上海那個年代的色調、人們日常生活的步子,以及成長期少年的情狀。在作者筆下,每一個生命庸常渺小卻又值得用文字去不斷接近,堆積出一座城市被遺忘的記憶。
相比內容,《朝霞》的形式更顯露了作者的野心。作為最早肯定中國先鋒文學的批評家,吳亮在這部小說里沒有線性的故事推進,而用碎片紛呈的段落構筑了一個敘事迷宮。這種略帶冒險性的敘述方式,是對中國當代文學敘事形式的探索。
歷史投影下的青春與成長
與張悅然此前的作品相比,《繭》的結尾更多顯露出作者的善意,這部小說如同病歷檔案,同時也提供了一份康復記錄。
——作家 莫言
張悅然名下有一個很重的標簽:80后。
2016年的張悅然,以一部時隔十年后推出的新長篇小說《繭》,贏得了媒體和評論界的關注以及各大榜單的佳績。《收獲》 主編將之視為“一部會改變人們對80后作家整體印象”的作品。
在《繭》中,張悅然雖然書寫的仍是80后的青春歷程,但與眾不同之處在于,它關注的是80后和父輩以及父輩歷史的關系——歷史巨大投影下的青春與成長。
這種成長里,時不時充斥著青春氣質和歷史議題、家族隱秘的沖突。“父輩的歷史,就像是一層厚厚的繭,嚴嚴實實地包裹著年輕一代的生活”,這里的歷史并非線性歷史的一部分,而成為了影響和制約成長的巨大投影。
歷史是繭。作繭自縛,還是破繭而出?在小說中作者通過兩位80后展現(xiàn)了不一樣的歷史觀。因此,評論家認為,這部小說使得關于當代歷史深思的坐席上有了新的表達者。
(本報記者 黃 瑋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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