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是一個急劇變化的時代，作家如何面向現實？省作協近日聯合各市作協及南京大學文學院等單位陸續舉辦了蘇北、蘇中、蘇南基層作家的研討會。大家一致認為，當下多元社會對作家構成了多重挑戰與考驗，作家只有勇敢投入生活，才能獲取創作動力，并進行富有價值的文化審美。省作協主席范小青歸納說，“貼著地面行走，文學才有生命力。”

　　到哪里去尋找鄉愁

　　宿遷作家王清平長期以創作官場小說為主，被文學界譽為中國官場小說“三大掌門人”之一。如今，他把視角轉向平民，剛剛推出的長篇小說《麥田云雀》取材于他親身經歷的蘇北農村生活，展現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蘇北農村尤其是洪澤湖北岸農村的歷史風貌，描繪了那個時代農村、農民的世俗百態和冷暖人生。

　　如今，“鄉愁”是一個高頻詞，某種程度上正是因為鄉愁已經在現實生活中被破壞殆盡。打開《麥田云雀》，發現小說寫的是歷史，卻處處觀照著現實。王清平說，“去年回老家，突然發現兒時的農村記憶，已經變成了眼前的一片片廢墟，數百個村莊已完全被拆除。”這些都給了他極大的觸動，他同時在思考一個問題：農民住進了鴿子籠一般的樓房，遠離了村鄰和千百年的生活方式，他們往何處去？到哪里去尋找鄉愁？

　　王清平說，“關注現實，考驗的是一個作家的社會責任感。”作為一個基層作家，王清平有很多農民朋友，他經常與農民們聊天，體驗他們的酸甜苦辣，思考著農村的發展方向。“現代社會從根本上消解了農村的生產、生活方式，農村空心化是一個必須面對的嚴峻問題。”王清平筆下充滿了悲憫和深情，還有不懈的追問。

　　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丁帆認為，“這部小說在一個商業、消費的時代，審視鄉村的發展變遷和權力結構，這種關注現實的角度可以給我們留下多重思考。”

　　我們為何丟了記憶

　　如東作家劉劍波繼廣受好評的《姥娘》之后，最近又推出新作《消失》，是一部聚焦阿爾茲海默癥(老年癡呆癥)患者的長篇小說。著名評論家汪政認為，“小說關乎社會、民族、國家的記憶，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嚴肅命題。”

　　劉劍波說，早在創作《姥娘》時，他就開始構思這一部小說，關注生命和死亡，是兩部作品的共同主題。小說寫的是一個人，即“爸爸”，但劉劍波要寫的是一群人乃至人類，“迷失和尋找，對應的是死亡和生命，這是一個永恒的主題。”

　　為全面、深入地了解阿爾茲海默癥患者這樣一個特殊群體，劉劍波去縣護理院二三十趟，跟一些患者零距離接觸，為了能真正走進人物內心，他甚至還和這些患者一起搭積木。寫作過程中，劉劍波經常把自己想象成患者，“面向現實，就是要真正扎進社會生活，真正走進人物的內心。”他說。

　　“我還和我形影相隨嗎？”記憶的消失，對個體來說，當然是一個痛苦的事，而對一代人、一個民族來說，失憶更是一個巨大的悲劇。劉劍波深有感觸地說，“我們為何丟了記憶？在如今這個社會，我們很少問，我在哪兒？我去何處？現代人應該停下腳步，好好看看自己。關注自己的存在，考慮一下如何安放自己，然后才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讓物質去等等靈魂

　　南京作家余一鳴是南京外國語學校一名語文教師，近年來在文學創作上風生水起，《不二》等小說贏得廣泛贊譽，最近推出的《種桃種李種春風》更廣獲好評。余一鳴出生在南京高淳農村，他的小說來源于他豐富的人生經歷，更來源于他對社會、時代的深入思考。

　　近年來，余一鳴不少小說聚焦的是一個令人關注的群體，那就是“土豪”。這是一群先富起來的人，包括了包工頭、船老板、養殖大戶等等，但這些人在物質上富裕起來的同時，精神上卻還是處在極其貧窮的狀態，轉型期的“社會病”在他們身上集中爆發，其中摻雜著社會分化、貧富不均、公平缺失乃至傳統與現代的沖突與糾葛。在余一鳴筆下，這些“土豪”身上自尊與自卑、低調與張揚、麻木與掙扎交織在一起，“如何讓他們在物質上富裕的同時，精神和靈魂也能同時富裕起來，讓物質等等靈魂”，在寫作中，余一鳴一直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

　　作家關注現實，一方面來源于自己的生活體驗，另一方面，更要投入生活。在近期的創作中，余一鳴把目光投向了他熟悉的教育領域，《種桃種李種春風》反映教育資源不公、教育功利化的現狀，以及畸形教育觀擠壓下人性的異變。余一鳴說，“貼著地面行走，當然不是說作家復制生活，某種意義上說，是為了超越現實，最根本的目的是進行文化審視。”